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与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化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公报论文,中国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报纸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舆论工具。《大公报》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接办后，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民办报纸之一。它记载着国人为现代化奋斗的历史，记录着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各种方案的争鸣与共识，展现了一代报人对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思考与追求。将这一历史过程整理出来，不但是史学工作者应尽的责任，而且对今天大规模进行现代化经济建设也有借鉴意义。
（一）
1931年5月22日，《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提出了“中国必须工业化、科学化，以政治言，必须民主化，及社会主义化”的目标。这反映了当时国人迫切需要安定和渴望建设国家的呼声。然而，如何进行建设，《大公报》没有明确阐述，只是说“一定前进，其前进的目标，必达到全民乐利进步，与国家自由平等”。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促使《大公报》对中国现代化问题做出认真的思考。事变发生后，一场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兴起。探讨救国的方法，是《大公报》最关心的问题。当国民群情激愤要求一致抗日时，《大公报》提出：“吾人以为今日之大患，尚不在外患敌兵，而在政府与社会人才破产。”其社评说：“内忧外患不足畏，民穷财尽不足虑。惟政府与社会之人才同时破产了，一至于斯，则真如洪水猛兽之将至，充其量足以亡国而灭种。”（注：《本刊的旨趣》，1932年1月8日《大公报》；《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1日《大公报》。）因此《大公报》试图“唤起人们建国的原始精神”（注：《唤起人们建国的原始精神》，1932年2月8日《大公报》，“社评”。），希望国人像大禹一样，忘己忘家，至勤至朴，一切从头创造，御侮建国。
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发动进攻，《大公报》进一步看到中国今后必须在军需工业及经济上有所建设。淞沪之战，日本是“以最新式之科学战法，摧坚陷阵，我则以原始的血肉之躯，先天的爱国之念，奋掷肉弹以御之”。该报认为，中国要经得起长期与日作战，“今日所缺者不在壮丁而在军器，战事延长，所虑者不在士兵用命，而在交通梗阻，粮食匮乏”。（注：《淞沪之教训》，1932年2月12日《大公报》，“社评”。）怎样战胜现代化强国日本，是淞沪抗战后值得思考的问题。
1932年3月11日，得知国民党当局已接受国联决议，将开始停战谈判，《大公报》马上提出中国要进行现代化的要求，即“中国自此为始，须将其政治制度、经济方略，一齐从头改革，社会之风俗，个人之生活，俱须彻底刷新。如何建设拥护民众大群利益之政治？如何急进的兴科学工业？如何在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之各种矛盾与对立中，自定其解决经济问题之步骤与方略？如何全力增进行政与军事的效率？如何彻底完成全国之自卫手段？”在目前困难紧急的状态下，它要求当局与国民对“以上诸大问题，一年中必须立基础，五年中必须收成效！如是方救亡与复兴也”。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大公报》提出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决不依赖外力，“一切一切，皆以自力为之”；二是“以流血牺牲维持我国之完整”。（注：《长期奋斗之根本义》，1932年3月11日《大公报》，“社评”。）
《大公报》这时提出“一切从头改革”的现代化问题，首先，是源于对中国积弱积贫的自省。它认为，自甲午以来，中国民族危机严重，一直就有被瓜分的危险，“庚子之役其危险尤甚”。中国从来没有国防，其得以避免瓜分，是因列强力量的均势，人民一直处在“灰色之苟安”中，“国民习焉不察，遂以为均势可恃”。所以中国进行的是近半个世纪有名无实的维新。20世纪的前30年虽有不间断的改革，然而民生愈困，国事愈危。中国的社会中坚——知识分子没有很好地吸收西方文化，是在专制统治的背景下，进行浅薄低级之欧化，“今日之外患是三十年维新改革失败之证明也”。（注：《士气激昂与政府责任》，1931年12月8日《大公报》，“社评”。）
其次，是对国民党政府的所作所为的反省。国民党政府1928年统一中国，正是进行建设的一个大好时机。”乃因党内自裂，启连年战祸，国力本微，又自断之。”（注：《士气激昂与政府责任》，1931年12月8日《大公报》，“社评”。）在“革命政府之下”，中国“乃寸步未进，所增者，惟国民负担”。当局完全将建国的宝贵光阴虚耗，“军队愈多，而国防能力因而愈小，因为不断地内战”，中国立国必需的几分建设，尚未开始。（注：《本刊的旨趣》，1932年1月8日《大公报》。）今日又惨遭蹂躏，“乃三十年维新失败之证明，尤为五年来革命顿挫之结算，其意义严重，应为全国国民一致反省者也”（注：《目前政治上之需要》，1931年12月14日《大公报》，“社评”。）。
再次，是对日本悍然侵华的反思。日本悍然侵略东北，并在世界50余国代表正义声援中国、“咒诅日本侵略之时，而所谓的伪满洲国，居然宣布，淞沪的日军，图谋再攻”。《大公报》称这是“一幕大悲剧”，我全体国民对之应沉痛反省；“日本多年来充实军备，积极经营。蓄谋侵华，而犹盘马弯弓，几经踌躇顾虑与考察研究之后，而悍然为此一大侵略。”其性质之严重，为世界大事，“然日本有备，我则无备，当其未决心，我无以应，及其已决心，我无以防”。而且日本在日俄战争后，“于工业、于经济、于一切国防需要，无片刻放置，养精蓄锐，秣马厉兵，而我则兵力虚耗于内战，工业尚修于初期，建国之宝贵光阴，年复一年，虚耗而已；强邻觊觎，而徒求苟安。”所以我全国同胞应“清夜自省，日祸之何以来，与其何以不能拒，世界言论援助之何以无灵，国民激愤之何以不生速效”？要进行“透彻考察，以迅速的一致的担负全责，走入救亡复兴之路”。（注：《长期奋斗之根本义》，1932年3月11日《大公报》，“社评”。）
《大公报》警示国民，日本的侵华野心，决不仅止于东北、江南，“而寇益有深入之势焉”（注：《长期奋斗之根本义》，1932年3月11日《大公报》，“社评”。）。这回日祸之严重，超过百年来任何外患。“夫弱国的图存之道，内政上须紧张努力，外交上须谨慎自全”。中国应学苏联，“以巧慧避外患之相加，能忍尽忍，惟埋头拼命于完成建设之一大事业”。（注：《送民国二十年》，1931年12月31日《大公报》，“社评”。）中国应利用停战之机，赶快建设。从1932年1月12日发表《对日须整个的行动》社评始，《大公报》就在考虑制定中国救亡图存的方案。虽然它没有明确地提出现代化口号，也没有系统地提出整个方案，但它在对国情不断了解的过程中积累着对中国现代化的思考。
1932年5月1日《大公报》的社评开宗明义地指出：“国防问题，工业问题也。”中国虽称“地大物博一切足以自给，然以工业幼稚之故，人民平日利用厚生之所需，尚仰给外国。况军需工业，虽有实无，国难临头，相形见绌。”中国的出路，“诚以为政府国民，须明切认识救国亟务在工业化”。（注：《中国之工业问题》，1932年5月1日《大公报》，“社评”。）在《大公报》看来，救亡问题，实质上是工业化问题。
中国如何实现工业化，《大公报》认为应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自订其工业政策”，不能靠任何模式、主义。“世界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之争，然皆非中国目前之问题，盖此皆有工业以后之事，中国尚等于无工业也。”它提出的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是：在所有制形式上是混合的，“重工业国有，杂工业私营”；在经济手段上是统制经济，即国家对国民经济生活实施统制和管理；对经济的操纵是由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来实施。这种经济发展的基本格局是：混合所有制＋统制经济＋中央集权政府。（注：《中国之工业问题》，1932年5月1日《大公报》，“社评”。）
1.“重工业国有，杂工业私营”的混合型所有制
因为中国的现状，私营国营工业都处在幼稚阶段，“同感无力，资本劳工等幼稚而薄弱。故既不足言资本主义，亦无从学共产主义。其惟一出路，惟在根据事实，自订其工业政策。重工业国有，杂工业私营。”（注：《中国之工业问题》，1932年5月1日《大公报》，“社评”。）同时，也没有条件和时间进行理性的探讨，“必使外患停息，方能谈主义，争理论”（注：《拥护民族利益为一切前提》，1932年2月28日《大公报》，“社评”。）。中国的现状，“私人大资本的养成，为不可能，故重大工业必须国营。如粮食、交通、军器、原料、各地的铁器工厂等，归国家统制。”农业也靠国家的力量，开垦、复垦荒田。中国的工业，也不能仅依赖国营，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防需要，“利在全国成立无数工业小中心，因地制宜，使各项工业连带发展，必如是，始能渐达到全国工业化之目的。”（注：《中国之工业问题》，1932年5月1日《大公报》，“社评”。）因此杂工业应为私营。
2.统制经济
《大公报》在1932年8月明确提出，统制经济是指“伟大紧急之建设事业必须有整个计划，而以强固之国家权力行之。生产消费，必须国家统制，大工业必须国营。”（注：《两大问题如何解决》，1932年8月29日《大公报》，“社评”。）《大公报》主笔之一的经济问题专家吴鼎昌对此又做了明确的解释。他说，统制经济是各个国家，在其某种经济主义之下，平时或临时，为某种目的，制定一种有整个系统之经济计划，在某种经济组织中，以其国家统治权力施行之。（注：吴鼎昌：《统制经济问题》，1933年9月22日《大公报》。）
《大公报》提出实行统制经济，主要是源于民族危机的严重性和中国对工业化的迫切需要。它说：“外患如此紧，社会如此穷，生产如此衰，消费如此乱，国防工业及一般经济建设如此急需；然由今之道以行之，虽俟河之清，断不能得到解决。微论公私新事业，现在绝无仅有，纵令各方拼凑，零星建设，亦不足应救亡建国之所需。”（注：《两大问题如何解决》，1932年8月29日《大公报》，“社评”。）零碎散漫的私人企业，自保都很困难，加之国内的民营企业管理差，生产水平低，“即可知今后欲图集合私人之力，办大规模的生产事业，断无希望”（注：《如何实行统制经济？》，1933年9月10日《大公报》，“社评”。）。因此，中国的经济必须有整个计划，需要集中一切可用资金，以强固的国家权力行之。
谁来制定计划？该报要求由全国的工程技术专家制订整个经济计划和国防计划。中国的知识分子、工程界诸君，“应决心自行负起救国之大部分责任”，各贡献其智识，与相关各界有权威者联合，共同计议，汇定为中国国防工业及一般经济建设的总计划，“此项计划，至迟一年内讨论完成而宣布之”。由工程师与经济学家、军事科学家合作而产出的计划，拟定出的实施步骤，“将成为政治上最高之纲领”。并预见建设现代化国家，“将来智识之最高权威，定即成为政治之最高权力”。（注：《祝工程师学会年会》，1932年8月22日《大公报》，“社评”。）
3.廉洁有能的中央集权政府
《大公报》认为，实现现代化的步骤，“第一急需，为建立廉洁有能之巩固政府；以此政府与全国专家，决定中国整个经济计划、国防计划……”所以，“如何能实现廉洁政治一点，尤为能否实行统制经济之前提”。（注：《两大问题如何解决》，1932年8月29日《大公报》，“社评”。）在《大公报》的现代化理论中，以建立有权威的廉洁有能政府为要。它认为以国家权力实行统制经济，其成败与否，首在政府官员能否廉洁尽职。“此为死活问题，丝毫无从迁就”。“污吏弹冠，良民短气，任何计划，绝对无成”。（注：《两大问题如何解决》，1932年8月29日《大公报》，“社评”。）它说：“因中国国民之无力，社会各方亦不容有政治组织，国民党政府不肯退，国民无力使之退，且恐退后亦无相当继任之团体与人物，重误国家，遂转而原谅国民党政府，希望国民党政府，拥护国民党政府，甘作阿斗，仍听训诲。”（注：《政局之忠告》，1933年11月3日《大公报》，“社评”。）所以，中国现代化的操作者是当权的国民党政府。“救亡建国之惟一途径，惟赖国家本身之彻底革新。就现政府言，惟有责成国民党之自己革命。”（注：《从政治上输入外资》，1933年6月9日《大公报》，“社评”。）由国民党政府“自动的为重大之改革，于势最顺，牺牲最小，兴国大计，无逾于此”（注：《外患内忧之重大危机》，1932年8月31日《大公报》，“社评”。）。《大公报》对国民党也并无特别的好感，它客观地指出：“近年国民党施于训政，社会虽不满而一般拥护之，以无可替代之现存的组织故。”（注：《送民国二十年》，1931年12月31日《大公报》，“社评”。）
因此，《大公报》对建立廉洁有能政府提出几条措施：
第一，权力集中在中央。在面临民族危机的情况下，《大公报》认为树立权威，建立统一的甚至专权的政府极为重要。其社评指出：“数年来，尝有人讥评一党专政或个人独裁，吾则以为专政独裁，亦政体也，苟其适时，何必反对。然可痛者，国民承认政府之全权，而政府并未负事之全责。专权独裁，犹以负责为前提耳。”（注：《国府之重大责任》，1932年7月25日《大公报》，“社评”。）也就是政府必须有效能。国难愈严重，政府责任“愈无可逃”。政府不但要对国家大计负责，还必须在民众中树立起威信。“实际政治之核心，第一在当局能否矢诚矢信，树立民众之信仰，第二在于政治效率，能否真正达到民间，切合事实需要！”（注：《结束训治欤继续党治欤》，1933年9月7日《大公报》，“社评”。）可是“中国民众之不信任政府与当局，实世界古今所罕见也”（注：《外患内忧之重大危机》，1932年8月31日《大公报》，“社评”。）。怎样使政府树立威信，提高政治效率，《大公报》把希望寄托在掌握政权的领袖身上。它说，自“九一八”以来，中国人民已具有牺牲一切以救亡建国的新精神，“盖中国民族五千年开国精神之复活，绝非近世之所曾有！其所缺者，无伟大领袖与准备耳！”（注：《外患内忧之重大危机》，1932年8月31日《大公报》，“社评”。）
第二，精减省府组织，将人力财力，集中于各县。简单地说，是使“权力集中于中央，而运用则深入各县，中央宛若电气发动机，一经发光，万线齐射”（注：《宋子文应为重大建议》，1933年9月3日《大公报》，“社评”。）。《大公报》这一建议的目的是提高行政效能，使政治直接与民众发生关系。它认为原来的行政制度有几大缺点：(1)号令不一。县府以上机关太多，各不相谋，传达不利，纵有“贤令”，亦难执行。(2)权限不清。照现行制度，县政府职权过多，庶政、司法、兵差徭役等几乎无事不办，而又无事能办。(3)组织太简。县政府几乎无事不办，但组织安排上只有一二科长三四秘书。名义上受县长指挥，实际各有后台，养成尾大不掉之势。(4)经费不足。省视县为敛财机关，县一级行政经费，鲜有确定预算，只能增加赋捐，繁苛病民。(5)人才太少。县的组织是基层，政府对县一级无奖励保障的规定，一般人不去县工作，知识分子皆离开农村，追求都市生活。“县长多贪污，佐治尽土劣”为普遍现象。
《大公报》认为，农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如不注意他们的疾苦，农村破产，中国将急趋灭亡之途。因此，应采取措施，改革县制。其方法是：(1)提高县长地位，充实县府组织，扩充县府职权，增大县府的人力财力；(2)缩小中央及省的组织，“裁汰叠床架屋之骈枝机关，移其经费于地方，充实县级组织”；(3)厘清县的职权范围，在不违背现行法制的范围内，给予县较大的自由，确定其预算；(4)集中财力于地方，奖励地方人才，使知识分子回县或乡工作，政府对县级工作人员确定生活保障制度，筹津贴金，并对其严肃法纪，注重其实际成绩。（注：《行政改革与县政实验》，1933年9月4日《大公报》，“社评”。）
第三，使政务、事务、技术三种职责划分清晰，各担责成，提高办事效率。《大公报》指出，中国政治不能上轨道，办事不能见成绩，原因诸多，“而机关权责凌乱，人事不宜，其影响实亦不小”。今日中国的政象，是政务家太多，事务家太少；政务家又不知充分利用事务与技术人才。另外有少数技术专家违用其才，或位逾其能力。这样既造成众多的政务家，人人争猎高位，不认真做事；又造成政务事务含混不明，“任政务者不敢以事务信人，任事务者不安于以事务自限”。政务官包办一切，其精力时间大都消耗于开会、旅行。权力又不放松，只有使事情停办，加上不懂事务，于是一切事务，不得不停顿延误。它认为，现代政治，颇尊专家，“惟专家不必尽明政治，更不必办理事务。最重要者能将专家人才之意见，消纳于政务事务之中。”（注：《政务，事务，技术》，1933年9月12日《大公报》，“社评”。）它说改革政治，应进一步分清政务、事务，奖励事务人才，分权于次长、司长、科长等，建立现代的行政管理体制。
第四，保证官吏廉洁，一半在法，一半在人。《大公报》始终认为，能否打倒贪污和澄清吏治是关乎中国存亡之问题。国民党政府不能做到，则“只有倒政府，易政府而亦不能，只有亡中国”。因为中国今日一切事业，整个破产，欲生存，必须建设，欲建设，必须赖国营，“然以贪官污吏办统制经济，则势必失败到底，是建设之永无望也”。解决的方法，“一半在人，一半在法”。（注：《如何打倒贪污》，1933年6月13日《大公报》，“社评”。）《大公报》指责国民党关于打倒贪污的法规应有尽有，但贪污满国，甚至变本加厉；要求立法院迅速实行主计审计的法规，使主计与审计组织发挥作用，对内实行法治，才能政象清明，民心团结。
所谓“一半在人”，一是要求从上级政务官做起，“上行则下效，然后法可行。欲澄清一般吏治，须先澄清中央机关，即院长、部长一级之人，须先自己身起，彻底守法，并依法赏罚官吏。”二是加强舆论监督。《大公报》批评舆论界概不敢指摘官吏，全国报纸绝少记载文武高官营私舞弊之事。然而社会公众消息乃极灵，从报纸以外，犹得知许多事实。《大公报》社评说：“吾人业报，日接万象，一方为领袖要人，作起居注，纪言行录，一方为社会生活，绘流民图，传绝命书。”（注：《结束训治欤继续党治欤》，1933年9月7日《大公报》，“社评”。）它一贯主张，报纸不能作政府的宣传机关。“全国舆论，有随时督责政府纠正之急需。”（注：《武力御外法律治内》，1933年2月23日《大公报》，“社评”。）
4.合理布局，在内地建设工商教育中心
在淞沪战事发生两周后，《大公报》就告诫国民：“由此一役，应觉悟到偏重海口忽视内地之错误。”它说，近代以来，中国的一切公私现代化建设，都偏重海口，“上海尤为其最”。这虽然通商便利，但也缺乏远见。假使以前工业在内地有所建设，其对全国经济的影响，当不致与今日相同。从国防考虑，国防之中，海防最难。中国的海防“太无基础，而建设需时，费用亦特大”。从经济考虑，“为全国平均发达计，亦必然应以开发内地为要点”。中国的工业、教育、金融、商业等在沿海城市，“本非立国之健全现象”，内地空虚，海口繁荣，对“政治上经济上文化风俗上，皆为害极大”。特别是国营的重要事业，更应选择好建设地点。而且，“政府必须极力改良内地之行政，厉行法治，保护投资，维持秩序，便利交通”。企事业家应往内地开拓，必须改变集中于海口的错误思想，“而于内地各处，多造工商教育之中心”。（注：《沪难之教训》，1932年2月12日《大公报》，“社评”。）
在《大公报》的现代化观中，最关键的要素是建立中央集权的廉洁有能政府。保证这样的政府出现与存在，中国的工业化才有希望与可能。因此，《大公报》在舆论上一直拥护国民党政府，同时，因国民党政府不是一个廉洁有能的实行现代化建设的政府，《大公报》又不断地提出批评，指责其种种弊端。这一现象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以此为主线就能揭示《大公报》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以及该报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二）
《大公报》不压制任何意见。它说：“夫报纸者，表现舆论之工具，其本身不得为舆论。”《大公报》的目的是要“集全国最高智识之权威，而辩论，而研究之，最后而成之结晶体，始为舆论”。为此，它提供论坛，让知识界就中国现代化之路深入探讨，贡献方案，使国家获得此等舆论，“可永免内乱，可不受障碍而迈进”。（注：《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1931年5月22日《大公报》。）依此等舆论进行的政治及社会事业，方能不误轻重缓急，不入迷途。
参与这场讨论的人士共提出了五种中国现代化方案。
第一种，复兴农村，以引发工业。这是20世纪30年代非常活跃的农村建设实验派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问题都在农村，所以建设必须从农村开头，最后仍须归本农村。晏阳初说：“中国今日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农村运动是针对这个问题应运而生的，“因为中国的民族，人数有四万万，在农村生活要占80%，以量的关系来说，民族再造的对象，当然要特别在农村；又因为中国民族的坏处与弱点，差不多全在‘都市人’身上，至少可以说都市人的坏处，要比‘乡下佬’来得多些重些。”所以就质的关系来说，民族再造的对象，当然也要特别注意农村。农村建设是担负着“民族再造的使命”。（注：晏阳初：《农村运动的使命及其实现的方法与步骤》，1934年10月9日《大公报》。）
公竹川认为，中国科学落后，粮食生产水平低，不能征服自然界以解决人们的吃饭问题。所以，“必须发展农业才能养活人，中国又恰恰是一个农业国家，惟有发展农业，中国的产业才有可能”。把农业改造过来，农村复兴，中华民族才会有元气，中国的建设才会有安定的地盘，巩固的根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学习西方，‘忙办这样，忙办那样’，结果怎样，没有把根本问题认清，瞎忙了几十年，又来了一个‘九一八’的大祸，依然是坐以待毙”。（注：公竹川：《为“以建设求统一”进一解》，1933年7月22日《大公报》。）所以要先抓住国家的命根，培养它的元气，不在缓急快慢上计较，由振兴农村以引发工业。
第二种，双轨建设。所谓双轨建设，即“一方面能改良农业，一方面又能发展工业”。这是蒋廷黻提出的观点。他说：“我们的出路，在对内对外两方面，均不能不求之于建设。所谓建设就是物质的和制度的创造与改造，就是全面民族生活的更换，就是国家的现代化。”
蒋廷黻认为，国家民族危机，经济落后，不能全归罪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不是主要原因。“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历代都靠单轨的农业过生活，而这农业，因为科学不发达，久已没有技术的进步”。在传统的家族和家庭观念下，人口不断增加，可农业生产上不去，只有听其自然，任凭天灾或人祸来解决民生问题。“现在我们得着科学和机械”时代，我们的民生问题“初次能有积极的解决”。解决的方法是，“我们一方面能发展农业，一方面又能发展工业，把单轨的经济变为双轨的”。（注：蒋廷黻：《建设的前途不可堵塞了》，1934年3月11日《大公报》。）蒋廷黻不反对农村实验建设派复兴农村的观点，他说：“等到我们的工业发展到尽头的时候，农业仍然是我们的主要事业。所以国内从事农村改革的人可说真是在治本上做工夫，值得全国的赞助。”但他更赞赏平教会的做法，认为“平教会的实在贡献是把科学和农村结合起来”。（注：蒋廷黻：《平教会的实在贡献》，1934年5月12日《大公报》。）因此他特别强调运用科学和机械，把农业搞上去，工业和农业并进。
第三种，发展都市以救济乡村。这是陈公博和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吴景超等人的观点。陈公博在国府纪念周发表演说时指出：“我国目前农村破产，救济农村，系当务之急，但却不能以农立国为中国国策，更不能以这是中国惟一出路。”（注：《经济建设的出路》，1935年6月28日《大公报》，“社评”。）他的矛头直指乡村建设实验派的观点。
吴景超则从三方面进一步指出发展都市的意义，呼吁发展都市以救济乡村。在他看来，发展都市的第一种事业，便是兴办工业。中国的新式工业，据实业部调查，共有98种，其中在天津只有38种，在汉口才20种，而美国1927年全国工业共有335种，纽约就可以找到305种，芝加哥可找到275种。因此中国都市可发展的工业还很多，假如天津能多添39种工业，河北农民便可添许多出路。他认为中国农村人口太多，是农村中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农业已经无路可走了，只有希望全国的都市，从发展工业上努力，使一部分农民迁入都市，在乡下的农民因争食者减少，生活也可略为舒适一点；发展都市的第二种事业，便是发展交通。都市交通发达，就是市场。在城市里应开设铁路、公路、航路以及空路，且在各处的乡村与城市都有交通上的联络。乡村中农民的货物都注入都市中，可以使双方都得到好的价钱，农民的购买力增加，也使都市中的制造品多一条销路。所以交通的发达，对都市与农村是两便的事；发展都市的第三种事业，便是扩充金融机关。中国城市中的金融机关建立了一些，但其事业范围仅限于城市，不能充分尽职。应合理组织起来，把总行设于都市，把支行或代理处分布于内地各处，这样一方面可以吸收内地的现金，来做生产事业，一方面又可放款于内地，使农民减轻利息上的负担。假如设立支行于农村，高利贷者便无计可施，这对农民是一福音。（注：吴景超：《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1934年9月9日《大公报》。）
吴进一步指出：“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应当是经济建设这个大问题的一部分。不能单独解决，它只能与工业、矿业、运输业、交通业、商业等问题一同解决……我们只能靠政治的力量，集中全国的人才，集中全国的力量，定下一个经济建设的远大计划来，然后大家朝这个方面去努力，中国各界的生计问题，才可得一个根本的解决，到那个时候，农民的生计问题，自然也连带地解决了。”农村运动不能解决中国的出路，“理由是很简单的，中国的农民，占全国人口80%左右，农村运动的力量所能达到的农民，在全国农民中，不过九牛一毛，即使这些农民得救，对于大局还是无补。最重要的，造成农民贫穷的诸多原因，如兵匪问题，地权问题，交通问题，苛捐杂税问题等等，从事农村运动的人，对着这些有什么办法？”（注：吴景超：《农民生计与农村运动》，1935年2月10日《大公报》。）
第四种，发展乡村工业以实现中国工业化。这是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何廉、方显廷、陈振汉等为代表的观点。他们在分析了中国经济的种种矛盾方面后指出，中国经济的出路和产业的现代化，“应以增进全国人数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经济能力为主题，须从建设全国面积百分之九十的内地农村社会去努力”。（注：何廉：《我国经济之矛盾与出路》，1935年3月3日《大公报》。）中国素来缺乏铁、铜、煤油等主要矿产。家庭制度对于个人企业的束缚，交通闭塞，货运昂贵，使地方经济色彩愈益浓厚，加之不安定的政治情形等等原因，使“大工业的发展在中国很有问题，而乡村小规模工业的发展前途则是很光明的”。中国“所应当发展的不是重工业，而是轻工业——日用品工业”。（注：方显廷、陈振汉：《中国工业发展的前途》，1933年11月8日《大公报》。）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维持已有规模的轻工业，如棉纺工业、缫丝工业、面粉工业、火柴工业等；另一方面提倡奖励乡村工业，像采矿、制砖、织布、针织、编织、花边、榨油、酿酒、磨粉、锡箔、制伞、制扇、瓷器、罐头食品、鸡蛋等多为农民世代相传的手工业和主要的副业，应鼓励农民继续发展。（注：何廉：《我国今日之经济地位》，1935年1月16日《大公报》。）
方显廷阐述了发展乡村工业的理由：(1)乡村的制造工业在中国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代表中国工业化程度的棉纺业，在1920年消费的棉纱，其机织与手织的比例为1:4。“中国之工业生产品，来自乡村家庭或乡村工场者当在四分之三以上”。可见中国的工业很大一部分集中在乡村。(2)乡村工业是用地方富源或副产物，在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中国的乡村工业十之八九均利用地方商场及农暇的劳工，诸如采矿业、制砖业、榨油业、面粉业、酿酒业、羊毛织造业，以及农业副产品中的芦苇、草帽等等，都是如此。中国那么多人是农民，而且农业又是季节性的，一年中农闲时间从100天到300天不等，发展乡村的制造工业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3)发展这些乡村工业，不需要巨额的资本和大批的人才。(4)乡村工业普遍都是小规模的。因为规模小，无论在用人上还是经营上，伸缩性较大，普通乡村工业雇佣工人很少，除了农家的家人之外，只需雇佣几个职工或徒工，劳工问题不易发生。乡村工业普遍都是辅助农家的副业，假使有一种工业不振，危险是由全体乡农所平均负担，况且他们又都可以以农业为主要职业，没有失业问题。(5)乡村工业可以阻止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可以解决现代化工业制度中出现的劳动力过剩问题。（注：方显廷：《中国工业化与乡村工业》，1936年5月20日《大公报》。）
第五种，中国的工业化应发展基础工业或重工业。这是南开大学化学教授张洪元与国民党高级将领徐庭瑶的观点。他们所说的基础工业是指钢铁、冶金、炼胶、机器、电气、化学、交通器材等国家最基本的工业。
张洪元认为，从国家经济利益着想，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工业，“近年来中国各种制造工业，已在萌芽。普通应用品，多可自制……解决我国整个工业问题，除移植外国工业以合乎中国环境外，对于中国旧有工业，尤须给以努力研究，以求其科学化而发展之，广播之。若此我国工业方可由倚仗外人时期，更入于自办仿造时期，更进而达于创造自立时期。”（注：张洪元：《科学与救国》，1934年4月27日《大公报》。）
徐庭瑶认为，“现在立国须有重工业始可言国防，故重工业即系国防工业，乃现代立国骨干”。“先有重工业，然后始可从事交通发展，及一切工业之发展，国防力量之充实”。发展重工业，目的在求经济上自给，不是为与先进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竞争，而是面对国内市场，“实与设备锅灶相等”。“如对锅灶不设置，每饭必向馆店购买，非惟经济损失，且一旦馆店突然停业，即须挨饿”。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发展重工业，可以借人民之力办理。就发展规模来说，“我国现在工业之需要，佥与吃饭相等”。最先不必开大厂，“须先办小厂，由小厂养成良好之厂规，然后逐渐扩充大厂，管理自得”。因此国家不仅要办厂，还应该用法令、金融等措施保护和提倡民营工业。（注：徐庭瑶：《建设中国工业》，1935年5月1日《大公报》。）
《大公报》不只是提供论坛，而且详细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第一，《大公报》极为赞赏农村建设实验派的奉献精神，但坚决反对其“以农立国”的观点。它认为，农村建设实验派是脚踏实地干事的人，“他们放弃了都市悠游安乐的生活，躬入民间，致力于乡村建设，帮助农民，提高智商，增进生产，改进组织，这更是新兴的有力的一种社会运动，值得我们的同情。”（注：《民国二十三年国庆纪念辞》，1934年10月10日《大公报》。）救济农村，不论从人道主义立场，还是从政治立场上讲都是应该的和必须的。但是，他们“主张中国永应保存农本，便嫌失当了”。“就人类的经济发展史来看，渔猎社会不足以敌农业社会，农业社会又不足以敌工业社会”，“农业社会的生产法，是凭手足的劳作，这当然不会有大量的剩余财富……其他如交通、兵器、军备等等，视工业社会更是望尘莫及。总之，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阶段如落后，则它的整个文明与文化必全是落后的。”因此，在今日的世界舞台上，“我们是不能以农本主义为国策的”。我们现在没有脱离农业社会阶段，这是可怜又可怕的，“须立即设法摆脱”。我们在世界工业化的潮流中，对工业社会急起直追，“犹恐莫及，岂能还在这时高唱回到农本社会的保守主义”？所以，“讲救济农村可，而讲‘复兴’乡村则不可”。（注：《经济建设的出路》，1935年6月28日《大公报》，“社评”。）那种认为复兴乡村是中国民族再造的惟一出路的观点，更是“近于妄诞的”，是缺少对时代潮流的认识，“由感情而发的理论”，根本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何况“农村问题，根本与行政改良，税制改良，息息相通”。（注：《复兴农村委员会开会》，1933年5月5日《大公报》，“社评”。）如果政府不努力将全国的行政税制彻底刷新，使国家一切税收不再都转嫁到农民身上，根本谈不上救济农村。
第二，《大公报》把工业化看作是国家的兴衰命脉，因此极为赞赏吴景超的观点，在一篇社评中明确指出：“吴氏为本报所撰《发展都市以救济乡村》的‘星期论文’，观点极确当。”中国“除了走向工业社会的路，是没有第二条‘生路’的”。“吾人敢言，中国今后之存亡问题将取决于能否工业化”。那种认为在帝国主义层层压迫下中国不可能实现工业化的看法过于悲观，因为“生产落后的国家，最初想发展工商业，当然要受到许多摧残”。社评列举了晚近日、德、苏等国工业化的实例，说明“如肯挣扎，困难终可胜过”。社评强调工业化的必要性，甚至说“我们不能以帝国主义压迫一类的魔语，来推卸自己的一切责任”。中国许多公司的失败，完全是由于管理失当，或设计不良，如果能在生产过程中想办法，是可以减少先进工业国家竞争的压力的。当前的办法，可以走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何廉、方显廷等提出的“在内地先举办规模较小的轻工业，或努力发展农民的副业”的工业化道路，这“不失为在无办法中的办法”。日本近来努力将农村工业化，凭借成本低的优势与欧美货品竞争，我们应借鉴日本的经验。总之，“只有藉发展工业，才能救济农村，只有工业化，才是民族经济建设的出路”。（注：《经济建设的出路》，1935年6月28日《大公报》，“社评”。）
第三，《大公报》总结苏俄第一个五年计划成功的经验，主张发展钢铁、冶金、炼胶、机器、电气、化学、交通器材等国家最基本的工业。该报发表社评说，苏俄当今敢于与列强争锋，是基于五年计划完成，国防工业进步，红军实力充足。“苏俄实力，寄于重工业之勃兴”（注：《目前时代谁与弱者讲理》，1934年1月30日《大公报》，“社评”。）。《大公报》断言：“中国今后之存亡问题将解决于能否工业化，而工业化之能否成功，又将视基本工业之能否存在与发达。基本工业中如制铁、冶铜、炼铅、炼焦，及汽油之采取与化碳为油诸研究，并极重要，然皆需巨大之资本，与精熟之技能。”（注：《基本工业之新发轫》，1934年3月29日《大公报》，“社评”。）根据中国工业的现状，《大公报》提出“今后宜以国家之力，提倡基本工业，为修养国力之源泉”（注：《目前时代谁与弱者讲理》，1934年1月30日《大公报》，“社评”。）。《大公报》多次介绍苏联建设的成就，建议政府像苏联那样制定五年计划，“体大精细”，动员国民，团结努力，学习“俄人坚忍奋斗之精神”，在三五年内确立国力基础，十年八年有相当的规模。（注：《中国非无路可走》，1934年2月6日《大公报》，“社评”。）
《大公报》不仅主张中国要建立自己的基础工业，而且意识到新技术经济在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主张发展工业经济中最新的产业。在工业经济的初期，蒸汽机制造、车床制造、工业制碱等是当时的新技术。这些新技术产业构成工业经济中的支柱。《大公报》指出，“凡观一国工业之程度，常可以一国之硫酸需用量判断之”，因为“硫酸为化学工业上最重要之药品，如无烟火药、炸药、酸类、碱、亚尼林染料、肥料等皆以之为原料，其他如石油油脂之精制，金属之提炼等等，亦皆用之”。（注：《基本工业之新发轫》，1934年3月29日《大公报》，“社评”。）中国每日硫酸产量20余吨，美国每日硫酸产量12000余吨，可见中国化学工业、兵工事业极为幼稚。1934年3月实业家范旭东在原有的制碱工业的基础上，创办硫酸厂，为中国奠定酸、碱、盐三位一体的基本化学工业。范旭东说：“如要立国，就应有独立的化学工业。酸碱工业是一切化学工业的基本原料。”（注：范旭东：《永利完成酸碱工业之意义》，1934年3月29日《大公报》。）《大公报》称范旭东创办的民族化学工业为“中国基本工业之新发轫，本报极为重视其事”，并称赞范从事的化学工业，是“以实验室所发明之方法，用大规模之制造以应国家社会之需要者也”。这些新技术“小之足以兴工业，辟生机，大之足以裕军费，利国防，此吾人所为特别重视之也”。（注：《基本工业之新发轫》，1934年3月29日《大公报》，“社评”。）《大公报》从生产力和技术进步的角度看待发展经济，其工业化的思想具有前瞻性。
（三）
《大公报》作为舆论工具，致力于推动国民党政府进行经济建设。《大公报》始终坚持这样一个信念，即：“吾人居恒以为敌国外患，史所常有，只须政府有办法，国民有决心，忍耐奋发，明耻教战，国难必有解除之日。”（注：《中国非无路可走》，1934年2月6日《大公报》，“社评”。）
南京政府建立后，内战一直不断，只有破坏，没有建设。“九一八”事变后，它置民族利益于不顾，对日不抵抗，却进行剿共的内战，而且内部争权夺利的党争不断，中国的“内政外交，民生国计，胥陷于历史空前之苦境”（注：《如何打开国家出路》，1932年5月18日《大公报》，“社评”。）。国民党统治面临危机，其威信低至极点，只有推动国民党政权的统一和巩固，先使政治安定，方可谈经济建设。
《大公报》反对国民党政府实行剿共的内战，报社社长吴鼎昌是“废战”运动的重要发起人之一。在《大公报》看来，“共产党的发展要夺取全国政权，实属做梦，政府欲消灭共党根株，亦为不能。是以此一战，恐将绵延至亡国之日，犹不能息止，中国民族之精英，社会潜蓄之势力，将于此赤化战争中，整个消磨，同归于尽。”（注：《再论废战运动》，1932年7月22日《大公报》，“社评”。）这样“安内”是非常危险的。该报不断地发表社评，一方面说明中国的经济危机已到十分严重的地步，敦促国民党政府赶快进行经济建设，另一方面要求废止内战。
如何消除国共内战，《大公报》的看法与国民党不同。第一，《大公报》要求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大公报》在社评中公开向废止内战大同盟负责人朱庆澜提出建议：“宜在政府许可之下，躬赴江西，径访共党首领，问其能废否，及如何方能废战。”它认为，共产党也是中国同胞，而且领导者多是知识分子，对于废战同盟这样代表多数民意的使者，决不会无条件拒绝，一定会发表种种意见，谈出条件。通过谈判，无党派的爱国人士会同共产党沟通，请其停止内战，“其认为有协商余地者，则归报政府，请其考量，公诸舆论，请其批评。倘能发见一致一点，则和平之途径启矣。”它希望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共关系，并指出孙中山三民主义关于国民经济的基本主张——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与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及国营经济在原则上是相近的，是可以有共同语言的。特别是“当前民族独立与生存，既为今日惟一之需要，凡能达该目的之方法，无不可用”。（注：《再论废战运动》，1932年7月22日《大公报》，“社评”。）
国民党第四次军事“围剿”失败后，《大公报》“再度提出前屡经论及之重大问题，烦全国上下严切考虑。曰：如何结束共党之兵乱，使一切党皆为合法之活动。”《大公报》这次明确地说：“日本侵华，志在征服而支配之，国家存亡，民族主奴全系于此。”而“共党问题，则有异于是。盖人皆中国之人，事皆中国之事，自原则上言，中国人必应有以解决中国本身之事。倘其不能，是努力不足，诚意不逮。”不论任何党派，不论左右，“政治上一概有合法活动之权”，只要“不以武装暴动为手段者，概许其有结社之自由”。（注：《如何结束共乱》，1933年4月2日《大公报》，“社评”。）
第二，国民党要安内，必须靠对自身实行全面的革新。《大公报》认为共产党的存在有其群众基础，解决问题不在于一味剿共，而在于改变国民党的不良政治。该报社评说：“夫共产运动，乃时代之反映，实世界的潮流，独在中国，诉诸武力，形成内战，此由政治不良，经济落后，兵匪纵横之环境，有以致之，非必然之手段也。”对红军进行“围剿”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关键是要改造中国穷困的状况，因为全国现状危若累卵，人民膏血，吮取无余，兵士薪饷，依然缺欠，农工生产日薄，青年难谋生计，“各省社会充满愁苦无聊之空气”。中国的老百姓如果能生存，自食其力，必然安分守己，不愿作乱。“中国贫民固世界第一等良民也”。（注：《进一步废止内战运动！》，1932年7月21日《大公报》，“社评”。）至于共产党中的知识分子，多是因外患内乱，精神烦闷，铤而走险。共产党的存在是因为“中国已到不能安分治生之状态！除甘心饿死者外，其心理中殆俱潜伏火种，遇风可燃”。因此，“与其言剿匪，尚不如言讨贪污，此治本之策也”。（注：《剿匪要义》，1932年6月9日《大公报》，“社评”。）
国民党当局“高标剿共抗日之义，且以不剿共不能抗日为言”，这在《大公报》看来是不可能的，因为“剿共难有近效，抗日则需要急效，将欲同时并举，事实自有所不能”。如果先剿共后抗日，则日本的入侵会愈迫愈深，“苟安旦夕，已决非日阀所许”。（注：《进一步废止内战运动！》，1932年7月21日《大公报》，“社评”。）国内当时已民穷财尽，有的地方“只差吞吃老百姓血肉一端耳”。政府集中兵力财力才能度此空前的国难。蒋介石应把江西剿共的部队用到抗日的地方，共产党也应放弃武装割据。“准备国力，为亟务中之亟务矣”。（注：《最近之改革政治声》，1932年6月20日《大公报》，“社评”。）《大公报》从国际形势谈到中国增强实力的重要性，认为世界大战本来已迫近，而日本侵占中国，更缩短爆发时间，美日俄矛盾日趋尖锐化，中国会成为国际竞争的中心，中国土地，将会成为国际大战场。而“近观国内，恶政流行，病入膏肓，人民生活，因天灾苛政及世界恐慌之重重影响，现在大多数俱已陷入求死不得之迫切状态”。（注：《外患内忧之重大危机》，1932年8月31日《大公报》，“社评”。）“国力养成，相当需时，故建设须猛进，外交须善处”（注：《国府之重大责任》，1932年7月25日《大公报》，“社评”。），不能让建国光阴在内耗中流逝。如果国民党政府在“此一二年，至迟三五年，倘无极合需要之救亡建国纲领，而以最坚强之组织的权力，大刀阔斧，迅速实行，则纵无外患，亦将崩溃，何况日本侵略，步步加急”（注：《外患内忧之重大危机》，1932年8月31日《大公报》，“社评”。）。
然而，国民党当局不但不停止剿共内战，还与日本妥协，签了“城下之盟塘沽协定”，之后却将国人所倡武力收复失地之说，改为以国力收复失地。面对这种情况，《大公报》在社评中说：“其言实予吾人以无穷之感喟，不禁欲发一问曰，是谁戕贼国力？”社评指责国民党“尚虚浮，领袖缺乏常识，在下者俯仰趋时”，吏治废弛，政府对经济建设，从无一定方针，实际上只知筹款，剥削榨取，惟恐国民经济力有生机或有余存。“戕贼此可贵的国力更不谋为之养成者，非他，即自居领导负责统治之党政机关本身是也！”而当局“迄无谢罪之辞，反而以国力不充实，为军事外交重大失败之掩饰”。（注：《是谁戕贼国力？》，1933年6月6日《大公报》，“社评”。）塘沽协定之后，《大公报》的矛头直指国民党当局，力言必须首先改革政治，然后才能进行经济建设。
“九一八”事变以来，一般国民都痛感国力不足，主张积极建设，由于缺乏资金，就倾向于引进外资。1933年南京政府派宋子文等人去美英等国参加经济会议，宋子文于6月底在美国签订了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协定。在伦敦的经济会议上，中国代表颜惠庆发表广播讲话，称中国是一个大的资本投资市场，需要大宗机械，希望外商来华投资。《大公报》对当局的这些举动洞若观火。1933年蒋介石第四次“围剿”红军，军费开支很大，财政十分困难。《大公报》得知宋子文签订借款协定后，立即指出这是当局从政治上输入外资，非为经济建设，“吾人对政府之借款政策殊难轻表其信任”（注：《从政治上论输入外资》，1933年6月9日《大公报》，“社评”。）。当局所说的“建设云云，不过为新军阀、新官僚创造新荷包耳”（注：《以建设求统一》，1933年6月21日《大公报》，“社评”。）。中国这时输入外资，使人想起民国以来的两次重大苦痛经验，一是癸丑善后大借款，一是1917、1918年的西原借款。“题目皆称建设，结果一事无成，徒半供军费，半归中饱，制造若干富官，增加不少战祸，覆辙俱在，可为痛心。”（注：《希望国际投资之前提》，1933年7月1日《大公报》，“社评”。）《大公报》用历史上的事例暗指国民党当局是要用这笔钱进行剿共内战。
宋子文回国后，在南京发表讲话，主张厉行统制经济，一时统制经济呼声甚高。《大公报》警示国人，国民党腐败的政治是不能进行经济建设的，政府要“先讲如何节用冗费，除中饱绝贪污。以大略计之，苟能雷厉风行，澄清行政，则军政各费，一年至少节省数千万，然而国营事业，至少多收入数千万，有此决心，有此成绩，然后可以谈建设。”（注：《从政治上输入外资》，1933年6月9日《大公报》，“社评”。）
福建事变被南京政府平定后，《大公报》再提政治统一与经济建设问题。其1934年1月11日社评这样写道：“国家一切忧患之源，在于内政无成绩，外交无方针。何以无成绩？自党的干部起，即不能协同努力故。何以无方针？自党的干部起，即无解决大计之智识，且不求智识故。”国民党南京方面和广东方面都是如此。南京方面本来无成绩，而广东方面的牵制使之更不能有成绩。南京方面对外无方针，广东方面也不能有好方针。不能定出好方针的原因，“由于党内自裂，盖不能共同负责，而彼此相责，公心勇气，二者俱无”，只有坐看国事败坏，同归于尽。“吾人第一请求国民党向国民宣布，究竟能否自决党讧，究竟曰京曰粤，是否一党，能否合作？其能合作也，须公布今后必然实行之内政外交方针，其终不能合作也，则宜各布其有诚意有计划之政见，使国民听取之。”社评要求国民党“速自行恢复行政统一，一面开放党禁，允许全国智识分子对于建国救亡之大问题，公开讨论，除武力暴动者所必禁之外，任何主张，皆有发表自由”。（注：《闽变告一段落后之政局》，1934年1月11日《大公报》，“社评”。）
10天后，国民党召开四届四中全会，汪精卫的演讲引起中外注意，他说今后外交方针，是修明内政，只有内政奋发有为，才能摆脱外交上的困境。《大公报》对此深有同感，发表社评说：“中国今后原则上应以致力生产建设为惟一目标。”如无“军政及一般行政彻底之节约与刷新，则生产建设，断不能发挥显著之成绩”。舆论界过去提出过，但政府不采纳，“在过去不能生效，因政府无力之故”，譬如裁兵，政府统治力不能遍及各军，而且常有内乱，任何整理计划，难以实现。“今则不然，盖民国以来，以最近情况，为最适于着手改革庶政之时机，因大局已定，政府已巩固”。“中国今后除外患之外，已不至因内乱而有土崩瓦解之虞”。社评认为这时的国民党政府假如善尽职责，可成为民国以来最有力的政府。出于对国民党政府这样的估计，社评提出国家今后的工作，就是“加紧地节约，加紧地建设”，裁兵减政，澄清吏治，提倡简单而有效率的行政组织。（注：《生产建设之前途》，1934年1月22日《大公报》，“社评”。）
几天后，君达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批评中国的进步太少，建设不多，含蓄地指责南京政府领导经济建设不力，并呼吁中国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注：君达：《中国的进步》，1934年1月28日《大公报》。）接着，《大公报》要求政府赶快进行黄河下游的水利善后工程，认为这是四中全会救亡图存宣言应该做的“最低义”，如果“民众成鱼，广土变水，国家其将何以所托？”（注：《救灾治黄不容再缓》，1934年1月29日《大公报》，“社评”。）这段时间，《大公报》连续发表十多篇文章，制造舆论，推动经济建设。
《大公报》对蒋介石亲自发动的新生活运动不以为然，认为它不适合“中国社会积弊太深”的国情。第一，它不适合老百姓，因为“乡民所最需者，应为求生运动”。新生活运动的主要对象是“所谓中上流社会”，一般人民于礼义廉耻，亦少缺陷，最缺陷者是中上流社会。第二，该运动应从官吏做起，尤其是高级官吏。“欲人民易俗，必须先使官吏移风”。如果非作为运动，对官吏，尤其是高级官吏须具强迫性，原则上不应强迫一般人。第三，这个运动没有注重经济意义，中国的亟务是提高一般人的生活水平。对于面向中上流社会的新生活运动，应让这个阶层的人注重节约及使用国货。（注：《新生活运动成功之前提》，1934年3月10日《大公报》，“社评”。）
1934年4月1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召开剿共会议，翌日《大公报》便发表社评《建设时机不可再失》，再次与蒋介石唱反调。《大公报》还看到1934年中国经济形势“异常衰落，商品入口急增，出口大跌，此阳历年关，各省市商工业，几乎无一不赔，商业闭门，动以千计”（注：《建设时机不可再失》，1934年4月2日《大公报》，“社评”。）。内地各县金融紧张，“尤为过去未闻”。中美的棉麦借款由5000万减为3000万，经济委员会建设经费减少，人们对于建设寄予的希望要成泡影，加之《塘沽协定》签订之后，“民气消沉，为有史以来所少见，揆诸甲午庚子两役以后之情形，殊不可同日而语”，国人有一种“由失望而至绝望，竟束手以待坐毙”的情绪。（注：《读蒋汪宣言》，1934年2月13日《大公报》，“社评”。）因此，它呼吁勿使建设的目标与进程中断。为激励受众，推动当局，它甚至说政府只要进行两种建设（即建立农业金融银行，维护农业；振兴全国交通事业，开发交通），就可使局面改观。“两事收功，百废自随之而举，无须强勉学苏俄五年计划，仿美国之复兴运动。”（注：《建设时机不可再失》，1934年4月2日《大公报》，“社评”。）这些呼吁促成了宋子文等国民党要员的西北之行。
开发西北是《大公报》现代化方案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早在1931年12月18日，《大公报》就在社评中明确指出：“中国对日必然举国一致为长期的抗争，此即努力一切准备之际，尤其应加紧努力开发西北之时也。”开发西北是一项伟大事业，非一朝一夕之功，首要是开发交通，必须于最短期内完成西北陆地及空中之交通。社评吁请全国国民“从此一致注意西北之经营，有财者筹财，有力者输力”。（注：《行矣，第一机！》，1931年12月18日《大公报》，“社评”。）这是《大公报》向国人发出的开发西北的最初信号。1932年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决定以西安为陪都后，《大公报》更督促南京政府赶快建设西北，指责当局对东南建设锦上添花，表面上声称应以西北高原为中心，“实则专车生活，仆仆往来，其真肯抛弃江南逸乐之起居，躬与西北民众共穷苦者，盖绝无而仅有焉。”（注：《锦上添花》，1932年10月15日《大公报》，“社评”。）并在同版刊登了该报记者采写的《陕南视察记》，使西北的陕南与东南的沪杭形成鲜明对比，扩大宣传的效果。宋子文与美国签订棉麦借款后，《大公报》认为这笔美金之微，“若各省点缀，百事同举，则结果将一无所成，毋宁以最大部分专用于西北，尤其用于水利交通，先使西北农村复兴”。并“切望中央政府注意西北之重要及开发西北利益之确实，无论如何，应勉励筹款，扶助各该省之建设”。（注：《西北之治标治本》，1934年2月23日《大公报》，“社评”。）1934年3月全国经济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大会召开，《大公报》再次要求集中经济力量，开发西北，“东南各省地方财力较富，人才较多，该会不妨置东南居协助地位，而当以全副精神，在西北谋建设，出其人力财力，就交通水利两项，指导补助，促其成功。”（注：《经济委员会今日大会》，1934年3月6日《大公报》，“社评”。）
1934年4月，国民党政府要员戴季陶、宋子文、黄绍竑等相继考察西北。《大公报》提醒这些“达官贵人”，视察时不要从高地位的“山上”看“山下”，一下火车就被人拥入汽车，接风欢迎，走马观花，很难看到微细的真相。希望他们从“山下”看“山上”，切实地考察，不虚西北之行。（注：《从山上看山下》，1934年3月29日《大公报》，“社评”。）宋子文视察陕甘时说：“西北建设不是一个地方问题，是整个国家的问题，现在沿江沿海各省在侵略者炮火之下，我们应当在中华民族发源地的西北，赶快注意建设。”（注：《西北建设之根本问题》，1934年5月10日《大公报》，“社评”。）这是国民党要员第一次把建设西北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同时也把西北建设与建设抗战后方结合起来。
6月26日，全国经济委员会通过修改后的《西北建设实施计划及进行程序》，分为水利、道路、卫生兽疫、农村建设四部分，建设经费由250万元增为435万元，用于水利建设的主要有：绥远修建民生渠（经费30万元），陕西修建泾惠渠（经费25万元）、洛惠渠（经费75万元），甘肃各渠建设（经费50万元），宁夏各渠建设（经费20万元）。陕西水利尤以产棉区的泾惠、洛惠两渠最为重要。泾惠渠原由华洋义赈会与省政府合修，已费140万元，在1933年灌田3000顷，急需修缮。经委会拨给资金后，于1934年底竣工，可灌田5000余倾。洛惠渠1934年开工，1936年竣工，生产能力与泾惠灌区相同。1936年开工的渭惠渠，竣工后可灌溉6000万亩。到抗战前，“陕西水利略有规模，宁夏也稍有进展，而就全体言，则西北之水利建设，今只在最初阶段已也”。如“陕省有八渠计划，纵令全成，其灌溉面积不过全省耕地十分之一，而八渠者，今甫成其二三”。（注：《西北之亟务》，1936年12月11日《大公报》，“社评”。）
此一时期，西北的交通状况有了较大的改观。陇海路为当时惟一的东西铁路干线，其西段工程，于1934年年底通至西安。1936年12月20日，陇海路由西安通至宝鸡。由全国经委会直接筹款兴筑的西兰公路，于1935年5月竣工。西汉公路也于同年12月正式开通。这两条公路的建成通车，沟通了大西南和大西北的交通。此外，全国经委会还拨款辅助地方建设，陕西省经中央及地方努力，到1937年4月公路已完成3000公里，并与各省开始联运。省公路局管辖的已有11条。同时甘肃省也积极完成公路网。甘青公路全路工程费原预算40万元，除经委会拨借16万外，其余由甘青两省分别负担。但经委会仅拨到9万元，而省库空虚，骤难筹措巨款，经费缩减为24万余元，在1936年底通车。甘川公路第一干线由兰州至碧口，全程710余公里，与川北广元衔接，并与陕南汉中联络，为甘陕川三省边区交通要道，抗战前已大部完成；第二干线由临潭至岷县，正在修筑中；联络甘川第一第二两干线的临洮至秦州的洮秦段也于1935年开工。甘肃至新疆的公路在甘省境内约1480公里，从兰州至甘新交界处的猩猩峡，于1936年6月通车。还有宁煌路、甘宁路和宁民路，有的正在修筑，有的正在测量、筹款。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大公报》的呼吁有一定的关系。
（四）
1936年至1937年7月是南京政府全面展开经济建设时期。《大公报》在这一时期所起的作用，归纳起来主要在四个方面：
第一，督责政府建立有效的行政体制。
在国家现代化问题上，《大公报》一直把政权的作用看得十分重要，认为“经济建设如不借政治力量，简直便是不可能”（注：《修明政治与建设》，1934年7月9日《大公报》，“社评”。）。在中国，政治权力与行政权力是合为一体的，《大公报》所说的政治权力主要指政府的行政权力。在《大公报》看来，现代政府应当是这样的：“就动的方面说，便是它的有高度效率的功能；就静的方面说，便是考铨制度的树立。”（注：《树立现代政治机构之亟务》，1935年1月22日《大公报》，“社评”。）这就是要根据西方国家文官制度的精神，建立有效的行政体制。
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后，蒋介石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改组国民政府的最高行政单位——行政院。有人把改组后的行政院“称之为‘行动内阁’，因为它吸收许多经验丰富而干练的人才”（注：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73页。），不但有对经济事务娴熟的专家，如吴鼎昌、张嘉璈等，而且还有学术界的权威，如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丁文江、何廉等。这样一批学者从政，大大增加了行政院的知识层次与专业水准。《大公报》曾于1935年7月向政府建议，建立一个集中专门人才而不是一党专权的责任内阁式的行政院。（注：详见《应付国难与政治改造》，1935年7月4日《大公报》，“社评”。）这些人物的出仕，《大公报》的舆论推动也是功不可没的。这次变动的是政务官，文官制中的事务官大抵继续任事，不受影响，《大公报》对此并不满意，认为从安定时局角度看，虽有一定益处，但“多年以来，中央各机关效率不良，毋可为讳饰”（注：《中央政务宜全局整顿》，1936年1月10日《大公报》，“社评”。）。新的行政院刚开始工作，该报就进言：“国人今日所责于当局者，决不在消极的维持现状，而在积极的彻底整顿。”并就效率提出三项要求：(1)行政院要就全局的利害，制订整个的政策，以政府统一力量，发挥最高行政效能。政府应为一有机体，政治本属有贯串的活动。中国政治机能，极不完全，政策行动多有矛盾，“因此只有局部的眼光，而不会全局综合的打算。如交通机关但知提高运费，而不知农工生产。又如财政官署，但知增加税收，而不知民力不支，使工商破产，其结果直等于杀鸡求卵，残民自杀。”行政院要解决经济建设中的矛盾及运作机能不良的流弊，分别轻重缓急，分工合作。(2)政务应简单化、高效化，为此要裁减合并一些经济建设机关，分别职权范围，以专责成，以免浪费国帑，多占人才。(3)改变人浮于事的怠惰官风，刷新人事行政，实行文官考核制，“使政界净化”。（注：《中央政务宜全局整顿》，1936年1月10日《大公报》，“社评”。）
如何“使政界净化”，贪污绝迹？《大公报》认为应完善政府的监察制度，而当时中国的监察院就像一家报馆，多说了一些话，就会闹出乱子。国民党以清除贪污、澄清吏治为急需，至今未能实现的原因，就是因为监察制度不完备。现在形式上监察院虽独立成一机关，而职权上仍攀藤挂葛，附属于各政院，“应把政务官惩戒委员会、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地方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和行政法院，都归监察院管辖。监察院有直接裁判惩戒诸权而不背五权独立的真义，同时贪污知所畏儆，政治可望澄清。”（注：《如何澄清贪污？》，1936年4月3日《大公报》。）
总之，进入经济建设的实质阶段，现代行政制度至关重要。《大公报》始终抓住这一关键环节不放，力图影响政府的决策，监督政府施政，使经济建设少走弯路。《大公报》后来也肯定国民党政府进入救亡建国时期以后的成绩，指出“数月以来，中枢刷新，成绩良好，政府信用，已增高不少”。（注：《救国根本在政治》，1936年7月28日《大公报》，“社评”。）
第二，恢复《科学副刊》，鼓吹科技兴国。
《大公报》认为，“经济建设为国本与民命所关，其事多须科学解决，故调查试验，皆须精密之智识与才能”（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1936年6月5日《大公报》，“社评”。）。奖进科学，才能发展经济。为此，《大公报》于1936年7月11日恢复了一年前停刊的《科学副刊》。其《发刊旨趣》称，他们对于提倡科学“素具热诚”，这次重新刊行《科学副刊》的主要目的，“在灌输科学知识于一般民众，因势利导，俾养成崇好科学之心理，于潜移默化中，增进国人之科学修养”。他们主办的这个副刊是为全民着想，“非为专家而设”，所以编辑取材，以适合一般读者为准。（注：《发刊旨趣》，1936年7月11日《大公报》。）
1936年8月17日，全国七科学团体联合会在北平召开年会，《大公报》连续4天出特刊，每天以整版的篇幅介绍这届年会的主要内容以及中国科学发展的概况和成果。著名科学家曾昭抡在特刊《发刊词》中介绍道：“从‘九一八’以后的五年来，中国的科学界，无疑的有了很大进展。”“至少在一部分重要的科学上，我们这几年的成就，已经超过若干海外的国家。这一点是国际科学界不吝赞同的……我们科学界的同人，现在很自信，在政治稳定的条件下，我们的前途是未可限量的。”（注：《发刊词》，1936年8月17日《大公报》。）这个特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的向往。
《大公报》设专栏，出专刊，目的是为提倡科学营造气氛。1936年9月是《大公报》续刊10周年，报馆决定扩大纪念规模，为读者献上一份厚礼。胡政之参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普利策奖金之成例，提出设立一种“科学奖金”，由报馆拿出3000元，2000元充科学奖金，1000元充文艺奖金。《大公报》表达心意说：“现代报业，除刊行报纸外，应为社会实际服务，凡社会应倡行之事，报纸宜为其先锋或助手。同人审知此义，然限于人力财力，未能有所发扬。此次举办科学奖金与文学奖金，仅表纪念之微意耳。”目的是希望社会上有大力量的人，出来捐醵巨资，奖励科学，“尤其是要把青年人的兴趣鼓励起来，使得全国人民都能注意科学，信仰科学，普遍地学习科学。所以尽些绵薄之力，对社会作抛砖引玉之贡献。”（注：《请青年科学家注意》，1937年1月11日《大公报》。）
每年的10月10日，《大公报》都刊发一篇国庆纪念辞。1936年的“国庆纪念辞”是《大公报》提倡科学救国的宣言。它总结中华民国25年来的经验教训，对国家建设得出一个结论：“现代的国家之成功，无捷径，无巧法，愈是行远，愈是正途，而一切苟简取巧之办法，概类画虎不成，终至徒劳无功，其总括的方式，即科学化是也……中国现在无工业，无国防，其症结在无科学基础。”“今后无论国家运命如何，要须大规模普遍地提倡科学，从社会日常生活加以启迪，使人人能格物穷理，以进于利用厚生富民强国之途。”（注：《民国二十五年国庆纪念之辞》，1936年10月10日《大公报》。）
《大公报》提倡科学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加紧科学教育”，向国民灌输必须具备的科学知识，提高国民素质。二是“科学之真髓在于信仰真理之力”的科学精神的修养。尤其是要培养具有科学精神（即“真理者经过实验而证明其为事实者也，依此真理以为行动之基础”）的现代人。《大公报》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舆论引导，不是就经济而经济，就科学而科学，而是要培养具有现代化素质的人。“这就是现代人者真理在所必尊，虚伪在所必除，此即科学的精神”。“所以要求现代青年一面须精研科学，一面尤重在将科学精神，注入日常生活习惯之中”。这是政府与教育家的“应尽之职”。为此目的，科学家也应努力研究，迈入世界前列。同时社会公众应集合群力，“加意促进”，使其收效迅速。（注：《学潮感言》，1936年2月15日《大公报》，“社评”。）《大公报》在1936年发行上海版后，不仅在专栏、副刊上大力提倡科学，而且在新闻报道中介绍科学知识，为社会服务。
第三，提倡发展并改进中国的国货工业。
1936年秋，《大公报》迭接各地报告：农产品喜获丰收。由于当年世界经济好转，特别是1935年11月南京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后，中国的贸易出超大为改变，全国物价停止下跌，农村粮价坚挺，农民的收入增加，“内地购买力比较以往为优”（注：《改造国货工业之新途径》，1936年9月17日《大公报》，“社评”。），加之交通的改善，“使五六年来挣扎于不景气氛围中之民族工业，至今稍见活泼之生产”（注：《资本市场之创造问题》，1936年12月3日《大公报》，“社评”。）。这是发展中国民族工业的极好时机。1936年9月至11月，《大公报》连续发表社评提倡国货，并提出改进国货工业的方法。
《大公报》指出中国的国货工业有几大问题：一是货品质地窳劣，或前后不一，或式样陈旧，尺寸参差；二是商品运输捐税过高，设备技术陈旧，以致成本加高，不易销售；三是缺乏信用，往往在营业旺盛时期，只用成品，不多配品种花色，不充分准备货源，不能准期交货，致使供求不平衡。要使中国的民族工业有所发展，金融界应多提供贷款，使企业有资金改进技术。制造业要减少制造成本，价廉物美，提高品质。各工业研究实验所尽量为国货工业服务，在技术上给以指导。为了使国货获得信誉，促进发展，还要使货品标准化，制定出各项标准，保证质量和周期。《大公报》的这些宣传和主张也促进了官方对国货工业的政策制定。一是1936年11月3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了实业部呈拟公务机关购买使用国货办法案。其内容为：嗣后各机关购办公用物品，如有国货而仍购外货时，其支出款项，审计部不予核销。二是由国民经济建设委员会牵头建立全国国货公司，由政府、银行、中华国货产销联合会三方投资，资本额约200万元。三方合作的国货公司，把金融资本、政府与产业组合在一起，在资金上有了保障，获得政府的支持，帮助国货的内外推销，目的是与外货进行竞争。三是1937年1月30日国货运动联合会呈请南京政府厘订国货等级标准，主要是授权政府、专家与同业工会合作，制订国货的等级标准，予以鉴定与检查，使国货出品不仅为国人需用，而且更有效地推销海外。《大公报》认为这是“国货事业努力以求改进之时代”。《大公报》还根据国情提出“使工业农村化，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国货工业新方向。（注：《国货工业散布农村之新倾向》，1936年10月16日《大公报》，“社评”。）在《大公报》看来，“中国今日工业之程度，尚滞居于轻工业时代，幼稚情形，无可讳言”（注：《改进国货工业之新途径》，1936年9月17日《大公报》，“社评”。）。国货工业大都群集于都市，城市生活水平较高，工资特贵。特别是在非常时期，都市工厂易为日本注目，安全不及内地农村。以目前中国生产力水平，国货工业大多还需用手工业，如能利用农隙，以低廉工资，雇佣工人，农村工业是可以发展的，而且农村也有这样的条件，“我国各地经济上大宗之收入，无过于当地特产，即无过于当地农村副业、手工业。如南通土布，年有2500万元，广东顺德考绸，年有2000万元，当地农民生计之所赖在此。”（注：《金融网与产业网》，1936年11月28日《大公报》，“社评”。）城市工业技术与农村的这些副业、土特产品结合，“可以补助农村经济”（注：《从省际贸易说到沟通机制品与土产品》，1936年10月2日《大公报》，“社评”。）。由于中国农村的土特产品，大都品质粗笨，未经技术上的改良，加之组织散漫，无运销集中的能力，所以数十年来内地与都市贸易常居入超地位，都市运输机制品，只吸收内地金钱，而内地生产者，无法抗衡，以致农村贫瘠，每况愈下。如果“国货工业转移昔日之目光，使所营事业，渐渐移入农村，同时注意于手工业之利用，俾工厂与农村接近，使农村经济有更生之望”（注：《国货工业散布农村之新倾向》，1936年10月16日《大公报》，“社评”。）。
《大公报》认为，这种经济的合作与互补，首先“是沟通机制品与土产品”，调整都市与内地贸易。“应集政府、金融界、运输业、工商界合作社为一体，同舟风雨，共济艰难，并设置中心枢纽，控制一切，庶方针一贯，调整土产品与机制品产销，以冀物物交换达于内外贸易平衡之目的。”（注：《从省际贸易说到沟通机制品与土产品》，1936年10月2日《大公报》，“社评”。）由国货公司与各地合作社为周转货物之枢机。凡机制品之内运，与手工业品土产品之外销，均以此为惟一之机构。（注：《金融网与产业网》，1936年11月28日《大公报》，“社评”。）这实际上是解决了国货工业的原料与销路问题。
第四，直接为国民经济建设出谋划策。
1936年是迄止当时中国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一年。1935年10月，物价指数是94.1,1936年一年中物价的指数总在107左右；生活费指数从109.2升到115.3；工业生产指数也增高1/5以上。“内地各省多数是庆着丰年。中国往年的农产收入是200亿元，1936年有340亿元，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农民购买力增加，工业制品的出路自然旺盛。加上近来国人民族思想的发达，喜用国货的人逐渐的普遍，故1936年的工业都有一种供不应求的气象，营业额的增加大率在三分之一以上，最多的要达到二分之一。”（注：《一年来工业的回顾与展望》，1937年1月12日《大公报》，“社评”。）中国民族工业这种可喜的现象令《大公报》十分振奋，向政府建议，早日实施工业奖励与工业保息等项政策，增强中国民族工业对外国资本的竞争能力。（注：《工业奖励与工业保息》，1937年4月19日《大公报》，“社评”。）
随着经济建设的展开，各省都在制定生产建设计划，如江苏省把1937年定为农业建设年，四川省商定三年生产计划，江西省制定农业合作与全省合作金库计划，山西省与广东省制定工业设施计划，湖南省制定工农设施计划，湖北省制定改进棉业计划，安徽省制定改进稻麦计划等。金融界纷纷派员到内地实地调查，与建设当局商量贷款办法。在《大公报》看来，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官民一致合作之下”进行的生产建设事业。它向政府建议，现在应对经济建设进行统筹规划，进入更具体的制订细目阶段，而不仅是一般号召了。它说：“现阶段之中国，建国救国，经纬万端，一切的一切已不是应否办理的问题，而是如何办理的问题。易言之，时代要求已超过原则论，而应为细目的决定，已不仅抽象论，而需要具体的办法。”（注：《今后政治经济的新动向》，1937年2月2日《大公报》，“社评”。）
《大公报》的观点是：从大的方面说，就是政治经济统一，如政治不良无从论经济；从小的方面说，如修一铁路，须调查沿线产业，发展沿线经济，否则该路不能获利。经济建设从纵的方面看，要把组织、人才、经济三者统筹地计划安排，这是“骨干”，即经线；从横的方面看，建设当局要有统盘筹划的眼光，各种机制设施同时并举，这是纬线。比如关于工业与农业并重，就应在五个方面做好安排：(1)应先设置工业与农业试验机关，开发产品和开展试验，在试验的基础上逐渐推进。(2)设置生产检定机关，进行产品标准的制订与质量的检验，以保证各地农工产品外销的信誉。(3)设置产品中转仓库与合作金库，使产品中转与资金周转有丰盈的储备，防止中间商人囤积居奇，确保农工受惠，发挥调节作用。(4)实施产品统制，即要官方统一调拨产品的销路，不要让贩卖商削价竞争，扰乱市场物价，使国民生路日窄。(5)改善交通条件，解决各地产品的运输问题，使货运畅通、敏捷，运价低廉。《大公报》的生产计划构思，颇有宏观经济学的观点，详见下表。
表中所示的纵横关系是线性关系，各生产要素与生产部门的关系为正相关关系。从宏观经济学的观点出发，《大公报》对当时全国整体的经济建设做出了一个简单的线性规划。它反映了(1)全国各地生产建设应纳入全国经济发展的整体筹划中，即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发展生产事业，虽各以环境之歧异，有因地因时之不同，顾其设施之方策，决非枝节的与各各独立的，而为整个的与互相联系的”。(2)“各生产部门是整体经济建设链中各个环节”，每一环节中的积极措施都与各生产要素产生正相关作用。如组织有力，措施得当，在同等条件下，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3)强调了在生产建设中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各个区域、各个部门的协调，即局部之间的互动作用。“盖一事业之建设决非片段之经营，更非一隅一时间之设施，在与全盘机构有牵动，与整个部分发生联系”。在整个经济建设过程中，政府“当统筹全局，用整个力量，予以实施”。（注：《今后政治经济的新动向》，1937年2月2日《大公报》，“社评”。）
从上述事例可看出，《大公报》时刻走在经济发展的前列，为国家复兴殚精竭虑。自1934年始，《大公报》总在年末或岁首，进行世界经济动向的预测与分析，为国人决定全年对内对外经济方案提供信息。1936年以后，有关经济建设的报道、论述、通讯常被安排在要闻版第3或第4版上。（注：《大公报》第1版是报头与广告，第2版是社评与广告，第3、4版是要闻。）
《大公报》确信“经济关系为其他的社会关系之最后基础，具有最终的决定力”（注：《关于救国大计之商榷——七分经济三分文化》，1935年7月31日《大公报》。），必须注重经济发展对社会进步的作用。故而，“任何政策计划，最忌蹈空虚造，必须切合实际。然社会之实质在经济，对内对外政治问题莫不发源于经济问题。而中国之经济问题，从理论上及历史上言之，俱必然形成世界经济之一环。”（注：《本年世界经济之动向》，1936年1月3日《大公报》，“社评”。）《大公报》对经济的作用有深刻了解，因此善于扮演经济专家的角色。
在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提出进行现代化建设，反映了国民厌恶战乱，要求国家统一稳定并进行经济建设的呼声。在民族危机面前，《大公报》把增进国家实力作为救国的手段。它要求“全国各界永记一点，生产制造实救国之根本，是救穷之惟一手段也”（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1936年6月5日《大公报》，“社评”。）。它追求的现代化，强调的是经济层面。因为在外患催逼下，“中国亟务在增长国力，且所需者甚巨，时间则务求短”（注：《对于国事之共同认识》，1937年6月23日《大公报》，“社评”。）。《大公报》号召国人团结，反对内战，督责政府进行政治改革，让知识分子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重要作用，通过发展经济，增强抗日实力。这既是报人爱国的一种体现，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追求，反映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在国民党高压政治下，《大公报》仍不遗余力地主张学习苏联，敢于揭露政治当局的腐败，进行舆论监督，代表了大多数人民的愿望，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但由于当时的内外形势及它所寄望的国民党政府的局限，其希望常常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