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的写作时地和屈原三次“放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屈原论文,离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离骚》的写作时地和屈原首次“放逐”
对于《离骚》的写作时地，由于材料的缺乏，迄今只有些旁敲侧击式的猜测，等于无论。
细绎《离骚》中的文句我们清楚地看出，屈原刚离开政治舞台不久，既没有把胸中的块垒叠化为沉郁，也没有激愤不已，无法自控，而是不断地求索，充满着信心和希望。《离骚》是我们研究其写作时地与屈原生平的主要材料，但不是日记式实录，需要和有关材料互相映证，才能打通文心和史实之隔。考《白虎通》云：
诸侯诤，不从得去何？以屈尊申卑，孤恶君也。去曰：“某质性顽钝，言愚不任用，请退避贤”。如是之，待之以礼。臣待放，如不以礼相待，遂去。君待之以礼奈何？曰余熟思夫子言，未得其道，今子且不留，圣王之制，无塞贤之路，夫子欲何之？则遣大夫送之郊。……冀君觉悟能用之，所以必三年者。古者臣下有大丧，君子三年不呼其门，所以复君恩；今已所言不合于礼义，君欲罪之可得也！《援神契》曰：三谏待放，复三年尽惓惓也；所以言放者，臣为君讳。若言有罪放之也，所谏事已行者，遂去不留。凡待放，冀君用其言耳。事已行篡，各去无为留也。……臣待放于郊，君不绝其禄者，示不欲其去也，道不合耳。以其禄参二与之，一留与其妻长子，使终祭其宗庙。赐之环则反，赐之玦则去。明君子重耻也。
由著名历史学家班固写成的《白虎通》有不可否认的史料价值，详细地记录了古代君臣关于劝谏纳言的处理情况。反复劝谏皆不对君主口味就要受到处理，处理的方式就是免去官职，安置在城郊。时间以三年为限，三年后如果起用就赐环召回，不然则赐玦放流。待放其间，享有俸禄，以养家口，还允许祭祀宗庙。待放从形式上称叫自疏，放才是放逐，有罪才能叫放。这也是古代中国常见的国事惯例。屈原第一次被放就是待放，即自疏性质。《离骚》云：“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表明诗人作《离骚》时处于自疏性质。《离骚》章末乱词说：“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称郢都为故都，又未远去，表明他所处的地点是郊外。检《湘君》诗云：“捐余玦兮江中”，表明此时君王已赐玦于他，而作《离骚》之前只是在郊外。《卜居》诗开头即写道：“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竭知尽忠，而蔽障于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乃往见太卜郑詹尹曰：‘余有所疑，愿因先生决之’。”这里的放是指待放，其竭忠蔽谗之说与《白虎通》三谏待放完全一致。劝谏失败是屈原自疏的原因，而三年不得复见君，尚能找太卜占疑决虑，也只能是待放于郊才能办到的。《离骚》中反复求媒， 配香草以述明礼，也就是《白虎通》所说的三年尽惓惓，冀君用言之方式，若已放流远去，当然做不了这些事情。
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说：“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根据司马迁的记载，是“王怒而疏”，疏就是所谓自疏，也就是待放。根据屈原作品和诸书有关材料的综合分析我们已经弄清，《离骚》是因疏而作，写作地点是郢郊，写作时间是待郊三年未能召回之时。
从臣子的视角说，君无道则去也是当时楚国的文化传统。《国语·楚语下》云：“吾闻国家将败，必用奸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谓乎？”“人求多闻善贻，以监戒也。今子闻而弃之，犹蒙耳也。吾语子何益，吾知逃也已。”“臣避于成臼，以儆君也。”由此看来，自疏不仅仅是一种礼遇形式，也是一种反抗形式。这种反抗形式，具有世界意义。《离骚》一词也见于《国语·楚语上》云：“骚离而远者距违”。骚离就是心怀不满而远去，也就是离骚之义。根据以上分析我们看出，《离骚》写在待郊三年临放流之前，所以表现的是政治家离开政治舞台的忧患意识和心灵的焦灼骚动，而不是一般的缘情之作。根据《史记》屈原在放流期间曾出使齐国的记载，学界推论应是楚怀王十九年事。如果推论可靠，那么，《离骚》写作的确切时间应在楚怀王十五年左右，即公元前314年前后。
二、内美：昔日政治生涯的回顾和总结
屈原在《离骚》开头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赐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这段话历来以为是屈原自述其世系、父字、姓名的可靠文字，但我们以为根本不是。
（1）如果传统的解释能够成立，那么也只能是灵均的世系， 不是屈原的世系。文学形象的灵均和现实中的屈原不能划等号，浪漫主义的杰作也不是现实主义的佳构。（2）屈原父亲名伯庸于文献无征， 司马迁在屈原传中不及其世系与父名，可见屈原没有显赫的家世，史家亦不把伯庸当成屈原的父亲。如果是也只能是灵均的父名，与灵均一样，是文学形象。〔1〕（3）屈原时代不使用摄提或摄提格一类的纪年方式，故言屈原诗中摄提为寅年说违反语言社会化的原则，断不可信。〔2〕（4）赐余以嘉名之赐以况父亲为儿子起名，于古无训。（5）汉字是独立的文化单位，平、原二字与正则、灵均语意相差太多。屈原如果要表述自己的名字，尽可以直说，不可能玩文字游戏。（6）既然说“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则以上是言内美无疑。姓名只是代号，不是内美，父名更不可拟屈原之内美。古人亦不当称父名字。（7）《礼记·曲礼下》云：“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妃，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可见称皇考必须是祭祀用语，必须是王族（君主）才能使用皇考一词。《离骚》不是祭文，屈原父不是王公，故称其父为皇考说当然不能成立。殷墟甲骨文中《卜通》521、《后下》35.5， 齐夷公《叔夷钟》等材料皆可证皇考为诸侯王家祭用语。（8）闻一多先生《离骚解诂》据《诗经》、《汉书·韦玄成传》已肯定皇考不是屈原父亲。理由成立。根据以上不同层面的若干理由已充分可以证明，传统的解说无法成立。
在首节的文字中，考字是能牵动全局的关键词。按朕指我，皇指君主，考则指考察。古代官员任用需要考察，使用晋升需要考课，考即此意。伯庸，就是大用，伯就是大，庸就是用。《国语》中庸勋、显庸皆是伯庸之意，即大用。《抽思》云：“岂至今其庸亡”，庸亦即用。这两句诗的意思是说，我是高阳帝的后代，君主考察我说能够大用。检《招魂》开头亦云：“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沫，主此盛德兮，牵于俗而芜秽。上无所考此盛德兮，长离殃而愁苦。”诗句表明，诗人幼即清纯、廉洁，明礼重义而受到重用，但后来君王与他离殃，就不再能考其盛德。这里的考与《离骚》开头一节的考用意完全一致。考就是考核、体察，选用之意。“朕皇考曰伯庸”就是上考有盛德而大用。称君主为皇还有赞美君主之意（详见《白虎通·君》）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摄提一词过去以为是摄提格，既是摄提格为什么省去一个格字呢？作摄提格解亦属联想之训。摄提就是摄位提升、贞就是正。正是孟陬，犹言初春，暗喻得时。“惟庚寅吾以降”，一个惟字把前后句语意分出层次，表明诗人比较重视的是“庚寅”。“庚寅”日摄位提升有什么呢？考《史记·楚世家》云：“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可见庚寅日是楚先祖清除无能之辈的日子。姜亮夫先生言庚寅日是楚国的一个重要节日，乃据有关史料统计而得出的结论。所言甚是（《楚辞通绎》）。降就是任命之意，即天降大任于斯人之意，过去君主在任臣等国事之时皆要求之鬼神。《国语·楚语下》云：“夫神以精明临民者也，故求备物，不求丰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纯、二精、三牲、四时、五色、六律、七事、八种、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品、万官、亿丑、兆民经入畡数以奉之，明德以昭之，和声以听之，以告偏至，则无不受休。”又《国语·周语上》云：“神享而民听，民神无怨，故明神降之。”“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由上引材料与此诗互证可知，屈原受命于危难之际，是受神灵与君主之命而上任的。
“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这里的皇与上面皇考的皇是一个意思。览揆即观察衡量之意。初度指已经任职情况。《国语·周语上》云：“考中度以衷莅之”，考就是皇考之考，度有任职使用之意，故君主下面两句赞美词云：“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过去我们解释时皆言是屈原的名与字，人为地把屈原名字作两套观，大为不当。据《国语·周语下》，立无跛为正，正为德之道，则指法度，可见此句乃言屈原为臣无跛端正有法度。“字余曰灵均”，字是爱称之意，又作
，见《书·康诰》。均指忠于职守，为官正直，办事公平。 灵均就是如神灵般的公正合理。《国语》卷一、二云：“忠分则均”，又云：“其余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宁宇，以顺及天地”，“故明神降之，观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国之将亡，其君贪冒，辟邪。”由此可知，均还有为朝廷布福平政之意。所以字余灵均就是说君王赞美他为政布德的均平。诗人在《异往日》中亦云曾受信用，受诏以时，“奉先功以照下，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与正则、灵均的含义比较接近。司马迁在《史记》中亦称屈原很得楚怀王的信任，担任十分重要的职务，和《离骚》的表述也完全一致。
诗歌言“既有此内美”，则表明以上诗句表达内美无疑。根据《国语·楚语上》，上下、内外、小大、远近皆无害，才能叫美，可见楚人把美分为八个方面，而以无害为标准。所谓无害实际上就是指有益，所以屈原的内美就是指他为政受命时期的成绩和经过。据《史记》，屈原入则与王图议国事，出则接遇宾客，还担负造为宪令这些至关重要的内政工作，所以内美应是屈原受命为政之总结。姜亮夫先生虽没有对内美的上下关系进行分析，但他发现了外美，即楚辞中有一种与内美相关的外美（见《楚辞通绎》），复可证《国语》八美之说与《离骚》的表述反映了相同的审美意蕴。
三、离郊赴洞庭为屈原第二次放逐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录了屈原被放逐的原因，但对放逐的地点与次数没有明确的说明，因此后人猜测颇多。以为鸟集汉北便表示屈原被贬到汉北去，不免滑稽。按《抽思》云：“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好姱佳丽兮，牉独处此异域。”一般皆以此为据言屈原曾放逐汉北，（如聂石樵《楚辞新注》第113页注云：“汉北，汉水之北， 屈原初次被迁谪的地方。”）我们对诗句稍加审视就会发现，“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只是一个兴句，好姱以后才是诗人自述。汉北是楚之祭祀的望地（见《韩诗外传》）。也就是“越鸟巢南枝”之意，述自己独处不能返回郢都的苦闷，所以屈原不曾到过汉北，更无从谈起初次放逐汉北。
《湘君》、《湘夫人》二诗，过去以为是礼神之作，实未得其要。“二湘”记录了屈原第二次放逐，即自疏三年后远去洞庭，中间又被召回的历史过程。《湘君》说：“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醴浦，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时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与。”《湘夫人》说：“捐余袂兮江中，遣余佩兮醴浦。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时不可兮骤得，聊逍遥兮容与。”余袂句，前人认为，衣袖子怎么能抛弃呢？汗衫又怎么能脱下送人呢？认为这是矛盾的。今人解诂一有困难就用假借之法，或径斥为错字，这种图省事的解法看似有理，实际上去本意甚远。实际上这两首诗中的结尾不同反映了诗人的心情和处境的不同，可谓微言大义。
“捐余玦兮江中”的玦就是鸿门宴上范增屡示项羽的那个东西，也就是《白虎通》中赐之玦则去的玦，表明“二湘”写作自疏完成后的第二次放流期间。接着诗人把佩也扔到了醴水里，把芳洲的杜若也无可奈何地留给了“下女”，而不是他朝思暮想的“美人”。忧虑“时不可兮再得”，表明他在中洲等待召回，但焦灼失望。“望君兮未来”这种忠贞向往之情感染得“女婵媛兮为余太息”，而自己涕泪纵横。但依然痴心不改，盼君陫侧，积极争取君王回心转意。托媒求合，“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然而这反反复复的举动并没有真正打动君王：“交不忠兮怨长，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说好了又变，不是君王不守信用，而是交之不忠。当屈原醒悟过来以后精神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冲动地狂奔江皋，落魄北渚，最后痛苦地“捐余玦兮江中”。由此可见，抛玦表示他对君王恩爱的一种失望的痛苦之情。但《湘夫人》中却与此情景相反。虽然帝子来的时候“目眇眇兮愁予”，但已“与佳期兮夕张”，好消息带来了。“闻佳人兮召余，将腾驾兮偕逝”，诗人一听到是召回，马上就要腾驾，腾驾就是高兴极了一下子跃上“马背”飞奔之意。再看诗人眼中的世界：“九疑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山欢水笑，娱神怡心，与天地共舞，乐莫乐兮新相知。因为再次相知，诗人浪情地“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褋兮醴浦”，摆起大袖子甩向江水，实为潇洒传神的一笔。他采摘的汀洲杜若此时怎么处理呢？他要“将以遗兮远者”。机会难得，诗人要把香草捎给“远者”，这时的“聊逍遥兮容与”已由茫然无绪变为悠然自得之态。
湘水是一个宽泛的悠长的地理概念，以“二湘”确定屈原二次放逐在湘水流域，固然不错，但不很固定。准确地定位屈原第二次放逐地点应在湘水与长江交汇处的洞庭湖一带。考晋·王子年《拾遗记》卷十云：
洞庭山浮于水上，其下有金堂数百间，玉女居之。四时闻金石丝竹之声，彻于山顶。楚怀王之时，举群才赋诗于水湄，故云潇湘洞庭之乐，听者令人忘老，虽《咸池》、《九韶》，不得此焉。每四仲之节，玉常绕山以游宴，举四仲之气以为乐章。仲春律中夹钟，乃作轻风流水之诗，宴于山南；时中蕤宾，乃作皓露秋霜之曲。后怀王好进奸雄，群贤逃越。屈原以忠见斥，隐于沅湘，披蓁茹草，混同禽兽，不交世务，采柏实以合桂膏，用养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泠之水。楚人思慕，谓之水仙。其神游于天河，精灵时降湘浦。楚人为之立祠，汉末犹在。此山又有灵洞，入中常如有烛于前。中有异香芬馥，泉石明朗。采药石之人，入中如行十里……
由上述可知，洞庭湖畔应当是屈原放流的地点，那是一个充满浪漫色彩，景象优雅的地方，也是过去怀王与臣僚赋诗抒情的行宫所在地。屈原此去，或还有别的原因，尚有待于证实。
在《离骚》中屈原虽提到“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辞”，但只是一种虚设诗情。而“二湘”及王子年《拾遗记》所述则明确表明其流放地点是洞庭。又《哀郢》云：“上洞庭而下江”，也是说明他被放逐的地点与湘水有关。复核其《涉江》一诗，亦可证以上所论是实。《涉江》云：“旦余济乎江湘”。江指长江，湘指湘江，皆为楚之望地。《韩诗外传》卷三云：“古者（楚国）圣王之制，祭不过望。濉、漳、江、汉，楚之望也。”因为是放，所以允许去祖先发迹地望，但逐则不然，逐是逐到边远荒僻之处。诗云：“步余马兮山皋，邸余车兮方林。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方林即方山邓林，沅指沅江，皆在楚都赴洞庭的路上。由此可见，屈原第二次放逐所去地点应是洞庭。从《涉江》诗看，诗人此去已不像《离骚》写作时的愤怒和恐惧，而是比较冷静，但也更加孤独和失望。
四、东迁汩罗为第三次放逐
对于《哀郢》一诗，王夫之等以为是秦将破郢时写作，今人以为不妥，大多从王逸《楚辞章句》作被放流时之作说。这些意见皆着眼于悲苦之辞，有一定的道理，但屈原是由放流改为放逐的。疏只是离开职务，放是放流外地。而逐是赶向僻壤，有固定的地点，比其疏的地点更远。《哀郢》一诗就是诗人由放流改为放逐时的作品。诗云：“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东迁就是《史记》中说的“顷襄王怒而迁之”之迁。因为放逐不允许在望地或故乡（很可能洞庭汉北一带为屈氏祖先活动区域），故有“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之句。其结句云：“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可见这次东迁的时间是春天，性质是弃逐，方向是从江夏，运舟下浮，“上洞庭而下江”即到汩罗江去。所以诗中提到故都、州土、江介、陵阳、南渡。至“孰两东门之可芜”，“至今九年而不复”，说明他已有多年未能干政。东门为古代都城的正门，借指国家，此则言楚国将处于覆灭之厄运，可见诗人的心情十分地悲愤、绝望。
五、彭咸：一个远去而飘忽的范式
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彭咸是殷的大夫，因谏国君不听，投水自杀。但根据何在？不得而知。由于先秦典籍中没有关于彭咸生平，甚至名字的记载，后来学者即难以就此展开研究。有些没有文献根据的解说如巫彭与巫咸合称之类，未免有些随意拼合之嫌，如空中作画，难以认可。屈原多次提到彭咸，从没有分开。有些学者曾就此进行过认真的研究，有许多精当的见解。如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彭咸是谁》云：
《国语·郑语》：“彭姓彭祖豕韦诸稽，则商灭之”，谓彭祖实为彭姓之祖。而彭姓为祝融之后，祝融为颛顼之子或孙，颛顼即高阳氏，楚之祖先。所以，屈原心目中念念不忘的彭咸也正是楚之先贤，这才可以说明屈原一贯的感情，才可以说明《离骚》一开头便谓“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的写作深意。另外，从《楚辞》的描写看，彭咸属伊尹、姜太公之流的人物，一方面是治世之才，一方面是隐者、神话式的人物。屈原也正含有帝王的世系与隐者的双重身份……因此彭咸乃成为他进退的依据。
林庚从彭氏的由来着手，分析彭氏与屈原的远祖关系，有一定的道理，称彭咸为隐者、神话式的人物也比较合乎作品实际。但言彭咸为屈原进退依据，彭咸为姜太公式人物未免有失偏颇了一些。我们拟通过《楚辞》中全部有关彭咸的文字进行全面考察，给他画一幅简要的素描，并解各有关文句之含义。
（1）《离骚》与彭咸。 《离骚》中彭咸凡两见：“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屈原饮露餐菊，以通天地；练要缀芳，自明高洁，乃是学习先贤而然，而彭咸是前修中的杰出代表。古今人心难免隔膜，但高洁的品性未免有相似之处。这是屈原效法彭咸的原因，与世系似乎没有直接关系。换言之，屈原不是因为彭咸和他有远亲关系才去学习他。又《离骚》末章乱辞云：“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这两句话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屈原被迫远行的心态，但不是投水前的心态，所以称从彭咸之所居是投水自杀不能成立。味其文意，从彭咸之所居就是在国中无人相知的情况下，离开政治舞台到外地去，亦即“自疏以远逝”的远逝，还有与非美政不同流合污之意。那么，由此反求彭咸，应是古代很可能是在政治气氛不清明时远离官场，超脱尘凡的楚国隐者形象。
（2）《抽思》与彭咸。《抽思》云：“历兹情以陈辞兮， 荪详聋而不闻。固切人之不媚兮，众果以我为患。初吾所陈之耿著兮，岂至今其庸亡。何独乐斯之謇謇兮，愿荪美之可完。望三五以为象兮，指彭咸以为仪。”此言自己有行范，忠而不用，君王傲而无礼。但他依然希望君王能够天下久长。完或释为光，以完解当为完全长久之意。“望三五以为象”，旧以三皇五帝解三五。屈原时代是否将三皇五帝约成三五尚可讨论，但三皇五帝必不可望，所以诗人所望乃明月，以三五相况而已。象指法相。《易·系辞下》：“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意谓作为南楚之官愿象皎皎之月那样纯亮周全，象彭咸那样有法度，再述其对楚王的忠贞。由此看来，彭咸是位忠贞有仪范法度的官僚。
（3）《思美人》与彭咸。 《思美人》于彭咸只一见云：“广遂前画兮，未改此度也。命则处幽吾将罢兮，愿及白日之未暮也。独茕茕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此诗句表现的仍是一种发愤图强的精神。愿趁君王（白日）未老之时，自己虽疲劳，但仍要干一番事业。究其原因乃追思彭咸使然。故思彭咸不是投水，而是要向南去干一番事业。
（4）《悲回风》与彭咸。《悲回风》有三次提到彭咸。1“物有微而陨性兮，声有隐而先倡。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诗句以物性类比，声有隐指心有郁结，先倡，开始表达出来。这两句诗赞美彭咸能始终保持志介，不改初衷。可见彭咸是个始终保持名节的人。屈原在作品中多次提到范蠡、介子推这些隐士，以示敬佩之情，也是通于身世之感而然。表达了与彭咸相似的情感。2“宁逝死而流亡兮， 不忍为此常愁。孤子吟而抆泪兮，放子出而不还。孰能思而不隐兮，昭彭咸之所闻。”宁愿迅速死去，或者放流远方，也不愿忍受绵绵不断的焦愁之苦。但是退居山林，泪无洒处，吟而无闻，一去就很难再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在那种情境下，只有彭咸能相与昭闻。那么彭咸必然是位退居山林的智者高士。3“凌大波而流风兮，托彭咸之所居。 上高岩之峭岸兮，处雌蜺之标颠。据青冥而摅虹兮，遂倏忽而扪天。”凌波乘风就是托彭咸所居，那么托彭咸所居就是泛舟五湖。《离骚》中也提到的彭咸所居就是随波逐流，走向大自然，听潮观气，扪天摅虹。
由上述我们看出，彭咸是古代，很可能是楚国的一位曾经身世显赫的人物，有经国之才，后来受到打击、排挤，只好退居山林，四海为家。但他对祖国的忠诚没有改变，依然保持着耿介的品性。有些著述一提到彭咸就以为屈原要死，好象彭咸为好死之徒，未免令人难以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