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文化的建构逻辑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_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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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我国首次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出凝练和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何以提出？其构建是否已经完成？将来又有可能呈现怎样的形态？基于这些问题，本文将从价值文化建构的角度对核心价值观的构建逻辑做出分析，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进行探讨。

      一、价值文化及其建构

      对于“文化”一词的理解，学术界存在较大分歧。“文化”一词源自古罗马，在古代西方主要表示哲学意蕴，意为人的灵魂的塑造与培养，用灵魂来理解世界的本原。在西方现代语境中，文化的含义已经发生改变，呈现多元化、复杂化的趋向。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B.Tylor)在《文化的起源》中将“文化”定义为“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任何能力和习惯”[1](P1)，首次从整体层面对“文化”进行了界定。此后，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不同流派提出了多种多样的文化概念定义。与西方的“文化”是单个词汇不同，中国古代的“文化”实为“文”与“化”两个字的组合，“文以载道”谓之“文化”。近现代以来，中国从西方引进的“文化”概念与西方的文化含义贴近。本文采用美国社会学家保罗·布莱斯蒂德(Paul J.Braisted)在《文化合作：未来时代的基调》中对文化的定义：“文化是一个具有多种意义的语词，这里用作更为广泛的社会学含义，即是说，用来指作为一个民族社会遗产的手工制品、货物、技术过程、观念、习惯和价值。要之，文化包括一切习得的行为，智能和知识，社会组织和语言，以及经济的、道德的和精神的价值系统。一个特定文化的基本要素是它的法律、经济结构、巫术、宗教、艺术、知识和教育。”[2](P6)

      在这里，主要强调文化作为共同享有的价值观念、信仰与行为习惯的特征。文化本身具有价值属性与维度。这种价值属性体现在文化中就表现为价值文化。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文化模式》一书中认为，人类行为的选择有自身的社会价值取向。人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各种规矩、习俗、礼仪等组成一个地区或民族的文化模式，每一种文化模式都存在特定的价值系统，即社会价值和观念，每个个体都生活在由自己的文化所制度化了的泾渭分明的架构中，个体的行为往往打上深刻的文化模式烙印，真正把人们维系在一起的是共有的观念和准则，即特定的社会价值观，它构成了文化模式之间的差异。[3]国家、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碰撞主要体现在价值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文化软实力的彰显也主要体现在价值文化的输出能力上。价值文化是深植于人的思想与行为中关于“应不应该”“值不值得”的信仰与观念，它影响人们行为方式的选择以及对事物的评价，对人的思想和行为具有规范和导向作用。规范与完善人类自身，使人得以优化与提升，是价值文化的实质。而从“人”的角度理解文化，文化即人化，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使人得以发展和完善。从这个角度而言，价值文化就是文化的本根。

      从动态的视角了解文化，可以发现文化是一种创造的过程。价值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也是一个建构的过程。哲学意义上的建构表现为一种价值论上的转向，即世界从一个与人无涉的自在世界转变为人创造的世界，把人作为主体，从人的立场和视角观世界。近代建构主义的奠基人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认为“真理即创造”，真理是人在创造的过程中组合和创作出来的。康德提出“对象要依照知识”以及“人为自然界立法”，将客观知识来源问题转变为人的主观认识能力问题，实现了认识论的哥白尼式革命。文化是人类主体与客观境遇相遇时产生的，人类建构文化的过程，就是人与世界对话的过程，即人在对话中建构自身与世界。价值文化的建构，实质上是一种文化模式的整合过程，使文化成为自觉的创造性活动。价值文化的建构性体现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上，它的产生有主体(人)和客体(世界)两个方面。主体性体现为人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价值文化在根本上是人的实践活动创造的；客体性表现为世界满足主体需要的客观性，只有在客体的存在前提下，价值文化的创造才有可能。只有主体自身，是无法在个体思维世界中进行凭空创造的，而缺失了人这个主体，客体世界只是无生命的空间，是一系列符号的堆砌。价值文化本身并不存在，只有附着于人与世界当中才能成为具有意义的引力场，推动人的优化与人类社会的前进。这是一个人“化”自己及其世界的自建、互建、共建过程，人在与世界的互动中建构价值文化，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强调社会的客观存在，二者缺一不可。在这个过程中，人既建构自身，又改变了客观世界，而价值文化的符码系统又进一步推动了主客体的发展。如此循环，遂成一套文化逻辑。

      主体的差异性与客体的复杂性决定了价值文化具有多样性特征。人与世界的互动纷呈多态，一方面，人的主体性是具体的、多样化的。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都存在诸多差异。另一方面，客体世界在生活方式、社会制度、地理环境等方面的不同都可能造成主体之间的差异性，使价值文化呈现多样性的现实，也因此有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在价值文化的建构中，应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即反对“元叙事”与“划一思维”，对僵化的、单线的文化建构进行批判与反思；提倡异质多样的文化意向，即提倡多维视角和多元方法，倡导文化多样性，强调多元融合的价值取向。以反思批判性的思维方式保持对绝对真理的质疑精神，以多向度思考方式对待问题，避免陷入一元论泥沼。以此审视价值文化的建构，我们可以理出一条批判性与建构性并存的多元文化价值取向线索，文化的构建将获得巨大的张力。在价值文化构建中反思文化本质主义倾向，避免僵化、封闭的思维模式，将普遍文化、多元文化、个体文化融入文化架构网络中，提倡文化的多元融合与互动发展，可以使文化的构建获得更具张力的话语空间。

      一、价值文化建构的逻辑范式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尝试在梳理价值文化建构的逻辑的基础上，阐释价值文化建构的运演系统(见图1)。

      

      图1 价值文化建构的运演系统

      在图1中，价值文化由两种张力构建而成。垂直张力在主体(人)与客体(世界)之间，水平张力在发生与完善之间。在这两种张力的中心存在一个中介物，这个中介物就是价值文化的建构过程。两种张力的互动构成的概念思维图景便是价值文化结构的运演系统。价值文化的建构是人适应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相互作用过程，也就是人的内部协调活动和外部协调活动的相互作用过程。

      因此，关于价值文化建构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中介物的建构问题。中介物作为主体与客体、发生与完善之间的接触点，循着由外部和内部所给予的两个方向发展，对价值文化的详细构建正是依赖于对中介物在两种张力间的逐步建构。中介物的运演过程也就是价值文化建构的过程，如图2所示。

      在这个运演过程中，对于文化要素的提炼是价值文化建构的起点。一个国家与社会的文化形态从来就不是单一的，多样性文化是国家的文化常态，因而作为文化核心的价值文化，必然也是包含多样文化因素的。

      

      图2 中介物的运演过程

      在人类发展过程中，人与社会的互动产生了文化，由于人具有共同本性，所以在这种一般互动性中产生了具有普遍性质的文化。今天对于“普遍文化”的理解存在很大分歧，甚至有学者认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普遍文化”。在这一点上，笔者赞同汤一介先生的观点：“如果不承认在各民族文化中都具有普遍意义的因素，那就很可能走上文化的相对主义，认为没有什么真理(哪怕是相对意义的真理)，只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样一来，在不同文化间很难形成对话，很难对遇到的共同问题解决达成共识。例如，关于自由、民主、人权等观念是否在现代社会具有普遍价值意义。照我看，虽然自由、民主、人权就其根源性上说源自西方，但它是现代性的重要标志，而中国社会以及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正在走着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它是具有‘普遍价值’意义。”[4](P9)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法治、公正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在价值文化的提炼中，如果没有一个大家都认可的共性，就极有可能陷入文化相对主义甚至文化保守主义。但是，文化中的普遍因素与西方发达国家宣扬的普遍价值是否一致，是存在争议的。这些普遍价值“不等于现在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某些学者和政客所鼓吹的他们的那种自由、民主、人权。那些学者和政客鼓吹的自由、民主、人权并不是具有普遍价值意义的自由、民主、人权。但我们不能就因此否定自由、民主、人权等真实的理念。生活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世界之中，人类社会要生存和发展下去，不仅需要把中华文化中有特殊价值的思想资源贡献给人类社会，我们还要认真地研究和发掘各国家、各民族文化中具有普遍价值意义的思想资源。”[5](P9)

      在普遍文化的基础上，由于各个国家、民族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差异，形成了多元文化形态。基督教文化、儒家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为当今世界四大主导文化形态。由于各国具体历史、环境、习俗的不同，在这四种文化形态下又存在着多种次生文化形态。民族、种族、地域、宗教等差异构成了多姿多彩的文化图景。倘若忽略文化中多样性的存在，一味追求文化的普遍性与一致性，就有可能导致文化的冲突，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千年来的斗争就是典型的例子。正因多元文化的存在，人才有了创造的空间与土壤，才有了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融。如果失去了这种多样性，文化也就失去了赖以发展的动力源泉。

      个体文化，也叫个性文化，顾名思义，就是人的个体性。如果说普遍文化是文化形态的基础，多元文化是文化发展的动力，那么个体文化则是文化之所以存在的根本。人的个体性，就是人的独立思维特性。在价值文化建构的运演系统中，人是主体，正是通过人的内部协调活动与外部协调活动构建起了价值文化，而人的思维能力则是这个系统的关键。如果失去了思维特性，人便成了与动物无异的纯生物个体。如果一个国家、民族丧失了个性，这个国家、民族也就没有创造性与发展性可言。

      价值文化形态的初步形成，必须要融合普遍文化、多元文化与个体文化，在此基础上，进行原则性建构与具体性建构。所谓原则性建构，即一个国家的基本价值文化形态；具体性建构则是在基本价值文化形态下的具体原则。这个过程，本文称之为“价值文化的初建”。“初建”是价值文化建构的起点和核心，是构建良好的价值文化体系的最重要的阶段，但这种初始状态只是价值文化运演过程中最初级的形态。在价值文化的基本形态形成之后，需经历“适应”的过程。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自觉建构”阶段，也可说是价值文化的社会化与个体认同阶段。文化形态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社会环境、经济、制度、公民心态的变化而变化。“自觉建构”包括“同化”和“调节”两种机制。“同化”即将外部环境中的新的文化要素纳入原有的价值文化体系中，就像消化系统吸收营养物一样。“调节”是指在受到外部社会环境的刺激后，价值文化发生变动以适应外界环境的过程。人通过“同化”与“调节”的“适应”过程，通过与环境的互动，不断吸收新的价值文化要素，调整原有的形态，使价值文化达到一种“平衡”，从而使价值文化体系进入“初完善”阶段。

      如图2所示，价值文化初建—适应—平衡—初完善，仅为价值文化建构的第一阶段，此阶段的“平衡”尚处在较低水平。在经历了第一阶段后，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价值文化将进入新的“失衡”状态，也就是价值文化与主客体的失衡，不再适应人的发展与社会环境的变迁，此时就要再次进入“适应”过程。这个“失衡”状态就是下一阶段的起点。在环境变化引起“失衡”状态后，人通过内部协调与外部协调再次对价值文化进行“同化”与“调节”，从而进入新的“平衡”状态。第一阶段建立起的初见雏形的价值文化体系，还将经历第二、第三阶段等等，不断循环发展完善。每一阶段的价值文化体系相较于前一阶段都有质的不同，但每一阶段都不能视为一个绝对的开始，而是经过连续不断地转变产生的结果，是在渐进协调的过程中发展。比如美国，其价值观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已经经历了“多样性白人文化”“主导性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多样文化爆炸”三个阶段，并且还在不断地变化发展中。

      显然，价值文化既不是人凭空创造出来的，也不能看做是在社会环境中预先存在的，而是起因于不断的建构。从初级价值文化形态到复杂的价值文化体系，其建构过程依赖于人的实践活动。建构就是从一个较为初级的结构过渡到高级结构，因而价值文化体系也会经历从不平衡到平衡的过程，从比较简单、粗浅的单个价值文化要素到在深度、广度上都较为丰富与完整的价值文化体系的发展，这是一个呈阶梯状循环发展的过程。这个运演系统注重人的主体作用，同时以客观社会存在作为依据，把环境看做是人发挥建构性的背景。可见，价值文化的建构必然是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这个过程通过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不断趋于平衡，形成阶梯循环结构体系。

      三、从价值文化建构视域审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的根本目的是重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在物化生存的当今社会中解决精神懈怠的问题，解决理想、信念、斗志与凝聚力的问题，重建民族自信、文化自信与价值观自信。

      秦家懿和孔汉思(Hans Kung)将世界宗教文化分为三个河系：犹太基督教伊斯兰河系，以“信仰虔诚”为主要特征；印度教河系，以“神秘主义”为其特点，教义的中心是体验万物合一；中国河系，以儒家、道家为主，既不是先知也不是神秘主义者，而是“哲人宗教”。[6](P2-3)他们把文明、文化放在世界整体中来讨论，这种视野与研究方式我们在研究中国的核心价值文化建构时值得注意。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应对中华民族起到指导作用，而且要对世界文明做出贡献。

      中国的核心价值从古至今发生了多次演变。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文化逐步占据中华文化的核心地位，传统的儒家伦理价值观深深熔铸入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中。仁爱民本、贵和尚中、厚德载物、内圣外王、敬老慈幼等，这些儒家传统价值观成为中国人的精神符码，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中。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点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重视人与自然的统一，在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重视人与人的和谐。用传统名词来说，前者谓之“天人合一”，后者谓之“以和为贵”。[7](P87)但是，近代以来，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与“文化大革命”后，传统文化在大陆民众中的影响力逐渐衰弱，甚至出现“断裂的一代”，其状堪忧。从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五四时期的“德先生与赛先生”、民国时期的“四维八德”、新中国成立后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到改革开放后的“致富光荣”，每一次的转变都给当时的社会环境带来巨大影响。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汲取积极因素，使核心价值文化深入民众情感，依然有许多值得反思之处。

      社会主义文化，是除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外对中国人民影响最深的文化形态。社会主义的文化核心是追求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的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P53)19世纪以降，无产阶级的斗争无不围绕着追求生产力的解放、人的解放和社会公平正义而进行。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了阐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9](P373)社会主义的价值文化，源承于马克思主义，体现并包含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必须要明确社会主义的当代含义，明确社会主义的文化核心，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本质、人的本质出发提炼理念，如此，才可树立社会主义自身的文化自信与价值认同。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中国，对中国原有的价值文化体系造成冲击，尤其是全球化带来的价值观冲击，使文明间的冲突更加激烈。事实上，自19世纪以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就已经相互交流了，在当今中国社会，已经很难将二者完全区分开来。西方的价值文化从古希腊的“四大美德”(公正、智慧、勇敢、节制)，中世纪的“神德”，到文艺复兴以来“人的解放与自然的发现”，追求自由、平等、民主等等，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价值体系。当今世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异更多地体现为文明的碰撞。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也指出：“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对国家最重要的分类不再是冷战中的三个集团，而是世界上的七八个主要文明……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10](P6-7)全球化带来了多元文化的交织激荡，也昭示中国的文化符码进行时代调整的紧迫性。对待不断涌入的西方文化，有必要有选择地进行吸收、借鉴，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形成新型价值体系。

      作为人类文明的一个分支，中国的价值文化必然要体现人类的普遍价值文化。人类普遍价值文化，就是带有人类共性的价值取向。这种普遍文化与西方宣传的“普世价值”并非一物。虽然对于普遍价值文化学界尚未达成共识，但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公正、人权等价值取向确为人类共同追求的理念。劳伦斯·哈里森(Lawrence E.Harrison)也表示，有些价值观范式是跨越地理界线的，在很不相同的环境下都会产生相似的结果。[11](P21)我们在构建价值文化的过程中，既要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立特质，也要注意人类的普遍价值文化，以辩证思维方式解决好文化的变与常的问题。正如张岱年先生所指出的，文化发展过程中包含一系列的相反相成、对立统一，应该用辩证的思维解决好文化的变革性与连续性、时代性与民族性、交融性与独创性、整体性与可分性。[12](P84-89)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需要融合普遍价值文化、社会主义价值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及各类多元文化，在多种文化形态的基础上整合核心价值观，树立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这不仅是中国文化建设的基本环节，也是当今国际软实力竞争的重要一环。软实力的强弱决定了我们的文化吸引力、价值观吸引力甚至是国际话语权的强弱。构建一套合理的、为广大人民群众接受与认可的价值观体系，对于提高国际影响力至关重要。24字核心价值观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个人层面将以上所说的各种文化形态进行了提炼与综合，“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13]

      当然，我们现在还处在价值文化建构过程的初始阶段，我们凝练出的核心价值观还是初级形态的。在价值文化的社会化过程中，它必然会与现实发生冲突，出现种种失衡的情况，进而经历“适应”阶段。例如，当前我们面临着严峻的信仰挑战，这种挑战最显著地体现为信仰缺失，物化生存。对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双重信仰危机，对物欲的盲目崇拜，使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似乎陷入了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困境，人与人的关系变成物与物的关系，对物的价值崇拜甚至高过人的价值，继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道德危机。伴随着信仰缺失而来的是文化的冲突。在多元文化交织背景下，西化与本土化、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论争不断。这种文化冲突不仅表现在狭义的文化上，也体现在经济、政治理念的纷争中，对西方自由经济、民主政治或过度崇拜或极端反对，对中国未来走向的思考产生了激烈的思想交锋。引起信仰危机与文化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代际价值观的转变。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由于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均收入与受教育水平显著提高，生存不再是主要问题。相比于中老年一代注重经济增长、安全秩序、集体荣誉等，新生代更为注重生活质量的提升，关注自我价值的实现，对经济、政治生活积极参与，对多元文化表现出宽容态度，从追求与生存相关的文化规范变为追求与个体幸福有关的体验。这种差异类似于派伊(Lucian Pye)所说的，文化价值观总是成簇的价值观，它们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可以有不同的组合方式，因而产生不同的效果。[14](P357)代际价值观的转变从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正面临着知识社会的转型，经济的发展引发文化的渐进转变过程，经济、政治、社会系统与文化变迁相互影响，民众的诉求日益增长，这些是在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中不可忽视的。

      在这个“适应”过程中，我们需要对面临的种种挑战做出积极回应与调整。比如，相比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解放”的核心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的仁义礼智信的价值观和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显得内容相对复杂但核心价值并不突出，需要在这24字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以普遍性价值代替层次性价值，使核心价值观更加简洁和易于传播；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普遍文化的同质性与异质性进行更好的提炼分析，从而缓和文化的冲突，加强文明的对话；需要协调好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在个体价值、个体权利凸显的时代背景下，构建能够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与创造性的价值体系，同时不背离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所重视的集体价值观。在“适应”中用“同化”“调节”的方式，以包容的心态吸收多元文化，在保持自身独立文化特质的基础上不断地进行自我调节与重新组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15]这种多元包容性正是我们推进、弘扬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方向。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是对已有的价值文化要素与文化形态进行整合、提炼与深化，而不是凭空出现的口号。价值观建设不等于价值观宣传，而是价值观融入社会生活的过程。价值观的传播如果仅仅采用宣传和讲道的方式，收效是十分有限的。如果人们学习到的价值观与他们在实际生活中感受到的不一致，核心价值观就有可能流于空谈。因此，要使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关键要使之深植于经济、制度、社会土壤中，从经济上奠基，于制度上保障，在社会中践行，只有扎根于实际中的价值观，才能够使人们从内心接受并认同。

      需要指出的是，价值观的建构过程并没有终点，换句话说，没有一个价值观模板，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国正面临着深刻的社会转型，市场化改革、制度调整、社会文化心理的变迁等决定了我们的价值体系必然不是一成不变的。新加坡在1991年确立了以儒家文化、各种族传统文化、现代西方文化多元融合为基础的“共同价值观”后，不断加以调整完善，如在进入21世纪后增加了自由民主的成分，更加注重个人价值的彰显。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在近几十年也经历了重大变化，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的“世界价值观调查”表明西方国家正经历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变。[16]可见，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动态发展、不断建构的过程，这种建构的过程也是实践的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只有在实践中进行调整、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够获得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本文提出的价值文化建构的逻辑范式有三个特点：第一，范式中的每一个部分都十分重要，缺一不可，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结构，失去任何一个部分，这个逻辑结构都不再成立。第二，这个建构过程呈循环上升状，是不断发展的过程，其中的每一个步骤都具开放性，部分与整体平行发展，相互促进。第三，建构的过程同时也是实践的过程，没有实践，建构就只能流于空谈，它既是实践中的建构，也是建构中的实践。

      价值文化建构范式的提出，是为了对价值文化的构建路径提供一种分析方法，提供一个比较国家与国家之间价值文化特点的基础和框架，同时促进不同文明间的文化与政治对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前社会主义中国的主导文化形态与文化逻辑，能否形成广为认可的价值文化体系，关系到国家的进步与繁荣。核心价值文化的构建，有必要像拉克劳所指出的，要打破意识形态与阶级归属间的线性对应关系[17](P142)，即避免独尊一家，排斥其他，陷入文化本质主义的陷阱。在复杂多样的文明形态中，价值文化的构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不同文明间的对话过程，实质上是话语的建构，唯有形成自身赖以支撑的话语体系，掌握话语权力，才能形成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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