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履维艰的挑夫——中国图书馆学的历史足迹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挑夫论文,步履维艰论文,图书馆学论文,中国论文,足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文章对中国图书馆学史研究进行回顾，指出其研究的不足。中国图书馆学有自己的优良传统，有一种积极入世的进取精神。但它只考虑图书馆工作与现实的辩证关系，不注重建构本学科知识的逻辑关系，哲学的思考多于具体的研究。图书馆学研究的思维方式，长于直观外推，经验总结，短于逻辑分析，抽象上升。
［关键词］ 图书馆学研究 历史 分析
中国的图书馆学，就象一个步履艰难、忠于职守的挑夫。无论这个比喻是否贴切，我们都无法否认它肩负过并继续肩负着沉重的社会使命。它的背脊上还压着传统的重荷。依学术界的结论，中国式的图书馆学——古代藏书理论，经殷商两汉魏晋南北朝的萌芽期而正式形成于隋唐五代。从那个时候起，我们的先人们就开始了以典籍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的伟大事业。中国古代的典籍工作是与国家的政治休戚相关的。牛弘说：“昔陆贾秦汉祖云：‘天下不可马上治之’。故知经邦立政，在于典谟矣。为国之本，莫此攸先。”魏征说：“夫，仁义礼智，所以治国也，方技数术，所以治身也。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也。”这都说明，中国的图书馆学从一开始就肩负着巩固政权、治国治身的使命。及至近代，图书馆学又与国家存亡结下了不解之缘。改良派首先将图书馆作为教育救国的工具。当改良派登上政治舞台之后，图书馆既是倡导维新、宣传变法的工具，又是变法的具体内容之一。康有为奏书皇上，请求在州县、乡镇设书楼以“开民之智”。梁启超撰文声称“书籍馆”是兴国的三大盛举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图书馆学更是承担了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的重任。50年代为科学进军服务；6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四个现代化服务；90年代，我们又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服务。可以完全肯定地说，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图书馆学象中国的图书馆学这样，对国家的政治、国家的前途命运有如此深切的关怀。
然而，具有强烈的责任感的中国图书馆学，何以未能产生世界上先进的图书馆学理论？面向现实建立起来的中国图书馆学理论，为什么对实践的指导总显得苍白无力？为什么在80年代后期，我们面对理论与实际脱节的现状，经历了焦灼不安的、痛苦而执著的求索之后，中国的图书馆学理论仍然是不尽人意？在这些现象的背后，必隐藏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背景。
中国古代的知识观，是一种儒家伦理中心主义的知识观。它不是将知识看成纯粹的客观世界的学问，而是一系列的道德信条和经世之学，也即是一种如何安身立命与治国平天下的学问。中国知识分子所毕生追求的理想和最大的抱负，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先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对于自然科学或纯粹的客观事物的兴趣，则主要集中在与安身立命、修齐治平有关的问题上。作为中国古代知识总汇的类书，乃是对中国古代知识观最直观的表达。天地、皇王、后妃、储宫、分封、职官等以皇权为中心政治社会体系，纲常伦理，典章制度，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学问。它们构成了古代类书的大部分内容。尔后才有一些器物方术。最后才有一点纯粹的自然界，花草、鸟兽、虫鱼。这也正是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儒家现世思想的反映，是儒家伦理中心主义的直接体现。
中国古代的自然观，是建立在天人合一，心物相通等一系列有机论哲学思想基础上的。“天”既是自然界实体的天，又是自然规律“天道”的天，同时也是天子的天；“地”既是自然界的实体大地，又是与天交合而兴万物的母体，也是皇权统治之下的国土。天地自然现象的概念与政治伦理是密不可分的。这种有机论自然观与伦理中心主义的知识观相结合，遂将我们先贤的智慧引向了穷天理、明人伦、通世故的思辩道路。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将客观世界的一切研究对象人格化。天地日月与君臣等级相通，理气之争与善恶并论。科学的任务不是揭示客观研究对象的本质与规律，而是给客观对象以伦理的解释。于是，天文仪器如浑天仪，气象仪器如相风，计时仪器如漏刻，等等，在中国古代的类书中都失去了其自然的本义，而将它们作为皇权的象征与皇帝的玉玺列为同类。蝗虫和地震也不分别列入“虫”类和“地”类，而同被列入“灾异”类。蝗虫预兆着天下大乱，地震意味着皇朝的动摇。天灾必伴随人祸，这几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至于蝗虫的生理，地壳的运动，则是无关痛痒的学问，不值得深究。而尤其值得惊讶的是，直到本世纪80年代初，中国图书馆学的基本理论，还仍然不是图书馆学自身的研究对象、理论基础、学科性质、体系结构、研究方法等本质性内容，而“首先是研究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等关于图书馆事业的论述和指示”，其次是“研究图书馆的影响。特别是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中图书馆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和技术各方面的作用”（参见北大武大合编教材《图书馆学基础》1981年版）。中国的图书馆学，从殷商到近代经如此漫长的发展，始终摆脱不了经世济用的樊篱，始终没有自己的研究对象，没有成为独立的、真正意义上的图书馆学。本世纪20、30年代杜定友、刘国钧先生提出了“要素说”，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从历史的角度说，“要素说”的正确与否并非重要。重要的是中国图书馆学从此有了独立的研究对象，标志着中国图书馆学的质变。然而，中国图书馆学的独立地位并不稳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它仍然只是社会政治的附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50年代即开始批判西方图书馆学的反动性，批判杜定友先生的图书馆学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到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图书馆学更是直接参与阶级斗争。它“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以“马克思主义”取代作为一门客观知识的图书馆学。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受到排挤，剩下的只是一些如何为科学家服务（50年代），如何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60至70年代）的空洞口号，以及一些实际工作经验的总结。这决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历史传统的极端反映。它也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普遍的社会现象。
历史的惯性如此冥顽固执，以至到80、90年代，中国图书馆学的思辩方向还时断时续地滑入历史延伸的轨迹。80年代的中国图书馆学曾出现了瞬间的辉煌，理论研究尤其是基础理论研究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图书馆界对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理论基础、学科性质、体系结构等一系列理论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出现了文化学派、知识学派、情报交流学派、文献信息学派。图书馆管理学、读者心理学、图书馆经济学等众多的分支学科相继涌现。好一派理论繁荣的景象。然而好景不长。虽图书馆界也或多或少地肯定了一些理论研究的成果，但整体上说对这些纯理论思辩的意义无法理解，看不到这些理论思辩经世济用的功效，于是被冠以“清谈风”、“经院式研究”，甚至被斥为“伪科学”。图书馆界为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忧心如焚，大声疾呼降低研究层次，重视宏观现实问题，加强理论向实际操作的转化。于是，千载难逢的、还十分幼稚、十分赢弱的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在强大的攻势面前不得不偃旗息鼓，重新滑入向人伦日用直接转化的老路。虽然理论图书馆学的观念已开始深入人心，但我们理论研究的重心始终未能再转到图书馆学本身的理论上来，而是热衷于研究宏观现实问题：发展战略问题，研究改革下的图书馆学、经济建设条件下的图书馆学。90年代我们又有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图书馆学。依此逻辑展开，我们是否有必要建立温饱型图书馆学、小康型图书馆学、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图书馆学以及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的图书馆学呢？
中国的辩证思维结构，不象近代西方的机械论传统，强调主体与客体的区分，强调在人以外还有一种统一、抽象、永恒的自然规律，并且将人以外的事物作为具体的客观研究对象，以认识、揭示具体的客观规律作为具体的研究内容。中国古代的辩证思维，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同一，主观与客观的同一，精神与物质的同一。如朱熹所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它不注重对客观事物的具体研究，而是以哲学的思辩来取代具体的理论研究。元气、阴阳、五行、八卦等哲学概念同时也是自然科学的基本概念。潮汐的原因是宇宙间元气的呼吸。人之所以生，是“阴阳气也。阴气主为骨肉，阳气主为精神”。地震的原因是因为阴阳失序，即“阳伏而不能出，阴追而不能蒸”。雷电是阴阳纷争的结果。磁石吸铁，皆阴阳相感、隔碍相通之理。类似的情况比比皆是。甚至大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也不得不借助阴阳二气的矛盾来解释火药的爆炸。本来富有生气的辩证思维结构，被人们日益地程式化、凝固化，成为科学解释的固定模式。这就不可避免地使科学知识日益僵化和萎缩，阻碍科学的发展。因为上述哲学概念对自然现象的解释，从外表上看虽是无往而不胜，事实上却是大话连篇，不着边际。这种以哲学概念解释具体事物对象的做法，在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中还足迹未干。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50年代产生的“矛盾说”。它被有的学者称之为最富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理论之一。因此它也无疑最具有中国的传统色彩。古代的阴阳概念与现代的矛盾概念在本质上有某种内在的同一性，这一点几乎无需证明。只要在上述古代对各种事物的解释中作简单的文字替换，即以“矛盾”替换“阴阳”二字，便一望可知。固然，矛盾说对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作出过积极贡献，它的历史功绩不容抹杀。并且矛盾说在对具体事物研究的深度方面，远非古代阴阳说所能比拟。它毕竟有了具体化的矛盾内容。如藏与用的矛盾、收藏与提供的矛盾、管理与利用的矛盾等等。它对图书馆事物中的基本矛盾、特殊矛盾以及各矛盾关系作了较为深刻的探讨。然而，不管它对图书馆矛盾的研究多么完整，对其中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普遍矛盾、特殊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以至矛盾的产生、运作、转化，矛盾的层次、矛盾的关系、矛盾的表现形式，矛盾的本质等等的描述多么深刻，它终究只能充当作为哲学的矛盾论的庞大脚注。
上述现象也恰恰是在古代世界那个科学与哲学尚未分家的时代，科学研究的共同特征。在中国，传统的积淀过于浑厚深重，以至于延宕至今，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列为图书馆学理论基础者还不乏其人。似乎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图书馆学便不能产生，或者不复存在。我们说，哲学的思辨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是十分有益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给图书馆学这样一门具体学科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但并不能因此就得出它是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的结论。事实刚好相反，一切具体科学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哲学的区别之一，就是它第一次打破了以往哲学把自己包罗万象的、最终完成的真理体系的观点，第一次摒弃了把哲学凌驾于科学之上，当作“科学之科学”的幻想。因此它从来没有去取代具体科学，而是对发展着的具体科学进行不断的总结概括，以求得自己的发展。
在天人合一的有机论哲学思想影响下，中国的学术素以究天人之际为鹄的。它历来注重的是弄清人道与天道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不是构造知识之间的逻辑关系。天人即是合一，人道就可直接推断天道，天道就可直接规范人道。这就造成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非实证性，而长于将人的经验进行直观外推的特点。古代中国的科学，在那些实用经验和直观外推能解释的范围内，都有过自己非常突出的成就。中国人很早就解释了月球发光的原因。《周髀算经》中指出：“日兆月，月光乃生，故成明月。”西汉刘向在《五经通义》中对日蚀的解释也相当精辟：“日蚀者，月往蔽之。”中国的医学理论，是通过望闻问切取得的实际经验与阴阳辩证思维相结合的杰出成果。中国的《九章算术》，堪称世界数学史上的伟大著作。其中关于平面图形的面积计算，五谷间的比例交换的计算，税收摊派的比例分配计算，工程中的体积计算，赋税、徭役的计算等等，都非常精确。至于大量的技术发明，精湛的技术制品，更是成绩斐然。中国古代以感性经验为基础的图书馆学，早在12世纪已经形成。它在典籍的作用，典籍的采购、鉴别、考据、校雠、装订、编目、收藏等多方面的研究卓有成效，在古代世界图书馆学领域中遥遥领先。
然而，一旦超出实际运用的领域，超出直观外推所能把握的范围，我们的科学理论就暗淡无光，传统思维方式的弊端就暴露无遗。代表中国古代知识总汇的类书，其分类原则大多是以直观的外在形态作为区分事物的依据的。天地人事物，花鸟鱼车舟，都是并列关系，没有从属关系，没有立体结构。西方史家李约瑟指出：“《九章算术》是数学知识的光辉的集成，它支配着中国计算人员一千多年的实践。但是从它的社会根源上来看，它与官僚政府组织有密切关系，并且致力于统治官员所要解决的（或教导别人去解决的）问题。”而那种“为数学而数学的场合极少，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计算人员对真理不感兴趣，但他们感兴趣的不是希腊人所追求的那种抽象的、系统化的学院式真理。”因此，“在一个把代数学研究到如此深的民族中，方程的形式一直是不明显的。”（参见《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中国古代有大量的政治，有皇帝的统治制度，有继承制度、后妃制度、职官制度、科举制度，却始终没有抽象的、系统的政治学。中国古代有大量的伦理教条，君臣父子、三纲五常、忠孝廉悌，也没有抽象系统的伦理学。中国的藏书楼存在了几千年，始终没有“藏书楼学”。中国的近现代图书馆学，也是沿着实用、经验的方向发展的。它早年主要是引进西方实用图书馆学的内容，如杜威十进分类法体系，西方编目方式以及西方图书馆向公众开放的管理制度等等。后来具有中国特色的经验式图书馆学又有了迅速的发展。但我们的理论图书馆学，或如图书馆界自称的“理念图书馆学”直到80年代才出现了一点光亮。这点光亮恰如流星在天空一划，又消失在冥冥之中。我们的图书馆界对西方传统中的抽象、假说、演绎、逻辑等等不熟习，不适应，只有陌生感，没有亲切感。于是才有对“清谈风”、“空泛思辨”、“经院式研究”的批评，于是才有理论远离实际的忧虑，也于是才产生了中国图书馆学这样一个怪圈：我们的理论无力指导实践，而从实践中又推导不出高深的理论。事实上，我们过去的所谓理论，要么是工作经验的总结，要么就是马恩列斯毛的教导和指示，是国家方针、政策、任务的规定。它所缺乏的，正是西方式的假说、演绎、逻辑、抽象的过程。因此，中国的图书馆学理论，是缺乏具体学科内容的理论。既缺乏学科内容，又怎能指导学科的实践呢？80年代后期，中国图书馆界为了摆脱理论与实践的怪圈，极力讨论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寻找理论与实际的中介，从而形成了轰轰烈烈的、以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为特征的发展战略研究。它之所以最终流产，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将内在的学科理论与图书馆实践相结合，而是将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理论，将国家的方针政策作为图书馆学理论来直接规范图书馆工作的实践。其必然的结果，就是我们拟定了一大堆图书馆工作或图书馆事业的计划和规划，却没有什么理论上的突破和进展。并且那些计划和规划，也谈不上对现实的图书馆实践方面发挥了重大的指导作用。因为它们很快就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展开而被淘汰、被遗忘。
综观中国图书馆发展的历史足迹，它有过古代的辉煌，也有近代和现代的落后。它从来就肩负着时代的使命，又一直扛挑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它有着自己最优良的传统，有一种积极入世的进取精神。从古代的修齐治平到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为现实服务始终是图书馆学头等重要的课题；但由于它在学科理论的研究结构上存在着不小的误差，又常使它在为之服务的现实面前无能为力。中国古代伦理中心主义的知识观，决定了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只能是人为的现实问题，而不是客观的理论问题。中国古代的有机论自然观，决定了我们科学的任务是给客观研究对象以人伦的解释，而非本质与规律的探讨。我们的图书馆学始终是以考察图书馆的社会功能为其理论研究的盲区。中国古代的辨证思维结构，决定了我们图书馆学的思辩方向，只考虑图书馆工作与现实的辩证关系，不注重建构图书馆学科知识的逻辑关系，哲学的思考多于具体的研究。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有机论哲学与辩证思维结构的混合，决定了我们图书馆学研究的思维方式，长于直观外推，短于逻辑分析；善于经验总结，不兴抽象上升。因此，中国的图书馆学，始终未能象西方图书馆学那样建立独立的、客观的、抽象系统的理论体系，始终只是站在学科的边缘，未能彻底地深入到图书馆学的实质理论中去。这也就是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盲区。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系统论在本世纪上半叶脱颖而出，70年代以后风靡世界，渗透了各个学科领域。这标志着西方科学已经越过了逻辑思维的阶段，完成了向辩证思维的转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就此将古代中国的有机论哲学观简单地等同于现代的系统观。虽然它们之间也确存在某些内在的同一性，它们都强调整体的研究，强调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的“关系”的研究，但建立在大量的实证、严格的逻辑和精确的方法基础之上的现代系统论与古代中国那种含糊不定的朴素的有机论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忽视了这一点，我们的图书馆学就会重新陷入历史的泥潭。
在经历80年代两次理论高潮之后的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界，到90年代又显得沉寂无声。也许是对那场“空泛思辩”的批判记忆如昨而裹足不前，或许是对发展战略研究的失败而心灰意冷。但最大的可能，则是处于一种更稳健、更深刻、更冷静的思索状态。这种思索状态正是我们所渴望所需求的。在世界即将跨入新世纪的时候，回首过去，展望未来，图书馆学界需要考虑的问题很多，很多。对未来的中国图书馆学，我们的学者们或许正在酝酿着各自的蓝图规划。无论未来的图书馆学具有什么样的理论形态，有三点是可以肯定的：第一，图书馆学理论不是工作经验的简单总结；第二，图书馆学理论不是现代化建设的理论；第三，图书馆学理论也不是哲学理论。总而言之，不是以其它理论或非理论来取代图书馆学本身的理论。
来稿时期：199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