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方社会革命与发展道路——马克思、恩格斯“东方社会理论”探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马克思论文,社会论文,发展道路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569(2003)06-0066-08
我国学术界研究和讨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理论”或称“东方社会理论”，已经有20来个年头了。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80年代前期探讨的是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理论，后期探讨的是人类学笔记，90年代前期探讨的是“卡夫丁峡谷”，后期被归结为“东方社会理论”。应该说，在这20多年里，学术成果是巨大的，发表了数以百计的学术论文，还有一些学术专著问世。同时也应该承认，分歧依然存在。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既没有“东方理论”也没有“东方社会理论”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后人加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头上，把他们的有关东方问题以至于非东方问题的所谓人类学笔记之类的论著，统称之为“东方理论”或“东方社会理论”。这样一来，“东方理论”或“东方社会理论”的内涵和外延都变得很不确定了。不同学科、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观点和价值取向的人们，往往是根据自己的学术意图来剪裁，把自己的学术观点解读成为马克思的“东方理论”或“东方社会理论”。
这种情况，在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就已经出现。1877年10月，马克思在写《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就提出了这个问题。马克思说：“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我准备直截了当地说。”(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中文第2版第3卷第340、341-342、340-341、339、340、857、774、765、769、770、770、768、765、775、773页。)1894年1月，恩格斯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他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说，马克思的“这封信同所有出自马克思手笔的东西一样，在俄国各界人士中引起极大注意，并被作了极不相同的解释；因此我在这里把它的内容扼要加以转述。”(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中文第2版第4卷第445、443、450-451页。)
当时马克思不愿留下一些“让人去揣测”的东西是什么呢?那就是主观主义、教条式地揣测马克思的理论，把西方社会革命和发展道路的理论简单地套在东方社会上面。马克思说：“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中文第2版第3卷第340、341-342、340-341、339、340、857、774、765、769、770、770、768、765、775、773页。)
马克思的这段话，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我们现在不是也还有人在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的题目下做“揣测”马克思的文章吗?把马克思恩格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西方社会理论或东方社会理论，都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并以此为尺度，回过来量度和评判马克思恩格斯的所谓种种“缺失”，另一方面又用它来剪裁和非难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因此，我觉得，在当前所谓的“东方社会理论”的研究中，确实存在着一个“正本清源”的问题。
一、西方理论是“同时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要搞清楚什么是东方理论，首先必须搞清楚什么是西方理论。因为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理论，是相对他们的西方理论而言的。因此，只有从源头上搞清楚什么是西方理论，才能真正搞清楚什么是东方理论。
必须明确指出一点的是，马克思的东方理论决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对西方理论的修正，也不是他们对西方社会革命失去信心转而向东方社会寻求理论的支持，更不存在什么所谓的马克思恩格斯“二元史观”或“多元史观”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观始终如一，这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说，“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中文第2版第1卷第92、16、230、12、15-16、291、86、115-116、283-284、241、276、276-278、291、306、309、309、309-310、71、68、251页。)他们正是从物质实践出发，重新审视了迄今为止的全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历史发展对东方社会的影响，揭示了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的世界关系和发展规律，形成了东西方社会革命相互联动、梯级发展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理论和西方理论一样，在本质上都是社会革命和发展道路的理论。但由于东西方社会进化的程度不同，特别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差异悬殊，因此它们面临的革命任务是不一样的。西方主要国家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并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直接提上了议事日程，而东方大多数国家还停留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里，面临的只是民族民主的革命任务。虽然这是两种不同梯级和不同性质的革命，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体系里，它们又是密切联系着的、都是朝着解放全人类方向发展的统一的运动。“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中文第2版第1卷第92、16、230、12、15-16、291、86、115-116、283-284、241、276、276-278、291、306、309、309、309-310、71、68、251页。)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和社会革命的理论，它在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按恩格斯的话说，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中文第2版第1卷第92、16、230、12、15-16、291、86、115-116、283-284、241、276、276-278、291、306、309、309、309-310、71、68、251页。)马克思恩格斯登上历史舞台后，首先面对的是西方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的问题。他们总结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特别是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历史经验，认定资产阶级发动的所谓的“全人类的解放”的革命，是一个“骗局”；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才是真正“全人类的解放”的革命。而这种解放的条件，就是在世界范围内消灭私有制，消灭人对人的剥削、阶级对阶级的剥削和民族对民族剥削。马克思认为：“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确切地说，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及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统治，就是一定的阶级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从事社会的普遍解放。”(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中文第2版第1卷第92、16、230、12、15-16、291、86、115-116、283-284、241、276、276-278、291、306、309、309、309-310、71、68、251页。)无产阶级革命不同于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解放的领域也不同于资产阶级解放的领域，它必须“形成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因此，无产阶级不能再求助历史的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这就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在德国，只有同时从对中世纪的部分胜利解放出来，才能从中世纪得到解放。在德国，不摧毁一切奴役制，任何一种奴役制都不可能被摧毁。彻底的德国不从根本上进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一切内在条件一旦成熟，德国的复活日就会由高卢雄鸡的高鸣来宣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中文第2版第1卷第92、16、230、12、15-16、291、86、115-116、283-284、241、276、276-278、291、306、309、309、309-310、71、68、251页。)在这里，马克思不仅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不同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而且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同时发生”的一般历史进程的问题。
在探讨马克思恩格斯的西方理论时，我之所以要突出“同时发生”论的问题，一方面是想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还其本来的历史面目；另一方面也是想借此再夯实一下它的对应物“一国胜利”论的历史前提。因为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的过程中，常常有人提出马克思恩格斯有没有“同时发生”论，列宁有没有“一国胜利”论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必须解决为什么要革命和怎样革命的问题，既要阐明革命的条件和性质，也要阐明革命的进程和一般结果。所以，革命能不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发生的问题，一开始就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面前。“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中文第2版第1卷第92、16、230、12、15-16、291、86、115-116、283-284、241、276、276-278、291、306、309、309、309-310、71、68、251页。)但是，“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离和对立日益消失。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中文第2版第1卷第92、16、230、12、15-16、291、86、115-116、283-284、241、276、276-278、291、306、309、309、309-310、71、68、251页。)这样，“一国发生”论还是“同时发生”论，就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时二者必居其一的一种战略选择。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我们看到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如果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奠定了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同时发生”论的第一块基石。那么“同时发生”论的第二块基石，则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铺垫的。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指出：“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中文第2版第1卷第92、16、230、12、15-16、291、86、115-116、283-284、241、276、276-278、291、306、309、309、309-310、71、68、251页。)所谓“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当时主要是指英国、法国和德国，后来又加上了美国。什么和怎样才算是“‘一下子’同时发生”呢?马克思恩格斯解释说：“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中文第2版第1卷第92、16、230、12、15-16、291、86、115-116、283-284、241、276、276-278、291、306、309、309、309-310、71、68、251页。)
“同时发生”论的第三块基石，是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手定的。1847年11月，恩格斯根据共产主义者同盟一大通知的要求，对《共产主义者信条草案》进行修订，以“教义问答形式”写成《共产主义原理》。在回答第19个问题：“共产主义革命能不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发生?”恩格斯十分肯定地说：“不能。”理由有三：第一，“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个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第二，“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当前的主要斗争。”第三，“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因此，恩格斯得出如下结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中文第2版第1卷第92、16、230、12、15-16、291、86、115-116、283-284、241、276、276-278、291、306、309、309、309-310、71、68、251页。)
1995年，中央编译局编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792页有这样的一条注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一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才可能胜利，因而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结论，恩格斯最早在《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中作了明确的表述，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预见到美国将发展成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经济强国，并认为欧洲要不陷入对美国的依附地位，唯一的条件就是进行社会革命。在这以后，他们再没有重提无产阶级革命同时发生的设想。”说1850年后马克思恩格斯不再重提无产阶级革命同时发生的设想，是不准确的。
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此后并没有修正也没有放弃“同时发生”和“同时胜利”的设想。巴黎公社失败后，1872年9月8日，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的演说就明确指出：“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在一切主要中心，如柏林、马德里以及其他地方，没有同时爆发同巴黎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水平相适应的伟大的革命运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4年中文第1版第18卷第181页。)恩格斯在临终前2年的1893年6月还重申了这一思想，他在《致保·拉法格》的一封信里说：“无论是法国人、德国人或英国人，都不能单独赢得消灭资本主义的光荣。如果法国——可能如此——发出信号，那末，斗争的结局将决定于受社会主义影响最深、理论最深入群众的德国；虽然如此，不管法国还是德国，都还不能保证最终的胜利，只要英国还留在资产阶级手中。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国际的事业。如果你们想把它变成只是法国人的事业，那你们就会使它成为做不到的事了。法国单独领导过资产阶级革命，——虽然由于其他各国的糊涂和怯懦，这是不可避免的，——你们知道这导致了什么后果?导致了拿破仑的出现，导致了东侵西夺，导致了神圣同盟的入侵。希望法国在将来也一定要起这样的作用，那就是歪曲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就是象布朗基派那样，使法国成为取笑的对象，因为在你们国界以外，人们对这种奢望是嘲笑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4年中文第1版第39卷第87页。)由此可见，说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始终坚持“同时发生”和“同时胜利”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至于这个观点是对是错，那可另当别论。我想，马克思恩格斯根据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历史条件，作出这个判断，自有它的道理。
二、东方理论是“落后国家”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一生最伟大的历史贡献，就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他们还在资本主义上升发展的时代，就洞察到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事业创立了包括西方社会革命理论和东方社会革命理论在内的科学的社会革命理论。
毫无疑问，西方理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革命理论中是居于中心地位的。他们东方理论的形成，是随着西方理论的形成而形成，随着西方理论的发展而发展的。他们在考察西方资本主义百年发家史时终于发现，由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产业革命的巨大成功，使得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中文第2版第1卷第92、16、230、12、15-16、291、86、115-116、283-284、241、276、276-278、291、306、309、309、309-310、71、68、251页。)可是，在这个世界里，地缘是“一分为二”的。一边是西方的“世界工厂”，另一边是东方的原料场地和商品市场。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快速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建立，到了19世纪中叶，世界历史出现一个奇特的现象：一方面“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另一方面“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中文第2版第1卷第92、16、230、12、15-16、291、86、115-116、283-284、241、276、276-278、291、306、309、309、309-310、71、68、251页。)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绘的这幅图景，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事实：所谓东方问题，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解决东方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因为“人对人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中文第2版第1卷第92、16、230、12、15-16、291、86、115-116、283-284、241、276、276-278、291、306、309、309、309-310、71、68、251页。)
应该肯定，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初期，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是他们理论的中心点。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是那个时代的主要内容，决定着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因此，他们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对一切被压迫民族者战胜他们的压迫者具有决定意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中文第2版第1卷第92、16、230、12、15-16、291、86、115-116、283-284、241、276、276-278、291、306、309、309、309-310、71、68、251页。)正是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他们视波兰解放和匈牙利战争为东西方理论的结合点，把东方的民族民主革命和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紧密地联系起来，并把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看成是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1847年11月，在伦敦纪念1830年波兰起义17周年的国际大会上，马克思指出：“不应该在波兰解放波兰，而应该在英国解放波兰。”(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中文第2版第1卷第92、16、230、12、15-16、291、86、115-116、283-284、241、276、276-278、291、306、309、309、309-310、71、68、251页。)恩格斯进一步解释说：“一个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其他的民族时候，是不可能获得自由的。因此，只要波兰没有从德国人压迫下解放出来，德国就不可能获得解放。”(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中文第2版第1卷第92、16、230、12、15-16、291、86、115-116、283-284、241、276、276-278、291、306、309、309、309-310、71、68、251页。)1849年5月，马克思在评述匈牙利为从奥匈帝国中解脱出来而发动的独立战争时指出：“这个伟大东欧革命战争”同“欧洲运动的其余一切因素相互作用。它的进程不仅影响着德国，而且也影响着法国和英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1年中文第1版第6卷第604-615页。)
如果说，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还没有把东方革命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运动来考察的话，那末到了50年代，经过1848-1850欧洲革命的亲身体验和理论总结，马克思恩格斯终于把“东方问题”单独提了出来。
1853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列颠政局》一文中指出：“每当革命风暴暂时平息的时候，一定要出现同一个问题——这就是一直存在着的‘东方问题’。”(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1年中文第1版第9卷第5、260、14-25、147、148、149、252、252、252页。)比如，当第一次法国大革命的暴风雨过去，拿破仑和俄国沙皇亚历山大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瓜分了整个欧洲大陆的时候，就出现过这个问题；那时，亚历山大利用了暂时的平静时机，把军队开往土耳其，向那些力求从内部摧毁这个行将灭亡的帝国的势力“伸出援助之手”。过了一些时候，西欧革命运动刚被来巴赫会议和罗马会议镇压下去，亚历山大的继承者尼古拉就给了土耳其一个新的打击。以后，又经过若干年，当七月革命后欧洲看来已经摆脱了内部动荡的时候，东方问题于1840年又几乎把各“大国”卷入了大战。“在现在的东方问题上，没有一次纠纷，没有一次谈判，没有一个官方照会，不带有重复历史上某些事件的印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1年中文第1版第9卷第5、260、14-25、147、148、149、252、252、252页。)
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问题”，至少包含着以下三层含义。第一是地缘政治学的含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视野中，东方的地域概念是随着国际政治斗争焦点的转移而扩大的。如果说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所谓的东方问题，主要是指波兰、匈牙利和意大利等东南欧各国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问题，那么50年代后乃至60年代相当长的时期里，随着“不稳定的亚洲帝国在一个一个地变成野心勃勃的欧洲人的猎获物”的时候，(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2年中文第1版第12卷第662、308、615页。)东方问题就越出了欧洲的疆界成为亚洲的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主要是指土耳其、阿拉伯、波斯、阿富汗、印度和中国等东方各国的问题了。例一，1853年，恩格斯《在土耳其的真正争论点》一文中说：“很奇怪，在目前东方问题的争论中，英国报纸没有更坚决地强调英国的切身利益，而正是这些利益使它成为反对俄国兼并和扩张领土计划的死敌。”他把如何瓜分可能崩溃的奥斯曼帝国(即土耳其——引者注)，看成是西方列强“确定自己的东方政策”的起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1年中文第1版第9卷第5、260、14-25、147、148、149、252、252、252页。)例二，1857年，马克思在评述印度起义时说：“起义的西帕依在印度的暴力行为的确是惊心动魄的、可怕的、非笔墨所能形容的；……不论西帕依的行为多么不好，它只不过是英国自己在建立起东方帝国时期以及在其长期统治的最近几十年当中在印度所作所为的集中反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2年中文第1版第12卷第662、308、615页。)例三，1862年，马克思在评论中国太平天国运动时指出：“在桌子开始跳舞以前不久，在中国，在这块活的化石上，就开始闹革命了。这种现象本身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东西，因为在东方各国，我们经常看到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政权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运动一开始就带着宗教色彩，但这是一切东方运动的共同特征。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显然是：欧洲人的干涉，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所引起的现存政权的震动，白银的外流，外货输入所引起的经济平衡的破坏等等。看起来很奇怪的是，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3年中文第1版第15卷第545页。)
第二是社会形态学的含义，即从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层次性上划分东西方的界限。马克思恩格斯说：“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关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29)他们认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的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中文第2版第1卷第92、16、230、12、15-16、291、86、115-116、283-284、241、276、276-278、291、306、309、309、309-310、71、68、251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把东西方的关系界定为“从属”关系。到了50、60年代，当他们深入研究了有关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和中国等东方社会内部的生产力、分工和交往的实际情况后，他们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1853年，马克思读了弗·贝尔尼埃《大莫卧儿、印度斯坦、克什米尔王国等国游记》后写信给恩格斯说：“贝尔尼埃完全正确地看到，东方(他指的是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3年中文第1版第28卷第256、260、264、260、263、226页。)恩格斯回信说：“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确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3年中文第1版第28卷第256、260、264、260、263、226页。)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东方社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下决心(比如，为了解读阿拉伯历史，恩格斯给自己规定学会波斯语的最大期限是三星期。(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3年中文第1版第28卷第256、260、264、260、263、226页。))揭开被西方蒙上的神秘面纱。提出和阐明了如下一些基本观点：东方各民族发展之所以“没有达到土地私有制，甚至没有达到封建的土地私有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3年中文第1版第28卷第256、260、264、260、263、226页。)主要是因为自然条件差，农业生产力底下和战乱，“一次毁灭性的战争足以使一个国家在数世纪内荒无人烟，文明毁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3年中文第1版第28卷第256、260、264、260、263、226页。)；东方各国的经济制度是“村社制度，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单位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1年中文第1版第9卷第5、260、14-25、147、148、149、252、252、252页。)而“村社制度”则是“宗法”政治制度的基础，“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历史首创精神”。(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1年中文第1版第9卷第5、260、14-25、147、148、149、252、252、252页。)
第三是社会革命论的含义。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东方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理论的核心和实质。还在1850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国际述评(一)》里说，有一件值得特别注意的新鲜事，这就是古老的中国开始革命了。他们高兴地指出：“虽然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象中国的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点，但是有一点仍然令人欣慰，即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8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9年中文第1版第7卷第265页。)1853年，马克思开始研究东方问题时，就明确指出：“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就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1年中文第1版第9卷第5、260、14-25、147、148、149、252、252、252页。)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东方落后国家不进行一场大的社会革命，就不能破坏这种落后的、蒙昧的社会状况，就不能走上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道，无产阶级就不能实现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而亚洲的根本革命又是同欧洲的根本革命紧密相联系着的，是现时代“伟大的社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部现存的生产制度所产生的有机的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1年中文第1版第9卷第5、260、14-25、147、148、149、252、252、252页。)东方社会革命的极端重要性，不仅在于直接决定着自身的生死存亡的历史命运，而且还在于直接威胁着西方资本帝国的统治。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但是，“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推翻以前，或者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民是不会收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1年中文第1版第9卷第5、260、14-25、147、148、149、252、252、252页。)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东西方社会的理论纲领。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现存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是建立在资本的万能统治上面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1年中文第1版第9卷第5、260、14-25、147、148、149、252、252、252页。)因此，要推翻资本的统治，单有西方战线不行，还必须有东方战线。从1848年欧洲革命开始，特别是进入50、60年代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就特别关注东方民族民主革命的动向，把东方社会革命视为西方社会“革命的‘外在的’寒暑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2年中文第1版第29卷第83、250页。)把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看成是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好的同盟军”。(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2年中文第1版第29卷第83、250页。)可以这样说，在马克思恩格斯所有评述东方社会的论著中，没有一篇不是为了东方社会革命而写作的。
三、“卡夫丁峡谷”是东方理论和西方理论的交汇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绝大多数的著作中，并没有把俄国看成是东方的亚洲国家，而是把它看成是西方的欧洲国家，甚至看成是“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3年中文第1版第19卷第326、451、445、446、445页。)在他们的“东方问题”里，俄国和英国、法国、德国一样，都是制造东方问题的罪魁祸首。瓜分波兰、侵占土耳其、觊觎南亚、侵略中国，俄国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恩格斯在《印度起义》一文中说：“英国和俄国这两个亚洲大国(欧洲的亚洲帝国——引者注)现在都在争夺西伯利亚和印度之间的一个地点，在这里俄国和英国的利益必然要发生直接冲突。这个地点就是北京。不久，从这里向西横过整个亚洲大陆，将形成这些相互敌对的利益不断发生冲突的一条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2年中文第1版第12卷第662、308、615页。)马克思认为，在“可诅咒的东方问题”中，俄国的侵犯、奥地利的贪婪、法国的野心、英国的利益，“英国在这里同俄国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3年中文第1版第28卷第256、260、264、260、263、226页。)
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在什么时间、什么意义上，把俄国划入有别于西方社会的东方社会的行列呢?首先是恩格斯从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意义上，把俄国归并到东方社会的行列。在1875年5月发表的《流亡者文献。——五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恩格斯在谈到俄国农村公社时说：“各个公社相互间这种完全隔绝的状态，在全国造成虽然相同但绝非共同的利益，这就是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基础。从印度到俄国，凡是这种社会形态占优势的地方，它总是产生这种专制制度，总是在这种专制制度中找到自己的补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4年中文第1版第18卷第618-619页。)其次是马克思从社会革命和发展道路的意义上，把俄国和西方社会区别开来。1877年11月，马克思在写《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就他的西方理论是否适用于俄国的问题作了特别的说明。他明确指出：在《资本论》里，“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因此，这一章叙述了使生产者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分离，从而把他们变成雇佣工人(现代意义上的无产者)而把生产资料占有者变成资本家的历史运动。……西欧的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在这里，马克思不但把俄国和西欧分开来，而且明确表示不能把他的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应用到俄国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中文第2版第3卷第340、341-342、340-341、339、340、857、774、765、769、770、770、768、765、775、773页。)解决“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问题。(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中文第2版第3卷第340、341-342、340-341、339、340、857、774、765、769、770、770、768、765、775、773页。)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研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社会革命和发展道路，不能从“一般的历史哲学理论”出发，必须深入研究该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和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自从《资本论》问世后，俄国一些革命家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俄国何去何从的问题来纠缠马克思，或是用马克思关于西方社会发展的理论来否定俄国农村公社，或是用俄国农村公社来否定马克思的西方社会发展理论。因此，如何应用西方理论解决俄国社会发展问题就长期摆在马克思的桌面上。马克思说：“为了能够对当代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中文第2版第3卷第340、341-342、340-341、339、340、857、774、765、769、770、770、768、765、775、773页。)
尽管马克思在1877年得出了这个“准确”的结论，但它毕竟还只是一种理论的假设，人们也没有因此而停止了对马克思理论的揣测。1881年2月16日，俄国“劳动解放社”的后来者查苏利奇写信给马克思，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俄国革命者中极受欢迎，同时也引起了热烈的争论，特别是关于土地和农村公社问题的争论。她请求马克思拨冗谈谈对俄国历史发展，特别是对俄国农村公社命运的看法：“假如你能说明，你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有的命运以及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给予我们的帮助会是多么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中文第2版第3卷第340、341-342、340-341、339、340、857、774、765、769、770、770、768、765、775、773页。)在这里，查苏利奇再次提出怎样理解和看待马克思的西方理论和东方理论的关系问题。
显然，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问题。马克思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忖度再三，反复琢磨。从2月底到3月初，他先后写了四个手稿，这在马克思的生平中还是第一次。他第一稿写了9000多字，第二稿压缩成3000多字，第三稿又改成4000多字，最后第四稿大刀阔斧砍就一封不到600个字的短信，于3月8日寄出去。由此可见，马克思对这样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所持的态度是何等地谨慎的!虽然，马克思在信中说：“承蒙您向我提出问题，但很遗憾，我却不能给您一个适合于发表的简短说明。几个月前，我曾经答应给彼得堡委员会就同一题目写篇文章。可是，我希望寥寥几行就足以消除您因误解所谓我的理论而产生的一切疑问。”(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中文第2版第3卷第340、341-342、340-341、339、340、857、774、765、769、770、770、768、765、775、773页。)然而，事情并不像马克思想象的那么简单，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对马克思理论的“误解”和“疑问”依然存在。多年来关于东方社会能否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争论，就是一个明证。
“卡夫丁峡谷”，是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复信的“初稿”和“三稿”中提出来的。所谓卡夫丁峡谷，是古罗马卡夫丁城附近的一个大峡谷。公元前321年，萨姆尼特人在这里击败了罗马军队。按照意大利双方交战的惯例，罗马军队必须在由长矛交叉构成的“轭形门”下通过，以示最大的羞辱。马克思借用这个历史典故来说明，以农村公社为基础的俄国社会发展，是否一定要重复西方社会进化的“历史必然性”，走摧毁农村公社发展资本主义的老路。他在“初稿”和“三稿”中，先后四次指出：俄国“可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中文第2版第3卷第340、341-342、340-341、339、340、857、774、765、769、770、770、768、765、775、773页。)“有可能”、(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中文第2版第3卷第340、341-342、340-341、339、340、857、774、765、769、770、770、768、765、775、773页。)“能够”(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中文第2版第3卷第340、341-342、340-341、339、340、857、774、765、769、770、770、768、765、775、773页。)和“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收资本主义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3年中文第1版第19卷第326、451、445、446、445页。)理由是：“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环境是独一无二的!在欧洲，只有俄国‘农村公社’不是像稀有的残存的怪物那样零星地保存下来，不是以不久前在西方还可见到的那种古代形式保存下来，而几乎是作为巨大帝国疆土上人民生活的统治形式保存下来的。如果说土地公有制是俄国‘农村公社’的集体占有制的基础，那么，它的历史环境，即它和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则为它提供了大规模地进行共同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因此，它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即共产主义制度——引者注)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开始获得新的生命。”(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中文第2版第3卷第340、341-342、340-341、339、340、857、774、765、769、770、770、768、765、775、773页。)因此，许多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研究者都认为，跨越“卡夫丁峡谷”，是马克思东方理论的精髓，为东方落后国家开辟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马克思的书信里还有问题的另一面，这就是“国家”和“社会新栋梁”“合谋要使公社灭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中文第2版第3卷第340、341-342、340-341、339、340、857、774、765、769、770、770、768、765、775、773页。)此外，还有公社本身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会导致公社的灭亡。……公社所有制和土地的小块耕种相结合，这在较久远的时代是有益的，但在今天就变成危险了。……动产这种在农业中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的因素，促使公社社员的财产状况日益分化……作为合作劳动和协作劳动基础的土地公社占有制，它的经济上的优越性日益丧失”等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3年中文第1版第19卷第326、451、445、446、445页。)因此，马克思认为：“威胁着俄国公社生命的不是历史的必然性、不是理论，而是国家的压迫，以及渗入公社内部的、也是由国家靠牺牲农民培养起来的资本家的剥削。”(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3年中文第1版第19卷第326、451、445、446、445页。)不少东方社会学者抓住马克思这个“问题的实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3年中文第1版第19卷第326、451、445、446、445页。)做“不可跨越”的文章，形成了两军对垒。其实，马克思在俄国社会向何处去和农村公社历史命运的问题上，并没有把话说死，他所持的观点是两种可能性。他在“初稿”里说：“‘农业公社’的构成形式只可以有两种选择：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先验地说，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中文第2版第3卷第340、341-342、340-341、339、340、857、774、765、769、770、770、768、765、775、773页。)在第四稿里说：“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没有提供肯定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没有提供否定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对此进行的专门研究使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需的正常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中文第2版第3卷第340、341-342、340-341、339、340、857、774、765、769、770、770、768、765、775、773页。)
由此可见，争论的双方都可以在马克思的书信里找到足够多的论据，来论证自己的论点，很难说谁是谁非。在这里，我并不是要参与这种是非的争论，也不是要支持或反对哪一方的观点。我只是想提出一个争论双方都不很经意的问题，即马克思是怎样把他的西方理论和东方理论衔接起来。因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能否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前提条件和理论基础，离开了这一点，就容易陷入无范畴的纯学理的争论，断难作令人信服的科学结论。1882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在为普列汉诺夫翻译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2版撰写的“序言”，给了我们解开这个问题的一把钥匙。“序言”指出：“‘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旧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中文第2版第1卷第92、16、230、12、15-16、291、86、115-116、283-284、241、276、276-278、291、306、309、309、309-310、71、68、251页。)这就告诉我们，能否跨越“卡夫丁峡谷”关键在于：第一，“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中文第2版第3卷第340、341-342、340-341、339、340、857、774、765、769、770、770、768、765、775、773页。)；第二，只有“俄国革命”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相继发生，相互补充，共同起作用，才能使俄国农村公社真正成为共产主义的新起点。
因此，我们有理由说，马克思东方理论的真谛，是社会革命。离开了社会革命来谈发展道路，不是马克思的本意。实际上，马克思是用社会革命的链条把东西方连接起来，从而架起一座从西方社会到东方社会、从东方社会到西方社会互相沟通的理论桥梁。“卡夫丁峡谷”就是这座理论桥梁下面的一道沟壑，能否跨越这道沟壑正是马克思的西方理论和东方理论的交汇点。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直到临终之前，也没有明说俄国是东方社会。后人之所以把俄国归入东方社会，主要是受恩格斯的启迪。1894年，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说，只有当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后，只有当资本主义的西方作出榜样和积极支持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榜样上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开始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中文第2版第4卷第445、443、450-451页。)因此，人们就把“落后国家”包括俄国在内，作为不同西方社会的东方社会来研究。但是，人们在研究东方社会或“落后国家”能否跨越“卡夫丁峡谷”时，却忽略了恩格斯最后讲的一段意味深长的话。特收录在此，作为本文的结束语：“这种公社是否还能得到挽救，以致在一定的时刻，像马克思和我在1882年所希望的那样，它能够同西欧的转变相配合而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这个问题我不能予以回答。但是有一点是无庸置疑的：要想保存这个残存的公社，就必须首先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必须在俄国进行革命。俄国的革命不仅会把民族的大部分即农民从构成他们的‘天地’、他们的‘世界’的农村的隔绝状态中解放出来，不仅会把农民引上一个大舞台，使他们通过这个大舞台认识世界，同时也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处境和摆脱目前贫困的方法；俄国的革命还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从公社那里还是从资本主义那里，都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改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中文第2版第4卷第445、443、450-4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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