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对传统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次否定。自1949年10月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50年代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后，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一个国家，无论它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经济运行和发展，关键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经济活动的活力和效率，包括劳动者工作的努力和勤奋，技术创新和进步，劳动者之间和企业之间的竞争，各种要素使用的产出效率等等，这决定一个国家增长的动力；二是经济运行和发展，包括一系列结构创新中的平衡、均衡和稳定，需要注意的是经济结构的创新，即创新需要一定的不平衡、不均衡和不稳定，但是，这种不平衡、不均衡和不稳定过份，则会因震荡过度而破坏经济的运行和增长；这些平衡、均衡和稳定包括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产业结构、消费结构等在创新过程中的均衡，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经济增长有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等等。
一、计划经济为什么要转向市场经济
1994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市场经济既不姓资，也不姓社，是社会化大生产配置资源的一种方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要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本世纪40～50年代，主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前后的期间，出现了一系列崭新的科学技术和有关理论。它们是：电子计算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工程、运筹学、投入产出平衡等。这些科学技术的成果，首先被运用于军事领域和工程领域，如控制论在二次大战中被应用于自动高射炮的研制中。而后，它们又被扩展到生产领域和大型工程项目的组织管理中。因此，东欧经济学家兰格根据此，写了《计算机与社会主义》，通过计算机的价格试错，求解千千万万个联立方程，中央计划机关就可能有计划按比例地分配资源（注：洪银兴等著：《当代东欧经济学流派》，中国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
现在来看，兰格的中央集权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模式，建立在一系列暗含的假设之上：假设信息费用为零，取得信息是无代价的，从各行业、各地区、各企业和各消费者手中获得信息不需要成本；假设计划过程，即计划制定、下达、实施、反馈等过程也不需要成本；假设计划的制定、下达、执行、反馈等各方及各计划执行者之间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计划的纵向和横向之间没有利益上的矛盾；计划人员是非常有理性的，其知识全面、经验丰富，能先知先觉，预测未来，计划人员犯错误的可能较小。
这些假设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成立的。首先，获得信息要付出代价，并且需要时间，还要辨别信息的真伪。与计划经济相适应，需要建立庞大的统计体系，统计人员和机构一直要延伸到企业和其他经济活动单位之中，这些人员需要开支。信息统计的时间有一个过程，包括样本记录、逐级汇总、直到集中。有一些信息，等这样一个过程完成后，其发布对企业的生产用处不大，甚至发生负作用，因为社会需要的变化太快，根据采集样本时的统计信息来指导生产，已经不适应变化了的对生产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在传统的社会主义行政体制中，往往由于生产者考虑个人的政治升迁、横向的攀比、部门和地区的利益，扩大生产成果、缩小利润、夸大损失等等伪信息较多。根据这些伪信息，制定农业生产计划，或发生粮食短缺，或出现粮食过剩；制定生产投资计划，或发生重复建设，或发生对投资者无利的一些供给的严重缺乏。
其次，制定、下达、执行和反馈计划也是需要成本的。而且比市场调节成本高得多。严密的计划经济体制，需要庞大的计划制定和发布机构，要有层层和各部门的计划机构，在各企业之中要有与之相关的计划处室。因此，计划经济设想实施的结果与马克思另一国家逐渐消亡的设想正好相反，国家越来越被强化。这种成体系的庞大的计划体系，需要巨大的办公开支，其人员需要大量的工资及住房等费用。而且计划制定和协商过程，也需要大量的成本，比如开会、文件、差旅、招待、邮电等等费用。计划的制定、下达和执行需要时间，社会资源在计划的制定、协商、下达、执行等过程中，周转速度缓慢，社会劳动时间延长，（类似资金利息式的）时间成本加大；而由于计划的周期长，往往社会需求在计划制定时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信息统计的反馈在一个统计和计划体制的国家里非常迟缓，根据制定的计划进行的生产和投资决策，形成的供给结构常常与社会的需要结构有很大的差异，导致社会资源配置的浪费。这就是计划的另一时间滞后性成本。
再次，计划研究者、制定者、层层下达者、执行者、反馈者等等之间的利益并不是高度一致的。一是计划体系是由各方工作者组成的系统，而每个工作者有他自身的利益，他的利益与整个计划体制的利益并不是一致的。特别是计划制定和下达者，往往有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力，资源分配的多少、好坏、及时与否，项目审批的时间、额度，等等，可以极大地影响计划执行者的利益。因此，计划执行者为了在争取计划（资源和审批）时，时间最短，成本最低，多获得资源，常常想尽一切办法来满足计划控制和下达者的个人的利益；而计划制定和下达者又利用制定、审批等权力来寻租。最后，并不能使计划的制定和下达，真正能按经济需要和比例进行。二是中央计划机关与部门及地区和企业之间，在利益上也并不是高度一致的。就各计划机关来说，本身也有一个小机关利益。对用各种方式交租金多的，分配资源也多、好和快；对所交租金少的，分配资源则无、少、差和慢。而要求计划需要资源和审批的部门、地区和企业，往往为了多得资源，夸大所需资源的数量，谎报需要的资源的必要性，再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得资源，使资源可能配置在不当的行业、地区和企业之中。
第四，计划人员的理性是非常有限的。计划人员不可能有无所不包的全面的知识，而一个审批项目在现代社会中，其外部联系和内部结构越来越复杂，涉及到许多方面，一个计划制定和审批者，需要有各种工程技术方面的知识，要有财务、市场、风险等方面的知识，还能预测未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由于过去和目前公务员和官员体制所限，关系、论资排辈、稳定等因素，可以能使许多知识面有限、能力较低的人员在计划制定、决策和审批的岗位上。许多计划人员根本不知道怎样调查需求、降低成本、避免风险。这样的计划人员制定、下达和决策的计划，本身可能就有许多错误。再加上个人利益决定的寻租动机，使计划的失误很多、时间很长、成本很高。实际上，目前许多亏损、报废和不应该建设的项目和企业，绝大部分都出自各级计划机关。而且，由于没有产权关系，决策失误风险和责任都与计划机关无关。计划人员非常有限的理性，其个人的利益，再加上决策无风险和责任的体制，使社会主义最大的浪费和损失发端与来自于各级计划机关。
以上就是国家社会主义模式下的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要退出社会主义历史舞台和市场经济体制溶入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原因。社会主义要用市场经济模式来谋求资源配置的均衡和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二、国有经济为什么要进行战略性的调整
以上我们探讨了社会主义的经济计算和资源按计算配置的问题，结果计划计算和配置最终让位于市场求解需求和调节资源配置。那么，怎样解决社会主义经济的动力呢？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设计，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这也是计划经济的一个基础），让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在社会主义阶段按劳分配，多劳多得。通过劳动者直接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当家做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从而寻求和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动力来源体制。实践证明，这种体制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我们这里先来看全民所有制。
1.全民所有与国有经济
全民所有制，在社会的财产制度上是指全体人民占有生产资料。理论上具体为，企业的资产属于全体人民所有，全体人民选出人民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组成国家（包括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政府、法院、检察院等），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政府，并委托政府行使所有权和管理人民所有制企业的权力。如往企业派领导，向企业收取利润，决定企业技术改造、生产计划和投资项目等等。另外，中国共产党是工人和农民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代表人民的利益，是执政党，领导政府进行经济建设和管理工作。因此，中国共产党组织也代表人民的利益行使一部分所有者的权力，即向企业委派领导，并管理国有企业的干部。因此，实际所有的委托代理关系和成份较为复杂，政府可以是摸得着，但其机构没有责任和风险的所有者，党也行使了一部分所有者的权力。全民所有制是一个较抽象的概念，如果取一个适中和贴切的定义，将其看成是国家所有经济，即国有经济较为准确。因此，从对社会主义理想的传统理解看，国有经济的比重越高，这个国家的经济制度越具有社会主义性质。
实际上，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情况下，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和目前的国有经济看，国有经济分配公平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初衷在某种程度上被扭曲了。首先，新中国成立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国有经济的相当一部分资本是通过不合理的农业产品与工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积累的，农民实际上并没有这部分由价格不合理积累的全民资产的所有权，这不仅与社会主义原则相悖，也不符合等价交换的市场经济原则。其次，相当长的时间里，严格的户籍制度，划分了城市市民与农村农民的社会身份，职工也因所处的单位不同，划分了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和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按照这种制度，农民不能在全民的企业中就业，甚至不能在城市的企业中就业。集体所有制单位的职工，不能流动到全民所有制单位就业。这样就限制了农民和集体所有制劳动者分享国有经济成果的权力。再次，国有经济的社会福利效应绝大部分扩散在城市之中，比如从国有企业征集的各类社会保障，其支出范围主要在城镇之中，城市的市民是国有经济扩散福利的享受者，而农村农民则享受不到这种全民的福利。第四，就是在国有经济内部，一些垄断性的国有行业，其工资水平要远高于非垄断性的行业，这种收入上的差别并不是由于劳动行为和经营管理上的差别造成的，并且一些年中许多垄断性的国有行业社会保障还实行行业内统筹，一些城镇集体企业和广大的农村还不能参加全社会的保障，社会保障的全社会统一性原则都没有做到。因此，我们传统和目前的国有经济，并非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全民意义上的经济，是一种非常不合格的全民所有制经济，也只能说是一种国家社会主义经济。
我们且不论以上这些不合理之处，在实际生活中，国有经济能不能运行下去，取决于它的效率和对国民经济运行和成长的贡献。如果它的效率很高，动力很足，并且有持续和很强的活力和竞争力，即使它在一些方面存在着不合理性，也会通过对其的税收和财政的转移支付解决城市与乡村、集体与国有之间的利益差距，而保留和发展一个规模庞大的国有经济。
但是，从改革开放以前和以来的实践看，国有经济总体上效率持续下滑，国有工业每百元资金税后利润率从1978年的15.5%下降到1998年的几乎为零，其运行和发展本身有它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
2.费用高昂和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产权结构
从产权关系看，国有经济没有一个真正的产权主体，从全体人民所有到国有财产的管理和经营，其中委托代理关系太多，如全国人民、全体党员、人民代表、党员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党的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国务院、组织部、人事部、各部、各地方党委、各地方政府、各厅局、各厅局党委和党组、企业。全民所有制到企业，是一个很长和几重的委托代理关系。从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的机构来看，计委行使国有经济的决策权，经贸委行使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权，组织部门和人事部门行使国有经济的人事权，财政和国资部门行使国有经济的资产和财务管理权，产业管理部门行使具体管理企业的权力……于是，所有者被模糊和分割了。虽然有一个庞大的企业管理体系，在这里却找不到行使所有者人事权、决策权、财务权等权力后面对应所负的风险和责任的具体承担者。一个社会，如果体制上许多机构只有决策和管理的权力，而没有对应的责任，没有所拥有权力的风险，没有义务，发生重大浪费和巨额损失的情况是不可避免的。
从国有企业的内部组织结构看，千千万万个国有企业，实际是千千万万个级别不等的党政社团组织，企业领导干部实际是千千万万个党政社团干部。企业领导和企业中的科室是为上一级的领导和党政社团管理部门负责的。特别是企业领导的命运取决于有关的组织人事部门，而不决定于企业本身的盈利状况。由于千千万万个国有企业的领导是由人事组织部门选任的，暗含的一个假设就是，他们如同上面所述的计划部门的计划人员一样，也有完全的理性，是有各方面的知识，能窥透企业干部本质的能力，有预见企业领导人未来道德品质变动的先知。但是，他们如同计划部门的计划决策者一样，对用人带来的企业经营亏损和风险不负任何责任。实际上，少数组织人事部门的干部也发生了通过用人权力寻租的情况。这就使得所用的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的知识、能力，大打折扣。
而企业内部的领导成员构成，不是按照现代企业领导形式组织起来的。党组织要参与重大决策与企业经营管理系统并存，有时存在着两个平行的指挥系统。甚至两个平行系统领导的副职也是上级组织人事部门任命的，他们都向任命他们的上级组织人事部门负责，使一把手对副职的领导能力也大打折扣。据说，像宝钢这样的企业，其领导干部需要由中央和地方的几个部门来考核和任命。在国有企业内部形成一种摩擦和内耗的领导结构。企业内部两个平行的系统，加上外部党政社团组织机构向国有企业的延伸，使得企业的内部和外部体制成本很高。
国有企业主要经营管理者的知识、能力并不作为能参与分配的一种要素来看待。其工资报酬是国家参照同级的公务员工资水平上下略有浮动规定的。于是，一些国有企业领导的报酬水平远低于经营规模较小的其他经济体制企业经营者的报酬，甚至低于其他经济企业员工的工资报酬。这一方面使得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受到影响，心理发生不平衡，其开拓、创新、千方百计赚取利润的动力不足；另一方面，有少数国有企业领导，通过各种方式，化公为私，转移国有资产。
实际的国有经济运行中，企业内部人控制的现象也很严重。因为出资者多头，而且没有责任，出资者的监督也不到位，某些企业领导人化公为私、假报利润、虚报亏损，各种情况，应有尽有。一些企业表面上轰轰烈烈，过几年后，国家眼睁睁地看着其债台高筑、资不抵债、濒于破产，而无法监控。
企业由国家所有和管理，还是由社会所有和管理，其监督管理成本是不一样的。以上所述表明传统的国家管理国有企业的体制，其监督管理费用太高，而且效果极差。而企业社会所有，自我管理，从体制上讲节省了一块非常庞大的上层建筑开支，降低了企业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协调成本，并且党和政府所要负的亏损和风险的责任也要小得多。
3.冗员和失业：国有经济必须收缩的结构原因
国有经济到底占多大比重，抉择并不取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社会主义的设想，也不取决于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美好理想和传统理解，而决定于来自实践并无法回避的这样两个制约：一是国家财政收入实力能给多大规模的国有经济注资，二是国有经济提供多少就业机会和有多大比重的就业容量。这里我们来分析第二个制约。
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趋势看，要素收益有规则的变化是任何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发生作用的规律，资本收益下降和人力收益率上升并没有其阶级性。如果社会主义国家不按照要素变化规律的要求进行经济结构和体制的调整，必然也要受到要素收益变化经济规律的惩罚。在资本收益率下降、劳动者收益率上升的情况下，工业资本有机构成有一个长期的资本与劳动者比例提高的趋势，即资本相对和绝对规模越来越大，而劳动者则相对或者绝对越来越少，即减人增效。
目前我国下岗没能再就业的不在统计之列的职工达1000余万，统计失业人员达近600余万，就业压力非常之大，是建国以来最严峻的时期，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无法相比的。就每年的就业形势看，进入就业年龄期的新增劳动力较多，仅城镇本身自1999年～2009年将新增4000余万劳动力，每年需要安排就业400万人。农村向城镇需要转移1亿多的剩余劳动力（即使这样农业中还将剩余劳动力1.5亿之巨）。 按照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需要（农村人口城市化，是一个世界性的规律，没有一个国家能违反这个规律而将农民永远固定在他们的土地上，这种做法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客观规律的惩罚；但是，这里并不否认农村经济的良性发展，可以在一定的时期内延缓城市化的速度，缓解城市的就业压力），每年需要向城镇转移1000余万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积累了至少3000余万的富余职工。经济发展是阶段性的，产业结构也要随着阶段的不同而变化，将不时地有相关的企业缩小、转产和破产，其职工也要进行结构性的调整，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但是，由于传统国有经济体制下，企业只生不死、职工不能流动等种种原因，目前在企业中积累了结构性剩余的劳动力约在1000万人左右。两项相加，每年需要再就业的压力为300万人。因此，世纪之交的10年期间，因新增城镇劳动力、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产业结构变动挤出形成的就业和再就业压力平均每年为1700万人。
如此多的新增劳动力需要就业，如此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如此多的职工需要再就业，国有经济根本无法全部包下来。就近几年来看，国有经济不但不能吸收劳动力就业，还要减人增效。国有经济是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企业，资本和劳动比很高，安置一个劳动力就业需要的投资很大，按照经验计算的盈利的资本有机构成，需要40万元。如果将每年需要就业的1700万人全部安置在国有经济单位中，年投资最少也需要 68000亿元，这是一个天文数字，是国家财政根本不可能办得到的事情。我们无法在理论和理想上谈论国有经济应当占有较高比重时，不考虑现实中令人忧心的、相当多公民的就业、吃饭和安定问题。
近几年，国有经济产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持续下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国有资本收益率不断下降，人力收益持续提高，人力收益实际就是国民生产总值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人如果不能在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国有企业中就业，纯国有经济的净产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毫无疑问，必定会下降。这是一个无法抗拒的必然趋势。
国家财力薄弱，不能向如此大规模的国有经济注资，就业压力大，农业过剩劳动力太多，资本有机构成逐步提高的国有经济不可能包揽全部就业，目前国有经济还要减人增效。这就是中国的国情，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脱离了这样一种国情，脱离了这样一个初级阶段，违背客观的经济规律，硬是追求比重过高和范围过大的国有经济，势必会在经济发展上欲速而不达，甚至造成国民经济的诸多问题和严重危机。我们必须务实，不能以国民经济中的银行货币体系崩溃和大多数人民失业使社会极不稳定这样的代价去坚持不可企及的国有经济比重。需要各方相互理解的是：确实使人比较痛苦和难以接受，多少年来理解和追求的美好理想和信念不得不向现实低头和让步。
4.债务：国有经济必须收缩的经济流程原因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国有企业的资产是由国家注资的，国家财政集中国民收入的50%～60%，加上企业也是财政的一部分，国家能集中的财力大于60%以上。而整个社会投资的90%左右是国家投入的。国家集中国民收入的大部分，国家投资于建设项目和给企业注资，形成国家的国有资产，企业生产经营形成利润、税收，再上交国家，国家再集中国民收入的大部分……结果，企业的负债率很低，在10%左右。银行只是企业和社会的一个结算中心，不会因企业欠本欠息而形成大量的不良资产，也不会导致不良资产型通货膨胀压力，更不会发生金融危机。如果建设项目报废，企业亏损严重，核销的是财政的拨款，不会发生信用方面的危机。如图1所示：
图1 财政直接融资型经济流程，融资风险由国家财政承担
分配格局变化，收入—积累的过程和形式也要相应地变化。那么，是怎样变化的呢？过去企业财务是国家财政的一部分，企业的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资金、定额流动资金都由财政拨款，加上职工的低工资、农业产品价格的倒挂、职工的许多医疗卫生住房等福利由企业实物分配，国民收入中除了居民的生活消费外，大部分被国家集中。从而由国家储蓄和投资，并形成国有企业的资本资产。但是，这种状况从80年代起已经改变：首先，从居民收入和收入转化为积累的方面看，1978年时，居民储蓄增加额为29亿，1985年为408亿，1990年为1887亿， 而1994～1998年每年实际发生和预测的城乡居民储蓄新增额分别为6756亿、8143亿、8858亿、7758亿、9132亿元，1999年仅上半年新增额就为5766亿元。城乡居民银行储蓄的增加，主要来自于居民收入的增加，并且住房、医疗、退休、教育等制度的改革，促使城乡居民为购房、生病、孩子就学、养老等等进行家庭储蓄，储蓄增加的势头将会越来越强。其次，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 近两年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越来越高，而一些地方财政非常困难，连正常运转都成问题。因此，即使将对国有企业的“拨改贷”再改回拨款，也无款可拨。随着改革和财政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下降，财政先是将流动资金拨款改变为贷款，后是将固定资产投资拨款改变为贷款，向新项目和原有国有企业注资的功能越来越弱，基本建设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从70年代的70%下降为目前的5%左右。再次，从企业方面看， 由于折旧管理体制的改革和折旧率的提高，企业一些社会保障性基金从利润中提取，非国有企业自留部分的增加，企业收入分配在GDP的比重则从70年代的5%上升为近两年的25%～30%，但是国有企业增加的这部分GDP 大多被“三角债”和库存所占压，其中“三角债”占45%左右，库存积压占20%左右，无法有效地转为积累，即自己给自己注资。
这样国民收入转化为企业资产的渠道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过去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注资，变为依靠居民收入—银行信贷—企业负债渠道注资。仔细分析，即使不“拨改贷”，也会形成今天企业的高负债局面，因为财政注资的能力越来越弱，而除了居民收入—银行储蓄—企业负债贷款外，几乎没有其他的直接注资渠道。因此，目前国有企业的高负债问题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注资渠道储蓄—银行信贷单一化的必然结果。
改革开放以后，上述的国民经济流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从产品经济的再生产循环逐渐变成了借贷经济的再生产循环。国民经济再生产循环的注资渠道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国家财政和企业再生产资金来源规模的萎缩，通过国家和企业直接注资给企业的渠道流量相对大大缩小；而城乡居民将收入的一部分存入银行，银行货币系统将借来集中的城乡居民储蓄再贷款给投资项目和企业，投资项目投产和企业生产经营再向银行货币系统还本付息，银行再还本付息给城乡居民。“城乡居民银行储蓄存款→银行贷款给企业→形成企业的负债资产”的间接融资渠道向企业注资的比重越来越大，占到企业注资来源的95%以上。这种国民经济的再生产流程可以说是“银行借贷间接融资主导型国民经济运行”。
如果在经济循环中，直接融资渠道狭窄，间接融资渠道过大，利息率太高，企业和投资效率太低，不能正常还本付息，在银行就会形成大量的不良资产，在企业形成过度负债。目前企业的过度负债大约占总资产的30%～40%左右。其运行流程和局面见图2所示：
图1 金融机构间接融资为主的经济流程，融资风险集中在银行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下降、 城乡居民收入的增加、城乡居民储蓄余额规模越来越大，过去企业的财政直接融资为主变成了银行间接融资的格局。直接融资渠道一年比一年萎缩，流向间接融资渠道的资金量一年比一年大；而由于国有企业的资产盈利率长期低于银行贷款利率，使产业系统向金融系统堆积的不能还本付息的不良资产越来越多。结果必然是国有企业资产结构中的高过度负债和银行资产中不良资产的比重大幅度上升。
形成目前困境的重要原因为：收入分配格局变化后，没有考虑如何将居民的收入储蓄部分引向直接融资渠道，而使其几乎全部的储蓄部分进入了银行系统，再注资给国有企业。居民是银行的债权人，他不论贷款能不能收回，企业能不能按时付息，都要从国家银行中获得法定的利息收入，国家也不能因企业不能正常还本付息而随意少支付储户的本金和利息。由于银行是国有银行，这样向企业注资的风险全部集中在国家身上。
问题主要出在两个方面：一是间接融资渠道流入资金过溢，而直接融资渠道几乎没有资金流入，形成企业的高过度负债；二是国有企业的效率太低，不能进行正常的还本付息循环。
财政注入国有投资项目和国有企业的资金越来越少，但是项目仍然要建设，企业仍然要注资，于是过去财政注资于国有经济的任务，急剧地、越来越多地改由银行承担。银行几乎成为国有经济资产的绝大部分注资来源。国民经济积累和投资的经济流程，从上述的财政注资型改变为“人力在国民收入中分配率越来越高→城乡居民在银行中的储蓄越来越多→银行贷款于投资项目和国有企业→企业日益按照市场的要求进行生产→创造的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更多的城乡居民储蓄涌入银行”流程。
目前国有企业高负债，其深刻的经济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变化后，国家财政从过去的生产建设型财政变成了举债吃饭型财政，无力再给规模很大的国有经济注入资金，改由银行注资的一种必然结果。国家投资从占整个社会总投资，从最高时期的90%左右，下降为目前的5%以下。每年能拿出来投资的资金只有1000亿左右， 即使不新建企业，全部分摊到近40万个国有企业中，每个国有企业只能增加25万元资本。我们不能不深思：在市场化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下，举债吃饭型财政能将规模几万亿规模国有经济的注资任务全部包下来吗？也就是说，财政的分配格局，有没有能力维持和兴办几万亿资产规模的国有经济？拿一句最通俗的语言讲，我们不是不想办好国有经济，而是国家手中实在是没有那么多钱。
三、为什么社会主义要按要素分配
国民经济运行的机制主要要解决的是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企业及劳动者的动力问题。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使劳动者成为社会的主人，成为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者。因此，社会主义劳动，是不受剥削的劳动，是解放了的劳动者为自己和为社会进行的劳动。不仅必要劳动属于劳动者自己，而且剩余劳动归根到底也属于劳动者自己。他们的劳动便成为自觉的劳动，成为光荣豪迈的事业。因而在这种条件下，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和首创精神可以通过“比学赶帮超”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得到充分地发挥。（注：许涤新主编：《政治经济学辞典》，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5～159页。）这只不过是一种美好愿望的理论假设而已。这种理论指导下的精神鼓励策略，在五六十年代对调动广大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建国后的一个很长时间里，理论上片面地强调这些论点，否认物质利益和按劳分配原则，想通过劳动者劳动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群众运动式的劳动竞赛来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实践证明，这种理论的实际效果并不甚理想，甚至对国民经济的增长、效益和质量有很大的负作用。
片面强调上述理论，在实践中形成了这样的后果：第一，单纯用精神鼓励和群众竞赛运动调动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产出和增长往往是数量和速度型的。因为传统经济体制下，产值是首要的指标，效益是次要的，而质量的比较又比数量的比较困难和复杂，比赛指标一般是数量型的，这往往使劳动者注重劳动的数量，而不注重劳动的质量和效益；因而，经济增长需要大量地投入和消耗资源，效益和质量较低。第二，地方和企业往往将精神鼓励办法和劳动竞赛方式用于超计划产值目标和产值位次目标上，在不同的时期里，根据需要，用这种办法的强度不同，结果使其流于形式，从而使不计成本、不计效益、忽视质量和生产资料浪费问题更加严重。第三，企业、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和经济活动不是稳定、和谐和渐进的，而是此起彼伏、时紧时松、大起大落，正常的生产和建设被各种形式的群众性运动所代替，结果导致各种比例发生失调。第四，这种劳动积极性的调节方式下，劳动贡献与劳动报酬相脱节，渐渐地，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不可避免地趋于下降。据90年代初石秀印副研究员对全国21个城市47家各类国营大中型企业15472 名干部、职工的随机抽样调查，认为“不计报酬、不讲待遇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在本企业“很普遍”和“较常见”的劳动者只占19.1%（注：石秀印：《工作积极性调动：两难境地与策略选择》， 《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
那么，劳动者的动力是否仅依靠按劳分配就可以刺激起来呢？我们下面来看按劳分配在实践中的困难和其规范劳动者行为的局限性。
70年代末期，随着理论上的拨乱返正，承认了物质利益，强调了按劳分配原则。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仍然是个人的谋生手段，还没有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在这种条件下，除了通过精神鼓励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外，还需要按照劳动者向社会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来分配个人消费品，这样可以使劳动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生产的发展，使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80年代初，由于工资、奖金和福利的刺激，职工劳动积极性有一定的提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由物质刺激方式调动的劳动热情渐渐下降，还形成和遇到了以下一系列新的问题。
首先，实际的经济生活中，确实存在着无法以计量劳动贡献并对等分配来约束劳动者行为的困难。我们实行的按劳分配原则，在相当一部分企事业单位里，无非是按照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许多企事业单位和工作岗位因为工作和劳动的性质，无法按计件分配工资和奖金）为主，加工龄、职务等等因素，进行工资和奖金的分配；在另一些企事业中，工资的分配与前者一样外，奖金实行计件分配制；还有少部分企业工资奖金全部按照计件分配。就第一种分配方式看，假定它能够规范劳动者按时上班和下班的行为，但它无法约束劳动者上班以后出工不出力的行为。就是在生产上可以实行计件制分配的企业，对企业管理、新产品开发、企业财产保卫、产品质量检验等等劳动，很难计算一定时间内真正的劳动消耗。尤其是我国企业普遍实行日考勤制和月工资奖金制，八小时之内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很难计量。
其次，特别是企事业内部职工劳动的质无法计量，从而不能对职工劳动和工作行为从质的方面加以约束，结果成为我国产品和服务质量提高不快，甚至有些产品和服务质量下降，生产资料浪费严重，生产经营不计成本，经济效益下滑等等问题的重要原因。劳动者的劳动有质和量的区别。劳动者劳动的质包括工作的责任心、积极性、创造性，工作的态度，劳动对象的节约，工作按规程操作等等，这种劳动的质最后体现在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品种和效益上。无论是实行考勤（按劳动时间）制分配，还是实行计件制分配，都无法对劳动的质进行调节。由于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是由许多工序和工作环节形成的，市场实现只能衡量最终产品和服务，并不能衡量每个工序和工作环节上劳动的质。因此，每个劳动者劳动的质从企业内部的分工协作关系上看，也是很难计量的。
再次，改革开放以来，开始强调物质利益和职工福利，80年代初期，不断增加工资、福利和奖金，许多年劳动者工资福利的增长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到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一些单位的奖金和福利，比正常的工资还多。但是，劳动积极性并没有和这种刺激成正比例提高，相反日渐低落。一些职工形成这样的观念：既然劳动者是国家的职工，国家就理所应当地满足劳动者的各种福利；社会主义不能饿死人，工资是国家应当发放的基本生活费用，似乎与劳动贡献无关；奖金才是劳动的报酬。这样劳动报酬的期望值增长很快，越来越高，甚至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可能。据石秀印副研究员的调查，对于“钱多多干”的说法，有52.3%的人认为“有一定道理”或者“十分合理”（注：石秀印：《工作积极性调动：两难境地与策略选择》，《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并且， 职工就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和不同企事业单位之间的收入分配互相攀比，形成心理上的失衡，影响到劳动的积极性。职工福利观念的强化，收入分配期望值的超前，加上收入分配的横向比较，一些国营和城镇集体企事业单位劳动者形成一定的不满情绪，严重影响到劳动者劳动和工作的积极性。
第四，除了其他社会、经济和职工心理方面的因素外，由于上述的劳动贡献无法在实际中衡量的原因，从80年代企事业单位分配制度改革的实践看，效果并不十分理想，物质刺激被平均化了。企事业单位的福利平均分享，工资平均调整，奖金平均分配，最后导致劳动者“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心态，影响劳动者劳动和工作的积极性。
第五，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后，用人单位可以与劳动者就工资水平进行谈判，而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可以将工资水平压得较低，使劳动的价值低于工资价格。而一部分供不应求的专业劳动力，则在他们较为非常稀缺时，与用人谈判时要价较高，工资水平的确定可以高于他们的劳动价格，形成超额收益。而如果进行社会扣除（如社会保障等）后，将工资水平调节到劳动价值水平上，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按劳分配的另一局限性就是，资金、技术创新、经营能力、知识、房地产等等无法作为参与分配的要素。为什么人们将当期的收入不立即消费掉，而进行储蓄和投资，因为有利息和红利收入；为什么人们要进行技术创新和发明，因为技术专利可以出售，可以形成企业的无形资产，可以有回报；为什么人们要接受教育，进行教育投资，因为培养的经营能力、知识可以使自己成为企业家、高级职员、专业技术人员等高收入的工作者；为什么有的家庭有房不住，却要租出去，因为有租金收入。因此，资金、技术、知识、经营能力、房产等等个人和家庭拥有的因素，也成为参与收入分配的要素。否则，就没有人去储蓄，没有人去发明创造，没有人去投资于教育，也没有人将多余的房产调剂给社会使用。那么，按资金、技术、能力、知识、财产等等分配，显然，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是有很大差异的。看来，传统的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并不能很好地解决劳动者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动力和效率问题。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设想的全体人民占有生产资料和由全社会来统一按比例分配资源（原材料、机器设备、劳动力、消费品等等），最终变成了一种国家社会主义。其形式是：国家所有、占有和支配生产资料，国家集中大量的国民收入或者集中借贷资源（1978年以后随着国民收入比重的变化，国家通过银行集中大量的借贷资金），然后主要由国家投资来推动发展经济，投资项目由国家集中决策，企业领导由国家任命和考核，职工由国家统一招收和分配及调配，就业由国家统一负责，退休养老保障由国家的党政、事业和企业单位负责发放退休工资，国家直接管理经济的权限很大。
上述分析也说明，传统的社会主义的计划调节、国有经济和按劳分配三大基础都遇到到了中国几十年，甚至改革开放20年来的实践的挑战。传统的国家社会主义被实践所否定，走向终结，她需要创新，需要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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