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明史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8年的明史研究，在以往研究所得成果和所示思路基础上，又有显著推进。其论述不仅有就传统学术课题展开的新思考，也有顺应改革开放三十年需做学术总结的专论；新材料的发现及运用，也多有所见，且能收补充旧识、增益新知之效。在研究中借鉴人文社会科学多种方法的例子不少，思路力求多样；有学者还能运用中外多种文字于研究中，尊重已有见解，并拓宽视野鞭辟，再行开掘和深入。整体上看，2008年是明史研究学术成果和学术规范俱见进步的一年。
一、专著
张显清主编《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是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社会转型问题的新成果。该书从社会经济关系的新变化，城乡社会阶级关系的演变，社会风俗的变化，政治斗争的新形态与统治阶级危机的加深等方面展开讨论。张春树、骆雪伦《明清时代之社会经济巨变与新文化：李渔时代的社会与文化及其“现代性”》(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李渔的生平、作品作为个案，分析其所经历的时代变化所见的现代性。方志远《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科学出版社)讨论了明代中央决策系统的权力关系、权力制衡和地方国家权力的调整与重组三个问题。巫仁恕《品位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中华书局)从消费与社会权力及与社会风尚之关系切入，分析了由士大夫的好尚角度所见的社会面貌和社会内涵。董建辉《明清乡约：理论演进与实践发展》(厦门大学出版社)从乡约理论与实践层面，选取明清推行乡约的代表人物进行个案研究。王日根《明清海疆政策与中国社会发展》(福建人民出版社)考察了明清海疆政策中的海防政策、海洋贸易政策和海洋移民政策，并研究了三者间的相互影响及作用。虞浩旭、饶国庆《万斯同与〈明史〉：纪念万斯同诞辰3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宁波出版社)分上下两册，将民国以来有关天一阁藏《明史稿》、清修明史问题及万斯同生平学术的旧有研究和新近成果，结集刊出。陈长文《明代科举文献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就明代科举文献，各分专题研讨，提出了科举文献学的研究课题，并例释了研究的内涵、对象、方法等。樊树志《张居正与万历皇帝》(中华书局)讨论了张居正和万历皇帝间由合到分的关系演变。程国斌《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中华书局)从出版文化的角度考察明代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作为商品生产和流通的过程。鱼宏亮《知识与救世：明清之际经世之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是从明清易代的背景入手，讨论当时的经世之学。史红帅《明清时期西安城市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通过对明清时期西安城市历史地理问题的研究，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角度展现了西安城的西北重镇地位。张金梁《明代书学铨选制度研究》(上海书画出版社)考察了明代书学制度与明代政治的关系。龚汝富《明清讼学研究》(商务印书馆)专研明清讼学，呈现并分析了当时乡村民众的法律知识形成及其处置纠纷的基本技巧。万明、张兆裕等《北京城的明朝往事》(山东画报出版社)以明代著名人物为线索，钩沉北京城市史。
二、国家政治与社会变迁
对明代国家政治机构运作和官员功用的研究，仍是热门，关于明代社会变迁的讨论也提供了对晚明社会的整体认识。张显清《晚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开端》、刘志琴《晚明社会与中国文化近代化》、陈支平《明代后期社会经济变迁的历史思考》、毛佩琦《明清易代与中国近代化的迟滞》(均见《河北学刊》第1期)构成了“晚明社会变迁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专题讨论，从经济、文化和社会转型的角度分析了晚明的社会变迁。汪维真、牛建强《明弘治初限科会试令立废原委考释》(《历史研究》第1期)考释了弘治二年八月限科会试令的颁布和弘治三年十二月该令在未被实际实施的情况下，即被废止的政治原因。说明当时文官集团对政治的干预力和影响力增强，能够具有左右政策废立的强势和话语权，显示了传统因素在当时社会的强大作用。郑欣淼《明宫史研究与故宫》(《故宫学刊》第4辑)提出故宫以往的明宫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宫廷建筑、史迹陈列和文物藏品，今后将坚持院内外结合、明清结合、文物与文献结合的原则，发挥自身优势，提高故宫的综合实力。柏桦《明清“收养孤老”律例与社会稳定》(《西南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能体现明清社会救济立法的“收养孤老”律，不仅包含了传统社会救济基本意图，而且在“仁政”理念基础上，从法律上规范了“孤贫”救济。但其实际效果却有限。高寿仙《明代京官之朝参与注籍》(《故宫博物院院刊》第5期)认为明朝为保证应该朝参者皆入宫上朝，又能防止无朝参资格者借机阑入，所建立的两项制度：牙牌制度和门籍制度。林延清《蒋太后与大礼议》(《史学集刊》第5期)认为明世宗之母蒋氏“尊称”问题的解决与否，直接影响“大礼议”的进程。蒋氏入京礼仪之争使明世宗初次突破“护礼派”的防线，争得主动；在蒋、张太后“寿旦朝贺之争”中，世宗严惩护礼官员，实现了蒋氏“尊称”中加“皇”字的愿望；世宗强行去掉蒋氏“尊称”中的“本生”二字，导致左顺门事件的发生和“大礼议”的决定性胜利。赵克生《老吾之老：明代官吏养亲问题探论》(《史学月刊》第2期)分类析论了明代由于官吏任职的地域回避制度而出现的“为官”、“养亲”难以兼顾的问题，提出“移亲就养”、“分俸养亲”和“辞官终养”是明代官吏解决养亲问题的主要办法。张明富《明代宗学设置时间考辨》，(《西南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嘉靖初至嘉靖四十三年是明代宗学设置的探讨阶段，嘉靖四十四年，明政府将设置宗学写入《宗藩条例》，以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确立为国家制度。到了隆庆三年，这一制度才开始逐步落实。赵克生《明代文官的省亲与展墓》(《东北师大学报》第2期)考订明代文官的省亲、展墓制度经历了由明初“特命而行”到洪熙以后“奉例而行”的制度化过程，主要有给假归省和便道归省两种形式，并认为明代文官的省亲、展墓制度具有协调忠孝关系的社会政治意义。
由田澍《大礼议与嘉靖朝的人事更迭》、王剑《密疏政治：明世宗理政方式的新特点》、赵克生《嘉靖时代的祭礼大变革》、牛建强《嘉靖年间世风之迁移》、高艳林《嘉靖时期中朝关系的新阶段》等组成的“嘉靖变革的多维透视”笔谈(《西北师大学报》第2期)，展现了正德、嘉靖之际因皇位异常更迭所引起的人事上的重大调整和由此带来的多方面的显著变革。牛建强《明代中后期士风异动与士人社会责任的缺失》(《史学月刊》第8期)运用并不被学界广泛利用的徐芳《三民论》、薛论道《题钱》及《淡然轩集》等资料，从晚明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讨论了当时士阶层在观念体系和行为方式上的异动，包括利欲意识的强化、对治生问题的关注、燥急奔竞意识的突出、正常人格的扭曲、对标新好奇的狂热、政治干预的强烈等方面。田澍《明代嘉靖至万历时期政治变革的走向》(《兰州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自钦定大礼开始，在张璁的领导下启动了一系列变革，在明神宗支持下推行变革的张居正，是这一变革的继承者和终结者。王剑《密疏政治与嘉靖朝内阁倾轧之新探》(《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5期)认为嘉靖朝内阁倾轧源于正德、嘉靖之际首辅权力的膨胀，嘉靖朝广泛存在的密疏政治，使内阁倾轧更加激烈。章宏伟《明代观政进士制度》(《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5期)考订了明代观政进士制度的设立情形和在观政过程中所受到的对具体行政事务的训练，对律令、条例的学习及观政的期限等问题。何锋《明代海上力量建设中的官民互动》(《厦门大学学报》第5期)认为明代海上力量大致由民间海上力量和政府主导的国家海上力量两部分构成。任晓兰《论明代的僧人群体及其法律规制》(《西南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明代对僧人的法律规范呈现出泛伦理化的特征。僧人群体构成的日益社会化，僧人行为的低俗化，不仅损害了僧人群体的整体社会形象，也对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原瑞琴《〈大明会典〉的社会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5期)讨论了《大明会典》在推动明代政权的有序运行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及对后金、清代社会的影响。特别研究了天聪年间对《大明会典》的直接援用并为清代《会典》的纂修提供了重要借鉴。胡丹《洪武朝内府官制之变与明初的宦权》(《史学月刊》第5期)讨论洪武朝宦官组织的形成和势力扩大问题。张志云《重塑皇权：洪武时期的冕制规划》(《史学月刊》第7期)讨论了冕服礼制与皇权政治的关系，认为从洪武元年开始制定，到洪武二十四年完成的冕服礼制的制定，除受到元代的影响，还受到朱元璋个人意志的影响；儒士期待“圣君”重建理想社会秩序的激情，也强化了绝对皇权的观念。张建民《环境、社会动荡与山区寨堡——明清川陕楚交边山区寨堡研究之一》(《江汉论坛》第12期)讨论了寨堡在川陕楚交边山区存在的名与实、多类型及避乱与御敌的功能差异问题，认为制度因素与环境因素、民间传统与官府的倡督等纠结，皆与寨堡的兴衰有不同程度的关系。徐斌《明代河泊所的变迁与渔户管理——以湖广地区为中心》(《江汉论坛》第12期)讨论了明代河泊所建废的原因。陈业新《明代国家的劝分政策与民间捐输——以凤阳府为对象》(《学术月刊》第8期)讨论了明朝民间赈恤的展开问题，认为明代劝分政策的推行和实施，集中在宣德、正统、景泰、成化、弘治、正德、嘉靖、万历八个阶段。劝分是在国家政策层面，没有国家法律的意义。李媛《弘治初年祀典厘正论初探》(《东北师大学报》第2期)着眼于明代祀典制度与儒学的发展演变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弘治初年，士大夫就祀典体系中佛、道、杂神崇拜的因素，要求废除不符合明初祀典精神的祭祀对象。孝宗赞同此说，但并未采纳，弘治时期国家祭祀活动仍是明中叶最接近洪武旧制精神的。
马静《〈明伦大典〉的编纂始末》(《江南大学学报》第2期)从《明伦大典》的编纂原因和经过入手，讨论了从《大礼奏议》到《明伦大典》的内容变化。张士尊《明代辽东都司与山东行省关系论析》(《东北师大学报》第2期)从“都司、巡抚与巡按”、“分巡道、分守道与寄职山东”、“兵备制度形成与寄衔山东”三个方面讨论，认为辽东和山东虽然关系紧密，但两者并没有行政隶属关系，辽东都司是个独立的行政实体。张学亮《明中后期内阁首辅的嬗替与政治影响》(《东北师大学报》第2期)将明中后期内阁首辅的人事嬗替理解为悲剧性的结局，并认为这是明王朝政治环境和政治发展趋势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谢贵安《论明代儒臣与宦官在皇帝娱乐中的影响和较量》(《故宫博物院院刊》第6期)通过明代皇帝娱乐中展开的内外朝之争，既透视了朝廷的政治斗争和权利角逐，又揭示出“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观念对皇帝娱乐的严重影响。代表帝国意识形态的儒臣和代表皇帝娱乐利益的宦官之间存在深刻而尖锐的矛盾。胡凡《论明英宗时期的明蒙朝贡体制与农牧文化交流》(《故宫学刊》第4辑)分析了在朝贡体制运行中，明朝统治者特别注意对蒙古族各部首领政治上的吸引和笼络，使蒙古族的朝贡使臣具有羁縻统治和向心朝廷的双重形象。齐畅《明代宦官与士大夫关系的另一面——以宦官钱能为中心》(《史学集刊》第4期)利用新近发现的士大夫商辂为弹劾过的宦官钱能之母撰写墓志铭，分析明代宦官和士大夫的关系。孙靖国《明代宣府镇军屯情况简述》(《渤海大学学报》第6期)梳理了宣府镇军屯的兴衰，并借宣府镇军屯讨论了军屯制的兴衰和军屯分地亩数等问题。李真瑜《明代宫廷“御戏监”——钟鼓司论考》(《故宫学刊》第4辑)分析了承应宫廷剧乐的钟鼓司和隶属于礼部的教坊司的区别是钟鼓司主内，掌出朝钟鼓、内乐和内廷诸戏剧；教坊司主外，掌朝贺宴飨之乐舞承应。张艳芳《明代渡口述略》(《中国地方志》第3期)将明代渡口分为三种：官渡、私渡及义渡，从这些渡口功能的利用上，考察中央政府管理的手段和效用。蔡明伦《明代言官与阁臣关系述论》(《西南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嘉靖时期为明代阁臣与宦官关系由和谐转入对立的转折点。张艳芳《明代总理河道考》(《齐鲁学刊》第3期)认为总理河道官员身兼数衔，有权节制地方军卫和有司，对运河的河道设施及通航秩序进行有效的管理，保障了南方赋税的北运。该制度为清政府沿用。刘晓东《王府文官与明初中央集权》(《东北师大学报》第5期)讨论明初王府文官对藩王和对中央集权的忠信问题，认为设立和完善王府文官，是明初加强对藩王控制的重要举措。宋长琨《明代官员政治地位升迁中的年资因素——以徽州进士为中心的考察》(《东北师大学报》第5期)强调了年资因素在明代官员升迁中的重要性。刘文香《“排年”新考》(《史林》第6期)考证了“排年”这一构成里甲、粮长制度的关键概念随明代赋役变革的演进而发生改变的情形。曹丽萍《试论明代拣选内阁成员之显潜规则》(《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指出明代拣选内阁成员的显规则是廷推和特简，潜规则是皇帝个人好恶、宦官的影响和现任内阁成员的个人利害关系等，师门关系、同榜、同科等也是能影响内阁拣选的重要因素。
有关明代政治的研究还有，葛荃《作为政治人格的狂狷、乡愿与伪君子——以晚明东林诸君见解为据》(《东岳论丛》第6期)、王双怀《明清时期西部水利建设的区域特征》(《宁夏社会科学》第4期)、姚国艳《明朝芜湖榷关法制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曹斌《明清观政进士制度及其特点》(《北京行政学院学报》第4期)、张永刚《几社的政治化与〈经世文编〉的编纂》(《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第4期)、李晓燕《中国明代战略文化与儒家文化的一致性研究——与江忆恩商榷》(《世界经济与政治》第10期)。
三、经济
谢湜《十五至十六世纪江南粮长的动向与高乡市镇的兴起——以太仓璜泾赵市为例》，(《历史研究》第5期)讨论了16世纪江南市镇的构成问题，认为是此前不同时代成立的市镇“层累”发展的结果。万明《明代澳门贸易》(《澳门史新编》，澳门基金会)分别从明朝官方的视角、葡萄牙人经营的视角和中外商民结合的视角看澳门贸易的兴起、发展和繁荣。陈学文《明清江南巨镇王江泾镇的社会经济结构》(《浙江学刊》第5期)重点讨论明清江南五大镇之一的王泾镇的繁盛和衰变过程。自明以来就由镇统辖临近乡村，标志着明清以来县以下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变化，也展示了经济力量对传统行政管理体制的改变。陈学文《明清时期徽商在浙江衢州》(《史林》第4期)利用稀见的《新安里记》、崇祯《开化县志》、木业公会公议三份资料，诠释徽商的经营理念和文化心态。高寿仙《明万历年间北京的物价和工资》(《清华大学学报》第3期)利用《万历会计录》、《宛署杂记》、《工部厂库须知》中保存的多种物品和劳务的价格，讨论了万历年间的物价和工资状况。涉及粮食、畜禽和鱼肉等15种商品的价格和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高寿仙《明代时估制度初探——以朝廷的物料买办为中心》(《北京联合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明初施行按月时估制度，凡遇买办物料等项，即以此作为价格依据。后来此制逐渐废格不行，遇到买办物料等项，便采用随时估价的方式。明代中期为了减少估价的随意性，逐渐形成了会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买办价格的合理，其弊端是常使铺商或国家蒙受重大损失。王日根、吕小琴《析明代两淮盐区未取晒盐法的体制因素》(《史学月刊》第1期)比较处于边缘地区的福建盐区和处于核心地位的两淮盐区所采用的晒盐法和煎盐法，理出明中后期盐区流行的晒盐法在淮南地区推广的制度因素：与有利于国家控制制盐业的煎盐法有异，制度惯性使得变革不易；两淮盐区在管理机经营模式上存在被动性和教条性；晒盐法对明代盐业体制起着分化作用，加剧了余盐和私盐问题。朱小阳《明代徽州鱼商经商地涟湖地望考》(《安徽史学》第6期)是接续作者《一篇新发现的明代徽州鱼商材料》(《中国史研究》第2期)继续考证涟湖地望的研究。从地缘特征和重要参照物两个角度，指出涟湖即明代地跨安东县、沭阳县和海州的硕项湖。张海英《明清江南市镇的行政管理》(《学术月刊》第7期)提出了明清江南市镇管理的三种模式：设立县级以下的官方机构、在市镇设立府厅级官员驻镇管理、委派县级副职加强管理。肯定了地方官员在管理上的功效，也指出了其造成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王裕明《明清商人分家中的分产不分业与商业经营——以明代程虚宇兄弟分家为例》(《学海》第6期)认为资本组织由独资式转变为合伙式，经营方式实行轮流制或委托制，利润调整为正余利制分配，避免了资本分散，对商业经营产生了一系列积极的变化和深远影响。冯玉荣《明伦、公议、教化——明末清初明伦堂与江南地方社会》(《史林》第2期)利用学界较少利用的史料《五学檄》，讨论明后期地方府县学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张邦建《明代中后期消费的特点及消费观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4期)基于明代中后期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物质财富的增加等原因，讨论了消费由俭约趋向奢靡，上层社会显示出较强的消费导向，不同地区、阶层的消费明显有差异性及社会消费观出现明显变化等问题。另有叶农《明清时期广州与西洋钟表贸易》(《广东社会科学》第2期)、冯江峰《明清时期陕北农田水利关系之分析》(《兰州学刊》第10期)。
四、军事
申红星《明代宁山卫的军户与宗族》(《史学月刊》第3期)讨论明末清初河南宁山卫从设置到废止的演变过程，认为留居其地的获嘉冯氏也获得了宗族建设的完善和繁盛，其内容包括族谱的编纂、参与科举的成功和宗族教育等方面。朱子彦、周凯《明季军事失败原因新论》(《探索与争鸣》第7期)提出重文轻武的体制、军事体制上的弊端、战略抉择上的失误、财政困难严重等，是导致明朝末年军事失败的主要原因。刘利平《明代战车“未尝一当敌”、“亦未尝以战”质疑》(《广西社会科学》第3期)讨论了明代战车在实战中的具体运用情形，并指出明代战车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明史》对战车的基本否定态度，是保守的观点和缺乏远见所致。孙卫春《明代延绥镇国防措施的演变与成因分析》(《宁夏社会科学》第4期)分析了延绥镇从明初的腹里卫所演变为宣德正统年间的国防重镇的事情，原因是国家未重视河套的战略地位，遂使东胜撤卫，蒙古族入居河套并以其为格局地，不断南侵。周松《明永乐朝军屯辨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期)分析了永乐军屯的弹性所在，即军屯体制在制定和执行中的妥协。周松《何福与明永乐朝的西北边防》(《宁夏大学学报》第4期)讨论了在永乐朝改造北边边防制度的背景下，担任过宁夏、甘肃总兵官的何福在永乐朝镇边制度的调整、军屯建设、官马牧养和招抚蒙古人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刁书仁《明成化初年对建州三卫用兵考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4期)认为明廷对女真用兵致使强盛的建州三卫由盛转衰，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女真与明廷的矛盾，反而激起女真更大的仇恨。田秀娟《浅析明中后期海防废弛与倭寇猖獗》(《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第11期)对比明前期和中后期军队实力削弱后，海防废弛，倭寇猖獗的变化。李方昊《明朝内阁与文臣统军》(《黑龙江档案》第2期)则分析了内阁和军权统领的关系。
五、思想文化与教育
朱鸿林《王阳明从祀孔庙的史料问题》(《史学集刊》第6期)考订王阳明在万历十二年获准从祀孔庙，实际上是支持者礼部尚书沈鲤采纳了不利于阳明的观点、意见，认为阳明所获支持甚少，因而疏请不予从祀；阳明终获从祀，则是由于首辅申时行特别向神宗皇帝申说请求所致。南炳文《明末流亡日本二遗民朱舜水、戴笠生平考二则》(《东北师大学报》第2期)考订明清之际流亡日本的朱舜水、戴笠的生平事迹。南炳文《朱舜水生平考异三则》(《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5期)分别考订了朱舜水的出生月日、丧父年龄和拒绝认朱熹为先祖的时间。南炳文《修订中华点校本〈明史〉高拱、徐阶二传随笔》(《史学集刊》第4期)收集存世的多种高拱、徐阶传纪，经对比发现其中在评价高拱、徐阶上的毁誉问题。万明《明代青花瓷崛起的轨迹——从文明交融走向社会时尚》(《故宫博物院院刊》第6期)从海外遗存、景德镇珠山御器厂遗址发掘和北京出土瓷器三方面的器物实证入手，探究始于唐，成于元的青花瓷，在明代取代中国传统青、白瓷并形成瓷器主流的发展轨迹。高翔《新传统的兴起——晚明观念变迁与生活方式》(《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5期)认为晚明市民观念的变迁及由此引发的生活方式的转变，表明了一个新传统的诞生。其特点是人性自由与个性发展，追求物质享受与生活乐趣，质疑和批判儒家纲常礼教。赵轶峰《十七世纪中国政治、社会思想诉求的维度——对〈明夷待访录〉的一种新解读》(《东北师大学报》第2期)认为《明夷待访录》的政治社会诉求的基本指向是一种开明帝制农商社会，它有明代社会实际为事实基础，有儒家为主的传统政治哲学为渊源，并非资本主义、民主社会的直接建议，也不可用“启蒙主义”比附，而是十七世纪中国社会与文明嬗变的一种可能性的思想表现。马金生、付延功《明清时期医德问题的社会史考察——以16—18世纪为中心》(《史林》第3期)讨论16—18世纪医德问题的缺失和国家在法律规范及制度设定上的努力，结果的不理想，却显示出政府制约性落后的问题。蔡方鹿《王廷相道寓于“六经”的思想》(《现代哲学》第6期)认为道寓于六经是王廷相经学思想和理学思想的独特性所在。李为香《明末清初善书风行现象解析》(《东北师大学报》第2期)从明清社会、经济大变革的历史背景着眼，考察善书在明末清初的兴盛和流传问题，还从政治角度讨论了帝王、士绅对善书的推崇，也从学术角度讨论了三教融合问题对善书推广的促进作用。贺广如《明代王学与易学之关系——以孙应鳌“以心说〈易〉之现象为例”》(《周易研究》第2期)认为孙应鳌所著《淮海易谈》在朱注框架、图书概念、解《易》方法中，将《易》理与心学巧妙结合。孙应鳌的易学始于朱子，却成于阳明，可见明代王学与易学间的互动。刘海涛《憨山德清注〈庄〉时间相关问题再论——兼与王红蕾博士商榷》(《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不同意憨山德清撰《庄子内篇注》是成书于万历二十六年之后的观点，认为应是万历十九年完成，在万历四十八年重述。骆玉安《〈天工开物〉的科技价值及其编辑成因》(《南都学刊》第6期)分析《天工开物》在农业、采矿、冶金、化学等方面的科技价值，认为明末社会生产力发展及作者对科技的追求，是促成该书撰成的主要原因。张明富《试论明代宗学设置的原因》(《史学月刊》第5期)认为明初建立宗室教育机构功能的丧失，是明中后期设置宗学的内在原因；宗室犯罪率上升及犯罪类型多样及随着宗室人口剧增带来的宗禄问题，是促使宗学设置的外在因素。张文源《明朝士大夫的安南观》(《史林》第4期)认为明朝士大夫安南观从传统的理想主义向务实的现实主义转变的原因和意义，这首先是明朝国力由明初的强盛到中期的衰弱变化的反映，其次是学术意识变化的结果，还有受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技的影响。徐林、杨丽东《论张家玉及明末士人的伦理困境与文化选择》(《暨南学报》第6期)通过张家玉在明亡之际的伦理困境与生死选择的个案分析，考察这一时期士人普遍的忠孝困顿与殉死心态。吴漫《明代宋史著述关于〈宋史〉史料之增补与纠谬》(《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探讨了明修宋史在元修《宋史》的基础上，在所用史料上所做的补遗和考辨、纠谬的问题，增补的内容，主要在人物传记和南渡诸事上。吴漫《明代宋史学者的多元化史料观》(《南都学刊》第5期)认为明代学者从事宋史撰述的取材范围，已经打破仅取材《宋史》的单一格局，开始自觉取用包括碑铭、志文、语录、策问、诗文、题咏等史料，同时关注宋史研究的新动向，借鉴吸收本朝人的新成果，显示了多元化的史料观。吴漫《明代宋史学者关于历史文化认同的思想历程》(《云南民族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明代学者撰述宋史，经历了从强调“夷夏之辨”到注重历史文化认同的思想历程。变化主要在明代后期，在求实思潮的氛围中，宋史学者以客观的态度，在历史主义的立场上承认元朝统治，借鉴前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周炽成《从高攀龙如何面对王学看他在晚明儒学史上的地位》(《孔子研究》第1期)讨论了高攀龙在晚明思想史上对王学流布的转折作用，综合考察高攀龙对王学的批评言论，在分类后认为高攀龙对阳明批评朱子持否定意见，进而认为东林学派的兴起，标志着王学影响的减退和朱子学的兴起。梁隽华《论罗汝芳的易学思想》(《周易研究》第1期)分析罗汝芳易理贯通四书五经的观点，认为《易》乾坤的“生生”之理就是天命之性，就是仁，也是心。“太极”不在“易”之外，本身就是乾坤，是有和无的统一，是性命的根源，其自身又是超越自身善恶的“至善”。胡长春《明朝名将谭纶的军事思想评析》(《江西社会科学》第3期)指出谭纶的军事思想来源于具体的实战经验，有创新之处。邓洪波《以讲为学、以会为学：明代书院讲会的新特点》(《湖南大学学报》第5期)提出以讲为学、以会为学是明代书院讲会的特点。程慧《明代中后期宁国府书院之兴盛》(《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指出官学的衰败、心学的传播、官员的支持等是明代中后期宁国府书院兴盛的原因。朱晓鹏《论王阳明中后期的隐逸情节及其进退之道》(《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认为王阳明中后期的隐逸及其进退之道是具有超世而不离世，绝俗而不离情的特征，具有融合儒道的意蕴，体现了一种儒道互补的人生观。孟凡云《〈万历武功录·切尽黄台吉列传〉史料辨析》(《兰州学刊》第3期)指出《万历武功录》卷14《切尽黄台吉》列传塑造了一个矛盾的主人公形象，造成矛盾的原因是瞿九思引用了明朝边关一些带有个人偏见的奏折材料。刘锦涛《李贽评价历史人物的特点探析》(《兰州学刊》第7期)认为李贽打破“以孔子是非为是非”的历史人物评价标准，以自己的是非评判。他注重历史人物的功利效果，讲求原情论势以品人，反对用道德原则简单评价古人，主张用辩证对比方法来评价人物。何孝荣《明代皇宫中的佛教建筑与崇佛活动》(《故宫学刊》第4辑)介绍了明朝皇宫中修建的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及印度密教的供奉场所，认为皇家崇佛活动有连续性、全员性、多样性、繁盛性等特点。李瑄《存道：明遗民群体的价值体认》(《学术研究》第5期)认为明亡之后，遗民群体面临自我价值的重建，儒家思想传统中作为价值基础的“道”成为其审视世界与自我的立足点。明遗民的“存道”，实质是通过保持本民族价值观以保存重建独立民族国家可能性的精神性退守。孔庆茂《新发现明末长生教宝卷考》(《学海》第5期)利用新发现的刻于万历年间或稍后的《观世音菩萨普度授记归家宝卷》，这部明代民间教派长生教久佚的初始经卷，看出明代长生教和后代的不同。从以观世音为无生老母，崇拜弥勒佛，看出长生教与黄天教、闻香教的关系。丁蕾《“海雪畸人死抱琴”——明末至民国年间邝露形象的演化与流传》(《学术研究》第11期)通过分析明代广东文人邝露的传记、画像等的演化和流传，讨论从明末到民国年间，邝露的形象从一个放荡不羁的诗人，演变为“抱琴殉国”的民族英雄的问题。另有从哲学角度讨论明代儒学学者思想的论文，傅小凡《明代理学家周瑛哲学思想初探》(《中国哲学史》第3期)讨论了周瑛思想中的真、善、美问题。魏月萍《从“良知”到“孔矩”：论阳明后学三教合一观之衍变》(《中国哲学史》第4期)通过分析阳明后学三教合一观的衍变，认为部分阳明后学开始逾越以“良知”为主导的思想观念，寻求另外的思想出路；当时学者欲表述孔子无言之天道，加强了儒家“宗教性”的向度。周书灿《高拱的经学贡献》(《淮阴师范学院学报》第5期)肯定了高拱对《周礼》的怀疑和考证，以及他对《尚书·洪范》及蔡注的质疑，对《春秋》灾异谴告说的批判和对四书等儒家经典的解读。黄琴霞《明清书籍艺术中的中国文化精神》(《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第1期)从美学的角度肯定明清书籍设计中的“天人合一”文化。郭素红《明人作伪现象析论》(《史学》第5期)指出明代主要的作伪类型：伪唐诗集、伪经书，并论析其作伪的原因是受到刻书业兴盛和复古之风气及学术空疏等影响所致。郑礼炬、程妹芳《明代嘉靖士人陈良谟的别号》(《史学集刊》第5期)认为陈良谟名号并非通常认可的“楝塘”，而应为“
塘”。桑荟《明清时期江南士人习医原因初探》(《中国地方志》第5期)提出了江南士人习医的主观原因是自身兴趣和家学渊源，客观原因是科考不得志，为求谋生和自身抱病或父母生病。张德建《春秋学与明代学术的历史变迁》(《武汉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明代春秋学有一个从专以义理说经至因史证经，并由经入史过程，明代学术由此发生了由经学向史学的转移。赵秀丽《明代皇后生存状态与后权的式微》(《武汉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明中后期特殊的选妃制度使后妃处于完全的依附状态，后权缺乏制度保障，储君的生存环境恶化。思想文化方面的研究有田雪梅《论市井文化对明代晚期书籍的影响》(《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6期)、扈耕田《明代洛阳文人集团补考》(《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第6期)、李福君《试论明代皇帝文书之文风》(《档案学研究》第6期)、刘亮红《陈宏谋研究综述》(《文史博览》第10期)、姚才刚《明儒李材的修身学说与当代人的修身》(《船山学刊》第4期)、耿相魁《高拱实政用人改革实践及成效》(《浙江海洋学院学报》第4期)、陈麟德《进则忧国忧民退则杜门著述——试论明季兴华史学名儒李清》(《菏泽学院学报》第6期)等。
六、地方社会与宗族
王日根、张先刚《从墓地、族谱到祠堂：明清山东栖霞宗族凝聚纽带的变迁》(《历史研究》第2期)讨论了明、清山东宗族凝聚变迁所经历的借墓地系统为主导，到祠堂成为重要的宗族活动空间的历程。常建华《宗族与风俗：明代中后期社会变迁的缩影——以浙江余姚江南徐氏为例》(《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4期)以浙江徐氏为个案，继续讨论了作者提出的宗族乡约化，进而组织化的观点。张晓婧《论明代安徽书院的发展和区域文化的互动》(《史学》第2期)分别讨论皖北、皖中和皖南文化区书院与区域文化的关系。吴锡标、刘小成《明清时期孔氏南宗的教育活动及其影响》(《探索与争鸣》第5期)认为孔氏南宗在浙西南形成的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和在促进教育上有重要作用，孔氏南宗不仅是浙西南地区区域文化思想的载体，还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传统儒家思想在南方的发展演变情形。卢华为《关林之祀与明清洛阳社会变迁——以关林碑刻为中心的考察》(《中州学刊》第6期)从明清时代统治者推行统治和对民众施行教化的角度，考察了关帝信仰的社会功能。钱国祥《明清宏村汪氏家族与地方社会》(《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讨论了宏村汪氏在地方公益事业、教育事业和维护社会治安等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李林琦等《明清小说与历史文献中的徽商形象之比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讨论了明清小说中的徽商形象对历史真实的影响，指出明清小说中的徽商形象来源于现实生活，但有夸大的成分。林济《程敏政统宗谱法与徽州谱法发展》(《史学》第4期)考察了成化年间程敏政纂修《新安程氏统宗世谱》事件，认为正是在对程敏政统宗谱法的讨论与批评中，徽州宗族形成了以统宗收族为根本、以存疑存阙为史法的徽州谱法。王云《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的历史趋势及特点》(《东岳论丛》第3期)认为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的动力，主要来自交通环境的改善与漕运政策等外部因素，以开放的态势吸纳融汇各区域物质文化精华，濒河城镇与运河腹地社会发展不平衡。曹志红、王晓霞《明清陕南移民开发状态下的人虎冲突》(《史林》第5期)讨论地区开发与当地虎资源的变迁间的关系。刘道胜《明清徽州宗族的分房与轮房——以文书资料为中心》(《史学》第2期)认为分房是宗族分化的动态表现，联房则体现宗族联合乃至构房成族的重组趋势。明清徽州宗族普遍实施轮房管理，有相对平等性、独立性和灵活性的特征。余清良《明代“都”、“保”、“团”含义考析——以福建地区为例》(《厦门大学学报》第4期)以福建为例，认为都、保、团既是保甲制度中的组织单位，又是乡里组织和里甲组织中的一种重要组织名目。都、保还是明中后期鱼鳞图册系统中的一种管理单位，团则另有灶户组织单位和防倭乡兵团练名目的含义。另外关于地方社会的研究有：蓝东兴《明代贵州开发的心理准备》(《贵州文史丛刊》第2期)，郑荣晴《试论朱元璋开发贵州的措施》(《贵州文史丛刊》第2期)，李仕波《明代贵州军屯述论》(《贵州文史丛刊》第2期)，王日根、刘庆《读书仕进是提升明清家族社会地位的基本途径——明清福建几部族谱的分析》(《史学》第5期)，王景泽《明末东北自然灾害与女真族的崛起》(《西南大学学报》第4期)，柯西钢《论明清时期两湖移民的文化流播——汉江上游湘文化区的个案考察》(《求索》第6期)。
七、中外关系
万明《明太祖外交诏令考略》(《暨南史学》第5辑)考证了127通明太祖外交诏令及它们的出处，并将其分为玺书、诏书、册封诏、制书、诏谕、敕谕、封诰、祭文、祝文、手诏、谥诏、口谕等类。李金明《明朝中琉封贡关系论析》(《福建论坛》第1期)讨论了中琉双方在封贡之后所开展的贸易交流和文化交流。王海鹏《明清耶稣会士的中国风俗观》(《唐都学刊》第6期)提出耶稣会士对中国风俗的认知不仅制约着其传教活动的展开，而且对当时西方中国观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王冬青《明代耶稣会在华传教中的日本经验》(《云南社会科学》第1期)认为沙勿略、范礼安在日本的传教经历为在华推行“适应”传教政策积累了丰富经验；在中国成功传教的“利玛窦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早期耶稣会士在日本的传教经验。邹振环《明末南京教案在中国教案史研究中的“范式”意义——以南京教案的反教与“破邪”模式为中心》(《学术月刊》第5期)认为发生在万历44年的这次激烈的教案，由“朝廷弹劾”、“武力介入”、“士绅动员”三个环节组成。体现了“官绅一体化”的反教模式，具有中国教案史研究的“范式”意义。杜慧月、詹杭伦《明代金湜、张珹出使朝鲜与〈甲申皇华集〉述论》，(《兰州学刊》第1期)分析了朝鲜辑刻的天顺赴朝使金湜、张珹的《甲申皇华集》的成因、内容特色及中朝双方在唱和中显出的竞争意识、使臣形象的差异问题。栾凡《明代中朝朝贡礼仪的制度化》(《社会科学战线》第12期)认为明朝的中朝朝贡制度既有与其他朝贡国相同的内容，也有独特之处，这由朝鲜与明朝地域相接、朝贡频繁、朝贡贸易广泛等方面的特点决定。陈立军《耶稣会对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长春师范学院学报》第9期)考察了通过耶稣会中国学者开阔视野的问题，还考察了中国文化传入欧洲后，对欧洲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李江、曹国庆《明将刘綎与朝鲜义僧四溟堂协同抗倭事迹探论》(《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讨论明朝援朝将领刘綎和朝鲜义僧四溟堂互相配合抗倭的事情。谈谭《论明代青花瓷的伊斯兰文化成因》(《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认为明青花瓷的造型、种类和纹饰一开始就具有典型的伊斯兰风格，带有阿拉伯文或波斯文装饰的“回回瓷器”，从洪武到正德时期不断出现，很可能存在精神或宗教层面的推动因素。詹嘉、袁胜根、胡伟《明清时期景德镇瓷器在欧洲文明进程中的作用》(《中华文化论坛》第4期)认为景德镇瓷器在欧洲文明进程中的作用是推动了社会风俗向善、审美理念趋真，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取向、文化心态，提高了人类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品质。吴启琳、吴自锋《成弘时期外来进贡使臣与中国社会——以〈皇明条法事类纂〉为中心的考察》(《西南科技大学学报》第8期)通过考察《皇明条法事类纂》中有关外国进贡使臣在中国的生活，认为到了成弘时期，外来使臣频繁来华贸易并与中国社会有充分互动，反映了明王朝正进行着一次深刻的社会转型。关于中外关系的研究还有：陆锋明《明末儒学视野下的西方文化》(《兰州大学学报》第4期)、陆锋明《明末中国的“西方学”》(《社科纵横》第12期)、张利《嘉靖年间明朝对安南危机的处置》(《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曹琳《明代东南亚华商经营之道探微》(《东南亚研究》第6期)、杨欢《浅析永乐朝发展朝贡贸易的措施及其弊端》(《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第3期)。
八、民间信仰与艺术
张雷《乡土医神：明清时期淮河流域的华佗信仰研究》(《史学月刊》第4期)认为明清时期淮河流域充满不可预测的自然灾害和疫病，且医疗资源缺乏，使淮河流域出身的华佗成了兼具功能上和心理上可被资借的医学信仰对象。梅莉、晏昌贵《明清时期武当山香会研究》(《历史研究》第3期)认为香会组织活动增强与坚定了民间宗教信仰，增进了下层群体的团结与活力，有利于调节社会各阶层间的关系，扩大百姓视野，增长女性的社会见识。段建宏《城隍信仰与明代社会考论》(《求索》第6期)讨论了城隍信仰在明代社会经济、风俗和思想领域的影响。包诗卿《明代关羽信仰传播基础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认为明代是关羽信仰传播和普及的重要时期，也是关羽庙宇兴修和扩建的重要阶段，在明后期关羽信仰甚至超过孔庙，为清代关羽标准化的国家崇拜奠定了基础。魏文静《明清时期江南泰伯信仰的儒家化——以苏、常二府为中心的考察》(《东南大学学报》第5期)以苏、常二府泰伯信仰的儒家化为个案，讨论民间信仰的儒家化过程。王健《明清以来江南民间信仰中的庙界：以苏、松为中心》(《史林》第6期)分析了苏、松地区围绕土地庙形成的庙界和围绕城隍庙、东岳庙等市镇庙宇形成的庙界。认为庙界的划分往往与地方行政区划有关。由于地域开发的先后、相关群体的利益驱动等原因，庙界间还存在相互间的竞争和冲突。陈依婷《明代的宫廷宴享》(《故宫学刊》第4辑)讨论了负责统筹和办理宫廷宴享的官方机构和食材的采买，并分析了办理过程中的种种弊端。刘召明《晚明职业戏班演剧活动初探》(《武汉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晚明职业戏班数量大，活动范围广，演剧活动频繁，对声腔剧目的传播与交流，表演艺术体系的形成与完善，戏剧文化的普及与提高，起到了家乐戏班无可比拟的作用。郑莉、史默琳《明代宫廷杂剧的穿关研究》(《故宫学刊》第4辑)认为明代宫廷杂剧的“穿关”是现存最早也是最完整、最全面、最系统的戏剧服饰史料。明代宫廷杂剧由于搬演的题材相对固定，“穿关”种类也比较集中，具有类型性、程式性、符号性和舞台性等特点。郭培贵、杨丽丽《明代的乐舞生》(《故宫学刊》第4辑)分析了明代乐舞生的产生、演变和职能，认为乐舞生既在身份上高于籍属贱民的乐户，又与他们共同促进了明代音乐舞蹈艺术的发展。王熹《明代官员服饰研究》(《故宫学刊》第4辑)梳理了明朝官员服饰的确立过程发展演变脉络，论述了明代服饰的时代性、标识性、等级性和实用性等特点。郑莉、杨静《浅谈明代宫廷杂剧的总体特征》(《湖北社会科学》第9期)将明代宫廷杂剧概括为程式性、舞台性、宫廷化等特点。
九、文献
叶晔《珍稀明集中新辑九家十二通与汤显祖尺牍的考释》(《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是作者在参与《全明词补编》课题的过程中，发现的存于海外孤本中的九家12通与汤显祖的尺牍。这些尺牍未被有关汤显祖文字的已有整理成果吸收。韩春平《明代南京万卷楼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评点本及其意义》(《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万历十九年南京周曰校万卷楼首先将经史注疏作为商业手段应用于通俗小说的刊刻，在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基础上，增加广告识语和大量注释考证并分类，刊刻出版《新刊校正出像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传通俗演义》。孙卫国《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考论》(《历史档案》第1期)通过考察王世贞对诸首辅的评价，分析王世贞的治史心术。李德楠《河道变迁与城市衰落：〈明徐州蠲免房租书册〉解读》(《江淮论坛》第4期)分析了万历三十五年徐州地方政府采取的一项蠲免政策，反映了徐州城市的衰落和百姓生活的艰难。张祥明《〈明史·功臣世表〉的史实错误》(《济南大学学报》第6期)根据《明实录》、《明功臣袭封底簿》、《明功臣封爵考》、《国朝献征录》等历史文献的记载，考证出清官修《明史·功臣世表》的史实记载错误28处。柯亚莉《天一阁藏五种孤本明代专志考录》(《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第6期)分析了《吴山志》、《罗浮山志》、《齐云山志》、《香泉志》和《摄山栖霞寺志》等五种孤本专志，认为它们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的佛道文化等有重要参考价值。王三营《明镇国中尉在□暨配祝氏墓碑文考》(《史学月刊》第9期)。对方志文献的考证有成一农《〈永乐大典·潮州城图〉成图时间考》(《中国地方志》第4期)、李能成《试论万历〈会稽县志〉的学术性》(《中国地方志》第4期)、张英聘《试述万历〈杭州府志〉的编修特点》(《中国地方志》第7期)，相关论文还有陈丽萍《晚明学人张萱及其〈西园闻见录〉》(《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屈宁《试论〈明史纪事本末〉的编撰特点和文献价值》(《东岳论丛》第1期)，南炳文《〈明史〉“河渠”6校勘三则》(《东岳论丛》第1期)、《点校本〈明史〉“河渠”6正统直省水利记事校误》(《东岳论丛》第3期)，鞠明库《试论明代荒政史籍及其价值》(《天府新论》第6期)。
2008年的明史研究，在涉及领域的扩大和所论问题的细化上，都较以往有明显推进。万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明史研究》(《河北学刊》第6期)初步讨论了改革开放以来，明史研究领域的成果和研究中呈现的阶段，也分析了存在的不足。具体到2008年度，明史研究除了仍有选题重复、文稿重刊等问题外，在单一层面上展开讨论而缺乏纵横比较或对比分析的思路，仍是较突出的缺憾。个案研究所选对象的代表性和价值，也尚有可再斟酌、推敲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