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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次琦（1807—1881）字浩虔，一字子襄，号稚圭，广东南海九江乡人，世称“九江先生”。早岁就读广州越华、羊城两书院。道光十七年（1837）中举人，二十七年成进士。咸丰二年（1852）奉诏出使蒙古。同年秋，知襄陵县事，在任上兴利除弊，深受百姓爱戴。次年春去官归里，讲学于礼山草堂凡二十余年。粤督阮元屡聘主讲学海堂，均辞不就。光绪七年（1881）获授五品卿衔，旋卒，终年七十五岁。一生治学，主明理达用，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硕德高行，博极群书，其品诣学术，在涑水（司马光）、东莱（吕祖谦）之间，与国朝亭林（顾炎武）、船山（王夫之）为近，而德器过之”。〔1〕著有《国朝名臣言行录》等，门人辑有《朱九江先生集》，学海堂刊有《是汝师斋遗诗》一卷。
一
朱九江早年读书于羊城书院，甚得山长谢兰生器重，受其亲炙，书法亦得其传授。康有为在谈到乃师朱九江的书学师承时说：“先生当世大儒，余事尤工笔札。其执笔主平腕竖锋，虚拳实指，盖得之谢兰生先生，为黎山人二樵之传也”。〔2〕
黎简（1747—1799）号二樵，广东顺德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拔贡。工诗善画，书法、篆刻皆精。书法直追晋人，中年兼学李邕，晚年多写苏（轼）、黄（庭坚）体。谢兰生（1760—1831）号里甫，广东南海人。嘉庆七年（1802）进士，迭主粤秀、越华、端溪讲席，后为羊城书院掌教。阮元重修《广东通志》，延为总纂。他的诗、书、画皆精妙，画学尤深。其书师法颜平原，参以诸遂良、李邕笔意，以隽永见长，阮元称他“擘窠大字无出其右”。〔3〕黎、 谢二人均生于乾隆年间，谢少黎十三岁，谢之父（名景卿，字殿扬）与黎交往密切。从现存黎简为谢兰生早年所绘《荔枝图》写的题跋，〔4〕以及黎简在《客馆即事》诗中的自注〔5〕可知，谢对黎是执弟子礼的， 谢兰生的书画受黎简的深刻影响。谢在《跋二樵字册》中，对黎的书法备极推崇，仰慕之情溢于言表：“老辈能书者，惟二樵山人执笔最正，每书整襟端坐，悬腕舒徐，一点一撇皆有停顿。与人翰札，虽匆匆应酬，亦不苟作”。〔6〕近年发现的谢兰生《书诀》，〔7〕其中“密指、空掌、平腕、竖锋”和“手软笔头重”的内、外丹之法，与谢的上述跋语所记黎简的执笔、运笔方法完全吻合。
从黎、谢二人流传的书迹看，黎书笔底功力极深，具有明显的个人风格，沈着而内蕴，秀逸而舒展；谢书在受前辈影响的痕迹中，别具文人秀雅的气质，富有平淡恬静之趣，与黎简一脉相承。
朱九江师事谢兰生时，得其执笔、运笔及擘窠大字法之真传。谢“尝谓君（朱次琦）曰：‘实指虚掌，平腕竖锋，小心布置，大胆落笔，意在笔先，神周字后，此外丹也。手软笔头重，此内丹也’”。〔8〕朱氏得名师耳提面命，心慕手追，并铭刻于心，把它奉为圭臬，这对他日后的书法实践和教学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现在看到的谢兰生《书诀》抄本，就是由朱九江的学生陈如岳从朱氏的口授中，记录并保存下来的。谢兰生论书法的结体布置有云：“字之紧要处，不外光、方、乌，相生相让，分阴分阳。笔之细者为阳，笔之粗者为阴。一字有两直画者，宜左细右粗”。〔9〕此语验诸前引朱氏“幽士”一联， 可明显看出，他对此奉之为信条，而且在书法实践中身体力行。
近读关殊钞《朱九江先生行谊辑述》，里面刊有已故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朱杰勤先生于30年代发表之朱九江《论书口说》若干则（朱教授称此乃其叔祖祛庐先生之钞本，而祛庐为朱九江之及门弟子），虽非全豹，然亦可窥朱九江对书学之见解。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执笔第二十》所举朱氏《执笔法》之叙述，与《论书口说》如出一辙，康氏所说的《执笔法》是否即为《论书口说》之论执笔部分，尚待进一步考证。
朱氏书学直接得之于谢兰生的传授，还可从《书诀》与《论书口说》两文的比较中得之：《论书口说》述执笔、运腕、结字、用墨之要，均与《书诀》略同，有的地方连文句亦相仿佛。今列表揭之，以明传承关系：
二
朱次琦从学生时代即显露其对书法的悟性和非凡的潜质，谢兰生曾褒扬他这位得意门人说：“书虽小道，非俊悟者，不能通其意，吾友教岁数百人，饶此学者，生而已”。〔10〕
康有为对乃师的书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先师朱九江先生，于书道用工至深，其书导源于平原（颜真卿），蹀躞于欧（阳询）、虞（世南），而别出新意。相斯（李斯）所谓鹰隼攫搏，握拳透爪，超越陷井，有虎变而百兽蜷气象。鲁公之后，无其伦比，非独刘（墉）、姚（鼐）也。元常（钟繇）曰‘多力丰筋者圣’。识者见之，当知非阿好焉。但九江先生不为人书，世罕见之。吾观海内能书者，惟翁尚书叔平（翁同和）似之，惟笔力气魄去之远矣！”〔11〕刘墉和翁同和皆为清代书法大师级人物，又同是宗法颜真卿。康有为对二人的书法本已十分推崇，而称朱氏之书远胜刘、翁，其中难免有对乃师过于溢美的成份，但从朱氏传世的书迹来看，其书多力丰筋，极为雄浑苍秀；作字讲究笔力结体，注重书法强劲的腕力和雄健的骨力，呈现出泱泱雄强大气，品位甚高。这些对康有为日后的书风及其尊碑、倡碑的理论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朱次琦是晚清大儒，生平不喜为人作书，加上他不慕荣名，晚年对自己毕生的著述，以为“无益于后来之中国，故当易箦之际，悉焚其稿”，〔12〕所以传世书迹不多，即有遗墨，亦多为书稿笔记、文章评语及便条简札之属，人得其寸纸只字，视如珍宝。40年代出版的《广东文物》一书，著录朱氏墨迹11种，已是一时称盛。该书记载。1940年在香港举办的“广东文物展览”，曾展出过朱氏写的一副对联，联文“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学；颂其诗，读其书，友天下之善，尚论古人”。这副长联是当时所有展品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不仅当年的《国民日报》、《越华报》、《华侨日报》等新闻报导中曾给予突出的介绍，而且在展览举办者组织的征文比赛，获前10名的文章中，竟有6篇提及这件高悬于展览大厅楹柱上的长联，且评价都甚高。 观众在2000多件文物精品中，对此联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文章称颂朱九江长联“笔力气魄，自有其过人处”、“墨迹浑厚”、“笔致虚和，与钟元常相近”、“雄浑恣肆，比美刘墉”〔13〕……可谓好评如潮。然而这次展览距今已过去半个多世纪，当时又适逢抗战时期，50多年来，社会几经变迁，当日展出的那些朱九江的书迹手稿，恐怕已存世无多，朱九江的那副长联是否尚在人间，亦不得而知了。
此外，朱氏传世墨迹尚有广东省博物馆藏行楷对联（附图）、广州市博物馆所藏行书笺（原邓又同藏）及《广东历代名家书法》所刊《淡泊斋记》行书稿本。1976年，香港关殊钞先生编撰《朱九江先生行谊辑述》时，搜求诸家所藏朱九江墨迹得10余种，其中主要有朱九江自书诗稿册页残本（关氏少石书室藏）、楹联“读画客疑寒具手，论书僧有折钗评。”（朱祖涵藏）、《朱氏传芳集·凡例》稿和《朱氏家谱·艺文谱》稿合璧长卷（朱九江先生纪念堂文物馆藏）、五言律诗扇面、《送肖铁珊之粤序》长卷（朱朗星藏）、致亦荀函（张镜池藏）及笔记、便笺、批语等。又《礼山草堂绪余》一书（何曼庵丛书之六，1984年刊）亦收有朱氏手稿及文章评语多件。据“读画”一联边绫之上岑行素题跋称，九江先生每书一联必有记录，其生平所书只得八联而已（一说为十三联）。除上举三联之外， 据笔者所知， 尚有朱氏写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的一副行楷八言联，联文为：“是训是行绳其祖武，克勤克俭诒厥孙谋。”（九江下西管理区藏）康有为特别赞赏乃师的大字榜书，称其“雄深绝伦，不复知有平原矣”。〔14〕
三
在朱次琦的众多弟子当中，最著名的有康有为、简朝亮（顺德人，近代著名学者）、梁耀枢（顺德人，同治辛未科状元）诸人，康、简、梁皆擅八法。康有为（1858—1927）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光绪乙未（1895）进士。他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家喻户晓的维新派首领人物，同时又是中国书法史上开一代风气的大书家。他18岁从学于朱九江之门，“其理学政学之基础，皆得诸九江”，〔15〕其书法亦得朱九江真传。康有为自幼学书，但因“家无佳拓，久之不能工”。〔16〕进入礼山草堂后，随朱师从执笔学起。朱氏耐心给弟子讲解执笔和运腕之法，并把自己精心收藏的碑贴珍本提供给学生临习研读，向学生推崇邓石如篆书书法，使康有为大受教益。尔后，康有为到了北京，日游厂肆，购得汉、魏、六朝、唐、宋碑版数百本，认真进行研究，乃“翻然知贴学之非”。〔17〕后来他的书法形成一种笔势豪健、意度雄深的书风，世称“康体”。以魏碑用笔和体势为主，兼具篆隶笔法和行书的体格，笔力雄健，气势奔放，神采飞扬，表现出其深厚的书法功底和质朴宕逸的艺术追求。他的书学著作《广艺舟双楫》，一名《书镜》（在日本出版时易名为《六朝书道论》），是继阮元和包世臣之后，从理论上对碑学进行系统的总结和阐发，成为近代最具影响的碑学专著。
在康氏的及门弟子中，早期有梁启超；晚年有徐悲鸿、刘海粟和肖娴。梁启超（1873—1928）为广东新会人，18岁受业于康氏万木草堂，后来与康有为一起领导维新活动。梁氏书法受康有为“扬碑抑贴”理论的影响，〔18〕但他所选择的是碑贴结合的道路。其结字取魏碑中扁方的体势，再融进欧阳询的楷法，以方笔为主，横竖画下笔方峻，收笔圆润；撇捺伸展，得《张猛龙碑》神韵，有些撇画向上回锋收笔，横画有波磔，具有浓厚的隶书意味。徐悲鸿（1895—1953）为江苏宜兴人，著名绘画大师。20岁在上海与康有为认识，康氏十分器重徐的才华，把自己珍藏的碑贴和法书原作供徐研习，并指导他临写《经石峪》和《石门铭》。其书法略取康意，使转沉郁，顿挫有力，体势伟岸，宽舒有道。刘海粟（1895—1994）为江苏常州人，著名书画大师。25岁从康有为学书法，在康的指导下，精研北碑，并上溯金文、石鼓。“（康有为）尝作大幛楹联示范”。〔19〕刘的书法，造诣极深，融篆隶于行草，豪迈狂放，意气奔腾，满纸云烟。肖娴，字稚秋，号枕琴室主，1902年生于贵阳，早年随父寓广州十余年。幼承家学， 有“粤海神童”之誉。15岁时临写《散氏盘铭文》，极为康氏称道，赠诗云：“笄女肖娴写散盘，雄深苍浑此才难；应惊长老咸避舍，卫管重来主坫坛”。〔20〕后来列康氏门墙，得康氏亲授，主要着力于“三石一盘”（即《石鼓文》、《石门颂》、《石门铭》及《散氏盘》）。其书法体现了康氏隽雅雄强的气势，笔调洒脱大方，雄奇跌宕，形成高古苍拙的独特风貌。
以上康门四家，或为诗人、学者，或为书画大师，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受过康有为的指授，得其亲炙。尽管他们的书法各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貌，但他们受碑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清季以来倡碑之风大炽，在他们的书法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并直接薰染了当代的中国书坛。
注释：
〔1〕《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页。
〔2〕〔16〕〔17〕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述学第二十三》， 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年版第218、219页。
〔3〕《清史列传》。引自马宗霍《书林藻鉴》卷12， 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416页。
〔4〕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谢兰生《荔枝图》， 上有黎简代谢景卿（兰生之父）书写的题跋：“正夫嘱儿辈画此，云隐翁谢景卿题，二樵山人书字。”见广东省博物馆、广州美术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黎简谢兰生书画》1993年版，图版2.01，第183页。
〔5〕黎简《客馆即事》第三首自注：“云隐近令其中子（即谢兰生）摹《江乡春色图》（黎简画赠谢兰隐——引者），好事者传余得意之作。”见苏文擢《黎简先生年谱》，香港中文大学，1973年版，第43页。
〔6〕谢兰生《常惺惺斋书画题跋》澳门文集图书公司出版， 卷下：第26页。
〔7〕〔9〕谢兰生《谢里甫先生书诀》（简称《书诀》），钞本，友人杨永权先生所藏，承以复印本见赠，附此致谢。
〔8〕〔10〕谢兰生《书诀》钞本所附《朱九江先生年谱》。
〔11〕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行草第二十五》，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年版，第235页。
〔12〕〔15〕梁启超《康有为传》。见《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中华书局1992年版，附录，第240页。
〔13〕见《广东文物》，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版，卷五《学生征文》第2—34页。
〔14〕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榜书第二十四》，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年版，第226页。
〔18〕见康有为在梁启超《双涛园读书》诗的手稿上所作批语：“知能用墨。笔意之震颤含蓄亦合古分意，此即学分隶之益。”“‘幽’字极佳，有分书意。”、“合古分意”。转引自《中国书法全集》荣宝斋1993年版，第78卷，图版41。
〔19〕刘海粟《康有为先生墨迹（之五）·序》，河南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
〔20〕引自俞律《能将笔法追刀法》。见《肖娴书法选》，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