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蒙的政事小说及其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蒙论文,政事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5587（1999）04—0101—05
30年来，王蒙的小说创作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两大类型，一类是以《青春万岁》、《恋爱的季节》为代表的具有浪漫主义品质的“革命+青春”的抒情小说，另一类则是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开始的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社会批判意识、特殊观察视角和表现对象的“政事小说”。王蒙在创作中魔术师般的变化，主要就表现在其“政事小说”的诡谲多变上。
所谓政事小说，自然关乎政治与人事。但它既非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小说，又非反映一般人际关系的日常生活小说，而是表现特定的政治环境中人们的相互关系、处世经验、心理情绪、行为方式、思维模式和生存哲学的社会生态或政治心态小说。它往往不正面涉及重大的政治斗争和社会矛盾，而是通过人们熟知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常态现象进行典型化概括与提炼，从而产生以小喻大，见微知著，由此及彼的社会和艺术效果，它也可以看作是政治文化小说的一种。
王蒙的政事小说是其极具特色的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类小说虽然在主题、形式、风格、题材上都有十分显著的差异且处在不断的变化中，但它一般有特定的描写和表现对象，题材多来自于王蒙十分熟悉的党内政治生活和在机关单位或社会上获得的人事经验，它突出体现了王蒙对政治生活热切而持久的关注，对政治文化中各种现象的深入思考以及对中国政治文化独特的艺术理解和把握。
王蒙长期生活在革命政治中心，对党的组织生活、机关行政生活和人事环境十分熟悉，并且对此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职业性敏感，尤其在对革命老干部、党组织各级领导者、机关办事人员、青年知识分子的观察与表现上，王蒙显示出尖锐的观察力和天才的形象概括力。对于他们的语言、神态、习惯、心理和思想品质中的优缺点，王蒙都把握得十分准确和透彻。王蒙早期那篇脍炙人口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的刘世吾、赵惠文、林震，还有后来《布礼》、《蝴蝶》、《如歌的行板》、《春之声》、《夜的眼》、《海之梦》、《惶惑》中塑造的一批党的革命干部形象，无论是其内心世界，还是音容笑貌，乃至下意识的动作和习惯性的语言腔调，都是地道的“三八式”的或充满了“布尔什维克”气味的。刘世吾（《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每当听到情况反映时的那句“就那么回事”的懒洋洋的口头禅；张思远（《蝴蝶》）得知要官复原职时拉长腔调“呃”地一声，都写透了人物心理的微妙状态，成为中国当代现实主义小说心理刻画中不可多得的典型细节。王蒙近期的政事小说如《组接》、《一嚏千娇》、《没情况儿》、《夏之波》，对老干部形象、领导模样和官心态的描写与刻画，则更多地表现在对“神”与“韵”的追求上，而它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典型的“中国特色”，却依然是呼之欲出而非王蒙莫能写。
但是，政事小说对于我们研究王蒙现象的真正意义，却并不在于它写了什么或写得怎么样，而主要在于它怎么写，或者说在于作家在表现对象时所采取的方式、态度及其变化。显然，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与《坚硬的稀粥》之间，在《悠悠寸草心》与《一嚏千娇》之间，在《莫须有事件》与《蝴蝶》之间，在《扯皮处的解散及其他》与《欲读斋志异》之间，王蒙的政事小说已经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将50年代那个透明的王蒙与90年代这个“雾一般”的王蒙区分开来，将王蒙的前期创作与近期创作区分开来，变化具体表现为：
首先，记实性、自叙传色彩逐渐减弱，虚构性、象征性色彩逐渐增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布礼》、 《蝴蝶》、 《杂色》这些80年代中期以前的作品相当真实地记录了王蒙的革命历程、政治际遇和理想追求，今天读来依然闪烁着现实主义真实性的魅力。但越到后来，王蒙的这类小说越具有虚构性、象征性，并且大量运用夸张、变形、寓言、隐喻等手法，巧妙地利用语言能指和所指的双重功能，不仅渐渐消隐了王蒙的自我形象，而且失去了具体明确的针砭对象，主题也变得模糊和宽泛起来。例如王蒙近期的中篇小说集《球星奇遇记》，其中有大部分篇什可以解读成一幅当代政治文化心态的“心电图”，但又辞锋闪烁，有所指又无所指，似言在此而又意在彼。在《现场直播》、《阿咪的故事》、《话话话》、《坚硬的稀粥》等小说中，中国当代社会特有的政治人文景观隐喻成“家政故事”，而在《蜘蛛》和《欲读斋志异》等小说中，人事与政事干脆幻化为神狐鬼怪虫兽之事。王蒙越来越善于掩饰他真正的指涉对象。
其次，题材和视角经历了由宽到窄、由外向内的变化过程。如果说王蒙的早、中期政事小说（如《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最宝贵的》、《布礼》、《悠悠寸草心》、《相见时难》等）在题材的选择上是采用社会政治生活的长镜头，因而在相当程度上还具有鲜明的时代政治氛围和政治小说的某些特点的话，那么王蒙中期后的小说（如《冬天的话题》、《名医梁有志传奇》、《庭院深深》、《要字8679》等）则相对收缩了观察视角，在取材上集中于某部门、机关、单位的政事情态与人际纠葛。到了近期，王蒙则将兴趣更多地转向了“家政”，创作出以《坚硬的稀粥》为代表的一批探讨现代“家政体制”的象喻性小说。王蒙的政事小说在题材上呈现出由国家之事、机关之事向家庭之事演变的趋向，在观察视角上呈现出由社会政治观念的“外部”审视向文化心理意识“内部”分析转换的趋向。
引起上述转换与演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王蒙政事小说经历了从政治思考到文化批判的发展。王蒙早期政事小说都有明确的政治背景和鲜明的时代特点，事件的展开、人物命运的变化体现着国家政治生活运作的逻辑，是作者“故国八千里，风雨三十年生活和教训”的产物。80年代中后期，王蒙更多地从政治文化而非单纯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决定论的角度去思考中国的“政事”，更多地从中国传统思维形式与文化心理结构中寻找政治怪圈、社会怪圈、人际怪圈之间的因果链。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是王蒙从政治思考向文化批判转变的标志性作品，倪吾诚在政治和学术上的一事无成，在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衰败，象征着以家族宗法伦理道德价值为核心的封建文化体系窒息一切的罪恶本质。“家”作为中国文化结构的基础和深层象征，自然成为王蒙政治反思的逻辑起点。
王蒙近期的政事小说，更加明显地表现出一种整体的政治——文化反思和一种复合的心理——思维剖析的努力。《一嚏千娇》对具有强烈的仪式、虚伪性政治官僚语言、神态、动作模式化、夸张化的刻画，尤其是对政治流行术语、“革命词汇”娴熟自如且具有反讽意味的运用，揭示了权力占有欲、政治语言拜物教对人格的毁灭力量；《夏之波》、《欲读斋志异》、《话话话》、《坚硬的稀粥》的共同题旨则是写出了社会与生活变革中由于“政治大道理崇拜症”和“主义讨论癖”而引起某种精神虚妄和茫然无措；《球星奇遇记》、《蜘蛛》写的是个人荒诞不经的发迹升迁史，寓言的却是政治游戏规则及这个规则下的国民劣根性；《神鸟》与早些时候的《黄杨树根之死》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更接近精神写意，二者都把某些人因时来运转而引起的自我膨胀、自我昏聩、自我分裂的人格病变过程写得入木三分；《庭院深深》、《名医梁有志传奇》十分有趣地挖掘了“阔脸心理”与“名流意识”，作者通过人物政治落难后尴尬、落魄、谦卑、猥琐心理与得势后矜持自得、暗逐虚名、好为人师、虚与委蛇心理的对比，一下子就把“大家”、“名流”阴暗自私的灵魂端到了亮处；《冬天的话题》、《要字8679》则通过好事之徒在莫须有事件上捕风捉影、倾轧内耗的故事，批判了病入膏肓的“异即敌”、“非白即黑”、“有我无他”的病态思维和价值判断逻辑……总之，王蒙对政事的思考，已经贯穿了对人们社会心理、政治本性、语言结构、精神图式、价值逻辑的一系列文化思考。
最后，小说风格由悲剧、正剧形式逐渐向幽默、 喜剧形式过渡。 80年代初，王蒙创作的绝大部分作品多以悲剧或正剧形式出现，它们虽然因为作者“性喜幽然”的天性而不乏喜剧和幽然因子，但在整体上却体现着理想主义的庄重和现实主义的冷峻，那篇被认为较早体现了王蒙喜剧天赋的《买买提处长轶事》，从严格意义上还并未将生活中的笑料提升到幽默的本质上去观照，王蒙的浪漫在这个时期还不过是用热情装扮起来的严肃。但从80年代中后期起，王蒙逐渐将其早期小说《风息浪止》、《莫须有事件》、《黄杨树根之死》以及一系列微型讽刺小说中局部的、表层的喜剧、闹剧、荒诞剧色彩，发展成一种内在的叙事风格和美学精神，例如《一嚏千娇》、《球星奇遇记》、《蜘蛛》、《十字架上》这类小说，在对社会与政治现象审视态度上，王蒙整体上采取了一种幽默、夸饰、戏谑的方式，在现实主义基色中融入了现代主义常见的反讽与隐喻特点。
究竟应该如何理解王蒙政事小说及其发展变化呢？
或许，暂且绕开这个问题，将思考问题的角度进行一次跨时空的转换，对于我们从更深刻的历史、社会、政治的原因中去理解王蒙创作思想的隐衷与矛盾会更富有启示。
王蒙人生观、创作思想变化的真正起点是1957年，这个时期有三件大事对王蒙影响至为深远：一是反右斗争的开始，王蒙因发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1956年）而获罪；二是苏共二十大召开以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主义的“修正”；三是王蒙离开政治中心北京去新疆边地，开始了长达16年的“思想改造”生涯。这三大事件意味着：中国和苏联政治生活中严重的问题与危机已经暴露，漫长严酷的政治冬天已经来临。一大批忠诚的“少共”被逐出政治中心和革命阵营，以“重放的鲜花派”为代表的青年作家群因敢于暴露和抨击党内生活的弊端而横遭厄运，王蒙这位共产主义事业狂热的追随者因披露“组织部”的问题亦未能幸免于难。被划为右派客观上意味着王蒙梦想做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已经被堵死，他因“文祸”而成为为之献身的事业的“敌人”，至少是异己，这个教训他以后耿耿不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蒙的新疆岁月，它不仅是王蒙政治蒙辱生活的具体展开，也是他重新设计人生与政治策略的开始。1963年王蒙在新疆伊梨巴彦岱当了农民，伊梨与北京远隔八千里，是王蒙与故都的情感距离，也是政治距离，因这距离而导致的人生由明转暗的伤怀，王蒙自己应最能体味。中国文人墨客离乡别井之恸，从来不单是离妻别子的世俗情感的反映，也是“忧谗畏讥”、“进亦忧退亦忧”的政治情感的反映，其中有掩饰不住的人格被贬的悲怆。王蒙后来在回忆这段岁月时所自况的“逍遥之乐”多半是一种自我麻醉，而他一开始就“自愿”选择去新疆劳动之举，一方面的确抱有改造自己思想的进取愿望，但在另一方面却隐含了一个很深的动机，即尽快从感情上摆脱政治失意的尴尬，避免以后更大的政治奚落和身心伤害。“处江湖之远，亦忧其君”，不是既能在肉体上自保又能在精神上自傲吗？
其实，王蒙对严峻政治斗争近乎本能的尖锐敏感与自我保护能力，即使是在他做“组织部的青年人”时就表现出来了，他当时欠缺的只是自我伪装与平衡的成熟罢了。《青春万岁》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一直被看作是王蒙“少共”时期缺乏思想深度的幼稚之作，但我们倒隐隐觉得王蒙在这两部作品中已经觉察到当时坚定、严肃、饱满的革命内容正在被庸俗、虚浮、空洞、无效的形式包裹的危险。《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多思的林震、《恋爱的季节》中敏感的钱文，都似乎有青年王蒙警惕的影子。今天重读《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尤其是重新认识刘世吾这个形象，对于理解上述结论，理解王蒙后来政事小说变化的隐含意味是极富“解码”意义的。
关于刘世吾这个形象的性质，评论界一直聚讼纷纭，王蒙本人亦闪烁其辞，从未见正面的解释，他只是说“无意把刘世吾写成麻木不仁的官僚主义者”、“我也知道刘世吾有许多正确的地方。”[1]至少， 作者从来没有承认过刘世吾就是官僚主义者。那么，刘世吾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他的正确之处又在哪里呢？笔者认为，刘世吾的正确，从根本上说就是体现了对官僚主义较早的觉悟，在这一点上他与林震并无两样，不同的是，他在党内工作时间较长，对党内生活中不正常现象司空见惯，他那句“就那么回事”的口头禅表现出他对革命工作松散状态的习惯性疲劳，同时又未尝不是一种明哲保身的圆滑和无力回天的悲哀。他对革命工作那种提不起劲头的精神状态，既是他革命意志衰退的症兆，又是对党内不正常现象的消极抵抗。只是他老于世故，没有林震那么幼稚与不辨深浅罢了。
但是，王蒙当时并没有把“组织部”的问题想得很透彻，他对林震、赵惠文、刘世吾都很惶惑，但他又不乏政治敏感和直觉，他苦恼的是表达思想的方式。偶然读到一位美国学者评价马克斯·韦伯政治态度的观点：“一方面，在他所处的时空环境里的真正困难面前，另一方面，因敏锐地意识到政治网络中是应予考虑的所有线索和关系，从而产生的思想顾虑面前，韦伯采取了调和折衷的态度。”[2] 王蒙面临的正是相同的矛盾，一方面，他并未成熟到足以对刘世吾现象做更深入地分析和更细致地把握的程度，另一方面，他可能还意识到做出过于明晰有力的判断的某种政治风险，于是王蒙有了林震式的说不出的别别扭扭的感觉，有了刘世吾这个模棱两可的形象。多年以后，王蒙感叹道：“尽管回头看《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以及散文《新年》使我伤感，使我含泪微笑，使我壮心不已，然而，同时也有一种麻木和隔世之感。”[3] 这里，王蒙不是也有那么一点刘世吾式的疲倦了么？但是，《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毕竟是一部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力作，尽管当时年轻的作者内心深处有一些“剪不断，理还乱”的思想矛盾和感情纠缠，但他不回避，不隐讳，把认识的欣悦和情感的苦闷一股脑全端出来，让读者自己从形象的客观意义上去思考和判断，全无王蒙后来政事小说创作中让“你扣住我的头却扣不住腰”的消极防御心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后所产生的强烈反应以及它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被公认的地位，都足以证明王蒙这部成名作的现实主义胜利。
我们再来看王蒙政事小说中的浪漫与幽默。
幽默风格是王蒙小说创作后期的一种典型风格，但在王蒙早期小说中，如《小豆儿》、《春节》和《青春万岁》，却是只有浪漫而不见幽默，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则是只有板直和正直了，但随着作家对当代政治文化思考的深入，对自我生存荒诞境况体味的加深，尤其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灾难性的社会动荡，幽默才不仅作为一种美学形式而且作为一种人格内容成为王蒙整个文学创作中表现和被表现的对象。对于王蒙，幽默的本质是什么呢？
第一，王蒙在新疆16年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从维族人民乐天知命的“伟大的塔玛霞尔”（注：维语中嬉戏、散步、看热闹、艺术欣赏等意思。）性格中学会了自我生存、自我平衡的本领，维族人民浪漫幽默的天性，既是一种乐观、超脱、珍惜生命、热爱生活、善待同类的宽容精神，又是一种绵里藏针、自我保护的人生策略，既是维族人民真善美品德集中而又独特的体现，又是维族人民在艰苦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中无可奈何的“退后一步，海阔天高”的生活哲学。这种哲学成为王蒙《在伊犁》系列中的人物苦难生活的安慰剂，也成为王蒙自己度过人生危机的精神凭借。
第二，王蒙的幽默是对生活的一种宽容理解精神，是一种有分寸的干预，怀善心的热讽；一种人民性、民主性和平等感；一种智力的优越感；一种与“一切谬误、误会、失度保持距离，与自己的局限保持距离，与自己的私心、私欲保持距离”[4]的清明、健康的心态； 一种对板起面孔说假话、大话、空话的堕落文学进行抗争的方式，或者从更高的意义上说，是对悲剧与苦难进行超越的方式，体现了人类“泪尽则喜”的精神上升规律。
第三，王蒙的浪漫幽默又常常是宽容与刻薄、庄重与戏谑、劝喻与揶揄、婉讽与调侃、张扬与掩饰、进攻与防守、认真严肃与玩世不恭的混合物，“是用笑的手段平息着沉淀着躁狂的灵魂”，[5] 正如李子云女士所言：“是在幽默诙谐的外貌下，回避自己感受到的更尖锐的问题，掩饰自己内心更深刻的激动”，“问题的严重性、严肃性在笑声中被冲淡了，这种笑声中的讽刺是只触及皮毛而未及肌骨的。”[6]
通过对王蒙政治命运、思想与创作风格变化的上述粗略考察，我们不难发现王蒙政事小说变化的内在关系。
依王蒙的才情素养、聪慧敏锐以及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政治经验，他是最有潜力成为中国当代有大眼光、大境界、大力度的优秀政治小说家的。然而，他甚至从未写过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小说，他一直谨慎地回避着这一点，他选择了温和、幽默、善变的政事小说，并愈来愈失去他青年时代直面人生的锐气和勇气。王蒙的政事小说在表现形式上趋向幽默化、荒诞化、寓言化、象征化、家常化和非政治化，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他作为一个“栽过跟斗”的小说家对“文网”、对“棒子”、对“政治麻烦”的惊悸和审慎，他的小说技巧的圆熟和日益隐晦，与他的政治经验的日益圆满和思想情感日臻老境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作为一个对中国政事洞若观火的小说家，他曾有一番心得：“幻化、荒诞化是把小说与人生间离的重要手段。”“间离了作者才能自由，完全地写实，写作本身变成了一种介入、投入、乃至变成了一种舆论、一种‘大众传播’、一种‘态度’、一种‘站队’，就必然会碰到一系列世俗人生中的问题。涉嫌不敬，涉嫌溢美，涉嫌揭人阴私，涉嫌泄己私愤，涉嫌造舆论，涉嫌呼应直至涉嫌提倡异端与犯上作乱……”[7]因而， 只有变形、幻化、荒诞化和间离，王蒙的政事小说才可能避免纯粹的政治小说那种强烈、鲜明的现实性、针对性、批判性而招致的“对号入座”的兴趣，实现身处政治急流中的知识分子“不撄而治”的社会理想；才可能使他在对政治文化心态进行剖析、对各种艺术表现形式进行探索的同时，挥洒天马行空的文学创作才华，进而求得艺术审美创造的宁静和愉悦。
但我们也必须同时看到王蒙政事小说十分积极的意义。时代在变化，“政事”在变化，“组织部”式的官僚主义已不足囊括今天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更尖锐复杂的问题，王蒙政事小说不断变化，体现了他对时代政治生活观察与思考角度的不断调整，由政治关怀转向文化批判，由国事转向家事，由社会意识转向个体无意义，这种题材、视角的横断面上的收缩，则真实地体现了王蒙思想纵深的拓展，表现出作家从历史的、文化的、精神的深层结构、原型和发生学意义上探求当代中国政治沉疴起因的一种努力。而对于王蒙的浪漫幽默性格，我们总的理解是——“这种性格在我们的文明中是人们披上的一层硬甲，它帮助人们抵御欲望的冲动，抵御吸引和拒斥的冲运，这种硬甲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历史的产物，并且它不仅仅起着保护自己的作用，同时，也是发动某些进攻的必要装备。”[8]
〔收稿日期〕1998—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