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广关”与西汉前期地域控制的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武帝论文,西汉论文,地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28.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205(2008)02-0076-07 ［收稿日期］2008-01-15
《汉书·武帝纪》记载，元鼎三年（前114年）冬，“徙函谷关于新安，以故关为弘农县”①。这是一项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函谷关原本设在今河南灵宝附近，这次迁徙是将其东移约三百里上下，移至今河南新安境内，但却依然沿用原来的关名。这道关隘是关中东出第一门户，是拱卫都城长安头等重要的防卫要地，其战略地位之重要，几乎无与伦比。因而，若是没有特别重大的缘由，当政者似乎不应轻易更动它的位置；汉武帝何以会做出这一举动，非常耐人寻味。
东汉时人应劭最早对此做出疏释说：
时楼船将军杨仆数有大功，耻为关外民，上书乞徙关东，以家财给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广阔，于是徙关于新安，去弘农三百里②。
楼船将军杨仆的家住在宜阳县，正处于今河南灵宝函谷关旧关之外、今河南新安函谷关新关之内③，故后之论者多依从应氏此说。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述函谷关的迁徙过程时，不仅完全采录了上述记载，而且所记要更为具体一些，较颜师古引述的文字，尚增有“（杨仆）请以家僮七百人筑塞，徙关于新安”云云④；南宋时人吕祖谦在阐释这一问题时，同样全文抄录了应劭的说法⑤；又如元朝学者方回和清人顾炎武、顾祖禹、朱一新等对此亦一直笃信不疑⑥。在当代研究历史地理的学者当中，史念海对新、旧两座函谷关的遗址，都做过不止一次考察，很多研究都涉及函谷关问题，并且撰著有《函谷关和新函谷关》一文，专门从历史军事地理学角度论述这座关隘的作用，同样依然秉持应劭以来的传统说法⑦，这也可以视作当今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通行看法。
但在另一方面，至迟从宋朝时起，也就有人针对应劭“楼船将军杨仆数有大功，耻为关外民，上书乞徙关东”的解释，相继提出疑问。如宋代学者王益之曾考辨说：
杨仆以伐南越，方为楼船将军，犹在二年之后，兼是时仆亦未尝有大功也。
基于这样的看法，王氏在所纂《西汉年纪》中即弃而未取应劭的说法⑧。后来清人何焯和沈钦韩等也先后对此提出相似疑问，沈钦韩还更直截了当地否定这一说法的真实性，谓之曰：“仆于元鼎五年始为将军，是年破南越封侯，而函谷关之徙在三年，前此未尝有战功。《酷吏传》‘仆数有大功，耻为关外民，上书乞徙东关者’，殆虚妄也。”⑨而何焯怀疑应劭此说的理由，除了杨仆出任楼船将军的时间晚于函谷关迁徙的时间这一因素之外，又提出新的质疑说：“以武帝之雄，岂展拓都畿费出臣下之家财乎？”⑩
其实，杨仆不仅如王益之、何焯、沈钦韩诸人所指出的那样，在元鼎三年（前114年）迁徙函谷关之前，没有立下足以令汉武帝为他移动函谷关的功勋，而且终其一生，也始终没有做出什么了不起的业绩，《汉书·酷吏传》记述杨仆一生战伐军功事迹云：
南越反，拜为楼船将军，有功，封将梁侯。东越反，上欲复使将，为其伐前劳，以书敕责之曰： “将军之功，独有先破石门、寻陋，非有斩将骞旗之实也，乌足以骄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为虏，掘死人以为获，是一过也。建德、吕嘉逆罪不容于天下，将军拥精兵不穷追，超然以东越为援，是二过也。士卒暴露连岁，为朝会不置酒，将军不念其勤劳，而造佞巧，请乘传行塞，因用归家，怀银黄，垂三组，夸乡里，是三过也。失期内顾，以道恶为解，失尊尊之序，是四过也。欲请蜀刀，问君贾几何，对曰率数百，武库日出兵而阳不知，挟伪干君，是五过也。受诏不至兰池宫，明日又不对。假令将军之吏问之不对，令之不从，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间可得信乎！今东越深入，将军能率众以掩过不？”仆惶恐对曰：“愿尽死赎罪！”与王温舒俱破东越。后复与左将军荀彘俱击朝鲜，为彘所缚，语在《朝鲜传》。还，免为庶人，病死(11)。
按照上述记载，杨仆不仅未尝为汉朝立有重大功勋，而且在汉武帝眼里，连他以“楼船将军”身份征伐南越时获取的“将梁侯”封号，都有些名不副实，含有很多水分；清人周寿昌即据此诘问说，杨仆“安得云数有大功”(12)?故应劭所说，显然不足信从。
然而，另外也有人并不是这样看待《汉书·酷吏传》的记载，如清末人朱一新即推测说，应劭“所云请以私财徙关事，当在为楼船将军之先也”(13)。其实，类似的看法，最早似乎可以追溯到唐人刘知几，刘氏在《史通》中曾以没有载录“杨仆怙宠而移关”这一事件为例，来说明《汉书》记事每每有简洁而不繁芜的地方(14)，这也就意味着刘知几当时即认为所谓“杨仆怙宠而移关”乃实有其事，只不过《汉书·酷吏传》略去杨仆拜受楼船将军之前的功业而未加记载而已。不过，针对这样的看法，清代有学者曾经很委婉地评议说：“移关之说，应劭、郦道元始详言之，史公不录，班史遂尔阙如。”(15)这差不多等于是在说汉武帝为杨仆移关一说，在较早的文献中实际找不到可靠依据；正因为根本没有文献依据，尤其是司马迁在《史记》当中没有记载，班固才没有记述此事。实际上，这意味着所谓班固有意略而未书的说法，从而也就成了凌虚架空的想象之辞。
朱一新谓杨仆请以私财徙关事“当在为楼船将军之先”，不仅没有依据，同时也不符合情理。应劭说杨仆曾“数有大功”，这种所谓“大功”，一般应指军功。依照汉制，立下重大军功者，应得封爵；而杨仆所受爵位，惟有元鼎六年因征伐南越军功而获得的“将梁侯”(16)，所以，绝不可能如朱氏所云，将应劭所说杨仆“数有大功”的时间，安放在元鼎五年以前。杨仆在元鼎三年汉武帝移关之前既然根本未曾“数有大功”，那么，他因“耻为关外民”而“上书乞徙关东”的前提随之亦不复存在，整个这件事情从而也就略无真实性可言。
不管是认同应劭的说法，还是否定应劭的说法，上述这些学者在讨论这一问题时，都只是单纯关注函谷关的迁移原因。清朝末年，供职于国史馆内学者的王荣商，在注释《汉书》时，却独具眼光，从另一角度对认同应劭的传统主流说法，提出质疑说：
常山关亦是时所广，不独函谷也，何说得之？(17)
今人杨树达撰著《汉书窥管》，敏锐地注意到王荣商这一不同寻常的看法，将其纳入书中，用以表述他对汉武帝移关问题的倾向性主张(18)。杨树达在书中注明，王荣商所说的“广”常山关事，见于《汉书·文三王传》，但是却没有对王氏所作质问，做出更进一步的解答。那么，对于这一问题，究竟作以何说始能“得之”呢？检《汉书·文三王传》，其相关记载云：
代孝王参，初立为太原王。四年，代王武徙为淮阳王，而参徙为代王，复并得太原，都晋阳如故。……十七年薨，子共王登嗣。二十九年薨，子义嗣。元鼎中，汉广关，以常山为阻，徙代王于清河，是为刚王(19)。
《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记此事内容相近，惟记此“复置清河国”以及代王“徙清河”而以其故地为“太原郡”诸事，俱在移置函谷关的元鼎三年(20)，而《汉书·文三王传》明确记述这是缘于汉武帝施行的一种名为“广关”举措。
两相参证，函谷关的东移，应当也是这样一种“广关”性质的举措。由此可见元鼎三年函谷关的迁移，并不是偶然的孤立事件，它应当是汉武帝这次“广关”的重要内容之一。透过代王因“广关”而被改迁封地一事当中，可以更清楚看出汉廷这次“广关”的性质和影响范围。《史记·平准书》记述此事书作“益广关”(21)，即进一步扩大关中的范围，尤能显现出其增益拓广关中辖地的本质特征。
《汉书·文三王传》所说“常山为阻”的“常山”，本名恒山，汉人因避文帝刘恒名讳而改称常山(22)。在汉武帝这次“广关”之前，由刘参迄至刘义的历世代王，王国属地都在恒山以西(23)；而新改移的封地清河，则位于恒山以东今河北清河与山东临清一带。汉廷徙代国于清河之后，恒山以西，便统统纳入汉廷直辖之下。这一举措在政治地理和军事地理上的涵义，则是将汉廷视作根本重地的关中地区的区域范围，向东扩展到恒山脚下。
了解到上述史实，也就比较容易看出汉武帝这次迁移函谷关的重大政治和军事意图。借用陈寅恪研究隋唐政治史的用语，我们可以说，秦汉时期在地缘政治和军事地理意义上曾经奉行过一项非常强烈的“关中本位”政策，或者说是“关中本位”战略。这一政策或者战略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区别对待关中和关东地区，依托关中，控御关东，特别是中原地带(24)。后人总结分析说：“关中是形势之地，……欲据形势，须都关中。”(25)就是指利用关中地区的军事地理优势，确保国都安全，并威慑控制整个国土。
贾谊《过秦论》谓“秦并兼诸侯三十馀郡，修津关，据险塞，缮甲兵而守之”(26)，便很形象地描述了秦朝据守关中以控制天下的政治、军事地理方略。刘邦建国之初，在选择定都地点时，张良论述说：“关中左崤函，右陇蜀，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27)娄敬也说若是“入关而都”，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28)。西汉最终定都关中长安而舍弃关东的洛阳，就是基于这样的战略思考。西汉初年，沿承秦制，严厉限制关中与关东地区的人员往来，出入其间必须持有官府发给的“传”来作为通行凭证(29)；同时，还特别严格限止马匹出关到关东地区(30)。这项限制性措施，具有重要军事地理意义。因为马不仅是人员骑乘的主要交通工具，其更重要的用途，还是当时最为重要的军事装备，一旦随意出入，自然会增大关东地区威胁关中的实力。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三月，曾经在一定程度上开放关中与关东之间的严厉禁限，“除关无用传”(31)；但没有多久，在景帝初年，朝廷的安全，就受到关东吴楚七国叛军的严重威胁。为此，在景帝四年，又不得不恢复旧规，“复置诸关用传出入”(32)。
这里所说的关中，本来只是指秦人赖以崛起的今关中平原，后来随着秦国疆域的扩展，扩大成为包括今陕北、陇东和巴蜀地区在内的整个西部区域，在此姑且称作“大关中”区域⑩。秦汉两朝这种区别对待京师周围区域与其外围地带的地域政策，源自其同样依赖西部关中地区吞并天下并在此建都，而这一政策在古代政治地理上更深一层的涵义，则是《禹贡》等上古典籍所记同心圈层式五服制度的具体施行和体现，即以京城长安为核心，其外环以三辅地区，三辅之外再周以关中地区，关中的外围便是关东地区，只不过关东未能环绕关中，而京师与畿辅地区又僻处西边，偏离全国几何中心较远。
不管是在军事上以大关中控扼关东，如张良、娄敬辈所云“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还是在政治上施行不同的政策，区别对待，都需要在大关中与关东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设置阻隔；在军事地理意义上，这也就是一条特殊禁区的界线。体现这条界线的标志，便是横亘在这两大区域之间的自然阻隔和设在其间通道上的关隘。
今山陕两省之间的黄河南流河道，是大关中区域北部与关东的天然分界，早在战国初期，秦厉公和秦灵公时期，即曾有“壍河旁”和“城、壍河濒”的举措，利用黄河河道作为东部防线(34)。云梦睡虎地秦简《田律》记述秦朝有所谓“河禁”(35)，这应当是设在大关中东面黄河岸边的禁地；联系张家山西汉初年汉简《津关令》中与关中东部函谷关诸要隘相并称的“河塞”(36)，可证秦至西汉初年，一直是以这段黄河河道，作为大关中北部区域的界限。张家山汉简《津关令》所记载的临晋关，即是设在这段黄河河道渡口上最重要的一座关隘(37)。汉武帝元鼎三年这次“广关”，在大关中区域的北部，就是将其东界大幅度向东推移，由黄河岸边延展到了恒山脚下。
不过，恒山只是太行山脉中间的一个地段。汉武帝“广关”之后，大关中区域在这一带的完整分界线，可以借助如下史事加以判断：
（汉成帝阳朔二年）秋，关东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壶口、五阮关者， 勿苛留(38)。
天井、壶口、五阮诸关与函谷关相并列，显然这些关口与函谷关一样，起着分隔大关中与关东两大区域的作用。这里所说的函谷关，自然是指汉武帝移关后的新关；弘农郡东界上另有陆浑关，与此函谷新关南北并列(39)，同样起着阻隔关中、关东两大区域的作用。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天井关与壶口关并属上党郡；而且上党郡还另设有上党关和石研关(40)。这四所关隘的具体位置，虽然还需要详细考证，但大致都处于上党郡的东南境亦即太行山上，应当没有什么问题(41)。五阮关，东汉人应劭谓设置“在代郡”(42)，今本《汉书·地理志》代郡下记云“有五原关”，当即此关；《汉书·地理志》记载代郡还另设有常山关(43)。这两处关隘的位置，也都应当是在代郡东境的太行山上(44)。
由上述诸关的位置可以清楚看出，在汉武帝元鼎三年“广关”之后，大关中北部区域东界的具体界线，是耸立在华北平原西侧的太行山脉。西汉末年，扬雄撰著《方言》一书，归纳总括各区域词汇异同，因秦、晋两国旧地，用词往往一致，所以将其归并为同一方言区域，而杨雄在叙述这一区域时，每每谓“自关而西秦晋之间”云云(45)，这里所说的“关”，就应当是指汉武帝“广关”之后，在太行山上设立的这些关隘。这一改变的结果，意味着西汉对匈奴防守作战最前沿上的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列郡，被一举囊括于关中区域之内，使朝廷得以最大限度地直接控制对外作战的国防兵力，增大威慑关东地区的实力。
《史记·游侠列传》记载武帝时郭解在关中杀人后，为逃避惩处而亡命，“置其母家室夏阳，身至临晋。临晋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关。籍少公已出解，解转入太原，所过辄告主人家”。虽然郭解这次得以逃脱法网，但随后不久，终究还是被御史大夫公孙弘治罪灭族(46)。公孙弘随后擢升相位，史载“御史大夫公孙弘为丞相”，事在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十一月(47)。因此，郭解出临晋关避难时，武帝还没有施行“广关”，所以他是通过黄河渡口上的临晋关出离关中，而太原当时尚属关外。其后在汉宣帝五凤年间，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言：“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48)这里所说河东、上党、太原诸郡，均位于黄河以东、太行山以西，弘农郡的大部分地区也位于旧函谷关外侧，因此，在汉武帝“广关”以前，这些地方都地处关中之外，属于“关东”地区，耿寿昌在此则是与“关东”对举，可见，上述诸地显然已经归属于关中区域。
在大关中区域的中部，其东侧原本是以崤山山地作为界限。再向东南，依次为豫西、鄂西、湘西及其南延山地。张家山汉简《津关令》所记函谷关、武关、郧关、扜关（扞关）诸关隘，便是当时限隔大关中中部与关东地区的关隘(49)。
在上述这一系列关隘当中，战国以来设在崤山山间谷道上的函谷关，地位最为重要，因为它控制着关中与关东中原地区往来最重要的一条通道，是出入京师长安的第一门户，时人称之为“京师之固”(50)。《史记·平准书》记述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广关”事作“益广关，置左右辅”(51)，这里所说“左右辅”涉及诸多问题，比较复杂，需要留待以后专门论述，但《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就在武帝“广关”的下一年，亦即元鼎四年（前113年），汉朝即在京畿地区“更置二辅都尉”(52)，二者之间，肯定具有内在联系。因此，无论具体作何解释，“左右辅”都应与京师安全密切相关，而且理应与京畿的地域扩张具有直接关系，这一点恐怕没有太大问题。就在“更置二辅都尉”的同时，汉朝在旧函谷关以外、新函谷关以内这一新增益到关中的区域内，设置了弘农郡，治所就设在旧函谷关所在的地方，并将南面的武关附近地区也划入辖境(53)。弘农郡的设置，显然有助于强化京畿地区的防卫能力，有助于更有力地控制关中东出的通道。
除了函谷关以外，武关等关由于地形的限制，若轻易向外拓展，将失去有利地势的依托，所以，终西汉一朝，这几处关隘的位置，应始终没有改变。《汉书·地理志》记事以西汉末年的元延、绥和之际为断限，却仍记有郧关和扞关（扞关）(54)；《汉书·地理志》虽未记武关，但这很可能是今传文本存有缺漏所致，因相关史事表明，直至汉末，武关仍是拱卫关中的重要关隘(55)。这些事实足以证明上述武关诸关一直沿用未变。不过，随着函谷关的东移，汉廷在新函谷关南侧的陆浑，又新增设有关隘(56)，加入到关中东部这一系列关口当中。
由长江三峡和四川盆地东南缘再向南侧延伸，西汉初兴时，本来放弃了秦时已经“颇置吏”于彼的滇池附近地区，而与西南诸夷“关蜀故徼”(57)。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复又新增设有牂柯郡，使得大关中区域的东南界，也比从前向外有所拓展。《汉书·地理志》记载汉廷在牂柯郡设有柱蒲关和进桑关，进桑关位于进桑县境内，侧临麋水即今红河；柱蒲关所在不详，但参照《水经注》的记载，应侧临牂柯江即今红水河。这两座关口的具体位置，虽然还需要详细考索，但应当分别是牂柯郡东境上控制牂柯江和麇水这两条重要水上通道的关隘(58)。下牂柯江水道东出番禺，是元鼎五年（前112年）伐南越时汉军选用过的进军路线(59)。显而易见，汉武帝此在东南部的这一“广关”举措，可以大大增强朝廷通过水上通道控制和威慑岭南的力量，使其难以割据自立。
在另一方面，还需要指出，除了向东大幅度扩展之外，迄至元鼎年间，与汉初相比，大关中区域向西北面、西面和西南面，也都有很大扩展。在西北方面，元朔二年（前127年），卫青率军大举反击匈奴，收复秦始皇时占据的河南地，重新在阳山上设立边防线(60)；在西面，河西四郡的设置年代，尽管众说纷纭，但至迟在元鼎六年已经设置酒泉郡，应该说是绝大多数学者的共识(61)，这也就意味着此时汉廷至少已经控制了河西走廊上酒泉以东的所有区域；在西南方面，元鼎六年开拓西南边地，在设立牂柯郡的同时，又设置有武都、越嶲、沈黎、文山诸郡(62)，控制的地域范围，延展至今云南地区。至元封二年秋平西南夷未服者增设益州郡，复又进一步扩展了关中的地域范围以及汉朝在西南的疆域。
综合以上所述，在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至元鼎六年（前111年）之间，大关中区域北部的东界，由以临晋关为标志的黄河一线，向东推进至太行山一线；中部区域的东界，由旧函谷关，向东推进至新函谷关；南部区域的东界，由四川盆地东南缘，向东南推进至柱蒲关、进桑关一线的滇桂、黔桂间山地；与此同时，大关中的西部区域，从北到南，也都有了大幅度扩展。通过增大关中区域的范围，特别是函谷关的东移和太行山以东地区划入关中，大大增强了朝廷依托关中以控制关东这一基本政治和军事地域控制方略的效力。
注释：
①《汉书》卷6《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83页。
②《汉书》卷6《武帝纪》，唐颜师古注引东汉应劭语，第183页。
③《汉书》卷90《酷吏列传·杨仆》，第3659页。
④［北魏］郦道元：《水经·谷水注》，［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16，（上海）中华书局，民国排印《四部备要》，第2b-3a页。
⑤［宋］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卷12《吕祖谦全集》（第8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27页。
⑥［元］方回：《古今考》卷5“关中”条，《四库笔记小说丛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影印本，1992年，第179-180页；［清］顾炎武：《肇域志》“河南府新安县”，“西安府潼关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104、1353页；［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48《河南》“河南府新安县”，（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260页；［清］朱一新：《汉书管见》卷1《二十五史三编》，（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340页。
⑦史念海：《函谷关和新函谷关》，《河山集（四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81-401页。
⑧［宋］王益之：《西汉年纪》卷15《国学基本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18页。
⑨［清］沈钦韩：《汉书疏证》卷2“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清光绪浙江书局刻本影印本，2006年，第34页。
⑩［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15《前汉书·纪》，（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48页。
(11)《汉书》卷90《酷吏传·杨仆》，第3659-3660页。
(12)［清］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卷3《国学基本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44页。
(13)［清］朱一新：《汉书管见》卷1，第340页。
(14)［唐］刘知几：《史通.烦省》卷9，［清］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65-266页。
(15)［清］佚名：《汉书疏证》卷25，京都大学吉川幸次郎等：《〈汉书补注〉未收书之一》影印抄本，1939年。
(16)《汉书》卷90《酷吏传·杨仆》，第3659-3660页；《史记》卷20《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1050页；《史记》卷122《酷吏列传·杨仆》，第3149页。
(17)［清］王荣商：《汉书注补》卷3，清末民初间刻本，第6b-7a页。
(18)杨树达：《汉书窥管》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57页。
(19)《汉书》卷47《文三王传·代孝王参传》，第2211页。
(20)《史记》卷17《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867页。
(21)《史记》卷30《平准书》，第1435页。
(22)《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常山郡下》颜师古注引曹魏张晏语曰：“恒山在西，避文帝讳，故改曰常山。”第1575-1576页。
(23)周振鹤：《代国沿革》，《西汉政区地理》（上篇），（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0-75页。
(24)元人方回在所著《古今考》卷23“西都长安”条中，对西汉“以关西制关东”的地域治理方略，（第423-424页）已经有所论述。
(25)［宋］吕祖谦：《东莱吕太史外集》卷5《己亥秋所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731页。
(26)［汉］贾谊：《新书》卷1《过秦》下，明末刻钱震泷评阅本，第5b页。
(27)《史记》卷55《留侯世家》，第2043-2044页。
(28)《汉书》卷43《刘敬传》，第2119-2120页。
(29)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津关令》，释文注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05-210页。
(30)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二年律令·津关令》（释文注释），《张家山汉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08页；《汉书》卷5《景帝纪》，第147页；又卷7《昭帝纪》；［唐］颜师古注引曹魏孟康语，第222页；［汉］贾谊：《新书》卷3《壹通》，第8b页。
(31)《汉书》卷4《文帝纪》，第123页。
(32)《汉书》卷5《景帝纪》，第143页。
(33)邢义田：《试释汉代的关东、关西与山东、山西》一文及其补正，原刊台北《食货月刊》复刊第13卷第1、2期合刊与第3、4期合刊，1983年。此据作者文集《秦汉史论稿》，（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第85-170页。王子今：《秦汉区域地理学的“大关中”概念》，《秦汉史论丛》（第9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382-395页；王子今等：《说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所见五关》，《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1期，第46-50页。
(34)《史记》卷5《秦本纪》，第199页；卷15《六国年表》，第705页。
(35)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之《秦律十八种·田律》，（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26页。同样的法规，也见于云梦龙岗秦简，见中国文物研究所等：《龙岗秦简》，（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82号简，照片摹本，第34页；释文注释校证，第102页。
(36)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之《二年律令·津关令》，释文注释，第208页。
(37)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之《二年律令·津关令》，二年律令图版，第492、506号简，第48-49页；释文注释，第206、208页。［汉］贾谊：《新书》卷3《壹通》，第8b页。
(38)《汉书》卷10《成帝纪》，第313页。
(39)《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第1549页。
(40)《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第1553页。
(41)［清］王先谦：《汉书补注》卷28上《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81、683页；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西汉并州、朔方刺史部》，（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17-18页。
(42)《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唐颜师古注引应劭语，第1553页。
(43)《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第1622页。
(44)［清］王先谦：《汉书补注》卷28下《地理志》下，第809页；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西汉并州、朔方刺史部》，第17-18页。
(45)［汉］扬雄：《方言》卷1，（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影印明万历新安程氏刊刻《汉魏丛书》本，1992年，第196页。
(46)《史记》卷124《游侠列传·郭解》，第3188页。
[47]《史记》卷22《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1136-1137页。
(48)《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第1141页。
(49)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之《二年律令·津关令》，二年律令图版，第492、506号简，第48-49页；释文注释，第206、208页。［汉］贾谊：《新书》卷3《壹通》，第8b页，就此有记述说：“所谓建武关、函谷关、临晋关者，大抵为备山东诸侯也。……若秦时之备六国也。”
(50)《汉书》卷74《魏相传》，第3133页。
(51)《史记》卷30《河渠书》，第1435页。
(52)《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上，第736页。
(53)《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第1548-1549页。
(54)《汉书》卷28《地理志》上，第1596、1603页。
(55)《汉书》卷6《武帝纪》第202页，载武帝太初四年，“徙弘农都尉治武关，税出入者以给关吏卒食”；又《汉书》卷99下《王莽传》下第4187页，载汉末邓晔率众“攻武关，都尉朱萌降”，说明武关一直是设有都尉司掌的重要关口。
(56)《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第1549页。
(57)《汉书》卷九95《西南夷传》，第3838页。
(58)［清］王先谦： 《汉书补注》卷28上《地理志》上，第786、788页；北魏郦道元《水经》之《温水注》、《叶榆河注》；［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36，第13b页；卷37，第4a页；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西汉益州刺史部南部、哀牢图》，第31-32页。
(59)《史记》卷113《南越列传》，第2975页。
(60)《史记》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第2923页。
(61)关于河西四郡的设置年代，由于《汉书》在《武帝纪》和《地理志》这两部分，记载互不相同，在当今研究者之间，张维华、劳幹、陈梦家、周振鹤和日本学者日比野丈夫等人的看法，分歧很大。张维华等中国学者的看法，可参见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下篇）第3章第2节《河西四郡沿革》的叙述（第157-168页）；日比野丈夫的观点，见《河西四郡の成立につぃて》一文，收入所著《中國歷史地理研究》，（京都）同朋舍，1977年，第69-92页。
(62)《汉书》卷6《武帝纪》，第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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