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被利用看鲁迅的性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性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597(2002)01-0011-04
1925年6月13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感悟世情的文字：
我明知道几个人做事，真出于“为天下”是很少的。但人于现状，总该有点不平，反 抗，改良的意思。只这一点共同目的，便可以合作。即使含些“利用”的私心，也不妨 ，利用别人，又给别人做点事，说得好看一点，就是“互助”。但是，我总是“罪孽深 重，祸延”自己，每每终于发见纯粹的利用，连“互”字也安不上，被用之后，只剩下 耗了气力的自己而已。[1]P78
时隔10年，1935年4月23日，鲁迅在写给萧军、萧红的信中，又写下了同样内容却更为 感喟不已的话：
帮朋友的忙，帮到后来，只忙了自己，这是常常要遇到的。……我的经验，是人来要 我帮忙的，他用“互助论”，一到不用，或要攻击我了，就用“进化论的生存竞争说” ；取去我的衣服，倘向他索还，他就说我是“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吝啬得很。前后 一对照，真令人要笑起来，但他却一本正经，说得一点也不自愧。[2]13·P116
通观鲁迅的全部文字，可以发现，这种“被利用”的感受贯穿他的一生。就像他所形 容的交“华盖运”，碰“鬼打墙”，他始终不能逃脱这种痛苦的折磨。考察这种厄运在 他身上的种种表现以及他不断被这种厄运所笼罩的内外原因，会进一步加深我们对他的 思维性格气质和心态的理解，同时也会进一步加深我们对他人生选择的悲剧性的认识。
最早使鲁迅产生被利用感觉的，是兄弟失和事件。
深受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影响的鲁迅自从家庭变故特别是父亲去世以后，就自觉地承担 起了长子长兄的义务。他虽然比周作人只大不足4岁，但却处处事事尽到了长兄的职责 。留日期间为周作人代办一切对外交涉乃至料理衣食住行，为了解决周作人和羽太信子 的经济需要不得不牺牲自己的研究深造计划而回国谋职，搜集辑成《会稽郡故书杂集》 以周作人的名字印行，为周作人在北京大学谋得教职并帮他修改文章，周作人两次患病 期间代为请医生并跑医院跑西山悉心照料，为筹划八道弯住宅而多方借款、多方交涉、 多方联系并亲自设计、亲自安排，甚至连羽太信子姐妹日本人的居住习惯、侄子侄女的 游乐玩耍都考虑得极为细致周到，把每月的高额收入悉数交给持家的羽太信子并且不断 接济羽太信子的娘家……桩桩件件，都包容着鲁迅对周作人一颗诚挚真切的爱心。可以 说，鲁迅为周作人和羽太信子们毫无保留地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 ，他最后从周作人和羽太信子那里得到的竟是侮辱谩骂和驱逐。这对他无疑是至为残酷 的精神打击。一个人最难以忍受的是亲人的背叛，是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去关怀去帮 助去扶植的亲人的背叛。无法排遣的苦痛折磨着他，最后终于积郁成疾，大病一场。虽 然鲁迅没有在文字中直接描述这一事件在他心中引起的反应，但从他一系列隐晦曲折的 表述中我们却可以体悟到一种被利用被榨取被掠夺的强烈感受。时过一年，他撰写《< 俟堂专文杂集>题记》时，就把周作人、羽太信子喻为“寇”，把周作人、羽太信子盘 据的八道湾称为“盗窟”，并在文末署名为“宴之敖者”，表示自己“是被家里的日本 女人逐出的”[2]10-P63。后来，他创作小说《铸剑》，又把“宴之敖者”作为复仇者 “黑色人”的名字，并让他对眉间尺说：“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 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可见他这种感受是多么深刻，多么强烈，多么难以忘怀。
如果说碍于和周作人的特殊关系，加之当时也没有可以尽情地倾诉内心愤懑的对象， 鲁迅只是在内心深处独自咀嚼周作人和羽太信子强加给他的痛苦，因而没有明确表达出 他内心的具体感受，那么，当他再一次蒙受由高长虹给他制造的类似的厄运，而他已有 了在心灵上相依为命的许广平后，他则把这种感受十分明白准确地表述了出来，那就是 “被利用”。高长虹给鲁迅造成的伤害虽然和周作人、羽太信子不同，但性质是一样的 ，这同样是一种背叛，是一种得到诸多利益后见不能进一步被利用就过河拆桥恩将仇报 一棒打杀式的背叛。尽管高长虹在无情反目后极力否定鲁迅对他的帮助，而鲁迅不论事 前事后也不愿因而没有对此详加述说，但事实终究是不可抹杀的。且不说鲁迅对高长虹 在经济上的热心帮助，也不说鲁迅对高长虹所主办的《狂飙周刊》在精神上舆论上的热 情支持，仅从如下几件事例就能够管中窥豹，以见一斑——在《狂飙周刊》被迫停刊的 情况下，由鲁迅提议和高长虹、向培良等人一起创办《莽原》，鲁迅作为主持人，邀高 长虹写稿，使《莽原》成为高长虹这一时期发表文章的主要阵地；鲁迅将高长虹的第一 本散文与诗的合集《心的探险》同自己的《呐喊》、《彷徨》、《野草》等一起编入“ 乌合丛书”；鲁迅亲自给高长虹校稿子，并累得吐了血。只要注意到鲁迅和高长虹当时 在社会上所处的不同地位和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就不难明白鲁迅的这些行为对高长虹的 成长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无怪乎后来高长虹在上海恢复《狂飙周刊》并筹办“狂飙丛 书”时要刊登“去年春天本社同人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及少数最进步的青年文学家合办 《莽原》……”这样的广告。然而，这样的提携奖掖高长虹全然没有放在心上，仅仅因 为接办《莽原》的韦素园压下了向培良的稿子，他就迁怒于鲁迅，采取威胁造谣诽谤等 手段向鲁迅大举进攻，妄图致鲁迅于死地。鲁迅不是从个人的功利出发去帮助培养青年 人的，他“并没有略存求得好报之心”[1]P284，他说他“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 就为得想引出些新的这样的批评者来，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 社会的假面”[1]P53，也就是他一再强调的为中国“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2]3· P22。但在受惠者一方，即使不总把对方的好意铭记在心，也不该轻意就反目为仇以怨 报德吧。高长虹的这种态度和做法，不是纯粹的利用又是什么?这使鲁迅深受刺激。他 就此给许广平写信说：“我先前为北京的少爷们当差，耗去生命不少，自己是知道的。 ……不过先前利用过我的人，知道现已不能再利用，开始攻击了。长虹在《狂飙》第五 期上尽力攻击，自称见过我不下百回，知道得很清楚，并捏造了许多坏话(如说我骂郭 沫若之类)。其意盖在推倒《莽原》，一方面则推广《狂飙》销路，其实还是利用，不 过方法不同。他们专想利用我，我是知道的，但不料他看出活着他不能吸血了，就要杀 了煮吃，有如此恶毒。”[1]P222这深刻揭露了利用人者自私自利不讲道义的本质，同 时倾诉了他发现自己被利用后的愤怒与悲哀。
高长虹们的背叛给鲁迅的刺激是深重的，甚至使他对自己“做好事之徒”的一贯主张 发生了怀疑(注：鲁迅1926年12月14日写给许广平的信中，在对高长虹们的自利行为发 了一通感慨后说：“有人管，现在看来，做好事之徒实在不容易，我略管闲事，便弄得 这么麻烦。”)，表示“此后见人更有戒心”[1]P305。然而，这也只是说说而已。一遇 实际情况，他的所谓“戒心”就踪影皆无，因而被利用的情况也就接连不断继续发生。 追随他由厦门而广州的学生廖立峨，在他定居上海后，带着爱人及爱人的胞兄来投奔他 。他不仅提供食宿，而且负担零用，甚至和某书店商定，他每月暗中出三十元钱作为廖 的工资，介绍廖到书店工作。就是因为当时创造社、太阳社正合力围剿他，廖便对他说 ：“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不和我来往了，说我和这样的人住在一处。”[2]4.P4加之 欲壑难填，廖一行三人终于先后离去。但临行前给解决旅费还不够，还要求提供一笔款 子置买田地。几年后，见他没有被围剿掉，又来信要求帮助。这不依然是纯粹的利用而 且是理直气壮理所当然的利用吗?
越到后来，鲁迅越被这种被利用的心绪所困扰，而且这常常是和周作人、高长虹们的 利用性质不同的一种利用，即政治利用，这就使他更加烦恼与悲哀。创造社、太阳社在 对他进行了一场疾风暴雨式的围剿后，遵照指示，同他及在他影响下的人们联合起来， 成立了左联。对于左联以至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鲁迅可谓鞠躬尽瘁。面对国民党反 动派的迫害，资产阶级文人的诬陷，无聊记者的嘲骂，他毫不退缩，英勇战斗，表现了 亘古少见的硬骨头精神。可是，在左联内部，一些人特别是某些领导人却完全以实用主 义的态度对待他。他们表面上尊他为盟主，实际上却把他当作奴仆、傀儡乃至玩具。曹 聚仁把他的一封信拿到《社会月报》上发表了，恰巧该刊同期登载了杨邨人的 一篇文章，田汉就化名绍伯写了《调和》一文，诬蔑他是“替杨邨人氏打开场 锣鼓”，指责他放弃思想斗争的原则，和杨邨人搞调和。经他公开质问，田汉 则直言不讳，说写这篇文章是故意冤枉他的，为的是使他愤怒起来，去攻击杨邨人。这不仅是把人当作工具来利用，简直带有愚弄的意味儿了。这样的事情固然不是 经常发生的，平时更多的情况是某些领导人既要他为左联冲锋陷阵，又对他极不尊重， 甚至背地里不负责任地对他妄加议论指责。这使他常常觉得“手足无措”。他在给胡风 的信中诉说自己的苦恼：“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 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 地说，我作得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2]13·P211这不同样是一种愚弄性的 利用吗?尤其使鲁迅不能容忍的是在解散左联的问题上他们对他的态度。既然口口声声 尊他为左联盟主，而他也确实为左联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决定解散左联却不征求不 尊重他的意见，而且暗地里加他以“破坏统一战线”、“托派”等等政治罪名，这不是 公开地毫无掩饰地暴露出了视他为傀儡的态度吗?特别是最后公开打上门来对他进行指 责教训和攻击的竟然是他几年来耗费了大量心血予以关怀指导的文学青年徐懋庸，那种 被利用被愚弄的感受就来得更为强烈，更为难以忍受。无怪乎他强挣病体也要写出那封 答徐懋庸的公开信。有人认为他对徐懋庸的态度过于严厉，了解了这些，还能对他再说 些什么呢?
众所周知，鲁迅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深刻的思想家，他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深刻解 剖，可谓前无古人且迄今尚无来者。然而，他却一次一次接连不断地被人蒙蔽利用乃至 愚弄，其原因又何在呢?
1926年11月6日，许广平在读了鲁迅向她倾诉因受高长虹的利用而生的苦恼的信后，在 回信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你的弊病，是对有些人过于深恶痛绝，简直不愿同在一地呼吸，而对有些人又希望太 殷，不惜赴汤蹈火，一旦觉得不副所望，你便悲哀起来了。这原因是由于你太敏感，太 热情，其实世界上你所深恶的和期望的，走到十字街头，还不是一样么?而你硬要区别 ，或爱或憎，结果都是自己吃苦，这不能不说是小说家的取材失策。倘明白凡有小说材 料，都是空中楼阁，自然心平气和了。我向来也有这样的傻气，因此很碰了钉子，后来 有人劝我不要太“认真”，我想一想，确是太认真了的过处[2]11·P210。
这一针见血地道出了问题的本质，鲁迅也承认许广平的话“大抵不错”[2]11·P212。 把人看得太好，又对人“希望太殷，不惜赴汤蹈火”，因而就难免上当。不论生前或死 后，鲁迅常常被人议论或指责为“多疑”。不能绝对化地断定这种看法没有一点道理， 鲁迅自己也曾多次直言不讳地承认这一点(注：参看《华盖集·“碰壁”之后，并非闲 话(三)》、《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等。)，他甚至公开为“多疑”辩护，认为 “怀疑并不是缺点。总是疑，而并不下断语，这才是缺点”[2]6·P486。然而，认真考 察，不难发现，他的多疑，有其特定的对象，即那些表里不一的伪君子，用他的话说， 就是化作人样的“畜生”。因为“这些畜生就杂在人们里，而一样是人头，实际上仍然 无从辨别。所以我就多疑，不大要听人们的说话”[2]3·P151。这完全是被丑恶的现实 逼出来的。就其生性来说，他倒是那种最单纯，最坦诚，待人从不设防，最容易相信人 并且掏心给人的人。他没有一点害人之心，他也总是以己度人，特别是对那些初识者， 那些没有伤害过他或虽已暗中伤害他但他还没有察觉的人，他从没有一点戒备，总是热 心去帮。高长虹初次来访，他就热情相待，倾心而谈，“精神特别奋发，态度特别诚恳 ，言谈特别坦率”[3]1·P200。就是当他发现高长虹“是安那其主义者”，同自己意见 并不完全相合[1]P52，他也未改初衷，依然对高热情扶植，和他密切合作。他在厦门时 的学生王方仁来上海找他，提议一起办朝花社，资本由几人共出，他率然应允。经费不 足，他又把许广平也算作一股。印刷所用纸张油墨，皆由王经手，且多从其兄所开的文 具店买来。各种纸都有，有的极为粗糙，不宜印图，油墨也很恶劣，印出的书很不好看 。稍有一点疑心的人，都会考虑到内中会有什么蹊跷，可是他却毫不注意，直至最后朝 花社倒闭，造成巨额亏空，他才恍然大悟。这种以己推人，相信乃至轻信别人的特点， 直到他的晚年也没有多大改变。1936年，善于翻戏的史济行为骗取他的文稿，从武汉化 名齐涵之给他写信，声言要出版白莽的诗集《孩儿塔》，请他写一篇序，并申明因为纸 张零碎，不寄原稿了。本来，《孩儿塔》的原稿就在他手里，但出于对白莽的友情，他 还是相信了，并于收到信后立即写出寄走。后来，当地发现齐涵之乃史济行的化名，才 知道上了大当，赶紧作文声明。他慨叹自己“偶不疑虑，偶动友情，到底成为我的弱点 ”[2]6·P496。其实，他哪里是“偶不疑虑，偶动友情”呢?从不疑虑，善动感情，倒 确实是造成他一生中不断上当受骗被人利用的一个性格弱点(注：从根本上说，这不是 弱点，而是美好的品格。鲁迅所希望的人性，就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互不猜忌、坦 诚相见、团结友爱(参看《译文序跋集·<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热风·无题》等) ，但在人性尚不健全的社会里这无疑会成为使好人上当受骗、使丑恶行为得益的弱点。 )。
鲁迅在悼念韦素园的文章中，说韦素园有一个“致命伤”，即“他太认真”[2]6·P64 。其实，把这个评断加在他的身上倒更为合适。因为心地坦诚善良，他在与人交往中从 随便苟且，而是极为认真负责。虽然他说过自己“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 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2]1·P285，又说他“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 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1]P69，但这种“很随便”、“为自己玩玩”的现 象在别的方面容或有之，在与人交往中却绝对没有。不论故交还是新识，只要来到他的 面前，他都会敞开心扉，竭诚相待；也不论朋友还是路人，只要有求于他，他都会尽己 所能，倾力相助。他是中国传统交友之道中为朋友两肋插刀，手中有一碗饭也要分给别 人多一半的那种人。但唯其与人交往中那样真，他也就容不得别人对他有一点假。考察 一下他和孙伏园的交往，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他的这一性格特点。孙是他在绍兴初 级师范学堂的学生，后来到北京大学上学，编《国民公报副刊》、《晨报副刊》、《京 报副刊》，创办《语丝》，到厦门大学工作，都得到他无微不至的父辈般的关怀指导和 帮助。孙伏园回忆说：“他为《晨报副刊》写文字，就完全出于他要帮助一个青年学生 的我，使我能把报办好，把学术空气提倡起来。我个人受他的精神的物质的鼓励，真是 数也数不尽。”甚至“我们一同旅行的时候，如到陕西，到厦门，到广州，我的铺盖常 常是鲁迅先生替我打的。”[3]2·P121从1918年孙伏园到北京上学到1927年与鲁迅在广 州分手的近十年间，二人之间过从颇密，特别是北京时期，鲁迅对孙伏园可谓“希望太 殷，不惜赴汤蹈火”。然而，令人深思的是，从有文字可查的资料来看，孙伏园是使鲁 迅最早产生被利用的感受的人。鲁迅1925年6月13日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说：“伏园的态 度我日益怀疑，因为似乎已与西滢大有联络。其登载几篇反杨之稿，盖出于不得已。今 天在《京副》上，至于指《猛进》、《现代》、《语丝》为‘兄弟周刊’，简直有卖《 语丝》以与《现代》拉拢之观。或者《京副》之专载沪事，不登他文，也还有别种隐情 (但这也许是我的妄猜)，《晨副》即不如此。”[1]P78紧接着，就是本文开头所引的那 段感悟世情的文字。不难看出，鲁迅所以产生这种强烈感受，根本原因就在于孙伏园对 陈西滢的暧昧态度。其实，最早将《猛进》、《现代评论》和《语丝》相提并论的并不 是孙伏园，在此之前两个月，徐炳昶就在给鲁迅的信中这样写过，而且“希望大家集合 起来”，但鲁迅并没有对此表示反感，而且写了长长的回信讨论思想革命问题[2]3·P2 2。究其原因，就因为徐炳昶只是他一般的同事，而孙伏园却是他关系密切的学生、朋 友。鲁迅是很重视交友之道的，他所以在答徐懋庸的信中用大量文字为胡风、巴金、黄 源辩护，不仅是为了维护革命原则，同时也出于他的“交友的道义”[2]6·P534。他不 允许别人随意诬蔑他的朋友，同样，他也不允许他的朋友无原则地去取悦他的敌人。孙 伏园不是不清楚现代评论派依附北洋军阀政府的政治态度，不是不清楚陈西滢们在女师 大风潮中充当章士钊、杨荫榆的舆论工具对进步学生的迫害及对鲁迅的诬陷，就在陈西 滢们为虎作伥不可一世地向青年学生和以鲁迅为代表的进步力量大肆攻击，而他们的真 面目还没有被全社会所识破的形势下，孙伏园只据一点以偏概全把现代评论派说成是进 步力量，这无异于给他们涂脂抹粉给他们撑腰打气，对于被诬陷被迫害的鲁迅和青年学 生，这只能起到增加压力增加斗争困难的作用。这当然是一种不讲是非不讲原则不讲道 义的表现，因此这不能不使把交友之道看得十分重要在他身上倾注了大量心血的鲁迅产 生一种被利用被出卖的感受。联系孙伏园以后的表现，可以看出，他这样做，是由其待 人处世原则决定的。女师大风潮中，鲁迅身受迫害，处境艰难，离开北京前，他虽然已 和许广平确立了爱情关系，但不宜公开，否则，又会给正人君子们增加攻击他的子弹。 然而孙伏园却毫不为鲁迅着想，和王品青、章衣萍、李小峰、羽太信子等把这当作新闻 来传播。他和鲁迅到厦门大学不久，追随现代评论派的顾颉刚也到了那里。顾一方面大 量介绍人以培植自己的势力，一方面多方排挤鲁迅。他扬言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个人， 这显然是一种扬此抑彼贬损鲁迅的手段。他还攻击鲁迅是名士派，他的追随者甚至仰仗 权力公开刁难鲁迅。可是，孙伏园却和顾颉刚们打得火热，他这样做，在客观上只能起 到帮助他们孤立鲁迅的作用，这不能不进一步引起鲁迅对他的不满。尤其令鲁迅不能容 忍的是，在创造社太阳社围剿鲁迅的高潮中，他竟然在武汉大发言论说，他和鲁迅的政 见不一致。这使鲁迅深感失望和寒心，他终于忍无可忍，在文章中用春秋笔法抒发了被 孙伏园所利用的感受(注：参看《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并以此中断了和他 的交往。其实，在孙伏园的心目中，并没有把他上述的一系列做法看作什么大不了的事 ，从总体上来说，他一直还是把鲁迅当作恩师对待的，也许他始终也没有明白鲁迅后来 为什么对他采取那种态度。但这恰恰表现了他与人交往中随随便便不够认真的一面。即 使对于恩师，也可以妄加议论，也可以有意无意地加以伤害甚至背叛和出卖。说他内心 没有真情也许有点过分，但起码是情不够纯、不够真。对于那些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 作只不过是相互利用的人来说，这也许不算什么，但对于以真情待人同样希望朋友以真 情待他的鲁迅来说，却无论如何不能忍受。如果不了解这一点而读鲁迅批评孙伏园的文 字，可能会觉得鲁迅待人太苛，而了解了这些，自然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从鲁迅那 貌似苛刻的文字中，不是可以进一步发现他的性格的特殊之处以及他容易被人利用的原 因了吗?
如果只是读鲁迅的著作，特别是读《捣鬼心传》、《二丑艺术》、《随便翻翻》、《 我要骗人》……这些篇什，读他对柔石讲“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 ”[2]4·P482，对许广平讲“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2]6·P612这类文字， 你会从内心深处惊叹他洞察世事人心的眼力，你肯定会认为他能识别人间一切真伪而永 不上当受骗，你甚至会认为他在待人处世上胸有城府高深莫测老于世故。然而，只要一 了解他与人交往的实践，你就会发现实际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那些洞察世事的论断只 能用来指导别人，却根本不能指导他自己。他在人际关系这座人生大学中始终是个没有 毕业的学生。这也并不奇怪。对人生的认识和与人交往的实践本来就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有些根本没有什么认识分析能力的低能儿却在人际关系中左右逢源八面玲珑如鱼得水 永远得利，这完全是由品性乃至禀性使然。像鲁迅这样至诚至真不会做假不会逢迎不会 投机取巧不会耍两面派的人，就只能不断受骗不断碰壁不断背时背运，难道这仅仅是他 个人的不幸吗?
收稿日期：2001-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