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向前[1]2001年在《唐末五代宋初中央财权集中的历史轨迹》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一反往常史家多以王朝之废立划为断限的研究方法，视唐末五代宋初为同一研究单元，结合削藩历程，对目前学界尚未引起充分注意的宋初财权集中的由来作了初步探讨，从而得出如下认识：宋初集中财权“制其钱谷”不是一蹴而就的，是经过唐末五代宋初几代人的长期持续努力才最终实现的。具体地说，唐末五代宋初财权集中的历史进程主要开始于五代的后唐，五代的中央财权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集中，其完成则在北宋初年，直至太宗淳化年间，标志是上计制度的重新确立。 本文共分四章，叁司理财体制是晚唐五代宋初统治者剥夺藩镇财权、维护中央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工具，是故放在首章。财政中枢多元化局面早在五代后唐就以租庸使或叁司使的出现而告结束，而五代按军区设置的转运使正是其后宋代按路设置转运使的先驱。第二章论述了赋税的征敛，主要考察对藩镇赋税征敛自主权的剥夺。过去一般认为“遣官监税”始于宋初，其实早在五代后晋就已见诸史籍。至于镇将在“婚田争讼，赋税丁徭”这方面的职权，在后周广顺年间就已经被剥夺。总之，五代一系列剥夺藩镇赋税征敛权的举措，无疑给了宋初统治者以借鉴和启迪。最后两章论述了赋税收益在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割，一是上供制度的演变，一是皇帝设内藏接纳进奉。从后唐开始连具有较大随意性的进奉也明显增多，与此同时上供的增多自是情理之中的事。太宗淳化初年宋重新确立上计制，其后不独上供陆续立额，榷利商税也普遍立祖额，就连内藏岁入也由经费之余演为具有固定窠名和数额的赋入了。由于地方擅自截留两税的现象不复存在，宋代的上供制度明显地强化了。而内库职能的广泛发展遂使其成为宋代皇帝直接控制国家财政的重要手段。
张亦冰[2]2017年在《北宋叁司研究述评》文中指出北宋在建国后的一百二十叁年(960~1082)间,一直以叁司为中央财政管理机构。考虑到财政对于国家机器运转的基础性作用,分析、厘清叁司组织人事架构、职能、地位的演变,对理解北宋财政、政治有较大意义。相比中书门下、枢密院等宰执部门,目前尚无以叁司为研究对象的专着,专门论文的数量也不多。但因叁司总领国计,牵涉财计事务范围极广,相关讨论往往见于各类财政史、经济史、官僚制度史乃至政治史论着
李明瑶[3]2006年在《五代赋役制度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古代典章制度由唐入宋,变革可谓显着。处于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虽干戈扰攘,但也使唐末以来的一切变化,得以凸现和沉淀。赋役制度作为典章制度之重要组成部分,在五代随着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变化而不断嬗变、整合,承唐末之余制的同时,其创制与更张,更是奠定了宋初乃至之后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格局。本文意在通过对五代赋役制度内容及其变化的分析,以及对五代财政机构概况的考察,来说明唐宋赋役制度在五代的变迁轨迹。首先,通过对五代赋役制度内容的考证,笔者认为五代赋役制度的变迁表现出以两税法的完善为核心,工商税在国家财政中的地位有所提高,杂税繁多,役制以军事性应役为主的特征。五代赋役在征收的额度与广度上均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适应了五代战乱频仍的时代特征,同时也为宋初乃至后代的赋役制度提供了依据。其次,通过对五代中央财政机构设置的梳理,笔者认为唐宋之际集中财权的历史进程,主要开始于五代,而这一变化不仅消弱了唐末藩镇的势利,同时为宋初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奠定了基础。五代各朝为恢复和重建社会经济,新设置了一些财政使职,本文对此亦进行了简单考证。同时也渴望由此透视出唐宋社会经济的发展究竟何种意义上体现出“转型”的特点。
盛险峰[4]2003年在《五代典章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运用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对五代八个主要典章制度进行考证和分析，试图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五代历史所处的独特历史地位，从而为唐宋社会的转型提供一个过渡的认识。本论文内容由前言、正文、结论叁部分组成。 前言部分简略地评述了学术界对五代典章制度的研究的概况，并简要地阐述了笔者对五代典章制度的基本论点、理论依据和研究方法，指出本课题在目前我国正在建构的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中的现实意义。 正文分八章。 第一章通过五代中央财政机构的演变及其军需职能的凸显，来论证五代赋役制度的演变，得出这种演变不仅体现鲜明的战争特点，也反映了割据因素的存在，进而提出财政格局的概念，并以此来审视五代赋役制度的实施效果及其影响，从而使五代赋役制度的演变体现了五代政治状况和经济重心南移的时代特点。 第二章主要论证五代货币形态反映了五代战争和割据的状况，并通过货币制度来看五代商品经济秩序，从而论证了中原和南方商业地位的变化。 第叁章通过官失其职和官失其制两个角度来分析五代中央职官与君主专制的关系。五代通过对地方行政区划的调整，尤其是知州的设置，在地方官制上初步改变了唐末藩镇割据的局面。通过对五代职官制度中具有时代特点的演变进行分析，表明五代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日益加强与统一趋势不可逆转是相一致的。 第四章通过五代禁军的演变论证了五代军权的日趋集中，并通过对方镇兵的演变来看五代军事形势的变化，二者不仅体现了五代对军队的控制的逐渐加强，也体现了中央与地方军事形势发生了变化。 第五章首先通过五代科举的背景分析，来看五代士人的生存环境，进而通过科举制度的演变来看五代国家科举政策的调整和士人的文化倾向，并通过士人的科举目的和手段以及出身后的社会交往的变化来看五代士风和世风。 第六章通过五代宫学在唐宋之际所发生的变化，来审视其在中国古代教育史和文化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考证了五代国于监职能地位的升降，从而论证了国子监在五代主要扮演文化的角色；其次探究了唐代中央官学——六学二馆在五代的存废，进而阐明了五代官学日益趋向公共的特征。而以卜这些变化则表明五代在唐宋官学转型、文化重心的移易中处于枢纽的环节。 第七章首先通过五代礼制的考辨来论证五代有无礼制、郊庙地点与五代两都分立和士代礼制存废状况，井以此为基础来论证礼制与五代社会等级结构的变化、礼制与五代宗族与家族地位的变迁和礼制与五代风俗的移易和渗透，从礼制的角度分析了社会结构的不同层面。五代礼制以独特的方式来引导并对社会结构的演变施加影响，与此同时，也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付出了自身适应性转变的代价。 第八章通过立法与五代武人政治的分析，论证刑统与敕是五代法律的形式和内容，井从五代法律内容中有关刑事和有关民事的法律的演变来剖析五代社会冲突的变化。通过五代司法状况的分析来确定五代法律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并通过五代法律思想的变化来看社会控制理论的演进。 结论部分概括了论文的主要论点，指出五代典章制度的历史地位和转型的特征：申明本人在论文中的创新点；阐述了本文在当今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的建设中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梁祥凤[5]2010年在《王溥与《五代会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王溥是五代宋初政治家和史学家。所着《五代会要》记载五代典章制度及其沿革,是研究五代历史的基本史料。然而学术界对该书的研究甚少,除简单性介绍外,仅有数篇文章谈及,不仅作者出生年代、该书完成时间尚存疑问,而且对该书资料来源、内容结构及其价值亦乏专题研究。论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努力探讨《五代会要》编纂过程、版本流传情况,考察其内容结构和学术价值,并通过该书考察五代典制及相关问题。论文主体部分分为七章。第一章主要考察作者王溥及其着述情况。本章讨论王溥生平家世、政治生涯以及学术成就等问题,辨别王溥出生年代及其主要活动,总结他在后汉、后周和北宋初年的政绩,力求给予事实求是的评价。同时考察王溥主要着作及其学术成就,就其所着《唐会要》、《五代会要》、《周世宗实录》进行评述,考订其文集流传及存留问题。第二章论述《五代会要》的编撰及体例,主要考察《五代会要》编撰时间考订、史料来源以及体例等问题。后世对《五代会要》成书有建隆二年和乾德元年两种说法,本章予以考辨并认为乾德元年之说较为妥当。本章还就该书材料来源进行分析,认为主要来自实录以及个人见闻和五代其他着述；并通过对各卷内容进行分析,将其事目进行归类,根据内容特征将其划分为十二类。第叁章分析《五代会要》的内容结构与版本沿革。本章考察该书结构特点,通过统计分析,比较所载各朝内容的差异及其原因；对其内容进行探讨,分析其所录诏敕、奏议的资料价值。版本方面,讨论北宋以来各版本的流传情况及其特点,特别对近代以来各种版本进行分析。第四章是对《五代会要》文献价值和地位进行研究。本章重点分析《五代会要》史学价值、文献价值以及对后世编撰体例的影响。自王溥《唐会要》和《五代会要》问世以后,会要成为史书编纂新的体例,受到人们的重视。宋代成立会要所专门从事会要的编撰,现存《宋会要辑稿》成为研究宋代历史的最珍贵的史料,而宋以后出现按照会要体例补编前代各朝会要。《五代会要》不仅保存五代时期大量史料,而且其收录的诏敕、奏疏亦为类书及各类书籍所广泛转引,也能用以校勘五代典籍。传世《旧五代史》内容残缺,而《新五代史》记载五代典制缺略,在检索有关五代典章制度的材料时,《五代会要》是必不可少的史书。第五章通过《五代会要》考察五代时期政治制度,特别中央政治体制与地方政治体制。本章认为五代典制在继承唐制基础上亦有变化,枢密使权力的扩张、叁司机构的建立、馆阁制度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而藩镇势力的消长、州县政区的置废和“军”作为政区建制等,直接影响到北宋制度。第六章通过《五代会要》所记录资料,考察五代经济制度和设施。五代尽管政局动荡,但各朝在恢复生产上都采取过一些积极措施。本章还对五代各朝赋税制度的演变、盐铁政策、漕运与仓储等问题都进行分析。第七章通过《五代会要》所载内容,分析五代时期的宗教政策与民族关系。内容包括五代各朝对宗教的限制和利用,特别是对日益发展的佛教所采取的措施,并对周世宗毁佛措施进行分析。《五代会要》还详细记载五代各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政治、经济上的往来,这些史料同样弥足珍贵。
崔玉谦[6]2017年在《皇权与国运兴衰视角下的宋代内藏库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宋代的内藏库是直属皇帝的财库,与宋代皇权、财政、军事、货币等重大问题关系密切。本文分为五章对其进行研究。第一章对宋代之前各朝内藏库的类似机构发展、设置情况做简要梳理。主要分为唐代以前内藏库类似机构的发展、设置情况,唐代内藏库类似机构的发展、设置情况,五代十国各政权内藏库类似机构的发展、设置情况。重点是在唐代内藏库类似机构的发展、设置情况,尤其是晚唐,如晚唐的内府、延资库等;五代后唐、后周的内府钱等。第二章至第四章对叁百二十余年内藏库的发展情况做梳理,这一部分是论文的重点。已有的关于宋代内藏库的研究成果或多或少对此都有梳理,但均不完整,梳理时段也各不集中。本文拟分为四个时段进行梳理,第一个时段是北宋前期,即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这一时期有几个基础问题还需要再探讨,如内藏库的设置时间、及其与后唐、后周的继承关系,这关系到内藏库最初的财赋来源,但已有的研究成果对此基本上没有提及,尤其是始于后唐的内府钱与北宋内藏库的关系,通过对已有材料的考辨、分析,北宋内藏库系沿袭后唐、后周的内府钱,并非太祖赵匡胤首创。虽然内藏库在大多数时段不允许外朝过问,但真宗朝后期确出现了惟一一次叁司使(马元方)公开质疑内藏库而离职的情况,对这一事件,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也基本没有涉及。第二个时段是北宋的后期,涉及北宋后四朝。这一时期涉及王安石变法。内藏库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情况已有的研究成果涉及更少,这一时期在两宋内藏库的发展进程中至关重要,内藏库与皇权、国运兴衰的关联在这一时期是鲜明的体现;首先即是内藏库的短暂外朝化问题,虽然神宗、哲宗时期内藏库的外朝化是有限的,但也是值得肯定的,学术界以前笼统认为内藏库始终具有直属帝王的独立性、特殊性的观点是不精确的。变法之后至徽宗朝,内藏库有了再一次扩张,内藏库在徽宗朝发展到了顶峰,不论是规模还是财富数量均是,其中的一些问题均值得探讨,如元丰库、元佑库、崇宁库、大观东库、大观西库、宣和库六个年号库的性质问题,内藏库与所谓的“朝廷封桩”的异同等,这其中即涉及兑何为内藏库的认识,简单来看即是内藏库究竟仅是一座仓库还是多座仓库,内藏库仅是称呼;若仅在名称上同内藏库无关是否就不是内藏库?这些问题均与内藏库的组成、构成直接相关,其中的核心还是何为内藏库。第叁个时段是南宋时期,这一时期值得探讨的问题即是两宋之际内藏库贮藏钱物的流失及南宋初内藏库的艰难重建。南宋时期孝宗朝内藏库的诸多问题值得关注,如左藏南库、左藏封桩库的性质,尤其是左藏南库,以往的研究成果中对于左藏南库的性质有争议,通过对左藏南库的日常管理权与支配权的分析,本文认为左藏南库亦具有直属(皇帝)性、神秘性、独立性、奢靡性等特点,这些特点均是内藏库所具备的特点,对于左藏南库应有一个清晰的定位:左藏南库系无“内藏”之名的“内藏库”,系北宋后期诸皇帝年号库之后内藏库再一次的扩张。晚宋时期的内藏库亦值得关注,以往的研究成果对于南宋内藏库的情况少有涉及。最后一章即是本文的结语部分,结语除对两宋各阶段内藏库的发展情况做概括总结,再对内藏库与国运兴衰的关系做简要分析、总结。
闫婷婷[7]2016年在《北宋太原府军事研究》文中认为太原自古即为我国北方重要的交通枢纽、区域政治中心以及军事战略重镇。太原有着重要的军事地位、独特的区域文化、便利的交通条件等优势,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发展至唐末五代时,该地的战略地位愈加凸显,不仅是唐朝反抗突厥的重镇,更是五代时北方藩镇势力发展的中心。北宋建立后,太原易守难攻且与契丹结交,成为影响宋初“先南后北”统一战略的重要因素。换言之,正因为太原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难以一时攻取,使得北宋统治者不得不改变其统一的步骤,即先取江南,后平北汉。北汉的都城太原,成为最后一个被北宋收服的地区。而后,北宋为防止出现前代藩镇割据的局面,实行“强干弱枝”的国策,在该国策的影响下,太原被焚毁,降建置为并州。北宋初期,北部边境的辽、西北部的西夏等草原游牧民族势力逐渐崛起,与北宋时常发生摩擦纷争。太原的平毁,使北宋失去了能够抵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军事重镇。出于巩固边防的需要,北宋对太原进行了重建。从太原的毁城到重建,体现出北宋在削弱地方权力的同时又注重加强边防重镇的建设。重建后的太原,在宋辽、宋夏战争中提供了重要的后方守卫作用与军事保障作用。在宋辽冲突中,太原承担着支持堡寨建设、提供情报传递以及支援河北抗辽的后方保卫作用;在宋夏战争中,太原又提供着兵力应援、军粮供应以及军马供给等后勤保障作用。北宋后期,随着金政权的强大,太原府又成为金军南下的必争之地。时人视太原为开封的屏障,太原的陷落,影响了开封的政局。太原这一重要的区域,不仅与北宋一朝的国策互为影响,更在北宋的对外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李翔[8]2014年在《中晚唐五代藩镇文职幕僚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聚焦于中晚唐五代藩镇文职幕僚,对副使、行军司马、判官、掌书记、推官及巡官这六类藩镇主要文职幕僚做了系统的论述。提出以唐末农民起义为分界点,藩镇文职幕僚在此前、后两历史阶段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对藩镇幕僚体系之形成,辟署制与科举制、铨选制的关系,士人之转型,文武幕僚关系等方面均有较深入的探讨。内容涵盖唐五代政治制度、社会文化诸多问题,不啻为理解唐宋变革的良好视角。藩镇文职幕僚是在中唐政治层面变革的影响下自唐前期行军幕府僚佐脱胎而来。其形成过程,大致是与藩镇体制的确立同步。藩镇辟署制,是唐藩镇体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藩镇文职幕僚选用的主要方式。同时,它与中央铨选制、科举制间的交错互动又构成了中晚唐五代文士仕进的综合机制。检校官则成为了辟署制与中央铨选之“桥梁”,共同维护了中央与地方权力捭阖中的平衡。影响文职幕僚政治前途的重要因素不仅与藩镇的强弱、大小关系密切,党争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环。掌书记,作为“典型”文职幕僚,因掌文事之特征而备受瞩目。故而逐一考订掌书记的由来演变,掌书记的科举出身、士庶背景、政治迁转等问题。还阐明掌书记与时代文风的互动,并对掌书记“一人说”提出商榷。掌书记在中晚唐和五代两个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较明显的差异,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文士命运随时代变迁而沉浮的写照。基于严耕望研究,全面考述行军司马和副使的执掌变迁和地位消长,判官的多类型及执掌和地位的不同,还对推官和巡官的执掌特征做了阐述。专论文职幕僚与中晚唐五代社会变迁。综合探索文职幕僚出身背景变迁下所体现的士、庶消长合流及历史寓意,文职幕僚在府内地位及心态变化,士人转型在社会“去贵族化”的历程中渐次完成。还重点探讨中晚唐时期文职幕僚凌驾于武职幕僚之上,唐末起义后武职幕僚地位得以上升,两者渐呈分庭抗礼之势,五代后期文士又逐步“收回”这种优势。结语对全文进一步做提炼和申论。概括中晚唐五代藩镇文职幕僚的阶段发展、若干特征及所折射的的系列变革,还引出宋“文官政治”溯源的几点思考。
杨帆[9]2014年在《宋代县级财政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有宋一代,繁荣的商品经济和时常窘迫的国家财政同时存在。财政,能够充分反映社会经济状况和政府执政素质的一种衡量因素、一种现实的分配制度,一种直接影响国计民生的调节剂,吸引着宋朝的统治者们将大量的时间和执政精力投入其中。宋代致力于建立了一套严密的、高度集中的中央至地方财政管理体系,它的税费征收体制不但沿袭了众多五代时期的弊病,还衍生出自己本时代由于军事压力等原因而造成的多种征收名目和上供方式。宋代另辟蹊径的创造了专门管理财政的一套人事体系,设置了能与地方官相制衡的主管经济的专门性官员。相配套的官僚体制和财政系统,几乎可以将宋代整个社会的财力牢牢的控制在皇权之下,但同时造成了地方上的财务难以维系。遇到灾荒、战事,这种高度集中的体系,尾大不掉,不能在实际的地方财物征收过程中灵活的调整政策。地方上的行政系统,一定会在保证中央财政需要和满足自身财政所求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县级财政做为宋朝整个财政系统的基层单位,实际上是整个财政循环系统最先启动的关键点,它的收益一直影响着财政的整体数量,县级财政是宋代财政的根本。县级财政在宋初的独立性体现的不是很明显,太祖认识到藩镇割据的弊病之后,无论是从财政上还是从行政、军事上,钳制基层行政单位,基层财政的自我平衡、独立性受到了影响。随后,北宋中后期和整个南宋内忧外患的局势,使得地方上很难完成迭加的财政任务,又面临着筹集满足自身行政运行成本的需要。这无疑促使地方政府的机动性有所增强,无论是否在法律的规范内,都是行政体制对财政需要的一种妥协。从效果上来看,它确实能在一定的范围内,解决上述两个问题,从博弈的角度讲,这是财政、行政、民政叁方妥协的结果,即县级政府提高了自身的财政机动性。尤其是南宋,县级财政的独立性显而易见,从现代财政学的角度讲,它也具备了可控的收支项目和财赋征集手段,并有了财赋分配权力。县级财政的管理工作,人员设置简单、处理的事务复杂,理论上县令统一管理一县大小事宜,财政更是重中之重。而丞、尉、簿、监当官、巡检等各司其职,管理文书、治安、财簿整理等工作。同时,它们之间的职能是交叉的,相互兼职,界限相对模糊。县治的优劣和县级官员的个人素质有着直接的联系,一个正直强干的廉吏,甚至能承担起一个县的兴衰。那些县级官员未能逐一亲自处理的事务,由县内的各种吏人来担当,实际上,百姓与政府的接触端口就在广大吏人身上。这群俸禄微薄、身负差役、时常被官员鱼肉,又常常鱼肉人民的人,他们的生存状态和执行任务的情况,最真实的反应了宋代行政体制上的缺陷和解决宋代基层财政困窘的种种途径。这种存在于县级政府的官、吏、民人事关系,直接影响了县计的管理水平。宋代财政系统可以看做是一个环形循环模型,县级政府是循环中的底层单位。外循环,即县级政府参与宋代整个财赋征集系统,它是以基层财赋征集单位为起点,上送到中央的路线为半圆,再以中央的财政再分配和监管为另一半圆;内循环即是一县维持自身行政成本的可自由支配财赋,它是将从百姓手中征收的可控财赋做为起点,直到送至县政府成为财赋储存的过程看做一个半圆,再以县政府财政再分配的支出为另一半圆。外循环是县级财政对法定总量的追求,内循环是县级财政对自身需要的灵活掌握。在两个循环的角色扮演中,基层的财赋真实状态逐渐呈现出来,两税不再作为财赋征集的重心,更多税费名目的涌现,更多征收数量的迭加,更多偶例成为俗例。两个循环中,县级财政表现出从属性和独立性,每一种特性的表现都是它在夹缝中求得自我平衡的路径选择。整体财政的不给,造成县级财政不得不开辟“新的”途径,法律制度不再作为行政的参考标准。税目的创造和数量的迭加,都是人为超越法律界限的行为,只要是能达到上级财政单位要求的税费征收,政府都认作“合法”。在完成财政任务的同时,县级政府同时要满足自身的需要,这些都要迭加在百姓的头上,增加了对贫民的掠夺。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度逐渐降低,生活条件每况愈下,在大部分的农产品和现金被征缴之后,赤贫的农民丧失了再生产资料和对劳作的兴趣,农业生产应对财政高强度剥削之后的结果就是不断萎缩,反作用于财政。而这一恶性循环,在基层财政的实况中,不断上演。有宋一代,县级政府在整合财赋的工作中逐渐完善了账簿整理格式、申报时间等,每一级的书写、储存、上报、修改都由专门的人员按时完成。县级官吏根据不同的财政征集需要,细化了不同账簿的种类,与此同时,监管财簿系统制造、储存的体系随之成熟,如果执行得当的话,这种财簿造册、储存、申报、监管体制完全可以为宋代财政提供有力的支持。从真宗开始,宋代的财政败坏情况日见端倪,其原因,有外部的军事、外交压力,也有内部的官僚执政体系的影响和腐败成本的增加。宋代为解决梦魇般的财政危机,开始在基层竭泽而渔,造成的不良民生可想而知。财政的不断危机正是一个国家执政能力枯竭的危险信号,终宋,未能出现一个可靠的财政政策来挽救,也未能出现一个在大时代中力挽狂澜的财臣,其表现出来的财务信息滞后,人事财事相脱离的现象,在当今社会的基层财政事务中依稀可见。
杨帆[10]2010年在《宋代县级财政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宋朝建国后为杜绝唐末五代时期藩镇割据的局面再度出现,而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央集权的政策。于财政管理角度,宋初建立了一套严密的中央至地方财政管理体系,此系统下的机构设置,在宋代虽然屡有改变,但财政的权利始终集于皇帝或宰辅之中。县级财政为宋代财政体系最基层的单位,县所辖行政范围内的国防军费、赈济救助、社会福利、教育、行政办公费用、筹集系省钱物等事皆为县级财政的支出,此外上级政府繁重的财政任务和县治内日益凋敝的民生,导致国家财计如猛虎般吞噬着本就虚弱的县计,这些都造成了县级财政的支出无节制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不可避免的导致县级财政进入困窘的状态,其原因包括上级政府无节制的支取与自身经费难酬等诸多方面。这种困窘的情况又随之带来了县级官员俸禄不给、民政难修等负面影响,并最终引发了宋代基层行政中伴随着财政赤字而出现吏治难清、贪污成风等一系列弊端,这些负作用以及县级行政上的诸多缺陷又反作用于县财政的管理。于是在宋代愈为严重的财政危机影响下,县级财政亦愈加困窘。县级官员在征收税赋时,为了足额上缴以及保证自身财政平衡的正常运行,不得不运用加耗、斛面等征收附加税的手段。
参考文献：
[1]. 唐末五代宋初中央财权集中的历史轨迹[D]. 彭向前. 河北大学. 2001
[2]. 北宋叁司研究述评[J]. 张亦冰. 唐宋历史评论. 2017
[3]. 五代赋役制度考[D]. 李明瑶. 东北师范大学. 2006
[4]. 五代典章制度研究[D]. 盛险峰. 东北师范大学. 2003
[5]. 王溥与《五代会要》研究[D]. 梁祥凤. 安徽大学. 2010
[6]. 皇权与国运兴衰视角下的宋代内藏库研究[D]. 崔玉谦. 河北大学. 2017
[7]. 北宋太原府军事研究[D]. 闫婷婷. 西北师范大学. 2016
[8]. 中晚唐五代藩镇文职幕僚研究[D]. 李翔. 南开大学. 2014
[9]. 宋代县级财政研究[D]. 杨帆. 河北大学. 2014
[10]. 宋代县级财政研究[D]. 杨帆. 河北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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