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农业革命与农业生产技术的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业论文,英国论文,生产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学家认为，英国历史上的确发生过一场持续了三个世纪的农业革命。这场革命使英国农业在生产技术、耕作方法和组织形式上发生巨大的变化，使农业生产率较快地提高到一个能够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水平。从农业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看，农业革命发生在1560—1880年期间，大致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在1560—1660年间，其主要特征是生产技术革新在全国各地零星出现，但改革步伐踉跄缓慢；第二阶段是在1660—1760年间，各地涌现大量的改革思想，并广泛采纳新的生产技术；最后一个阶段是在1760—1880年间，尤其在1820年左右出现一系列重大技术突破，构成农业改革的第二次高潮，人称“第二次农业革命”。
英国农业研究先驱恩勒爵士早在1912年发表《英国农业今古论》名著，在高度颂扬这场革命对英国农业产生深远意义的同时，提出一种“从上往下看”的“精英论”。在他的笔下，英国农业革命是一小批上层社会改革精英的创举。圈地运动作为一项合理的改革措施促进大农场的发展，使英国传统的农业向资本主义的、生产效率高的现代农业转变。恩勒称这一时期的农业变化是“令人惊诧的变革”，但拒绝使用“革命”一词，理由是“18世纪的农场主的思维、生活和耕作与13世纪的农民比较没有多大区别，真正跳出中世纪的禁锢是在1760年以后的事。”恩勒的著作多次再版，一直被认定为是英国农业发展历史的标准教材。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起，英国农业革命的研究走向深入，恩勒的许多论点被否定，其权威地位也被钱伯斯和明根合著的《农业革命，1750—1880年》所取代。[①a]但是，在方法论上，钱伯斯和明根未能摆脱那种“从上往下看”的“精英论”。在他们的论述中，广大的农业基本生产者在农业革命的过程中似乎只承担着“被适应”、“被剥夺”、“被消灭”的角色，否认或低估他们的积极参与作用，故而不能全面解释农业革命的进程和性质。本文拟采用“从下往上看”的史学方法，考察农业革命时期英国农民在农业生产技术改革过程中的作用。
一、农业生产制度的改革：诺福克轮作制
恩勒在《英国农业今古论》中强调两个要点：一是1760年以后的议会圈地运动；其二，农牧业生产技术和方法的革新。同时，他认为无论是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革，还是农业生产技术和方法的变革，其根本目的都是提高粮食产量。的确，土地所有权关系的重新组构固然促进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但真正要提高农业产量必须彻底改革传统的耕作体制。诺福克轮作制的发明正是英国农业耕作体制改革的开始，也是启动英国农业革命的标志。
英国传统农耕业遵循一套固定的耕作制度。在敞地农业地区如米德兰，流行传统的两轮或三轮耕作制，这种轮作制年复一年，皆由庄园法庭监督之下实行。诺丁汉郡拉克斯敦村的三轮耕作制传统延续到19世纪，全村耕地一分为三，即冬季小麦田、春季大麦（或豆子）田和休耕田，三年一个轮种循环。[①b]而休耕必然导致1／3的土地没有粮食收成。这就是英国传统农业耕作制度的最大缺陷，粮食产量增长缓慢的原因所在。提高粮食产量的原始方法是扩大土地耕种的面积，然而，时至1560年，英国的肥沃耕地基本上已被利用，虽有大部肥沃的沼泽地和水草地存在，却因劳动力和排水系统等问题未能将它们改造成良田。故而，英国农业改良的主要内容，不仅要进一步扩大耕地面积，更主要的是进行生产制度和生产技缩的革新。
农业耕作制度的改革是一个英国广大农业基本生产者长期探索和实践的过程。16世纪始，英国东部地区的农场主找到一些有效利用休耕地的方法，其中的一种是利用演耕地种植两种新作物：罗卜和豆科作物。罗卜是16世纪初从荷兰引进的一种花园蔬菜，农民起初只在宅后菜园种植，在农业革命时期逐渐成为大规模种植的农作物。种植罗卜的优势有二：一是控制野草生长；二是提供牲畜的饲料。农民也可以在贫瘠土地上种植罗卜，增加收益。这两种新作物的种植产生了一种良性循环的农业效应：减少休耕土地又增加了牲畜饲料生产，充足的饲料可以饲养更多的牲畜，同时又生产更多的肥料，肥料的增加又提高了土壤的肥沃，可以提高粮食产量。更重要的是，一种新的轮作制应运而生，豆子与大麦夹种，罗卜种在两季粮食之间，休耕地被充分利用起来。小麦、罗卜、大麦和豆子连续轮种，这就是广大的农业基本生产者通过长期探索和实践而发明的“诺福克轮作制”。
然而，恩勒却将诺福克轮作制的发明归功到领主汤逊德的头上。他这样写道：“1730年汤逊德爵士退出政治生涯，回归故里。把他在国外见到的农业耕种技术如种植罗卜和豆子的方法在自营地上进行实验。……由于汤逊德热心宣传种植罗卜、提倡改良农业，人们给他取了一个‘罗卜汤逊德’的绰号。”恩勒虽意识到半个世纪以前诺福克农民已经种植罗卜，却固热己见，说：“在汤逊德的家乡，农民到18世纪末才广泛种植罗卜。”[②b]言中之意，罗卜最初只在诺福克（某些地区）种植，然后在全国逐渐流传开来，约1760年左右引起一场农业的大变革。其实，新作物的耕种早在17世纪30年代以前就有记载。1682年约翰·洪盾写道：“三叶草、驴喜豆、车足草、罗卜等新作物的种植改良了土质，提高了草饲料的产量，满足了需求。”1720年丹尼尔·德夫也记载东英吉利亚的情况。[①c]约15年后威廉·亚伦又记录：“新发明的诺福克轮作制是在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开始盛行于农耕地区，并在查理二世统治时期传播到全国。”[②c]这些新史料足以证明恩勒的汤氏发明诺福克轮作制说法的谬误。基于大量的史料，克里奇纠正了这一统治了半个多世纪的错误：“诺福克轮作制的起源要早于恩勒所说的年代。大约在1560年首先出现于粘泥土壤地区，17世纪在米德兰的各郡传播开来。“罗卜汤逊德”的农业改革实绩也属确凿，不过是发生在农业革命的末期而不是初期。[③c]
诚然，诺福克轮作制最初主要在英格兰的东部和南部流行，由于各地区农耕业差异颇大，普及到全国的速度非常缓慢。在库伯里亚地区，实行诺福克轮作制的耕地到1760年也只占很少的部分。西部农民多种豆科作物，少种罗卜；西南部的冬季草皮生长较快，牲畜草料丰富，故四轮耕作制不盛行，米德兰地区粘泥土质也不适宜种新作物，一直到19世纪灌溉排水系统建立之后，诺福克轮作制才开始流行起来。地理环境和传统耕作习俗使诺福克轮作制的传播毫无规律可言，在整个农业革命时期许多地区同时存在先进的和传统的耕作制度。
另外，新作物的种植并不等于新耕作制的推行。财产登记册的材料揭示，海德福农民约在1670年后广泛种植罗卜和豆科作物；1679年唐桐谷农民已经种三叶草；约1722年康沃尔农民种了紫苜蓿；17世纪60年代骡喜豆已经在威尔士广泛种植，但当时这些地区并未实行新的轮作制。[④c]林肯郡北部的德雷泥村和布日尔马辛本村在17世纪末已经种植罗卜和三叶草，但是到19世纪20—30年代还是采用传统的耕作制度。19世纪约克郡东部是新耕作制度最发达的地区，而在它的邻郡地区传统耕作制依旧占主要地位，甚至到1850年该郡许多已圈围的土地上依旧实行传统的敞地制。所以，瑟斯克说：在1750年以前的一段时期，“英格兰有许多地区显然在寻求新耕作技术与传统耕作协调的方法，看来农场主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无法解决这一难题。”[⑤c]
二、农业生产技术的改革
克里奇提出：“农业革命发生的时间集中在1560—1767年，主要的成就是在1720年以前取得，其中大多数的生产技术革新是在1673年完成。有一些改革或许更早。”英国农业革命究竟何时发生？如果说在1560年左右出现的诺福克轮作制标志着农业革命的开始，那么，这一时期英国人口发展、农业生产技术改革和农业粮食产量三者之间的微妙关系却令人费解。英国人口从1540年的280万上升到1650年的520万，但从1650年底到1720年人口基本保持稳定。按人口论史学的推断，人口增长会对农业资源和粮食生产形成压力，促使农场主进行生产技术改革，以期提高粮食产量。可是，农业产量的数据却揭示这样一个史实：在1540年到1650年间。农业生产技术的改革虽说已经开始，农业产量并没有因人口的增长而增长，换言之，1650年以前的生产技术和方法的革新，并没有把农业生产率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确实，人口增长对农业资源和粮食生产的压力会在一定时期引起对农业耕种制度的重新组织和改革，但农场主对新的生产技术也需要一个从认识、了解到采纳、实践的过程，这正是诺福克轮作制在早期未能迅速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原因。诺福克和塞福克两郡的财产登记册揭示，农民认识豆科作物的种植有利于增加土壤的肥效是一个逐渐的过程，以种豆子取代休耕的做法又花了整整几十年的时间才被采纳。种植罗卜也是一样，据奥福敦统计，16世纪80年代到17世纪60年代，种植罗卜的农民仅占5%，到1710年上升到50%。1720年罗卜和三叶草的种植面积仅占总耕种面积的7%和3.5%，到1850年才上升为18%和20%。漂浮水草地技术的发明和流行也一样，大约在16世纪末漂浮水草地已在石灰岩地区发展起来。[①d]可见，农业生产者采纳新的生产技术并使之产生效益，需要较长一段时间的生产实践。这种实践是启动农业革命所必须的准备过程。早期这些农业生产技术的改革和实践为1760—1830年新技术传播阶段奠定了基础。
19世纪40年代以后，一种现代化的、资本密集型的“高级农业”在英国出现。其特性之一是农业生产者的生产经营开始商业化。原先以简单商品生产为目的的家庭农场主转变为“购买原料、投资生产、出售产品”的资本主义农场主。这种转变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第二个特征是农业生产的科学化。英国政府建立了鲁塞姆斯丹实验站（1843）、皇家兽医外科医院（1844）和西棱斯特皇家农学院（1845）。皇家农学院出版年报，为农场主提供最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科学种田的方法。[②d]农业科学化在当时主要有这样一些发展：
一、化肥的利用。除利用牲畜栏肥来增加土壤肥力外，石灰岩地区的农场主筑窑烧石灰，把石灰撒到土地上，以减轻土壤酸性，增加肥力。有些地区的农场主施撒泥灰、溶炉渣、煤炭、废盐和垃圾来增加土地的肥效。城镇附近的农场主还购买城区的“人粪”。农场主还从秘鲁进口鸟粪，从智利进口硝酸根化肥，从其它地方进口过磷酸钙。
二、粘泥土壤的改造。粘泥土壤地区主要种植小麦。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里，小麦价格的下降迫使农场主进行技术改革，以提高产量。改造粘土的方法是建立排水系统工程。传统的方法是垄沟排水、犁地耕种，这种方法耗资颇大，也费人工。到19世纪40年代，一种价廉的水管被工厂制造出来，并且以贷款的形式出售给农场主。于是，从1846年到1870年，改造烂泥地的排水工程全面铺开。据克拉潘统计，管道排水工程的总投资达到2400万英镑，其中政府部门投入400万英镑，私营公司投资800万英镑，其它部份完全来自农场主自己的资源。[③d]管道排水系统完全改变了粘土地区农业的性质，原来以种植为主的混合型农业被改造成为畜牧为主的草牧业。但是，历史学家对排水工程投资的回报仍有争议，多数认为收益欠高，牲畜及其产品的实际增长是含水份的。故而，这种工程只是应市场的需要把农耕业改造成畜牧业而已。
高投资构成高级农业的第三个特征。金斯估计，新耕作制度的采纳要使农场主的投资金额增加40%—80%。除了排水工程以外，农场的农用建筑和住宅也需改造，开支也颇大。一般来说，到1860年英国的农业在性质、比例和规模上都发生重大变化，已经具有高投资、高效率、高产量的现代农业特征。
三、畜牧生产技术的改革
畜牧业构成英国农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19世纪以前，其地位屈居第二，农场主并未认识到畜牧业可以比单一的粮食生产更有效益。畜牧业的发展相对落后，一方面是由于牲畜良种的推广速度很慢；另一方面是由于英国的牲畜研究尚处在萌芽阶段。畜牧业的进步取决于遗传学和兽医学的发展，但离不开农场主的实践。可是，当时的英国人相当保守，象亚瑟·扬这样的农学家也认定畜牧业是一种落后的农业，更何况一般的农场主。
17世纪的农场主已经注意到畜牧业的生产技术改革。譬如在1780年白津汉郡北部的富尔纳地产上，农场主已对草地施用肥料，包括栏肥、城镇的人粪、河泥灰、石灰和钾碱。这说明农场主开始注意从提高草的质量和产量的角度来提高畜牧业的生产和培养牲畜良种。然而，当时多数牧场主的注意力集中在牲畜的增肥上，而不是培育良种。良种的培育需要一个选种、育种、改进地方品种的过程，这个过程经历了几个世纪。
在中世纪羊毛贸易盛兴的时代，农民已经在增加羊群和提高羊毛质量方面做了努力，但科学育种只能追溯到18世纪20年代。当时农学家达尼尔·德夫记载了莱斯特郡和林肯郡的良种培育。恩勒曾提及一个培育这种良种的“英雄人物”罗伯特·贝克威尔。1790年农学家威廉·马歇尔也曾写道：“最近，牲畜良种培育的成就归功于贝克威先生的才智和努力。”[①e]贝克威尔是从1745年开始进行培育良种的实验的。他的功绩不在于他发明育种方法，在于他坚持不懈地实践前人的方法，先是从跑马育种家那里借用“纯种”的概念，确定绵羊纯种，严格挑选，精心培育，数年后，他培育出一种被命名为“纽莱斯特”的良种绵羊。这种良种羊具有生长快、产肉多的优点，可以充分利用英国牧羊业的资源，快速产生市场经济效益。贝克威尔在培育奶牛良种方面也有重大贡献。他的实践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他的“学生们”，诺斯汉伯兰郡的农场主乔治·古勒，还有达林顿农场主古林兄弟继承了他的事业，大约在1780年古林兄弟培育出一种叫“短角”良种牛，弥补了他培育的“新长角”的缺点。遗憾的是18世纪的英国农场主默守陈规、思想保守，对新良种漠不关心，所以良种牛羊的大规模传播到“高级农业”阶段才真正开始。[①f]
由于诺福克轮作制在混合型农业地区的流行，羊群的数量大大增加。绵羊放养在种植罗卜或三叶草的轮种地域上，一方面增强了土壤的肥沃，另一方面又获得了多种副产品。“纽莱斯特”的良种羊生长快、产肉多，也就意味着缩短了可宰杀的时间（从4年缩短到2年），增加了食用肉的供给量。
19世纪以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及铁路网络的形成，大小城镇对牛奶和食用肉的需求增大，尤其是牛奶的生产不能满足需求，所以从法国、荷兰、美国进口奶酷和黄油。由于人们的饮食习惯从面包向牛奶和肉类转化，肉制品价格上升，农场主的生产也从小麦生产转向肉类、牛奶和蔬菜的生产，以致于畜牧业在原来的农耕地区大发展。
四、农业机械化与农业劳动力
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生产技术改革的更高层次内容。在英国农业革命时期，农业机械化的发展速度非常缓慢。究其原因大致上有三个：一是农业科技进步缓慢；其二，农场主缺乏资金；其三，农业劳动力过剩。相比较而言，农业劳动力的过剩成为阻碍英国农业革命时期农业机械化的主要因素。
当劳动力市场上劳力充足，价格便宜时，农场主就会减少或放弃对农业机械化的投资，这是在后工业化国家普遍出现的一种困境。这一困境在英国的工业化时期表现得很明显，劳动力市场的波动对农业机械化产生强烈的影响。对法战争的年月里，壮年劳力都应征参战。据说当时有一个威尔士军团，战士多为农业劳动者。在崴特哈温战役，这些战士是“随身携带大镰刀”进行作战的。于是，英国国内出现劳动力紧缺，农业机械化的步子就大一些，但1815年战争结束以后，劳力充余，工资下降，农业机械化的步子明显放慢。农场主完全了解机械化的优势，但他们仍然不愿采用农业机械化，因为其社会代价远高于其经济收益。他们在小麦的收割季节，为了加快收割进程会使用收割机，但在大麦和燕麦的收割季节，他们仍采用人工收割。这样做并不使农场主减少用于劳动力的开支，而是“至少在某种程度上，（1750—1850年）农业生产的收益得到保证。如果以9万多工人的失业为代价，那些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农场上劳动的工人报酬是很低了。”[②f]农场主试图引进农业机械时也往往碰到敌意。1830年斯温暴动的矛头就是针对收割机的应用。因此，农场主总是设法雇佣当地所有的劳动力，并在冬季给失业工人提供住房；农忙季节时雇佣来自爱尔兰的临时工人来弥补劳动力的短缺。农村社团通过为雇佣工人提供生活条件来解决农业机械化引起的失业和社会问题。由于各地农场主过分考虑地方上劳动力的雇佣问题，英国的“高级农业”遇到了这样的困境：农忙高峰时，农场主使用农业机械最少，反而雇佣大量的农业工人。
农业劳动力与农业机械化之间的矛盾显然阻碍了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市场上虽然不断有新的农机出现，但它们却不能快速地被广泛采用。
例一：铁犁的发明是对传统的木犁的重大突破，但其流传过程长达半个世纪以上。最早的铁犁大约是在1730年左右从荷兰引进英格兰，它首先在约克郡南部鲁斯汉村附近的农场上采用，所以就被称为“鲁斯汉铁犁”。到18世纪末英格兰的农场主才广泛使用。
例二：播种机和马拉锄在17世纪末已经发明出来，但一直到18世纪80年代杰斯鲁·特尔对初期的发明进行改造以后才流传开来。事实上，播种机在全国普及是在19世纪30年代。
例三：脱粒机是苏格兰人安德鲁·梅科于1786年发明的。它的最大优点是可以利用各种动力：人力、马力、水力、蒸汽动力，因此生产效率很高。但是，脱粒机的广泛使用是一个世纪以后的事，而且购买脱粒机的不是农场主，而是一些帮工。从18世纪80年代起，这些帮工带着脱粒机，走南闯北，一家一户地招揽农活，以日计酬，出租他们的技术和脱粒机。这些帮工受人欢迎，因为连一般的小农也有能力雇佣他们。[①g]其他一些农机包括收割机、切草机、轧碎机等等，都是18世纪80年代的发明创造，但大多数机械使用人力或马力，推广的范围也很小。据说，当时有多种收割机登记了专利，却没有一种收割机获得推广，一直到19世纪20年代才得以流行，即使这样，人工收割麦子和草料的现象仍旧非常普遍。
高级农业时期，农业生产技术的改革更上一个层次。英国皇家农业协会就在这一时期成立的，其宗旨之一是“改革农业生产工具”。19世纪50年代，一大批新型的农业机械面市，收割机、扎束机、排水泵、便携式脱粒机和多垄犁等等。
英国农业革命时期，农业机械化虽然取得长足的进步，但它对英国农业本身的影响不易夸大，其原因一方面是受到劳动力价格的制约，另一方面传统的保守主义势力在农村依然强大，阻碍着农业机械化的进度。值得一提的是，1850年以后，英国出现农业机械工程公司，它们的兴旺发达完全建立在出口贸易上，而不是国内的农业发展。
五、农业生产率的估计
现在来考察一下农业生产技术改革的效果，即对提高农业生产率包括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农业生产率的统计必须是以人口增长的数据为基础。人口增长的数据本身虽然也说明生产率的提高，但这毕竟是一种反证的方法。就农业产量而言，相对可靠的估算是以特定时期人口增长率为基点。考察耕种面积的扩大和生产技术的改革两个方面的作用。前一点已经论及，这里主要考察生产技术改革以及圈地运动对提高农业生产率的作用。
要精确统计农业革命时期的农业产量，颇为困难。英国农业部在1866年才开始系统地收集和出版年度农业产量数据，在此以前，全国性的数据极其稀少，加上地区差异，各种全国性的数据都欠精确。从长时段来看，英国农业产量的增长趋势是明显的：1695—1750年粮食产量的增长大约是19%，其中小麦的产量番了一番。1750—1840年小麦的耕种面积至少增加一倍，但是大麦和燕麦的耕种面积大大减少。据豪德尼斯最近的统计，1750—1850年小麦增长225%，大麦为68%，燕麦为65%。[①h]小麦产量的增长引人注目，在18世纪其增长率为74%，19世纪20年代约番一番，到30年代又提高50%。粮食总产量从1700年的3.175百万夸特提高到1845年的18.665百万夸特，大约增长6倍。至于食用肉的产量，更难估算，伦敦史密费尔德市场上的销售数据显示，工业革命时期牛的数量增加22%，羊的数量增加135%，食用肉的数量从1750年的600万英担上升为1850年的1200万担。总的来看，18世纪的农业总产量比前两个世纪增加一倍是完全可能的，到1873年英国农业开始处于长期的大萧条状态，但农业产量在继续增长，1871—1914年的年度增长率仍有0.3%。[②h]
如前所叙，提高农场产量的方法有扩大土地的耕种面积和改良农业生产技术两种。要区别这两种方法所提高的产量，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工业革命以前，工业产量的提高主要靠耕种面积的扩大，而不是亩产量的增长。1750年以前耕种面积的扩大对粮食产量的提高起着关键的作用。不过，新开垦的耕地质量差、产量低，不可与肥沃的耕地相题并论。因此，耕地面积的扩大不能全面解释这一时期农场产量的提高。
农业生产技术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在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上得到了反应。这一时期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欧洲大陆各国。1500年英法两国的劳动生产率基本相同，但在1600—1800年英国的人均产量增长73%，而同时期的法国只有17%。就1650—1750年来看，英国的人均产量增长1／3，以后的增长速度加快，到18世纪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达到47%，19世纪英国成为劳动生产率最高的国家。1760年一个英国农业工人的劳动能养活的人数是1人，到1841年是2.7人。关于土地生产率，现有的数据残缺不齐，难以精确估计，但总的发展趋势还是可以推导出来。根据诺福克和萨福克两郡的财产调查册，小麦的亩产量从16世纪末的8布什尔上升到18世纪初的14布什尔，增长率达40%。全国的小麦亩产量在1750年是16布什尔，到1830年有些地方达到30布尔什。[③h]特纳最近根据政府的粮食统计表估算，土地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在1770年以前，增长率达到10%以上。小麦的亩产量在1750—1770年为18布什尔，1795—1800年为21.5布什尔，1810年为23布什尔，到1851年为28布什尔。[④h]土地生产率的提高主要靠生产技术的改革。19世纪小麦产量增长的原因还包括人工化肥的使用、排水系统的改进、畜肥质量的提高等多种因素。一般农业生产技术改革进度快的地方，粮食产量也提高的快一些。东英吉利亚地区的产量提高75%，而传统农场区的粮食增长有5%算是不错了。
关于土地生产率的提高与圈地运动是否有直接的关系，史学家的观点尚未统一。目前有两种完全不同意见：一是肯定圈地促进生产率的提高。沃蒂的说法可视为代表。“一旦农场主在圈围的土地上采纳进步的生产技术。粮食产量的价值会有50%—100%的增长。”[①i]麦克科罗斯基也这样说：“圈地的村庄比敞地的村庄多收13%的粮食。”[②i]其二是否定圈地提高生产率的作用。亚伦就持这种观点。他认为亚瑟·扬夸大其辞，过份强调圈地的功绩。根据牛津郡的资料，1600年以前的粮食产量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但在17世纪却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米德兰南部也表明在17世纪粮食产量开始出现大增长。亚伦发现，从中世纪到19世纪，米德兰南部所取得的产量增长，实际上主要是在17世纪末获得的。这一发现对“圈地增产说”提出了挑战：如果粮食产量的增长发生在17世纪，那么，当时的英国尚处在敞地制农业时期，并未进入“圈地”农业。这一推理得到地产和地租等方面史料的证实，米德兰南部的农业仍然奉行敞地制，但在生产技术方面已有相当大的改革。牛津郡到1830年大部分耕地仍实行敞地制，但农场主积极改革生产技术的记载却不少。目前亚伦的观点得到许多学者的支持。
另有一种假说现今还挺流行，这种假说认为：敞地的耕作制是落后的，而圈围的耕作制是先进的。这种说法值得商榷。耕地被圈占后的一段时期内，农场主还是从前的农民，他们的耕作方法与从前并无多少区别，圈地本身不可能改变农业生产的效率。圈地本身能达到的目的，只是提高土地利用率，而不一定是土地生产率。在诺福克，农业耕作制度的改革也不是紧跟着圈地发生，只有当农场主愿意采纳新的生产技术时，圈地才会促进农业改革。
如果圈地运动本身对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作用不大，领主为何投资于圈地？一个最明显的动机就是提高地租。圈地后，领主必定要与佃户重新订租契，借此机会提高地租。在圈地前，领主往往作了预算，并期望有更高的回报。1795年林肯郡海伯尔郡的领主就拟制了有关圈地提高收入的详细预算；1787—1796年诺丁汉郡进行过五次圈地，幸存的圈地档案均披露了领主计划获取高收入回报的目的。确实，多数的领主都达到了其圈地的目的。举例说，费兹威廉侯爵的地产横跨诺丁汉和亨廷顿两郡，他在两郡地产上的圈地活动投资巨金，除掉筑道路、修篱笆、垄壕沟等开支，其总收入获得比投资额高出16%的回报。[③i]有些地区更高，如林肯郡和威尔特郡圈地后的地租是原先的三倍。[④i]
诚然，各郡出现的农业耕作制度变革与议会圈地运动相一致。这一变革的过程分成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前一阶段（1650—1790年）的变革是把耕地转变为牧地。由于开垦荒地或圈占公地的机会已经不多，农场主要提高经济收入，唯有的机会是发展畜牧业，迎合市场经济的发展。如莱斯特郡在1660—1730年就出现一个从耕种业向畜牧业转变的过程。后一阶段（1790—1850年）发展却是把牧地变回耕地。1793—1815年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使粮食价格飞涨，农场主抓住机遇，扩大耕地面积，并且利用新的生产技术来提高粮食产量。因此，是市场经济的因素促使农民改变农业生产制度，而不是议会圈地运动本身。当然，圈地后的契约租地形式给农场主一种自由的土地使用权，使他们摆脱传统轮作制的约束，可以自由地采纳各种能产生高效益的新耕作方法。同时，农场主开始从简单商品生产转向市场生产，对市场的需求能作出快速的反应。例如，诺斯汉布顿郡的农场主在圈地以后，大规模引种新的饲料作物，兴办畜牧场，扩大食用肉和蓄产品的生产，以迎合城市的需求。于是，一种新的农业生产体系在形成，在这种农业生产体系下，农业结构和土地占有结构都发生了质的变化。用恩勒的话说：“凡是耕种罗卜、三叶草和人工草的良田都被圈围起来，以便采纳新生产技术，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这是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
六、农业生产技术变革的主体力量
究竟谁是英国农业革命的主体力量，是领主还是农场主？恩勒认为，英国农业生产技术的变革是由领主率先开始的，他例举了一批贵族为农业改革的主要人物：赫尔克汉的科克、沃邦的白德福公爵、柏特沃斯的英格利蒙爵士、波特兰公爵等等。他还提及诺丁汉郡北部几个大领主在自营地上进行进步农业的事迹，特别转引了当时的作家爵姆士·卡尔德在1852年对波特兰公爵的描述。事实上，真正对农业生产技术改革有创建的领主只是极少数。
“从下往上看”英国农业革命，我们就不难发现农业革命的主体力量是中下层民众。就技术改革而言，真正的改革英雄是那些直接的农业生产者：小土地持有者、地产管理人和农场主。乡绅是英国农业生产技术改革之先驱。早在1657年作家约翰·毕尔就描述到赫里福德郡乡绅进行农业改革的事迹，称赞乡绅是“改革先锋”，许多乡绅往往充当庄园地产管理人，在18世纪以后演变成“代理人”。1845年希灵斯特皇家农学院的建立使这些人的职业趋向专门化，故他们对农业技术的改良尤为投入。不过，在改革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农场主，是他们在从事实际的改革实践活动。例如，1750—1850年间，牛津郡农场主在改良“短角”奶牛种上的重要作用不亚于大领主，事实上，“短角”奶牛种的成功完全归功于“吃苦耐劳的租佃农场主”。
诚然，农业生产技术的革新与传播却是有一个“从上往下”的仿效过程，一种新技术的采纳往往是由殷实的大农场开始，然后小农场主纷纷仿效，形成一个革新的局面。最著名的诺福克轮作制在东英吉利亚的流行就是这样，萝卜和豆子的轮种先出现在大农场上，再是中等农场，最后在小农的份地上。[①j]“从上往下”的仿效现象是前工业社会的一种自然规律。英国的农场主和其他各国的农民一样保守，当时虽然有关农业生产技术和方法的书籍和杂志已经很多，但农场主决不会相信报纸杂志上介绍的新技术，宁愿接受一些道听途说的消息或附近农场主的建议。他们的仿效行为的初衷不是为了学习生产技术，而是寻找更能生财的门道。农场主正是以这种“仿效”方式对英国农业生产技术的改革作出默默无闻的贡献。
农场主的仿效行为的深层动因是与市场经济的价格机制密切相关。1650—1750年间，整个欧洲的粮食价格处在停滞和下降的状态，唯独荷兰和英格兰两个地区对粮价的波动作出强烈的反应，同时也在这两个地区出现了“进步农业”。根据古勒，在这一个世纪里，英国的农业生产率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把欧洲其他国家远远地抛在后面。原因何在？从英格兰各地的农业发展情况来看，农场主对粮价波动作出明显的反应。首先，在粘质土壤地区，农场主从粮食生产转向饲料生产和畜牧业，来弥补因粮价下降所造成的损失。饲料生产使农场主能圈养更多的牲口，多养牲口意味着多产栏肥，多产肥料意味着增强土地的肥效。东英吉利亚的农场主采纳诺福克四轮耕作制，在原来的牧草地上种大麦，以增加粮食生产和面积；到夏季又种植罗卜来提高饲料的生产。罗卜的种植面积以夏季草料的需求量来决定多少，保证全年牲畜饲料的供给。1681年一位教堂神父注意到因种植罗卜过多，夏季饲料供给告急。多种罗卜的原因是农场主受当时粮食价格的影响，试图多养牲口来保证全年的产量和经济收益。因此，正如奥福敦说的，多种经营的生产方式使农场主相信，“少种一季粮食不会影响总产量的增长。”在沙质土壤地区，农场主在发展畜牧业的同时也采纳轮作制，大力开发农耕业。他们把从前的公地和林地开发出来种粮食和饲料，其结果年产量大幅度提高。
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化，特别是契约租地权的发展对农业生产技术的变革具有促进作用。在“布伦纳论战”中，布伦纳本人试图解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18—19世纪英国的农场主比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的农民更成功地进入现代农业？他认为“大领主是英国农业革命之先驱，农场主是实行农业生产技术改革之先锋。这两个阶层的人都发现，土地投资是发财致富的上策”。于是，英国“出现了一个资本主义贵族，是他们启动土地所有制的革命”。到17世纪末，大地产主控制了70%—75%的耕地，并创建大农场，出租给农场主，以获取最高的地租；农场主根据自己的能力投资于土地，进行资本主义的市场生产。18世纪的评论家一般都赞许长期的契约租地形式，认为这种形式提供土地特有权的保障和土地改良的可能性。然而，长期的契约租地形式对领主并不利，例如在1793—1815年战争时期，领主发现在通货膨胀时期难以提高地租后，纷纷放弃了长期的契约租地形式。19世纪以后长期的契约租地普遍被年度契约租地所取代。但是，由于契约租地提供了一种自由的占有权和经营权，农场主可以进行一些农业生产技术的变革。这一变革创造了一种现代化的环境，在其内部产生一种内在的经济动力把整个社会推向工业化。对于强调土地所有权结构变化的重要性这一点，其他学派也无异议。所以，钱伯斯和明根也写道：“英国的领主—佃农制度是灵活有效的，比欧洲大陆上的家庭农业进步几倍。这种制度为英国农业进步提供了现代化的基本构架。”[①k]
注释：
①a 恩勒爵士：《英国农业今古论》（Lord Emle,English Faming Past and Present），伦敦1912年版，1962年重版；钱伯斯和明根：《1750—1880年的农业革命》（J.D.Chambers and G.E.Mingay,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1750-1880），伦敦1966年版。
①b 贝克特：《拉克斯敦村史：英国的最后一个敞地村》（J.V.Beckett,A History of Laxton England's Last Open Field Village），牛津1989年版。
②b 恩勒：《英国农业今古论》，第174页。
①c 德夫：《大不列颠全岛之旅行》，（D.Defoe,A Tour through the Whole Island of Great Britain），伦敦1971年版，第82—83页。
②c 亚伦：《提高土地价值的方法和途径》（W.Allen,Ways and Means of Raising the Value of Land），伦敦1736年版。
③c 克里奇：《农业革命》（E.Kerriidge,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伦敦1967年版，第77页。
④c 瑟斯克主编：《英格兰和威尔士农业史》（J.Thirsk,ed.,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第5卷，第1册，剑桥1984—85年版，第364、366、417、419页。
⑤c 瑟斯克主编：《英格兰和威尔士农业史》，第5卷，第2册，剑桥1984—85年版，第587页。
①d 伯威：《威瑟克斯的漂浮水草地：对1640—1750年这一时期的重新评估》，《农业史评论》（G.G.S.Bowie,Watermeadows in Wessex:a Re-evaluation of the Period 1640-1750），1987年第35卷，第151—159页。
②d 金斯：《农业与工业革命》（E.L.Jones,Agricultur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牛津1974年版，第51页。
③d 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J.H.Clopham,An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第2卷，剑桥1939年版，第171—172页。
①e 马歇尔：《米德兰各郡的农业经济》（W.Marhall,The Rural Economy of the Midlands Counties），第1卷，伦敦1970年版，第382页。
①f 鲁素：《早期近代英国的遗传学与牲畜育种》（N.Russell,Heredityand Animal Breeding in Early Modern England），剑桥1986年版。
②f 明根主编：《英格兰和威尔士农业史》（G.E.Mingay,ed.,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第6卷，1750—1850年，剑桥1989年版，第961页。
①g 科林斯：《19世纪英国农业的移动劳动力》，载《经济史评论》（E.J.T.Collins,Migrant Labour in British Agriculture in the 19th Century），1976年第29期，第38—59页。
①h 豪德尼斯：《价格、生产率和产量》（B.A.Holderness,Prices,Productivity and Output），载明根主编：《英格兰和威尔士农业史》，第6卷，剑桥1989年版，第84—189页。
②h 豪德尼斯：《价格、生产率和产量》，第126—127页。
③h 奥福敦：《从财产登记册来估算粮食产量：1585—1735年东英吉利亚的例证》，载《经济史杂志》（M.Overton,Estimating Crop Yields From Probate Inventories:an Example From East Anglia,1585-1735），1979年第39期，第363—378页。
④h 特纳：《18世纪英国农业生产率》，载《经济史评论》（M.E.Turner,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n England in the 18th Century），1982年第35期，第489—510页；
①i 伍蒂：《1500—1914年英国圈地运动编年史》载《经济史评论》（J.R.Wordie,The Chronology of English Enclosure,1500-1914），1983年第36期，第483—505页。
②i 麦克科罗斯基：《圈地的经济学：一种市场分析》（D.N.Mecloskey,The Economics of Enclosure:A Market Analysis）。
③i 汤姆逊：《19世纪英国土地社会》（F.M.L.Thompson,English Landed Socie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伦敦1963年版。
④i 格里戈：《林肯郡南部的农业革命》（D.B.Grigg,The AgriculturalRevolution in South Lincolnshire），剑桥1966年版；默兰德：《1793—1870年的农业》（R.Molland,Agriculture,1793-1870），《维多利亚县志·威尔特郡》，第4卷，牛津1959年版，第65—91页。
①j 奥福敦：《早期近代英国农业技术的传播：1580—1740年诺福克和瑟福克的萝卜和三叶草》（M.Overton,The Diffusion of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Turnips and Clover in Norfolk and suffolk），载《英国地理学家学院学报》，新系列，1985年第10期，第205—221页。
①k 钱伯斯和明根：《1750—1880年的农业革命》，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