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邓小平关于农业问题的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思想论文,农业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纪之行
邓小平同志作为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直高度关注农业问题。他的有关农业问题的一系列重要论述，集中反映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深入学习和综合分析邓小平同志关于农业问题的思想，笔者认为基本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把解决农业和农村问题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实践看，邓小平同志不仅在每个时期、每一阶段都高度重视农业问题，而且还一直强调要把解决农业和农村问题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可以说，这个思想已成为他思考和指导我国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之一。1984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时说：“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所以，我们首先在农村实行搞活经济和开放政策，调动了全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的积级性。”（《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5页，以下只注页数）此后，小平同志又多次在不同场合阐述了这个思想。如1985年4月他在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领导人时说：改革为什么首先要从农村开始呢？“因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之上。”（第117页）由此可见，邓小平同志关于把解决农业和农村问题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的思想，是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来的，是从保持社会安定的政治高度出发提出来的，是从农业与工业、农业与商业、农业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出发提出来的。因此，意义十分深刻，也很有说服力，。从1983年到1988年，小平同志几乎每年在同国家有关部门负责人和接见外宾谈话时都强调：农业是根本，不能忘掉。他还告诫全党，九十年代如果出了问题，就是农业。“农业上如果有一个曲折，三五年转不过来。”（第159页）所以，多次强调在我国宏观经济管理上，一定要把农业放到一个恰当位置上。
二、农业问题首先是粮食问题
邓小平同志作为一位非常务实的政治家，在指导整个农业生产上，更加重视粮食发展问题。1982年5月他在会见利比里亚国家元首多伊时说：“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1975年──1982年卷第361页）从这句很朴实的话中，我们便不难体会到小平同志对粮食问题的重视程度有多高。在发展粮食上，小平特别强调全面规划问题。1983年1月他在同国家计委、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农业要有全面规划，先要增产粮食。2000年要生产多少粮食，人均粮食达到多少斤才算基本过关，这要好好计算。2000年总要做到粮食基本过关，这是一项重要的战略部署。中国每人平均每年总要吃四五百斤粮食，还要有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做到粮食基本过关不容易，要从各方面努力，在规划中要确定用什么手段来达到这个目标。比如，从增加肥料上，从改良种子上，从搞好农田基本建设上，从防治病虫害上，从改进管理上，以及其他手段上，能够做些什么，增产多少，都要有计算。”（第22--23页）这里小平同志不仅从定性角度提出了2000年我国粮食应达到的发展目标，同时还指出了达到目标要采取的多种措施，真可谓之谆谆。1986年6月小平同志在听取中央负责同志汇报经济情况时，就粮食问题又作了进一步指示。他说：“粗略估计一下，到2000年，十二亿人口每人八百斤计算，粮食年产量要达到九千六百亿斤。从现在起，每年要增产一百多亿斤才能达到这个目标。但是，现在粮食增长较慢。有位专家说，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少，农业生产水平降低，中国农业将进入新的徘徊期。这是值得注意的。我们从宏观上管理经济，应该把农业放到一个的恰当位置上，总的目标始终不要离开本世纪末达到年产九千六百亿斤的粮食盘子。要避免过几年又出现大量进口粮食的局面，如果那样，将会影响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第159页）在此，小平同志首次明确提出了2000年全国粮食应达到的量化目标值和每年应实现的粮食增产任务。同时，还就粮食增长较慢，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减少，农业生产水平降低，大量进口粮食将影响经济发展速度等问题向人们提出了严肃忠告。改革15年来，正是在小平同志高度重视粮食生产的思想指导下，使我国粮食产量获得了持续快速增长，从而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最为可靠的物质保证和最为有利的发展条件。
三、解决农业问题最终要靠科学技术
众所周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具体到农业，小平同志也同样重视和强调科学技术对农业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1982年10月邓小平同志在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第17页）1983年1月他在同国家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研究农业如何实现翻两番问题时又指出：“农业文章很多，我们还没有破题。农业科学家提出了很多好意见。要大力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切实组织农业科学重点项目的攻关。”（第23页）1984年他在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说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快速发展的原因时，指出其中一条就是“提倡科学种田”。随着经济的纵深发展，小平同志对科学技术的作用越来越重视，把科技看成经济发展快慢的决定性因素。
1989年6月，他在同新形成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明确指出：“农业问题也要研究，最终可能是靠科学解决问题。科学是了不起的事情，要重视科学。”（第313页）1990年3月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又十分深刻地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355第页）这里，小平同志明确把“科学种田”放在了实现农业第二个飞跃的核心位置。小平同志的上述思想，无疑是对农村改革解决了生产关系问题之后，如何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力问题，指明了正确前进的方向。
四、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我们找到了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出路。
农村摘承包责任制以后，随着农业劳动效率的明显提高，原来农村中存在的大量劳动力隐性失业问题便逐步趋向公开化和明朗化。在此形势下，能否及时消化吸收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成为困扰我们的一个重大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对此，邓小平同志作为一位无产阶级战略家，更是有着深刻的预见和认识。正因如此，他对乡镇企业的发展，以及乡镇企业消化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历史功绩才给予了满腔热情和高度形象地评价。1987年6月他在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料到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第238页）同8年月小平同志在会见意大利客人时又说：“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后，剩下的劳动力怎么办，我们原来没有想到很好的出路。”“十年的经验证明，只要调动基层和农民的积极性，发展多种经营，发展新型的乡镇企业，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乡镇企业容纳了百分之五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第251--252这里，“最大收获”、“异军突起”都是小平同志对乡镇企业的高度赞誉和形象描述。但与此同时，小平同志更为看重的则是乡镇企业解决了50%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问题这一重大历史作用。因为这个贡献实在太大了。它使我们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实现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道路。鉴于此，邓小平同志1990年3月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又强调指出：“乡镇企业很重要，要发展，要提高。”（第355页）
五、充分尊重基层群众的意愿和首创精神
充分尊重基层群众的意愿和首创精神，在小平同志关于农业问题的思想中，占居着十分突出的地位。可以说，这是他在长期工作实践中之所以能够正确把握和指导我国农业健康发展的一个“胜利法宝”。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些地方农村实行大包干，这实际上是对当时“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的否定。因此，当时社会上对这个问题的争议很大。但小平同志允许试、允许看，不搞强制，认为“采取什么样的农业体制，要从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正如他1992年南巡谈话时总结的那样：“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摘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这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这是就全国范围讲的。”“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第374页）1987年8月他在同意大利客人谈到乡镇企业的巨大发展成就时十分坦率地说：“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第252页）笔者认为，小平同志在指导农业和农村发展上充分尊重基层群众的意愿和首创精神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具体而生动的体现，将永远为人们所敬仰、所珍视。
六、农业和农村的各项基本政策要保持长期不变
保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是邓小平同志对内对外都经常强调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使在1989年发生政治风波之后，邓小平同志依然斩钉截铁地指出：“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样干下去。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第307页）这里讲的不变当然也包括各项农村基本政策不变在内。1984年10月小平同志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全议上指出：“改变现在的政策，国家要受损失，人民要受损失，人民不会赞成，首先是八亿农民不会赞成。农村政策一变，他们的生活水平马上就会降低。”“所以，从我们自己的实践看，不但我们这一代不能变，下一人，下几代，都不能变，变不了。”（第83--84页）直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时，他又就保持农村基本政策长期不变问题发表了重要谈话，他说：“这次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的政策变了。”并举例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接着又强调指出：“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第371页）正是在邓小平同志上述思想指导下，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若干政策措施》中进一步明确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原定的土地承包到期后，决定再延长30年，从而进一步稳定了人与土地的关系。
邓小平同志关于农业问题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和基本思想，构成了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这些思想的正确指导，我们取得了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突破和新的飞跃。完全可以相信，这些思想对我国今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仍将会产生总体性、方向性和决定性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