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共产党上海赞助集团历史地位的再认识_陈独秀论文

对中国共产党上海赞助集团历史地位的再认识_陈独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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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具有扭转乾坤的重要意义。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上海发起组。从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的过程和特点看,上海发起组得到了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的帮助,上海发起组拟定了党纲和《中国共产党宣言》,建立了党的组织机构,创办了党的机关刊物,领导了中国工人运动,已经初具无产阶级政党的雏形,因此可以说——

上海发起组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历史的必然,是时代的需要。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唤醒了中国人民,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先后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成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根据中国社会历史状况和政治运动发展的需要开始提出、商讨和酝酿建党问题。

俄国十月革命后,14个帝国主义国家包围苏联,妄图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于摇篮之中。为了打破敌人的包围,列宁提出在东方的中国、日本、印度尽快组织共产主义运动,建立共产党。

1919年中国爆发的五四运动促使了中国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另一方面,五四运动的声势与规模经由苏联海参威传递至第三国际,引起了列宁的极大关注。

1920年春,第三国际东方局派维经斯基(吴廷康)一行5人来华。 其成员有维经斯夫人库兹涅佐娃、助手兼秘书马迈也夫及夫人马迈也娃、翻译杨明斋(旅俄华侨)。

维经斯基一行随苏联大使尤林来华后,通过苏联大使馆找到北大俄文专修馆的俄籍教授鲍烈维和伊文,再由鲍烈维和伊文介绍,会见了李大钊。在李大钊的引荐下,维经斯基一行转赴上海,会见了陈独秀。陈独秀将当时在上海较有影响的《星期评论》主编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以及《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一并向维经斯基作了介绍。

维经斯基在上海经过两个多月的考察,认为中国组建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希望陈独秀、李汉俊等发起组建中国共产党。维经斯基设想将《新青年》、《星期评论》及《时事新报》三刊结合,成立“新中国革命同盟”,由刊物主持人联合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或称“中国社会党”。在讨论党纲草案时,维经斯基建议加上“共产党员不做资产阶级政府官吏,不加入资产阶级的政党”,这一规定吓跑了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张东荪、亦令与国民党断绝不了关系的戴季陶裹足不前。在历史的浪尖上,张东荪、戴季陶退却了。

1920年6月至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正式成立。上海发起组的成员有: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陈公博、李达、邵力子、陈望道、俞秀松、李震瀛、沈雁冰、周佛海、施存统、李启汉、沈玄庐、沈泽民等十余人。

上海发起组草拟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纲。李汉俊受会议委托,将草拟的党纲写在2张8行的格纸上。维经斯基、陈独秀参与了起草。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用下列的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一、劳工专政;二、生产合作”。〔1 〕施存统回忆党纲的内容为“用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2〕与前基本一致。

这个党纲是幼稚的,不完整的,甚至带有浓厚的社会民主党的主张和色彩,因为中国共产党尚在襁褓之中,当时参与草拟的陈独秀、李汉俊尚未见过苏共党章,仅仅根据手头有限的几本马克思主义著作草拟而成,但这毕竟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纲。

上海发起组成立后数月,陈独秀与李汉俊约在1921年2 月分别在广州与上海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章。陈独秀拟定的党章主张党的组织采取中央集权制,李汉俊拟定的党章主张党的组织采取地方分权制,陈、李意见相左,导致关系不和,但中国共产党毕竟产生了第一个党章。

上海发起组决议推陈独秀为党的书记,建全了党的组织。陈独秀担任党的书记至1920年11月。这年11月,陈独秀应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之约至广州任革命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兼大学预科校长。党的书记一职,交由李汉俊代理,至次年3月陈、李不和为止。李汉俊将党的名册、 文件交李达,由李达代理书记。在此期间,包惠僧受李汉俊委托,至广州向陈独秀转达了上海发起组的意见:一是希望陈独秀返沪主持党的工作;二是陈不返沪,即将党迁至广州。陈独秀因故未能及时返沪,也不同意将党迁至政治形势复杂、地理位置又偏僻的广州,直至1921年9月, 陈独秀才由粤返沪。尽管如此,在1921年7月党的一大召开前, 上海发起组的组织应当说是建全的。

上海发起组成立后,由维经斯基提供经费,《新青年》从8卷1号起开始公开发行,成为党的机关刊物,仍由陈独秀主编,主要讨论社会主义问题。1920年11月7日创办《共产党》月刊作为党的机关刊物, 由李达主编,主要讨论社会革命。《共产党》月刊发表了许多介绍第三国际、苏俄革命及各国工人运动的文章。1920年冬,维经斯基回国,刊物的经费发生困难,《共产党》月刊出版了2期,至年底停刊。次年复出, 共7期。这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两个机关刊物。 这两个机关刊物在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上海发起组成立后,除进行宣传工作外,还进行了工运工作。卓有成效的是在杨树浦组织了中国第一个工人自己的组织——机器工会。此外,还在小沙渡路筹组了纺织工会。

在上海发起组的关注下,上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团部对外挂“外国语学校”的招牌,由维经斯基夫人教授俄文。时有团员20余人,由俞秀松主持团的工作。

上海发起组在《中国共产党宣言》中将组织定名为“中国共产党”。1921年6月7日出版的《共产党》月刊第5 号在其“短言”中声明:“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有二大使命,一是经济的使命,一是政治的使命”。施存统在其回忆中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于1920年6月间, 一开始就叫‘共产党’,它的机关刊物也叫《共产党》。”〔3〕

综上所述,上海发起组成立后,草拟了党纲和党章,推选了党的书记,创办了《共产党》月刊,领导了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且在《中国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党》月刊中自称为“中国共产党”、“共产党”,所以上海发起组已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上海发起组成立后,担负起在全国建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从筹建的过程看——

上海发起组起了事实上党的临时中央的作用

上海发起组成立后,由陈独秀、 李汉俊函约各地成立党的组织。 1920年9月,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1920年9月,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1920年秋冬之交,湖南党的早期组织成立。1920年冬或1921年春,济南党的早期组织成立。1921年春,广东共产党小组成立。一大召开前,在巴黎和东京分别成立了党的早期组织。国内外党的早期组织成立后,各地称为支部,上海则不称支部,至一大召开后,各地方不用支部。

由于上海发起组担负了拟定党纲、党章、宣言及制定工作方针等工作,上海发起组形成了事实上的中央。

参加过我党早期革命活动的葛萨廖夫在其所著《中国共产党简史》中说:“上海小组为建立全中国性质的共产党打下了真实的基础,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真正中心。”〔4〕1938年4月18日由抗大政治部编印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中记:“当时还没有中共中央的组织,各地的小组只与上海的组织通讯,以上海的小组为当时党的领导机关。”〔5 〕李达回忆记:“上海的组织事实上成为一个总部,而各地的组织是支部。”〔6〕包惠僧回忆说:“约在同年(指1920 年)的夏天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推陈独秀为临时中央的书记。”〔7〕

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来华, 马林向上海发起组建议召开全国性建党会议。上海发起组向各地支部函请各派2名代表来沪会议, 遂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筹备一大的过程中,上海发起组居于中心地位。

由于上海发起组在建党过程中所居的中心地位,并且在事实上起了党的临时中央的作用,将上海发起组称之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据现有资料看,当时没有“共产主义小组”这种提法。“共产主义小组”的提法最早见之于陈潭秋1936年所撰《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一文中,该文发于1936年7月《共产国际》月刊中。同年, 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英勇奋斗的十五年》一文中开始用“共产主义小组”统称当时国内外成立的党的早期组织。陈潭秋和董必武在其履历表中填写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

从上海发起组在建党过程中所处地位、所起作用看,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称之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是比较确切的。

注释:

〔1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1955年8月2日),见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编《共产主义小组和党的“一大”资料汇编》(校内用书),第40页。

〔2〕〔3〕《施复亮先生第二次谈话记录》(1956年12月),见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编《共产主义小组和党的“一大资料汇编》(校内用书),第92页,412页。

〔4〕《党史资料》1953年第7期。

〔5〕抗大政治部编印《中国共产党简史》(1938年4月18日)。

〔6〕《李达同志回忆》, 见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编《共产主义小组和党的“一大”资料汇编》(校内用书)第23页。

〔7 〕包惠僧:《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二)》(1953年9月20日), 见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编《共产主义小组和党的“一大”资料汇编》(校内用书)第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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