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权威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权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在“拜观念教”的批判中重新确立实践权威
在哲学史上，黑格尔深刻地揭示了观念的能动作用。他指出：“自从太阳站在天空，星辰围绕着它，大家从来没有看见，人类把自己放在他的头脑、放在他的‘思想’上面，而且依照思想建筑现实。亚拿萨哥拉斯第一个说，奴斯（“理性”）统治世界；但是直到现在人类才进而认识到这个原则，知道‘思想’应该统治精神的现实。所以这是一个光辉灿烂的黎明。”（注：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495页。）哲学家们常常把这段话理解为黑格尔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其实，更为重要的是，这段话体现了黑格尔对法国大革命的哲学概括，其核心命题是：“依照思想，建筑现实。”即凡是合乎理性的思想必然会在社会生活中转化为现实。这一深刻思想曾经激励了许多革命者为把理想转化为现实而奋斗。
但是，观念的能动性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这个坚实的基础就是实践。对此，马克思说，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马克思又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页。）。马克思还把实践放到社会历史中理解，指出：“历史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这样，马克思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揭示了人或观念能动性的坚实基础，即“革命的实践”。马克思确立了实践在哲学中的权威，为此，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已经解决了的关于观念能动性的基础问题，在20世纪的中国又以新的形式提了出来。毛泽东十分强调观念的能动作用。早在长沙求学期间，青年毛泽东就写下了这样的批注：“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51-152页。）。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仍十分重视观念的能动作用，在1938年提出“社会意识形态是理论上再造出现实社会”（注：《毛泽东哲学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页。）。意识形态不仅是社会现实的产物，也倒过来参与社会现实的建构。如果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毛泽东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强调观念的能动作用，那么，从50年代后期起，精神力量发生作用的客观基础便开始被忽视了。
林彪利用毛泽东晚年的某些错误，竭力鼓吹毛泽东的话是“最高指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一次又一次地制造了“拜观念教”。“拜观念教”这个术语是在“拜物教”术语的启示下提出来的。马克思在分析了商品的属性后指出，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就通过物与物之间关系的虚幻形式表现出来，“我把这叫作拜物教”（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89页。）。马克思说：“人们迄今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他们头脑的产物就统治他们。他们这些创造者就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5页。）与“拜物教”的产生一样，“拜观念教”也是源于人们之间真实关系所采取的虚幻形式。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受观念支配的，可以说，人的观念的界限也就是行为的界限。但观念的能动性归根到底建立在坚实的实践基础之上。一旦把观念的能动性夸大，尤其是与个人崇拜结合起来，伟大的观念与群众实践的关系就表现为颠倒的虚幻形式，即创造者屈从于被创造物，“拜观念教”也就产生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大地到处弥漫着“拜观念教”的氛围。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提出了“按既定方针办”。这表明“拜观念教”的氛围没有消散。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注：《学好文件抓住纲》，《人民日报》1977年2月7日。）这就表明，“拜观念教”仍然紧紧地禁锢着人们的头脑。
要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必须批判“两个凡是”，破除“拜观念教”，把被颠倒了的关系再颠倒过来，即重新确立实践对于理论的权威。于是，引发了20年前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邓小平积极支持并促进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的讨论。邓小平说：“我出来以后，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页。）。“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现在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这个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的，意思是不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教条。”（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9页。）由此可见，邓小平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真正发起者和支持者，他发起这场讨论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批判“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人们通过这场讨论，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此外再没有其他标准，就是要把被颠倒的关系重新再颠倒过来，就是确立实践对于理论的权威性。只有把理论置于实践的基础之上，即确立实践对于理论的权威，才能正确地理解理论，才能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理论。正是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在思想上拨乱反正，从而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二、伟大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与实践的结合中发展
早在30年代，毛泽东就说过：“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注：《毛泽东选读》（上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0-51页。）这段话给我们的方法论启示是：在理论与实践的这一对基本矛盾中，离开了实践不能理解理论，只有确立了实践对于理论的权威，才能正确地理解理论。
由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理论发生作用的客观基础被忽视了，因此邓小平“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后，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7页。）。邓小平又说：“马克思逝世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要搞清楚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不仅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得以产生的社会实践条件，更要研究世界在马克思逝世后一百多年来发生的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一定要与实践相结合，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
马克思主义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是由马克思主义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因此“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0页。）所决定的。人们往往用静止的观点来理解时代精神之精华。对此，黑格尔曾提出了“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页。）这一著名命题。在他看来，“现存的决非无条件地都是现实的，而现实的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1页。）。对于马克思主义，必须打破“凡是现存的都是合理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坚持“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辩证思维模式，即不断地与世界实践“接触并相互作用”，与世界实践发展水平相适应，以把握时代的必然性，使自身不断地保持现实的属性。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是与当时的世界实践“接触并相互作用”联系在一起的，它是一种在思维中被把握住它的时代的理论，是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世界实践已有了新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必然要求我们说出老祖宗没有说出的新话。“时代精神之精华”的本性体现着实践对于理论的权威，从而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一定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马克思主义一定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是由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的矛盾运动所决定的。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从理论的角度来分析，就在于如何反映现实，如何规范现实。对于现实，马克思不是“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因而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就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反映实践、如何指导实践。实践是不断发展的，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在反映实践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地与实践相结合，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实践不同于本能活动，实践的本性要求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要求人们运用它的基本原理和观点，在不断地与时代变化的结合、与各国具体国情的结合中，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这个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受检验，从而修正、丰富和发展自身的过程，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反映实践的过程和指导实践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因而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同的方面。在这个过程中，实践对于理论而言始终是第一性的；否则如果把理论作为第一性，那么理论就既不能反映实践也谈不上指导实践。
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精神的精华”的本性和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的矛盾运动，都决定了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立了实践对于理论的权威性，这就为理解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创造了条件，从而也就为进一步弄清楚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奠定了基础。
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与发展着的实践相结合的不断发展的科学，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纯粹就是不确定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既内在地包含着确定的、已被证明并对象化的方面，又包含着不确定的、尚待证明和尚待对象化的方面。前者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脚踏实地并与过去、现在的实践紧密相结合的科学理论；后者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又是一个不断超越既定现实的活的科学理论。前者使马克思主义与一切思辨学说和空想理论相对立，后者使马克思主义与一切僵化的形而上学的教条相区别。马克思主义中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是和实践检验机制中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联系在一起的。对此，列宁说：“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认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页。）
由于马克思主义与发展着的实践的紧密联系，这就要求我们在看到它的“确定”方面的同时，尤其要注意它的“不确定”方面；在坚持的前提下，尤其要强调它的发展。因此，江泽民在十五大的政治报告中强调：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的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这就是说，一定要着眼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一定要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三、科学学风的实质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内涵着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学风问题。学风问题就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它也是一个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和方法问题。对此，毛泽东说，“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71页。）。
应当承认，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确实存在着不同的学风。教条主义是其中危害最大的学风。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表面上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它反对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反对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因而在实质上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它打着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喊着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和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极大的迷惑性必然带来极大的危害性。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是深刻的。考茨基是恩格斯逝世后的第二国际的主要领袖，他“忠于”马克思主义，但却教条主义地“带着饱学的书呆子的博学神情”和“形而上学的天真态度”（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446页。）对待马克思主义，即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实践提出的新问题与新情况，以致当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思潮袭来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显得软弱无力；当俄国革命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框架、将无产阶级革命现实地推进时，他始而无法理解，继而站在对立面。因此，列宁在《叛徒考茨基与无产阶级专政》一书中，对他的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作了深刻的批判。在我国革命发展史上，王明、博古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导致了中国革命的重大损失。博古在延安整风时期的检讨中，反省自己在那段时期的指导思想是：凡是马恩列斯的话必须遵循，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照办。这是我党历史上最早提出的“两个凡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尤其从50年代后期起，一直存在着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前面提到的“两个凡是”的提出，一方面是抽象夸大理论能动性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教条主义地对待理论的产物。抽象夸大理论能动性与教条主义地对待理论，根子是一个，即颠倒了理论与实践的真实关系。
坚持用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而坚持实践对于理论的权威，在学风问题上就必然坚持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对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毛泽东有过一段很精辟的话，这就是“要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应用了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72页。）。他还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73页。）要言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风就是坚持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否认与实践相结合、否认“全在于应用”的对待理论的态度，必然会导致教条主义。正是基于对“两个凡是”的批判，邓小平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反复强调：“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卷113-114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卷117页。）。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学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结合的过程中，理论必然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是相一致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方法，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转化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学风。
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学风来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坚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自己所创立的学说，要求人们把它当作方法来看待和运用，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他们曾郑重地指出，《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当有人要把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时，马克思声明，这是对他的历史理论的误解，想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万能钥匙”来解决一切复杂的历史现象，那是永远办不到的。针对有人认为只要把马克思的书背得烂熟，就足以应付一切的观点，恩格斯不无讽刺地说：“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46页。）。马克思、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充分指证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科学学风。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体现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同样对于邓小平理论也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江泽民在十五大的政治报告中再次提出了学风问题，他说“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个学风问题”。学风问题的再次提出，是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新时期深入发展的具体体现，同样具有解放思想的伟大作用。坚持科学的学风，在当代中国就是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要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着眼于对实践问题的理论思考。
邓小平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的学风时说：“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3页。），又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邓小平在这里提出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命题。在当代中国，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对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可以作两个方面的分析。其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邓小平一再强调，我们搞社会主义，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但是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脉相承理解为固守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范畴、原理、规律和观点。恩格斯在晚年一再强调说，马克思主义“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这就是说，我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即基本原理和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就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必须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地研究新问题，提出新观点。
其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分别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列宁和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跨越“卡夫丁峡谷”，使经济落后的东方国家实现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但都没能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用巨大的政治勇气开辟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并以此为依托，用巨大的理论勇气实现了一系列的理论突破，从而形成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但是决不能把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推进，理解为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推进。列宁认为，“任何发展都是回到出发点的运动”（注：《列宁全集》第38卷，第390页。），即从自我出发，不断地对作为出发点的自我进行规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分析中国的具体国情，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出发点，使马克思主义在与实践的不断结合中通过对自身不断规定得到丰富和发展，从而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自我发展。
真正的坚持总是在发展中的坚持；真正的发展总是把坚持作为题中应有之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体现着这种坚持和发展的完满统一。没有时代的革命实践以及马克思主义与时代革命实践的结合，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划时代发展。由此可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科学学风必然产生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则体现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科学学风。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实践对于理论的权威，在实践的基础上使理论与实践不断结合，从而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正是我国自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以来的最大的理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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