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公共支出归宿机制研究——兼论中国公共支出均等化的政策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支出论文,均等论文,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归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经济增长是发展中国家的首要目标，但增长往往带来社会不公平(世界银行，2006)，财政作为弥补市场失灵的资源配置有效工具，既对经济增长有激励功能，也对收入公平分配有激励作用(Musgrave，1959)，具有权衡与取舍(trade-off)效应(Agénor，BayraktarandAynaoui，2005)。研究者对此进行了不懈的探讨。
社会公平是政府公共支出的依据之一。Meltzer和Richard(1981)建立了一个转移支付静态多数投票模型，认为中间投票人的收入越低于平均收入，他所获得的转移支付就越多。但是，Roemer(1998)指出，当投票对象是多维的，贫困群体的投票可能导致保守的财政政策。Rodriguez(1998)甚至认为，分配政策措施并没有受到总收入不公平的积极影响。Perotti(1996)也没有发现转移支付与不平等之间存在任何联系。然而，Milanovic(2000)在24个民主国家的跨国研究中发现，收入不平等导致了更多的收入再分配，前人的失误在于没有发现合适的数据，因此，公平是公共支出的重要依据。
经济增长是政府公共支出必须遵从的依据之二。Bertola(1993)、Persson和Tabellini(1994)以及Alesina和Rodrik(1994)均认为，政府基于社会公平目标的公共支出由税收融资，税收又由储蓄决定，因此，不平等导致的财政政策必然减缓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另外，Barro(1990)和Cashin(1994)考虑了由税收筹集起来的政府支出对增长的影响，他们把政府支出分为增长驱动公共投资和没有增长驱动效应的转移支付。Easterly和Rebelo(1993)、Agell等(1995)、刘穷志(2005)以及刘穷志(2007b)支持了前期研究的结论，实证分析认为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Gossmann(2003)就不公平导致的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联系建立了理论模型。
显然，公共支出、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三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相关理论研究不少(Fiaschi，1999；García-Pe nalosa and Turnovsky，2007)。在实证研究方面，Tanninen(1999)只进行了初步分析，中国相关激励机制的实证研究还是空白。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第二部分给出内生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公共支出归宿模型，第三部分是实证方法与指标数据，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最后部分是结语。
二、理论模型
理论模型的基本思路是：产出由私人部门的资本与劳动两个基本要素形成，作为公共部门的政府对私人部门的两要素征税并向私人部门公共支出提供公共服务，公共服务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如国防)、生产性服务(服务于私人部门生产，主要是对工农业等的经济服务)和非生产性服务(主要是教育、卫生和福利等社会服务)。一般公共服务的纯公共品属性大致使其平等地归宿于各私人部门；忽略公共支出的效率损失(如官僚租金与腐败)，经济服务和社会服务的归宿取决于政府目标偏好(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私人部门的资源禀赋(资本与劳力)、利益集团的呼声以及财政制度。
借鉴Barro(1990)，我们选择私人部门的生产函数如下：
这里，Y表示总产出，K是资本，L是劳动，A是技术参数，G表示政府支出，政府支出对其他要素产生正外部性。与Easterly和Rebelo(1993)相一致，我们假定公共投资(如工农业生产性公共服务)与增长存在正相关，G通过税收融资。假定G的融资实行平衡预算，依据财政制度，得到：
G=τrK+wγL
(2)
这里，τ和γ分别表示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的税率，且τ∈[0，1]，γ∈[0，1]。经由利益集团的利益偏好与选择博弈，假定θ表示总公共支出中用于生产性行为的部分，(1-θ)为基于社会公平目标而用于分配行为的那部分，则生产函数变为：
(3)式表明，具有一定资本和劳动要素禀赋的私人部门获得了相应的生产性公共支出，没有资本与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则不能获得生产性公共支出。生产性支出的“配套”安排份额取决于资本与劳动的丰富程度。因此，我们得到：
命题1：私人部门要素禀赋越丰裕，得到的生产性公共支出越多；没有资本与劳力的贫困人口得不到生产性公共支出。
假定(3)式中的私人要素获得它们的边际生产率，则资本和劳动的收入分别是：
(4)
和
(5)
命题2：私人部门要素禀赋越丰富，得到的非生产性公共支出越少；反之，私人部门要素禀赋越贫乏，得到的非生产性公共支出越多。这主要是由社会群体的呼声和政府社会公平政策目标偏好决定。
即时效用函数具有CES属性，假定消费者追求跨期效用最大化，则得到：
命题3：如果政府追求高速经济增长，那么公共支出总额中用于生产性公共支出的份额多，要素禀赋丰裕的富人得到的公共支出总额较多；但是，随着政府政策向社会公平目标转移，穷人得到的公共支出份额将会越来越多。
以上三个命题分别揭示的是基于增长与公平目标的生产性公共支出、非生产性公共支出以及总公共支出的利益归宿机制，也成为我们经验分析的理论基础。
三、实证方法与指标数据
遵照Van de Walle(2005)和刘穷志(2007a)，我们的研究方法的目标是测算公共支出在群体(比如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受益差别并分析产生差别的依据与路径。在个人收入数据缺失的情况下，考虑个人收入的决定因素，通过估计含有这些决定因素的计量方程，确定公共支出归宿差别程度并分析原因①。具体而言，计量方程为：
依据理论模型的三个命题，基于现行财政分权经济体制特征，我们选取公共支出归宿变量如下：
(一)被解释变量
依据普拉丹(2000)，我们考察按职能划分的公共支出的归宿。公共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支出、经济性支出和社会性支出。其中，一般公共支出主要包括国防支出、公共行政支出、外交外事支出、公共安全支出；经济性支出包括基本建设支出、工业支出、农业支出、交通支出、流通支出；社会性支出主要包括教育支出、科技支出、卫生支出、社会保障支出、社会救济支出、政策性补贴支出、支援不发达地区财政支出和专项支出。相关变量以各省人均量表示。受中国经验数据收集约束，我们所采用的工农业支出等极少数指标的外延小于指标内涵所规定的外延，我们采用的是相对指标，这种外延的缩小不影响我们的研究结论。
(二)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是指我国社会经济财政体制中决定公共支出在群体之间配置的变量，用以解释公共支出归宿差异的原因。这些变量主要有：
禀赋变量。该组变量是官方规定的配置公共支出的决定变量。中国分税制使各地区公共支出的提供决定于经济实力(归根结底是劳动与资本实力)和依赖于经济实力的税收量，中央财政的财力配置也偏好经济实力强的地区。我们以各省人均GDP代表禀赋变量。
缺陷变量。该组变量考虑的是各地区的社会经济缺陷，这些缺陷是政府支出弥补市场配置资源失灵的依据。我们以各省成人文盲百分率代表经济缺陷变量。
偏好变量。该组变量考虑的是社会经济诸群体在公共支出配置中的讨价还价能力。我们以各省人均年交通与通讯开支代表该变量。
财政变量。该类变量反映政府财政体制针对社会不公平的调控能力，转移支付是实现这一功能的有效机制。我们以各省人均全年家庭转移性收入来表示。
四、实证结果及结果分析
考虑到21世纪以来公共支出归宿差异明显，产生差异的路径显现，我们选取的样本期为2000～2005年，研究数据为样本期内全国31个省级单位的数据，资料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6年)以及Ravallion和Chen(2004)，分析方法为面板数据的普通最小二乘法，利用计量方程(12)，得出结果见表1和表2。表1和表2分别显示的是公共支出归宿差异及产生差异的机制路径。综合两表，我们发现了许多重要的结论。
(一)中国一般公共支出公平地惠及各阶层公民
在一般公共支出中，国防支出、公共行政支出和外交外事支出等的支出归宿差异不显著，不显著的原因显然与其纯公共品属性有关，即这些服务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这些服务的消费与其供给成本不成比例，因此，它们归宿于公民的比例是基本相同的，即使有差别，也不显著。其中，外交外事支出归宿差异竟然是零(虽然不显著)。这与我们的理论分析一致。只有公共安全显著地存在支出归宿差异，富裕人口比贫困人口少3.39%。公共安全支出归宿例外的原因是，公共安全服务不是纯公共品，而是混合公共品。这与城市(相对于农村)和沿海发达地区(相对于内地)犯罪猖獗的事实相一致。
从一般公共支出归宿的决定路径看，国防支出没有一个因素能显著地对其产生影响，充分说明了国防服务的纯公共品性质，国防服务在贫富人口之间的配置没有区别；与国防支出类似，公共行政支出和外交外事支出少有因素对其产生显著影响；而公共安全支出则不同，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拟合优度非常高，解释变量的t值说明系数均非常显著。从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可以看出，经济实力越强，经济缺陷越少，公民安全需求呼声越高，公共安全服务供给越多，这样看来，富裕人口可能得到更多的公共安全服务。但是，这一趋势被财政转移支付导致的归宿趋势所抵消：即使是少量转移支付对于少量的贫困人口的人均值来说也是较高的。在安全威胁偏好于富裕人口的情况下，转移支付效用更高。
(二)中国经济性公共支出基于资源禀赋“配套”需要而更多地归宿于富裕人口
在经济性支出中，基础设施支出、交通支出和流通支出等大多数支出更多地归宿于资源禀赋较丰裕的富裕人口，比贫困人口分别多3.07%、11.03%和2.36%，不过，工业支出和农业支出等少数支出则较少地归宿于富裕人口，分别比贫困人口少2.27%和2.03%。考虑现实中基础设施和交通设施等支出是经济性支出的主要部分，因此，资源禀赋丰富的富裕人口享受了更多的经济性公共支出。
从经济性支出归宿的决定路径看(流通支出的拟合系数不显著，我们没有考虑)，资源禀赋项的系数都是显著的，其中，工业支出系数的t值高达22.6743，而经济缺陷的系数有一半是不显著的，这说明，经济性公共支出即生产性支出主要是基于私人产出目标并依私人资源(劳动和资本)大小“配套”确定，经济资源丰富的富裕人口得到更多的生产性支出，占有资源少的贫困人口只能得到少量的经济性公共支出。命题1在中国得到了验证。
(三)中国社会性公共支出基于群众偏好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而大多归宿于贫困人口
在社会性支出中，我们惊奇地发现，国家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开展科技下乡活动、广泛实施农村合作医疗计划、建设新农村乃至构建和谐社会等使教育、科技、卫生、社会救济、支援不发达地区和专项支出分别比富裕人口多获得4.22%、3.66%、3.34%、4.25%、6.10%和3.00%，只有社会保障支出和政府性补贴支出由于历史制度惯性原因少于富裕人口。
从社会性支出归宿的决定路径来看，与理论假定稍有出入，支出项目对于资源禀赋只有一定的显著性，而对于群体呼声和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则是较为显著的。这说明，决定社会性支出即非生产性支出归宿的因素主要是群体呼声和政府社会公平政策，资源禀赋只有一定影响，这就证明了命题2的正确性。
(四)中国政府高增长政策偏好使富裕群体得到的公共支出总额比贫困人口多
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是发展中国家考虑的两个既统一又矛盾的目标，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要实施赶超战略，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带来了社会不公平问题，从而必须实施社会公平措施。经济性支出和社会性支出是中国政府均衡实施两目标的有效手段。但是，二者的权衡取舍是困难的。
基于当前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增长仍然是中国政府考虑的首要目标，不过近年来社会公平是政府越来越重视的目标。从近十年来的公共支出结构看，经济性支出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一直比社会性支出多，不过，两种支出有接近的趋势(见图1)。联系到命题1和命题2，可以粗略估计到，富裕人口所享受的公共支出一直多于贫困人口，但随着时间的延伸，贫困人口所享受的份额将越来越多。由此可见，命题3得以验证。
资料来源：由《中国统计年鉴》(2006)表8-5计算得出。
图1 经济性公共支出与社会性公共支出比较(亿元)
五、结论、政策建议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在一个由公私两部门组成的混合经济中，构建了兼顾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公共支出归宿模型，模型表明，生产性公共支出更多地归宿于资源据有量丰裕的富裕人口；社会性支出基于政府社会公平目标而大多归宿于贫困人口；在政府追求高增长的前提下，富裕人口比贫困人口得到更多的公共支出，如果政府考虑群体呼声和社会公平，则贫困人口得到公共支出的份额将会越来越多。
基于中国社会经济财政制度特征，我们选取了决定公共支出归宿的变量，在家庭数据缺乏的前提下，采用适当的计量方法，验证了理论模型结论。实证表明，理论模型的三个命题在中国基本上是成立的。
据此，我们提出政策建议：
(1)在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应充分重视社会不公平的严重程度，调整公共支出结构，适度增加公共支出总量。
(2)在具体公共支出方面：提高富裕人口的安全支出，确保其人身与财产安全；关注贫困人口过多的公共行政服务数量，提高服务于贫困人口的行政效率。加强对贫困人口所在地区的建设，确保贫困人口经济长期增长；关注富裕人口的工农业生产性资金短缺，增加必要的公共投入，确保其生产正常进行。改变旧的制度安排，扩大对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服务和农业生产政策性补贴，努力实现社会公平。
(3)重视公共支出归宿机制建设，提升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并增加其有形资本以增强其经济实力，减少乃至消除经济缺陷，保障群体呼声畅通并且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从制度上保证各项公共服务均衡地惠及社会诸群体。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理论模型尚嫌粗糙；本研究是基于省际数据进行的，缺乏对支出归宿意义重大的居民家庭的数据研究；本研究还假定公共支出无效率损失，忽略了公共支出归宿中官僚寻租与腐败研究。虽然这些不妨碍本文的论证与结论，却都是我们未来的研究方向。
注释：
①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刘穷志：《公共支出归宿：中国政府公共服务落实到贫困人口手中了吗?》，载《管理世界》，2007(4)。
标签：社会公平论文; 政府支出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经济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转移支付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