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四个问题_文学论文

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四个问题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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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O/I206.7[文献标识码]A

一、对中国文学当代性的理解与认识

“当代”,这是一个极富诱惑力和生命力的词汇,在文学与文学史的意义上,它不再仅仅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也不仅仅是一种对于文学史阶段划分的简单的、只是停留在话语或“说法”层面上的“词”,而应该是真正具有“当代性”的文学阶段的总体概括。这样,所谓的“当代文学”这一话语也就具有了其特定的“叙事”意义。

传统意义上的“当代”或“当代性”的含义,是一个社会历史的时间概念和政治层面上出现的概念,即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段时期内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这个划分的标准当然毫无疑义标识出了某一阶段文学的重要文化背景,但这种划分又显然是外在的、非文学的。而在我看来,要真正在20世纪文学的大系统和整体文学格局中,标识出具有“当代性”的文学小系统和文学段落,就必须以文学自身显现出的特定风貌和作品现象作为划分的根据,并从文学的“当代性”,即文学现代化的角度来判断与划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当代文学就应该特指具有现代化意义的文学阶段或文学现象。

所谓文学的“当代性”,笔者认为即是文学现代化意识的体现。文学的现代化既是一种原则,又是一种方法,首先是一种原则。现代化的文学应是独立的、开放的,具有探求精神的文学。所谓“独立的”,就是作家将自己对于世界的认识进行独立的思考与个人化的表述。作家自己对于客观世界的姿态是独立的。在这样的文学中,作家对于世界认识和表述的话语权力指向作家个人;这种独立性将是符合文学非政治、非宗教、非工具的那种人性——审美的本体精神的。所谓“开放的”,即是文学与文学家必须具有世界的眼光,在世界文学一体化的格局中从事文学的创作。它并不是局限于某一国家、民族或文化的、历史的事件和传统技法,而应该具有开放的视野。无论是哲学精神或是文化思潮或创作技法,都进行着全方位的汲取和扬弃,在主动、平等的文化双向交流中,获取生命意识,实现文学的主体性价值;所谓“探求性”,是指文学的姿态和作者的姿态是都是进取的。作家不是通过文学来奉承拍马,获取功名利禄,不是迎合某种权力的、金钱的、人际的需要,而相反,文学的进取,表现出对于人性、人类生命意识的深度开掘,它是温情的,但这种温情决不是在轻飘、甜腻中表现出的媚俗及其背后潜藏着个人利欲的丑陋的笑脸;它是严厉的,是具有强烈悲剧性精神的怀疑、批判,是能够深入到世界的本体之中,深入挖掘人在存在困境中的矛盾、悖论、无奈和挣扎的文学。

具有现代感或当代意识的作家,他们的人文精神的起点与支点,完全是建立在鲁迅式的人文价值基点上的。在这种基础上创作出的文学作品才真正可以进入到当代文学系列中的,这样的文学段落才真正可以称之为当代文学史。

二、关于当代文学起点的思考

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当代文学,以1949年10月作为起始点,也有部分专家学者将这一“起始点”前移至1942年《讲话》以后的解放区文学阶段。 这种“起点”的定位或划分的标准是由解放区文学阶段或1949 年10月以后的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这一定理作为逻辑起点。由此推论,这以后的文学性质也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显然,这种定义是承接或延续从“五四”到1949年10月这一阶段文学的新民主主义性质这一说法的。但是无论是关于文学的民主革命性质还是社会主义革命性质,这种划分的标准都是带着明显的政治意味。如果以这种标准来规定文学的内在意蕴的话,那实际上也就给文学规定了强烈的意识形态要求。用社会的变革程序来大而化之地划定文学的进程,以社会革命的革命理性来涵盖文学思维的文学感性,也就是用文学外部的思维来代替了文学本体的思维,这或许是我们的文学长期习惯于被用来作为工具的原因之一吧。

五四时期,中国在新的历史阶段获取了第一次向世界进行主动双向交流的机遇,中国新文学在世界文学的总体格局与养分中获取了新生的信息资源,构成了最早的一批文学样板,这也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辉煌的第一步。但是,“五四”在短暂的辉煌之后就销声匿迹了,“五四”时期的“启蒙”主题很快就被“救亡”的主题所替代,“五四”时期人的精神解放与启蒙主题被民族的生存主题所掩盖,民族危亡的抗争直至后来民族的建设成为中国长期的存在性主题。因此这段文学本身的文学现代性话题相应淡化了,文学往往表现出一种直接宣传与战斗的工具性效应来。在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作为文学走向现代化的动机被消解或取代,同时,新文学的世界性能源资源——信息源也被隔绝了。在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这一段时间内,主要是依靠五四时期的能量惯性在进行着文学的运作,虽然产生了一批较为成熟的文学作品,但这些作品的成功显然不是与世界文学的即时性发展相同步的,它只是五四文学时期大量信息资源的最后的开掘,也就是说,作为文学自身的、主动的向世界寻求能源的可能在逐步减退,甚至失去了这种可能的姿态。文学的发展完全是依仗着内部尚未完全熵化的能量交流作最后的燃烧。40年代,在解放区的文学创作主要的信息资源是来自民间的农民文学。而这种文学资源从根本上讲是取消了文学的进取精神和探求意识,取消了知识分子独立品格的政治性要求。文学本体的要求,除了一些社会变革性的题材之外,实在是无法使文学在向更深的、更现代化的途路中得到养分。而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按照通常的认识,我们不难看到17年的文学、文革时期文学以及所谓的新时期文学的前一阶段,虽然都是处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但文学的思维方式、创作模式、表达形式等等都是与1949年前的文学创作没有根本的区别。出于“革命”的动机,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文学,经历着对外的反修防修、对内的三反五反、反右、反走资派、反右倾翻案风……一切都在“革命”的话语中进行着文学的操作。因此,就文学的姿态与文学所体现出的“载道”性质而言,文学的话语实质并无系统跃迁的意义。五四时期稍纵即逝的启蒙主题似乎只是一个伏笔,将一个具有现代精神的话题深埋在地下,等待着春的呼唤。根据熵定律,任何一个生命体系要获得发展就必须进行能量的交换。那么,在80年代前的中国文学的信息源是空白的。这样也就根本无法进行系统的运作。虽然新中国的建立使得文学的题材又一次得到了拓展,但在表现新题材的创作主体的思维中,并没有得到现代意识的熏陶,创作主体似乎依旧受到种种局限,文学的主题越来越单一,文学的天地越来越狭小,文学的发展阶段似乎倒流进了一个“新古典时期”。因此这个漫长的几十年中,文学自身的性质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直到80年代,文学的工具性理论才得到了初步的澄清,文学才真正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文学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实际上就是进入一个新的系统。我们通常所说的新时期文学是指从1976年天安门诗歌运动所启动的新文学时期。天安门诗歌是诗人在险恶境遇下的呐喊。应该说她更多地带有意识形态意义,还不属于真正意义的艺术觉醒,创作者们通过诗歌表达一种强烈的政治意识与政治情绪,本质上是与传统文学模式一致的。作为黎明前黑暗中知识分子的境遇与局限,他们虽然在最后的阵痛中听到了新世界的召唤,但还无法把目光投向更为深广的人类命运的荒谬性的文化主题上,诗歌还只能作为批判的武器而存在。因而,作为对“文以载道”传统话语的高潮性发展与向结束转换提供了最后机会的天安门诗歌,要真正进入到当代性、现代化观照下的当代文学史中还要继续它的精神漫游。

根据耗散结构的理论。“奇点”是一个系统转化为另一个系统的交接点。当某个系统获取某种能量之后,它使得其后的系统从前一个系统的无序状态而跃进到了一个新的有序阶段。就象鲁迅先生的小说《狂人日记》作为“奇点”越过了古典文学的旧系统,使中国文学进入到现代文学的新阶段一样,“朦胧诗”是当代文学从“新古典文学”进入到新文学阶段的“奇点”。

“朦胧诗”所表现的精神观念以及探索努力显然是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既以强烈的批判性导通了五四传统现实主义与文学精神的脉络,又联系了精神觉醒后的审美觉醒,特别是为新文学系统中反传统、反非理性而建立起贯穿“伤痕”、“反思”乃至“改革”文学的理性文学内核和表现从外界批判向内心审视、重新确立主体等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而获取了前卫的权利与可能。

如果说“朦胧诗”所表达的现代主义观念,在精神上表现为主体意识、生命意识,对荒谬世界的怀疑态度,终极目标与价值的追求态度等方面,那么,它的现代主义艺术形态集中体现在其向内转的艺术观念与意象的运用与组合上。它使人们从业已习惯了的“红旗”与“战鼓”、“太阳”与“葵花”等意识形态化的比喻中走出来,寻找到了新的语言元素和审美元素。这给以后出现的“方法论热”、“观念热”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和引导作用,为整个思想界、理论界的变革提供了艺术的范本和精神的契机。而它自身作为新时期文学中最初的现代派文学作品,则“完全可以看成是新时期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

“朦胧诗”的出现,是一个经历了长期酝酿过程的结果。就它的创作整体形象而言,以1978年底《今天》的创刊之前为一个阶段。在这个漫长的阶段里,朦胧诗是分散的,直到1978年12月23日,民间刊物《今天》创刊,他们才走向集合。而恰恰是这样一次非同小可的集合,使得中国文学的整个系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文学也就越过了“奇点”迈向了新的天地。真正具有现代意味的中国当代文学也就从此宣告诞生。

正是在文学现代化的这个意义上,我们来观照中国20世纪文学中具有现代化尺度的当代文学,来观照它所表现出的现代化意识,因而,当代文学的起点或许一直要后移到1978年左右。也许有人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五四”时期的现代意识,为何不可以称之为“当代”呢?这又涉及到作品在文学史意义上的运作,还必须有一个时间量度与强度的问题。从1915年开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伏笔或“漫长的起步”,说是起步主要理由就是它的时间量度与现代意识的社会文化强度还不够,因而这是一个一开始就是高潮的序幕、前奏。真正具有现代意识的文学阶段还应该是从1978年左右开始,这就是中国文坛开始进行的大规模的现代化文学运作的起点。

三、中国文学当代性的可能性与现状

从现象世界到本质世界的独立的批判、以开放的视野来观照、以探求的精神来追寻、以全新的手段来面对经历了漫长起点的中国当代文学,(而在这个起步阶段又具有现代化与传统思潮的复杂动作、纠缠,文明的理想精神与中国社会本身所的特殊土壤的挣扎与湮没),这是传统的旧文学系统所难以将矛盾关系表现出来的新的尺度。

当我们简单回顾一下1978年以后的文学现象与文学作品的话,我们首先就不难看到一种洋溢着现代气息的当代性话题出现在文坛上。后期的伤痕文学直接走向了反思。这种反思的意义就在于作家开始在时代所提供的宽松的话语世界中用自己的方式来表现对于过去存在着的荒谬与灾难的重新思考,显然,它不再是简单地将伤痕产生的时间向前延伸,或简单地对于伤痕和鲜血的自恋与自怜,也不是简单地归罪于某个时代的错误,而是试图在伤痕中去表现一种文明中产生的悲剧意识,去挖掘人性的弱点与荒谬感。冯骥才的《啊!》、《找帽子》通过“偶然”的事件,写出了人在特定环境中的荒诞感;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写出了李顺大等“跟跟派”们在文化潮流中渺小与无奈;宗璞的《我是谁?》、《泥沼中的头颅》写出了人在过去时代中的精神变异;甚至在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写出的《天云山传奇》这类作品中,也深刻地表现出了人物内心强烈的忏悔意识。直至巴金的《忏悔录》,将一种具有鲜明的忏悔意识的现代理性状态推向了高潮。而诸如北岛的“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式的彻底的否定意识,也第一次成为了当代文学中鲜明的当代性话语,而这种否定也是集中在对于世界的荒诞性的质疑之上的,舒婷一首短短的《船》带着沉重与忧伤将心灵与现实那种永恒的隔绝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品,在残雪的笔下则以非现实、非理性的形式呈现为对世界强烈的审丑意识,对到处隐藏着危机、阴谋的恐惧与变态的展示;在张欣辛那儿则成为现实与传统对于人的双重异化;而像路遥的《人生》则从中国新一代农民在突破传统农民文化与受其制约这一点上,开始了更为理性与犹豫着的探索;于是中国当代文坛上开始了一种理性主义的思索,知青文学突破了对于苦难的诉说,使文学进入到理性的“回归”,将农村作生命里程中的炼狱、作为生命自我真正确立的起点,陆天明的《桑那高地的太阳》、张抗抗的《隐形伴侣》等作品用带有哲学意味的眼光,无情地拷问自我的灵魂,严厉地审视自我人性、人格的阴暗面;在这之后,文化小说的兴起,更是将笔触伸向民族生存状态和文化心理结构,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韩少功的《爸爸爸》、张炜的《古船》所表现出的文化意识、历史意识、人生意识是以前文学史中没有或少见的;传统现实主义在这儿转向了热衷于对人的关注,从对政治层面的斗争工具中的人的无视,转向了对人生价值、生命意识、悲剧意识、人性存在的重视与关注。中国的当代文坛进入到一个喧哗与骚动的时代。

作为开始自己掌握话语权利的当代作家,他们的心态在新的历史时期获得了空前的自由与解放,他们的话语语境发生了重要的转换,他们将创作的视角转向了内心深处,再现式的传统手法转而被大量的表现式观念所代替,创作主体意识的觉醒,使得作家开始真正用文学的眼光来观察、分析生活,去剖析人的心灵世界,启蒙主义的话语在淡化的旗帜下,转向了现代主义的哲学根底的寻找,1985年,作为全新的一年,奠定了它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历史界碑。以后,中国文坛出现的诸如新写实、新状态等文学潮流,均产生于作家们所感受到的这些关于生存困境、生命意识的哲学根基。先锋派作家所表现出的新美学维度,表现出的对启蒙话语的失望及作家“退场”的主体姿态,排除宏大叙事,在历史与现实的缝隙中组织材料,从而表现出的不确定意象,又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新景观。

中国当代文在短短的时间内,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完整地加以展演,西方文学思潮和国外文学作品大量涌进中国,成为当代文学的重要信息资源与能量源。从西方的人文精神,科学民主思想促进下的人文话语和启蒙话语的兴盛,到文本意识的重视与作家话语的隐秘,期间深刻地表现为西方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走向。当中国当代社会进入到世界大循环的轮盘中之后,这种不由自主的公转,显现出了当代文学信息资源的丰厚与能量的强度。这显然成为开放的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推动力。

当我们从当代性话语和当代文学的信息资源角度进行观照之后,不难看出中国当代文学要获取当代性品格就是完全具备了现实可能性与必然性的指向了。

四、中国文学当代性的疑点与策略

由于中国复杂的历史背景、中国作家复杂的心态、中国文学特殊的存在价值取向等综合因素的作用,中国文学的独立性、开放性、探求性所要求的批判锋芒、世界意识、认知态度等,又总是处于蜗牛爬树般的前行与徘徊之间。这无疑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走向现代的疑点。

1.文学的载道化倾向和商业化倾向的双重异化

中国文学的价值观往往在两种对位的极点之间运作,一是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强调文学的载道价值(这当然不是文学的自身价值);二是北齐的席毗在《颜氏家训》中所说的“君辈辞藻,譬如春荣,须臾之玩”,即文学非经世之大业,须臾之玩的玩物。这两种倾向在中国当代文学在现代化的途路中,使文学价值的逻辑起点与价值走向产生背离,使当代文学在总体上出现了“残缺”。

80年代出现的汪国真现象与王朔现象可以说是作家、出版商们开始自觉地运用文化市场进行的一种文学操作,这典型地表明了文学首次感觉到了自己的“商品意识”,文学开始消解传统指令性创作的束缚,进入到按照自身规律与市场法则,在与社会和读者的默契中弹性发展的阶段。商品经济的文学运作,确认了文学的娱乐价值和消遣功能,通俗文学在文坛上占有了一席之地,但同时中国当代文学在工业化进程中终难幸免的商业化倾向又将文学堕落成金钱的奴隶。另一方面,从关于王蒙的小说《坚硬的稀粥》开始的超越文学本体的论争,依然显示着文学载道观念的顽强。无论是“盛事”或是“玩物”,轨迹点都是一样的,即将文学成为演绎权力意志的宣传物或歌楼酒吧的玩意儿,都是披着不同外衣的“工具”。中国当代文学处于传统文学要求和现代工业化的包围之中。也就处于道的文学与玩物的文学这两种命运之中,因为前者而使文学陷入宣传物和标准化工程的泥沼中,后者则将文学送进了资本家的腰包,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在耀眼的美圆前鞠躬、丧失了。

中国当代文学的逻辑起点(五四新文学)是理性批判精神、是具有历史感和现实感的历史和现实地位。而在操作上一开始则是以政治化的揭批四人帮为主要动因,是以社会群体为价值起点的文学操作,这种倾向在操作上就走向了工具化载道意识传统文学的规范之中。而市民享乐性软文化的出现,迎合了商业化的倾向,似乎表现出现代化(工业化)所带来的“原始积累”性。但把文学当成玩物、进行文化克隆的倾向,越来越异化着文学本身。

2.文学的深度减弱和道德守望倾向

当代文学接受启蒙话语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开始表现出对人的重视,但又有相当一批作品只是停留在情感的发现与尊重上,而并没有深入到人的存在性危机和精神家园的寻找这个世界性的普遍性课题上;或发现了所谓的人,但并不是人的现代意义上的精神危机,用自然属性的解放,来进行商业化的运作,作家从反封建道德出发,又回归到封建式的狎妓意识,用人的自然属性来全部涵盖人的存在性状态;这是道德化悖论。文学人文精神的呼唤,虽然声震一时,但只是停留在某一局部层面,而且这种呼声往往表现出“走吧,为自己找一个家”式的个体精神追求,没有在大众文化层面形成共鸣,或许这是知识分子启蒙话语的最后的颓败之音。因而,在丧失了作品深度的同时,出现了道德守望的倾向。

当代文化寻根小说或许是当代小说最后的理性张扬,在诸如韩少功《爸爸爸》这样的作品中,充分综合了所有当代性话语与作家的现代性姿态。而在另一个极点上,文化寻根小说又出现了鲜明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在文化观念上的向回转,在传统的文化韵味中细细地品尝滋味。汪曾祺的小说表现出一种民间性、民间化倾向或许是一种远离主流话语的策略,但最终又表现出了把玩的封建遗老气息;阿城的小说直接表现出的对传统文化的青徕;路遥《平凡的世界》中人物命运安排中门当户对的伦理倾向、《渴望》……等作品中所颂扬的消解个人的孝女式的传统血缘人伦关系、伦理色彩,都表明了作家心态中的载道意识和与对传统精神家园依恋。所有这些,显然使当代小说的深度开掘产生了动摇。

对抗,是用来拯救手段,但又有部分作家在表现人在与世界发生冲突时,对于人的精神归宿的安排是传统的宗教性归宿。70年代末期的礼平在《晚霞消失的时候》中就表现出的宗教倾向直到90年代依然不散,而且愈演愈烈。张承志、北村的小说鲜明地表现出了这一点。尤其是后者,直接将文学作品当成神学作品的艺术翻版,在对抗世界的肮脏与丑陋中,让喃喃的祝祷词成为当代文坛道德守望的誓言。

无奈的现实世界没有产生出深度与力度,相反创作主体进入到了《有话好好说》的文化语境之中,很难说这不是作家精神的疲软和主体精神的丧失。

当代文学中出现的这些“疑点”,构成了当代文学现代性的解构与对立面,同样也使得当代文坛呈现出复杂交错的局面。消除疑点,显然就是当下作家们义不容辞的使命了。文学的现代化需要两种眼光。一是世界的开放、宏观的眼光;一是对世界本质的、微观的挖掘,从宏观世界到微观层面的把握,就作家的精神状态与主体心理结构角度而言,基本的当代性策略就是感受现代社会中人们精神的困境,以冷峻的、绝望的姿态,自己掌握话语权力,在个人化与非功利的写作立场上,投入当代文学的建设。也只有在这个基点上,重振人文精神,推进当代文学才不是简单的、可以忽视的口号与形式问题了,这成为所有知识分子在跨入21世纪门槛时必须郑重思考的世纪难题了,愿我们都怀着这一分沉重,怀着这一使命向明天交卷。

[收稿日期]2000—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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