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界真理标准大讨论——忆《人民文学》、《诗刊》和《文艺报》编委会联席会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报论文,诗刊论文,文艺界论文,联席会议论文,编委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粉碎“四人帮”两年后，“两个凡是”的观点仍然严重影响和禁锢着人们的思想。思想解放仍然步履维艰。《光明日报》于1978年5月11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在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一次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大讨论。围绕着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批驳了“两个凡是”的观点，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改革开放国策、实事求是路线的制定，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这一大讨论，也对刚刚兴起的新时期文学起了重大促进作用。1978年6月5日闭幕的中国文联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宣布，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恢复工作，《文艺报》立即复刊。同年10月20日至25日在北京远东饭店召开了《人民文学》、《诗刊》和《文艺报》三家刊物的编委会联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各位编委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武器，对新时期文学面临的一些重要问题坦率地发表了意见。这次会议对于处于转折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即新时期文学主流的形成，在思想上扫清了道路，为三个编辑部确定了工作基调，对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但这次会议的内容，迄今未发表。笔者当时是《文艺报》编辑部的一员，列席了会议。在纪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的时候，根据记录，将会议的主要内容作一回顾，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份史料，提供研究者参阅。
联席会议由新成立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书记处书记张光年主持。他说，召开《人民文学》、《诗刊》和《文艺报》三个刊物的编委会联席会议，讨论编刊方针问题，不可能回避当前思想战线上大家关心的问题，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一年前集中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一直延续到中国文联三届全委会三次扩大会议召开，对文艺界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最近一段时间，则显得比较沉寂。当前真理标准问题、扩大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的讨论，再次给文艺界提供了机会。没有民主的土壤，百花就开不起来。我们要靠自己的工作形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只有这种政治局面形成了，文艺创作才能繁荣。他说，当前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接触到了问题的核心。但思想解放是有阻力的，或来自外界，或来自自身。林彪、“四人帮”利用人民对革命导师的热爱，搞句句是真理，句句照办，就是最大的阻力。毛主席在电影《创业》的批示中说，要调整文艺政策，他们不照办，不执行。归根到底，他们要搞愚民政策。利用人民对党发自内心的热爱，把革命导师发扬民主的语录撕成碎片，当成吓人的帽子，打人的棍子，贴上马列主义的标签，致使打死人也不敢还嘴。他们用反革命的魔术，败坏马列主义的名声和威信。经过一系列斗争，经过反复比较，痛苦思索，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全面掌握和领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包括三个方面：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双百，两结合。本来这是经过长期革命实践检验的，这次又经过文革的检验，越来越放出光辉。但林彪、“四人帮”把“五四”以来、延安以来、建国以来的文艺一概否定，造成了万马齐喑、百花凋零的局面，长安不见使人愁。乌云终归是遮不住太阳的。在文艺上讲，拨乱反正是一场捍卫毛主席文艺路线的生死斗争。“四人帮”制造的一切冤假错案，全经不起实践的检验。“文艺黑线专政”论是被推翻了，至少没有人公开为它辩护了。但还有一种说法：文艺黑线的帽子却不能摘掉。黑线是有的，那就是刘少奇的文艺黑线。这是改组以前的《光明日报》提出的，而现在已经是光明的《光明日报》了。那时许多同志感到惶惑。当时我们反驳了这种说法，不赞成这种说法。我着重说三条事实：第一，林彪、“四人帮”讲的文艺黑线与刘少奇文艺路线，是一回事。都是指建国后周总理领导的文艺革命路线，决不是指被文艺界打退了的胡风等，而恰恰是指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主流。17年中，文艺领导干部曾犯过右的、左的错误，但决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这已是为客观事实证明了的。是不是可以说，“黑线专政”论是荒谬的，而构成“黑线专政”论的前提（文艺黑线）是可以成立的？这是文艺战线上的大是大非问题。第二，近一年来，报刊上集中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同时，也批判了“文艺黑线”论。“文艺黑线”论也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一个是理论黑、作品黑、队伍黑。理论黑，一是三结合，一是黑八论。说17年中有一条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完全与事实不符。大量事实证明，林彪、“四人帮”把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当成刘少奇文艺路线来批。他们明明知道17年是周总理领导的。越是总理领导的，越是当成毒草批。我认为，给文艺界加上的刘少奇文艺黑线是个阴谋，矛头首先是针对周总理的。把不是刘少奇的人，都推到刘少奇那里去。揭发出这个阴谋，本身就是捍卫毛主席文艺路线。第三，彻底纠正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冤案，不仅是拨乱反正的是非问题，而且是从政策上予以平反昭雪的问题。文艺界那么多有生力量含冤而死，许多人至今背着黑锅。这不利于调动积极性，不利于促进文艺的繁荣。有些业余作者受到株连，至今没有解决，因为据说黑线是有的，还要观望一下。党中央热望文艺繁荣起来，彻底打掉精神枷锁。我们要从实际出发，与新时代的工农兵相结合。“四化”向我们提出了问题：希望要有新的创作产生，要有今天的杜甫、李白、巴尔扎克出现，作家艺术家要真正回答和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
刘白羽说：粉碎林彪、“四人帮”两年了，对他们在文艺问题上的谬论和罪行进行批判，做了很多工作，但还远远不够。什么主题先行呀，三突出呀，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呀，完全是形而上学。“四人帮”的思想残余影响，在文艺工作者中间是不可低估的。哲学问题的讨论推动了各条战线。我们要急起直追，在文艺上进行批判斗争，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颠倒过来。最大的是非，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概念出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言》首先谈的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概念出发。毛主席引导我们从实际出发，为工农兵，深入到实际斗争中去。林彪、“四人帮”抛出“文艺黑线专政”论，是形而上学，他们制造谎言，把毛泽东思想割裂成只言片语。对“文艺黑线专政”论，年初我们批了一下，现在还要批，要提高到真理标准、从实际出发，从马克思主义这个根本原理来批。刘白羽还提出文学要塑造新时代的英雄人物。天安门事件使我受到教育。青年是可爱的、伟大的，他们敢于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站出来反“四人帮”。我读了一些揭批“四人帮”的作品，便想：要写我们的英雄。在战争时期，英雄看得很清楚。社会主义时期有没有英雄？在“四人帮”横行时，这些青年就是英雄。他们是新的斗争形势下的英雄。韩志雄就是我们新历史时期的英雄，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英雄，他是自觉地站出来反“四人帮”的。
魏巍说：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话剧方面，形势很好。但整个文艺还有不少问题，后果亟待消除。文学艺术处于繁荣的前期，相信繁荣是要到来的，来的早晚取决于我们的努力。推倒“四人帮”制造的冤案，首要的是“文艺黑线专政”论。这是“四人帮”摧毁文艺界的突破口，也是他们的理论支柱，“文艺黑线专政”论把许许多多拥护、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人打成了黑线人物，文化生活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形成饥饿状态，还有精神流毒的影响。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清除这些流毒，一是要从理论上破，一是拿出作品来，用文艺实践来破。陈亚丁成为“四人帮”的发言人，并不是偶然的，他执笔写了《纪要》，1957年他写了《对当前文艺工作的意见》，思想极左，比如说什么集体创作是文艺创作的主要方式。在创作问题上，一定要粉碎他们的精神枷锁。他们搞的主题先行、三突出等，是主观主义，反现实主义，反动浪漫主义，歪曲现实，颠倒敌我。他们的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实际上并没有源于生活。对生活了解得更深化刻，飞得才更高。“两结合”，就应当有很好的现实基础。要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英雄人物来，英雄人物不是高踞于党和群众之上的天才。只要写英雄人物一点点缺点，就被指责为暴露文学。看作品要看总的倾向。英雄人物不是孤立地存在，是和各种各样的人物相联系的。不能说在英雄人物之外，又写了中间状态的人物、反面人物，就是写了社会的阴暗面。歌颂暴露的问题是个根本立场问题。我们既要写光荣的革命传统，又要写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的作品，应在当前文坛上占重要地位。因为十一次路线斗争时间长，恶果很大，要经过文学作品的集中，来提高人民群众的认识。
冰心说：我1919年开始写东西。我放的是些小小的花。我刚开完妇代会。妇代会上有好多事情没有注意到的。江青见外国记者，邓大姐在场。江说：邓是管妇女的，范围窄。意思说邓大姐管的窄。在“四人帮”时代，我们是伤了皮肤的，孩子们却是伤了灵魂。今后23年（指20世纪），他们要当家。日本人说，我们北京比过去脏多了，到处是面包纸。这是婆婆妈妈的事，谁也不管。我们对孩子的教育放松了。12年（指文革10年，粉碎“四人帮”后又是两年。共12年）中，有很多退步。我是说的儿童问题，他们是将来的工农兵。现在的孩子既无知，又无志。这是种危机呀。儿童文学不能光写自动机器一类的东西，像看《西游记》一样。可以翻译些作品呀。
唐弢说：“四人帮”的哲学基础理论是寄生的哲学，寄生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上。因此，批判起来比较困难。最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抓住了他们的要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常识，现在居然有人提出意见，好像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什么主题先行，路线交底（写理论），都是为了图解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文艺领域里，就是否定生活。既否定作家的生活基础，也否定作家对生活的看法，只是主观唯心主义地创作。我觉得《伤痕》所以好，在于是从生活出发，从现实出发。小说也确有不足，就是有些部分不是从生活出发的。冰心也是写“伤痕”的，比《文汇报》登的那篇《伤痕》并不差。目前有些反“四人帮”的作品，还多少存在着“四人帮”的影响。值得注意。王蒙是很有才气的作家，他在新疆多年，“四人帮”对他的影响少些。我们应该多写些直接揭批“四人帮”的作品，也要写些与“四人帮”没有关系的作品，用创作实践来反“四人帮”。“四人帮”对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统统禁止，那是历史的耻辱。眼下有些作品，写人没有写好。高尔基说过，文学是人学。写人就是写心理。《伤痕》发表后，有一种说法，认为不能写心理。是不对的。
草明说：刊物有战斗性，旗帜鲜明，就受读者欢迎。《广东文艺》登了几篇批浩然的文章，马上就上去了。（她指的是老作家于逢以李冰之的笔名在《广东文艺》1977年12期上发表的《评浩然的新道路》，以及后来连续发在该刊的3篇文章。）她说，当前受欢迎的作品，都是尖锐泼辣的，如《丹心谱》、《班主任》、《天安门诗抄》等。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双百方针，“双革”，都是经得起实践考验的。“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必然要走向毁灭。现在的主要倾向就是放，在六条标准下放。已经发表的作品，虽然不是篇篇都好，但都暴露了“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刊物编辑部对作品不要求全。观众、读者是能辨别哪是好的，哪是不好的，自然淘汰，不用你说哪些好，哪些坏。《文艺报》可到工农业单位中召开座谈会，但组稿不要有暗示性。评论文章不要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小平同志说，《李自成》第一卷很好，第二卷没有第一卷好，很公平，《班主任》好，别的作品就不一定好。哪篇好就好，哪篇不好就不好。理论家评论家最好到生活中去，要熟悉生活。文学作品反映工业、反映工人的太少了，和我们工人的业绩相比，很不相称，质量、数量都不相称。评论家对反映工人生活的作品不感兴趣。最有意思的是《第一个回合》，只一个叶圣陶写了一篇文章。虽比不上写战争的，写土改的，也总还应鼓励这个方向嘛。
柯岩说：邓小平抓教育，突出一个“考”字。文艺要抓一个“放”字。我欣赏《班主任》，它不是客观描写。我赞美生活中的战士。我丝毫不反对《伤痕》的发表，但我更赞美英勇顽强的战士。既要读者看到严酷的现实，又要给读者以榜样的力量。青年们来信（指对《伤痕》的批评），我们应该怎么办？要鼓励《伤痕》的作者，允许放。
李季说：文联扩大会后，揭批“四人帮”又冷下来了，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文章少了，余悸多了。冰心拍拍胸口，问是不是讲这里的话（即讲真话）？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状况？搞理论批评的人，一听到只言片语，就心有余悸，考虑得更多了。哲学战线上形势很好。群众是文艺作品的权威评定者，这是毛主席早就讲过的，为什么现在却成了问题？我有一种感觉，总感到寸步难行，走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文联全委会后，新华社向国内外发了消息，几个协会恢复工作，到现在还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垅。秘书长跑断腿，借一间办公室都借不到。有十几个国家的作家要拜访作协，到哪里拜访？准备搭防震棚。最后组织了205个作家、翻译家、编辑家出去访问，有长期的，有短期的，所到之处，受到欢迎，出乎想象。我们的作家是世界上最好成绩的作家。为什么粉碎“四人帮”两年之后，却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作协、文联名义上是恢复工作了，但牌子还挂不出来。找不到上级领导单位。最后听有人说：你们不是我们领导的单位，只是我们联系的单位。17年不是“文艺黑线”嘛，所以人家不敢沾边。关键是有些同志的头脑中，17年还有“文艺黑线”这个观念。我们是联系单位，没有领导，可有可无。我们必须争取领导，争取党中央的领导，但党中央下面是哪个具体部门领导？《文艺报》到现在连党的文件都没有。从6月初宣布复刊，到现在，还没有上级可以联系。作为作家，一思考，一下笔，稍有一点创作冲动，就马上碰到禁区。我自己就是这样。经常遇到这个问题。是我自己思想不解放？不是。我们在北京尚且如此，在边远的边疆，业余作者怎么办？因此不能盲目乐观。文艺战线这个问题不解决，是无法出现繁荣的。现在讲思想要再解放一点，我还要补充一句，胆子要再大一点。我同意柯岩的意见，要同情作者。《伤痕》等作品可以发表，应培养他们，他们可以成为文学事业的接班人。编辑有责任。当然要多考虑一点消极作用，这样会更好。英勇斗争的还是主要的嘛。否则，恩格斯给哈克纳斯的信不是白写了吗？编辑部应搞得更昂扬一些嘛！是伤逝呀，还是搏斗呀？最近领导同志说了这个意思。
冯至说：思想解放与实事求是不可分。实事求是的对立面，是主观主义、形而上学。主观主义导致的往往是僵化。只有实事求是才能解放思想。现在有许多禁区还没有排除。有的是旧的禁区没有排除，新的禁区又产生了；有的是大禁区攻破了，小禁区还存在；有的是根本没有破。为什么说旧禁区没有排除，新禁区又产生了？报纸上有篇小文章说，《宋诗一百首》把王安石的《爆竹声中一岁除》给删除了，因为张春桥抄引过。删掉这首诗，其思想是很糟糕的，是“四人帮”的思想。（袁鹰：《唐诗一百首》把“天涯若比邻”也删掉了。）这样搞下去，是不堪设想的。许多人认为当代资产阶级的东西不值一顾。这种看法是很片面的。为了不被“四人帮”搞的那种虚伪的繁荣所欺骗，应该介绍一些当代资产阶级的东西进来。我们要搞四个现代化，不知道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有什么不同，那怎么行？这是小禁区。“四人帮”把我们搞成了多疑病者。看到什么都是影射。陈翔鹤的小说《广陵散》，被说成是影射庐山会议。我的《杜甫传》也被说成是影射。批评者如果不是多疑病者，就是自己有这样的想法。民主生活很不健全。天天讲冲破禁区，解放思想，禁区总却是冲破不了，思想也总是解放不了。我们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直接转到社会主义的，缺很多教育，知识，文明，民主。华主席说思想要解放，李季加上胆子要大一点。封建社会是胆子小，因为动不动株连九族，杀头。有人也想斗争，个人变成反革命没有什么，子女受株连受不了。这不是为懦弱者辩护，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清除一些我们社会里的封建因素，对发展我们的文学有好处。
荒煤说：要对当代文学、现代文学发言，不免碰着一些人；要联系实际，不能不碰着一些人和事。江青讲，从30年代起就有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把30年代的人统统都打了。最近有两件事情值得研究。第一件事，编《两个口号论文集》时，找到了吴亮平同志在延安时做的结论，他是请示过毛主席并与洛甫交换过意见的。1.两个口号可以并存；2.国防文学更适合当时的情况；3.国防文学是个创作口号。为了证实这件事情，我找了吴亮平，又找到了当时用英语发表作品的人，这个人现在还活着。第二件事，徐懋庸的爱人（王韦，文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要求重新审查徐在遗书上所提的事。他到延安后要求向毛主席汇报，毛听了汇报后讲了几点：1.两个口号的论争，在山沟里也有论争，我们山沟里的论争传不出去罢了；2.两个口号都成立；3.有争论不要害怕，真理愈辨愈明；4.既然您认识到鲁迅的处境是困难的，因此，你们对鲁迅不尊重。徐的遗书上讲，毛让他跟陈云、李富春去汇报。他们的意见基本一致。陈云同志已批：徐讲的大体如此。要组织部、宣传部找些同志座谈，把问题澄清。一个多月了，还没有消息。在湖南，要我演讲，我把这件事情讲了。据说，有人把我告到省委去了。说陈某人来湖南放毒。主席明确讲道，文武两支部队是一致的。而且讲到二三十年代文艺运动起了伟大作用。粉碎“四人帮”后，30年代的人物一个个出现，到底有几个叛徒？而且30年代文艺运动的干部，建国以来从事党的工作的，如任白戈同志任西南局书记，很多同志任大学校长，他们并不是特务内奸。30年代很多优秀的作品陆续出版。但是对文艺黑线，虽然并没有发表文章说有，实际上却有形无形地存在着这样的论点。建议刊物、理论战线，有一个比较长期的规划，完整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总结一下30年代文艺问题，还历史本来面目。不去研究当时的历史，就无法做到实事求是。一指出缺点，就说是翻案！“四人帮”定的案，为什么不能翻？现在专政的帽子摘了，就已经是宽大了，不承认执行黑线就不行！（李季：我们的编委名单不能公布，就因为都是“黑线人物”！）昆明文学史讨论会上，提出很多问题。有人提出，鲁迅与党的关系，是鲁迅领导党，还是党领导鲁迅？（冰心：许广平说，鲁迅活着，一定有问题！）我们编的两个口号的文集，收了40多篇。最后经我审定，心有余悸，抽下来十几篇。鲁迅骂徐懋庸后，曹聚仁给徐写了一封信，很好。徐回到上海，我就批评过他，他在《女子月刊》上回了一封信，虽然有点火气，但有些观点是正确的，有些问题是有道理的。如果真正了解徐懋庸的心情，说他在攻击鲁迅，就不是实事求是的。鲁迅死后，他写了一副挽联，眼睛都哭红了。为什么抽了这封信？怕引起误会。还有茅公的文章。这就是照顾大局。现在很多历史问题还没有澄清的时候，不要混乱。周扬同志经常讲，30年代的人物不多了，要尽快了解和收集资料。靠我们一个文学所不行。要靠整个文艺界来做，把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经验总结起来。现在很多人写文学史，是根据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揪斗的坦白材料，不可靠。冯雪峰在回答鲁迅为什么不入党的问题时竟然说，因为与周扬不合。当时周扬并不代表党，那时瞿秋白代表党。第二个问题，也是禁区。周扬要我搞部近代文学史。哪怕简单点，就写30年。（指建国后的30年）文学所很难写，我没有材料。广州黑会，新侨黑会，我都没有材料。总理在17年讲了很多话，据说材料在文化部。我们给中宣部文艺局打报告，要看看，他们说你们搞公开的，我们编内部的。为什么要保密？除了有鬼外，能说什么？文艺界每前进一步，都有讲话。建议重新发表一下。建议文联和作协选出总理的讲话，重新发表。（后经中央批准，于1979年第2期的《文艺报》上发表了周恩来1961年6月19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希望正式向中央打个报告，编个目录，有些文章，重新发表。文化部大门一关，毫无办法，进不去，是个禁区。第三个问题，关于陈荒煤在提倡伤痕文学。这个问题，我反复思考过。我考虑了这样一些问题：1.就我看到的，选了24篇小说，反映“四人帮”的罪恶、与“四人帮”斗争的，占2/3；反映老一辈革命家的，几篇；反映四个现代化、搞科研的，只有很少几篇。青年受了严重的内伤，刚刚放出一点点来，就引起很多人的大惊小怪，有人就同我讲，那是过去的历史了，要向前看。为什么“四人帮”能篡党夺权，要人民付出这么严重的血的代价？他们以神圣的革命的名义，进行反革命勾当。这个教训，能不能说全国人民都认识得很清楚了？不能说。更不能说后一代了。我们的教训，不一定不会重演。“文化大革命”，不能在文艺上有所反映，怎么行？尽管现在发表的作品，作者大都是青年作家，他们的经历究竟有限，不能一下子把本质揭露得很深，但他们总算闯出了一条路子。我们在《文艺报》的会上说过，青年是受伤的一代；刘心武在一次会上说，是思考的一代。很好。我写了5篇文章，讲了几次话，就有很多同志写信来，替我担忧。不否认青年中有与“四人帮”作斗争的，我们这里就有李春光；但伤痕总是有的。一律要求写斗争，写斗争英雄，这有点简单化。在某些条件下，沉默就是斗争。我很欣赏《人民的歌手》（陕西青年作者莫伸的小说），这就是很好的斗争。《伤痕》这类作品，编辑应做工作。我也听到人家说，李季是反对伤痕文学的。编辑要把关，尽到责任。但从另一方面说，即使作者坚持不改，也应发。（张光年：编辑可以提意见，但不能强迫人改。更不能替人家改。）不能搞光明的尾巴。不要大框框去掉，又来些小框框。《伤痕》引起这么大的争论，是好事。
臧克家说：我对童怀周心里抱愧。（《诗刊》编辑部）编辑不敢为天下先。到了立于不败之地时，才敢发表。这是很不好的。
李瑛说：“四人帮”的流毒、危害不可低估。文艺战线批得不够。他们是有理论的，我们要用革命的理论战而胜之。这是完成社会主义新时期总任务的需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受欢迎的文艺作品之所以受欢迎，就是因为它思考了生活，抓住了生活的脉搏，指出了生活的方向。是从生活出发，到生活中去，发现生活的本质，还是看到些现象就进入创作？这是两种思想的分野。文艺作品要经过人民群众的检验和生活的检验。如今部队的成员变了，高中毕业生占65%。现在可以流传坏书了。过去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没有时间，现在有时间了。不到生活中去，不可能写出表达人民心声的作品来。作家一定要到生活中去。许多作家长期以来脱离生活太久了。
袁鹰说：我们编委涉及到15个报刊编辑部。在新时期，我们担负着继往开来的任务，要继承过去的优良传统，克服过去的缺点和错误。即使不能当突击队，至少是个啦啦队吧。真正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现在确有真高举、假高举的问题。要破除“四人帮”的那一套东西，因为还有余毒，否则真理标准的讨论，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反响！揭批“四人帮”两年以来，到处都碰到这个问题。碰到很多禁区、流毒，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无法前进，四个现代化无法迈步。用什么来检验几十年的斗争成果呢，只能用实践。“两个估计”（教育战线）、“文艺黑线专政”论，不应当砍掉吗？形形色色的假左真右的东西，不应当批判吗？不管打着什么旗号出现，都要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出现，经不起17年、30年代文艺实践的检验。把做装饰用的马恩的话去掉后，《纪要》有多少是从实际出发的？彻头彻尾是个冤案，是诽谤！
林默涵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联系到文艺方面，要不要从实际出发，是个根本的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四人帮”破坏最严重的就是这两个问题。否定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否定从生活出发，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文艺。彻底否定“双百”，只许一花独放，只许江青一家做主。我反对“样板戏”这样一个提法。这种提法是错误的。文艺有什么样板？文艺所以能存在，就因为有独创性。列宁讲得很清楚，文学最不允许平均和标准化。领导文艺要符合文艺的规律。孔夫子编选《诗经》，那就是领导。艺术委员会也是领导。十七年中，文艺方面进行了两种斗争。一种是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还有一种斗争，与领导文艺的简单化、粗暴现象的斗争。也可以说是两条战线的斗争。建国十周年时，写过一篇社论，要求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是反资，一是反公式化、概念化。江青不同意。后来的结果是《文艺八条》。文革起来，把这个否定了。现在看来，《文艺八条》有许多还是可用的。《纪要》是主席看过的，改过的；《文艺八条》也是主席看过，不是也可以批嘛。问题是是否符合实际。周扬曾对主席说：《文艺八条》有些右的东西。主席说：我看过的呀，怎么没有看出来呀？最近邓小平说，毛主席的指示是根据间接得到的情况说话的嘛。现在揭发出来的二七厂的经验、清华的经验，都是假的，蒙蔽毛主席，要毛主席作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批示打人。“四人帮”将主席的东西恶性发展，变成极左的东西，根本否定文艺规律。领导文艺要合乎艺术规律。恐怕是根据“双百”来领导，才符合艺术规律。但艺术规律是什么？恐怕是艺术创作的规律。所有意识形态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科学是正确的反映，宗教是歪曲的反映，艺术是形象的反映。没有形象就没有艺术。既然是形象的反映，就必须是从生活出发。文艺创作必须是个人独创性的，绝对必须保证个人的独创。“四人帮”用来指责我们的“黑八论”，是他们“文艺黑线”论的重要内容。所谓“黑八论”，是“四人帮”拼凑起来的，大部分是我们批判过的，他们把内容歪曲了。“写真实”论——写真实，我们是没有意见的。我们所批评的，是认为只有写黑暗面才是写真实。这一点，请看周扬同志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的第三部分。可是“四人帮”和我们不同，他们是一概不要真实。“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秦兆阳），我写了文章。我不同意说现实主义是各个阶段都一样的创作方法。旧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不一样的。（冯牧：到70年代，法国已发展到无边的现实主义。）“四人帮”发展到不要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深化”论是冯雪峰提出的，与胡风的理论有共同性。现实主义要深化，就只有写黑暗面。二次作协理事扩大会的报告，就没有让雪峰作，而是茅盾作的。“中间人物”论，是中宣文艺处批评的。认为只有写中间人物才有教育意义。我们认为这个论调是不对的，还是应提倡写英雄人物。我们并不是不要写中间人物，但说文学的主要任务是写中间人物，是不对的。我觉得批评还是对的。但“四人帮”接过去，根本不能写中间人物。“反火药味”论，也是我们批评过的，只是内部讲的。当时讲的是出口的影片，不要净搞那些战争片。“真人真事”论，搞得荒唐不堪，其实这是起码的常识。我们认为，真人真事不是不能写，写真人真事的作品也有很多好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就是写真人真事的作品，写得就很好。这要看作者掌握的材料。“四人帮”批“真人真事”论，把大量的群众创作给摧毁了。工农兵作者还不能说出真人真事。不许写真人真事，就是不要群众创作。“无差别境界”论，是周谷城提出的哲学方面的问题。《文艺报》也批评过。这些论调都是我们批评过的，“四人帮”却反过来，加在我们头上，说是我们提倡的。刊物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要教育青年，文艺能起很大作用。要提倡写正面的东西，也不要回避写受毒害的一面，但有一条，不能使人灰心丧志。现在青年中消极的东西很多，看破红尘。黎澍同志在《中国青年》杂志55周年纪念会上讲话说，所有受欢迎的刊物，都是不回避时代最尖锐的问题的。邹韬奋所以受青年的欢迎，就是因为他喊出了青年所说的话。周总理说过，中国有两个青年领袖，一个是恽代英，一个邹韬奋。刊物必须成为青年的喉舌。
罗荪说：默涵同志说，要想刊物受群众欢迎，就要提出和回答群众关心的问题和要求。我们没有登读者来信。我们发表了一些好文章，如评论天安门诗抄的文章，外电有反应，香港报刊也有反应。廖静文的文章（指《文艺报》1978年第3期发表的廖作《嘉陵江畔的一段往事——回忆郭老与悲鸿》——整理者）。好多地方刊物，都没有提出尖锐的问题。
韦君宜说：出书与拍电影差不多，现在市面上看到的书，是一年前发的稿。明年可能有些较好的作品出版，大都是“四人帮”统治时期压在抽屉里的稿子。《三家巷》、《上海的早晨》是17年批判过的，现在可再版。“黑八论”是不是都是黑的？对过去“黑八论”的批判，有没有可以研究的地方？编辑部要拿来再看一看。“四人帮”把“黑八论”当成敌我矛盾来打。这几论是否够得上敌我矛盾？例如“中间人物”论，当事人现在还健在。过去挨批的作品太多了。现在，许多作家写信来，要求再版，要求落实政策。有的就自己写文章。到现在，挨批的作品还没有平反。有些该谈的，应在刊物上谈谈，如彭永辉的《红色的安源》。（《文艺报》第一主编冯牧插话说：叶帅最近说：功是功，过是过，是是是，非是非。）现在因人废言、因言废人的现象都有。写评论的年轻人，这一套一学就会。无限上纲，谁也吃不消。《前夕》、《浙江日报》一批，人就被隔离审查了。文风也应注意。除了长文外，还可以发写散文式的小一点文章，如茅盾的《夜读偶记》一类的文章。要能讲讲艺术技巧则更好。
冯至补充说：“五四”的精神有什么可继承的？“四人帮”在现在发生，不是偶然的。随便搞自己的同志，想出种种残酷的办法来虐待人，在世界史上只有德国的希特勒和我们中国。日本也可以归人。中国是封建主义，德国与日本是封建主义与资产阶级混合。德国人有一种奴性，对上级卑躬屈节。我们中国人，这种奴性也没有很好解决。是否需要有一个启蒙运动？需要一个启蒙运动，来把野蛮的、残酷的东西肃清。王震说，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不要再出现“喷气式”。让我们的人民更文明一些。英国、法国这类的事情是比较少，民主比我们强。我们是思索的一代。另外还有一部分人是“愚昧的一代”。人人自危，“文化大革命”之前，就有这种情况。有时，一句话就致人于死地。
赵寻说：《文艺报》虽然没有那么尖锐泼辣，但还是提出了些问题。文艺界还是重视这个刊物的。既然，名字是《文艺报》，就不能光谈文学。方针、路线、原则性的问题，有不少问题亟待清理。30年代的评价问题，要《讲话》还是要《纪要》的问题，可以点名批了。戏剧问题特别多，我们不敢谈，《文艺报》登高一呼，我们就跟上来。《海瑞罢官》怎么办？我们应该提倡海瑞精神、魏征精神。我们本来要写篇文章，但没有敢提《海瑞罢官》。江青打电话给周扬，说这个戏不好，关键在分田到户。江还告诉主席，主席说，关键在罢官。戏剧方面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问题如不解决，就统统都不能演了。给广州会议平反，是一件大事。如《文艺报》来一篇文章，就影响大了。现在没有声势。样板戏的问题，至今在社会上还有特殊地位，因样板戏而造成的冤案（上海因此枪毙了一个人，一个女的陪斩），也还没有平反。“样板戏”这个提法应予取消。
关于平反，罗荪说：新华社记者提出，如果我们开个文艺界落实政策座谈会，他们可以报道。冯牧说：大批作家和作品亟待平反。如小说《刘志丹》被扣上四条罪状：为高岗翻案；突出陕甘宁边区；剽窃毛泽东军事思想；为习仲勋树碑立传。作者李建彤受到残酷迫害，至今没有得到平反。应当像邓小平所说的，不管新账老账，只要是错的，都要平反。
这次三个文学期刊的编委会，是粉碎“四人帮”后召开的第一次编委会。到会编委的发言，一致认为真理标准讨论抓住了揭批“四人帮”的要害。现在看来，有些提法可能过时了，有些提法因受时代局限有明显的错误，但其主要部分和主要精神，如：呼吁为受迫害的作家和被打成毒草的作品平反，揭批“四人帮”捏造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和“文艺黑线”论，重新估价30年代文艺和17年文艺的历史功过，恢复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为以“伤痕文学”为开端的新时期文学开道，冲破禁区，解放思想，砸掉精神枷锁，提倡作家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和深入生活，特别把真理标准的讨论，具体化到文艺界，提出了人民群众是文艺作品的权威评定者，等等，推进了真理标准讨论，使其在文艺界深入人心，推动了文艺界的思想解放，为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方向定了基本格调，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一次重要的会议。会后，12月间，由《文艺报》和《文学评论》两杂志在京联合举行了为作家作品平反落实政策大会，产生了石破天惊的效果。破开了坚冰不等于一切就通行无阻了，例如关于“伤痕文学”的争论，一直到1979年还没有停息，先后出现过“歌德还是缺德”、“文艺呀，向前看”、“歌颂和暴露”等争论。
1998年10月10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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