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纹源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源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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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是一种古老的装饰文样，在研究、弘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的热潮中，不少人关注过这种纹样，也有不少议论，诸如“”纹是土家族的吉祥纹样，“”纹是中原汉族的传统纹样，“加珞”（十字纹）与“”纹是藏族传统纹样等等，这些问题，不仅提出了这一纹样的民族属性问题，并涉及研究民族文化的交流与传承问题。不少人一直认为该纹样是中原汉族文化的传统纹样，经历代的发展，传播到了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而且可以找到许多传播的载体、媒介，如丝绸上的纹样中不少是“”纹或者“”纹的变体。瓷器上、刺绣等工艺品以及服饰艺术纹饰中，都可以找到大量的“”纹样。当然这些工艺品首先是在中原汉族地区发展起来的，一般说少数民族地区的丝绸、瓷器工艺的发展较晚，甚至到今天，有的民族尚不能生产丝绸和瓷器，西藏高原至今都不生产瓷器，也不生产丝绸和丝绸绣品。
这一纹样在世界不少地区也曾流传，古代印度佛教文化中有此纹样，现代“二战”中的德国纳粹党曾用这一纹样作旗徽帽徽图案。这样以来，该纹样具有的特定内涵，究竟是“善”、是“恶”、是“福”、是“祸”、是“吉祥”还是“残暴”呢？
有人发表文章说：“同一纹样，可以有不同的内涵”，据说，“土家织锦中的和希特勒的帽徽有些相象，但不能等同视之。因为在阶级社会，不同阶级对艺术的真、善、美有着不同的标准；即使是同一纹样，也有着不同的内涵。”接着又说，“土家织锦的是土家吉祥如意的象征，是对和平、幸福、发达、昌盛的追求。这与希特勒帽徽的含义完全两样，泾渭分明。而且，土家织锦中的比希特勒的帽徽要早若干个世纪，这怎么能相提并论呢？”〔1〕他最后提出， “不能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如果因为土家织锦中的“”与希特勒的帽徽有些相似而认为是法西斯主义，就把这象征土家人民共同心愿的“”纹从锦坛中抹去，那是不适当的”〔2〕。 不难看出该文作者是以维护民族文化利益为出发点，弘扬民族艺术传统为主旨，虽然是一片热忱，可惜的是他并没有以足够的论据把二战中德国旗、帽徽的涵义说清楚。倒使自己的论点陷入形而上学。
“”纹渊源和原义
要弄清“”纹的含义，在各地流传的情况，不能只是“瞎子摸象”式的断章取义，应弄清楚这种符号的源流，及其最基本的含义。“”纹在世界许多地区流传，最早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纹样中。在中国发现有这种纹样的原始陶器，比较集中地出现在青海省的马厂文化中。马厂文化最早是于1924年在乐都县（旧称碾伯县）马厂垣发现的。马厂垣现隶属民和县。马厂类型文化分布，在青海境内主要在民和、乐都与西宁。
马厂文化有以下特点：马厂类型的人们是以农业为其经济生活的主要来源，在遗址及其文化遗存中的墓地，发现有不少粟类农作物遗迹。这些粟类装在较大的粗陶容器中。其数量相当可观，有的一处放置三、四个大粗陶瓮，而且都装满了粟，表明农业生产达到了很高水平。人们经营农业的同时，还从事纺织业与制陶业等手工业活动，有许多石器，如石斧、石锛、石凿、石刀和纺轮等作为随葬品。随葬品男女有别。据84座墓葬材料的统计，53座男性墓中有45座墓随葬斧、石锛、石凿等生产工具；而在31座女性墓中有28座随葬石、陶制成的纺轮，这一统计数字表明男女有分工，男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女人主要从事纺织劳动。
马厂文化时期制陶业十分发达。陶器器形、装饰已很复杂，有独创特点。陶器表面装饰有绳纹、锥刺纹、划纹、附加堆纹和繁褥的彩绘纹样。彩绘以黑为主，兼有红、黑二彩。在器物上部往往施一层红色或紫色的陶衣。
〔4〕
在中华大地上自古流传一种对繁衍之神的崇信。对繁衍生殖崇拜的形象表征，具有多种形式。在汉代画像石图形中，有不少伏羲与女娲的形象。如四川新津宝子山汉代石棺画像所表现的伏羲、女娲为：伏羲举日，女娲举月，两尾相交的形象；东汉武梁祠石室画像中，伏羲与女娲执规与矩，双尾相扭。到汉代已经是原始社会生殖崇拜活动的高级阶段，当时把阴、阳之体，用神话中的人身龙尾的形象来表现。再追溯之，在原始社会文化遗存中，赤裸裸地正面表现，甚至夸大突出女性、男性生殖器官的形象特征，则有不少出土文物。如陕西黄陵出土的龙山文化遗物陶祖。（图3）
在马厂文化中出土有人像彩塑壶，在陶壶的颈腹部塑有一全身人形裸体像。可以看出塑像的性器官是被有意识突出的，有意思的是该形象既有男性的特征，又有女性的特点，是谓不男不女，又男又女的神秘形象。对其性别问题，学术界认为是男女复合体，是两性同体崇拜，是父权制与母权制斗争的产物。〔5〕
在父权与母权制斗争过程中，男性的崇拜逐渐被重视并流行。在新石器时代，父系氏族逐渐成为社会的主体，并随着彩陶纹样的发展，把男（阳）女（阴）的自然形象特征抽象化为符号。表现男性的凸符号，中国古代称之为“胜”。（图5）传说中的西王母头戴胜， 想必也是凸的基本形态。西王母戴“胜”作为头饰，大概喻义阴阳之合，万物之生。
凸（胜）可以简化为“⊥”，“⊥”的上下二方连续变为“+”（图4），所以“+”纹也是阳性符号， 如今医学上仍然把“+”作阳性符号。而胜“凸”可作二方组合如图（5—1）所示，称为“双富贵”，其二方连续图案如图7所示，称“富贵不断头”。凸纹的四方连续图案，其中心便是“”纹，如图5—2所示，故此纹应表示“阳”。
从这些资料分析，该纹样为阳刚之象，“阳”、“胜”，强雄之谓；《易经》曰：“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生长繁衍为世事之喜；阴阳之交，天地之始，高媒之神，万物之祐，保护神之象。再从汉字的引伸，可以找出许多同义词，如喜庆、吉祥、长寿、永葆、富贵、常青、英勇、无畏等等。这些涵义应该是该纹样的原义和它在中外各地流传的基本意义。
“”纹的艺术生命力
该纹样从表义的符号到抽象的图案衍化，已经属于艺术的范畴、美学范畴。美要不拘泥于具体。特别是图案、纹样之类的工艺美术，这个领域美越具体也越容易过时。美要抽象，抽象的美和具体事物结合最不容易感到陈旧。图案、图画都有流行的时代，有的流行时期长，有的流行时期短，其原因除图案、纹样本身的寓义之外，它的艺术形式之美学特点也是至关重要的。
美的生命时间长短要看作品余地留多少。留有余地，引起联想，引人入胜。在中国工艺绘画中，画成红花绿叶，倒不如画成金花黑叶更耐人寻味。
画中之形象、色彩，孕育于大自然之形色；然而绘画中之形色，又不能是自然之形色。画中之理法，孕育于自然之理法；然而自然之理法，又非画中之理法。画为心源之灵，有别于自然之态。
“”纹具有图案性，更具有虚幻性。其线性变化使它具有特定的美的形式，它的形式美给人们留有充分余地。看到它的人可以使想象飞腾，可以使其意念幻化。可以想象它是稳定的，也可以视其为旋转的。可以看作方形、多角形，也可以理解为环、圆、圈、球形的衍化。如果视其为旋转的形体，就是轮的形象。故此，美的规律赋予“”纹以无比的生命力。
“”纹样在西藏高原的流传
青海省马厂文化遗址，学术界认为是古代羌人文化遗址，在青海新石器文化发祥地区有许多以“羌”命名的地点，定羌（宁夏）、破羌（乐都）、临羌（西宁）。马厂文化彩陶纹样中的“+”、“”纹样，随着羌人的迁移活动传向西藏高原。历史上，甘肃、青海等地羌部族与西藏土著之间的迁徙和文化交流非常频繁。
春秋末期有名的羌人先祖无弋爰剑的故事，具体说明羌人在青海的生存和外迁的史实。无弋爰剑的的第四代发展为许多部族，其中唐旄（音毛）羌及无弋爰剑之孙印（音仰）的本部进入了青海西南地区（今玉树藏族自治州），并进入藏北羌塘地区。
发羌（“发”读“卜”，与藏族自称之“博”同音）约在公元前3 60年进入西藏雅隆地区。牦牛羌、越巂羌进入岷江、大渡河和云岭金沙江流域。白马种广汉羌进入白龙江（又称羌水）流域。参狠种武都羌也进入了白龙江流域。无弋爰剑另二孙忍部和舞部留在湟水一带地区。
发羌进入雅隆、唐旄羌进入羌塘的时期，当地的古代居民尚处在七天王时代。在西藏高原流行着一种原始宗教称“万字本”，其宗教活动与“”符号有关。
古代西藏高原流行的“”纹样中，也有该纹的变体，称作“雍中”，如图1—4，表示喜旋之意，也有“坚固不变”之意。它的梵文是“Syastika”其意为“神秘的十字”。
“”纹样在西藏建筑彩绘、服饰及卡垫图案中都有所见。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日喀则地区江孜县还有人穿用绣着“”形纹样的坎甲，此处的“”纹与日、月、火焰图案结合为一组图案。可能是寓意日月长存，光辉不息之含义。这种图形的表现手法有剪布、刺绣和绘制。色彩比较单纯，结构比较严整。
该纹样在西藏民间的流传，生命力很强，往往不会因为历史时代的更新而改变其面貌。
明、清时期西藏工艺品中的“”纹样，特别是丝织品上装饰纹样中的“”纹，显然是由中原地区传入的。
“”纹样在超凡世界
此纹样在佛教文化中的应用更具神秘感。可能是因为这一纹样所具有的虚与空的抽象性，早在古代印度婆罗门教、佛教的纹饰中都有其形象，在古印度被认为是太阳与火的象征。
佛教用此纹样的地方很多，法器、帷幔的装饰，经卷与壁画中都有出现。更重要的是在佛像的胸前绘有这种纹样，作为释迦牟尼三十二相之一，称“室利靺
洛刹朗”，其含义是“胸部的吉祥如意”，古代曾有汉文意译“吉祥海云相”。
这一纹样被描绘在各尊佛像的胸前，使之更显示出特殊的神圣、尊严、崇高和威力。神秘的纹样赋予佛像以神秘，神圣的佛像赋予纹样以神圣。由于佛教广为弘传，此纹样在民间也被视为具有圣灵的威力，可以保佑吉祥平安，甚至可以逢凶化吉。它与护法金刚有差不多的法力。
“”纹样的左旋与右旋形式
此纹样在远古文化中就有其左旋与右旋的形式，在中国五千年前的青海马厂文化中，有单体右旋“”纹，见（图1—3），同时也有左旋“”纹。（图1—1、2）
在民间的流传中，两种形式都存在。土家族的工艺美术中，此纹以左旋形式为多。西藏高原民间手工艺术品中此纹以右旋形为多，如后藏地区的藏族服饰上饰有右旋形式的“”纹。本人在西藏曾拍有该服饰的照片。在西藏的建筑中，也有右旋形式的“”纹。
不仅在历代世俗文化中存在左旋与右旋的两种形式，就是在佛教文化中，该纹样也存在两种形式。
现存昆明市筇竹寺的南无阿弥陀佛像之胸部绘有左旋“”纹。在西藏佛寺的佛像宝座上，或绘或塑之纹样多为左旋状。而在布达拉宫所藏唐卡艺术中，绘有右旋形“”纹。
在佛经中多以右旋形式出现，有时亦为左旋形式。唐代慧琳在《一切经音义》（卷二十一）一书中指出该纹以右旋形式为准。也许是由于佛教经典的规范作用，故在中原地区该纹以右旋形式流传为多。可见该纹的左旋、右旋是其流行的两种形式，虽然存在两种形式之原因有待研究，但可以肯定并非两种纹样。
“”纹样在中原的流行
昔炎帝，原居姜水流域，为上古姜姓部族首领，号烈山氏。姜与羌在远古乃一字，故为羌人。炎帝东迁至黄河流域，曾与黄帝战于阪泉（今河北涿鹿东南）。炎帝东渐把古羌人文化带入中原，同中原文化融汇。
这一纹样在中原文化中流传的情况，不像在西藏高原和佛教文化中那样神圣，但也是用于歌功颂德，祈福祝寿。由于该纹样在封建社会，特别是上层社会大雅之堂长期沿用，它那原始意义，生殖繁衍崇拜的意义早已淡化。那些儒家学子根本不去追溯其原义，甚至有意回避与儒家观念不谐和的性崇拜。于是在人们的观念中只留下了“吉祥如意”、“福寿延年”的象征义。
到唐代盛时，歌舞升平，好大喜功的武则天，为祝愿自己皇位的稳定，政运亨通，在长寿二年（公元693 年）特颁旨宣告定名“”纹为“万”字读音。唐代以来中原都沿用“万”的读音。由于皇家对这一纹样的尊崇并将其应用于贵重礼仪之品，金玉丝帛之装饰，于是也为民间广为仿效，成为中原一带民间广为流行的纹饰。
由于这一纹样自身的形象特征，适合以单独纹样、二方连续纹样和四方连续纹样的方式存在，并有一些它的变体形式，故而被广泛用于民间工艺品，不论建筑、雕刻、彩绘、书画、陶瓷、锦缎等都曾有这一纹样出现。
随着汉文化中丝绸、陶瓷、书画的广泛传播，特别是在中世纪以前就已在海外广为弘扬，该纹样也随之在海内外风行。
“”纹在其他民族文化中之流传
生活在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文化中，也有该纹样的流传。南方一些民族，多善刺绣、织锦、染织等手工艺。在这些工艺品的装饰纹样中，时时可看到它的形象出现。
土家族就是以织锦闻名的民族之一。土家族素以“土花铺盖”著称，其织工精巧，色彩绚丽，享有盛名。土家族姑娘出嫁时，在所有嫁装中，织锦是最珍贵的，土家称其为“西朗卡普”。每一件西朗卡普上都织有“”纹饰。而且在嫁礼的枕头、枕巾、帐帘、门帘上也有它的形象。土家姑娘的家人把该纹样视为“家发人兴”的祝福。土家人习惯把“”纹同“+”、“×”纹看作是同一纹样的变体。在一些不便以此纹表现的物品上，便以“+、×”纹作为它的简化形式。土家族在捆扎礼品时，都用红丝线或红缎带捆扎成“+”、“×”形结。如在祝贺新婚的“挑火”（贺礼）上，用红纸条贴成“+”字。“挑火”一般是粑粑、黄豆、米、酒等食物。不仅作为贺喜礼品，也用于祝贺亲友新屋落成。
对新生命的诞生，土家姑娘的娘家人望月最重要的是送“盖裙”、“脚铺盖”，这两件礼物都是土家族的织锦工艺品，上边有“”纹。其他物品，如帽子、鞋子、围嘴（口水垫）等，也都绣有这一纹样。新生婴儿的穿戴、睡具之上也都有此纹样，以预祝小孩长命百岁。
尚有一些习俗同此种纹样有关，如小孩入睡后，大人离开时，要用黑灰在小孩额上画个“×”，再把火钳张开插在旁边，黑灰所画“×”纹，火钳张开成“+”字形，都可以看作“”纹的象征。妇女产后满月回娘家时，要在小孩额上画一个黑“+”字，以祈平安健康。这可以称之为“万”字文化吧。
在广西、云南、湖南、广东、贵州等地同各民族杂居和聚居的苗族、瑶族的装饰纹样中也有此种纹样，其涵义也大致相同。
“二战”中德国纳粹党徽之纹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法西斯旗帜上的“
”纹图案，随着侵略战火的漫延，留给人们深刻的印象。因此不了解“”纹源流的人们，便把“”纹同法西斯的暴行联系起来。难怪有人提出“同一纹样，可以有不同的内涵”，如果说一个纹样在不同场合中，可以引伸它的意义，当然是有的，但是所引伸的意义，应该是同义而非反义的。
说起“二战”中德国旗徽的纹样，它也是具有褒义的胜利符号。任何一个政治集团或军事集团，都是以正面的，甚至是美妙而神圣的言词和足以代表美妙言词、神圣使命的图形作为自己政党的标志。
“二战”中德国旗徽的“”纹，曾经是雅利安人争取胜利斗争的标志。这中间还有一个历史的误会。
远古时期，在中亚地区，曾有一个自称“雅利阿”（Arya）的部落集团，主要从事畜牧业，擅长骑射，有父系民族社会组织形式，崇拜多神教。约公元前二千年至公元前一千年期间（相当中国商周时期），雅利阿部族分裂为几个支系，向几个地区迁徙。其中一支南下定居印度河上游；一支向西南转移，进入波斯，另一支迁入小亚细亚（即今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到了十八世纪，欧洲语言学家们在科研活动中，为了研究的方便，用“雅利安语”这一名词来概括印欧语系的语言。
后来人们推论，既然“雅利安语”能够概括印欧语系的语言，那么讲用印欧语系的语言者，必然出自同一祖先。从这一假定的推论中又得出一个假定的结论，认为印欧语系各民族的同一祖先就是雅利安人。
欧洲的贵族阶级又宣称雅利安人是贵族的先民。种族主义者们进而利用这一历史的误会，把自己说成是雅利安人种，即高贵人种。
德国贵族阶层，为扩大贵族的权势，曾利用“”纹作为“争取雅利安人胜利斗争使命”的标志。德国法西斯主义者制造一种理论，说什么德国贵族具有某种体质上的特点，属于“纯粹雅利安人”的嫡系传人。于是，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在1920年采用了“争取雅利安人胜利斗争使命”的标志，以“”纹作为纳粹党的党徽（图8）。 纳粹党徽用于旗帜为斜置，纹样黑色，白边、红地，外加圆框；用于飞机时外加方框；悬挂厅堂时，有时正置即为“”形。
由此可见德国法西斯分子的侵略和残酷罪行，并没有改变“”纹的基本含义。它仍然是“胜利”、“长寿”的吉庆的褒义。只能说法西斯的铁路和屠刀沾污了这一圣洁的符号。
在研究一种广为流传的民族、民俗文化时，不能从一时一地出发，更不能有大民族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的偏见，否则会走进研究的误区。兹所略悟，愿以共勉。
·附图见下页·
注释：
〔1〕《民族学通讯》，1989年第86期第5页。
〔2〕《民族学通讯》，1989年第86期第6页。
〔3〕《青海古代文化》，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0页。
〔4〕《抓髻娃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9页。
〔5〕《青海古代文化》，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