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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7.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2-0129-07
“说部”一词，学界一般认为即“小说”的同义词，并形成了视“说部”即“小说”之“部”的认识观念与研究格局。然考诸史料，“说部”之称肇始于明代中叶，滥觞于清中晚期，早期的“说部”概念无论内涵还是外延均与今天的“小说”相去甚远。“说部”最终成为小说的同义词，是近现代以来小说地位提升的结果。通过考索“说部”源流，辨析其在不同语境中意义的转换，可以清晰地显示一条从“说”到“说部”再到“小说”的演进轨迹。
一、“说部”体例
“说部”体例，或认为肇始于西汉刘向《说苑》与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清计东云：“说部之体，始于刘中垒之《说苑》、临川王之《世说》，至《说郛》所载，体不一家。而近代如《谈艺录》、《菽园杂记》、《水东日记》、《宛委馀编》诸书，最著者不下数十家，然或摭据昔人著述，恣为褒刺，或指斥传闻见闻之事，意为毁誉，求之古人多识蓄德之指亦少盩矣。”[1]“说部”一词，则首见于明王士贞《弇州四部稿》，所谓“四部”者，即“赋部”、“诗部”、“文部”、“说部”，与传统目录学之“经”、“史”、“子”、“集”四部殊不相类。又明邹迪光所撰《文府滑稽》十二卷，卷一至卷八为“文部”，卷九至卷十二为“说部”。宣统二年(1910)，王文濡等人“仿《说荟》、《说海》、《说郛》、《说铃》、《朝野汇编》之例，汇而集之，俾成巨帙”，[2]编成《古今说部丛书》，十集六十册。从《说苑》到《古今说部丛书》，横亘近两千年历史，通过分析《说苑》、《世说新语》、王氏“说部”、邹氏“说部”与《古今说部丛书》的编纂体例，能够比较完整地反映“说部”的真实面目，故不惮烦琐，叙录各书如下。
《说苑》乃刘向校书秘阁时整理《说苑杂事》一书而成，《汉志》诸子略儒家类著录。《序》云：“(向)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民间书，诬校雠。其事类众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谬乱，难分别次序，除去与《新序》复重者，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后令以类相丛，一一条别篇目，更以造新事十万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号曰《新苑》，皆可观。”[3]其篇目依次为：“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思”、“政理”、“尊贤”、“正谏”、“敬慎”、“善说”、“奉使”、“权谋”、“至公”、“指武”、“丛谈”、“杂言”、“辨物”、“修文”、“反质”，凡二十类。
《世说新语》，《隋志》及新、旧《唐志》皆著录于小说类，八卷；今世所传本皆三卷。篇目如下，上卷：“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中卷：“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惠”、“豪爽”；下卷：“容止”、“自新”、“企羡”、“伤逝”、“棲逸”、“贤媛”、“术解”、“巧艺”、“宠礼”、“任诞”、“简傲”、“排调”、“轻诋”、“假谲”、“黜免”、“俭啬”、“汰侈”、“忿狷”、“谗险”、“尤悔”、“纰漏”、“惑溺”、“仇隙”，凡三十六类。
王氏“说部”著录七种，就内容而言实可分为四类。《劄记》内、外篇乃作者所传经、史之随感录，其小序云：“卧痾斋室，无书史逰目，因取柿叶，得辄书之，凡百余则。分为内、外篇，其内多传经，外多传史。”[4](P282)《左逸》或为《左传》逸文，或为后人伪托，其小序云：“峄阳之梧爨樵者，穷其根，获石箧焉，以为伏藏物也。出之，有竹简，漆书古文，即《左氏传》。读之，中有小抵牾者凡三十五则，余得而录之。或曰其指正正非左氏指也，或曰秦汉人所传而托也。”[4](P305)《短长》乃后人伪托之《战国策》逸文，其小序云：“其文无足取，其事则时时与史抵牾”，“多载秦及汉初事，意亦文景之世，好奇之士假托以撰者。……因录之以佐稗官一种，凡四十则。”[4](P317)《艺苑卮言》、《卮言附录》、《苑委余编》三种乃诗文评，《艺苑卮言》小序云：“以暑谢吏杜门，无赍书足读，乃取掌大薄号，有得辄笔之投簏箱中，浃月，簏箱几满已……稍为之次而录之，合六卷，凡论诗者十之七，文十之三。余所以欲为一家言者，以补三氏之未备者而已。”[4](P341)
邹氏“说部”卷九收录庄子《庄子过魏王》、列子《吕梁说》、子华子《元说》等；卷十收录《战国策》之《邹忌讽齐王纳谏》、《江乙论昭奚恤》等，《韩非子》之《侏儒说卫灵公》、《炮人喻晋平公》等，卷十一收录刘向《师旷谏晋平公》等，卷十二收录柳宗元《捕蛇者说》、张羽《笔对》、陈黯《辩谋》、崔祐甫《原鬼》、盛均《人旱解》、李华《言医》、元结《出规》、苏轼《御风辞》、刘伶《酒德颂》、白居易《酒功赞》、唐子西《古砚铭》、吴筠《移江神檄》、袁淑《会稽公九锡文》、王琳《
表》、雅禅师《禅本草》等。[5]
《古今说部丛书》卷帙浩繁，包罗万象：“要皆文辞典雅，卓有可传，上而帝略、官制、朝政、宫闱以及天文、地舆、人物，一切可惊可愕之事，靡不具载，可以索幽隐、考正误，佐史乘所未备。或廖廖短章，微言隽永；或连篇成轶，骈偶兼长。就文体而论，亦觉无乎不备。”[2]以第一集为例。全书分“史乘”、“博物”、“风俗”、“怪异”、“文艺”、“清供”、“游戏”、“游记”、“杂志”，凡九类。“史乘”收录应劭《汉官仪》、江少虞《皇朝类苑》、吴枋《宜斋野乘》等，“博物”收录范蠡《养鱼经》、王嘉《拾遗名山记》、钱霦《黔西古迹考》等，“风俗”收录朱辅《蛮溪丛笑》、钮秀《广东月令》等，“怪异”收录陆机《陆机要览》、吴淑《江淮异人录》等，“文艺”收录韦居安《梅澜诗话》、程羽文《诗本事》、钮秀《竹连珠》等，“清供”收录虞棕《食珍录》、施清《芸窗雅事》、成性《选石记》、张蓋《仿园酒评》等，“游戏”收录清尤侗《病约三章》、黄周星《小半斤谣》、李式玉《四十张纸牌说》等，“游记”收录韩则愈《五岳约》等，“杂志”收录桓谭《新论》、裴启《语林》、阙名《商芸小说》等。其中“清供”类《芸窗雅事》皆为短小词条，记载“溪下操琴”、“听松涛鸟韵”、“法名人画片”、“调雀”、“试泉茶”等二十一种“雅事”。
至此，我们对“说部”体例已有大致了解。“说部”之编纂，“或摭据昔人著述，恣为褒刺，或指斥传闻见闻之事，意为毁誉”，要之，皆“以类相丛，一一条别篇目”，裒集成篇。从内容来看，几乎无所不包，既可记载人物言行、逸闻趣事，也可考证山川物理、名胜古迹；既可著录皇朝典故、名家名著，也可传录闾巷旧闻、野乘琐语；既可记载香茗珍酿、美味佳肴，也可记录琴棋书画、鸟木虫鱼。从体裁来看，“亦觉无乎不备”，有传、记、说、论、议、谏、对、辨、原、解、规、辞、赞、颂、铭、檄、喻、表、谣、九锡文、诗文评等等，可叙事、议论、说明，手法自由；有恢宏巨帙、片言只语，形态各异。由是观之，“说部”绝非某种单一文体，而是众多文章、文体、文类之汇聚。“部”有“门类、类别”义，“说部”即“说”之门类或类别。
二、“说部”源流
“说”之本义为“解释、说明”，《说文解字》云：“说，释也。”《论语·八佾》：“子闻之曰：成事不说”，何宴《集解》引包咸注曰：“事已成，不可复解说。”[6](P2468，论语注疏)可引申为“讲述、叙说”，《易·咸》：“《象》曰：‘咸其辅颊舌’，滕口说也。”高亨注曰：“滕口说，谓翻腾其口谈，即所谓‘口若悬河’。”[7](P294)作为名词，“说”还可由“讲述、叙说”引申为“话语”。《书·舜典》云：“帝曰：‘龙！朕圣谗说殄说，震惊朕师！’”孔颖达疏云：“帝呼龙曰：我憎疾人为谗佞之说，绝君子之行，而动惊我众。”[6](P132，尚书正义)“话语”又可进一步引申为“故事”，如唐卢言《卢氏杂说》所记皆晋宋以来文人官僚故事。
由“说”之诸义衍生出论说体与叙事体等文体。论说体中最为典型者乃“说”体，明吴讷云：“按说者，释也，述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说之名，起自吾夫子之《说卦》，厥后汉许慎著《说文》，盖亦祖述其名而为之辞也。”[8](P43)“说”体之文，往往兼具叙事与论说，只不过以论说为目的，叙事为手段。晋陆机《文赋》曰：“说炜晔而谲狂。”李善注曰：“说以感动为先，故炜晔谲诳”。方廷珪注曰：“说者，即一物而说明其故，忌鄙俗，故须炜晔。炜晔，明显也。动人之听，忌直致，故须谲诳。谲诳，恢谐也。解人之颐，如淳于髡之笑，而冠系绝；东方朔之割肉，自数其美也。”[9](P85)义理抽象，借助形象具体的故事就容易感发人心，因此先秦诸子“说”体散文，大多寓理于事，借事喻理，虽为论说体，却兼具叙事体特征，其叙事部分颇具今天的小说意味。如邹氏“说部”卷十所收《战国策》之《淳于髡说齐王止伐魏》：
齐欲伐魏，淳于髡谓齐王曰：“韩子卢者，天下之疾犬也；东郭逡者，海内之狡兔也。韩子卢逐东郭逡，环山者三，腾山者五，兔极于前，犬废于后。犬兔俱疲，各死其处。田父见之，无劳勌之苦，而擅其功。今齐魏久相持，以顿其兵，敝其众，臣恐强秦大楚承其后，有田父之功。”齐王惧，谢将休士。
淳于髡的说辞中，“疾犬与狡兔”一节即属叙事。因此有论者甚至认为先秦时期存在叙述历史故事与民间传说的“说”体叙事文，并影响到后世史传、寓言与小说等叙事艺术的发展。[10]“说”体流变，近人姚华阐述甚详：
说盛于战国，殷、周故事，相传诸说，皆战国时笔。沿至汉、魏，馀风未泯，史籍所书，往往而有。口说曰说，书说亦曰说。书说之体，本近上书，奏议类也。至于私说，亦统于论著，韩非《储说》、墨子《经说》，并造其端，贾谊刘向曹植陆绩王蕃之徒，接踵而起。而《易》有《说卦传》，秦延君说“粤若稽古”至三万馀言，匡鼎以《说诗》名，许君以《说文》著，凡此之属，不绝于史，则又流于传记矣。[11](P654，论文后编)
明徐师曾认为：“(说)要之传于经义，而更出己见，纵横抑扬，以详赡为上而已；与论无大异也。”[12](P132)就以己意阐述义理而言，“说”不但与“论”无大异，且与“议”、“辨”、“传”、“谏”、“规”、“赞”、“评”等论说体皆相类似，邹氏“说部”遍选“论”、“议”、“辨”、“原”等诸多论说体，原因也在于此。
除了泛指论说体，“说”还专指解说经文，并出现了专门的“说书”体。《汉书·叙传上》云：“时上方乡学，郑宽中、张禹朝夕人说《尚书》、《论语》于金华殿中，诏伯受焉。”[13](P3080)明徐师曾《文体明辨》收录“说书”体，其小序云：
按说书者，儒臣进讲之词也。人主好学，则观览经史，而儒臣因说其义以进之，谓之说书。然诸集不载，唯《苏文忠公集》有《迩英进读》数条。而《文鉴》取以为说书，题与篇首有问对字，盖被顾问而答之之词。今读其词，大抵皆文士之作，而于经史大义，无甚发明，不知当时说书之体，果然乎否也？及观《王十朋集》，似稍不同，然亦不能敷陈大义。故今仍《文鉴》录之，聊备一体云耳。今制：经筵进讲，亦有讲章，首列训诂，次陈大义，而以规讽终焉。欲其易晓，故篇首多用俗语，与此类所载者敻异，以为有益学者，宜别求之。[12](P140)
儒臣为人主讲说经史，“首列训诂，次陈大义，而以规讽终焉”，“欲其易晓，故篇首多用俗语”，这个过程实即对经史的通俗化叙述并以己意阐释义理，亦即“演义”。“演义”分为“演言”与“演事”两个系统，“演言”是对义理的通俗化阐释，“演事”是对正史及现实人物故事的通俗化叙述。[14]小说家“据国史演为通俗”，遂成为历史演义一派；“演义”推而广之，遂成为通俗小说创作的重要手法。当“说书”场所从宫廷转换成民间，“说书”内容从经史转换成故事，“说书”者从名儒大臣转换为下层文人，听众从人主转换成市井百姓，“说书”便演变为“说话”。“话”即故事，“说”便成为叙事体。宋罗烨《醉翁谈录》云：“小说者流，出于机戒之官，遂分百官记录之司。由是有说者纵横四海，驰骋百家。以上古隐奥之文章，为今日分明之议论。或名演史，或谓合生，或称舌耕，或作挑闪，皆有所据，不敢谬言。……试将便眼之流传，略为从头而敷演。得其兴废，谨按史书；夸此功名，总依故事。”[15](P2)
诗文评兼具论说体与叙事体二者之长，论者阐述作诗旨意时往往叙及诗之本事，因此人们常视诗文评为“说部”，王氏“说部”中《艺苑卮言》、《卮言附录》、《苑委馀谈》皆收录诗文评类，《古今说部丛书》“文艺”类亦收录韦居安《梅澜诗话》、程羽文《诗本事》等。《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刘攽《中山诗话》与欧阳修《六一诗话》“体兼说部”，[16](P1779，卷一九五集部四十八)《浩然斋雅谈》“体类说部，所载实皆诗文评”，[16](P1790，卷一九五集部四十八)《渔洋诗话》“名为诗话，实兼说部之体。”[16](P1793，卷一九六集部四十九)有时甚至直接称诗话为说部：“又宋时说部诸家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蔡梦弼《草堂诗话》、魏庆之《诗人玉屑》之类，多有征引《艺苑雌黄》之文。”[16](P1798，卷一九七集部五十)诗话与说部之渊源，清章学诚阐述甚详：
唐人诗话，初本论诗，自孟棨《本事诗》出，乃使人知国史叙诗之意；而好事者踵而广之，则诗话而通于子部之传记矣。间或诠释名物，则诗话而通于经部之小学矣。或泛述闻见，则诗话而通于子部之杂家矣。虽书旨不一其端，而大略不出论辞论事，推作者之志，期于诗教有益而已矣。……诗话说部之末流，纠纷而不可犁别，学术不明，而人心风俗或因之而受其敝矣。[17](P559-560)
章学诚根据诗话“叙述历史”、“诠释名物”、“泛述闻见”三个方面的内容，与传记、小学、杂家等学术派别类比，指出了诗话“论辞论事”的本质属性，而“论辞论事”正是古之“说部”的内容。以《古今说部丛书》为例，其“史乘”类即“叙述历史”，“博物”类即“诠释名物”，至于“泛述闻见”者，则有“风俗”、“怪异”、“游记”、“杂志”等类可比，故《四库全书总目》称诗文评类“体兼说部”，实有所本。
“说部”之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者当属笔记，或称随笔、劄记等。笔记既可指一种以随笔形式记录见闻杂感的文体形式，也可指由一条条相对独立的札记汇集而成的著述体式。作为文体形式，笔记具有极大的灵活性与随意性，不拘风格，不限篇幅，作者的所见所闻所感，可信手拈来，随笔录之，如王士贞《说部》“劄记”小序所言“卧痾斋室，无书史逰目，因取柿叶，得辄书之”。作为著述体式，笔记包罗万象，内容宏富，如宋李瀚《容斋随笔旧序》所言“搜悉异闻，考核经史，捃拾典故，值言之最者必札之，遇事之奇者必摘之，虽诗词、文翰、历谶、卜医，钩纂不遗”。[18]大体而言，笔记可分为史料性、学术性与故事性三种类型。史料性笔记虽然内容琐碎驳杂，但所记或为正史所避讳者，或为正史所不屑者，或为正史所不及者，人们常以“稗史”目之，可为正史之助。[19]学术性笔记为作者研究文艺、考辨名物的学术记录，虽不一定成体系，却往往有真知灼见。宋叶大庆《考古质疑》专事考据之学，《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在南宋说部之中，可无愧淹通之目”。[16](P1022，卷一一八子部二十八)故事性笔记因具备人物与一定的故事情节，与现代意义的小说概念接近，而被后人称为笔记小说。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将古代笔记分为小说故事类、历史琐闻类和考据辨证类三类，认为小说故事类即后人所说的笔记小说。[20](P3)吴礼权《中国笔记小说史》也认为笔记小说“就是指那些铺写故事、以人物为中心而又较有情节结构的笔记作品”。[21](P2)
以上考察了“说”之语源，从“说”的诸种义项中梳理出若干说部流别。大致说来，“说”之“解释、说明”义衍生出“论说”体、“说书”体、诗文评与学术性笔记，“说”之“讲叙、叙说”义衍生出史料性笔记、故事性笔记、“说话”以及现代意义的小说。清李光廷曾分说部为二类：“自稗官之职废，而说部始兴。唐、宋以来，美不胜收矣。而其别则有二：穿穴罅漏、爬梳纤悉，大足以抉经义传疏之奥，小亦以穷名物象数之源，是曰考订家，如《容斋随笔》、《困学纪闻》之类是也；朝章国典，遗闻琐事，巨不遗而细不弃，上以资掌故而下以广见闻，是曰小说家，如《唐国史补》、《北梦琐言》之类是也。”[22]近人刘师培则将说部分为三类：“一曰考古之书，于经学则考其片言，于小学或详其一字，下至子史，皆有诠明，旁及诗文，咸有纪录，此一类也。一曰记事之书，或类辑一朝之政，或详述一方之闻，或杂记一人之事，然草野载笔，黑白杂淆，优者足补史册之遗，下者转昧是非之实，此又一类也。一曰稗官之书，巷议街谈，辗转相传，或陈福善祸淫之迹，或以敬天明鬼为宗，甚至记坛宇而陈仪迹，因庙而述鬼神，是谓齐东之谈，堪续《虞初》之著，此又一类也。”[11](P592，论说部与文学之关系)名目不尽相同，但内容大体不差，所谓“考订家”与“考古之书”，大致属于论说体；而“小说家”与“记事之书”、“稗官之书”，则可归于叙事体。
三、从“说部”到“小说”
作为著述体例，“说部”的产生与传统经、史、子、集有着密切关系。清章学诚认为“说部”的产生与学者的著书立说意图有关，是作者才力不及而又勉为其难的产物。他说：“《诗品》《文心》，专门著述，自非学富才优，为之不易，故降而为诗话。沿流忘源，为诗话者，不复知著作之初意矣。犹之训诂与子史专家，(子指上章杂家，史指上章传记。)为之不易，故降而为说部。沿流忘源，为说部者，不复知专家之初意也”，[17](P559-560)在章学诚看来，说部“犹经之别解，史之外传，子之外篇也。”[17](P576)刘师培对“说部”的产生持论与章学诚大致相同，将“说部”归于“涉猎之学”。他说：“唐、宋以前，治学术者，大抵多专门之学，与涉猎之学不同，故丛残琐屑之书鲜。唐、宋以降，治学术者，大抵皆涉猎之学耳，故说部之书，盛于唐、宋，今之见于著录者，不下数千百种”，“均由学士大夫，好佚恶劳，惮著书之苦，复欲博著书之名，故单辞只义，轶事遗闻，咸笔之于书，以冀流传久远，非如经史子集，各有专门名家，师承授受，可以永久勿堕也。”[11](P592，论说部与文学之关系)很显然，章、刘皆从治学角度立论，视“说部”为学术性著述，这与后世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相隔甚远。然而自晚清以降，“说部”已逐渐演变成一个文体概念，专指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并成为小说的代名词。这中间又是怎样过渡的呢？对此，清朱寿康如是说：
说部为史家别子，综厥大旨，要皆取义六经，发源群籍。或见名理，或佐纪载；或微词讽谕，或直言指陈，咸足补正书所未备。自《洞冥》、《搜神》诸书出，后之作者，多钩奇弋异，遂变而为子部之馀，然观其词隐义深，未始不主文谲谏，于人心世道之防，往往三致意焉。乃近人撰述，初不察古人立懦兴顽之本旨，专取瑰谈诡说，衍而为荒唐俶诡之辞。于是奇益求奇，幻益求幻，务极六合所未见，千古所未闻之事，粉饰而论列之，自附于古作者之林，呜呼悖已！[23]
朱氏此说清晰地勾勒出了古之“说部”如何从“史家别子”演变为“子部之馀”，再从“词隐意深”、“主文谲谏”的子部演变为“瑰谈诡说”、“荒唐俶诡”的子部，学术意识与诗教观念逐步减弱，而故事性与娱乐性逐步增强，从征实的“补正书所未备”到尚虚的“务极六合所未见，千古所未闻之事”，跨度非常之大，已接近现代意义的小说概念。“奇益求奇”、“幻益求幻”固然是学术著述之大忌，但对叙述故事的小说来说，却几乎是古人孜孜以求的最高境界，“盖奇则传，不奇则不传。书之所贵者奇也”，[24]“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25]
从早期的著述体例到后来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说部”语义转变的关键在于“说”之义项中早已为此埋藏了合理的逻辑线索。阐释义理，考辨名物，是离不开一定的叙说与讲述的：“夫说也者，欲其详，欲其明，欲其婉转可思，令读之者如临其事焉。夫然后能使人歌舞感激，悲恨笑忿错出，而掩卷平怀，有以得其事理之正。”[26]如果此处所言之“说”还可理解为以论说为主、叙事只是为论说服务的话，那么以下对“说”的阐释，已经完全偏向其叙事性，是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从来创说者，不宜尽出于虚，亦不宜尽由于实。苟事事皆虚，则过于诞妄，而无以服考古之心；事事皆实，则失于平庸，而无以动一时之听。”[27]大致说来，汉魏六朝以前，论说体比叙事体发达；汉魏六朝以后，叙事体迅猛发展。尤其是宋元以来，由“说话”发展而成的通俗小说逐渐成为“说部”主流，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便逐步独占“说部”光芒。至晚清以降，论说体终于从“说部”中被剔除出去，人们遂只知“说部”即小说，而小说又可称为“说部”。王韬的观点颇具代表性：
《镜花缘》一书，虽为小说家流，而兼才人、学人之能事者也。……观其学问之渊博，考据之精详，搜罗之富有，于声韵、训诂、历算、舆图诸书，无不涉历一周，时流露于笔墨间。阅者勿以说部观，作异书观亦无不可。……窃谓熟读此书，于席间可应专对之选，与他说部之但叙俗情羌无故实者，奚翅上下床之别哉？[28]
按古之“说部”本来即颇具学术性，无论是按照李光廷的两分法还是按照姚华的三分法，阐释义理与考辨名物之“说”都占据半壁江山。倘若搁在以前，“学问”、“考据”、“搜罗”本是“说部”题中应有之义，《镜花缘》作者逞才炫学，哪里值得王韬大惊小怪地宣扬？之所以要提醒“阅者勿以说部观”，就是因为此时的“说部”已经等同于纯文学性质的“但叙俗情羌无故实”的“小说”。《镜花缘》稍稍“返祖归宗”，时人便要“作异书观”了。又如梅鹤山人《萤窗异草序》云：“稗官有三：一说部，一院本，一杂记。”[29]其所言“稗官”，即《汉志》所言“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指宽泛意义上的小说；“说部”，指纯文学性的叙事作品，即现代意义的小说；“院本”指的是戏曲；“杂记”指的是劄记，而这在以前却是隶属于“说部”的。在晚清民国以来的小说、小说评论、小说史以及文学史著述中，以“说部”指称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是习以为常的，尽管有时这种“小说”观念还包括今天的“戏曲”在内。
清末民初，在“小说界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小说地位得到空前提高，以至有人感叹“昔之视小说也太轻，而今之视小说又太重也”。[30]有人提出在目录学上给予小说与经、史、子、集同等的地位，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识语》云：“易逮于民治，善人于愚俗，可增七略为八、四部为五，蔚为大国，直隶王风者，今日急务，其小说乎！”[31]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云：“今中国识字人寡，深通文学之人尤寡，然则小说学之在中国，殆可增七略而为八，蔚四部而为五者矣。”[32]其实在传统经、史、子、集四部之外增列“说部”的设想，清赵翼早就提过：“近代说部之书最多，或又当作经、史、子、集、说五部也。”[33](P423)只不过赵翼所言“说部”指的是笔记之类著述体例，而康、梁所言“说部”，则专指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自此以后，“说部”所指遂囿于小说一途，意即“小说”之“部”，如民国年间徐敬修《说部常识》云：“说部二字，即小说总汇之名称。”[34](P7)该书对小说类别的区分最能体现这种观念，如“就派别方面言”分为理想派与写实派；“就文体方面言”分为记载体、章回体、诗歌体；“就文字方面言”分为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就语法而言”)、散言小说与韵言小说(“就辞句而言”)。
通过剖析“说部”体例，分析“说”的语源，阐述“说部”流别，我们认为古代“说部”并非单一的文体概念，而是一种著述体例，是由“说”之诸种义项衍生出来的众多文章、文体与文类的汇聚，大体上可分为论说体与叙事体。随着小说文体的独立与地位的提升，叙事体一家独大，将原属“说部”的论说体逐步排挤出“说部”之外，清末民初以来，“说部”最终确立为“小说”之“部”，专指现代意义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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