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挑战——不同类型大学未来发展的战略选择与行动举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同类型论文,未来发展论文,举措论文,战略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4年8月5日下午，来自美、英、法、俄、中国等国家的八位大学校长，在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同台探讨不同类型的大学如何选择发展战略的问题。八位大学校长拥有不同的经历、背景，有的是教授当校长，有的是官员当校长，甚至有的是银行家当校长；他们所领导的学校也是种类繁多，各有千秋。通过这种新颖而热烈的讨论、对话形式，八位校长运用五种不同的语言，结合各自学校的特点，畅谈了所构思和描绘的大学发展战略。现场听他们讲坛对话的100位校长颇受启发，并有人参加了他们的讨论。对话现场有共鸣，有异议，有争论，有回应，真是百花齐放，异彩纷呈！
讲坛对话由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教授主持。参加讲坛对话的八位嘉宾分别是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教授、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章良教授、巴黎十一大学校长贝塞里尼教授、斯坦福大学教育经济学专家马丁·卡诺依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霍华德·戴维斯教授、国立莫斯科大学校长维·安·萨多夫尼奇教授、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李·C·白林格教授。
潘云鹤教授在开场白中说，全世界大学类型众多，可以从不同特点和角度来区分。从学科角度可分为综合性大学、多科性大学、单科性大学；从办学性质可分为教学型、教学研究型和研究型大学；从经济来源和管理隶属可分为国立大学、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等等。我们还可以从办学规模、学校地理位置，甚至大学校长的背景来区分大学。这些不同因素都会对大学的发展战略产生影响。八位大学校长对这些关系到大学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结合本国、本校的实际进行广泛的交流和对话，这对本届论坛主题研讨的深化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霍华德·戴维斯教授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采取的是夹缝中求生存的战略。首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是由一批社会主义信仰者为劳动阶层建立的夜校发展而来的。它是一所经济社会科学类大学，而不是一所综合大学。它在经济学、哲学等社会科学领域享有极高声誉；它也是一所高度国际化的大学，其学生的三分之二来自海外。为什么能成为这样的大学？首先是历史的原因，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一开始是作为伦敦大学的一个社科学院而存在的，这种学科特点在其发展中被保持下来；第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创始人把研究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作为学院的使命；第三，由于政府对国内学生收费控制严格，学院要在国际环境中生存，就只有招收国外学生，才能获得经济上的回报和支持。为了发展，该学院采取了非常特别的市场定位，强调其社会经济学科优势，为学生提供国际经验。在当今这个强调综合化的国际环境中如何保持其可持续发展的优势呢？这样的学校是存在弱点的。一是通过与其他学校的协作来弥补和为本科生提供综合性教育；二是我们不断地在调整和拓宽社会科学的范畴，纳入更多的交叉学科；三是在师资队伍建设、学生招生中强调全球化、国际化。例如，学院教师中40%不是英国人。通过这些策略，使学院获得成功发展。
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李·C·伯林格教授说：美国高校在制定发展战略中存在着几个需要思考的问题。第一，美国的公立大学、人文学院和私立研究大学在一百年前各有特点，但一百年后的今天，它们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从其资金来源、教学科研、校友与母校的关系等方面都体现出趋同性，共同点增多。第二，大学为了增强实力，展开了各种竞争。比如，大学间以高薪留住或争夺名教授。这种现实是严酷的，会产生负面影响。第三，大学采取各种国际化战略，有的大学直接到海外开分校，这种行为的效果还有待研究。第四，大学是否应该发展远程教育来扩展和提高教育。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斯坦福大学教育经济学专家马丁·卡诺依教授说：大学如何选择发展战略首先取决于大学自身的特点和类型。大学的综合化和专业化问题也主要取决于大学的类型。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两个角度来考察大学。第一，要考察大学是处于国家历史经济发展的什么阶段；第二，要考察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对大学产生了什么影响。比如，美国的国情、经济发展与中国非常不同，经验是不能照搬的。今天中国的高等教育仍属精英教育，而英美等国已处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阶段。在当今科技、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中国各类大学都应该进行一些研究，其目的是为了改善大学教育的现状，培养更多具有创新能力的学生，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中国一直致力于发展高等教育、提高人力资源来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实际问题，就应该在对学生的教育中，培养和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教授说：从2002年起，中国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进入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当前我们面临着如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高校如何科学定位，如何制定发展战略的问题。首先，应该有先进的教育理念指导。其次，大学应该对学校发展科学定位。第三，可以借鉴西方的SWOT原则，即优势、弱点、机遇、和目标原则，根据大学的历史、办学中形成的优势、特点及不足之处，同时结合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所在地区的需求，来制定发展战略。北京师范大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以教师教育、教育科学和文理基础科学研究为基础和特色的大学，它的发展战略是向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发展。这是对教师教育发展趋势的应答。具体的行动策略包括：进行学科的融合，院系调整；专业设置的调整，取消师范生和非师范生的划分；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行宽口径招生、尊重学生的多样性选择。关于规模问题，由于地理位置的局限性，北京师范大学无法在数量规模上扩大，我们现在走的是优化结构的路子，通过提升水平、提高效益来增强竞争力，满足社会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
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章良教授说：中国现有60所农林高校，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现象。这是20世纪50年代学习前苏联的结果。当前农林高校的发展存在一系列问题，处在发展的十字路口。除了经费不足外，还有很多困难。第一，招生困难。学生、家长学习农业专业的积极性不高。第二，毕业生就业困难。学生不愿到农村工作，单位不愿招农业院校的毕业生。例如，今年我校毕业的四名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生就由于是农大毕业的经济管理学生而遭到中央部委拒绝录用。第三，农业研究与中国农业发展相脱节。今天的农村正在城镇化，生物技术等高科技正在农业中运用，对农业大学的要求越来越高。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之一是与其它高校合并。合并后，师资力量可以得到增强，招生困难的问题也迎刃而解。另一对策是改名，去掉“农业”二字。这些对策是值得研究的。中国农大由于其巨大规模和多学科的特点，不能选择这两种对策。如何在当今学科交叉的时代，发展专科大学？在哪些方面进行综合、扩展？综合化、扩展程度如何？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思考。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教授对陈章良教授的回应：学校的类型可以有不同，但必须有一些共同的趋势要遵循。大学的综合趋势是由于经济全球化、科技发展、学科综合化这种大趋势决定的。只有加强综合化，学校的科研水平才能提高。综合化的培养氛围对于学生有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学生的创新能力只有在逻辑思维能力和形象思维能力的完美结合中得到提升。同时，在制定发展战略上，要强调多样性，各高校都应根据自身的特点来进行战略选择。一所大学如果没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就不可能发展成一流的好大学。
国立莫斯科大学校长维·安·萨多夫尼奇教授说：在制定高校发展战略中存在着几个需要思考的问题。第一，国家和大学的关系问题。任何国家都希望能支持大学，因为大学与国家的未来紧密相关。但各国对大学的支持程度各不相同，但总的趋势是对大学的财政支持日益减少，使大学发展面临着重重困难。国家应该加大对大学的支持力度。第二，大学自主权问题。大学一直在为自主权斗争。大学在多大程度上自治？最佳边界在哪里？大学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和义务？第三，大学的商业化问题。在国家投入减少的情况下，个人要发展，就必须在教育方面投资。大学的商业化不利于贫穷的人们接受教育。大学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商业化？边界在哪里？国家的支持程度如何？第四，如何平衡传统与革新的问题。要把两者合理地结合起来。大学既要考虑学校的传统、国家的任务，也要放眼未来，发现新现象、新趋势，最重要的是如何把握平衡点。
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潘宗光教授说：现在对我国高校的评价很大程度是根据科研成果及在国际级刊物上的论文发表数量，在美国，这种方法是可行的，但中国不应该把它作为衡量大学好坏的重要指标。其原因是基础性研究的科研成果比应用性研究的成果更容易在这类刊物上发表，这就会引导大学向基础研究发展。而我国的现状是，很多企业没有机构和力量来开发应用性研究，企业的竞争力会受影响。中国要发展，需要中小型企业提高竞争力。要解决这个问题，企业需要依托高校来增强科研能力。对此，大学有责任和义务去帮助企业增强科研能力。但应用性科研成果不易在国际级刊物发表，学校、教师的热情就会受到影响。因此，我们不应以此为评价学校的重要指标。为了更好地引导大学参与应用研究，国家应该对研究型大学有基础和应用的分类，而且评价体系和指标应该不同。
斯坦福大学教育经济学专家马丁·卡诺依教授与潘宗光教授的异议：中国确实需要更多应用性研究，但大学的研究不能替代企业的研究。中国要真正成为创新型的经济社会，80%的应用研究应该由公司自己完成。政府不应该让学校进行这类应用性的研究，而应该鼓励企业来做。韩国、美国在这方面都有成功的经验。政府可以通过帮助筹资来鼓励企业的应用性研究。美国硅谷的早期发展就一直得益于军方的经费支持，后期才转为民用。大学不是进行应用性研究的理想场所，因为大学无法对市场作出预测，因此，让大学摘应用性研究将是一个错误的策略。
潘宗光教授对马丁·卡诺依教授的回应：这是基于中国现状提出的发展策略。我们应该根据不同情况作出不同决策。目前中国中小企业无力进行科研，大学应该帮助企业提高科研水平和竞争力。等到企业自身有了一定科研能力，大学就可以进行另外的战略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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