现实社会主义：世界主义和国民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主义论文,国民论文,现实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 － 2359（2000）04－0059－03
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日益把各国紧密地联系起来。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在这种日益“世界化”的国际环境中，现实社会主义如何求得自己的发展呢？现实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出路何在？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这里，我想谈一个迄今为止人们不曾谈论过的现实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世界主义和国民主义的问题。
一、世界历史的开创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世界历史”理论
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表明，人类社会最初是从一些孤立的点上发展起来的。随着交往和生产的发展，以及部落、氏族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终于揭开了人类文明史的篇章。在国家制度形成的相当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各民族尽管时或有所往来，但总的说来，它们还是在相对孤立和封闭的状态中沿着各自的运动轨迹缓慢地向前演进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巨大革命。它结束了孤立的民族创造史，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把每个民族都融进了这个世界史的进程中，并由此创造出了它以前的所有世代所难以想象和无法比及的巨大生产力。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以其超人的智慧考察了全部人类文明史，把人类交往史归纳为人类生产发展史，并揭示了人类历史转化为世界史的发展态势和运动趋向。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主要有这么几个重大观点：
（1）自资本主义开拓世界市场以来， 历史才真正地转化为世界史，任何民族都融进了这个世界史的创造过程中，而保持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已经不可能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了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极其低廉，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取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阶级。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
（2）世界历史就等于人类文明和生产力的直接累积和加速度发展，或者说是各个单一国家的文明的相乘和倍增。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世界交往一旦普遍发展，世界财富就会加速度倍增，并使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在世界历史轨道之外独立发展。正是由于历史的“世界性”，所以，“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
（3）共产主义只有在世界体系中， 只有在世界体系所造成的巨大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并取得最后胜利。马克思、恩格斯说：“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3 ]他们还强调说：“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作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4]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世界历史”理论是他们观察和思考共产主义革命的重要依据。现在引起学者们广泛重视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东方社会”理论，是与他们的“世界历史”理论相统一的。确实，马克思、恩格斯曾经特别关注东方社会以及俄国的前途问题，他们曾提出，俄国既可能走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也可能争取社会主义的前景。当然，对后一种前途他们是作了重大限定的。他们说，对于后一种前景，这需要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那就是外部的推动，即西欧经济体制的变革，资本主义体制在它最先产生的那些国家中的消灭。”[5 ]在马恩合写的《共产党宣言》的《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他们指出：对于俄国公社的命运，“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6]
二、现实社会主义必须积极参与世界经济政治体系
的确，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并不一致，现实社会主义都不是由“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建立起来的，但毋庸置疑的是，它们都是国际政治运动的产物，也就是说，它们是世界历史的产物。它既然从属于世界史，它就应该而且必须创造条件参与世界史的创造过程，也就是说，它必须从对世界经济文化的交流中不断获取营养和能量，否则，它就不会有任何生命力，它就必然会被世界历史所淘汰。尤其考虑到现实社会主义都是脱胎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他对于整个世界文明的学习和交流就更显得必要。无可否认，社会主义与当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体系存在着必然的对立，但是发展生产力的共同要求和共同规律又把二者给紧密地结合了起来。这一点，列宁晚年就已有了深切的理解。他说，由俄国革命所开创的社会主义“并不越出世界发展的共同路线”，相反，对于世界先进文明的交流和学习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他指出：“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他还强调指出：“继续前进并吸收欧美科学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第一等的任务。”[7]“社会主义能否实现， 就取决于我们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机构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8]
但在列宁之后，“两个市场平行论”、“一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论调非常盛行，结果使社会主义国家失去了利用世界经济格局变动而发展自己的机会。在1978年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后，邓小平进一步发展了列宁提出的对外开放、学习资本主义的理论，率先阐明了开放就兴盛、封闭就落后的道理，并提出了“全方位，大开放”的对外开放理论。这个理论的实质就是要求面向世界，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在这方面，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找到了中国与世界经济结合的纽带。
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生产过程日益全球化，跨国公司成为世界经济活动的中心，经济文化交流已使世界日益变成了一个“地球村”。闭关自守的状态再也不可能维持下去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社会主义要求得发展，根本出路在于奉行积极参与的“世界主义”。
世界主义的意思就是要勇于走向世界，积极参与世界经济政治体系，认真学习任何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有用经验。社会主义的前途归根到底只能在“世界化”的大趋势中去寻找。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要丢掉自己独有的、民族的特色。这就牵涉到现实社会主义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世界主义”和“国民主义”的问题。
三、现实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世界主义”和“国民主义”问题
这里用的“世界主义”和“国民主义”概念来自德国古典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这本书是李斯特针对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经济政治理论而写成的。按照斯密的观点，自由贸易、国际分工将会逐渐导致国际融合，并最终会建立起一个无所不包的世界联盟。因此各国应该奉行自由贸易政策，尊重国际分工现实，而不要进行干预。李斯特则认为，斯密的理论实际上是一种世界主义经济学，它抹杀了各个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特点，错误地以“将来才能实现的”世界联盟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李斯特原则上承认斯密所提出的社会发展目标——把全人类联合在一个“无所不包的联盟”内，并且也同意人类联合的经济形式——自由贸易，但他同时指出：当各个国家利益不同并且发展阶段不同的时候，片面强调自由贸易和国际联盟可能只对其中一个国家有利，而其他的国家都成为附庸，因此具体的联盟只有在彼此以平等地位相待时才对大家有利。由此，李斯特反对在经济地位不平等情况下的“自由贸易”和“世界主义”理论，而主张实行保护民族利益的“国民主义”政策。
李斯特还写道：“我们的世界主义是建立在坚固的基础上的，即建立在民族的基础上。……我们首先是国家公民，而后才是世界公民。”李斯特向德国民众提出了口号：“当代要解决的任务是完善我们的民族，而不是完善全人类！”[9]
我们已接受了不少的关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思想，但我们对稍晚于他们的李斯特的思想了解得也许是太少了。现在，读一读他的有关“世界主义”和“国民主义”的论述，对我们应该有更亲切的感受。当然，李斯特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谈论问题的。我们不妨从政治的、文化的角度提出一个问题：现实社会主义必须奉行世界主义，积极参与和融入世界经济政治体系，这是否意味着要牺牲我们的民族利益，丢掉我们的民族特性，放弃我们的民族文化呢？事实上，迄今为止，凡是一些在世界事务中占支配地位的大国就是这样来理解“世界主义”而排斥“国民主义”的。
首先我们应该承认，当民族国家还存在的时候，民族利益就是永恒的，就是至高无上的。我们积极参与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也是从民族利益出发而作出的选择。但是，这种积极参与的“世界主义”不仅不会而且也不应该使我们丢掉自己的民族特性，放弃我们的民族文化。只有具有差异性的东西才能互补，只有具有互补性的差异性才有价值，这就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所说的“和而不同”，用现代的话说是“多元一体”。“和而不同，多元一体，互补互谅，和平共处”正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理论基础，也是全世界人民应该共同努力追求的方向。
收稿日期：2000－0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