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顿森林遗产与国际金融体系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遗产论文,金融体系论文,森林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4年7月，45个国家或政府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下简称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之后为世界银行）。1945年12月，参加会议的29国代表签署了《布雷顿森林协议》，这标志着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代名词的战后国际金融秩序正式建立。美国凭借世界第一强国和拥有全球70%的黄金储备，确立了美元在这一秩序中的核心地位：美元作为唯一的法定货币与黄金挂钩，其他成员国的货币与美元保持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关系。与此同时，美国作为重要的顺差国，为基金组织提供最大份额的资金，相应也获得了一票独大的决策权。在随后的20多年间，这一由可调节钉住汇率制度、资本管制和基金组织三个要素配合运转的体系，在全球战后经济恢复和国际贸易增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也正是这一安排为体系的崩溃埋下了隐患。1971年8月，当美国无法履行其按固定平价以黄金兑换其他国家中央银行手中美元的义务之时，尼克松政府关闭了黄金兑换窗口。1973年3月，欧洲共同市场国家宣布对美元联合浮动，英国和意大利等国货币对美元单独浮动，以黄金—美元本位为基石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此解体。1976年4月，基金组织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二次修正案》，正式承认成员国在汇率制度选择方面的自由，国际货币体系进入浮动汇率时代。在缺乏全球汇率制度性安排下，这一时期的国际金融体系运转主要依靠两个主要支柱：一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行使全球金融治理职能；二是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是顺差国主要储备资产，也是多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钉住货币。 二战后70年国际金融体系演变历史见证了国际货币体系重要的理论变迁，也揭示了重大趋势性变革的必然。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成为国际金融体系重建的重要推动力量。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更为国际金融体系重建提供了契机。本文将评估布雷顿森林体系重要理论和政策遗产，分析在格局变化下既有的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阐述未来国际金融体系重建的要点以及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作用。 二、布雷顿森林遗产 布雷顿森林体系从成立到崩溃仅20多年时间，却为国际金融体系建设留下了太多未完成的使命。这不仅仅因为体系建设是一个长期的主题，还因为贯穿于国际金融体系演进之中的是一系列重要理论发展和政策变化。这其中，汇率制度问题、储备货币问题和基金组织的救助职能问题不仅是国际金融体系运转的核心，也同时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作用的演变密切相关。① （一）汇率制度问题 汇率制度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要素之一。从国际货币史上看，汇率制度设计贯穿于各个时期的国际货币体系当中。比如，一战前实行了40多年的金本位，采取的是以黄金和英镑为储备的固定汇率制度；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成员国约定保持1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的固定平价，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上下波动幅度不超过1%，实行的是可调节的钉住汇率制度；20世纪70年代以来，虽然在全球没有统一的国际汇兑安排，但在各国自主的选择之下形成多种汇率制度并存，我们称之为浮动汇率的格局。②在这一时期，围绕汇率制度出现了如下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变化。 1.从全球设计转向国家选择 在全球层面，汇兑制度设计的主要目的是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提供稳定的价值尺度。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各国相继放弃金本位制，通过大量发行纸币弥补巨额的军费支出和财政赤字。其结果是各国汇率普遍偏离当时的金平价。在当时的情况下，为恢复正常的国际贸易关系，主要国家针对是否恢复战前实行多年的金本位制进行了广泛的争论。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以及随后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再一次中断了各国正常的贸易和投资往来。在构筑战后国际货币体系框架时，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参加国共同选择了黄金—美元体系，因为设计者们相信，固定汇率有利于促进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可以减少各国的汇兑限制，并且防止各国货币竞争性贬值。从实际效果看，战后固定汇率安排部分地实现了其目标。比如，对三个时期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增长率的比较发现，在1951-1970年间，成员国人均GDP增长率为3%，高于随后的1971-1990年和1991-2010年两个时期。同一时期，西方各国的通货膨胀率也得到了有效控制。③ 然而，在多种因素作用下，全球性的固定汇率的运转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在各国政策决策者应付汇兑危机之时，经济学家开始重新审视各种汇率制度的选择，关注的焦点也从全球性制度设计转向单个国家的汇率制度选择，所考虑的要素包括汇率制度与国际收支和贸易流量的相互作用，汇率与国内充分就业、价格稳定及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同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有效性的差异等。这些讨论为汇率制度由全球设计向国别选择的转换提供了大量的理论和政策准备。 2.浮动还是钉住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使各国的汇率实践发生了巨大变化。1997-1998年爆发于亚洲、俄罗斯以及巴西的货币危机更是引发了针对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选择的争论，在汇率理论上出现“角解（corner solution）”假说。该假说认为对于那些不断开放本国金融市场的国家来说，要么实行完全固定，要么实行完全浮动，任何中间制度都不是好的选择。其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他在提交给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证词中指出，汇率选择问题没有统一的答案，但是考虑最近一些国家的经验，国际社会所提供的建议中有一条越来越清楚，那就是在一个资本自由流动的世界中，那些采用可调整的钉住汇率制度的国家的选择范围将越来越有限。④实际上，“角解”的重要依据是开放宏观经济学中的“三角难题（triangle difficulties）”，即在资本流动的自由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前提下，如果中央银行想要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它必须放弃汇率的稳定性。这一难题对那些处于不断开放资本项目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更为棘手。这是因为，当这些国家开始放松资本管制，资本更自由的流动导致大规模的资本流入，对国内经济造成通胀性冲击。如果这些国家同时放弃钉住汇率，在缺乏其他货币锚（比如采取通胀目标制）的情况下，就等于失去管理通货膨胀的工具。尽管如此，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三角难题并不是绝对无解的困境。对货币当局而言存在诸多中间地带的组合，由此形成的汇率灵活程度不等的“中间解（intermediate solution）”，对很多国家来说要比“角解”好得多。⑤ 尽管存在上述理论争论，但在实践中被各国政策决策者广为接受的信条是：没有任何一种汇率制度在任何时间适合所有国家。⑥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浮动汇率时期，世界各国汇率选择呈现出多样性的同时，总体上表现为如下4个特征：其一，美元、欧元（马克）和日元之间自由浮动构成全球汇率体系的中心。三种货币自由浮动的结果，除了对全球外汇市场具有导向性作用以及这三个主要经济体的国内政策调整具有全球溢出效应之外，主要汇率剧烈波动与主要国家间的贸易摩擦交互影响，以至在1985年和1987年，西方国家不得不针对稳定币值达成汇率合作协议。⑦其二，在三种主要货币的外围，一些较小的工业国普遍采取浮动汇率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瑞典以及1992-1993年欧洲货币危机之后的英国、芬兰、挪威和瑞士等国。其三，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启动，这是固定汇率支持者的一次胜利，更是最优货币区倡导者的历史性实践。⑧这一由初始11个欧洲国家组成、至今已扩大至18个成员国的合作层次最高的区域性货币安排，可以认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在欧洲的复活。然而，近期以来的欧元危机引发了对货币联盟理论的各种质疑，欧元区经济至今也未走出危机的泥潭，欧元这一单一货币的命运仍处于不确定之中。其四，处于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其汇率制度选择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些国家在选择汇率制度时，必须考虑中心国家汇率的波动，并根据本国贸易条件可能受到的冲击以及国内不发达的金融市场等因素，或者为本国货币寻找名义锚而钉住单一或组合货币，或者实行有较强干预的管理浮动制度，有少部分国家也实行单独浮动。 3.发展中国家的浮动恐惧和美元本位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一些经济学家提出“浮动汇率恐惧症（fear of float）”观点，用以解释为什么许多发展中国家官方公布的汇率制度是浮动汇率制度，而在实际上却采用的是钉住汇率制度，即存在着事实（de facto）汇率制度与法定（de jure）汇率制度之间的差别。一些理论研究发现，有三类国家容易产生浮动恐惧。第一类是政府公信力较差的国家。这些国家通常面临本国货币贬值的压力。当这些国家在利率稳定和汇率稳定之间进行选择时，通常它们会选择后者，因为汇率稳定能为经济提供明确的稳定锚，而利率稳定却做不到这一点。⑨第二类是面对较高汇率风险的国家。这些国家通常有大量的、以外币计值的外部债务。尽管它们可能已经对外公布采用的是浮动汇率制度，但事实上倾向于将本国货币钉住主要债务标值的货币。第三类是存在货币替代（采用外币作为本国交易货币）的国家。这些国家经常发生未预料到的本币向外币的转换，货币性冲击经常因此被放大。为了防止汇率和货币市场的过度波动，这些国家也倾向于选择固定汇率。⑩显著的例证是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一些国家宣布脱离钉住美元，但实际操作中美元在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仍然高达80%以上（表1）。 从实际选择看，在过去几十年间，美元在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选择中处于核心地位。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国内金融部门脆弱，它们不能以本币向外国借款，甚至无法获得外币长期贷款。这些国家的国内银行往往借入短期美元，产生美元短期负债，同时向国内借款人发放以本币计价的长期贷款，这便形成了币种和期限“双重错配（double mismatch）”。这种双重错配风险在许多外债高企的发展中国家尤为常见。当美元短期负债超过本币长期贷款时，遭受货币错配的债务人将面临破产的风险。为了避免银行破产，政府必须提供保护，而最直接的担保就是将本国货币与美元钉住。这种现象又称为汇率制度选择中的“原罪论（original sin）”。（11）对于东亚这些高储备的顺差国家，也同样逃脱不了美元本位控制的命运。在出口导向战略的作用下，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在运行经常项目顺差的同时累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成为债权国。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货币不能用于国际交易，其对外债权主要是美元资产。为了避免本币升值，维持出口竞争力，这些国家不得已将本国货币钉住美元。（12） （二）国际储备货币和流动性问题 储备货币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另一个核心要素。在金本位制下，黄金和英镑行使国际储备货币职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国际储备货币为黄金、美元、其他少量可兑换货币、特别提款权（1970年以后）以及成员国在基金组织的头寸。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浮动汇率时期，国际储备货币则是各国货币当局发行的法币，其中主要是美元。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国际储备货币的主要职能是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提供国际支付手段。然而长期以来，国际储备货币的供求矛盾以及其与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性的关系始终困扰着学界和各国货币当局。 1.特里芬难题
特里芬难题表述的是在法币承担国际储备货币条件下国际货币体系运行中存在的内在矛盾。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除了供给有限的黄金、数额较小的特别提款权和英镑等少数可兑换货币，美元是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相应地，美国是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提供者。美国提供储备货币主要有以下两个途径：一是凭借其他国家货币当局对美元的信心。在黄金—美元固定平价安排下，美国有义务以1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的固定价格，将外国官方手中的美元储备以黄金进行赎回。这意味着外国官方持有美元储备，是建立在美国承诺以等值黄金进行兑换的信心基础之上的。在黄金供给与美元储备需求相当的情况下，维持这一平价的同时确保足够的美元流动性是没有问题的。但在20世纪50-60年代，黄金产量的增长明显低于世界经济增长，各国美元储备需求与黄金储备缺口大增，美国维持既定的固定平价能力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二是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由于美元是法定的官方储备，世界各国获得美元的途径，除了美国在战后通过马歇尔计划对欧洲提供的美元援助，主要是靠与美国的贸易往来，准确地讲是对美国的经常项目顺差。这便要求美国必须通过运行贸易逆差，以外国持有美元余额的增长来满足各国对储备的需求。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发现，依靠美国的美元负债（外国手中的美元余额）满足世界超额的储备需求，在黄金供给有限的情况下，美元—黄金平价的约束力大打折扣。美元币值稳定性因此受到冲击，其结果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正常运转产生了破坏作用。（13）1960年，美国的国外负债首次超过其黄金储备，此后美元负债与黄金储备比率不断上升，这迫使美国在1971年关闭黄金兑换窗口。遗憾的是，自20世纪70年代进入浮动汇率时代之后，特里芬难题仍没有得到解决。 2.从有财金纪律到无节制发债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黄金—美元本位制通常被视为对美国政府施加了财金纪律（fiscal discipline）。换言之，由于美国承诺维护固定平价，在黄金供给有限的条件下，美国不可以通过无限制印钞提供美元供给，美国财政部不可以无节制地发行债券满足其他国家对美元储备的超额需求。从图1可见，这一财金纪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相当有效。美国国会在1917年就通过立法确立了美国国债限额发行制度，目的是限制当届政府的无节制透支。从1941年至1962年，美国联邦债务法定限额基本维持在年均3000亿美元以下。
在浮动汇率下，法币充当国际储备货币，储备货币也主要是以政府债券形式提供。不仅如此，能够发挥储备货币职能的政府债券必须具有较高的评价级别，必须具有财政清偿力担保。这意味着，传统的以经常项目逆差提供储备资产来源的渠道，在浮动汇率时代更主要是通过资本项下的资金流动来提供。从需求方看，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经济快速增长，使其成为国际储备资产需求的新生主体。换言之，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对储备资产需求的增加，需要发达国家政府不断发行债券来加以满足。在缺乏类似金本位所能施加的财金纪律的今天，政府发债变得相对容易，即使各国都存在预算约束，在特定时期也变得不具有约束力。从图1可见，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联邦债务法定限额不断上调。特别是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这一限额上调速度加快。2009年，其上限额度为12.1亿美元，到2013年则突破了16.39亿美元的高限。除了美国，其他主要工业国家的债务水平也普遍增加。至2013年，七国集团（G7）政府净债务占GDP比重接近90%，而20年前这一比重还不到40%。当然，发达国家大规模发债有多重原因，但从储备资产角度看，其结果却是在满足全球储备资产增加的需求的同时，也破坏了储备资产所具备的特质：有信誉担保的较高清偿力。可以说，这是特里芬难题在浮动汇率下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 （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危机救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一道，是战后国际金融体系框架中的重要职能机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基金组织的主要职能是保证黄金—美元本位的有效运转。在浮动汇率时期，基金组织作为全球最后贷款人，其主要职能是对成员国的经济与金融政策进行监督，实施危机预防和救助，以达到避免收支危机、维持国际金融稳定的目的。 1.规模问题 基金规模是决定贷款能力的重要因素。其来源包括成员认缴的份额以及其产生的未分配净收入，还包括临时性新贷款安排和美元双边借款安排等渠道获得的资金。这其中，成员国认缴份额是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其规模大小和分配比例则需要最高决策机构基金董事会进行评估表决。从基金组织成立以来，针对份额规模，基金董事会共进行了14次评估，其中有9次达成提高总份额的决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基金救助能力亟待提高。在二十国集团（G20）峰会的推动下，基金组织董事会在2010年的第14次份额评估达成决议，决定将总份额增加一倍至4768亿特别提款权。 围绕救助资金的规模，一直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在发生危机时提供多少资金救助才能有效。在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国际资本流动规模之大和速度之高的今天，金融危机在不同国家、不同市场和不同部门之间的传染性增大。当金融危机演变为信心危机之时，这无疑增加了对救助规模量化的难度。 2.救助形式和条件 危机救助贷款是基金组织行使救助职能的主要方式。其目的是对出现收支危机的国家提供救助，补充其有限的国际储备，稳定其货币，恢复其国际收支支付能力，并辅助以政策调整，改善其经济增长的条件。基于协商，基金组织与申请贷款的成员国确定贷款的时机、数额和条件。 提供贷款的方式和条件是保证救助效果的重要条件。在基金组织成立70年间，历经若干次金融危机，基金组织不断改善和增加其救助性贷款形式，使之更适用于新形势，更符合受援国的经济特征。这其中，1997-1998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集中暴露出基金组织救助贷款方面存在的问题。泰国、马来西亚等危机国家对基金组织贷款所附加的苛刻条件表示不满，因为这些条件包含了诸多不适当的结构性调整指标以及错误的政策药方。比如，基金组织建议危机国家应立即实行紧缩货币和财政政策，以便稳定汇率。然而这种惩罚性的紧缩却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了经济衰退，恶化了经济条件。 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为基金组织强化其救助职能创造了契机。针对贷款职能，基金组织进行了两项重要改革：一是增加贷款形式，使之更具差异化特征（表2）。比如，在传统的支持性贷款（SBA）和展期基金便利（EFF）之外，基金组织增加了灵活性贷款（ECL）、预防和流动性贷款（PLL）以及快速融资工具（RFI）。同时，为了对低收入国家提供更多的融资，基金组织设立了优惠性贷款，承诺零利率条件，体现其对低收入国家的关注。二是增加贷款条件的灵活性。基金组织传统的贷款条件性主要包括量化标准、结构指标和定期评估三个核心内容。其中，量化标准涵盖了一系列对政策和经济指标的定量目标，如货币信贷总量、国际储备规模、财政余额和外部负债等。结构标准通常指非量化的结构性目标，如自由化和放松管制等。20世纪80年代之前，贷款条件性侧重宏观政策条件；之后，基金组织认为结构性问题更为突出，是危机爆发的根源。这样，贷款条件性便增加了苛刻的结构调整条款。从过去多年的实践看，基金组织贷款条件性不断受到批评。2002年，基金组织不得不修订“条件性指南”，放松了贷款条件。2009年，作为一揽子改革的一部分，基金组织更是对贷款条件性做了进一步的完善。 放弃“华盛顿共识”可以说是近年来基金组织顺应发展中国家需要的最重要的一项改革。基金组织曾在相当长时期倡导金融自由化和资本项目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将其作为医治发展中国家结构问题的万灵药。然而，随着实践的变化，特别是危机频发的教训，使得基金组织不得不反思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金融脆弱性的真正来源，反思应对危机和恢复金融稳定性各项措施的有效性。最突出的变化是针对成员国实施的资本管制措施，基金组织开始大幅度提高了容忍度，并承认在其他非行政性政策措施耗尽的情况下，资本管制不失为一个国家金融稳定的可行措施。（17） 三、国际金融体系重建的必要性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濒临崩溃，欧洲跟美国在美元固定平价问题上争执不休。欧洲已经没有办法维持跟美元的可调节比价，希望美国采取措施以保证美元汇率的稳定。在一次双方谈判中，时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的小约翰·包登·康纳利（John Bowden Connally，Jr.）抛出了“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是你们的问题”这句名言，被认为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体系的真实写照。（18）在过去几十年间，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然而在金融领域，国际金融秩序仍延续以发达国家为中心、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为外围的格局。美元仍然是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国际金融机构治理仍然由发达国家来控制。经济格局与金融权力之间形成明显的错配。与此同时，世界各国不得不应对持续的全球失衡，直至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美元还是美国的美元，但是当美国不再像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那样承担稳定汇率义务的时候，问题便成了全球的问题。 （一）多极格局与单极货币
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打破了原有世界经济力量的格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总规模与发达市场差距缩小。1980年，新兴经济体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GDP占世界比重为36.2%，发达市场占63.8%。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GDP规模呈现上升趋势，而发达国家整体呈现下降趋势。2002年，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GDP份额首次超过发达国家七国集团。2008年，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GDP份额上升至51.2%，首次超过发达国家的48.8%。根据基金组织预测，2019年，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GDP份额将达到60.3%，发达国家份额降至39.8%（图2）。二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速度增长。从1980年到2014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5%，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平均增速为4.6%，其中亚洲新兴经济体增长速度高达7.4%；发达国家增速为2.5%，其中核心的G7国家增速为2.3%（图3）。三是新兴市场在全球贸易的地位上升。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新兴市场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更重要的是，从贸易流向看，新兴市场成为重要的顺差国家（图4）。与之相对应，新兴经济体的外汇储备规模日益扩大。外汇储备的累积增强了这些市场对外部冲击的抵抗能力，同时也让新兴市场成为全球重要的债权人，形成“穷国”为“富国”融资的格局。 然而在国际金融领域，美元仍是多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汇率制度的钉住货币，也是顺差国的主要储备资产。即便是20世纪80年代马克、日元崛起以及后来欧元建立，美元的核心地位也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挑战。各国中央银行手中持有的主要是美元资产，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交易的也主要是以美元计值的产品。由表3可见，在全球官方和私人交易中，与欧元和日元相比，美元至今仍占据核心地位。基金组织188个成员国中，61%的外汇储备以美元持有，23.1%的成员国明确将本币钉住美元，接近一半的外汇交易额与美元有关，59%的银行贷款以美元提供，39.1%的国际有价证券市场以美元发行（略低于欧元的41.8%）。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滞后的后果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滞后性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存在的储备货币和流动性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更进一步，在美元本位下，全球流动性多少与美国国内政策息息相关，这使美国国内政策的外溢性增强。其次，国际收支调节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美国凭借美元国际货币地位，通过资本流入为其经常项目逆差融资；高储蓄顺差国家为了预防收支危机而不断累积外汇储备，后者又以美元资产形式流向美国。最后，涉及信心问题的特里芬难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20） 1.不平等问题 美元本位的表现之一是作为主权货币发行者，美联储成为全球流动性的最主要创造者。2002-2007年间，境外美元对非金融机构的信贷年均增长为30%，远高于对国内的美元信贷。美国之所以能向全球大规模提供美元流动性，主要基于以下三点：一是美联储同期的低利率政策，大幅度降低了美元借贷成本；二是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严重，需要通过资本项目为其融资；三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出口导向政策，造成外汇储备大幅度累积，而这些国家缺乏将国内储蓄转化为国内投资的国内金融市场，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不得不将大部分的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等收益率极低的“安全资产（safe asset）”。 在缺乏国际机构行使监控中央银行流动性创造的职能的情况下，美联储拥有美元流动性创造的绝对权利。这产生了三个结果：第一，美元流动性与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挂钩，只要顺差国愿意接受并持有美元，创造的美国流动性总可以以美元债务的形式流回美国。这构成了全球失衡的重要来源。第二，由于美元是世界货币，同时美国又不承担稳定美元汇率的义务，这使得美国在吸纳资本流入的同时不必担心引起国内的通货膨胀，因为美国政策的外部性主要由其伙伴国承担。比如，那些自愿钉住美元的国家货币当局面临两种选择：一是钉住美元保持竞争力，同时紧跟美联储，接受美国货币政策的传递效应；二是对外汇市场持续干预，从而被动累积更多的美元储备。第三，美国巨额的贸易逆差和不断累积的债务负担，再加上美国政府对汇率的“善意忽视态度”，美元币值从2002年2月开始步入其长期贬值通道。以美元指数走势来看，除了危机期间美元因发挥避险货币功能以及2013-2014年美联储开始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使得美元受到市场青睐之外，美元指数总体呈现为贬值态势。图5表明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美元外汇储备与美元指数之间的动态关系：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美元外汇储备在1999年为2553.22亿美元，2014年中期达到1.69万亿美元，而美元实际指数在同期贬值了14.8%。美元长期贬值对那些以美元资产为主要投资对象的外汇储备大国带来了巨额的资本损失。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纽约时报》撰文称之为“美元陷阱”。（21） 2.不稳定性与信心问题
由于美元是全球最主要的储备、结算和计价货币，美联储便成为全球事实上的最后贷款人。在金融繁荣时期，过度的美元流动性鼓励杠杆性融资和金融泡沫累积，与此同时也为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在金融动荡甚至爆发危机之时，美元流动性的瞬间紧缩又需要美联储及时提供美元流动性支持，防止市场解冻和系统性破产。事实上，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与其他中央银行通过货币互换形式提供流动性支持，成为防止金融危机蔓延的重要手段。然而，由于流动性短缺通常难以量化，特别在危机时期市场枯竭有自我强化的心理特征，在美联储资源明显有限的条件下，投资者逃向安全资产的举动会导致更剧烈的市场动荡。 特里芬难题在浮动汇率时期依然存在。从理论上讲，依靠单一的主权货币行使国际储备货币职能的国际货币体系，其本身就存在着内在缺陷。如前所述，作为美元储备货币的发行国，美国需要不断通过经常项目逆差向世界提供流动性。而伴随美国逆差的累积，美元币值又受到损害，后者危及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除了经常项目逆差渠道，近年来资本项目成为美国输出美元流动性的重要渠道。在对储备资产需求增加的情况下，对具有财政清偿力担保的安全资产的需求也随之增长。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储备资产需求增加，需要具有清偿能力的政府债券的增加；债券发行得越多，清偿力受到的影响就越大。（22）考虑发达国家的债务规模和未来趋势，我们正面临的是一个无解状态。
3.资产安全性问题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安全资产在供求结构、数量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新兴市场出于预防性动机的储备资产需求不断上升。在危机期间，那些本来是储备资产的提供者（央行和金融机构）也转变为需求者，对安全资产的需求急剧上升。另一方面，在供给方，主权债务级别的降低导致合格的安全资产提供者减少，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也造成安全资产供给萎缩。 在过去十多年间，作为全球主要安全资产的美国、德国和英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呈现总体下降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对安全资产较多的需求追逐有限供给（图6）。尤其是在危机爆发和动荡期间，投资者风险偏好降低，对安全资产需求激增，美元资产通常是最主要的避险资产，所谓“没有好资产，只有较好的坏资产”的说法正是反映了投资者对储备资产质量的担忧。而在其背后反映的是国际金融体系中安全资产的短缺。 （三）基金组织份额改革步履维艰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通过G20峰会等多边平台，要求对现有的国际金融治理结构进行重新评估，重点评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基金组织份额中的普遍低估问题，目的是增加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全球金融规则制定中的发言权。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基金组织先后两次调整成员国的份额。表4列举了2008年和2010年两次改革的核心内容，包括增加总份额、调整份额分配、保护低收入国家份额以及对执行董事会和组成进行改革。2010年的份额分配改革方案中，基金组织对高估和低估成员国进行全面评估，决定将超过6%的份额从高估国家向低估国家转移，因此，发达国家的总体份额有所降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份额有所增加。2010年的改革还特别注重低收入国家，不改变这些国家的份额。更为重要的是，基金组织调整了份额评估方法，采用新的计算公式确定份额的权重。新方法综合考虑了GDP规模、经济开放度、经济变量和国际储备这4个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2008年的第13次董事会改革方案已于2011年完成执行。然而，2010年的改革方案原本计划在2014年年初实施，却因未能获得足够的通过票数而搁置。根据基金组织协议，改革方案的实施需要两个条件：一是188个成员国中要有113个成员国通过，二是总投票权的85%通过。截止到2014年8月，超过113个成员国通过了改革方案，但是要求的85%通过票中只获得了77%。（23） 中国是基金组织中重要的资金提供者。在危机爆发后，中国向基金组织提供的份额扩大了三倍。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目前在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份额排列第六位。根据2010年制订的改革计划，中国有望升至第三位（表5）。然而，在新的改革方案迟迟得不到落实的情况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份额低估的问题将可能无限期延长。
四、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 特里芬当年所担忧的核心问题是世界经济不断增长与国际清偿力充足性之间的矛盾。他在1959年美国国会经济联合委员会第87届会议上的发言中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外汇储备构成的国际化。（24）半个多世纪之后，上述矛盾仍然存在，而且历经数次危机，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讨论似乎又回到了原点。改革现有的以美元为主导的储备货币体系，重组和增设多层级的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建立多层次的全球金融安全网，是未来国际金融体系重建的核心内容。 （一）储备货币体系多元化 改革以美元为主导的储备货币体系，需要建立一个多元化的储备体系，其中，建立超主权货币、改革特别提款权以及提升包括人民币在内的非美元货币的作用，是实现储备货币多元化的重要路径选择。 1.建立超主权货币 以超主权货币取代主权国家发行的货币这一主张由来已久。早在二战后构建布雷顿森林体系方案之时，约翰·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就提出建立世界货币班考（Bancor）方案。根据设计，班考作为超主权货币，是成员国之间进行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计价单位。凯恩斯同时建议成立国际清算联盟（International Clearing Union）作为超主权货币的执行机构。随后，特里芬在凯恩斯建议的基础上提出在黄金之外建立新的支付手段，这一手段独立于国家通货。根据他的设想，“所有国家不愿以黄金形式持有的储备可以以国际化的、可兑换黄金的储蓄方式存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5）这样，成员国对基金组织的缴纳变为存款制度，作为对成员国放贷的基础，其优势是与黄金有在全球同样自由的可兑换性的同时，又不会因债权国提供过多的放贷而影响其清偿力。然而，与凯恩斯方案相似，这一方案的实施需要一个超越国家主权的国际机构，其所遇到的最大障碍“其实是政治的而非经济的”。（26）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超主权货币概念再度被提起。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2009年撰文，提出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建议。根据这一主张，世界需要建立一个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理论上讲，国际储备货币的币值首先应有一个稳定的基准和明确的发行规则以保证供给的有序；其次，其供给总量还可及时、灵活地根据需求的变化进行增减调节；第三，这种调节必须是超脱于任何一国的经济状况和利益。”（27） 在实践中，超主权货币首先要能够行使货币的四大功能：交换媒介、计价单位、价值储藏和价值标准。其次，它要有执行机构作为支撑，这个机构又必须具有超越国家主权的性质，要有高于主权国家的信用。欧元的建立可以说是在欧洲区域建立了局部的超主权货币，但是在机构建设方面，除了欧洲中央银行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欧元区至今也没有建成真正意义的超主权机构。在全球层面，超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体系改革的一个动议，它更主要的是理想目标。这一动议所传递的重要信息，是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对以美国国家信用为担保的现行美元本位具有不可持续性的担忧。 2.改革特别提款权 特别提款权创立于1969年，其初衷是为了补充美元流动性的不足。在过去的40多年中，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范围非常有限，主要用于基金组织成员国央行之间的账户往来以及历史上发行过的少量的以特别提款权计价的债券。到目前为止，特别提款权中也只有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4种货币。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其人民币仍在货币篮子之外。相比建立超主权货币，改革特别提款权是一项更具有可行性的方案。 扩大特别提款权的功能，首先要解决的是其篮子货币的代表性问题。在特别提款权创立初期，其定值标准只考虑货币发行国在世界的贸易份额。根据这一标准，特别提款权在1969-1980年间一直包括16种货币。1981年基金组织修订了定值标准，除了考虑贸易份额的重要性，还加入了资本市场指标。这样，篮子货币数量减少到5种货币。2000年，欧元替代马克和法郎，篮子货币则由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这4种货币构成。2011年，基金组织再度修订定值标准。目前，这一标准主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货币发行国货物和服务贸易额，二是成员国持有该种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比重。2015年，基金组织将再次对特别提款权货币构成进行评估。动态体现成员国在全球贸易和金融中的地位，扩大定值篮子货币种类，考虑纳入人民币等重要的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货币，应该是一项重要的评估内容。 改革特别提款权，其次需要考虑的是扩大其规模。按照基金组织协议，成员国每5年对特别提款权分配规模和结构进行评估，以适应成员国对储备资产的长期需求。然而从设立至今，基金组织针对特别提款权只进行了三次分配，它们分别是：（1）1970-1972年分配的93亿特别提款权；（2）1979-1981年分配的121亿特别提款权；（3）2009年分配的1612亿特别提款权。考虑到1981年以后加入基金组织的成员国中有近1/5从未获得过配额，基金组织于2009年8月以特别分配的名义对这些国家提供了215亿特别提款权的一次性分配。截至2009年年底，特别提款权累积分配额为2040亿特别提款权。相对世界经济增长对流动性的需求，增加特别提款权配额也仅仅对美元流动性需求起到部分补充的作用。 值得指出的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领导的联合国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改革小组在改革特别提款权方面提供了比较系统的方案。根据斯蒂格利茨报告，基金组织在短期需要按照每年增发20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的速度扩大规模，这便在将储备货币供应与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分离的同时，满足成员国对储备资产需求的增加；基金组织在长期创立全球货币（Global Greenbacks）作为新的储备货币，并成立“全球储备基金（GRF）”。该基金负责管理新的全球货币，成员国每年向其提交一定数额的本国货币，基金向各成员国发放等值全球货币。（28）针对特别提款权改革，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主张是在基金组织框架下建立特别提款权的替代账户。（29）在这一账户下，有美元储备的国家可以存储部分储备，并换取相应的特别提款权。这种设计有助于各国分散储备资产，然而，其流动性和替代账户设计在实施中存在技术问题，缺乏二级市场将阻碍对交易规模的扩大，进而对其储备货币功能形成制约。 无论如何，特别提款权改革应是国际储备货币改革的突破口。其改革核心是提高其代表性，扩大其职能范畴，增加市场流动性，使之真正作为美元的重要补充，成为储备货币多元化中的一员。由于这项改革是在现有的国际机构框架下进行的，基金组织成员国之间能否积极合作决定了改革的成败。 3.提高非美元主权货币的作用 鉴于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超主权货币缺乏现实操作基础，黄金作为储备货币扩展的可能性又非常有限，提高非美元货币在国际储备体系中的重要性便成为储备货币体系多元化的现实选择。欧元的建立有其历史性意义。作为储备货币，欧元在基金组织成员国储备中的比重仅为24%。但在国际债券市场上，欧元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券发行货币。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中的重要性大幅度提高，为其货币行使更多的国际职能奠定了基础。尽管在储备货币职能方面，新兴经济体货币的作用十分有限，但是在结算和计价方面，新兴经济体货币地位有所上升。在国际清算银行最新公布的报告中，2013年全球外汇市场交易额排名前20的货币中，新兴经济体货币已占8席，而在1998年，新兴经济体货币只占5席。（30） 在新兴经济体货币中，人民币行使国际货币职能的前景备受关注。从国际经验看，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需要一系列的前提条件，包括货币发行国的经济规模、国内市场容量、资本项目开放程度、金融市场成熟度、中央银行公信力以及该国的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等。比较各种条件，人民币具有成为国际货币的极大潜质。首先，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日益增加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实力基础。其次，在美元和欧元支撑着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区的同时，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区的亚洲却缺少自己的主导货币。亚洲国家巨额的外汇储备主要以美元资产形式持有，共同面临美元资产缩水的风险，有共同的储备多元化需要。由于中国与亚洲在贸易、投资和金融一体化方面不断增长，中国的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在不断增强，这成为人民币在亚洲地区存在需求的市场基础。最后，在国内政策方面，从2009年放松人民币贸易结算限制之后，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人民币“走出去”的政策。这些政策与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及国内金融改革相结合，为人民币走出国门建立了快速通道。 得益于政策推动、政府间积极合作以及相当长时期的升值预期，人民币在诸多国际货币职能中迅速占领一席之地，人民币的跨境流动也迅猛发展。作为储备货币，人民币已经成为英国、日本、印度、尼日利亚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储备货币篮子中的组成部分；作为贸易结算和投资计价货币，人民币贸易结算已经占到中国跨境贸易的25.5%，直接投资中人民币计价比率也占到9%；在国际支付体系中，人民币从2010年的第35位上升至2014年的第5位，1/3的全球金融机构在与中国内地和香港进行支付往来时以人民币支付；中国人民银行与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签署的人民币双边互换协议已达28项，总额约2.71亿元人民币；人民币也实现了与欧元、英镑、日元和美元等主要发达国家货币之间的直接交易；人民币离岸市场迅速发展，香港成为最重要的人民币离岸中心。此外，新加坡、台北、伦敦、卢森堡、巴黎和法兰克福等地的人民币业务也在兴起。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其货币的国际化速度和规模将在相当程度上决定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进程。 （二）改革国际金融机构 国际货币体系从单极向多元过渡，很可能伴随着国际金融动荡。比如，在从美元本位转向多元化进程中，投资者不断进行储备资产结构重组，这将带来国际资本流动和汇率的剧烈波动。（31）如何有效降低过渡期风险是摆在各国决策者面前的重大挑战。金融稳定性是公共物品，这需要有意愿通过合作提供这一公共物品，并且运行有效的机构主体。其可行的途径有两个：一是针对现有金融机构进行存量改革，二是以体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重要性为核心开展增量改革。 1.存量改革：现有机构的治理结构调整 2010年，基金组织开始将中国并同美国、欧元区、英国和日本作为系统性重要国家（systematically important countries）。其含义是指中国与其他4个发达经济体一样，其经济状况和政策调整具有全球溢出性影响。作为系统性重要国家，提高中国在基金组织治理结构中的重要性顺理成章。事实上，如何提高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在基金组织中的份额和投票权一直是基金组织改革的重点。2010年12月，基金组织的最高决策层（董事会）批准了一项一揽子改革计划。根据这一计划，除了成倍增加总份额外，基金组织承诺通过历史上最大的份额调整，向有活力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增加6%的投票权。届时，中国、巴西、印度和俄罗斯这4个金砖国家的投票权都将位于前10位。同时，为体现对贫穷国家的关注，基金组织对低收入国家预留份额和投票权。然而，这一改革方案的执行至今悬而未决。由于美国在基金组织具有实质上的一票否决权，基金组织的份额改革在事实上完全受制于美国国内的政治纷争，这对改革前景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基金组织治理结构改革的另一个方面涉及最高管理层的人事任命。在基金组织建立之初，其与世界银行之间在人事安排方面形成了这样的惯例，即欧洲人执掌基金组织，美国人执掌世界银行，这一安排延续至今。针对欧洲人治理的惯例，要求考虑有资格的，同时具有新兴经济体背景的人选呼声不断。 在治理结构中反映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重要性，这不仅将改善治理结构的合理性，也为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国际金融合作中承担更多责任的同时，赋予了其相应的权利。这种调整即便在短期内无法实现，也应该在中期内完成。 2.增量改革：更多的机构 在对现有体系进行存量改革的同时，以增量改革建立新的机构，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实现其重建国际金融体系诉求的另一个重要途径。 2014年，中国主要参与的新的合作性金融机构建设有两个突破性进展：一是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五国宣布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或称新开发银行（NDB）；二是主要由中国倡导筹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这两个机构被认为是在现有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基金组织之外，更能体现新兴经济体国际金融治理的意志。其中，与金砖银行成立的同时设立总额为1000亿美元的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基金（CRA），对现有国际机构的危机救助职能改革具有多重意义。 首先，这是一项增量改革。与其他国际性机构一样，金砖银行只是一个新的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应急储备基金对基金组织不是竞争，而是互补。目前来看，在诸多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的基金中，基金组织覆盖面最大，成员国遍布全球。然而，相比全球的经济规模，基金组织资源仍然有限，需要其他来源补充。新成立的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基金将起到这个作用。其次，这是一项温和的改革。其突出标志是，在应急储备安排的条款中，有70%的贷款额度仍然与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性挂钩，这体现出对布雷顿森林体系重要遗产的继承，而不是颠覆。针对基金组织贷款条件性的是非需要有客观评判。过于严格的条件制约救助的成效，也使得救助有失公正性，但是缺乏足够的约束则容易滋生道德风险。在金砖储备机制中，中国很可能是一个出资国，金砖储备基金启动与基金组织保持挂钩，在一定程度上保障贷款安全、有效的使用，这也是对出资国的一种保护。再次，应急储备基金所依托的是一个开放的机构。与传统区域性金融机构相比，金砖银行实现的是跨区域的构想，能调动的资源更广。金砖各国都是本地区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具有撬动周边的杠杆作用。最后，从更广的角度看，这项改革体现了金砖国家对全球治理结构施加影响的诉求。金砖国家GDP占到全球GDP的1/5，但它们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受到了低估。随着成员拓展、监督机制完善以及私人部门参与等方面有所突破，金砖银行将成为全球金融治理的一个重要环节。 （三）建立全球金融安全网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多边机构和相关国家采取的危机救助实践表明，建立多层级的全球金融安全网对阻止危机深化、防止危机蔓延有重要的作用。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建立多元、多层次的防火墙，有助于提高危机应对的有效性。比如，救助资金来源既来自公共部门，也可以来自私人部门；危机救助主体既包括全球多边机构，也包括区域性机构。在欧洲，欧元区国家建立了欧洲稳定机制（ESM），用于维护欧元区的金融稳定。在亚洲，东盟十国和中国、日本、韩国共同成立了清迈倡议多边机制（CMIM），用来防止和救助出现流动性困难的成员国。此外，中央银行之间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也在保证金融稳定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来说，在本国金融市场发育不成熟的条件下，大规模短期资本流动会对国内金融稳定带来巨大的破坏性。应对大规模短期资本流动主要有两种政策选择：一是采取单边抵御措施，这是保证本国金融稳定的第一道防线。这一单边行动最有效的方式是实行资本管制。事实上，在2010年11月的G20首尔峰会上，发展中国家对美国单边量化宽松政策后果忧心忡忡，担心短期资本大规模的流入，而应对方案很可能是有更多国家加入资本管制的行列。2013年，围绕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发展中国家又开始担心资本的大规模流出。二是通过全球的或是区域合作的途径采取共同行动抵御风险。集合财力和协调救助，形成金融安全网，这是保证相关国家金融稳定的第二道防线。在G20首尔峰会前后，韩国、印度等亚洲国家已经明确提出建立全球金融安全网的倡议。未来的合作，在尊重各国政策选择的同时，强化多层级的金融合作，在全球、区域以及双边等多层次建立风险共担、危机救助机制，将成为国际金融体系重建的重要环节。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战后国际金融秩序最重要的遗产。以黄金—美元本位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为战后世界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无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还是浮动汇率时代，市场动荡持续，金融危机频发。原本以解决收支问题、确保金融稳定，并以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为目的的国际金融体系，却在历次危机中无能为力，甚至为持续性全球失衡深埋隐患。 在过去40多年间，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以经济快速增长、贸易规模迅速扩大、外汇储备大规模累积方式实现了经济崛起，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在高储备的推动下，将资本输往美国等逆差市场，成为全球债权人，在全球失衡中形成“穷国”为“富国”融资的格局。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融入全球市场的程度不断加深，中国作为大型新兴经济体即已成为系统性重要国家。经济实力的变化要求国际金融秩序进行相应的改变。然而，从历史经验看，新的金融体系的建立往往滞后于经济实力的变化。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将这种滞后效应称作国际货币的网络外部性。（32）比如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英国支配国际货币体系的时间要长于英国在全球经济中具有控制力的时间。美国早在一战前就已经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但美国金融实力则主要是在二战期间形成。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的核心地位的制度保障，则因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而得以实现。 国际金融体系重建是一项长期工程。其核心内容有三个方面：其一，建立超主权货币、改革特别提款权以及提升包括人民币在内的非美元货币的作用，是实现储备货币多元化的重要路径选择。其二，在针对现有金融机构进行存量改革的基础上，以体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重要性为核心开展增量改革，建立新的金融机构，是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重要途径。其三，在国际金融体系重建时期，如何化解全球金融风险是各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的重大挑战。建立多层级的全球金融安全网对阻止危机深化、防止危机蔓延有重要的作用。 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体系重建，扩大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功能，提升中国在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地位，参与创建新的多边金融机构，这体现了中国经济实力，也极大地改善了全球金融治理结构。无论实现路径如何，建立一个更为稳定、平等的国际金融体系既符合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利益，也顺应新的国际经济格局。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审稿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疏漏由笔者承担。 ①国际货币体系是指支配国家间金融关系的约定、规则、程序和机构的集合。其功能是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提供稳定的价值尺度（汇兑制度）、充足的流动性（国际储备货币）以及国际收支的调节机制。因此，国际货币体系由汇率制度、国际储备货币和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三个关键要素构成。具体分析参见余永定、路爱国、高海红：《全球化与中国：理论与发展趋势》，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年版，第91页。 ②基金组织负责统计成员国官方公布的汇率安排，按照灵活性大小进行分类，并对汇兑管理状况进行年度总结，出版年度报告"Annual Report on Exchange Arrangements and Exchange Restrictions"。 ③Charles Wyplosz,"Forgotten Lessons from Bretton Wood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Rethinking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Shanghai,June 17-18,2014,pp.1-2. ④Lawrence Summers,"Testimony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http://www.treasury.gov/press-center/press-releases/Pages/ls212.aspx,登录时间:2015年1月21日。 ⑤Frankel Jeffrey,"No Single Currency Regime Is Right for All Countries or at All Times," NBER Working Paper No.7338,September 1999,p.7. ⑥Frankel Jeffrey,"No Single Currency Regime Is Right for All Countries or at All Times," p.1. ⑦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美日贸易摩擦中，美国认为其主要原因是日元兑美元币值低估的结果。在美国的压力下，西方5国于1985年9月签署《广场协议》，通过联合干预迫使日元升值。1987年2月，西方7国又签署《卢浮宫协议》，以稳定过度贬值的美元。 ⑧比如，罗伯特·蒙代尔被视为最优货币区的重要倡导者。有关最优货币区的重要理论文献和经验研究，参见高海红：《最优货币区：对东亚国家的检验》，载《世界经济》，2007年第7期，第3-12页。 ⑨Guillermo Calvo and Carmen Reinhart,"Fear of Float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17,2002,pp.379-408. ⑩Hélène Poirson,"How Do Countries Choose Their Exchange Rate Regime," IMF Working Paper,WP/01/46,2001,p.21. （11）Barry Eichengreen and Ricardo Hausmann,"Exchange Rates and Financial Fragility," NBER Working Paper No.7418,November 1999,p.3. （12）这一现象被视为“美德冲突（conflicted virtue）”。详见Ronald McKinnon and Gunther Schnabl,"The Return to Soft Dollar Pegging in East Asia:Mitigating Conflicted Virtue," International Finance,Vol.7,No.2,2004,pp.169-201。 （13）罗伯特·特里芬著，陈尚霖、雷达译：《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4页。 （14）传统条款包括数量指标、结构指标和定期评估。 （15）优惠贷款（concessional lending）主要包括展期信贷便利（ECF）、支持信贷便利（SCF）和快速信贷便利（RCF）。 （16）初期设计截止到2014年年底，原则上两年评估一次。 （17）关于基金组织对资本流动管理政策讨论的主要结论，参见Jonathan D.Ostry,et al.,"Managing Capital Inflows:What Tools to Use?"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April 5,2011,p.6。 （18）美国时任财政部部长在与欧洲使团针对美国兑现黄金的谈判中对欧洲请求的回应。转引自Barry Eichengreen，"It's May Be Our Currency,But It's Your Problem," Text of the Butlin Lecture delivered to the joint meeting of the Economic History Society of Australia-New Zealand and the All-UC Group in Economic History,Berkeley,February 18,2011,p.1。 （19）有价证券包括国际债券、股权、票据和货币市场商业票据等。 （20）参见余永定：《国际货币体系与改革》，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青年论坛演讲稿，2010年4月29日，第35-37页。 （21）Paul Krugman,"China's Dollar Trap," New York Times,http://nytimes.com/2009/04/03/opinion/03krugman.html,登录时间：2009年4月10日。 （22）Maurice Obstfeld,"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Living with Asymmetry," NBER Working Paper No.17641,2011,pp.8-13. （23）其中重要的原因是2014年年初美国国会未将对基金组织增加份额这部分预算纳入年度预算案之中，导致整体改革计划悬置。 （24）罗伯特·特里芬：《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第88-95页。 （25）罗伯特·特里芬：《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第10页。 （26）罗伯特·特里芬：《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第93页。 （27）周小川：《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思考》，http://www.pbc.gov.cn/publish/hanglingdao/2950/2010/20100914193900497315048/20100914193900497315048_.html，登录时间：2015年2月1日。 （28）详细解读参见余永定：《国际货币体系与改革》，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青年论坛演讲稿，2010年4月29日。 （29）Peter Kenen,"An SDR Based Reserve System," Journal of Glob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Vol.1,Issue 2,2010,pp.1-14. （30）SWIFT,http://www.swift.com/products_services/renminbi_reports，登录时间：2015年2月15日。 （31）关于国际储备体系从单极向多极过渡的风险评估和应对政策讨论，参见Agnès Bénassy-Quéré and Jean Pisani-Ferry,"Wha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for a Fast-Changing World Economy?" Bruegel Working Paper,June 2011,pp.22-27。 （32）巴里·艾肯格林著，彭兴韵译：《资本全球化：国际货币体系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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