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发展观和文化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建设论文,发展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对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单纯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观及其造成的种种弊端进行了分析、批判，认为这种发展观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也有种种表现，它是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建设抓而不硬的主要思想根源。在此基础上，作者阐述了新发展观的基本理论，指出新发展观是一种协调、持续发展观，在一定意义上可理解为一种文化发展战略。我们只有实现发展观的根本转变，才能开创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建设的新局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各种文化事业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文化建设相对于经济建设的滞后问题较为突出，思想道德领域方面的问题更为严重。因此，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进一步加强思想道德文化建设，已成为国家“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的战略任务，也是当前全党全国人民关注的热点问题。然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必须实现发展观的转变，从指导思想的高度认识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建设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
不同的发展观会有不同的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发展道路，会得到不同的发展结果。不同的发展观对文化建设也会采取不同的态度。
单纯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观是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的产物，是那种历史过程在观念上的反映。自亚当·斯密以来的许多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实际上都在论证这种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把现代化过程片面地归结为单纯的经济增长过程，把经济增长过程又片面地归结为物质财富的增长过程，而在讨论物质财富和经济增长的时候，见物不见人，认为市场机制的自由调节可以自然地实现物质财富和经济的增长，实现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渡和发展。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把工业化过程理解为国家物质财富的增加过程，认为不断增加资本积累就可以不断增加国家的物质财富，就可以实现增长和发展。斯密把人设想为只知道追求自身物质利益的经济人，这种经济人力图有效地利用自己的资本，但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导引下，会在总体上造成国家物质财富和社会福利的增加。斯密不主张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认为政府只应充当市场的“守夜人”，因此斯密的经济理论被称为一种自由放任主义的理论。显然，他的发展观是一种崇尚市场自发性并且在实际上必然导致单纯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观。
新古典学派继承了英国古典经济理论的基本思想，但是建立了一种更加抽象的纯经济理论，也就论证了一种更为明显突出的单纯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观。新古典学派的理论突出地强调了市场通过价格机制所自发地实现的调节作用，认为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影响着价格，而价格的变动又会影响并调节着供求关系，从而实现供求均衡，在局部的微观的均衡基础上实现宏观的一般的均衡，从而实现对稀缺资源的最优配置，实现最优的增长和发展。不少学者早已指出，这种理论不仅和斯密的思想一样把人假设为经济人，而且还假设为原子式地独立的、彼此无差别地匀质的、对市场价格能够灵敏地作出直接反映的机器人，完全排除了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具有的现实特性，也否定了人的活动能够影响或改变环境的能力。因而这种理论所假定的均衡完全是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结果。经济循环被假定成了一种生理现象，市场运行被描述为一种在匀质环境中进行的机械运动；这种理论还假定了各市场单位之间的完全竞争关系，假定了各市场单位谁都不具备影响价格或对手的能力，各竞争对手之间除了竞争关系之外不存在任何别的结构关系，假定了各竞争对手之间的机会和起点上的完全平等；这种理论还假定了一种静态的、瞬时的因而也是超时间、超历史的均衡，完全否认了经济过程的历史性质。显然，按照新古典学派的这种理论指导发展也只能得到单纯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的结果。蕴含在新古典学派理论中的发展观是一种片面发展观。
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本世纪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发生的经济危机使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受到了重大打击，于是出现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提出了对市场进行国家宏观调控的发展观和发展思想。但凯恩斯的国家宏观调控仍局限在经济范围，因此他的理论和模式中包含的发展观仍然是一种单纯经济增长的发展观。
可以这样说，直到西方理论界提出资源、能源、环境等全球问题之前，直到西方理论界对近三百年来工业发达国家的传统发展模式提出反思之前，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理论中占支配地位的发展观和发展理论就是单纯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观。按照丹尼尔·贝尔的看法，经济增长已经成为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世俗宗教”和“政治溶剂”，成为个人动机的源泉、政治团体的基础、动员社会以实现一个共同目标的根据[①a]。但是，丹尼尔·贝尔指出，美国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所根据的这种经济发展观念现在受到了攻击，而且是来自自由派人士的攻击，他们不再认为丰裕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答案[②a]。
单纯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观及其发展模式的弊端可概述如下：
1.这种发展观指导下的发展在经济领域中产生了一系列矛盾和负面影响。市场的自发调节和不断增加投入的外延式增长常常激发出各种短期行为，那些能够迅速获利的行业和产业会得到迅速发展，那些虽然对发展具有长远战略价值但不能带来近期利润的行业和产业会受到抑制，这就造成了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畸形的片面的发展。不断增加资本投入的经济增长常常引起通货膨胀的并发症，采取紧缩通货的强硬政策又经常引起失业率的上升，会影响社会的安定。西方工业发达国家无例外地陷入了这种两难选择的徘徊之中。丹尼尔·贝尔说：“经济增长也许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矛盾’根源，而这一矛盾也许是导致资本主义毁灭的祸根”[③a]。因为“若不把经济发展当作自己的任务，资本主义存在的理由究竟又是什么？”[④a]
2.单纯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造成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之间的紧张关系。由于追求片面的单纯经济增长、由于把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这就把人变成了实现经济增长的工具和手段，从而造成了马克思曾经指出过的人的劳动及人自身的异化现象，造成人的畸形的片面的发展，成为马尔库塞描述的单向度的人。单纯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还造成了大量的外溢性影响，使社会承受着各种片面发展所造成的社会代价、社会成本的沉重负担，加剧着效率和公正、自由和平等、速度和效益、质量和数量、私人和社会、城市和乡村、富有者和贫困者之间的矛盾，它对自然资源的滥采滥用及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加剧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人类的今天和未来之间的矛盾。资源和能源紧缺、环境污染、贫富两极分化、城市人口过度密集、黑社会猖獗等全球性问题对包括工业发达国家在内的全球人类的困扰就是单纯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所造成的恶果。单纯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是当代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中各种社会紧张局势的重要根源。
3.单纯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排除了文化在发展中的地位，否定、贬低文化建设的重要性，造成着经济和文化之间的紧张和对立。片面发展观把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和单位设想为只知道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经济人，设想为只会根据自己物质利益对价格信号作应答反应的机器人，这就把文化因素从经济主体中排除了出去，这种经济主体实际上不过是受动的客体；把市场各单位之间的关系设想为一种纯粹的完全竞争关系，就把文化因素从这种关系中排除了出去；把市场的调节机制看成资本、工资、价格、利率、供给、需求之间的一种自发形成的均衡关系，就把文化从市场调节中排除了出去，经济增长或发展过程被视为一种脱离了社会、文化、历史的纯粹而又孤立的经济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和发展是经济人、经济部门的事情，文化建设和发展是文化人、文化部门的事情，于是出现了实际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和文化的紧张和对立。这种紧张和对立不仅表现于两者在社会发展中的轻重地位的关系上、资源在两者分配的关系上，还表现在两者所提倡的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上。丹尼尔·贝尔描述这种冲突时说：“一方强调功能理性、专家决策，奖勤罚懒；另一方强调天启情绪和反理性行为方式。正是这种脱节现象构成了西方所有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性文化危机。这种文化矛盾将作为关系到社会存亡的最重大分歧长期存在下去”[①b]。
4.单纯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造成文化的分裂，导致了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的蔓延和泛滥。市场经济体制的自发作用对文化产生着双重影响：一方面它推动人们的“经济”观念，讲究“积累”“节约”，力求最有效地利用资源，力求用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效益；另一方面，为了扩大产品销路、扩大市场需要，它总是推动人们扩大消费、追求生活享受，在市场疲软时还要采取各种手段来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这种双重影响导致个人和社会的思想道德文化在价值观上的分裂。马克斯·韦伯曾经把勤奋、节俭的新教伦理精神称作为资本主义精神，认为这种精神推动了经济和生产的发展，就是因为这种精神适应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前一方面的文化要求。但是这一方面的要求又受到了后一方面文化要求的限制和冲击，而且随着个人的发财致富或社会的富裕，后一方面的文化要求所形成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对前一方面的冲击否定变得越来越大，并且最终导致形成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价值观念。弗朗索瓦·佩鲁指出，当初穆勒用功利主义伦理学取代勤奋和义务伦理学的时候是有各种高尚的道德意图的，但后来“蒙受了真理衰退之难”，被后人退化为把发财致富追求物质享受作为目的的经济主义、粗制滥造的功利主义、腐朽享乐主义[②b]。丹尼尔·贝尔把上述过程描述为新教伦理被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享乐主义所否定和取代的过程[③b]。他极其尖锐地揭露和批评了当今美国社会中存在的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认为享乐主义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是“一贴糟糕的处方”，当一个社会整体上堕入享乐主义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个社会进入了衰落和崩溃的阶段，因为，“享乐主义的生活缺乏意志和刚毅精神。更重要的是，大家争相奢侈，失掉了与他人同甘共苦和自我牺牲的能力。”他认为，享乐主义摧毁了作为社会道德基础的新教伦理，使美国资本主义失去了它的传统的合法性。佩鲁也指出：“直到最近，西方还坚持认为是它创立了文化，而且就其实质来说，是一种具有普遍价值的文化，这种文化与其值得仿效的政治上和法律上的办事方式结合在一起。现在，这种文化实质受到了人们的怀疑，其办事方式也受到了非议。这种文化危机要比经济制度失灵更为深刻：其原因就在于人们的思想和感情发生了危机”[①c]。
上面的论述清楚地表明，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形成并在后来一个时期得到发展的单纯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观及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模式导致了对文化的否定和排斥，导致了文化价值的分裂，最后导致了文化危机乃至导致了社会危机。
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大业是在纠正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指导思想、总结第一个社会主义实践模式的经验教训、克服过去对西方工业发达国家所采取的闭关锁国、盲目批判、一概拒斥的错误态度的情况下发轫的，人们的眼光自然地转向西方，并且把注意力放在学习、吸收和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文化思想方面。在这股大潮中，除了能够坚持对西方的经验、理论、实践进行分析，在摒弃其局限和错误的基础上吸收其合理方面的态度外，确实也存在着盲目崇拜、照抄照搬的态度。我国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指出：“另一方面，在我国经济学界，这些年来又渐渐滋长了一种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一概肯定的倾向。值得警惕的是，在借鉴西方经济学进行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研究工作中，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研究工作中，这种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一概肯定、照抄照搬的倾向变得空前严重起来。如果不引起我们的注意，认真加以克服，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②c]。在实际工作方面，人们出于急于摆脱贫困急于发展的心情，常常对中央的理论、路线、政策作片面的理解。上述两方面情况的结合，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存在着单纯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观及在这种发展观影响下的发展实践，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建设这一手抓不起来或抓而不硬这种情况存在的重要思想根源。
这种片面发展观存在的表现之一，是把经济建设为中心片面地理解为单纯的经济增长。众所周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所针对的是过去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全党工作重心放在政治运动上的左的指导思想，因此“经济”两字显然泛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际上就是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为中心，就是要求全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上来。但是人们又往往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狭隘的理解，即把它理解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区分中心和非中心的具体工作安排，于是物质文明建设成了中心，而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成了非中心；前者是急任务、硬任务，后者是缓任务、软任务。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即使这种狭义的理解也被进一步曲解，即有些人在实际工作中经济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中心”改为“唯一”，他们把现代化建设事业理解为仅仅是经济建设事业，把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过程理解为仅仅是经济发展的过程，而经济发展过程也被理解为仅仅是经济发展的速度、规模、数量的增长过程，理解为仅仅是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总产值的增长过程。在他们看来，只要经济增长了、人均国民收入赶上或超过了发达国家，我们就可以成为现代化的发达国家。于是中心任务变成了唯一任务，这在他们的议事日程、工作安排、干部的使用和考核、工作的总结和验收上都有表现。
这种片面发展观存在的表现之二，是把文化建设体制的改革等同于经济体制的改革。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过去的行政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文化建设体制也应进行改革，但这种改革决不意味着或决不应该意味着文化事业的市场化、商业化。有过执行政策的管理部门甚至以行政手段把许多文化事业单位赶入市场，采取了减少经费或不给经费的“断奶”措施，不管其文化产品是否有市场上的经济效益，统统让其自收自支、自谋生路，结果使许多文化事业单位被迫改行或压缩，那些不能获得市场经济效益的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单位陷入了极其困难的境地。这可以说是利用市场来压缩或吞没文化建设。
这种片面发展观存在的表现之三，是片面地把文化建设降低到经济建设的手段和附属地位，用一种对当前经济建设是否有用的价值观点来衡量文化事业，近期有用的就重视，近期无用的就不重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一流行的说法再明确不过地表明了文化工作对经济来说不过是一种工具，处于附随的地位。这不仅是对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相互关系的一种片面理解，也是对文化建设的任务、目的、功能的片面理解。
这种片面发展观存在的表现之四，是文化建设靠后论，即主张等经济上去了、国家富裕了再去进行文化建设。持这种观点的人总觉得抓文化建设会影响和妨碍经济建设，会减少经济建设的人财物资源的投入；他们为了保证经济建设的投入，不惜减少文化建设的投入，甚至不惜挪用本已少得可怜的文化建设经费，拖欠文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
这种片面发展观存在的表现之五，是经济发展代价论，即认为牺牲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建设是快速发展经济所必须付出的一种代价。为此，对于种种黄、白、黑的非法经营，对于坑蒙拐骗、假冒伪劣、非法走私，对于破坏资源和环境的乱采乱挖，甚至对贪污行贿之类的腐败行为都可以纵容姑息。
上面五个方面的表现说明，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确实存在着单纯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观，并且已经对我国文化建设事业造成了极其有害的影响。近几年经常见于报端的一些材料足以说明上述问题。下面略举一二作为佐证：
基础科学研究普遍面临资金短缺、人才流失、研究课题缩小的局面。据悉，中国科学院所属的123个从事基础研究的研究所都在考虑经费从哪里来的问题；国家地震局面临的一本难念的经是设备老化、基础研究经费“干不成大事”；地勘队伍由于财政“断奶”“资金紧缺”的困难导致了人才外流，无法进一步从事地勘工作。教育事业的困难也是人们经常感受到的，我国著名科学家、教育家钱伟长教授在一次谈话中深情地说，要更重视教育，这是国家的根本。国家把多余的钱给教育，这不是教育先行。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天文馆、科技馆、书店这些文化事业单位普遍陷入困境。规模在全国第三位的南京图书馆由于经费困难购书量不断减少，甚至一度发不出工资。一些专家、学者对此深表忧虑，提出了一个十分沉重的问题：我们该用什么眼光看经济？据上海市1994年9月对市总工会所属24家文化宫、俱乐部、体育场调查，非文化性经营收入已占盈利额的30%左右，即使如此“苦心经营”，一些文化宫、俱乐部的日子依旧不好过。据对湖南省72个文化宫、俱乐部的调查，走下坡路、面临生存危机的文化宫、俱乐部已占三分之二的比例。据报道，北京天文馆正随时受到瘫痪关张的威胁；被列为国家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周口店中国猿人遗址经费匮乏，困难重重；湖北宜昌市的一个科技馆自被“断奶”以来，经济陷入困境，1300平方米的大展厅改为写字楼后出租，教科仪器和设备改作它用，科技馆名存实亡；海南科学馆也由于长期缺乏经费投入不得不改成了电影院，科学馆已有名无实。
另一方面，在市场利润的刺激下，各种“低俗”“媚俗”文化迅速而又大量地蔓延，渲染凶杀、暴力、色情的书刊、录像带充斥市场，扒带盗版、倒号盗印等非法经营活动屡禁不止，畸形的文化消费活动遍布各大城市。在思想道德观念上，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如毒瘤一般地滋长，以致不少人走上了贪污盗窃、行贿受贿、偷税漏税、权钱交易乃至拦路抢劫、谋财害命之路，严重破坏和影响了现代化建设事业，严重危及了社会治安和稳定。
当前我国文化建设和思想道德领域中面临的种种困难和问题表明，如不转变单纯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观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三
本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中的某些学者开始在批判、反思、总结传统的片面发展观和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探索新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罗马俱乐部的学者们在提出人类面临的一系列全球问题的同时提出了“世界系统有机增长”的概念，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R.布朗在1981年出版专著论证“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于1982年出版专著，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论证了“新发展观”。学者们的研究和探索很快受到了各国政府和联合国有关组织的重视。1989年5月联合国环境署第15届理事会发表了“可持续发展的声明”，1989年联大通过决议重申了这一声明；1992年联合国召开了环境与发展会议，根据“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方针，通过了《21世纪行动议程》和《里约宣言》等重要文件，号召各成员国制定本国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与政策；1992年底联合国又建立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负责评审环发大会及其后续工作。这说明从传统的片面发展观、发展模式向新发展观、新发展模式的转变已成为当代具有全球性质的时代潮流。
新发展观的主要理论观点可概括如下：
1.新发展观的发展方针、发展目的是实现人的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在新发展观看来，所谓人的发展不是指少数人或少数国家中的一部分人的发展，而是指所有各国的人民不论是发达国家的还是发展中国家的都应得到公平的发展；人的发展也不是仅仅指当代人的发展，而是指包括后代人的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指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要求，还包括满足人们在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上的各种价值要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使人的体力和智力上的各种潜能得到充分的展现。在以人为中心为目的的这种新发展观看来，经济增长只不过是实现人的发展的手段，经济、政治、社会的各种制度的演变和改进也是为了给人的发展创造一种更好的社会环境。佩鲁指出：“市场是为人而设的，而不是相反；工业属于世界，而不是世界属于工业；如果资源的分配和劳动的产品要有一个合法的基础的话，即便在经济学方面，它也应该依据以人为中心的战略”[①d]。“无论如何需要从人的角度出发指出一条可以接受的一般研究路线，并指出每个人以及整个人类多方面的、全面的发展方向”[②d]。
2.新发展观不是把发展归结为单纯的经济增长，而是经济、社会、人、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
新发展观认为，狭义的经济增长概念不是发展概念，单纯的国民总产值或人均国民总产值的增加不等于发展，它不可能为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发展应该被理解为经济、社会、人、自然之间的全面的、协调的发展。这种发展既充分利用人的、社会的、自然的各种资源，同时也应该为人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创造条件。所以，衡量发展还是不发展，不是仅仅依据某种单一的经济指标，而应依据经济的、社会的、人的、环境的一系列指标。新发展观不追求局部的、暂时的效益，而是追求系统的、整体的、全局的、长远的效益。新发展观是一种系统的、综合的、整体的发展观。
当然，整体是由部分构成的，系统是由要素组成的。佩鲁说：“各组成部分是有机的亚群体：各机构、行业、地区、企业。在价格和流通的特定网络中，在有形材料的转让网络中，或在其意义和价值与物质的基础结构没有可以明确指出的关系的商品转让网络中，每一个子群都有相对的位置和重要性。”[①e]整体、系统是由于部分、要素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结构才成为整体和系统的。结构常常表现为部分、要素、亚群体之间所存在的一整套比例和关系。结构十分重要，一种不合理的结构会带来片面的畸形的发展，而片面畸形的发展又会造成不合理的结构，两者都不可能带来协调性的发展，都可能造成近期或远期的某种灾难性后果。协调性的持续发展必须由一种合理的结构来支持。因此新发展观认为“发展在于结构上的改变”[②e]，这“是各部门之间的辩证法”[③e]。发展中国家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其经济、社会、文化的结构往往是不正常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持续发展就必须逐步实行结构上的调整和改变。新发展观是一种结构辩证法，强调结构的辩证演变。
佩鲁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强调了三个方面的辩证法，一是基本需要和购买力之间的辩证法；二是在对外经济关系上要坚持独立与合作的辩证法，三是工业和农业的辩证法[④e]。当然，发展过程中涉及的结构性关系不限于这三个方面，但发展总是应该意味着对组成发展过程的各个方面、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比例进行协调和调整，使各种结构朝着良性循环的方向变化。
3.新发展观把具有能动性的行为者或活动者作为建构发展理论的出发点。
新发展观坚决抛弃那种把人仅仅视为作出自动反应的价格记录器的观念，坚决抛弃把发展视为不过是人们不能起任何作用的外部机制作用的结果或不变的客体在某些“自然力”推动下在均质空间中位移的理论。新发展观认为，发展是具有能动性的人的活动过程和活动结果，因此它把行为者或活动者及其能动性作为建构发展理论的出发点。
行为者或活动者是指在社会中生活并能够作出选择、决策，从事某种有目的活动的某个个人或某个组织、单位。他们的活动构成了发展的动力，也构成了对任何发展形式的最终检验。只有让每个行为者所具有的创造力、活动力迸发出来，发展才会获得强大的动力。新发展观所遵循的重要原则是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和发挥。
4.新发展观提出了一种新的平衡理论。
传统的均衡理论用一种形式化、机械化的方法去陈述客体在均质空间中运动的方式，而新发展观所提出的平衡理论包含着不平等的、异质的“活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首先，新发展观在建立动态平衡理论时是以不平衡结构在某一时期的普遍存在这一假设为基础的。各活动者或行为者由于历史的、社会的、经济的各种原因，本身在规模、实力等方面都是不同的，它们是在不同的条件下参与发展活动的，是在不平等的条件下进入市场的。
其次，各活动者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也是十分复杂的，不可能是一种完全平等的竞争关系，它们之间存在着冲突、竞争、合作、妥协。通过各种形式的相互作用，它们之间形成一种普遍的相互依存和有序性平衡，每个单位都在整体中占有一个特定的地位并获得同整体的最大利益相一致的最大利益。显然，这种平衡只是一种总体上的平衡，是在不同质的活动者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中实现的平衡。
再次，这种平衡是在对活动者的调节和协调中实现的。这种调节和协调是根据活动者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辩证关系进行的，既有活动者的自我调节也有管理者对各活动者的相互关系作出的对象性调节，调节既可以发生在微观层次上，也可以发生在中观和宏观层次上。新发展观十分重视导致协调发展的战略和政策所起的作用。
根据上述观点，新发展观在建立动态平衡理论时，首先要分析历史地形成的动力结构，对各种动力因素作出历史的经济的分析；其次要分析诸动力因素之间的关系，如分析各宏观变量（人口、技术、制度等）之间的作用和反作用，各宏观变量与产品或产品有效构成之间的作用和反作用，各宏观变量的有效结合与产品有效分类之间的作用和反作用；再次，要将这种分析同更为广泛具体的各种经济子集结合起来，对供给、需求、投资等相互关系作出分析或说明，指出各经济子集相互关系上的不平衡、不对称关系对变化的影响，最后则利用现代系统科学提供的数学工具建立某种动态的数学模型。
5.新发展观是一种持续发展观。
新发展观认为行为者或活动者是在不可逆的时间进程中生活、工作、活动的，他们是历史地形成、历史地变化的，发展不过是行为者在不可逆的时间中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发展过程是全新的，行为者及其相互关系、行为者从事的生产和交换的机制以及这些机制同行为者的关系都是在不可逆的时间进程中变动的。不可逆的时光使万物更新：当新事物不利于行为者时，它们至少会驱使或刺激行为者，行为者不是使自己适应新事物，就是相应地发明一种新战略以改造自己的环境。因此，发展总是指与人类历史一定阶段相联系的一种运动，这个过程不是均衡的、平直的，而是充满了波动和偏离、加速和减速、进步和退步等等复杂情况；由行为者的持续活动，不断发生着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的持续过程。新发展观不仅要求从当代人、当代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待发展问题，还要求从未来人类、未来社会的角度看待发展问题。新发展观是一种持续发展观。
新发展观是当代社会中科学、技术、文化、经济等各社会子系统相互作用和彼此渗透结合的趋势日益强烈，从而使社会自身的系统化、整体化日益显著，以及社会与自然相互关系中的有机性变得不可忽视的客观进程的反映，是人们对传统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模式进行反思的产物，也是当代经济学、科学、哲学发展的结果。新发展观批评和否定了传统发展观在世界观、方法论上的机械论、价值观上的庸俗经济主义和功利主义。新发展观的阐发者们都力图为新发展观寻找一种新的哲学基础。佩鲁认为新发展观的哲学肯定与那些曾经宣告“上帝死了”而现在又宣称“人死了”的理论背道而驰，认为应当从卡尔·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中、从基督教的行动哲学中汲取宝贵的训诫[①f]。他主张用一种行动哲学作为新发展观的哲学基础。丹尼尔·贝尔主张建立一种大众哲学，罗马俱乐部主席奥尔利欧·佩奇呼吁一种新的人道主义，布朗希望有一种新的社会伦理哲学。我们认为，只要对新发展观的理论内容作些深入分析就会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总结概括了当代科学和人类实践的新成果、特别是吸收了系统论哲学思想之后就可以为新发展观提供正确的、全面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可以对人、社会、自然及相互关系作出科学的理解和说明。
新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就是对文化的高度重视。如果把文化理解为人区别于动物自然状态的一种尺度的话，新发展观所理解的发展就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新发展观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文化战略。人们普遍认为在经历了传统发展观对文化的长期忽视之后必须给文化以认真的思考和研究。我们发现，凡是讨论新发展观的学者几乎都要花费很大的力量讨论文化在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为什么新发展观必然导致对文化的重视呢？
1.新发展观把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作为发展目标，必然重视文化的价值。
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物质价值，所以人要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要同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要发展经济实现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只是实现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手段，其价值取决于对人的意义，取决于对文化的意义。如果把物质价值的追求和拥有、把发财致富作为人的终极目的，那么人就会沦为物质财富的奴隶、金钱的奴隶。一般地说，人在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中，不仅有物质生活条件上的追求，还有精神上的追求，希望有一种丰富、充实的精神生活，希望获得他人、群体和社会的尊重，获得自由和自主，希望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显示自己的存在和价值。人的所有这些要求和希望归结起来就是文化的追求，就是要使自己实现对自然界动物生存状态的提升和超越。一旦人们这样认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时候，就会超越那种单纯经济增长的狭隘眼界而认识到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社会进步虽然要有经济上的发展和增长作为基础，虽然人们必须根据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来建构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建构他们之间的政治关系、思想关系，虽然这一过程开始的时候往往是人们不自觉的一种自发过程，但这一过程的结果却是人们经历了实践、认识的反复之后自觉活动的产物，人们的这种自觉就是一种文化，任何一个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都深深地打着文化的烙印，或者说它们本身就意味着某种文化。没有文化上的觉醒和进步，就不可能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当代工业发达国家的许多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仅有物质上、经济上的富裕不可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也不可能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那些发达国家面临的危机不是因为物质上的匮乏，而是因为文化上、精神上的危机，这也说明了文化在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中的不可缺少、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2.新发展观把发展理解为具有能动性的人的活动结果，必然重视文化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以往传统的单纯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观，在讨论经济发展时把现实的人及其活动抽象掉了，仅仅依靠表示物的各种经济范畴去建构经济增长或发展理论，因而也就排除了文化的作用。新发展观把现实的人及由现实的人组成的现实的经济单位作为讨论发展理论的出发点，这就必然重视文化的作用。因为现实的人和单位都是历史地形成的文化环境的产物，都深受着文化环境的影响，他们在生产、交换、消费的经济活动中追求经济价值的时候，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理性的经济人，他们所具有的思想的、伦理道德的、社会的种种价值观念即文化价值观念同样也在发生或大或小的影响，有时还会起决定性的影响。当代工业发达国家的经营管理学不断地批评古典经营管理理论中的经济人的理论假设，把现代企业管理、市场管理的理论建立在社会人、文化人的理论前提之上，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深切地认识到了文化在企业管理和市场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文化价值还直接参与着经济价值的创造，一个物质产品不仅意味着一种经济价值，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文化价值。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发展，人们把消费过程看作不仅是一种物质生活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文化上的体验过程。人们越来越追求物质产品中的文化价值，希望物质产品凝结更为丰富的文化价值。这一切都说明经济的增长与发展离不开文化的参与和制约。
3.新发展观作为一种协调的、持续的发展观导致了对文化的重视。
协调发展是通过对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矛盾、问题的正确认识和恰当处理来实现的。这种处理不仅意味着要调整各发展单位、部门、地区之间的比例关系，调整人、社会和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还意味着调整个人与群体、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调整各社会集团、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调整和协调的过程是社会的利益结构的变动过程，这就要求人们不仅认识到自己的、眼前的、局部的、经济的利益，还要求人们认识到他人的、长远的、全局的、非经济的利益，要求人们在认识各种利益关系的基础上改变与协调发展相抵牾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形成与之相一致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人们的这种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改变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建设活动。因此协调发展是在文化的作用下实现的。
持续发展要求人们处理好当前发展要求和未来发展要求之间的关系，要求今天的发展能为未来的发展留有余地，不仅不能耗尽或毁掉未来发展的基础，而且要为未来发展提供更好的条件，创造和开辟更为广阔的发展可能性。为了实现持续发展，人们应恰当地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在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平衡；为了实现持续发展，人们还应为今后的发展作好科学上、理论上、人力资源上的各种准备。这就要求人们不仅开展各种能在今天带来效益的文化建设活动，也要开展各种虽然不能立即带来发展效益但能在未来的发展中显示效益的文化建设活动。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各种高雅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活动等等，常常不可能有直接的明显的经济效益，但对于未来的持续发展来说却是不可缺少的。要实现持续发展，就要重视文化建设，从这一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持续发展战略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发展战略。
综上所述，两种不同的发展观必然对文化采取两种不同的态度，导致两种不同的发展结果。我们的结论是只有实现发展观的根本转变，才能把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地位。应该指出，江泽民同志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和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实际上阐述了我们在上面所论述的新发展观，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理论。我们必须更加自觉地认识到转变发展观念、用新的发展观指导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唯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把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地位，才能开创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建设的新局面。
注释：
①a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95—296页。
②a 同上书，第127—128页。
③a 同上书，第296页。
④a 同上书，第128页。
①b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132页。
②b 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96—98页。
③b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102页。
①c 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第159页。
②c 陈岱孙：丁冰主编《现代西方经济学说》序言，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
①d 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第92页。
②d 同上书，第175页。
①e 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第12页。
②e③e④e 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第128、65、114—115页。
①f 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第99—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