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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投资作为一项综合性商务活动，涉及到投资国和东道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因此，其投资风险范围较广、风险较大，其风险的防范也较为复杂。根据自身特点建立适当的风险管理体制，从体制上、制度上、政策上加强对海外投资的综合管理，是海外投资风险防范的重要保障。
跨国公司国际投资作为一项综合性的商务活动，是通过不同国家的业主和投资商之间的合作来进行的。这就必然受到国际经济关系、投资所在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受当地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同时也受投资商自身竞争能力、经营水平、管理水平的左右。一般来说，国际投资普遍具有涉及面广、项目规模大、周期长、资金占用多、内容复杂等特点。加之近年来国际资本市场资金供应量减少，而资金的需求量相对增加，在激烈的竞争中，国际投资市场的各个角落都显示出典型的买方市场特点，成交条件苛刻，盈利水平普遍下降。所有这些都更增加了这项事业的难度，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潜伏着不测因素，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难以弥补的损失，也就增大了这项事业的风险性。
一、我国跨国经营的风险
国际投资风险是指在国际投资活动中，因各种因素的影响，投资者的期望目标与投资实际状况之间发生差异，从而给投资者的利益造成损失的可能性。其损失越大或者偏差越大，表明风险越大。进行国际投资是为了获得利益，但却只能在某种选定的风险水平上寻求收益。投资风险是相对于投资收益来说的，任何一项国际投资活动，其收益都与风险并存。对于这一点，投资者必须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以便采取一些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把国际投资风险减小到最低程度。
我国海外投资的主要风险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管理风险
目前无论是政府对海外投资的管理，还是企业自身的管理，对海外投资环境都存在较为严重的不适应性，从而导致投资企业的经营危机。其中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是：投资的决策者和经营者缺乏风险意识。海外投资风险较大，但并没有引起有关部门和人员的充分重视。有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为了赶潮流。据笔者调查，一些大型企业在海外投资决策之前并没有进行认真而详尽的风险分析，缺乏真正的投资责任感。体现在具体的操作行为上，项目决策者对东道国的投资环境没有进行认真的可行性研究就草率确定项目，更谈不上投资后期的监督和管理。这样就必然造成投资后企业经营的先天不足，给企业带来严重损失。管理风险又可分为政府管理风险和企业管理风险。政府管理风险有：（1）我国缺乏发展海外投资的宏观指导战略，必将导致企业跨国投资由于盲目发展而产生的战略风险。目前，中央除了对一些大企业作一些战略指导外，对发展我国海外投资企业的总体发展，包括投资方向和发展规模、行业重点与地区选择、阶段性任务与长期目标等，似乎并无长期打算和战略设想。战略上的模糊必将导致操作整体上的盲目性。（2）没有一个有权威的海外企业专门管理机构，部门所有制严重，企业自主权太少，在用汇、融资担保、投资项目立项审批、出国人员审批等方面，仍受传统作法的制约。（3）法规不完善，缺乏健全的海外企业经营效益监察和资产评估体系及其制约机制。目前我国投资审批方面较为严格，但尚无有效的事后监督措施，以致有些企业名为境外企业，实则为国内主办单位的招待所、接待站，未能发挥其应有作用。有些企业则利用山高皇帝远之便，财务制度混乱，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
企业管理风险：（1）经济管理制度不健全。一些国内母公司领导，缺乏驾驭海外投资环境的能力，调控失度。其具体表现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母公司在海外建立子公司，出资派人后就不再过问境外企业活动，任其自然发展。另一种是母公司对海外企业管理名为事业部制，实则看成是总部职能的延伸，对海外企业干预过多，严重束缚了境外企业的手脚。（2）盲目对外投资。企业领导者仅有跨国发展热情，缺乏冷静、科学的头脑和长远的战略打算，对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不谨慎，对合作对象的背景和资信了解不够，盲目上马。（3）在企业的人事管理上，外派人员因种种原因，轮换极为频繁，这种状况极不适应开展经常性的国际商务活动的需要。尤其是生产性企业，外派人员刚熟悉业务就已期满而必须撤回，从而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经营发展。（4）对东道国投资环境调查研究不够，受以往国内经营习惯的影响过重。很多海外企业重生产、重经营，而对东道国的投资政策、经济形势、市场环境及有关法律规定的调查研究十分薄弱，造成经营信息的机会成本过大。
2.竞争风险
（1）技术风险。我国海外企业的技术来源主要是国内母公司。而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处于世界领先的技术还较少，较多的先进技术都是先从发达国家引进，然后再通过消化、吸收、改造，逐渐形成的。如宝钢、首钢大部分先进技术均是从日本引进的。这种技术一旦再输往国外，其垄断性很弱，容易被复制、替代，因而难以形成有效的保护。而那些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凭借其雄厚的资金和技术实力不断地开发出新技术，得以长期保持其技术优势。这样，必然使我国海外企业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制约企业的发展，给企业造成损失。
（2）规模风险。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的有关资料表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平均投资规模为600万美元；发展中国家新兴跨国公司的平均投资规模是260万美元；前苏联、东欧境外企业平均投资低于100万美元。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由于拥有雄厚的实力得以进行专业化生产，和大规模制造技术的开发、利用，从而取得巨额规模经济收益。而我国海外企业规模一般较小，只能进行小规模的制造，从而导致高成本、低效益，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3.资金风险
目前的种种现象表明，资金的匮乏是阻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又一巨大障碍。一方面，由于政策性的原因，我国的工业和银行业不能有机地结合，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也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给海外企业提供雄厚的资金。国家提供外汇或海外筹资审批严格，使得我国的海外企业先天资金不足，从而导致企业经营举步维艰，有些项目心有余而力不足。其次，历史上我国部分投资企业的项目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内外一些优惠投资政策的刺激，现在因优惠期已满，企业将失去优惠条件，截断了一些企业原来享有的资金来源渠道。如经贸部曾明文规定海外企业投资五年内返回的利润享受免税优惠，以鼓励对外投资。进入90年代以后，一部分创建于80年代末期的海外企业投资已逾五年，无法再享受汇回利润免税优惠；而另一些海外企业由于东道国行业发展已达到预期目标将面临被取消优惠待遇的打击。另一方面，一些靠贷款投资的企业面临还本付息的压力；一些原来以技术、设备或商品作价入股的海外投资企业，在扩大和更新投资时同样遭遇到如何筹集所需资金的问题。目前，国家外汇管理局规定海外投资项目的中方现汇投资资金必须是自有外汇资金，境外筹资实行一种相当严格的1∶1抵押制度，且难以取得中方担保，调剂外汇和银行外汇贷款原则上不得用于海外投资。这样，我国一些以实物投资为主并有少量现汇投资的海外企业和已取得经济效益还需增资的海外企业，仅因没有足够的自我外汇就被迫放弃投资和增资，利益受到严重损失。此外，全球资金短缺，加之西方发达国家为转嫁目前国内危机所采取的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外汇调节倾斜性政策，无疑增大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筹措成本和难度，加大了我国海外企业经营的困难。
4.政治和制度风险
美苏抗衡局面的消失，世界由两极对峙向多极化发展，强权政治和局部地区战争并未停止，这在某种程度上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
（1）随着我国外贸管理权限的层层下放，外贸经营格局出现了加速分散化的趋势，外贸经营规模不经济问题日趋严重。如果这种趋势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将对我国的海外投资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第一，在各方面政策没有理顺，特别是在企业经营机制没有根本转换的情况下，外贸管理权的放开虽然对扩大出口起了积极作用，但同时带来了内部的过度竞争和抬价抢购、削价竞销，从而导致肥水外流，贸易条件日趋恶化。第二，外贸经营权下放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困扰外贸发展的工贸脱节问题，代理制难以推行，贸、工、技之间的联合困难重重；另一方面，外贸专业公司日益面临生存与发展危机，走实业化、集团化和国际化之路也同样步履维艰。第三，外贸企业组织结构的高度分散化，加大了行业协调和宏观调控的难度，不利于形成合理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这对中国外贸事业的发展极为不利。第四，随着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步伐的加快，贸易保护主义日益加剧，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西方国家跨国公司日趋大型化，我国分散化的外贸企业组织结构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外部挑战。包括中化公司在内，中国外贸企业还远远不具备与世界同类跨国公司竞争的实力。
要解决上述问题，一方面要适应国家改革的形势，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加快企业制度创新的步伐；另一方面，要通过组建中国式综合商社，重塑企业组织结构，作为中国公司实业化、集团化和国际化的支撑点和生长点。
（2）海外企业经营不规范。缺乏国际经营管理的规范化，是海外企业在国外经营过程中发生纠葛的重要因素，而且常常导致难以预料的风险。如没有风险防范措施，势必失去保障海外投资权益的屏障。
（3）缺乏海外投资法规制度。目前亟需制定资本输出国海外投资保障的法律制度，以达到保护、促进本国海外投资和增强本国国际竞争地位的目的。海外投资法规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国内利用外资的条例，需注意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必须考虑与国内立法的统一；二是要注意与国际条约、习惯做法的协调。
二、风险的规避与防范
风险的发生往往无法抗拒，但如果能采取一些有效的规避和防范措施，就可以将风险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从各国投资者在长期的投资活动中摸索和总结出的经验来看，风险的防范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一）建立风险防范体制
根据跨国投资行为的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风险防范措施。例如，在投资前期，侧重于投资的可行性研究，分析风险来源，作出投资评估和决策。目前，国际上已有很多专门机构进行可行性研究和国别风险评估服务。如美国商业环境风险信息研究所，对该所对世界上50个主要国家的国别风险进行为期一年和五年的远期预测，其中政治风险和经营风险是由75位外交官员和105位高级管理专家专门评定。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把政治因素的分析指标化，设计了“政治体系稳定系数（PSSI）。当然，这种风险评估机构的预测并不一定准确地反映该国远期的政治风险程度，也不能作为海外投资的唯一决策依据，但作为海外投资的一种咨询和论证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在投资中期，可以根据经营过程中的不利因素，对照经营绩效，随时调整投资方式，如采取投资分散化、共同投资以及经营方式当地化等等，以取得预期的最终目标。投资后期，可着重考虑是否有与已利害相关的政治因素，注重分析投资前景，或撤回投资，或延长投资，以尽可能多地收回资本和利润。
目前，我国应在设置政府职能机构、立法和政策等方面加快步伐。
1.政府职能机构及立法
应在国务院领导下，建立由经贸部及有关各部、委组成的常设性专门管理机构——海外投资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制定中国发展海外直接投资的方针、政策和战略规划，在宏观层次上统一领导和组织全国各行各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审批和监督投资数额较大的海外投资项目。在国际投资中既要帮助本国跨国企业提高对外投资的竞争能力（提供便利，提供优惠政策和服务），也要主动与东道国谈判，为本国海外企业争取到公平、合理的待遇。
2.企业政策
将宏观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微观化，在实施地区倾斜、行业倾斜政策的同时，在企业层面上实行大企业倾斜政策，切实强化大企业和企业集团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我们要尽可能地创造并给予中国企业以与外国跨国公司竞争的同等机会和经营条件，赋予海外投资企业比较完备、比较充分的经营自主权。
国家应从宏观政策上重视海外投资，像对待外资那样对待海外投资。要建立和完善对外投资方面的宏观金融政策，建立和完善对外投资方面的宏观财政政策。对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而带动出口的机器设备、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生产企业，国家进出口银行要予以信贷支持并实行出口退税；对资源开发型海外投资项目产品的进口给予优惠关税待遇；对我国海外企业用分得的不可兑换的当地货币购回的产品，给予适当的进口关税减免待遇。要建立和完善对外投资方面的宏观产业政策。同制定国家产业政策和利用外资的政策一样，对外投资的流向、结构要与国内产业重组、结构优化的过程结合起来，通过关税、外汇、贷款诸种手段加以引导和鼓励。
（二）风险保险
向投资所在国的保险公司投保，以交纳保险费为代价将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承担。当承保风险发生后，其损失由保险公司按约进行补偿。
国有化风险、战争风险、转移风险等政治风险往往可以保险。企业按规定投保后，万一发生风险并给投资人造成损失，保险机构按合同支付保险金。这样的保险机构有美国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英国的“进出口信贷保证部”、日本通商产业省的“海外投资保险局”、我国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私人保险机构，有英国的“劳埃德保险集团”、美国的“北美保险公司”和“纽约保险交易所”等等。购买投资保险是减少风险损失的较好途径，当然，它要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应正确估算其中的成本收益。
（三）国际金融机构和外国政府的参与
跨国企业应通过使某些国际金融机构或支持企业的各国政府的参与以求得安全。如来自国际金融公司的贷款和证券可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险；在大量同类风险发生的环境下，投资者联合行动以分散风险损失，从而降低防范风险发生的成本。例如，债务偿还困难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所有参与国际贷款的银行都为之担忧。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贷币基金组织的倡导下，通过建立一个完善的国际合作多边担保机构，就可以减少各债权银行的投资风险。这种机构拥有一定数额的紧急贷款基金，在债务国偿债困难时或由于债务未及时偿还使债权银行陷于困境时，提供“搭桥贷款”帮助该国或该银行渡过难关。这种机构的存在可以大大降低所有国际银行的帐面准备金水平。
（四）资金风险的规避
要确定一个适合于企业的风险管理体制，包括：（1）总公司集中统一管理的体制，即由总公司根据全局的要求进行统一管理，再通过内部资金的调拨和流动抵偿可能的风险。（2）以海外机构为主体，分别设立风险管理体制。分公司根据总公司的指令，对自己所从事的各项业务活动分别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以分别行动来减少风险。（3）设立处理受险部分业务的专门公司或机构。比如设立专门的公司结汇，集中外汇交易抵消受险部分。（4）设立特定的子公司，让其负责其他子公司的受险管理；企业集团内部以各种货币计价的款项都集中到企业集团内部特定的子公司的帐目中，由其进行协调管理等等。总之，企业的风险管理体制应随行业、公司规模、经营方式、投资形式和国家的不同而不同。
（五）投资分散化
美国经济学家J.Tobin的投资组合选择理论认为，在选择投资项目时，人们安排项目投资的组合都希望实现正数的收益率和最低限度的风险。一般的规律是：收益率越高的项目投资，其招致的风险越大；反之，则风险越小。所以，应把投资的项目分散。J.Tobin的投资组合选择理论也适用于外汇风险的管理。首先，外资多元化。跨国公司可以用多种货币向不同的国家进行投资，以获取多种外汇收入。这样收取的外汇中有的升值，有的贬值，就可以避免因将资金投向一国而遭受严重损失。其次，外币应收帐款多样化。国际企业在经营进出口业务时，可以使用几种货币来计价估算，以防止因汇率变动所造成的外汇风险，因为其中升值的货币和贬值的货币可以相互对冲抵消风险。再次，储备资产的多样化。在当前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下，外汇市场汇率剧烈波动，显然会影响到储备资产，特别是外汇储备的价值，而带来一定的外汇风险。一国货币当局必须使资金分散化，持有多种资产。把各种不同形式的资产混合搭配起来所承担的风险，一般要低于任何一种资产所承担的风险，因为一部分资产的亏损可以由另一部分资产的收益来抵销，从而维持预期的收益率，或保证资产的价值不受损失。
事实上，自70年代以来，国际储备体系已由单一储备货币转变成多种储备货币，向储备货币多样化的方向发展。80年代以后，这种趋势更为明显。除以美元为主外，其他诸如英镑、联邦德国马克、法国法郎、瑞士法郎、荷兰盾、日元等主要货币均已进入储备货币的行列。因此，一国储备货币的构成，以及多种储备货币所占比例的配合，已成为一国货币当局具体管理外汇风险的重要内容。
（六）弥补风险手段的选择
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国外跨国公司往往采用派生金融工具来弥补风险。这种方法也值得借鉴。
跨国公司采用派生金融工具管理经济风险，是消除构成经济风险的因素，即将远期转变为即期以消除时间风险，将外币转变成本币以消除外币风险。然而，对于不同类型的风险应选择不同的弥补手段。
1.提前或推后收付法。跨国公司通过提前或推后收付法减少风险。跨国公司内部资金调动繁多，对这些往来资金可以利用提前或推后的方法来加快或放慢收款或付款的时间，使资金的流动充分为其整体的综合利益服务。这一做法的原则是使软币提前收进推后支付，使硬币提前支付推后收进。
2.采用期货期权交易实现风险抵补和保值。灵活变换经营手段，利用期货交易弥补风险损失或保值。期权交易是指在期货买卖中，期权合同的持有人通过交一定的保险费给期权合同的签署人，从而享有一种执行或放弃买卖期权合同的选择权。也就是说，在期权合同的有效期内按照协定价格买进或卖出一定数量的外汇或放弃买卖外汇的权利。跨国公司可以利用买方期权来防止和转嫁外汇风险，并争取风险盈利，亦可利用卖方期权来防止和转嫁风险，并争取风险盈利。
有行动就会有风险，但不能因有风险就停步不前。只要我们正视风险、研究风险，寻求最佳的规避风险和战胜风险的战略措施，就能最终取得成功。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