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体育文化研究热点探析
邱 勃1，毛丽娟2，董宝林2,3
摘 要： 基于文献计量学方法，分析我国体育文化研究的热点。以中文核心期刊论文和硕士及博士学位论文、百度文库中检索到的体育文化论文为文献源，并用Cite SpaceV 可视化软件进行量化分析。结果：我国体育文化研究发文期刊的布拉德福指数为3；发文数仅为1 篇的作者占发文作者总数的68.02%(高于60.79%)；发文数大于10 篇的作者发文量占总发文量的19.03%(低于50%)；可视化分析得知，文献主题词的中心性在0.00～0.91 之间，出现频次在5～1 523 之间。结论：我国体育文化研究发文期刊主要有《体育文化导刊》《北京体育大学学报》和《体育与科学》等；文献作者的单位来源以高校为主；作者单位分布具有离散性特征；尚未形成专题性或系列性研究。我国体育文化研究在不同研究阶段呈现出不同的侧重点：探索与形成阶段（1949—1999 年）热点集中在竞技体育、身体文化、体育与国民健康、武术；延展与深化阶段（2000—2008 年）热点集中在民族传统体育和传统武术的保护与传承、特定形态或人群的体育等；提升与完善阶段（2009 年至今）热点集中在体育产业与相关产业的互动融合、民族传统体育学理研究。以上研究热点相互交叉、相互融合。随着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等学科与体育学的交叉，体育文化研究呈现出跨学科、系统化研究的发展趋势。建议：进一步加强跨学科交叉研究，同时，针对某一热点学术问题开展系列性、专题化的研究。
关键词： 中国；体育文化；研究热点；文献计量学；群众体育；民族传统体育；人类学
体育文化的繁荣程度在一定维度上折射着社会进步的程度，是以体育价值观为引导、体育知识为基础、体育制度为支撑、体育价值观与体育知识物化为实践形态的特殊文化现象［1］。我国体育文化融汇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特征与内涵，是民族的、社会的、时代的、科学的体育价值观和体育认识论，它规范着人们的体育行为，也影响着人们的体育价值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体育文化在社会学、管理学等领域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大量学者开始介入该研究领域。由此，我国体育文化研究经历了体育文化理论的内化与提升、新观念和新理论的提出，研究逐渐达到较高学术水平，但系统地、科学地量化我国体育文化研究热点的文献相对不足。基于此，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阐释我国体育文化研究的文献计量学特征，梳理研究热点，厘清我国体育文化研究热点演进脉络，对本领域研究的深化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1 文献计量学方法
中国知网（CNKI）收录了中文核心期刊、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会议论文集、报纸等，从某种意义上讲，收录于CNKI 的优秀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具有一定学术水平。以上文献能够反映出体育学在某一时期、某一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动态，具有一定代表性。基于此，为准确把握我国体育文化研究热点，以“体育文化”为精确主题词，以CNKI 收录的中文核心期刊刊载论文及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为检索范围，检索时段为1977—2016 年，其中：中文核心期刊论文5 171 篇（始于1977 年），学位论文5 597 篇(始于2000 年)。为尽可能准确、全面地收集文献源，通过百度文库检索1977 年以前的期刊文献和2000 年以前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并参考了12 本关于中国体育文化的著作，包括王俊奇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杨向东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史》、鲁威人的《体育文化学》、孙麒麟等的《中国古代体育图录》和《从长安到雅典：丝绸之路古代体育文化》等。
为使CNKI 和百度文库的文献源类型一致，将百度文库获取的文献逐篇按照CNKI 文献的文本格式（Refworks）修订。使用文献管理软件NoteExpress（2.8 版）对文献题录类型、作者、年份及标题进行去重，并将作者署名出现的同人异名进行合并(即同一作者，但人名汉字有异)，例如：同一文献作者变换了不同的单位，则按同一作者合并归类；对同名不同人的作者，根据工作单位进行区分，并标注编码进行区别。以最终确定的1 万902 篇文献为分析样本（检索方式见表1，文献检索日期为2017 年2 月5 日）。按照文献计量学方法，使用Cite SpaceV（5.1.R8.SE，2017.10.27）软件对文献相关信息进行可视化分析，呈现我国体育文化研究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特征，可视化表达文献检索与筛选过程如图1 所示。
表1 文献检索方式
2 结果与分析
2.1 我国体育文化研究的文献计量学特征分析
文献历时性特征能反映某一领域研究发展的脉络，预判研究趋势［2］。如图2 所示，我国体育文化研究滥觞于新中国成立，正式成文刊登于公开发行期刊的文献肇始于1953 年，文献量年度分布呈现明显的“三段式”：1999 年前平缓发展；2000—2008年逐年急速上升；2009 至今略有回落，文献量年增长率10.65%，年均环比增长率34.61%，2008 年达峰值677 篇。结合文献量年度分布曲线［2］，可将我国体育文化研究划分为“探索与形成”“延展与深化”“提升与完善”3 个阶段。依据普赖斯文献增长规律曲线理论（公式：N=a0ebt，N 为期刊逐年累积量，t 为以年为单位的时间变量，b 为期刊连续增长率，a0为期刊统计初始对数）［3］，2018年因“无明显引发事件时复杂系统中规模变化呈现自组织临界性”［4］而持续轻微、短暂回落。随着2018 年世界杯足球赛、北京2022 年冬奥会、第18 届亚洲运动会、南京羽毛球世锦赛、杭州短池游泳世锦赛等重大体育赛事举办或筹办产生文献量突变现象，而呈现体育学发展指数大幅度增长的趋势。
根据文献计量学相关理论［2］，布拉德福定律指某主题论文按期刊载文数量降序排列后划分成核心区、相关区和外围区，各区期刊划分应遵循n1:n2:n3=1:a:a2 分布，（n 为3 种发文期刊所在区域的期刊数量，a 为布拉德福指数）。经测算，我国刊发体育文化研究的期刊的布拉德福指数为3，核心区域的期刊有《体育文化导刊》《北京体育大学学报》和《体育与科学》（见表2）。
文献来源以高校为主，主要分布在国内23 所高等院校，例如上海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华南师范大学、苏州大学等（见表3），这些高等院校在我国体育文化研究领域具有较大的活跃度。
剔除8 篇作者标注不详文献，对其他文献的第一作者进行统计共有4 928 人，第一作者发文数在1～62 篇，人均产出2.21 篇，仅发文1 篇的作者为3 353 人（占统计发文数的68.02%），高于洛特卡定律“发表1 篇文章作者数应为作者总数的60.79%以内”，说明我国体育文化研究尚未形成专题性或系列性研究。
数学知识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逻辑性，这就对小学生的抽象逻辑思维提出了一定的挑战，要想引导他们学好数学，培养他们的数学核心素养，教师就要在课堂教学中努力提升学生的数学意识。据心理学研究发现，如果儿童在很小的时候就具备良好的数学意识，那么在逐渐成长的过程中就能对数字及运算保持敏锐的观察力，能有意识地利用数学知识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善于发现生活中存在的数学现象，从而对数学知识形成亲近感。小学数学教师应结合小学生的现实生活开展数学教学活动，使小学生感受到数学学习的生活性，从而使他们在良好的氛围中逐渐形成数学意识。
由表2可知，31号至40号测试样本的相对误差依次为0.001255、0.010008、0.022222、0.003517、0.002994、0.010018、0.016057、0.004333、0.001875和0.002124，其平均相对误差与最大相对误差分别为0.007440和0.022222，说明预测值与真实值比较接近，完全满足误差小于10%的相关要求，表明BP人工神经网络能够对MDEA溶液吸收能力进行较为准确的预测。
普赖斯定律的高产作者分布规律揭示了作者与发文篇数间的关联（公式：M=0.749Nmax0.5，其中：M 为核心作者发表论文篇数，Nmax 为作者发文最多篇数），经计算：M=0.749（62）0.5=5.90，由此确定，发表6 篇及以上的作者为体育文化研究领域的高产作者，统计结果显示，高产作者共208 人（包括任海、胡小明、王岗、王俊奇等，见表4），占统计总人数的4.22%，累计发文2 073 篇（占总发文数的19.03%），与普赖斯定律“核心作者发文总量应为论文总数的50%”呈现出较大差距，反映出我国体育文化研究者总体存在马太效应，这些高产作者以民族传统体育、体育史、体育人类学、现代体育文化发展等研究方向为主。
抑制EGFR表达后，鼻咽癌SUNE-1细胞株增殖细胞数、迁移细胞数目及侵袭细胞明显减少(P＜0.05)，见表2。
《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2017版）》（以下简称新课标）的基本理念是：以“生命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和社会责任”学科核心素养为宗旨，内容聚焦大概念，教学过程重实践，关注学生主动参与，关注学生实践，动手结合动脑。教师围绕着生物学大概念来组织并开展教学活动，通过设置合理的教学情境，基于学生动手活动或对资料的分析及探究，将有助于学生对知识的深入理解和迁移应用，有利于促进学生对生物学概念的建立、和应用理解。
图1 文献检索、统计、可视化过程的技术路线
图2 文献量年度分布
表2 核心区域期刊
表3 文献来源高频高中心性机构（前16 位）
表4 高产作者（前16 位）
2.2 我国体育文化研究热点分析
我国体育文化研究热点即某一时期内数量较多且互相关联的文献群所汇集成的焦点问题，反映了该领域学者在某一时段里的焦点话题。基于此，使用Cite SpaceV 软件，经多次尝试，确定设置如下：1）主题词源于题目、摘要、关键词；2）单个时区限度为4 年，即以4 年为跨度将文献分成17 个时段；3）阈值选取为Top 1.0%per slice（每个时区中心性前1%位的文献）；4）节点类型为关键词和主题词，合并网络共获87 个节点及731 条连接线；5）参考已有文献计量学研究的可视化分析经验［1-3］，选择研究主题时，剔除部分检索词（例如：文化、体育、体育文化等）；6）选择Spotlight 仅突出关键节点文献获取网络（如图3 所示）。此外，在Cite Space 可视化软件中，Modularity Q 和Silhouette 指标能有效检验主题词、关键词聚类的合理性，其中，Modularity Q 在0～1 间，其值越接近“1”表示网络聚类越好、类群内部联系越紧密、类群之间区分度越高；Silhouette 在（-1～1）范围内，越接近于“1”说明设定抽词方式使聚类主题越明确，聚类内的文献研究主题越相近。本研究测得Modularity Q=0.828 6，Mean Silhouette=0.917，说明上述抽词聚类模式设置较合理。
图3 研究热点的可视化图谱
群众体育包括农村体育、校园体育等。1990 年“亿万农民健身活动”、2004 年体育领域的“三农”问题（农民体育、农民健康、农民健身）的提出，200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发展农村教育、技能培训和文化事业”等，为农村体育研究创造了新契机［25］。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期，农村体育成为丰富乡村居民社会文化生活，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26］。有学者认为，农村体育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提高广大乡村居民身体素质的有效途径［26］；然而，部分乡村居民体育意识薄弱、农村体育组织不健全、体育活动经费匮乏制约着我国农村体育发展，因此，应从体制机制层、物质层、认知层、行为层入手，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建立健全基层体育组织和农村体育组织，完善体育文化知识宣传机制，加大农村体育宣传力度，提高乡村居民体育参与意识，实现城乡体育协同发展［27-28］。
表5 高频、高中心性主题词分布
2.2.1 探索与形成阶段(1949—1999 年)
俄罗斯1999年12月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过后，因其政党的混乱无序、鱼龙混杂,制定政党法的需求变得日益迫切。故普京上台后,着手大力整顿政治秩序,倾力培植政权党并调和议会中各党派的关系〔2〕。普京在其2000年—2004年的首届任期内，为建立、巩固政权党接连颁布推行了一系列与政党体制改革相关的法令举措，由此俄罗斯政党、政权党与总统、政府长期的脱离局面得以转变，有力的政治支柱逐步为政权的稳定建立了起来。国家杜马2001年审议表决通过的《俄罗斯政党法》成为了俄罗斯政党制度一系列改革的起始点，并于7月14日签署后正式公布以规范政党组成，俄罗斯政党政治就此改弦易辙，迈向了法制化的规范方向。
我出生和长大，都在一座没有暖气的城市。每到冬天，日子过得有些糟心。从外面回到家，棉衣棉裤依旧，笨重得跟个宇航员登月似的。手上生冻疮，冷到牙打战。实在怕冷，能坚持一个半月不洗澡。
1949 年9 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倡“国民体育”［5］，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经济、文化进入建设期，“国民健康”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个重要话题。1950 年毛泽东主席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6］。有关政策和指导思想将“国民”“体育”“健康”三者有机联系在一起［7-8］，也引发了学者对体育与国民健康的关联性研究。文献检索发现，较早发表的文章是1953 年曾義宇的《新中国的医疗体育运动》，该文主张以民族传统体育的“外御强体魄、内养精气神”促进体质健康，建议通过体育运动防治疾病、增强体质［9］。此外，探讨如何开展文体活动以促进国民健康、强健体魄等文献出现［10-11］，充分体现了当时的体育价值观，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关体育管理体制中充分体现了这一体育价值观。此外，体育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也受到学术界关注。1956 年，毛泽东主席正式提出“双百”方针，学术界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导下，学者们展开了体育文化的学术研究［12］。此后，有关体育（或身体文化）的概念及体育与竞技、文化活动等的区别与联系、体育史与社会学、武术等方面的研究相继发表［13-14］，关于体育对社会发展影响的探讨日益丰富。
21 世纪初，民族传统体育的归属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进一步深化。其中，比较突出的是运用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等相关理论对民间体育、民族体育、民俗体育、传统体育的概念和关系进行分析［17］。民间体育是非官方、大众开展的尚未高度制度化、组织化、专业化的体育活动，其本质属性为社会体育，分为传统体育和非传统体育［17］；传统体育是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积累而传承、流变的一种体育文化，其本质属性为民族传统体育，与现代体育并非二元对立，而是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相对，具有动态性，可分为民俗体育和民族体育［18］；民俗体育是与民间风俗、民间社会生活相关，是一定人群传承的生活化、仪式化的体育文化，其本质属性是仪式化的体育(例如节庆体育等）［19-20］；民族体育是同一民族传承的身体活动，其本质属性为民族传统体育，民俗体育和民族体育二者并非等同而属于并列关系［21］。
这么晚了，小涵才洗澡，实在难得。内心澄净起来的朱振平突然有了某种想法，他被这种久违的想法纠缠着，身体就有了反应。
参考译文:Situated at the confluence between the Qinhuai River and the Qingxi River in Confucius Temple area，Taoye Ferry got its name from the popular romantic story related to great calligrapher Wang Xianzhi and his beloved woman in Eastern Jin Dynasty．
梳理本阶段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武术、体育与国民健康、竞技体育等方面的探讨，体现了我国体育价值观、体育知识体系在体育管理体制赓续发展中的嬗变。现存文献揭示了我国体育事业对促进社会发展、树立正确的体育价值观的重要作用，对我国体育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2.2.2 延展与深化阶段(2000—2008 年)
2.2.2.1 民间体育文化研究
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1）村合作社起主导作用；2）能够有效避免农户和农户之间不良竞争引发的纠纷；3）有利于村集体统一品牌形象的建立和招徕客源；4）抵御客源不足风险能力较农户个体经营强。
21 世纪伊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社会经济发展，中国人的体育价值观逐渐形成。学术界在“探索与形成”阶段所聚焦的热点话题此时得到延展与深化，并引发出一系列特定形态或特定人群的体育话题的探讨。
1986 年“全国首届体育与文化研讨会”在成都召开，同年，《体育与科学》等学术期刊在体育学的文化性厘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涌现出谢遐龄、顾晓鸣、陈辽等一辈高活跃度的学者［15］。此外，随着北京成功申办“2008 年奥运会”，中国人的体育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学术界更关注体育精神层面的问题（观念、思想等），一些民俗体育活动也开始逐步国际化（例如国际龙舟节、国际风筝节等），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文化研究初显端倪［16］，大量学者纷纷进入该研究领域。
此外，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等［22-23］，学者还着重探讨了民俗体育与民族体育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少林功夫、太极拳等）的保护、传承与发展，认为传统武术发展应提高公民文化保护意识，建立传统体育文化保护管理平台，构建法制保护机制［24］。从文献计量学角度看，该类研究普遍较高的中心性(0.47～0.64)和被引频次（143～191）体现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问题的探讨在此阶段末期是研究的焦点。
2.2.2.2 群众体育研究
如图3 所示：每个关键节点代表1 个高频词，节点圈层厚度与中心性成正比(中心性是知识图谱的重要度量指标)，圈层越厚则中心性越高，说明该词是具有较大影响力或创新性的热点话题；每一条横线由左至右，虚线与实线交汇的第1 个节点为该研究热点的起始年，实线后的虚线则反映该热点进入衰退期的年份；节点与节点间的箭头连线代表该研究热点在不同阶段分化、衍生等的演进历程。运算得知：文献主题词的中心性在0.00～0.91 间，出现频次在5～1 523 间，统计前15 个高频主题词（频次＞170）、前12 个高中心性（中心性＞0.20）主题词发现，我国体育文化研究热点体现出了体育价值观、体育知识、体育管理体制、体育活动等方面研究比较突出，主要包括竞技体育、武术、特定形态/群体的体育（民间体育、民俗体育等）、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学理探究等热点，这些研究热点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不断赓续、延展，在不同研究阶段分别呈现出不同的侧重点（见表5）。
校外体育是以学生为主体、体育活动为载体、丰富学生精神文化生活为特征的课外体育活动，是一种集体性体育文化［29］。校外体育文化环境形成具有3 个条件：浅层物质层，即开展校外体育所需的物质条件（例如有无体育场馆、有多少体育器材设备）［30］；中间体制机制层，即校外体育活动机制、管理体制、保障和组织机制等（例如体育社团管理模式、体育活动开展形式、体育组织建设及管理形式）；深层意识层，即校外体育活动所有参与者的体育意识，包括组织者或管理者自身的体育意识和体育价值观，以及体育参与意识和理念、体育精神、体育兴趣爱好等［31］。此外，外部环境是校园体育文化环境形成的支持条件，可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包括适宜开展校外体育活动的场地、器材等，是提升参与者可达性和可入性的物质保障［32］；社会环境即学生参与校外体育活动的人际场域，包括周围人际的行为支持、社会认同等，是提升参与者体育意志品质、提高团结协作能力、培养集体主义精神、树立正确体育价值观的外部因素［33］。
中国的竞技体育经历了2008 年奥运会的辉煌，学术界在回顾奥运会成绩的同时，开始重新审视体育文化的内涵。“全民健身”上升到国家战略，随之而来的是我国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一系列与体育产业相关的文献开始发表（例如体育产业与体育旅游、体育赛事传播媒介互动融合研究等）。此外，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等研究与其他学科（例如：人类学、生态学）的交叉研究进一步深化。
2.2.3 提升与完善阶段（2009 年至今）
统观此阶段的研究热点是随着社会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相关政策给予保障而形成了辩证统一的认识。尽管早期研究以经验性、主观性结论为主，但我国学者的科学精神使体育的价值功能、社会作用日益凸显。相应地，体育文化研究也逐渐形成了以特定形态或特定人群的体育研究为热点的体育理论体系。而且，与上一阶段（47 年载文723 篇）相比，此阶段在9 年内共发文3 262 篇，篇均被引＞16 次，反映了我国体育文化研究的量和质都有所提升。
2.2.3.1 体育产业和相关产业的互动融合研究
997 Efficacy of mechanical thrombectomy with stent-retriever for anterior circulation distal vessel occlusion
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是属于建设文化强国和体育强国范畴的一个问题。随着我国一系列发展体育产业的政策文件［34-35］相继颁布，我国体育产业也进入发展黄金期。但是，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尚有不足，例如体育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不够等［36］，由此引发了对体育旅游、体育赛事转播等问题的广泛讨论。
1）体育产业与旅游业的互动。体育与旅游的融合效应引起学者高度关注，普遍认为体育旅游可以扩展体育产业的发展空间，也能为旅游业创造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和动力［36-37］。在此背景下，卢长宝等运用产业价值链分析法，探讨了体育产业与旅游业对接问题，将二者对接的物质基础归纳为4 个层面（体验需求、资源共享、关联互补、产业链延伸），并围绕消费需求构建了以“需求—市场”“资源—品牌”“关联—创意”“产业链—项目”为关键点的对接机制，为促进体育产业和旅游业发展提供了参考［38］。从文献计量学角度看，该文献具有较高的中心性（0.24）、5 年内被引54 次、下载2 079 次，是“后奥运时期”我国体育文化研究的关键文献之一。
2）体育产业与传媒业的融合。体育赛事转播权是通过电视等，并同时借助新型电子终端（手机等）传播体育比赛有关信息（赛事、开幕式和闭幕式、赛前和赛后文化活动等）的权利。《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提出，“推进赛事举办权、赛事转播权、运动员转会权、无形资产开发等具备交易条件的资源公平、公正、公开流转。按市场原则确立体育赛事转播收益分配机制，促进多方参与主体共同发展。放宽赛事转播权限制，除奥运会、亚运会、世界杯足球赛外的其他国内外各类体育赛事，各电视台可直接购买或转让”［39］。体育赛事转播权开发具有重要的商业价值，能为权利人带来赞助权、衍生品开发权和销售权等。体育赛事转播权的商业价值的充分发掘，需要法律保障，才能促进体育产业健康发展。对此，李杨认为“保护赛事媒体转播权应立足于本土化和法律实践”［40］。从文献计量学的角度看，该文献1 年内被引22 次、下载1 232 次，从法学视角探讨了体育赛事转播权问题，为体育产业与新闻传媒业融合提供了理论参考。
2.2.3.2 民族传统体育的学理研究
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热议的话题。此阶段，研究者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实践思考（例如与人类学产生了交叉），并产生了生态学相关理论与人类学的交叉，使民族传统体育相关问题的人类学、生态学视角的研究成为本阶段的热点。
1）人类学视角下的民族传统体育。人类学研究的重心由体质向文化迁移，研究范围涉及社会各个方面，相继催生出发展人类学、心理人类学等。体育人类学也随之诞生，由此运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探讨民族传统体育成为体育文化研究的主题。我国体育人类学研究形成于20 世纪80 年代［41］，曾有研究者认为“应运用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来比较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可有效探讨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和发展、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问题”［42］。2009 年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承办了“发展中的中国体育人类学”“体育人类学的国际视野”等专题学术会议。2017 年“体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成立，标志着体育人类学在我国体育学科学研究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体育人类学能够揭示体育与人类其他人文社会实践活动的联系，期间涌现出了一些著名学者。例如胡小明等探讨了如何运用体育人类学方法（田野调查）研究民族传统体育［43-44］。这些文献为民族传统体育相关问题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启示。
2）文化生态学视角下的民族传统体育。生态学是一门研究生物与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文化生态学是生态学的一个分支，是运用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交互的生态理论，研究文化产生、发展规律的社会科学［45］，其为我国体育文化研究开启了“新视角”。从历史角度看，我国体育文化生态是始终伴随着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和赓续而存在的，并以民族传统体育为基本范畴［46］。据此，学者从文化生态学探讨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与保护，认为：体育文化的生态系统包含体育项目、象征符号、历史传承、文化认同、体育环境等［47］，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圈是体育文化生态系统的子系统，是实现民族传统体育生态文明的途径之一，因此，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要注重多层次保护和活态性及人本性传承［48］，而且在经济业态上要以体育生态旅游为主，并作为其发展的主要途径［49］。
统观此阶段的研究热点，是一个由表及里的过程，伴随着体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生态学、历史学、民族学等学科的交叉，体育学朝着跨学科、系统化方向发展，反映了体育知识、体育管理体制和体育实践的发展变化。结合文献计量学相关理论，研究建议，应加强体育文化相关的专题性或系列性研究，进一步加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等问题的深入探讨。
3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文献计量学方法，以中国知网收录的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刊载论文、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及相关图书为文献源及理论参考，探讨了我国体育文化研究的热点，有利于厘清该领域研究的热点演化脉络，但是，随着体育文化研究不断深化、延展，还需进一步加强跨学科交叉研究。同时，针对某一焦点问题开展系统性研究。本文对我国体育文化研究的系统性梳理还有不足，亟待进一步完善与深化。
4 结束语
我国体育文化研究主要发文期刊有：《体育文化导刊》《北京体育大学学报》和《体育与科学》等。文献作者的单位来源以高校为主。作者单位分布具有离散性特征。尚未形成专题性或系统性研究。研究热点包含竞技体育（运动）、民族传统体育和传统武术的保护与传承、特定形态或特定人群的体育、体育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民族传统体育的学理讨论等，这些热点话题相互交叉。随着体育学与人类学、生态学、历史学、民族学、法学等学科的交叉，呈现出跨学科、系统化研究的发展趋势。体育文化研究需进一步加强跨学科交叉研究，并针对某一热点问题开展系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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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Hotspots about Domestic Sports Culture Research
QIU Bo1,MAO Lijuan2,DONG Baolin2,3
Abstract: Based on scientometrics,this paper aimed to analyze the hotspots of sports culture research in China.Taking the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 Core Journals, masters’and doctoral dissertations and sports culture research literature published in Baidu Library as the data sources, this paper used the software CiteSpaceV for quantitative analysis. Results: The Bradford Index of sports culture research journals in China was 3. The authors that published only one literature accounted for 68.02%of the total（higher than 60.79%）.The number of authors with over 10 publications accounted for 19.03% of the total（lower than 50%）.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iteSpaceV showed that the centrality of the term words in the literature was between 0.00 and 0.91,and the frequency of occurrence was between 5 and 1523. Conclusions: The core areas of the literature’s periodicals included the Sports Culture Guide, the Journal of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and the Sport and Science. And the sources of literature authors’work units were mainl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oreover,the distribution of academic authors was discrete, and the authors’academic research themes had not formed the topic or series of studies yet. The evolution course of sport culture research in China had undergone three stages with different focuses, such as the exploration and formation（1949-1999）, focusing on competitive sports, physical culture, sports and national health, martial arts and so on, the expansion and deepening（2000-2008）, focusing on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and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and the sports of specific forms or groups of people,etc.,and the enrichment and promotion（2009 to now）,focusing on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 and the theoretical infiltration of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These research hotspots were interconnected with each other. With the intersection of anthropology,sociology,history,ethnology with sports science, sports culture research shows a trend of interdisciplinary and systematic research. Suggestions: Further strengthe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carry out systematic and thematic research on a certain hot academic issue.
Keywords: china;sports culture;research hotspot;scientometrics;mass sports;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anthropology
中图分类号： G 80- 054
学科代码: 040301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8-03-24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5ZDB146）。
第一作者简介： 邱勃（1967—），男，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体育文化发展研究，E-mail：hiqiubo@163.com。
通信作者简介： 毛丽娟（1969—），女，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青少年体质与健康促进等，E-mail:maolijuan@sus.edu.cn。
作者单位：1.山东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山东济南250358；2.上海体育学院体育教育训练学院，上海200438；3.上海杉达学院体育教学部，上海201209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Jinan,Shandong 250358,China;2.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 Training,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Shanghai 200438,China;3.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Sanda University,Shanghai 201209,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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