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即将召开_遵义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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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遵义会议》表现了1935年1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期间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历史史实。这幅画是为中国革命博物馆创作的。创作历时2年,从1994年8月起,四易其稿,上画布又用去一年零两个月时间。创作之隙,也偶尔小记,现略加整理,以为小结。

透明度

1988年至1993年的6年间,我画了连环画《地球的红飘带》。这套画共926幅,其中有关遵义会议的情节26幅。文字作者王素同志长期与画家合作,深知画家一般最怵画开会,便体谅地建议:开会的情节可以以文字为主,适当配些插图。我和她说:遵义会议这般内容很重要,文字可以尽量展开,图完全能够保证。请放心,艺术上我已经有想法了。所谓“想法”就是区别于其它行军作战场面,把遵义会议这一段落画成一个肖像群的组画,为参加遵义会议的红军高级将领塑像,忌讳难得。其中,我要画一幅全体与会者二十人(形象相对完整)在会场的画面,这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宿愿。这是一种对半个世纪前重大历史事件的透明度的追求。要知道:连遵义会议参加者的名单都是在会议过了47年后才最后确认的。

这一幅画我选择了即将开会的瞬间,既自然又有引而待发的构想。这是连环画的137幅。《地球的红飘带》小说作者魏巍写道:“会场上充满一种愉快的和悦的气氛,按照共产党的家风,本来也就是这样。尽管将要开始的会议,带有极其深刻的、严肃的甚至是不可调和的性质,但在开会之前,你却看不出有什么紧张的迹象”。“那些椅子,警卫员本来摆得很整齐,这些过惯战争生活和游击生活的人,却把它拉开来,坐得松松散散好像过于拘谨正规,已经不再适合他们的性格。”我很欣赏这段文字,它成为这幅画的基调。

全套连环画平均一两天画一幅,而这幅画我用了整整半个月时间。它成为后来油画《遵义会议》的基本格局。

因为没有照片

就资料而言,长征这段历史留下的照片资料很少。迄今为止,我见到的长征照片不超过5幅。即:红二方面军在湖南新化县、贵州大定县的3幅;红二十五军渡渭水的2幅。而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则一幅也没有发现。我常常琢磨:是没有拍,还是没有保存下来?遵义是贵州重城,很可能有照相馆。中央红军二进遵义历时近半个月,为什么没有留下一幅照片呢?我思来想去,只能得到一个结论:当时的形势太严峻了!在“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遵义会议的评价,谁还会想到照相的事呢?遵义会议在我党的历史上可以说是大挫折换来的大觉醒。20年前我第一次去遵义,看到会场旧址的解说词有这样一段话:“党的路线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这是流了多少鲜血付出何等大的代价才得到的啊!”当时我深为震动,至今体会愈加深刻。因为我党后来又经历了第二次“生死攸关的转折”,那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这又是一次大挫折换来的大觉醒。这说明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忘记历史,就会受到惩罚。为了新长征路上的胜利前进,我们应当告诉后人真实的历史,尤其像遵义会议这样充满了深刻的思想意义的历史。

有记者问我画“遵义会议”的动机,我只说了一句话:“因为遵义会议没有照片。”当然,历史照片资料的空白是无法弥补的。但好的历史画能达到比照片更可信更真实的水平。这很难,不过值得试试,为什么不呢?

滚雪球

从一幅连环画向独幅油画过渡,这是个漫长的征程。先入为主,加之思路不明,又怕丢掉优点,暂且也保留了缺点。我完全按原画结构用油画画了第一幅草图,然后去广泛征求意见。1994年的下半年内,我一直在听意见、理思路。我得到了老红军与专家的热忱帮助。特别令人感动的是王朝闻老先生就草图写了3页纸的意见,甚为中肯,这都是丰厚的馈赠。

吸收营养,关键在消化。我努力寻找连环画原稿最初的感受与立意,看其是否能够有发展前途,能否成为一个创作的核心。然后把各种意见包容进去。

肖像群,这是我找回和明确化的创作核心。

不是“排排坐”,不是“排排站”;是有情节限定,又非清洁化;有环境容纳,又非场面化,可以说是有倾向的平衡。所谓“平衡”是指兼容肖像画与情节画共有的特征,“倾向”则指群像性。“开会”,给予了画面身临其境和自然的条件,而表现“开会的人”则是根本的任务。

尤其是遵义会议的参加者,其中的大部分人对中国本世纪的社会进程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既平凡又非凡,体现出一种朴素与崇高相结合的精神境界和美学价值。他们的人格本身就具有一种伟大的感染力,如果在肖像艺术中得到折射,哪怕不是全部,就已经相当光彩照人了。

围绕“肖像群”的创作核心,我对原草稿实行了几项改革:

1.淡化情节(比如谈话),减弱相应的动作与表情。

2.调整人物关系,形成中心。在第一中心中又开辟了第二中心。

3.扩大视角,完整构图。

4.打开门窗,加强环境与纵深感。

以上创作办法我称之为“滚雪球”。

珍珠的核心不过是一粒小沙子,雪球的核心则是个普通的小雪团,它们本身未必非凡,但它们却具有包容、团结的特性,因而有着可观的发展前途。不起眼的小雪球越滚越大,一层又一层地膨胀起来,终将发展成相当规模的大雪球。

什么山上唱什么歌

“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是30年代末朱、毛率领红军打游击时常说的一句话。这可以说是实事求是的思想的战术体现。在艺术创作中,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也应如此。有两个因素:其一是画家的旨趣和特长对内容的选择;其二为形式围绕内容施行的创造性发挥。它们之间并不矛盾,本来画家的风格也是在不断变革和运动中形成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谁都如此。不管横比竖比,较之国内外历史画的经典,它既没有戏剧性高潮,又无丰富的环境、道具,技术上难以发挥。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考虑问题,挖掘自身潜力,实际上又大有文章可做,从平淡、真实、自然、朴素之中也能焕发出另一层光彩。研究起来,这些非凡的历史人物的性格、气质都有相映的外在形式和独特造型的。就连军棉袄的衣纹都像镌刻着战争生活的轨迹,充满了生命力。此外,本世纪初旧中国那种历史感,在绘画不用也是很有表现余地的。总之还是要从特殊的内容去找独特的表现手段。本来嘛,“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乞丐不必和龙王比宝”,还是“什么山上唱什么歌”。

沈尧伊 遵义会议·草图·(油画·局部)

油画《遵义会议》在技法上主要是两个措施:

一是以线为主的造型。具有硬度的版画线与体积结构、明暗的结合。

二是在色阶上压缩色彩区域,有变化的暖灰色调。

这些技法上的追求,有些是我熟悉的,可扬己之长,有些则是陌生的,不习惯的。因而遇到了诸多棘手的问题。这些磨炼,使我受益匪浅。其实技术熟中带生,并非坏事。滚瓜烂熟,并非好事。

总之,油画技术的合理变革与运用,也是“滚雪球”创作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假如历史是一个立方体

我画长征题材,算来有20多年了。从1975年起,先后画过5幅超过3米宽的表现长征的油画,十多件连环画、插图与木刻。质的进展是从连环画《地球的红飘带》开始的。究其原因,最根本的问题是走近历史,是对历史深入的认识和从造型规律角度对历史的解读。

假如历史是一个立方体,它就有六个面,每个面皆成文章,然而面不过是面,只有面的组合,才有了体积,有了容量,才是全面的,立体的。从平方到立方,这就是质的飞跃。历史的真实是指本质的真实。这种本质的真实应当有丰富的内藏与多彩的外在形式。就像光线照射下的立方体,它呈现亮面、灰面、暗面、反光及投影。黑、白、灰,既变化又相互渗透。它们在对比中强烈地区别着,但又没有绝对的白,也没有绝对的黑。历史就是这般丰富。

我突发奇想,看历史就像看一幅大画,太近,看的很清楚,但缺少全局感,只有退到一个最佳距离,才能综观全面,既有整体,又有主要细节。然而,再向后推移,一切将变得模糊。此时,在最佳距离的观察就显得其甚有价值了。

长征过去60年了,我们正处在观察、理解、研究、表现这段历史的最佳距离。长征,这是对中国社会发展永远起着重大推动作用的伟大历史事件,它在中国永远以新的形式继续着。长征是永恒的。当我为油画《遵义会议》收集创作素材,第五次踏上长征路时,我似乎觉得历史与现实的界限已经融化。

我想,历史画不仅表现历史,也表现了作者、作者与社会的关系和现实社会的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好的历史画也就是当代史的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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