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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孙吴的封爵制度，近年已有一些论著论及，都认为它是一种具有财政经济意义的制度。如《中国史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一期发表的《孙吴奉邑制考略》一文称之为“封爵食邑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六朝经济史》一书把“封国、食邑”视为孙吴维护和培植士族地主的具体措施。不过，经重新检索有关史料，我觉得以上论断尚值得商榷。下面略陈管见，以求指教。
第一，孙吴封爵制的始行时间。
孙吴在黄武元年（公元222年）之前即建安年间已经开始授予封爵，有关史料不少。例如，《三国志》卷五○《妃嫔传》载，孙权的徐夫人之父徐琨，随孙策征战有功，“以督军中郎将领兵，从破庐江太守李术，封广德侯，迁平虏将军。后从讨黄祖，中流矢卒”。卷五一《宗室传·孙贵传》载，孙贵是孙坚之侄，随孙策征伐庐江太守刘勋、江夏太守黄祖之后，被孙策任命为豫章太守，“后封都亭侯。建安十三年，使者刘隐奉诏拜贵为征虏将军，领郡如故”。特别是到建安末年，孙吴授予封爵的对象明显增多。如卷六○《贺齐传》载，建安二十一年，贺齐与陆逊讨平鄱阳民尤突的叛乱之后，“拜安东将军，封山阴侯”。同卷《全琮传》载，“建安二十四年，刘备将关羽围樊、襄阳，琮上疏陈羽可讨之计。权时已与吕蒙阴议袭之，恐事泄，故寝不答。及擒羽，权置酒公安，顾谓琮曰：‘君前陈此，孤虽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于是封阳华亭侯”。同书卷五八《陆逊传》载，陆逊参加了偷袭江陵的战役之后，“领宜都太守，拜抚边将军，封华亭侯……是岁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卷五四《吕蒙传》载，吕蒙攻占江陵之后，孙权“以蒙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赐钱一亿，黄金五百斤”。吕蒙受封爵的时间当与陆逊等人同时，在建安二十四年末。卷五五《陈武传》载，陈武战死于建安二十年，其子修19岁；“建安末，追录功臣后，封修都亭侯，为解烦督”。卷五六《朱然传》载，朱然“建安二十四年从讨关羽，别与潘璋到临沮擒羽，迁昭武将军，封西安乡侯”。卷五一《宗室传·孙皎传》载，“擒关羽，定荆州，皎有力焉。建安二十四年卒。权追录其功，封子胤为丹阳侯”。以上史料说明孙吴的封爵之名在建安时期未立国之前就出现了，而且受封者不少；并不是自黄武元年以后才出现的。
第二，孙吴封爵制度施行的对象。
《三国志·吴书》存录的孙吴封爵史料还是相当丰富的。据初步检索，其本人受封而非袭爵者已达80人以上，加上袭爵的就更多了。排比这些资料，可以将孙吴受封爵者划分为两类人，一类是孙吴的皇亲国戚，另一类是臣属。
从身份来看，臣属始受封爵者绝大部分是冠有军衔的领兵武将，有些受封者的职事虽然主要是文职，但也兼有军衔，如卷六二《是仪胡综传》载：“魏拜权为吴王，封综、仪、（徐）详皆为亭侯。……权下都建业，详、综并为侍中，进封乡侯，并左右领军。”纯粹以文官职衔受封爵的似只有顾雍、董朝、韦曜、华覈、阚泽等几人。卷五二《顾雍传》载：“权为吴王，累迁大理奉常，领尚书，封阳遂乡侯。”接着说他“拜侯还寺，而家人不知，后闻乃惊”。这一方面说顾雍受封爵不事张扬，另一方面也说明顾雍以文职受封爵出乎家人意料。顾雍是深受孙权器重的吴姓士族首领，黄武四年他把母亲迎到建业时，孙权“临贺之，亲拜其母于庭，公卿大臣毕会，后太子又往庆焉”。这种异乎寻常的礼遇和授予封爵一样，都是孙权对顾雍的殊遇。董朝在孙亮时为中书郎，孙林废孙亮而立会稽王孙休为帝，董朝奉命去会稽迎接孙休入宫，所以孙休即位后下诏称“董朝亲迎，封为乡侯”①。这也属特例。卷六五《韦曜传》载，韦曜素以文史见长，“孙皓即位，封高陵亭侯，迁中书仆射，职省，为侍中，常领左国史”。同卷《华覈传》称华覈“始为上虞尉、典农都尉，以文学入为秘府郎，迁中书丞……孙皓即位，封徐陵亭”。卷五三《阚泽传》称，阚泽“究览群籍，兼通历数，由是显名”，赤乌年间他官至太子太傅，兼中书令，“以儒学勤劳，封都乡侯。”韦曜、华覈和阚泽三人都是以著名文儒之士的身份受封爵的，当也有其特殊之处。其余《吴书》有立传的文官似均未见封侯，如卷五三有传的张绂官至长史，严畯官至尚书令，孽综官至选曹尚书、太子少傅，他们都身居高官要职而没有得到封爵。
值得一提的还有，孙皓即位后曾给数名佞臣和宦官予封爵。如《三国志》卷四八《三嗣主传》记载，孙皓凤皇元年（公元272年），“何定奸秽发闻，伏诛”。裴注引《江表传》称，何定“佞邪僭媚”，“专为威福”，而孙皓“以为忠勤，赐爵列侯”。但据该卷在孙皓建衡二年（公元270年）的记载，何定当时的职衔为殿中列将，并在九月间带兵五千出猎。该卷又称，天纪元年（公元277年）夏，“初驺子张叔多所谮白，累迁为司直中郎将，封侯，甚见宠爱。是岁奸情发闻，伏诛”。另据《三国志》卷六一《陆凯传》载，传说陆凯病危时上疏直谏孙皓“不遵先帝二十事”，其第十条为：“昔汉之桓、灵，亲近宦竖，大失民心。今高通、詹廉、羊度，黄门小人，而陛下赏以重爵，权以战兵，若江渚有难，烽燧互起，则度等之武不能御侮明也，是不遵先帝十也。”由此可见，这几个受封的佞臣和宦官都带有军衔或具有领兵权。
至于孙氏的皇亲国戚受封爵者，大部分人受封爵时也都已有军衔，或在受封爵时时授予军衔。例如，孙皓即位后立滕妃为皇后，封其父滕牧为高密侯，“拜卫将军，录尚书事”②。受封之际未冠有军衔的主要是几位皇子、皇弟，他们受封属于传统的皇室分封。例如，孙权之子孙虑于黄武七年被封为建昌侯③；孙休即位后“封同母弟文雍为亭侯”，“封孙皓为乌程侯，皓弟德钱唐侯，谦永安侯”④；孙皓即位后，“封弟洪永平侯，蒋溧阳侯，植宣城侯”⑤。
以上资料业已说明孙吴封爵的主要授予对象，即除了某些孙氏宗室成员之外，绝大部分是实际的领兵将领或带有军衔者。可见若说“孙吴立国后，对立有军功、事功的文武官员均给予封爵”，有欠准确。
第三，孙吴的封爵是虚封而非实封。
从上文所引《三国志·吴书》的封爵资料已经可以发现，孙吴授予封爵的行文格式不外是两种，一是先叙军衔，再叙封爵，二是先叙封爵，次叙军衔，但不管是哪一种格式，除了个别特例，在军衔和侯号两项内容之外，均无“食邑若干户”这一内容。这种授封的行文内容与汉代的和曹魏的授实封行文内容明显不同。汉代和曹魏授予实封性质的封爵时，其使用的侯号与孙吴大同小异，有都亭侯、都乡侯、县侯、列侯、关内侯等，更常用的是冠有地名的名号侯，但其侯号下紧接着是注明“食邑”或“邑”若干户，或“增邑至”若干户。
《三国志·吴书》所存录的大量孙吴此类不载有“食邑”内容的封爵格式，绝非是史文遗漏所致，反映的当是，作为通例，孙吴受封爵者一般没有伴随着“食邑”的待遇，属虚封。因此，吴主倘要对个别特殊人物给予食邑的实封优待，就要在授封时特意标明。这种特例在孙吴前期有两个。一个是对张昭退休时的封爵。卷五二《张昭传》载，孙权受魏之封称吴王时，“拜昭为绥远将军，封由拳侯……权既称尊号，昭以老病，上还官位及所统领。更拜辅吴将军，改封娄侯，食邑万户”。这是在名号侯下注明食邑数量之例。另一个见诸卷六三《吴范传》，史传称吴范精通历数，善言灾祥，据说孙权出军临敌都须得其言而后行，故自称是孙权的军师。他于黄武五年病卒时，“长子先死，少子尚幼，于是业绝。权追思之，募三州有能举知术数如吴范、赵达者，封千户侯，卒无所得”。这是《三国志·吴书》仅见的以食邑数量为侯号之例，但并没有成为事实。孙吴后期仅有一位封侯同时注明食邑范围之例即对权臣孙綝。《三国志》卷四八《三嗣主传》载，景帝孙休即位后，因孙綝有废立之功，于永安元年（公元258年）十月下令：“其以大将军綝为丞相、荆州牧，增食五县。武卫将军恩为御史大夫、卫将军、中军督，封县侯。威远将军据为右将军、县侯。偏将军干杂号将军、亭侯。”同书卷六四《孙綝传》所引诏文稍详，曰：“……大将军忠计内发，扶危定倾，安康社稷，功勋赫然。昔汉宣践阼，霍光尊显，褒德赏功，古今通义也。其以大将军为丞相、荆州牧，食五县。”史文接着写道：“恩为御史大夫、卫将军，据右将军，皆县侯，干杂号将军、亭侯。闿亦封亭侯。綝一门五侯，皆典禁兵，权倾人主，自吴国朝臣未尝有也。”今人论孙吴奉邑制时都把孙綝“食五县”列入奉邑之例，其实不然，它应是与封爵相关的食封之例。对比景帝对孙綝兄弟授封行文内容的不同，不难看出孙綝的“食五县”也属孙吴封爵制度中的特例。
我们还可从有的封侯的“封地”所在看出其受封乃是虚封。例如，卷六四《濮阳兴传》载，濮阳兴担任会稽太守时，与会稽王孙休“深与相结。及休即位，征兴为太常卫将军、平军国事，封外黄侯”。当时外黄县治在今河南民权县西北，是曹魏的辖县。可见濮阳兴的封爵只能是虚封。
由此可见，把孙吴的封爵制度说作“封爵食邑制度”或者是从经济上扶植士族地主的一种措施，有悖于众多的史实。
第四，孙吴封爵制度的性质。
在辨别了孙吴主要受封爵者的身份之后，孙吴封爵制度的性质其实已经昭然若揭了。概括地说，孙吴的封爵除了几位皇子、皇弟属于“恩泽封”，即传统的宗室分封以及少数特例之外，绝大多数受封爵者具有相应的军衔，进爵时一般同时晋升军衔，表明孙吴的“封侯”与“为将”密切相连，因而其性质类似于军功爵。为了进一步论证这一判断，下面再引证《三国志·吴书》中的几条典型材料，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
其一，当时人常把“封侯”与“为将”联系在一起看待的。例如，卷五四《周瑜传》载，周瑜死后，其子胤在黄龙元年被封为都乡侯，后以罪徙庐陵郡。赤乌二年，诸葛瑾、步骘连名上疏请求宽恕其罪，“还兵复爵”，疏中说到“故将军周瑜子胤，昔蒙粉饰，受封为将”，将“受封”与“为将”连缀。而孙权的答词中则说：“昔胤年小，初无功劳，横受精兵，爵以侯将，盖念公瑾以及于胤也。”也将“侯”与“将”并称。由此可见孙吴的封爵与为将的内在联系。卷五九《孙奋传》载，孙奋是孙亮之兄，先封齐王，因杀谏臣而坐废为庶人，到孙亮太平三年（公元258年）因孙亮的亲自干预而封为章安侯。裴注引《江表传》载：“孙亮诏曰：‘齐王奋前坐杀吏，废为庶人，连有赦令，独不见原，纵未宜复王，何以不侯？又诸孙兄弟作将，列在江渚，孤有兄独尔云何？’有司奏可，就拜为侯。”也说明“为侯”和“作将”是相关的。
其二，孙吴的进爵多以军功为根据。例如，卷五五《丁奉传》载，丁奉在孙权时为偏将军，“孙亮即位，为冠军将军，封都亭侯。”建兴元年（公元252年）十二月，随诸葛恪出征迎拒魏军的进攻东兴，“遂据徐塘。天寒雪，敌诸将置酒高会，奉见其前部兵少，相谓曰：‘取封侯爵赏，正在今日！’”纵兵大破敌前屯。迁灭寇将军，进封都乡侯。次年，淮南魏将文钦降吴，被魏军追击，孙亮以丁奉为虎威将军，“从孙峻至寿春迎之，与适追军战于高亭。奉跨马持矛，突入其阵中，斩首数百，获其军器。进封安丰侯。”丁奉二进封爵都是在立下军功之后，实现了他那“取封侯爵赏，正在今日”的誓言。卷六○《贺齐传》注引《会稽典录》称，贺齐之子达“颇任气，多所犯迕，故虽有征战之劳，而爵位不至”。同卷《全综传》注引《吴书》称，全综长子绪在孙亮时为镇北将军，“东关之役，与丁奉建议引兵先出，以破魏军，封一子亭侯”。这两条材料从不同的角度证明封爵一般是以军功为根据的。同卷《周鲂传》载，黄武年间，周鲂为鄱阳太守，虽因平定当地叛乱，加衔昭义校尉，但仍是职在治民的地方官。黄武七年，周鲂主动向孙权要求以自己的名义写密笺引诱魏大将曹休来攻皖城，为使曹休上当而不惜截发为誓。曹休中计后步骑十万被陆逊打得大败，周鲂“亦合众，随陆逊横截休”。“事捷军施，权大会诸将欢宴，酒酣，谓鲂曰：‘君下发载义，成孤大事，君之功名，当书之竹帛。’加裨将军，赐爵关内侯”。裴松之注引徐众评曰：“鲂为郡守，职在治民，非君所命，自占诱敌，髡剔发肤，发徇功名，虽事济受爵，非君子所美。”尽管孙权与徐众对周鲂应否受封赏的评价不同，但他们的议论都说明了周鲂身为郡守而以军功得到封爵。
综合上述，就孙吴封爵制度的主要授予对象和内容来说，可以把它概括成旨在酬赏军功的虚封制度，不具有汉代的“衣食租税”的经济内容。孙吴的这种虚封制度并非独创。曹操在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已经专门为酬赏军功而创设了虚封之制。
孙吴之所以实行酬赏军功的虚封制度，我觉得当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当时尚武的社会风气使然。汉末以来干戈纷扰，社会剧烈动荡，群雄割据争战，必须凭借武力谋求生存和发展；小民朝不虑夕，九死一生，必须依附骁勇豪强方可望苟且偷生。因此在三国时期形成尚武的社会风气，孙吴也不例外。正如陆绩对孙策、张昭等人说的：“今论者不务道德怀取之术，而唯尚武。”⑥加上孙吴采取“限江自保”的国策，在强大的曹魏威慑之下也必须鼓励尚武精神方能雄踞江东。实行主要以军功为依据且爵位可以传袭的虚封制度，既可以提高有功将领本人的名望和社会地位，也可以使他们荣宗耀祖，惠及子孙，是有一定政治作用和社会影响的，并非全然是“空头支票”。二是财力分配状况使然。众所周知，孙吴政府控制的编户数量一直不多，至灭国时也不过有“男女口二百三十万”⑦，这意味着其租调来源相当有限，财力长期不足。而孙吴在实行封爵制度的同时也实行世袭领兵制，这一制度已经给予带兵将领不小的经济利益，即让一部分士兵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将领发展私人经济的劳动力，因而孙吴没有余力也似乎没有太大的必要再给以军将为主的封侯“衣食租税”的优遇了。
注释：
①④⑦《三国志》卷四八《三嗣主传》。
②⑤《三国志》卷五○《妃嫔传》。
③《三国志》卷四七《吴主传》。
⑥《三国志》卷五七《陆绩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