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焦虑在高职学生遭受网络欺凌与自尊关系的中介作用
张蕾蕾1，张志华2
(1.阜阳职业技术学院 医学护理学院，安徽 阜阳236000； 2.安徽医科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合肥230032)
摘 要： 从安徽省的三所高职学校选择3 536 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社交焦虑在高职学生遭受网络欺凌与自尊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网络欺凌与社交焦虑、自尊均有关，结构方程模型路径系数显示社交焦虑在网络欺凌与自尊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说明社交焦虑在网络欺凌与自尊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可以通过规范高职学生对社交网络的使用行为，增强他们的现实人际交往能力，降低网络欺凌的发生率，改善其社交焦虑来提升高职学生的自尊水平。
关键词： 网络欺凌；社交焦虑；自尊；中介作用
互联网和电子设备为青少年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交方式，但也使一些负面互动，比如网络欺凌[1]成为可能。 目前，比较公认的网络欺凌的定义为“一个团体或个人使用电子形式的接触，反复和长时间对一个不能轻易保护他/她自己的受害者进行故意的侵略性行为”[2]。 网络欺凌包括未经允许在互联网上发送、张贴威胁或侮辱他人的短信、图片或视频，以骚扰、恐吓、威胁或以其他方式伤害他人[3]。 与传统欺凌相比，网络欺凌的实施者和受害者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电子媒体存在匿名性，传播快、缺乏监督，实施欺凌者更加容易获得被欺凌者的资料信息[4]。 在全球范围内，青少年是网络欺凌行为的高发群体，其发生率约为23%～27%[5]。
例题3：已知点P：（1,1），圆C： x2+y2-4y=0，过P点的直线1交圆C于A、B两点，AB中点为M，｜OM｜=｜OP｜，求△OPM的面积。
虽然网络欺凌所引起的心理后果与传统欺凌非常相似，但与传统欺凌相比，网络欺凌的负面影响更大[6]。 遭受过网络欺凌的青少年更容易产生社会和情感问题，如感到孤独和情绪调节等问题[7-8]。 既往研究表明，网络欺凌对受害者的身体健康和心理适应都有负面影响[9]，遭受网络欺凌的学生更容易抑郁、焦虑和滥用药物[10]。 Waasdorp 和Bradshaw 在2015 年所作的研究发现，与遭受传统欺凌的青少年相比，遭受网络欺凌的青少年学生更加内向，自尊水平较低[11]。
近年来，尽管已经有很多关于网络欺凌的研究，但大多数研究都侧重于了解青少年人群中网络欺凌行为的流行现状[12-13]，探索网络欺凌与精神或者心理问题之间的直接关系，对于间接关联的研究还相对较少。本研究将基于安徽省三所高职学校学生遭受网络欺凌的调研数据，探索社交焦虑在遭受网络欺凌与自尊水平之间的中介作用，为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研究对象从安徽省阜阳、巢湖、安庆3 个城市的高职学校进行选择。 以班级为单位整群抽取部分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作为本次调查的研究对象。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 638 份，回收有效问卷3 536 份，问卷有效率为97.2%。 其中，男生1 229 人，女生2 307 人，平均年龄(18.71± 1.13)。 调查前均获得学生及任教老师的口头知情同意。
1.2 方法
1.2.1 一般人口学特征
采用EpiData3.1 建立数据库，SPSS23.0 和AMOS21.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对遭受网络欺凌流行情况采用描述性统计，采用c2检验分析性别、家庭居住地在遭受网络欺凌方面有无差异。 采用两独立样本t 检验比较社交焦虑、自尊水平在是否遭受网络欺凌行为上的差异；采用相关分析探讨网络欺凌、社交焦虑、自尊之间的相关性；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社交焦虑在遭受网络欺凌与自尊之间的中介效应。 以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2.3 自尊水平
网络欺凌组和普通人组在自尊和社交焦虑方面的差异如表2 所示。 自尊得分(SES3： Z = 4.009， P＜0.001；SES 总量表：Z = 2.788， P = 0.005)，网络欺凌组稍高于普通人组；在对社交焦虑的调查中发现，网络欺凌组的社交焦虑得分高于普通人组(SAD1：Z = 3.858， P＜0.001；SAD2：Z =2.476， P =0.013；SAD3：Z =3.503， P＜0.001；SAD4：Z = 3.300， P = 0.001；SAD 总量表：Z = 3.481， P＜0.001)。
3）∑nC21－/∑nC22＋，∑nC21－/∑nC22＋代表轻重比[23]，∑nC21－代表正二十一烷及以前正构烷烃质量分数之和，∑nC22＋代表正二十二烷及以后正构烷烃质量分数之和[23].
网络欺凌的调查采用的是2013 版美国青少年危险行为监测问卷[14]中针对网络欺凌的调查问题：最近12 个月里是否有通过电子邮件、聊天室、论坛、群、网络聊天工具、微博微信等方式戏弄和恐吓散播关于你的谣言，并造成对你的伤害。 采取“是或否”两个答案来调查遭受网络欺凌的情况。
我回来，对别呦呦说，我见着边兀了，我从没见他笑过。别呦呦说，他没笑过，那是他想老婆孩子了吧？他来这八年，已有八年没见着老婆孩子了。我愤愤地说，什么老婆孩子？这种人，就该断子绝孙！
采用Rosenberg 自尊量表[15]来测量青少年的自尊水平，该量表包括10 个条目，量表的信度和结构效度较高，本研究的内部效度为0.643。 该量表给出了一个自尊总分，范围从10 ～40 分。 总分小于20 被定义为低自尊水平，20～30 分被定义为正常，大于30 分被定义为高自尊水平[16]。
为了降低成本，本设备选用普通碳钢型材。但猪厂环境湿热高温，酸碱腐蚀严重，钢管表面必须经过合适的处理才能有较长的使用周期。目前，常用的钢管表面刷漆处理方法，抗腐蚀能力差，设备使用周期太短；若用不锈钢型材，成本太高，另外如果不锈钢的纯度不够，仍然存在较严重的生锈现象。经分析试验，本设备采用Q235整体热镀锌工艺[5]：将需焊接的模块加工后，作为一个整体经过脱脂、酸洗、清洁处理，浸入480～520℃的锌液中，完成表面热镀锌。这种方法不仅使保证了钢管表面质量，也有效提高了焊缝的耐腐蚀性。由于采用了模块化设计，每一个模块间的联接均采用螺纹联接，不再破坏镀锌表层，从而使整个设备的抗锈蚀能力增强。
综上所述，分析英美文学在英语教学的重要性是非常必要的。世界间的交际来往愈来愈多，英语也越发重要，而将英美文学引入课堂中可以有效地促进学生的英语学习效率，使其能接触到最地道的英语，还能体会到当时当地的风俗文化。英语教学模式应如何引入文学教学有待进一步的探讨。希望本文能为当前的相关研究起到借鉴作用。
以社交焦虑为中介变量，以自尊水平为因变量，以网络欺凌为自变量，建立遭受网络欺凌与自尊之间的中介模型如图1 所示，。 测量模型初步测试表明，该模型与实际数据吻合较好。 首先通过CFA 检验测量模型对数据的可接受拟合程度，如表5 所示，χ2=760.491，P＜0.01，χ2/df=42.249，χ2/df 值较小，CFI=0.940，NFI=0.939，IFI=0.940，EVCI=0.225，表明该模型与实测数据符合较好。 如表4 所示，遭受网络欺凌指向自尊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022(t=2.837， P＜0.01)，社交焦虑指向自尊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065 (t=3.388，P＜0.01)。 遭受网络欺凌对自尊的总影响为0.022(P＜0.01)，遭受网络欺凌通过社交焦虑对自尊的间接影响为0.0051(P＜0.01)，占总影响的23.18%。
采用Liebowitz 社交焦虑量表(LSAS)[17]进行调查，该量表用于测量因害怕他人注视而产生的焦虑症状的严重程度，包括两个分量表：社交焦虑和社交回避。 每个分量表由24 个条目组成，按程度分为4 个选项，按0～3 计分，所有项目总和就是社交焦虑的总分(0～144)，总分小于38 被定义为正常，总分大于等于38 被定义为社交焦虑。 本研究的内部效度为0.959。
1.3 统计分析方法
一般人口学特征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年龄、性别、是否是独生子女、居住地、父母教育背景、与父母的关系、家长约束、家长期望、家庭人均年收入、学习成绩等。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的一般情况
调查对象的一般人口学特征、遭受网络欺凌和平均使用网络时间情况如表1 所示。 3 536 名调查对象中，男性1 229 人(34.8%)，女性2 307 人(65.2%)。 154 名研究对象遭受过网络欺凌，其中，男生83 人(6.75%)，女生71 人(3.08%)，男生遭受网络欺凌高于女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6.010，P＜0.01)；父亲教育程度(χ2=11.528，P=0.042)、母子关系(χ2=19.691，P＜0.01)、父子关系(χ2=11.931，P=0.036)、父母亲约束(χ2=19.394，P＜0.01)、父母亲期望(χ2=18.131，P＜0.01)、学习成绩(χ2=14.546，P＜0.01)、周末平均上网时间(Z=-2.467，P=0.014)均在遭受过网络欺凌组与普通人组之间存在差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1 高职学生的基本特征、遭受网络欺凌和平均网络使用情况
2.2 自尊和社交焦虑在网络欺凌组和普通人组之间的差异
1.2.2 遭受网络欺凌情况
表2 非网络欺凌组、网络欺凌组在自尊和社交焦虑方面的差异
2.3 遭受网络欺凌、社交焦虑和自尊之间的关系
遭受网络欺凌与自尊水平之间具有相关性(r=0.047， P＜0.01)；遭受网络欺凌与社交焦虑之间存在相关性(r=0.066，P＜0.01)；社交焦虑与自尊水平之间也存在相关性(r=0.360，P＜0.01)，且遭受网络欺凌与社交焦虑各个维度之间均存在相关性，具体如表3 所示。
表3 网络欺凌与自尊、社交焦虑的关系
2.4 中介效应的测量指标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表4 为显变量对潜变量的因子负荷，网络欺凌与社交焦虑(r=0.075， P＜0.01)、自尊(r=0.022， P＜0.01)显著相关，社交焦虑可预测自尊水平(r=0.065， P＜0.01)。 同时，基于Bootstrapping 方法对社交焦虑在网络欺凌与自尊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性进行了分析，抽样数为3 536，置信区间为95%，结果显示，模型中路径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总效应、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表明社交焦虑在网络欺凌与自尊水平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表4 测量模型的因素负荷
1.2.4 社交焦虑
图1 网络欺凌，社交焦虑与自尊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
表5 模型拟合指数计算结果
3 讨论
本研究调查了遭受网络欺凌、自尊、社交焦虑之间的关系，这是与高职学生可能遭受网络欺凌有关的关键因素。 研究发现，与预期一致的是，网络欺凌与较低的自尊水平有关。 但是，目前遭受网络欺凌与自尊方面的研究较少，还没有关于遭受网络欺凌与自尊关系中介作用方面的研究。 本研究将自尊和社交焦虑作为潜变量，分析了社交焦虑在遭受网络欺凌与自尊之间的中介作用。
研究发现，有4.4%的调查对象表示遭受过网络欺凌，与王文靖[18]等在2017 年的调查结果相接近。 而低于国外的一些研究。 结果显示，男生较女生更容易遭受网络欺凌，且周末平均上网时间较长者更容易遭受网络欺凌，这可能是青春期女生相对男生更加成熟，处理网络欺凌的方式更加合理，且男生上网时间普遍较女生长[19]导致。 此外，父亲教育程度、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父母对子女的约束、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学习成绩均在网络欺凌组和非网络欺凌组之间存在差异，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越好，子女遭受网络欺凌的可能性就越小[20]，表明家庭环境对高职学生的影响非常大，高职学生遭受网络欺凌需要学校和家庭的共同关注。
研究发现，遭受网络欺凌的经历与自尊水平显著降低有关，即使在控制了人口学变量之后也是如此，这与ExtremeraNatalio[21]等在2018 年所作的研究结果接近。 而低自尊可能会通过影响学生的整体学业和行为表现，直接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22]。 因此，教育工作者必须积极预防和应对网络欺凌的发生，避免降低高职学生自尊的水平。
盗用别人思想、算法或结论。学术论文讲究创新和研究结论，如果没有研究成果或创新性的东西，该论文是没有发表意义的。经常有作者在没有研究成果的情况下，为了发表论文，盗用别人的思想或算法或结论，占为己有，在参考文献中刻意地回避引用参考文献，特别是英文参考文献。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的结果显示，网络欺凌既可以直接导致高职学生自尊水平降低，也可以通过社交焦虑间接导致低自尊水平。 当遭遇网络欺凌，青少年没有合理的解决办法时，会造成诸多不良后果，如较高的辍学率、违法行为和滥用药物[23]，在压力、抑郁和社交焦虑方面的发生也高于那些没有受到欺凌的学生[24]。已有研究表明，网络欺凌受害者与更高水平的社交焦虑有关[25]。 本研究发现，女生相对于男生拥有更高水平的社交焦虑，Tillfors 等[26]在2012 年进行的研究中解释这一性别差异的原因，是由于女孩更多地使用自我保护行为，人际压力更容易在女孩当中出现。 本研究的结果也发现社交焦虑与自尊密切相关，自尊被认为是一个人一生中自我概念和自我价值信念水平的自我评估，高自尊水平与积极应对方式和高社会支持有关，而低自尊与一系列心理问题有关。 社交焦虑与自尊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意味着自尊水平低的人可能经历过社交焦虑，这一观点得到了既往研究[27]的支持。 遭受过网络欺凌的青少年通常有较高水平的社交焦虑，会使其对社交产生害怕和回避情绪，从而导致青少年的自尊水平降低。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给我们提供了解决思路和研究方向，遭受网络欺凌可能会通过社交焦虑间接影响到学生的自尊水平。 学校、家庭以及社会应就网络欺凌的正确认识对学生进行宣教，降低网络欺凌的发生，学校还应多开展一些合理的社交活动，缓解学生的社交焦虑，从而达到提高其自尊水平的目的，促进高职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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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ting Effect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Anxiet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yber Bullying and Self-esteem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ZHANG Leilei1， ZHANG Zhihua2
(1.School of Nursing， Fuyang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Fuyang 236000， China；2.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2， China)
Abstra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is conducted by selecting 3536 students from three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s in Anhui Province， and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is applies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anxiet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yber bullying and self-esteem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cyber bullying is related to social communication anxiety and self-esteem.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path coefficient shows that social communication anxiety has a significant mediating effec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yber bullying and self-esteem. Social communication anxiety plays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cyber bullying and self-esteem. It is suggested that we could improve the self-esteem level of vocational students by regulating their use of social network， enhancing their real interpersonal skills， reducing the incidence of cyber bullying and removing their social anxiety.
Keywords： cyberbullying； social anxiety； self-esteem； mediating
中图分类号： R195；R395.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3907(2019)10-0023-07
收稿日期： 2018-05-26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1202224)，安徽省教育厅项目(gxyq2017230)；安徽省教育厅自然科学基金(KJ2017A184)
作者简介： 张蕾蕾(1984-)，女，安徽阜阳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护理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方面研究；张志华(1978-)，男，安徽宣城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青少年行为卫生方面研究。
责任编辑： 程艳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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