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模式论文,论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97IX(2001)01-0015-04
一、经济增长模式及其转变的理论界定
经济增长模式是指实现一国财富增长（即产出增加）的范式或途径。不论是经济增长理论还是经济增长实践都已表明，推动一国经济增长的源泉有两个：一是靠生产要素投入数量的大量增加，二是靠全要素生产率（简称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根据增长源泉的区别，可把经济增长分为粗放增长模式和集约增长模式。
粗放增长(Extensive growth)模式是指国民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生产要素（如劳动、资本、土地等资源）的大量投入而实现。具体表现在：(1)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必须以要素的大量投入为先决条件，因此，各种要素的多寡就成为经济增长速度的主要制约因素；(2)在经济增长中，要素配置的效率没有明显改善，单位投入的产出量并没有提高；(3)由于经济增长过程并没有伴随着要素生产率或经济效率的提高，因而难以实现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4)靠大量要素投入所支撑的增长，不仅意味着高消耗，而且会导致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集约增长(Intensive growth)模式是指国民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通过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实现。具体表现在：(1)伴随着经济增长，单位投入的产出量明显提高，因此，在相同的增长速度下，集约增长模式比粗放增长模式的要素投入水平和消耗水平低；(2)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归因于技术进步和要素优化配置；(3)技术进步和要素的有效配置可以抵消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促进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增长；(4)高产低耗的集约增长模式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
在实际经济运行过程中，纯粹的粗放增长和纯粹的集约增长都不存在，现实情况是二者兼有。但是，这并不等于经济增长模式无法界定。一般讲，当经济增长的动力60%及以上来自要素投入时，称之为粗放增长模式；而当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要素生产率的提高（60%及以上）所推动时，则称之为集约增长模式。（注：关于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数量界限，目前有争论，如经济理论界有人把此标准界定为80%。根据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贡献率和我国的实际，我倾向于60%这一标准。）达到60%这个标准，就可视为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基本完成。
二、集约增长模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从我国的具体情况看，虽然国民经济已连续20余年高速增长，但经济中资源消耗高、资本周转慢、损失浪费严重、经济效率低等问题愈加频繁地向我们亮出黄牌。为了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必须实现由粗放增长模式向集约增长模式的转变，否则经济增长难以为继。
在这方面，外国的惨痛教训值得吸取。在50～60年代，苏联的经济增长率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两倍、美国的三倍，其经济建设速度和成就曾使全世界感到震惊。然而，苏联当时的高速增长完全建立在要素大量投入的基础之上，其单位投入产出比长期末能得到提高。由于没有及时实行由粗放增长模式向集约增长模式的转变，从6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的经济进入长期停滞徘徊阶段，这也是后来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之一。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国经济在50年建设的基础上，特别是在连续20余年高速增长之后，已经到了非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不可的关键时刻。这是因为：
第一，转变增长模式是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需要。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当生产扩大到一定规模时，如果经济效率没有随之提高，长期平均成本就会增加，导致规模收益递减。尤其是当经济增长遇到某些资源的“瓶颈”限制时，会使资源配置非优化，使其他资源大量浪费，致使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减缓。从经济增长的史实看，一国以要素大量投入所实现的经济增长一般不超过20年，就会受到要素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从我国的实际看，“瓶颈”限制、要素收益递减、环境污染等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因此，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第二，转变增长模式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是不仅应该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且是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模式不但包括未来的理性设计，而且包括对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反思和批评。因为工业污染和生态环境的恶化是与传统的粗放经济增长模式密切相关的。因而，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继续靠消耗大量资源换取增长是不可取的。
第三，转变增长模式是实现“赶超效应”的需要。在当今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的作用明显增强，综合国力的竞争实际上是科技和经济实力的竞争。在未来经济领域的竞争中，经济增长速度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经济质量、经济效益的较量。为使我国下个世纪跻身于世界现代化强国之林，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三、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在我国，实现经济增长模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是一项长期、巨大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笔者认为，以下几方面工作是主要的：
（一）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和市场规则
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是推动企业转变产出增长模式的基础和动力。因此，应当通过完善市场体系和市场规则来提高市场机制对经济增长模式转换的调节作用。这主要包括：
1.促进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协调发展。我国的市场体系，除消费品市场较为发达，生产资料市场发展较快外，其他要素市场发展较慢或很不健全，特别是作为市场运行机制基础的劳动力（人才）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技术市场等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很低，明显不能适应产品市场变动引起的市场机制运行及其发挥调节功能的需要，也影响了供求机制、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等的连锁关系和相互作用。因此，要促使这些基本要素市场较快发育和形成，关键在于加快相关体制改革的进程。只有使最基本的市场体系尽快确立和系统发展，才能使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中具有整体效率，使市场机制能够发挥正常的调节功能。
2.强化市场规则的作用。市场规则是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的基本准则，是市场机制运行和发挥调节功能的基本条件。市场规则包括法律法规、行政管理规定和道德规范三个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法律法规的约束作用；市场规则规范和约束着要素所有者、产品消费者和生产经营者三类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其中最重要的是规范和约束生产经营者即企业的市场行为，包括规范企业的正当竞争，约束企业的合理逐利等。市场规则发挥作用需要三个条件：一是规则的合理建立；二是规则的执行和管理；三是广泛的社会监督。市场规则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是影响我国市场机制调节功能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要促进市场规则的形成和发挥作用，必须通过进一步推进有关改革，加强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及其严肃性和权威性；加强执法和管理者队伍的力量，提高其素质，治理其腐败，排除各种非法干扰；强化市场主体特别是企业的法律观念；提高全社会的监督意识。
3.进一步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地方保护主义妨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建立和市场法规的实施，影响了市场的统一形成和市场体系的健康发展，特别是影响了市场竞争的正常开展的优胜劣汰机制的有效作用，使一大批地方企业能够在这个保护伞之下稳定地实行数量型扩张和低层次重复发展，而不是把增长模式和投资重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的轨道上来。地方保护主义的根源在于地方利益的相对独立化，以及利益分配格局与资源配置过程的联系。应当以完善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为中心，推进利益分配体制的改革，淡化利益分配机制与资源配置的联系，并通过法律形式确定中央和地方、地方和企业的利益关系。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禁止地方政府对本地企业不正当竞争的保护以及对市场统一管理和执法过程的干扰。
（二）调整所有制结构，提高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制结构必然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其最基本的至少有“共同占有”、“部分共同占有”和“私人占有”三个相互结合的层次。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表明，在实行分工的条件下，只有形成多元的市场主体，才能产生交换，才能构成真正的市场。这就要求所有制结构，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多元化。在目前国有大中型企业亏损面2/3以上和每年数百亿元之巨的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下，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仍保持7%以上的较快增长，这证明，支持全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非国有经济。因此，国家应在坚持国有制主导地位的基础上推进产权制度变革，从总体上缩小国有经济的比重，下决心尽早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来，把重点真正放在“控制力”上。
实证分析表明，非国有企业的要素生产率及其在产出增长中的贡献率明显高于国有企业，这除其没有国有企业那样沉重的历史包袱和其在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条件外，也不得不承认其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速度快于国有企业。随着这些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及其比重的上升，企业素质的提高和技术进步的加快将成为国民经济增长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另一方面，非国有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在发展初期必然存在规模小、生产质量和劳动者素质低、靠要素投入进行数量型扩张等问题。因此，非国有企业必须重视自身素质的提高，建立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发展的现代企业制度。而这种企业制度改革既依赖于市场机制的作用，也要靠政府政策和法规的引导。
（三）调整投资重点，优化产业结构
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宏观产业政策对于加快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在今后十几年内，我国的宏观产业政策应主要在以下两方面进行调整：
1.调整投资重点。所谓调整投资重点，就是由重视外延型、数量型投资转向重视内涵型、质量型投资，提高后者的投资比重。调整投资重点的目的，是通过提高投入质量（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质量）来推动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提高物质资本质量的投资主要表现为技术更新改造投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投资等，其作用是提升生产技术水平和开发创新能力。提高人力资本质量的投资主要表现为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投资，其作用是提升生产者的文化素质、技术水平、熟练程度以及管理者的管理能力。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要求大幅度增加这两部分投资的比重。
2.优化产业结构。从国民经济宏观层次的三次产业结构演进看，由第一产业（农业）占优势比重逐级向第二产业（工业）、第三产业（服务业）占优势比重演进，三次产业重点依次转移。伴随着这一过程，从要素密集程度看，产业结构中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优势比重逐渐向资本密集型、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占优势比重演进。
从我国目前的三次产业结构看，第一产业的产出比重下降过快与其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慢，已经阻碍了经济的协调增长；第二产业（其中主要是加工工业）的低效率扩张造成了经济效益下滑的局面；而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总体上仍落后于经济运行进程的需要。优化产业结构，应当把协调结构关系与提高结构水平有机结合起来，这包括：(1)提高农业发展能力，关键是加强农业生产的基础，增加资金投入和科技投入，提高农业部门的科技应用程度、机械化水平以及规模经营水平，加快发展高效优质农业，推动农业产业结构的高级化。(2)遏制加工工业过度扩张与加强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都要加快工业技术进步结合起来，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新兴工业与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联系起来，通过提高工业生产技术水平，降低能耗和物耗，来减轻对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部门的需求压力。(3)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重点是提高交通运输、邮电通讯、金融保险、教育、科研和技术服务等部门的发展水平，这些部门的比重上升是第三产业内部结构高级化的主要内容，也是整个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基础和协调化的保证。但第三产业的发展是建立在第一、第二产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的。(4)采取有力措施，促进生产要素向支柱产业部门转移，使支柱产业高速增长，争取动态比较优势。支柱或主导产业具有“关联效应”，其投入产出关系对其它产业的产出水平有直接的影响。例如汽车工业的大发展，能够带动钢铁、机电、石油、化工和交通运输等产业部门的大发展。今后可通过产业政策，扶持电子工业、化学工业、汽车工业和建筑业，使其成为主导产业，从而带动其它产业的发展。
（四）优化产品结构，获取规模经济效益
产品结构的优化，是选择集约增长模式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在微观上优化产品结构，能够促使宏观上的经济增长模式由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换。优化产品结构大致有三层含义：一是创新产品，它具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这类产品的需求弹性较高，能够占领和开拓市场，适合市场的需要。二是高质量产品，是指在同类产品中质量较高、声誉较好的产品，它是市场充分竞争的结果；由于这类产品的质量在动态中不断提高，因而一般会在竞争中取胜。三是低成本产品，它一般指常规产品，是靠提高劳动效率、规模经济和强化企业管理等手段来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获得市场上的价格优势。
企业的发展是以产品选择和产品投资为核心的过程，即从盈利的产品中获得资本，再将其投入到创造新的盈利产品的生产和开发活动中。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是高产低耗的主要途径；优质适销产品是企业生命力的源泉。然而任何产品都有其生命周期，企业必须在产品生长期内迅速扩大生产规模，尽力降低成本，最大可能地占有该产品的利润。同时，要从销售利润中拿出大量资本投入研究和开发活动，以提高企业的开发创新能力，不断推出新产品、改进老产品，使企业处于不断更新产品的良性循环中。
规模经济是指随着生产能力的扩大，使生产的单位成本下降，收益上升。它是由技术变化、要素供给增加和组织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马歇尔(A.Marshall)指出：“自然在生产上所起的作用表现出报酬递减的倾向，而人类所起的作用则表现出报酬递增的倾向。……劳动和资本的增加，一般导致组织的改进，而组织的改进增大劳动和资本的使用效率。”（注：[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28页。）规模经济说到底是一种组织的创新，它一般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产品生产的规模经济，亦即产品专业化的经济性，它来源于固定资产的不可分性的所谓“几何规则”；二是工厂的规模经济，即马歇尔所称的“内部经济”，其中既包含了机器生产的规模经济，又包含了操作成本的规模经济；三是企业的规模经济，即一个企业（集团）拥有多个工厂所具有的经济性，如组织成本的降低和可能来自于风险分散所获得的经济性。
众所周知，由于多年来我国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致使我国的企业“大而全”、“小而全”，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使产品规模、工厂规模和企业（集团）规模狭小。要扭转这种局面，除界定产权，硬化企业约束机制及组建企业集团外，还要在政策具有连续性的前提下，利用市场机制，大力进行资产重组，使一些不能维持生存的企业尽早“死掉”，使那些有潜力的企业尽快“活”起来，通过兼并、收购等办法迅速扩大其规模，使资源得以优化配置。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获取产品、工厂和企业的规模经济效益，进而促使宏观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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