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级”大学是比较出来的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沃比冈湖(Lake Wobegon)是凯利森·凯勒(Carrison Keillor)的广播通俗小说《草原家庭指南》(Prairie Home Companion)中所描写的美国小镇。在小说每章结尾之处，作者都这样写道，这是一个“所有儿童都超凡卓越”的地方。现在，倘若有谁想对某些自称骐骥、“世界级”院校的妄言信以为真的话，那么在别人的眼中，就好似他业已承认了这样的说法：所有大学都是世界级的。然而，正如并非所有的儿童都能超凡卓越一样，也不是所有的大学都能成为世界级大学，即使它们能够，或许也不该如此。
这不仅仅是一种顽童式的幽默，而是对诸多重要问题的追问：高等教育中的“世界级”意味着什么？草率断言“世界级”——不论其用意何在——是否有损高等教育的多样性、影响大学的入学率以及危害大学的质量呢？重视那种不能激励革新而只能维持陈规的“貌似竞争”(look alike competition)的做法会有何成本与收益呢？谁应该有资格成为决定世界级大学俱乐部成员的最后仲裁者呢？这些似乎是非直觉性(counter-intuitive)的问题，但假设将之作为追求世界级大学的代价的话，世界级地位真能具有无限的价值性、可支付性和可经营性吗？正因为堪称世界级的大学屈指可数，怎可能一下会冒出如此之多的世界级大学呢？
有些问题很棘手，尤其是当有人问“世界级”是一个高等教育系统层面的概念还是一个高等院校层面的概念之时，有些问题就变得更加难以回答。乍一看，答案似乎只有唯一：“世界级”仅是一个院校性的概念。但是稍加思索，显然答案绝非如此简单。譬如，公立大学都享有不同程度的自治权，但它们都依赖政府财政的资助而得以生存，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必须接受州所制订的法规训令，成为庞大复杂、有些甚至是高度集权的高等教育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人们不准备让所有公立大学都从世界级排行竞争中退出的话，那么，就必须促使那些希望成为一所世界级大学的院校拥有这种系统的维度。因为在某些行政管辖区域内，大量公共经费同样也分配给了私立大学、学生经济资助计划和科研拨款机构，所以，即使私立大学也同样受公共政策的约束。对于某些大学而言，倘若要成为世界级院校，那么它就要部分地表现出高等教育系统的特性。因此，从逻辑上说，多样性的概念必须与质量的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
院校的多样性，至少院校类型上的多样性是多数高等教育系统所追求的政策目标。与此同时，这些系统也关注入学权利公平和教育机遇均等问题。在各种各样的系统中，世界一流是对多样性的深思熟虑。正如美国加州行政区域和法国“大学校”(grandes ecoles)所管辖的某些“旗舰”(flagship)校区一样，它们的存在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有时候，“旗舰”和“世界级”可能就完全指的是同一事物。
还有些时候，本应该作为同一语的“声誉”和“质量”概念却被分开。例如一项通过问卷和访谈方式进行的有关“学院选择”的课题研究——即影响学生申请专业和院校决策因素的研究——就很典型地说明，声誉和质量是独立存在的因素。[1]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尽管定义尚未统一，质量却被列为最具有影响力的因子，是学生选择学校首要考虑的因素。声誉通常列在方格中上边四分之一线位的最底部，或者更低的位置。90年代，这种模式发生变化，声誉排位提高了，在某些情况下取代质量的位置，成为最具有影响力的因子。或许这无须大惊小怪。因为我们知道，在通常情况下，大学需要市场运作(marketing)和招募师生，而“创品牌”(branding)的目的是吸引学生，增加科研经费，实施院校发展战略。但这个目标并不需要那些与世界一流地位相距甚远的大学孤注一掷地去追逐。人们必须看到，只有像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哥伦比亚大学、国际21大学，或者英国剑桥大学这样的顶尖级(Top-ranked)院校，才可以通过市场运作，创立品牌效应，提高院校声誉。
尽管声誉和质量之间的差异性和相似性问题被解决了，其他方面的分歧仍然存在。例如，声誉和质量是有关教育与科研的问题吗？大学教师的奖励制度往往向科研活动倾斜，尤其当报刊杂志上的大学排行榜足以让高等院校感到值得如此的时候，奖励制度则更加青睐科研活动。在教育和科研两种奖励类型方面，虽然大学并没有出台任何政策，也没有任何倾向科研的具体设想，但一时也找不出其他能够比国际通用的科研表现测量方法更加合理、又具可比性的计算方法来进行院校联盟的排名。[2]世界前500所大学的最新排行榜就是完全依据科研表现测量结果得出的。[3]
一开始就把“世界级”看作是单一性的概念是没有任何道理，也是不合乎逻辑的。相反，人们必须清楚，世界级的概念将会涉及到不同领域、不同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质量、声誉和条件等，即世界级是作为高等教育系统中一个概念而存在，或者仅作为应用到大学领域中的一个概念而存在。言外之意就是，要成为世界级大学，就应该利用多样性的观点，至少应该用促进高等教育多样性发展的不同的公共政策观点进行权衡取舍(Trade-off)。
质量
在高等教育领域中，质量的定义尚未统一，就像艺术的定义一样，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概念。对于“什么是世界级”的问题，说来简单，但事实未必如此。国际上还没有对此达成共识。[4]因此，“国际性”(internationally)一词已成为一个关键性字眼。人们可以毫不惊讶地发现，每一个独立的行政管辖区都已制订了适合本地区院校的质量定义和测量方法，但这些质量定义和测量方法不能在国际或世界范围内适用。所以似乎不难解释：为何质量定义经常无法在国际上通用。
在诸多理由中，首先是质量接受对象(audience)的问题：每一个利益相关者(stake-hoders)都对质量拥有不同的期待。政府是高等教育主要的资助者和管理者，它最终所需要采用的是那种重视大学成本效益的质量观。这种观点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种趋势的出现，即对大学及其学院、医院和社会福利机构的表现进行评估。换言之，质量的核心思想变成了一种既现实又理想的价值观，而非绝对化的价值观。从本质上，它也成为一种具有可比较性的价值观。
尽管在界定和评价世界级质量标准时，政府始终企图代表每位公民的利益，而且做起事来总是充当各方利益者的代言人，但是人力资本理论却认为所谓“代表性”之说不过是一种政治性骗局。更严重点说，这种想法简直就令人啼笑皆非，荒诞至极。有人经常这样认为，市场、竞争和自治是世界级大学特征的基本要素。不论情况是否如此，但就目前而言，只有拥有了足够有效的学问，才可假设世界级大学的存在。[5]
教育经济学的基本箴言是不论公共和私人高等教育的投资都可以产生公共的和私人的经济回报。这就是人力资本理论所阐述的观点。当政府为高等院校提供公共经费，并规定将学费作为私人性补贴时，它们就是以此作为理论依据的。独立设置的大学——营利的或非营利的——也是依据这样的假设——即学生作为买方将会看到，或至少看到某些经济价值源于他们的投资——来确立学费收缴标准的。虽然人们对高等教育进入市场有许多担心，但是，只要有私人投资的存在，就可以肯定地说，学生，更多情况下是学生的家庭一定会对质量和世界级的排位发生兴趣。但是这种兴趣与政府的兴趣迥然有别。例如，由于政府是大学科研活动乃至整个大学活动的主要资助者，因此，它们中间的一些人就不会对仅仅为达到界定质量目的而将教育和科研分开的做法发生兴趣。事实上，这些人更希望把大学作为整体考虑，希望能够经常性地“剜教学的肉补科研的疮”，从而达到借债还债的目的。[6]
与之不同，学生对区分教学和科研却抱有强烈兴趣。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一般来说，高等院校的学科不是为学生的获益(benefit)而设计，而是为兴趣(interest)而设计，更准确地说，是为教师的安逸(ease)而设计。”斯密可以有足够的理由这样说，他的思想可以魔幻般地迁移到21世纪来使用。由于学费成本增加是建立在人们确信高等教育之收益远大于成本的信念基础上的，所以学生们自然而然就要求将其投资与教学质量联系在一起。政府和大学也经常使用投资可获回报这样赤裸裸的许诺，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7]
在某些行政管辖区域——例如英国和澳大利亚——政府业已开始分别对科研和教学进行资助。在本讨论背景下，这些措施最关键之处在于，科研是以质量来评估的，而本科教学是以生产、效率以及附加值来评估的。质量作为世界级地位的一种表达，越来越成为有关科研的问题而非教育的问题了。[8]
人力资本理论还解释了为何雇主首先是对高等教育质量含义的理解发生兴趣，其次才会对其与政府以及学生利益之间的差别发生兴趣。在某种意义上，普通公众的兴趣可能和雇主的兴趣是紧密相连的，即有关质量的定义——尤其是来自鉴定机构有关质量的定义——可能充当一种消费者的保护，或者毕业生资格的保障。
质量的最后一个接受对象是大学本身，尤其是指教授群体对质量定义的关注。的确，大学和教授才真正是质量定义的主要来源。在世界级质量的背景下作这些追忆是十分重要的，即作为一种国家工具的大学是一个相对崭新的概念。学术，特别是科学研究具有国家间相互通用(poratability)的悠久而辉煌的历史，因此那种趋于将科研质量（相对于教学质量）附在世界级大学地位之上的做法，人们早已司空见惯了。例如，英国、美国、香港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在最近所使用的科研评价方法中就重新遵循了一种非常传统的原则，即将评价完全建立在学科同行的评价基础上，而非院校和政府机构的评价基础上。[9]哪些同行评价经常是国际标准的。例如，大学化学专业中所谓“世界级”的定义就由世界各国的化学家们来界定，不考虑他们来自哪种组织和国度（有些化学家受聘于私立研发公司），只考虑其学术背景。
由于质量概念接受者之间存在差异，因此对高等教育质量发生兴趣的理由也各不相同，所以，在质量定义上存在分歧也就在所难免，见怪不怪了。对于一个把追求世界级地位作为一项政策的大学或政府而言，它必须明确自己同行的观点是什么，还必须了解是什么因素和动力促使高等院校开始向世界级方向转化。
声誉
质量和声誉难道不一样吗？或许它们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至少，乍一看似乎如此。这里的两个事实说明，确实还存在另外某些东西好像与直觉大相径庭。
第一个事实是，2002年多伦多大学开展了一项有关优秀学生向美国和加拿大高等院校申请入学情况的研究。[10]这项研究中，三分之二的学生说，当他们成为院校质量的替代物时，他们便经历了艰难的录取过程。在申请美国高等院校的学生中，有超过90%的人都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学生们还进一步指出，选拔性录取方法的使用是招生竞争加剧的一种表象。一个接受采访的学生一语道破天机：“学校之所以选择这样的做法，因为它们拥有了如此之多中学成绩优秀、SAT分数突出的申请者，使之不得不寻求其他方式挑选学生。”当然，这个学生已经达到她本应该达到的分数。录取竞争程度日趋紧张，加速了录取方式变化的步伐，招生趋向开始从卡内基基金会所称的“可招收性”录取向“选拔性”录取的方向发展，考核重点也从考察学术能力向考察“那些本身值得加以考虑”的个人性格和品质的方向发展。[11]
由于包括公立高等院校在内的学费成本上涨，也由于来自中学升学指导员(guidance Counsellors)的报告中业已发出优秀学生有时也会做出糟糕选择的警告，多伦多大学的《学院选择计划》研究就是希望利用申请者在质量和声誉之间划出界限的做法来找出是什么因素影响学生的院校选择。
学生们按要求回答了问题，但有70%的学生表示，在未来的就业机会以及随之而来的研究生院和专业学院录取方面，声誉可能要比质量更有价值。质量和声誉本应该被看作是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但在这方面的调查中，一个明显区别就是每一个不同的因素都得到了不同的分值。
对于质量，在全部回答者中，表示“非常赞同”的人将近90%；而对于声誉“非常赞同”的人仅为80%。前者排位高于后者，这也是学生依据前者选择院校的原因。
与另外一个录取后进行的调查相比[12]，较高的声誉名次十分重要。作为《学院选择计划》的参加者，家长也把声誉排在质量的前面。实际上，这反映了那些正在申请美国高等院校的学生家长们的真实看法。有些美国学者对“常春藤”院校的学生进行研究，请他们列举出影响其选择学院的因素，结果发现了相似的结论：“声望和学校名称的认可”列在首位，实实在在地略超出“学术专业”的位次。[13]《学院选择计划》之中，中学升学指导员的观点和学生们的观点迥然有别。指导员们极力劝阻学生不要基于声誉去选择院校，而应该基于专业质量和适应性来选择院校；但学生们对这种忠告不屑一顾。
第二个事实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有关“数学力学”专业的质量调查就没有把声誉和质量看作同一语。在美国，这种专业调查每年是由《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组织进行的。在加拿大，与此齐名的《麦克琳》杂志也开展这样的调查。在这两个调查中，声誉都是众多指标中的一种，而不是主要指标。在《麦克琳》调查中，声誉只占20%比重；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中，占25%。[14]由此可见，质量和声誉之间存在某些重叠，但这种重叠微乎其微。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和《麦克琳》收集的有关声誉的信息资料，也说明了质量和声誉之间的差异。《麦克琳》的调查通过统计校友的财政资助率以及公司总裁、中学升学指导员和大学管理者的投票来衡量其声誉。在这三类人群中，只有第三类人是唯一能够提供有关质量可靠信息的群体，其他两类人虽对质量略有所闻，但都不可能作出可靠的质量评判。《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只对负责招生的校长和院长们作了调查。这种调查根本没有征求教授和研究人员的意见（除非他们在学术岗位之外还担任行政职位）。
人们甚至有理由相信，即使大学管理者本人在将质量用于那些并非自己受聘或者直接熟悉的院校时，起初，他们也是依据声誉来发表有关质量的见解的。[15]道理非常简单：商业性大学排行榜的统计结构本身就把质量和声誉区别开了。
2004年，戈里·派克(Gary Pike)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调查和《（美国）全国学生参与活动状况(NSSE)》调查（该项调查主要测量学生参与学术活动所取得成就的状况）进行了比较分析，他首次提出强有力的结论：“学生受教育的质量与院校的声誉和资源并非同一语。”这个结论出自多伦多大学《学院选择计划》的定性研究报告的定量研究副本之中。该报告的内容是有关中学升学指导员如何努力劝告学生将质量与声誉两个概念分开的。
因为院校排行榜通常由营利性新闻媒体操纵，所以，它们在商业上成功运作的事实说明了一个有关声誉的信息市场的存在。《学院选择计划》的研究结果解释了这个市场出现的缘由：学生需要知道声誉是什么，但是没有必要将质量与声誉等同。这有什么意义呢？经济学家最清楚其中的奥秘。
人力资本与信号理论
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笔名珀·理查德(Poor Rechard)指出：“掏空你的腰包，填满你的头脑，那样任何人也不能把钱从你处拿走。”投资教育是支付股息的最好方法，富氏将之称为常识。今日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力资本。这是一个强势理论，它也解释了为何大量公共经费和高额学费分别流向公、私立高等院校的原因。
这个思想并不复杂：人的智力和技能可以产生财富，就像土地和机器——传统的资本——可以生产财富一样。教育增加了人力资本的价值，随即会产生出以高级生产力和经济增长形式呈现的经济回报以及以高额收入形式呈现的个人经济回报。
教育质量与人力资本理论之间存在一种因果关系：好的质量理应产出大量的人力资本，也应产出公共和个人两方面较高的回报。那么，为什么质量与声誉之间存在差别呢？答案涉及到另外一个经济学理论，通常称之为“信号理论”(Signaling)，但有时称之为“筛选理论”(Screening)。这一理论是人力资本理论的拓展，但它阐明，能够创造财富的人类品质例如理性、勤奋、独创性和革新性，都是与生俱来的，正规教育几乎无法增加人们的创造价值。[16]根据信号或筛选理论的观点，高等院校所能做的就是对学生天生的品质进行排序和分类[17]，这样就可以向雇主说明，在个体成为中学生之前就已存在的那些品质可能最大限度地表现了个体身上的人力资本。
筛选功能不能增加人力资本，也并不能表现出教育的质量或者院校的质量，而只能利用声誉的话语表现学生的质量。如果我们再回到院校联盟排名上去看，人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和《麦克琳》的调查特别重视大学生的高中分数和标准化考试分数，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学生对中学升学指导员建议他们选择质量好的大学而非名声大的大学这一忠告置若罔闻。我们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学校友都是那些经常购买《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和《麦克琳》调查的人。这就是为何《货币》（另一份进行美国高等院校排名的杂志）公开声明它的调查不是关于质量的，而是关于货币价值的。[18]
在高等院校排名中，信号功能呈现出一些矛盾。首先，如前所释，高等教育的市场信号起初关注的是声誉，随即才是质量。随着人力资本理论和全球化新自由经济理论这两种财经政策实现融合，高等教育业已市场化了，特别是在研究型大学中，高等教育更是变得市场化了。[19]这就导致第二个矛盾的出现：为了使高等教育市场产生效力，学生和政府作为购买者所需要了解的远不止那些自己投资院校的质量问题。因此，不论像《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货币》和《麦克琳》等这样的出版物办得多么差，但它们毕竟填补了市场良好运行所需的信息空白。[20]
针对那种依据学生选拔而进行的高等院校质量评估来说，这个信息空白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在有些情况下，这种选拔占非声誉性(non-reputational)排名的40%）。2001年，当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获得诺贝尔奖时，一个记者这样问他：“你之所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否真的只因你注意到一个不对称市场的存在，即有些参与者对市场中所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而有些参与者则一无所知”回答当然是肯定的：“无须大惊小怪，只是不对称程度不同而已。”[21]在经济学方面，高等教育市场也存在着高度不对称。这在一项有关学院选择的研究项目中得到了验证，该项研究揭示了一种荒谬但却流行的观点，即申请者关注的仅是选拔方法。
在高等教育市场，或许在两个高等教育市场中，政府仍然是买方。政府为了保证所提供给高等院校的经费达到足以保证其生产力提高、刺激其经济增长的程度，正在对自己所期望得到收益的领域进行投资和购买。在很多时候，教育就是政府所购买的产品，用经济学的术语说，就是增值的人力资本。因此，尽管学生和家长们感兴趣的仅是院校声誉，但政府感兴趣的则是高等院校的质量。还有些情况下，政府变成为获取科研成果而形成的“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委托人。委托代理关系是一种非常令人挠头的关系，由于某种局限，作为买方的委托人在购买产品之时几乎不可能知道代理人——大学科研人员——将会生产什么样的科研成果。换言之，大学科研市场自然而然地存在着不对称。虽然以这种方式探讨大学科研问题似乎显得有些愚蠢，但是它却解释了为何声誉经常成为质量替代物的原因。例如，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对世界上前100名大学进行排名，其排名的依据则完全是建立在测量科研能力基础之上的。每一个测量基本上就是一个历史轨迹的记录。在院校个案中，最早的记录可以追溯到1911年，最晚可追溯到1981年。[22]在高等教育的科研市场中，对于作为经费拨款机构的买方所能够获得的信息，实际上，也是唯一的信息，就是声誉。
倘若我们假设，声誉是质量可接受的替代物，各个院校建立在声誉基础上的测量和排名方法也是准确的，这就会出现第三个矛盾。当然，假设本身就有问题，只是问题不大而已。主要的问题在于，这种假设存在深刻而潜在的危机。例如，如果人们以这种方式（即根据排位来分配经费和收取学费）对待世界级大学排名的话，那么，就会不断巩固陈旧过时的声誉范式，忽视学术创新，从而阻碍知识的创造。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最终获得竞赛第一，那也将是一种代价惨重、得不偿失的成就。
比较出的质量
然而，不论世界级质量的概念如何界定，它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比较性的概念。通常情况下，全世界多数高等院校是可以相互比较的。有时，它们根据自己的选择进行比照，或是以此来确立其成本和能力的基准，或是以此来确定自己相对的市场位置。有些时候，高等院校之间的比较和排名是由新闻出版部门作出的。对于这种做法，多数院校一方面嗤之以鼻，另一方面又难以抗拒。[23]
还有些时候，一些实行高等教育中央集权制的政府，经常打着问责制(Accountability)的旗号对高等院校进行比较，至少在其高等教育系统内部进行比较。另外，院校之间的彼此比照也时有发生，但在这种情况下，质量一般不作为核心指标。相反，每个系统中多样性的程度成为比较的关键，即通常考虑的问题是如何测量和推进院校之间的差异，每个系统将如何认识各自的鲜明特点、使命和作用。
测量院校质量和多样性并非易事，这不仅仅是具体的规格和比照问题，涉及到许多相关的问题。大学如何实施变革才能成为世界级的，或更加多样化的机构？高等教育变革的基本动力来自何处？哪些事件和条件才可能使一所大学成为世界级的机构？这些都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工具主义的问题。例如，派克(Pike)的研究表明，资金注入(infusion)并不一定能够改进和完善高等教育的质量。[24]因此，一所大学也不一定需要以这种方式去赢得世界一流大学的地位。
罗伯特·伯思鲍姆(Robert Birnbaum)业已撰写大量关于高等教育多样化的文章，认为高等教育至少存在六种不同水平的质量以及两种不同类型的范式——“自然选拔范式”(natural selection)和“资源依赖范式”(resource dependence)。他和另外一些人还进一步指出，任何按惯例宽泛地使用院校分类的方案——包括某些意欲确立世界级院校的方案——都不能对所有院校的特征，包括质量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25]。
另外还存在一些范式，如约瑟夫·本戴维(Joseph Ben-David)的范式。本戴维认为，大学变革是竞争的反应，当高等院校处于相对独立时竞争最激烈。本戴维、阿特巴赫和麦克塔·塔噶特(Mac Taggart)后来也提出了一些相似的大学自治和竞争范式。这些都暗示着一个根植于组织行为和系统结构之中的范式出现，并由此引出一种令人深思的矛盾现象：当政府为追求质量而试图建立一个更加规范和计划性的高等教育系统时，实际上它却正在制造出一种因质量概念过于泛化而阻碍质量发展的环境。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也出现了：世界级的质量和多样性是可以被测量出来的吗？制度层面上（如认可制度）实现世界级排名的条件是可以测量出来的吗？尽管规章几乎仅是一个制度概念，尽管院校变革和差异是一个持续的过程[26]，但是那种不考虑某些院校的分类情况，就以单个院校为基础进行比较的做法，必将使比较偏离真正的主题。假设人们对于世界级大学是什么、什么是确定一所大学何时可以达到世界级水平的可靠方法等问题可以达成共识的话，那么，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解决如何使一所大学保持其现有地位的问题。
皮特·布劳(Peter Blau)在一本名为《学术工作的组织》的书中论述了关于世界级排位的理论基础，提出了一个建立在社会力量、院校规模和行政规模分布基础上的范式。根据布劳的观点，不论在任何院校类型中，这些因素都或多或少地按照同样一种方式发挥着作用。其意思是说，对院校进行分组的分类方法并不是衡量世界级排名的可靠方法。
因此，“世界级”可以有系统的含义，也可以有院校的含义，抑或学科的含义。在系统含义方面，世界级排名只是一种多样性的形式，对此只有少部分院校可以向往而求之，或应该向往而求之。[27]
质量、声誉和同类选择
如同按协会划分行业的想法是一个华而不实的提议一样，按协会来确立世界级大学地位的设想也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提议。只有出于比较和排行目的找到一个客观而系统的同类确认方式时，这种按协会确立世界级大学地位的设想才可信赖。在人们对问责制和能力指标的兴趣与日俱增，高等教育运行面临巨大效率压力之时，同类选择(Peer selection)作为一个政策性问题，才开始变得愈加重要。为了能够作出有关战略发展和资源分配的可靠决策，每一个院校都可以有充足的理由希冀与其他院校开展学校设置基准(benchmarking)方面的比较。
学校设置基准的比较不一定是关于质量的比较。更多时候是有关资源有效利用的比较，通常是以金钱作为参照系，但有时也并非如此，例如空间利用问题也经常属于此类比较。
办学能力指标含义多种多样，几乎所有关于办学能力指标的可靠性、相关性和基本目的性等问题都经常引起争论。尽管如此，多数公共高等教育系统都受制于这些指标。更确切地说，任何试图将世界级地位建立在能力指标基础上的设想本身就是比较性的。
或者由于可获取数据的原因，也或者由于与另外一些院校所制造的让人感觉结果不错的比较本身就缺乏可信性的原因，所以，具有可比性的东西都是非常具体的事物。急功近利和政治目的的考虑都不应该成为同类选择的基础。任何独立的学院和大学，乃至高等教育系统的质量和能力，都不能用一些名人轶事来增加评价的分值，而且在缺少同类确认的系统方法时，这样的行为完全可能导致不幸的错误结果。
高等院校排名方案(Ranking Scheme)都会遇到许多合理的批判。麦克尔·斯宾塞曾指出，由于对高等院校表现信息方面存在着大量的需求，因此，高等教育市场就出现了“购买者”和出售者所知一样多的情况。[28]多数针对排行榜的批评都集中在那些用于表现院校能力的统计方法的正确性和各种指标的合理性上。尽管有些缺点已经得到矫正，但主要问题仍然存在。除非有人假设每一所大学都有相同的使命，都可以得到同样的资源，否则，进行跨院校比较——尤其是进行国际性比较——注定会失败。有两个方法论奠定了建构排行方案的基础：其一包括重要性、指标和定义等可以衡量和表现院校能力的要素；其二包括出于比较目的而进行同类选择时所使用的方式和手段等要素。第一种方法业已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而第二种方法尚未引起人们的注意。[29]
同类选择很像一门艺术，如同科学一样，基本上是一门有关专业判断的学问。所有出于确定同类比较而考虑采取的方法，终极目标都是要保证院校之间具有足够的相似性，从而使比较变得有意义。每个院校都有不同的角色，有些角色是一些院校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使命陈述，而有些则明显是历史的产物，还有一些则是院校变迁的不幸结果。由于院校规模和地点不同，其组织复杂情况也各不相同，但这种复杂性不一定由规模所决定。
院校之间的差异性超出了技术性范围。如果世界级排行工作，尤其是对教学与科研、本科与研究生教育、声誉与质量关系的平衡比较只是一项比较复杂的工作的话，那么院校间其他看似微小的差别就注定变得微不足道了。但问题是所有全国性或国际性的排行方案都不这样认为。《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和《麦克琳》的调查试图按类型进行院校分类，从而部分地解决这样的问题。但所有这些分类都不能在国际上通用。一个典型例子就是美国精英型的文法学院，如安赫斯特学院(Amherst)和斯沃斯茅学院(Swarthmore)这样的院校类型在美国境外根本就不存在，其本科教育的声誉和质量往往超过了那些常春藤院校，成为后者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在生均资源——这个经常被看作是衡量质量的指标方面，这两所院校的排名甚至更加靠前。该例说明，世界级术语中“级”(class)一词应该包含两层含义，其中第二层就含有“普通”(generic)类型之义。这个例子还表明，教学质量和科研质量并非是一种因果关系，正如最近研究所显示的结果一样(Marsh and Hattie,2002)。因此，任何世界级的大学在这两方面必须是齐头并进、合二为一的。
与黛安娜·克兰(Diana Crane)在其著作《无形学院》中所描述的一样[30]，布劳提出的院校变迁模式也表明，在追求世界级大学地位的院校行为方面，根本性的学术变化最初都发生在学科和知识领域，其次才能出现在组织或结构之中。这个范式的逻辑就是，尽管可能存在一个可比较的世界性科系定义，例如化学系，但是认为同时存在一个可比较的世界性院校概念的观点却难以成立。这个范式还对那种把质量表述成有关科研能力而非教育能力测量的倾向予以解释。多样性构成了跨院校比较和排名的障碍，而院校分类评估也不可能成为解决这种问题的灵丹妙药。
依据资源的比较
在界定质量概念时，资源造成怎样的差别？教育经济学家在税收意图(Tax effort)和税收能力(Tax capacity)之间划了一条重要的界限。这样做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将某些行政区内专业学院、独立学院和大学之间可能存在的获取资源能力的差异性进行比较。资源投入或称之为“产人”(input)，是多数计算高等院校排名方案中的主要因素。例如，测量生均经费就是依据资源来测量质量的方法。
税收能力基本上是有关财富问题的，然而，目前可测的财富既不意味着保障，也不意味着质量。其原因有二：第一，行政管辖权可以决定财富的走向，例如卫生健康经费。正如现存的“最好大学”排行榜一样，“最佳医院”也有自己的排行榜。第二个理由是通过税收意图的概念来表达的：即行政权力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选择征收有效的财富税。
有一种趋势是把税收能力和税收意图都看成是只对公立大学产生影响的因素，实际上，上述两方面对私立大学也有影响。税收能力最初涉及的就是私人财富的问题，因为财富是可以被征税的。这种财富也可以直接引入学费、慈善活动和工业科研活动领域。公共拨款或担保的学生财政资助大体等于许多私立高等院校有效资本的数量。
以学费形式呈现的个人财富就是依据资源、个人投资和回报率——即学费支付和未来可能的收入——进行局部比较和排名。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比较和排名十分重要。每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都报告各国高等教育个人投资回报率的情况。这些报告不断显示各国家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这种差距如此之大——有时其因子差别高达2:1——以至于它对个人财富流向高等教育的数量产生影响。
重视税收意图和税收能力并不一定等于详细定义了质量。事实上，这也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重视税收意图和税收能力可以提出审慎和现实的投资政策，进而保障世界级大学地位的实现。正如阿特巴赫所指出的，尽管成为世界级大学可能会增加难以支付的经济负担，但是它也有其合理的价值。[31]《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麦克琳》调查和上海交通大学的排行榜都使用了极其令人质疑的统计方法。在各自的调查中，它们把100的分值指定给了排位最高的学校，这样使得那些不完美的院校一下子变得完美了。这样的做法必定造成院校之间的差距，并使这种差距因为不断拉大而变得更加重要。在税收能力方面，尤其在税收意图方面，这种统计数据上的浮夸可能也会夸大迈进世界级水平所需的成本。
在进军世界级大学排名的过程中，即使一些院校可以承受成本代价，但问题依然存在。首先遇到的难题是声誉和质量之间的差异性问题。如果统计上不夸大院校间名次排位的差距，那么这些院校的质量就可能非常接近，从而使任何为提高学校排位而进行的投资都变得不明智，因为由此带来的回报微不足道。因此，目的不应服务于手段，握手言和宛如双方共赢。
然而，声誉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虽然统计学上无法保证，甚至会出现无效结果，但是那种自上而下的“造势”活动还是可能拉大院校之间的差距，如在学生和教师招募能力方面的差别。筛选或信号功能可能会造成毕业生收入上的差别。这就是为什么一些校友毕业后很久始终关注母校的排名，即使他们母校的实际质量可能已经不对他们的就业前景产生影响，他们依然如此。
第二个问题是排行活动运作时，其运作方式与那些作为质量改进成本和手段而进行的投资活动都不发生任何关系。詹姆斯·费罗斯(James Fallows)最近重点分析了美国精英型大学的早期招生情况，并举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例子。由于该校在各种院校联盟名单中的位置一直靠后，从而使其丧失声誉和吸引学生的能力。于是，该校就开始想方设法提高声誉，使之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调查中的位置一直升到第6位。[32]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一方面原因就是，一所大学或学院必须使之看起来较有竞争性，因为全国排名的目的就是为在早期录取中吸引到更多的学生。这是一道相当简单的算术题。因为如果每一个新生班级名额在早期录取时就被占满，那么，申请者与名额之间的比例就是1:1，而产出率则是100%。如果以这种方式招生时，招满的班级只有一半，那么通过正常招收（即多数申请者自己申请）人数的比率就将下降50%。由于早期正常录取率参差不齐，好的时候高达100%，差的时候低到40%，即使精英型大学也如此[33]，所以，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策略就旨在提高现有名额的申请率，从而达到提高产出率的目的。可见，该校是在没有作出任何重要质量改进，或者进行任何较大的新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使学校声誉得到了提高。
比较中的系统与院校
在大学比较和排行中，一个非常明显却又经常被忽略的事实就是，院校不是系统，反之，系统也不是院校。院校经常具有某些系统的特征，因为院校是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即使那些享有高度自治权的院校，它们在某些方面通常也受制于自己所在的公共行政辖区，来自国家的绝对自治是行不通的[34]，即使在排名方案中也不能做这样的假定。
在较小的程度上，行政权力也会对私立大学施加影响，如通过制定竞争规章、控制获得的公共拨款或担保的经费资助渠道等措施对此施加影响。在混合型或主导型的私立院校管辖区内，人们最经常看到的就是鉴定问题。虽然新一轮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经过磋商已达共识，但鉴定更多的仍然是民族性概念，而不是国际性定义。第二，它是标准化的，而不是差异化的。第三，它是有关最低标准的。它是高等教育中保护消费者的观点。这并不意味着鉴定毫无用处，只是说鉴定可能成为追求世界级大学愿望的某种障碍。这还意味着，尽管鉴定可能实现国家或地区内同类院校的认可，但却很难成为国际性的认同。
我们的建议是，任何被认为世界级的大学，哪怕是候选者都应该具有高度的自治权。这不是忠告，自治正在造成实际上的差距。这在两个研究项目结果的对比中可以找到佐证。1977年，联邦高等教育管理服务部对全球70所大学进行了调查，旨在测量出这些大学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国家控制的影响。[35]调查分别对院校自治和学术自由进行界定和评价。2003年，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对世界前500名大学进行了排名。前项研究发现，国家对院校自治的控制得分最低的地区是北美，占13%，控制得分最高的地区是亚洲，占42%；在后者的研究中，前500所大学的63%都在北美洲，5%在亚洲。虽然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较少独立性的大学不能办成高质量的大学，但却意味着此种大学的确不适合成为实现全球比较之目的的同类院校。
从选择同类院校比较的角度看，自治权有那些特点呢？伯顿·克拉克、泰伦思·麦克塔噶特、菲力普·阿特巴赫都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即内部高度的自我治理是大学出色表现之根本。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时，通过重点研究伯克利大学竞争对手的情况，试图找出导致这些对手取得成功的因素。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当时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一所非常著名的大学，“……虽然它是国家最早的大学，但也是一所可以对知识社会超前(out-front)发展做出最迅速反应的新型院校。”[36]哈佛大学能够迅速发展的原因是它成为了一个自我管理型的机构，一个不受繁文缛节束缚的机构。十年之后，伯顿·克拉克也指出，快速、敏捷的内部决策是成功的企业型大学的典型特征。[37]不论怎样精心规划，在结果上，自我治理都不应该成为临时性和特例性的政策，而应该受到立法的保护。学术自由也应如此。学术自由作为世界级大学地位的标准，也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性的概念。就像高度集权的公共系统的影响一样，宗教的正统学说也可能对院校的表现和质量产生相同的影响。
拨款形式——这个与拨款数量完全不同的概念——讲述的是另一个有关院校自治程度的传说，这种自治为选择同类院校开展世界级比较所必需。拨款形式在许多公共高等教育系统中都占一席之地，它的标准化影响是极其强大的。尽管它们并不鼓励追求质量和创造革新[38]，但却经常成为一种表达目的性的拨款形式[39]。值得注意的是，有许多批评经常是针对院校联盟排名[40]和鉴定制度提出的[41]。
是世界级，还是比较之祸
有人说回答这样具有“双重性”(both)的问题似乎会得出模棱两可的结论，其实不然。由于存在着太多由拨款影响引起的排名、合并、授权和限制等问题，所以进行教育质量方面的世界级排行基本上行不通，比较只能在一个可靠的同类领域中进行。固执己见、顽固坚持开展质量的全方位国际性排名——即试图确立世界最好大学排位——不仅是一种生产错误信息的行为，而且也是一种损害多样性和易接受性的做法。《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麦克琳》、《货币》等杂志都极力主张进行大学排位，功不可没，但是它们的做法也往往导致质量标准的下滑。
然而，如果不是那么严格界定的话，确定同类大学名单，对其进行科研质量和创造能力方面的国际比较是可能的。[42]依据科研进行比较可以“自我定义”(self-define)在一种院校的类型——如研究型大学之上。这个定义减少了参与竞争院校的数量，从而达成足够的共识，作出可靠的同类选择。为了理解这个过程的运行，我们必须认识到，提出一种科研质量和创造能力的测量方法是多么复杂，这种复杂性可以用经济学上的“委托和代理”(principal and agent)概念加以解释，即通常所说的“代理问题”(agency problem)。
一般情况下，委托人只是对科研活动进行资助，但资助过程并非由其操纵。相反，委托人只从代理人手中购买科研成果，而这些代理人可能是大学的个体研究者，也可能是大学本身。这里存在着专业复杂性的问题。从理论上讲，在代理关系方面，只有代理人的创造力是可以被测量出来的。这表明，在众多解释如何进军世界级地位的院校行为模式中，布劳的观点最值得称赞。他认为，质量主要是通过教师能力体现的。
拨款部门作为委托人，有着与作为代理人的研究人员不同的动机和期待。对于科研活动资助者来说，即使存在这种可能，他们也很难知道，更准确地说，很难评价实际的科研过程。在相当大程度上，正是有这样过程的存在，创造力才有可能得到体现。那些长期关注代理关系的专家建议，合同条款应该依据结果（而不是过程）来制定。当大学专业排行与科研能力达到结合程度时，测量和排行的依据就是研究成果。“达到程度(To the extent)是一个重要的修饰词：程度经常表示“不很大”之意。
再来看一下这种情况：在美国高等教育的一百多个指标中，最频繁使用的两个指标体系一览表之一就是战略指标体系一览表。在其中一个一览表中，科研指标仅出现一次；在另一个一览表中，科研指标出现两次。[43]两个一览表都列举了“前10项指标”，但是科研都榜上无名，而且其他与科研相关的指标也都不能表明科研与质量或生产力有关。
加拿大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在安大略省，负责大学工作的“部长特别工作小组”(1993)设计了35个有关大学表现的指标，其中仅有5个与科研相关。25个指标中的14个被确认为“核心指标”，其中只有2个核心指标涉及到科研。在《麦克琳》杂志罗列的大学年度排行榜中，共列举了20个指标，其中只有三个直接与科研相关，还有两三个与科研部分相关。在阿伯塔(Albrta)省，政府利用一系列指标将其所掌握的年度划拨经费分配给高等院校时，从83个可能罗列的指标中只能找出8个指标是与科研相关的。
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的排行中，科研活动——以科研经费为评价指标——比重在各院校之间存在较大差别，从独立学院和商学院的零到医学院的30%，平均比例为15%。所以，大学排名时把科研经费作为评估的方法基础无须大惊小怪。正如罗格·诺尔(Roger Noll)和威廉·罗格森(William Rogerson)在《研究型大学面临的挑战》一书中评价指出：“客观评估科研项目的惟一方面就是大学经费的投入。”[44]为了看到在这段评述中所说的事实，人们不得不去注意一下典型的科研拨款和研究合同条款。于其中可以发现，投入条款几乎是合同关注的惟一内容，至于产出等问题论及很少。
这听起来简单而明了，但总会有人要想，这种科研过程肯定与正常理解的委托代理关系不相匹配。作为研究经费提供者，委托人通常需要考虑产出，而对创造产出的方式基本上漠不关心。对于学术代理人——研究人员来说，接受了这一方面条款，就会出现另一方面的问题。他们之所以接受条款，原因是这些条款限制了拨款委托人对学术活动的干预，即使后者主观上希望，客观上也不能。这一点对学校自治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学校自治是世界级大学排名所含要素中的基本指标。
至于选择同类和建立院校联盟排名等问题的出现，都是由于科研不是大学教师惟一活动的事实所导致。譬如，在多伦多大学，粗略统计，科研工作占据教师时间的40%，这是一个相对较高的比率。在北美大学中，大部分院校都接近30%。[45]因此，教授们至少有1/3以上的时间不能用于开展科研活动，因此，“教师质量”的指标不一定可作为“科研质量”指标。同样，研究的质量也不能成为宽泛质量的代用品。
结论
可以假设一下，由于某种原因，如果有人试图作出令人信服的书面性大学排行的话，那么，他惟一可选择的方法就是把科研能力比较作为惟一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参评的大学数量就会变得相当少了。然而，只依据科研指标进行排行本身也有问题，原因至少有三：
首先，现存的大多数排名都把科研指标放在很低的位置上；第二，有关科研表现的指标寥寥无几；第三，行政管辖区域和学科内部存在科研拨款形式和水平上的不同。例如，在卡内基分类方案中，由于美国大学科研经费大量依赖联邦渠道拨款，从而说明了这种分类主要适用于美国的大学。不同科研部门在获取科研经费数量方面，存在着专业上的差别。例如，在有些行政管辖区内，50%以上的科研经费都指定用于卫生健康科学领域。因此，一所卫生健康科学设施优良的大学的最差科研表现也明显优于一所将科研集中在其他领域大学的科研能力。
持续、全面、可信的教育质量排行榜根本不可能存在。“世界级”这个概念包揽了国家现存排行榜的缺陷与不足。倘若连可靠的国家级排行榜都不可能存在的话，那么，憧憬那种可靠的世界级排行榜就显得更加遥远。因为大学的确有着太多的委托者和关注者，哪怕是在一个层面上测量出有效用的结果也会受到许多干扰。现在，还找不出任何令人确信或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科研表现可以成为教育表现可接受的替代物。因此，即使确立了可靠的科研排行榜的话，那么这个排行榜也不可能服务于更广泛的目的。
在理想状态中，声誉和质量应该是一回事，但现实情况却不然。尤其在学生和家长眼里，声誉和质量不是一码事。以市场品牌形式呈现的声誉正在取代质量，成为影响学生选择大学的最大因素。在这种背景下，声誉和质量都只关系到本科教学以及支持教学的服务。因此，正如科研表现不能成为全部教育表现的替代物一样，教育表现也不能充当科研表现的替代物。
按目前的方法——不论是商业性的，还是学术性的——国际性的大学本身就倾向于“同型性”(isomorphism)。美国研究型大学成为主导性的模式。在经济学领域，这可以被称之“貌似性”(look alike)的竞争。这种竞争在市场条件下可能取得成功，但是在学术领域却阻碍了变革和新知识的生产。进行世界级大学排名的最大危险并不在于排名的不准确性（尽管它可能是这样），而在于将院校的表现冻结于僵化的现在。这就是比较之祸。尽管人们对大学依赖西方模式进行发展的问题颇有微词，但是世界级排行的同型性强化了这种依赖性。
总之，令人信赖的大学比较其关键在于发展和利用客观而系统的同类院校选择方法。为了加深对这个结论的理解，这里必须强调两点：其中一点就是，同类排行不是有关质量和表现的，而是关于院校之间差异或相似性程度的。一旦确立了某种可靠程度的相似性，可靠的比较——尤其是办学设置基准的比较——就变得可能。然而，尽管这种比较听起来好像是一种传统式的排名，但是它涉及到的院校名单却大大减少，通常在一个项目中不超过10到15所院校，财产税和生活费也都全部考虑进去了。由于许多院校科研经费的成本和机会都是建立在每所大学特殊的项目序列之上的，所以项目的综合显得尤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