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价值体系建设中的精神价值体系_市场经济论文

论现代价值体系建设中的精神价值体系_市场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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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现代价值系统中,主体价值系统、客体价值系统和交往价值系统属于社会的物质价值现象。它们作为现代价值体系建构中的物质基础及其环境,直接决定着价值观念系统和价值目标系统。而后者属于社会的精神价值现象。关于它的内容和特征,本文试图讨论这样一些问题:价值观的冲突;价值观的优劣;文化的可比性;文化的体用;现代价值观的具体表现;价值目标的制定与实施;等等。以这些问题进行科学而合理的解决,直接决定着市场经济能否成功和健康发展。

关键词:价值观 文化 伦理价值观 主观念 次观念 价值目标

一、现代价值观系统

在人们关于整个世界的看法中,有着三个不可分割的方面,这就是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人生观实质上是对人的价值的根本看法)。其中价值观于人的生活具有更为切近的意义。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的社会变革,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是一场价值革命,其中更主要的是价值观变革。社会转型时期的突出问题便是新旧价值观的冲突。所谓价值观,是特定时代的人们在改造外部世界,创造价值对象、享用价值对象的过程中形成和确立起来的,相对稳定而持久的观念模式、心理定势和行为取向的总体,是作为文化体系的核心而存在下来的社会意识。从组成价值观各部分在社会起作用的程度,可以把价值观分为主观念和次观念。主观念是一定历史时期对社会文化体系和个人行为起主导和决定作用的价值观。次观念是指在社会文化体系中不占主导和支配地位的价值观,根据价值观的物质承担者,价值观可分为个体价值观和群体价值观。从价值观的构成成分的排列次序和发挥作用的方式上,我们还可以把价值观分为价值观念、价值心理、评价标准和价值行为。这些部分是依次递进的,越来越具有直接性和现实性。

现代价值体系的建构过程,除了物质价值系统之外,更重要的是价值观的除旧与创新。这种创新的过程具有如下一些内容和特征。

1、价值观中的主观念与次观念交互作用, 逐渐确立一个在平等竞争基础上集体主义为原则的主观念。

一般来说,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相对稳定阶段,其价值中的主观念,在其内容和特征上都是较为鲜明而确定的。中国封建社会的自上而下的大一统政治模式,确立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贵民轻的价值观;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计划体制下,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确立了人们平等基础上集体和社会绝对优先的价值观。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价值观中的各种次观念交互作用,相互渗透,构建着一个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主观念。在这种社会转型时期,价值表现为新与旧、中与外的冲突与融合。这里既有传统的价值观,又有新时期正在形成中的价值观;既有总有来说属于中国文化体系的东方价值观,又有与东方文化显然不同的西方价值观。这里有诸多迫切而现实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1)从价值观的角度观之,西方文化更有价值,还是东方文化更有价值?(2)如何看待“国粹派”和“全盘西化派”的对立?(3)如何理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冲突,这种冲突的结果能否预测,如何引导?(4)建立一个既符合中国社会发展之必然趋势,又集传统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之优点于一身的科学价值观是否可能?

第一、关于价值观的优劣问题。这个问题扩而言之,就是一个文化的比较问题。关于文化是否可比,目前学术界基本上没有争论。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创立一门比较哲学学科。认为文化是可比的。理由是,不论是西方文化、印度文化还是中国文化,同属文化范畴,但它们又有很大差异。而只有同类事物中的不同要素方可进行比较。但文化比较却与一般的物的比较具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在进行比较时,只是在观念的领域把不同的文化类型放在一起,而在实践上是不可能的,因此,文化比较的结果,是观念的而非实践的,这种结果本身,即文化类型的优劣与长短,是以预先设定的价值模型为尺度的。那么如何证明这个价值模型的正确性呢?看来,文化比较又不只是一个观念的问题,还有一个实践的问题,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采用什么样的生产方式,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它是由许多客观条件及其相互作用决定的。中国社会发展到明清之际,尽管一些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终究未能发展起来。近代资产阶级也曾多次举行革命,试图进入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然而中国的发展却选择了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西方国家,经过资本原始积累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之后,按照经典作家的设想,应该进入社会主义。看来,一个国家选择什么的制度和生产方式,既相关于该国家特定的地理、人口等自然条件,又取决于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状况,还取决于该民族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和既定价值观。由此看来,中西价值观的冲突与融合,不只是观念上所认同的优劣问题,还有一个适合的问题。我们很难简单地指出,中西价值观孰优孰劣。因为,我们所称之为优的,恰是我们所缺的;而我们称之为短的,恰是我们所有的。也许彼之所优用到此处便是我之所劣。

第二,关于文化的体用问题,这是现代价值观中的重要内容。近代有所谓文化问题上的“国粹派”和“全盘西化派”之争。这两派在思维方法上的片面性自不待言,就他们所引出的文化融合问题的确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相比较而言,在对待文化的体用问题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模式和实践方法较为可行。“中体西用论”本是近代洋务派理论的基本主张。试图以传统的“器变道不变”为依据,以中国封建纲常名教为根本,吸收西方科学技术和具体文化措施以为用。他们所称之为体的东西实质上就是价值观,而所谓用就是实用科学技术。我们认为“中体西用”论是可行的,是指它的思维方法和实践方法是可借鉴的。

一个民族在其久远的历史流变过程中,形成了本民族完整的文化体系。这种民族文化,构成了该民族以后生存和发展的根,或称为体。异族或异域文化要想以其所属的文化体系替换该民族的根或体,几乎是不可能的,特别是文化差异愈大,这种取代就愈加困难。这是因为,任何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融合,都以本民族文化体系的接受程度和容纳程度为限。中华文化以汉文化为主。而汉民族在其久远的历史发展中与周边其他民族如蒙、回、满、羌等在文化上的融合几乎未间断过。但融合的结果,都是其他民族被汉文化同化。于是,汉民族便形成了极强的对异族异域文化的包容性和吸纳力。其根本就在于,异域文化被汉文化以特有的方式给改造和接受了。这种改造的结果,其一,异域文化已不再是原来的内容和意义,而是以被改造了的形态存在于该文化体系中,成为它的一部分。“只有当物以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在实践上以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其二,汉文化并没有在改造和接受异域文化过程中而失掉自己。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改造、借鉴和利用了其他文化体系中的诸多内容,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科学技术等。尤其是始于90年代的市场经济体制,更使这种改造活动的深度和广度上拓展了。这无疑是发展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手段。但随之而来也就出现了关于市场经济是目的还是手段、是体还是用问题的讨论。这实质上仍然是不同价值观点的争论。市场经济只是发展生产力和经济的手段,它不会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其实,市场经济问题,用价值论的语言来讲,就是一个价值目的与价值手段问题。确立一个体制、一种方式是目的还是手段,最终的标准还是人的尺度以及由人构成的社会的尺度。

人把人以外的其他一切存在物连同人自身都变成了认识和改造的对象,其目的就在于满足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但每个不同的人以及不同的需要必须借助于社会的方式来实现。于是,社会便在个体需要的基础上整合出一个既符合个体又与个体不完全一致的价值目标来。这个目标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可能不同甚至相反,但最终都要服务人和发展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市场经济是发展我国经济的重要手段和方式。作为一种方式和手段,它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我国的实际。当然,方式与手段的不同会不会改变它所服务的内容呢?市场经济会不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呢?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产物,以完备的商品经济形态来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而在我国,真正的商品生产仅有十几年的时间。市场经济作为发展经济的方式与手段,需求一系列的管理模式和规范体系与之相适应。而这些内容在我国还在逐渐建立和完善之中,我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系统和规范系统能否建立和完善起来,从根本上说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中的主观念问题。这个主观念已经形成,这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表现在思想观念上,就是在平等竞争的基础上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行为规范体系。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要发展生产力和避免两极分化。从实践和历史的角度看,这个主观念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和人民群众之根本利益的。

3、如何理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冲突。 市场经济所带来的重大社会变化,是人们的价值观念、价值心理、评价标准和价值行为的变化,总之是价值观的变革。它表现为现代价值观与传统价值观、中国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的冲突与融合的特征。具体有如下一些内容。

(1)政治价值观。政治制度以及由此决定的法律、道德规范体系,对社会发展的快慢起着极大的制约作用,因此对人们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在经济形式上,我们经历了由自然经济到产品经济、由产品经济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过渡。与此相适应,人们的自主权利有了极大的提高和扩展。这直接导致了人们在政治价值观上的变化。主要是淡化了当官心理。官本位是中国封建文化体系中的重要内容。读书识字是为了光宗耀祖,是为了获得官位。“学而优则仕”,科举制更使这种“学优则仕”法律化。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人民群众是主人,但生产资料公有制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官与民之间的心理距离,和政治、经济地位上的差距。改革以后,这种距离在某些领域似有扩大之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群众路线,并没有使一些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把人民赋予他们的权力变成了谋取私利的工具,他们越来越脱离群众,以致成了对人民漠不关心的官僚。这使人们对官位产生了一种畸型的心态:一方面是痛恨官僚,另一方面又想尽办法搞官。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价值观主观念的确立,从根本上解决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过去是政治决定经济,社会运行机制是权力组合规律,而不是经济发展规律。这是人们极想当官的根本原因。市场经济使经济决定政治,社会运行机制是生产力发展规律。政府职能的转变,官本地位的冲击,这使人们从根本上淡化了当官心理。

(2)经济价值观。经济是人类及个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物质生活制约着其他社会生活。因此,经济的发展乃是精神发展的基础。正常发展的社会应该是物质与精神的和谐发展。而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形成了重精神轻物质、重伦理而轻经济的价值观。建国后30年,我们又把对人们的观念改造作为了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其结果是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使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个人先富起来的经济政策,使人们必然改变过去那种只重精神、伦理而轻物质利益的价值观。这一经济价值观的形成,就我们的观念水平来说,无疑是进步的。这是因为,传统价值观中的重精神和伦理,是以经济极不发展为基础的。这种没有根基的精神与伦理是不牢固的,也很难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践行起来。如果有所践行也只是强制的。而一当人们开始发展经济时,原本就没有根基的精神与伦理,就必然地从空中落向地面。于是市场经济以来,出现重经济讲实惠的价值观,人们便在观念、心理和行为难以接受下来。经济价值观的形成乃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也是科学价值观形成中的必然阶段。

(3)伦理价值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冲突中,伦理价值观的冲突更显突出。之所以如此,除了与伦理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有关之外,还与人们评价体系中的伦理情感尺度和科学理性尺度的不相容性相关。关于市场经济所造成的社会变化,最大的也是最直接的就是伦理原则、伦理规范和伦理现象的冲突。物质与精神、利益与道德都直接地变成了人们伦理结构的变化。社会转型时期,伦理结构的最大特征就是不同伦理范型的冲突与融合。春秋战国时期,五四运动和今天的改革时期,其共同特征就是原有伦理范型的破坏和新型伦理范型的生成。现时代的伦理价值观有如下一些变化。

第一,经济与伦理的二律背反。在人类历史的不同发展阶段上,经济与伦理的发展往往不是齐头并进的,常常出现此消彼长的态势。这在中国历史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每当经济的发展出现新的飞跃时,总是伴随着“礼崩乐坏”这一伦理道德上的变化。这种变化有其客观必然性。因为道德乃是人们之间各种利益关系的反映,并用来调节人们之间各种利益关系的矛盾。春秋战国之际,诸侯争霸,传统的君臣、父子、天子庶民之间的伦理关系受到冲击,孔子曾针对“八佾舞于庭”的乱礼行为,发出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感叹。在这种礼崩乐坏的表象背后却是经济的进步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反,每当伦理道德建设成为社会发展的唯一任务时,则必然伴随着经济上的停滞不前。儒家伦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主导地位,主要原因就是它经常被统治阶级利用,成为他们进行人治的重要工具。儒家伦理具有抑制人们的欲望,使人们处于贫中乐道的功能。为着精神和伦理的发展,可以以物质和经济的停滞为代价。“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曰义足矣,何必曰利”。

市场经济使既有的伦理范型受到冲击。针对经济与伦理的二律背反,时下有所谓道德上的“上坡论”和“滑坡论”之争。在这里,孰是孰非的问题我们估且不论,而只想指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某些道德滑坡现象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以历史的角度观之,这是一种进步。经济形态与伦理范型在其发展进程中总是表现出大体上的一致性。经济形态改变了,伦理范型迟早要发生变化。计划体制下,经济形态是自上而下的指令性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的伦理范型则是自上而下的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的规范体系。二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市场经济本质上是能力优先原则和个体优先原则。由指令变为指导,由政企合一变为政企分开,由计划转为市场,这是经济形态上的重大变化。经济关系,主客体间关系,主体间关系都有了新的领域和内容。作为调节计划体制下之经济关系的伦理范型就难以调节新型的经济关系。而市场经济则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伦理范型,这种伦理范型还在建构之中。只要加以正确引导,形成一个较为先进也是历史发展所必需的规范体系是完全可能的。

第二,进取性道德意识的强化,社会道德就其社会功能而言,可分为协调性道德和进取性道德或称生存性道德和发展性道德。社会发展的相对稳定时期协调性道德居主导地位,社会转型时期则以进取性道德为主。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主要是协调性道德规范体系。它不鼓励人们有鲜明的个性,有创新意识,而要大众化、一律化。平均主义心理严重地阻碍着人们进取性道德意识的强化。这种特有的伦理规范体系。塑造了人们想问题办事情总是为别人的心理人格。市场经济把人们置于活动主体、创造主体和价值主体的位置上,使人们的伦理意识和伦理行为具有了突出的进取性。现代行为方式的多元化和多样化是这种进取性的典型表现。人们要自己去创造自己的世界,为自己而去生活。他们把勤奋、进取、忘我、冒险、求新、求精、求尖、求实视为现代伦理观的主要内涵;而把那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老实人视为无能之辈。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创新,最大限度地施展自己的才能,以满足自己、他人以至社会的需要。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竞争的时代,一个冒险的时代。不奋斗将一事无成,也许奋斗的最终结果是失败,但奋斗和追求本身就具有着永恒的意义。所以,进取性道德意识的强化,是现代伦理价值观的重要特征。

第三,道德调节功能的强化。在人类历史活动中,法律与道德同属规范体系。但法律所调节的范围乃是失范现象的极端行为,而道德调节则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社会转型时期,道德调节一方面是弱化了,但另一方面却又强化了。适应经济关系发展的新型规范体系逐渐形成。计划体制下,人们的活动领域狭小,活动内容单一。活动内容主要限于主客体间关系,主体间关系即交往关系则极为贫乏,只是由于政治的需要才走到一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道德调节的范围极为有限。加之自上而下的,观念和行为上的一律化,使道德调节的功能具有了自然而然的成效。市场经济使人的活动领域大大拓展,活动内容也日益丰富。新型关系的出现,要求新型规范来加以调节。于是,适用于一些专门领域的法律法规纷纷出台,经济法、合同法、国际法、税务法,等等;以及社会生活中更为广泛的规范体系,如军人伦理学、干部伦理学、社会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环境伦理学、家庭伦理学、企业伦理学、商业伦理学,等等。诸多法学学科和伦理学科的兴起,绝不是思想家的主观臆想,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由此观之,市场经济使道德呈上升发展趋势,即总体上的“上坡”。但值得注意的是,新型伦理规范体系的形成,从来就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是一个自觉的过程。以什么原则建立伦理规范体系,又直接涉及到价值系统结构中的价值目标问题。

二、现代价值目标系统

用价值论的语言说,政府制定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就是一个价值目标的确立过程。所谓价值目标,实质上是主体在实践中所要达到的结果在观念上的预先设定,是主体追求中的理想的价值模型,代表主体的根本利益。能否制定切实可行的价值目标,直接关系到一个单位,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如何科学地制定价值目标,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实践问题,在思维方法上,如果犯了只着一点不计其余的一点论,不分主次的均衡论,都有可能使价值目标变成虚假的目标,造成实践上的重大的损失。计划体制下,我们把政治、思想作为了首要的价值目标来加以设定,结果使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即使经过了在制定价值目标上的“假、大、空”之后,目前在一些单位、地区,仍然在搞不切实际的虚假目标。形式主义是这种现象的集中表现,但从根本上讲,现代价值目标系统的建构是科学而合理的。

1、现代生产力价值目标。关于社会结构及其构成要素的关系, 马克思早已指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创造物质生活资料和精神生活资料的根本能力。生产关系以及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上层建筑都最终服从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在生产力系统中,劳动者又占据着主导地位。而要提高劳动者的生产力和创造力,就必须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素质和操作机能。而这些又非得通过掌握科学技术不可。所以,科学技术也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力优先发展原则是现代价值目标系统中的最高目标。

2、生产关系价值目标。生产关系作为一个系统, 其内部包含有这样三个内容:(1)生产资料归谁所有;(2)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3)产品分配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消费关系。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已经决定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就是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这一目的的实现,是由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给予保证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及人们在生产中的平等合作关系和按劳分配原则,使消灭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有了现实的基础。

3、精神价值目标。人的需要按其社会功能来说, 可分为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价值对象按主体需要来分,可分为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发展生产力,就是创造物质价值对象和精神价值对象的过程。在物质需要极大满足的基础上,精神需要就必然要突出出来。于是,在现代价值目标系统中,精神生产活动及其产品就显得格外重要。精神需要的满足与提高,精神活动与精神产品的开发和利用,是使生产力持续、稳定和有效发展的强大后劲力量。精神价值目标主要包括两个内容:一是思想道德建设,二是科学文化建设。思想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保证,没有科学的、为人民群众所掌握的道德规范体系和主观念,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就难以朝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地发展。没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和一定水平的操作技能,劳动者的生产能力和高效的劳动生产率就难以保证。

现代价值目标体系的建构是一个复杂的价值工程。要保证其正确性和可行性,至少应反映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正确地反映当前事物的现状。第二,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的发展趋势。第三,反映主体的价值要求,即反映广大群众的愿望、意志、利益和理想。从改革十几年的实践结果可以看出,现代价值目标体系,基本上反映了上述三个方面的要求。但任何一个科学的价值目标的建立,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大量的调查研究,同时也允许在实践中不断补充,完善和发掘。(收稿日期:1995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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