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决策理论中的会计信息需求_投资决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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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以来,会计研究表明,“财务报告的目的是为了向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也就是说,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要是财务会计存在和发展的灵魂”。(汤云为、陆建桥,1997);在一个高度发达的证券市场中,投资者是企业外部筹资的主要来源,并且当他们发现管理人员业绩不佳时,往往能够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将其商业性投资转为现金;在中国,“对公有企业来说,管理国家投资的有关部门已经包括在投资人之中”(葛家澍,1997)。因而,投资者是财务报告的主要信息使用者,满足投资决策的信息也往往能够满足其他使用群体(贷款人,政府部门)的需要。

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信息呢?“信息使用者需要且企业能够提供的信息主要包括以下五类:(1)财务和非财务数据;(2)企业管理人员对财务和非财务数据的分析;(3)前瞻性信息;(4)关于管理人员和股东的信息;(5)企业的背景信息。”(汤云为、陆建桥,1997)而“从决策有用性的观点看,各类信息使用者最为关注的和最为相关的信息是一个企业创造未来有关现金流动能力的信息。”(李心合,1996)同时,“投资者最关心的是投资风险及其对期望收益的评价,财务报表信息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帮助投资者评价证券风险。”(陈建根,1998)

可见,对投资者信息需求理论界观点不一。其实,以上三种信息类型只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论述,其关键点仍在于投资风险和期望收益的评估。同时,我们发现,一方面,理论界对会计信息类型的研究往往仅局限于财务会计领域,就会计论会计,而少有从投资者本身行为即投资理论中找寻信息的根本,而且往往侧重于定性研究;另一方面,投资决策理论本身仅应用于指导个人投资,“引导决策者采取与模型更一致的行动,并根据最终结果来修正所采用的决策模型,以达到更满意的效果。”(何永明、陈文斌,1998)或是联系财务中的公司投资决策,“企业集团把不同行业、不同产品的企业组合,股份公司对不相关公司的收购兼并,个别游资通过基金组合进行投资,这些都是投资组合理论的实际应用”(吴明礼,1998)。但是却较少有人剖析投资理论在财务报告理论发展中的地位。本文拟从投资决策理论入手,通过对投资行为的定量分析,来阐述这个问题。

一、投资决策理论分析

投资决策理论起源于马科维茨在1952年发表的论文《证券组合选择》。文中论述了如何在一定收益率下,取得最小的风险。该理论假定:①投资者是理性的,即他所选择的投资行为必须是产生最大期望效用的行为。②投资者会规避风险,也就是说,对于给定的期望收益,理性的投资者希望获得最低的可能风险。③均值——方差假设,即投资者的效用函数为二次函数,效用依赖于均值和方差两个变量(注:就大体说来,效用可以均值和方差来表示,但有时效用并不仅仅取决于这两个变量,为了简便起见,我们暂时不考虑其它因素。),用公式表示为:

其中,a代表某一投资行为,例如a可能是无风险政府组合投资,也可能是公司股票投资,或者是证券组合投资;U[,i](a)代表该投资行为的期望效用,由均值表示的[,a]为该行为的期望收益,由方差衡量的S[2,a]为该投资行为的风险。同时,U[,i](a)随着X[,a]的增加而增加,随着S[2,a]的增加而减少,因而我们假定,

不同投资者将会在期望收益和风险之间进行不同的权衡,例如,某一更规避风险的投资者将选择—2σ[2,a],而不是—σ[2,a]。

均值——方差效用假设对会计的重要性表现在,它使投资决策变得更加清晰——所有投资者,无论个人效用函数如何,都需要投资期望收益和风险的资料,而这些资料主要来自于财务报告。离开了该假设,就需要个别投资者效用函数的特定知识,以推断出不同的信息需求。

在此基础上,让我们用两个方案来阐述投资者如何进行决策及其在决策中所需的信息类型。

方案一:某甲拥有$2000资金,决定全部用于购买A公司每股市价为$20的股票。首先,他的收益将取决于A公司长期的盈利能力。我们定义:

事件1:高盈利能力

事件2:低赢利能力

总收益=期末市价+期间股利

当A公司处于事件1下,下一期间股票将上升至每股$22;当处于事件2下,股票将下跌至每股$17。同时假设A公司每股派送$1的股利,那么,总收益计算如下:

事件1:$22×100股+$100=$2,300

事件2:$17×100股+$100=$1,800

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事件的概率。若以A公司过去的财务报表为基础,或以现行市价为依据分析得出先验概率,则事件1的概率P(H)为0.30,事件2的概率P(L)为0.70。但为了更客观地评估A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一般需要当期财务报表的公布以获取有关公司业绩的利好消息(Good news)和利空消息(Bad news),并重新修正计算后验概率。在当期,财务报告公布的是利好消息。联系先验、后验概率之间的桥梁即条件概率(又称为信息系统)。

其中,0.80和0.90称为主对角线,0.10和0.20称为副对角线。

也就是说,基于对报告分析的广泛经验,甲认为,假如A公司确实处于高盈利能力的话,那么有80%的可能性当期的财务报告显示好消息(GN),20%的可能性显示利空消息(BN),同理可得表一中的第二行,再应用贝叶斯公式计算后验概率P(H/GN)=0.77,P(L/GN)=0.23

知道了收益和事件概率后,不难计算出该投资方案的期望收益率和投资方差(即风险),见表二(注:在这里,忽略交易费用。)。

方案二:甲将相同的资金分散购买A公司每股$20的股票60股和B公司每股$10的股票80股,即采用证券组合形式投资,每股期末支付$1股利。期末B公司股票上升至$10.50的概率为0.6750,下跌到$8.50的概率为0.3750,A公司同方案一。(在这里,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假定0.6750已经是计算过的后验概率)。

现在组合中存在四种可能的收益,两种市价同时上升或下降,一种上升而另一种下降。表三给出了四种收益值和可能概率。

投资收益的计算无需赘述。现在主要考虑一下事件概率。在任何经济环境中,总存在许多共同影响所有股票收益的市场因素,例如利息率,外汇汇率等等,使得股票之间同时升跌的可能性增大,而一升一跌的可能性减少。因而我们假定事件1的概率为0.5942,大于各自独立的概率0.5198(0.77×0.6750)。同时也存在一些只影响个别公司的因素,例如公司管理水平高低等等,这些因素的存在就导致了表三中的第二、三行,但由于市场因素的作用,事件二的概率0.1864,将小于各自独立的概率0.2888(0.77×0.3750),以此类推。

证券组合的期望收益率和投资方差如下表所示:

比方案一投资单股时甲的期望效用(0.1740)高,因而甲将选择方案二投资证券组合。

由此可见,在期望收益率相同(0.0925)的情况下,投资者愿意接受风险更低的投资方案,即投资者能通过组合多样化原则来降低风险。如果无交易费用的话,购买股种越多,风险越小。因为,个别公司因素的实现往往会由于多种证券而相互抵消,从而使得市场因素成为影响组合风险的主要因素,这就是投资决策理论的精髓所在。

从投资者的决策行为中,我们发现,无论投资者个人对风险的态度如何,他都需要有助于评估证券期望收益和风险的信息。即会计信息从质和量上都应该保证能够提供有关风险和收益的信息,这就对财务报告目标和会计信息质量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对财务会计的启示

(一)对财务报告目标的影响

从前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投资者是根据当期财务报告信息来不断修正其对公司盈利能力的概率判断,从而选择满足最大期望效用的买或卖的决策行为,从这一意义上说,财务报告对决策者是有用的。这种观点已被世界各国职业会计界所广泛接受。例如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简称FASB)的财务会计概念公告(Statement of Financial Accounting Concepts,简称SFAC)第一号(SFAC1,1978)指出,“财务报告的首要目标是为现有和潜在的投资者、债权人以及其他使用者提供作出理性投资、信贷及相似决策所需的有用信息”。在这里,FASB强调“理性”一词,这和投资决策理论的假设前提相一致,即那些选择最大期望效用的决策者,才被称为理性的。同时,此目标中认为,这些投资决策同时适用于现有和潜在的投资者,即财务报告不仅应提供有用的信息给公司内部现存的投资者,而且必须将信息公布于市场,因为潜在的投资者也是依靠当前财务报告的利好或利空消息对未来作出合理的预测,以决定是否购买。

如前所述,对投资者而言,有用的信息是指有关风险和期望收益的信息,也就是有助于估计未来投资回报的信息。这种观点体现在SFAC1财务报告的第二个目标上,即“为现有和潜在的投资者、债权人以及其他使用者提供有助于他们评估从股利或利息中取得的预期现金收入的金额、时间分布和不确定性的信息。”首先,从股利或利息中取得的现金收入是总收益的一部分(见表三)。其次,第二个目标指出,投资者需要评估预期收益的“金额、时间分布和不确定性”,虽然这里所用的术语不同,但同样被认为相关于未来收益的期望价值和风险。

(二)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

如果说财务报告的目标主要解决的是信息的使用者及其所需要的信息范围,即从总体上规范了信息需求的数量,那么对信息质量的要求则是从质上提出了信息要满足使用者决策的标准,即信息必须具备某些可取的特征,使它能成为帮助投资者形成对自己回报预测有价值的产品。这种特征的关键在于相关性和可靠性。

根据SFAC2的定义,所谓相关的会计信息是指,能够通过帮助使用者预测过去、现在和未来事件的结果,或坚持或更正先前预期而在决策中起作用的信息。相关的信息必须同时具备及时性、预测价值和反馈价值。换句话说,当信息能帮助报告使用者预测事件(例如未来盈利能力)时,它是相关的。就我们在第一部分所谈及的投资决策理论而言,我们注意到,投资者的期望收益和风险主要取决于期末股价、期间股利以及概率判断。毫无疑问,这是面向未来的信息,即公司所提供的信息越接近未来,其预测的未来结果也越精确,这就引发了要求以公允市价替代历史成本的问题,因为后者在对投资者未来预期有更大的相关性。特别地,随着衍生金融工具的大量应用,投资者不确定因素的增多,风险变得更加难以度量,甚至某些金融机构已陷入财务危机,但以历史成本反映的财务报告仍显示“良好”或“健康”的报告净收益。(黄世忠,1997)这就误导了投资者对于未来盈利能力的概率判断。

然而,FASB虽然陆续发布了有关金融机构公允价值披露的准则(包括SFAS105、106、107、114、115、118、119、121等等),但仍然坚持历史成本在预测未来收益中的重要地位。原因有二,一是在现实环境中,历史成本信息并非与决策毫不相关,只是相关度的问题。过去业绩和未来前景之间存在某种联系,这种联系可以通过表一中的信息系统形象地表达。该表提供了现有财务报告信息(GN或BN)和决定未来投资收益的未来导向事件(高盈利能力或低盈利能力)之间的概率关系。

二是历史成本更具可靠性。SFAC2认为,为了可靠,信息必须如实表述且具有可验证性并保持中立。当财务报告信息由于管理当局的误导而变得有偏倚时,必然造成投资者对未来预期的失误,则信息就不再誉为真实和可验证的,即缺乏可靠性。历史成本由于以过去的交易和事项为基础而更具可验证性,并减少管理当局人为因素的影响,因而更具可靠性。

让我们回到表一中,运用投资理论中的信息系统,能更准确地描述相关性和可靠性之间的关系。根据表一,不难看出,相关的信息系统的主对角线概率越高(0.80,0.90),意味着现有财务报告信息和公司未来经营状况之间的联系越紧密,越有利于甲对公司将来股价及分红的可能性作出合理判断,越和甲的决策息息相关。可靠的信息系统的主对角线也很高。准确性是可靠性的重要组成。可靠的财务报告有较高的准确度,即少波动,它使得预测相应的经营状况和收益的把握加大。对每一种事件而言,主对角线概率越大,波动越小。可见,相关性和可靠性对信息含量的有用性均必不可少。在理想状态下,可使主对角线等于1,即财务信息完全相关和可靠。而在实现中,往往需要在相关性和可靠性之间进行均衡。比如,对A公司而言,可以通过改变历史成本为公允价值计量其资本资产,结果导致相关性的提高和可靠性的降低,即主对角线概率增加,而副对角线概率的减少。这使得相关性和可靠性有时存在此消彼长的情形。如何合理处理好二者间的关系,达到相关和可靠的最优化,向来是会计界的难点之一。这正是投资决策理论带给财务会计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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