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铁英[1]2004年在《企业文化的德性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企业的道德状况不容乐观，例如，诚信缺失状况严重、社会责任意识淡薄、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等，企业的道德建设日益为人们所关注。现实呼唤着理论研究的加强。本文旨在通过对于企业文化中德性机制的研究，为在企业中落实“以德治国”方略的基础工程，推动企业乃至社会的道德建设提供可以借鉴的理论参考。 德性因素是企业文化的根基，也是确保企业生命之树常青的根本原因。本文立足于我国企业德性建设的现状，从结构和内容上对企业德性进行了尝试性的分析，提出了企业文化中的德性机制概念，进而创新性地提出了对企业道德建设具有指导性意义的德性熏陶策略，以运用于企业道德建设的实际操作。 本文共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对企业文化与德性的关系做了分析，提出德性是企业文化理念的根本，是企业管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企业强化竞争力的有效手段，企业文化中存在着强烈的德性需求。 第二部分，对企业文化中的德性结构做了剖析。提出了德性结构中的存在的叁种范畴：指导性范畴、拓展性范畴和应用性范畴。首先，将诚信视作理念层面的指导性范畴，探讨了中西方诚信道德的内涵，从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企业长远发展的前提和企业重要的无形资产等方面分析了企业诚信存在的必要性，并对企业诚信的缺失现状与危害做了阐述。其次，对同一层面的责任意识、公正意识和公平意识进行了阐述，认为它们是诚信范畴的拓展。理念层面的四项范畴共同指导着企业活动的开展，并在操作层面延伸为生产德性、营销德性、社会德性、生态德性、人际德性等有着具体要求的应用性范畴。文章对这些范畴均做了本质含义和具体要求上的阐述。 第叁部分，阐述了进行企业德性建设的具体原则和策略。提出企业德性建设应利用企业文化的无形性和潜移默化的感染性对员工实施德性熏陶，并阐述了德性熏陶中应遵循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人为本和因地制宜四项原则，进而提出了德性熏陶实施时可采用的叁项策略：示范策略、活动策略和自我道德提升策略。
张舜[2]2013年在《论企业家的德性品质》文中研究指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而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和脊梁。企业家队伍的状态如何不仅关系于企业的生存发展,也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兴衰。企业家有诸多的规定性,这些规定性就构成了企业家的品质。企业家的好坏、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品质状况,尤其是他们的德性品质状态。在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企业家队伍日益壮大,但由于多种原因,他们的品质状况,尤其是德性品质状态令人堪忧,不仅已经成为人们非常关注的问题,而且影响到市场经济的秩序、社会的稳定乃到国家的形象。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重视、研究和解决企业家队伍的德性品质问题。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本文以企业家的德性品质为选题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研究,以期学界和社会对这一问题的重视。本文共分叁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从理论上讨论企业家德性品质的一般性问题,初步回答了企业家德性品质的含义、构成要素和主要特征。本文不是从纯粹道德的意义上考虑企业家的德性品质,而是从企业家应具备的优秀品质的意义上考虑企业家的德性品质,其中无疑包含纯粹意义上的德性品质,但不限于此。第二部分主要讨论我国企业家德性现状、问题及其原因,特别是对企业家德性品质弱化情况进行描述,探讨其弱化可能导致的危害并对导致弱化的原因进行初步的分析。第叁部分针对我国企业家德性品质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个人的建议。笔者主张从社会层面、企业层面和个人层面加强企业家德性品质的建构。从社会层面建构企业家的德性品质主要包括优化法制环境、健全相关机制和端正舆论向导：从企业层面建构企业家的德性品质主要包括确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和重视企业家的培训；从个人层面建构企业家的德性品质主要包括铸造理想人格、提升企业家自身的道德修养、锻造坚定的道德意志和陶冶企业家的道德情操。
聂增民[3]2016年在《企业道德实践研究》文中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网络信息化时代,特别是在我国经济转型期,面对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利益格局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在企业治理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遇到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加之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使得诸多企业在生产经营实践中疏于“软实力”培育,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缺德经营等问题。也有些企业在道德实践上存在着形式主义或虚无主义现象。因此,有必要对企业道德实践作专门研究,以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打造企业品牌形象,提升企业文化“软实力”,厚植发展优势,推进企业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叁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基于我国经济“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新常态,提出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十叁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思路。为此,本文运用管理学、伦理学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理论和方法,对企业道德实践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旨在为现代企业改革的深入,提升企业文化软实力,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现实依据。本文首先阐释了企业道德实践的概念内涵、本质特征及其价值,作为立论的前提和基础。企业道德实践是指在企业在一定的道德意识指导下,坚持“德利合一”原则,协调利益关系,规范道德行为,并以提升“软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目的的活动。其次,明确了“企业道德实践”这一核心概念的使用。由于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式,它是精神的,但它不能仅仅停留在思想意识的精神层面,必须实际践行,所以说道德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精神”,是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统一。再次,在阐明企业道德实践概念内涵、本质特征的基础上,揭示了企业道德实践的价值。企业道德实践与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内在统一性,是能够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战略性资源,有助于形成奋发向上、崇德扬善的正能量,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迈向新水平。中外企业道德实践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为道德实践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基础。在我国,传统文化意义上秉承了“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厚德载物”等道德原则和规范,坚持以义兴利为前提,以诚实无欺为核心开展商企道德实践;在西方,工商经济发展早,市场经济发达,经济伦理思想丰富,西方经济伦理主要基于理性、崇尚科学知识,追求贸易自由,强调契约公平,尊重人权、重视“功利”,肯定经济与道德的内在关联。但存在价值冲突以及神、人二元问题,存在道义与功利两分、效率与公平的矛盾问题;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的道德实践和道德与利益的关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关理论等,为我们深入研究新形势、新常态下的企业道德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企业道德实践内容丰富,范围广泛。就企业道德实践系统而言,它涉及到企业道德实践主体、企业道德规范、企业道德客体及环境等基本要素。企业道德实践主体指涉作为独立法人的企业及其内部所有成员。企业主体是企业道德实践的承担者和践行者,它是企业道德实践的首要因素。企业作为独立法人,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过程中,不但要追求企业利益的最大化,还要讲道德,并且对企业行为的选择必须承担道德责任;企业道德规范是企业道德实践不可或缺的要素,它是企业道德实践的准绳。我国企业道德规范包括一般规范和具体规范。一般规范基于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规范旨在讨论企业以怎样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要求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主要包括团队意识、公平公正、德利并重、责任担当、诚实守信等;企业道德环境也是企业道德实践的重要因素。企业道德实践环境主要指涉企业道德实践的社会环境,即企业开展道德实践活动的内外部社会条件的总和。企业道德环境影响企业道德实践,同时企业道德实践也不断地改变着企业道德环境。就企业道德实践内容的层次结构而言,主要涉及到企业发展道德实践、企业交往道德实践、企业运行道德实践和企业管理道德实践。企业道德实践层次与企业道德实践系统要素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构成企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即企业道德实践系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国企业道德实践要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企业经营观和价值观,塑造以“诚信”为本、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的良好形象,推进企业和谐有序、可持续发展。现实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现实需要是理论的原动力,问题与需要促使人们思考并寻找求解路径,因此,对企业道德实践现状的考察和问题分析非常必要。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企业道德实践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如从被动适应向主动实践转变,从被动式学习向主动式学习转变,社会责任的履行由“他律”向“自律”转变,等等。然而,由于我国企业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道德实践基于“重利轻义”的价值取向,使得诸多企业在生产经营实践中存在疏于“软实力”培育、价值取向偏离,以及不同程度地存在形式主义诟病和道德教育乏力等症结,也引发了不少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有些企业利润至上,重利轻义,甚至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坑蒙拐骗,严重影响了企业自身正常经营和持续发展,使得道德实践难以发挥范导作用。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对企业道德实践认知不到位,社会转型期价值观错位,极端利己主义的影响,企业道德理论和道德教育与企业实践脱节。面对大数据时代的变革,创新、融合成为企业发展的主旋律,同时企业道德实践也面临新的任务和挑战。企业道德实践“模式”需要从“主体”本位向“交往”本位转变,从“依法治企”模式向“德法并举”模式转变,从被动行动过程向主动行动过程转变,最终推进企业实现“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将企业道德力转化为企业核心竞争力。在认识方法上,企业要基于系统方法透视企业道德实践,并探求分形理论在企业道德实践系统认识中与系统方法的互补性问题;在实践上,企业要加强企业道德实施规划的管理,探寻企业道德实践运行的驱动力。具体而言,就是要将企业道德实践纳入企业战略管理、有助于推进企业与国民经济共同发展,将企业道德实践融入过程管理、打造富于价值创造力的“名牌企业”,将企业道德实践具体化为企业的责任担当、推进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面对我国经济运行新形势新要求,要加强企业文化“软实力”的培育,积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创新企业道德实践进路,突出道德素质养成、努力打造企业经济发展新坐标。同时,要运用现代管理方法和手段,努力塑造企业在社会公众中的良好形象,提升企业文化“软实力”,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王美君[4]2016年在《企业员工幸福观及其培育研究》文中认为幸福是人类始终不渝的追求,也是人类社会的永恒命题。可以说,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人类不断追求自身幸福生活的历史。然而,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人类物质财富获得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人类的幸福感却没有获得与之同步的增进,人类精神的失衡尤其是偏离科学的幸福观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当今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型的关键时期,面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加复杂尖锐。身处如此现实环境之下,我国企业员工的幸福观必然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冲击。企业员工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坚力量,幸福观是否正确不仅关乎个人幸福,更关乎人民幸福和社会主义现代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因此,大力培育企业员工树立科学幸福观,不断增强企业员工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就成为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和崇高责任。幸福观是人们对于什么是幸福以及如何获得幸福等人生系统中有关幸福问题的总的看法与根本观点,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幸福问题上的具体体现。文章以幸福与幸福观的相关概念、主要特征、基本内涵等为切入点,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重点阐述了幸福观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关系,全面梳理了中西方传统幸福观、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以及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对幸福观理论的创新发展,系统总结了古今中外幸福观的思想演变、内在逻辑和理论基础。与中西方传统幸福观相比,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批判继承了人类一切幸福思想精髓,从人的现实生活需求出发,将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过程幸福与结果幸福、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创造幸福与享受幸福等有机统一起来,突破了中西方传统幸福观的片面性和直观性,彰显出鲜活的理论生命力和巨大的理论潜力,因而是开展企业员工幸福观培育的重要理论指南。培育企业员工构建科学幸福观,就要以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为指导,充分汲取中西方传统幸福观积极内核,帮助企业员工正确认知幸福、合理追求幸福,实现企业员工的自由全面发展。围绕这一培育目标,文章通过选取全国不同地区、行业、类型的企业员工作为调研对象,对新时期广大企业员工的幸福诉求、幸福取向、幸福预期等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从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价值多元化等方面,深刻剖析了企业员工幸福观培育所面临现实困境的主客观原因,提出了以坚定理想信念为幸福起点、以强化社会责任为幸福导向、以涵育道德品格为幸福依据、以促进和谐统一为幸福归宿等培育内容,一元主导与多样引导并进、继承传统与求实创新并行、以人为本与系统渗透并重、正面激励与民主管理并举等培育原则,人文关怀与心理疏导相结合、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共性教育与个性教育相结合等培育方法,以期引导企业员工将科学幸福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企业员工幸福观的培育是一个由低到高不断生成的复杂的集合体,离不开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环境。文章立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和企业员工幸福观的调研现状,从宏观、中观、微观叁个维度着手,将社会、企业、员工叁者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性提出了企业员工幸福观培育的实现路径。在社会层面,要大力倡导公平正义、持续改善民生、坚持以民为本、强化正面舆论,凸显引领全社会的正确幸福导向;在企业层面,要通过组织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机制创新等,切实为企业员工成长成才搭建幸福平台;在个人层面,要全面掌握丰富实用的幸福知识、努力提升高尚优雅的幸福素养、积极塑造阳光乐观的幸福心理,真正提高企业员工感知幸福、创造幸福、享受幸福和传递幸福的能力。总之,培育企业员工幸福观,是一项艰巨而持久的系统工程,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企业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发展和员工的思想实际出发,综合运用思想教育、舆论引导、文化熏陶、实践养成、政策支持等手段,才能增进企业员工对科学幸福观的思想认同、文化认同、价值认同和情感认同,为建设幸福中国、构建和谐幸福企业提供强大精神动力,让广大企业员工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奋力实现中国梦的时代征程中,享受到尊严与幸福。
李霞[5]2016年在《基于思想教育的民营煤矿安全文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企业安全问题是决定企业发展的重要因子。企业安全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人的因素是最主要的。越来越多的企业把安全文化建设作为重要的发展战略,其中,思想教育在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战略中居于首位。煤矿特别是民营煤矿是事故高发的重灾区,安全事故频发已经严重羁绊我国煤矿安全生产发展。着名的“3E对策”安全理论揭示出:在安全生产所需要的叁个保障中,科技、管理和文化的贡献率分别为58%、27%和15%。安全文化的单独贡献率虽然不高,但它在发挥自身基础性和根本性作用的同时,也对科技效能的发挥和监管作用的大小产生着重要影响。因此,安全文化既是安全生产的自变量,也是安全生产的因变量。煤矿安全生产需要科技和装备等硬实力的投入,更需要思想文化理念这种软实力的打造,只有注重软实力与硬实力的有效结合,以软实力有效促进硬实力作用的发挥,才能从根本上保障煤矿安全生产。从思想教育这一独特视角,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思想教育德性教育理论为基础、综合运用企业文化人本理论和心理资本理论,采用实证研究、比较研究和田野调查法等研究方法,审视了民营煤矿安全文化建设的现状,剖析其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揭示了思想教育对民营煤矿安全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论文进行实证研究,选择山西晋城地区李村煤矿作为民营煤矿安全文化建设的实证样本,并选取处于同一地区、具有相同文化和历史背景的陈庄国有煤矿作为参照系,实证研究的整体思路:建立叁个剖析面、构建两个对比系。叁个剖析面为:2010年李村煤矿安全文化建设的五圈层剖析面、2010年陈庄煤矿安全文化建设的五圈层剖析面、2015年李村煤矿安全文化建设的五圈层剖析面;两个对比系为:2010年李村煤矿与2010年陈庄煤矿的安全文化剖析面的横向对比系和李村煤矿2010年与2015年自身安全文化剖析面的纵向对比系。实证研究揭示出:国营煤矿发展较为成熟的安全文化并不能简单的在民营煤矿照搬套用,必须结合民营煤矿自身特点建设符合自身实际的民营煤矿安全文化,而且尤其要注重发挥思想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深入的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基于思想教育的民营煤矿安全文化建设的路径: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煤矿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方向,培养民营煤矿的安全责商、创新民营煤矿安全文化建设方式,把思想教育深度融入煤矿中心工作、为安全文化建设搭建平台,高度重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使其成为民营煤矿安全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论文注重创新:一是在剖析传统的“叁圈层理论”、“四圈层理论”、“陀螺模型”、“雷达模型”等各种企业文化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民营煤矿的实际,第一次提出了煤矿安全文化建设的“五圈层雷达模型”,将“安全科技文化”作为煤矿安全文化的一个重要圈层,并努力揭示各个圈层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该模型是对以往圈层理论与模型的丰富与拓展。二是本文在剖析个人不安全行为形成机理的基础上,提出了思想教育是解决民营煤矿个人不安全行为重要手段的新观点。叁是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对象,从思想教育的视域,对民营煤矿安全文化建设进行研究;并针对当前企业安全文化建设中过于注重外部环境的营造,提出民营煤矿安全文化建设要围绕“本质安全人”来进行。
成坤[6]2010年在《以人为本——当代企业管理的伦理原则及内化路径》文中研究指明企业管理伦理是以企业自身为行为主体,以企业经营管理的伦理观念、价值观念、企业文化为核心,在处理企业内外部各种关系时所应自觉遵守的伦理原则、道德规范及道德实践的总和。其理论与实践的完善无论是对企业效率的提高还是经营管理行为的规范化亦或企业相关利益者的权益不受损害,还是对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都具有极重大的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不仅是一个经济实体,也是一个伦理实体。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企业作为经济基础的载体,各个层面的活动都要受一定的道德意识、道德原则的左右,不可能也不应该摆脱伦理道德的约束。但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企业往往为了追逐利益过于重视其作为经济实体的性质,而忽视了其作为伦理实体存在的意义和它所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在这种认识的影响下,不少企业片面的专注于对利润和经济利益的追求,在偏离企业发展的道德意义之路上愈行愈远,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同时也越来越制约企业自身发展。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新理念不仅是我党执政、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也是企业管理的伦理原则。以人为本的企业伦理思想肯定了企业管理的基本价值观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伦理精神,对企业伦理道德内化和企业管理伦理运行外部环境的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建设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伦理道德,对进一步推动我国企业伦理道德建设,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保障我国企业健康顺利发展和积极回应经济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挑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研究大量有关文献,在充分利用网络资源的基础上,在深刻剖析我国当前企业存在的伦理问题和借鉴国外企业伦理研究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通过对我国企业伦理道德现状的分析,围绕“以人为本的道德伦理意义何在?以人为本何以体现企业管理伦理的基本原则?以人为本的当代企业管理的伦理原则内化路径何以可能?”等几个问题展开了论述,以图厘清以人为本的企业管理伦理原则的现实意义、价值和内化路径。
乌兰哈斯[7]2017年在《马克思幸福观视野下的中国现代幸福企业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一个群体、组织中的成员,都渴望在群体或组织中获得幸福。现代企业,作为重要的社会组织,作为承载着千万员工幸福生活的基本单位,为组织成员创造幸福是企业首要的社会责任,也是企业长青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国际形势和国内环境风云变幻的今天,中国现代企业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与挑战,企业过去忽视人的价值而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管理逻辑已经不利于企业在新的战略环境里的生存与发展,企业只有把人的幸福作为企业发展的目的和手段,以人的幸福最大化促进企业效益的最优化,才能赢得组织的长远发展。尤其在现代社会中弘扬人性,尊重人的价值,实现人的幸福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趋势,这就要求作为社会微观单位的现代企业在经营管理活动中必须弘扬人文精神,关注人的幸福问题,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建设幸福企业,促进组织成员、组织和社会的共同发展。现代幸福企业是由"幸福人"所构成的组织,是致力于为全体成员创造幸福的组织。在组织中虽然每个成员对幸福的价值诉求存在差异,但企业可以在科学的幸福理论的指导下形成全体成员一致认同的组织价值观念,引导全体成员追求幸福的行为,实现组织成员普遍的幸福。因此,要建设惠及全体成员的幸福企业就需要在科学的幸福观的引导下进行。马克思的幸福观,从唯物史观出发,考察了人类社会的幸福问题,论述了人的发展与人的幸福之间的辩证关系、人的幸福与实践活动的内在必然联系,形成了包括幸福的主体规定、幸福的实践规定、幸福的目标规定叁个层面清晰的理论逻辑框架,明确指出现实的人只有在实践活动中不断追求全面自由的发展,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马克思的幸福观是实践证明的科学的幸福观,全面而准确的把握了幸福的实质,为人类指明了通往幸福的道路。因此,以马克思的幸福观引导中国现代企业的管理实践,不仅能够实现企业全体成员的幸福,而且能够推动企业健康持续的发展。基于以上认识,本文从中国现代企业改革与发展进程的现状出发,立足于马克思幸福观的理论视野,考察了中国现代企业发展中人的幸福问题,试图构建中国现代幸福企业的逻辑框架,为中国现代幸福企业的现实构建提供可行性路径。论文最终形成了五章内容:第一章"中国现代幸福企业建设的必要性考察"。文章立足于中国现代企业发展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的改变,阐述了中国现代幸福企业建设的必要性,从历史发展维度的传承需要,时代特征维度的应变需要以及可持续发展维度的生存需要叁个层面进行了探讨。首先,文章着眼于东西方文化的视野,梳理了从古至今、从东方到西方人们孜孜不倦追求幸福的过程,论述了中国现代企业在发展中传承人类社会恒久主题的历史责任。其次,文章立足于时代发展的特征,指出在当今企业社会化,社会企业化的时代背景下,企业所担负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的幸福转型;又进一步从现代企业发展所面临的新的战略环境角度,探讨了企业以员工幸福为核心创新管理模式的必要性。最后文章阐述了建设中国现代幸福企业不仅是企业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更是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第二章"中国现代幸福企业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文章通过对西方哲学史上主流幸福观的分析及研究,考察了马克思幸福观的理论渊源;通过马克思对黑格尔及费尔巴哈唯心主义幸福观的批判,考察了马克思幸福观确立的现实依据,从而在整体上把握了马克思幸福观体系的建构。文章由此展开了对马克思幸福观的系统解读,深入把握了马克思幸福观的理论旨要。马克思的幸福观立足于现实的人,旨在以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最终实现人的幸福。因此,本文从马克思幸福观的主体规定、实践规定以及目标规定叁个层面,全面的解读了马克思对"现实的人"的关注,论述了现实生活世界以及幸福的实践生成过程,论述了人的全面发展与幸福、人的自由发展与幸福的关系,清晰的把握了马克思幸福观的逻辑脉络。第叁章"中国现代企业的幸福危机考察"。本章旨在以马克思的幸福观透视中国现代企业的幸福危机,探讨中国现代企业幸福危机的症候及成因,为中国现代幸福企业的建设扫除障碍。文章首先分析了近年来中国企业面临和遭遇的一系列幸福危机案例,而后进一步总结出了普遍存在于中国现代企业中的四种幸福危机症候,最后又从社会发展的宏观角度探究了中国现代企业幸福危机的成因,明确指出资本逻辑的全球扩张,异化消费现象以及与我国社会转型相伴的伦理危机是造成当下中国企业幸福危机的深层次原因。第四章"中国现代幸福企业的逻辑框架"。论文前叁章充分把握了中国现代幸福企业建设的现实依据和理论基础,本章试图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国现代幸福企业的逻辑框架。根据马克思幸福观的理论规定,构建中国现代幸福企业的逻辑框架就需要围绕幸福企业的主体、幸福企业的实践以及幸福企业的目标这叁个层面展开。因此,文章结合积极心理学与企业管理学的相关理论知识,首先对中国现代幸福企业的人性基础进行了"幸福人"的人性假设,并通过对现代企业幸福管理作用机理的分析,论述了中国现代企业幸福管理的实践可能,最后设定了中国现代企业发展的幸福目标,通过以上叁个方面的交汇融合,绘制出了一个具有可行性的中国现代幸福企业的模型。第五章"中国现代幸福企业的现实构建"。本章是在中国现代幸福企业逻辑框架研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探讨了中国现代幸福企业的构建原则及构建路径,并建立了相对应的现代幸福企业的评价体系,引导中国现代幸福企业的建设从理论探究转向现实构建。在文章的最后,笔者论述了建设中国现代幸福企业的现实意义,明确指出建设中国现代幸福企业不仅有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有利于推进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更是对美丽"中国梦"的具体实践,阐述了建设中国现代幸福企业对于企业、社会、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
李靖[8]2017年在《所罗门经济伦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经济伦理学在美国兴起以来,经济伦理学家大多采用原则伦理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而罗伯特·C·所罗门(Robert C.Solomon)是西方有影响的从德性伦理路径来研究经济伦理的着名学者。所罗门的经济伦理思想,通过西方通行的对经济活动诸如"丛林"、"牛仔资本主义"等隐喻的分析,恢复了商业、经济的本来意义即商业经济是为了提供良好的服务和产品,从而实现社会普遍繁荣。所罗门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汲取智慧,基于社会中的个人而非原子式的个人主义来理解经济活动,主张从公民的角色中来认识经济活动主体的身份和责任,将经济活动还原到社会这个更大的共同体中,将团体(community)、卓越(excellence)、成员资格(membership)、诚信(integrity)、判断(judgment)、整体(holism)这六个要素与商业经济活动的关系作了深入的探讨,定义了经济活动的基本美德是诚实(honesty)、公正(fairness)、信任(trust)和坚韧(toughness),根据经济活动的目的提出了企业自身的美德:友善(friendliness)、荣誉(honor)、忠诚(loyalty)、廉耻(shame)等。所罗门的经济伦理研究克服了原则学派的偏颇,即仅仅诉诸理性通过原则推理来解决经济伦理问题或困境,注重作为公民的经济主体的德性的培育,不仅对于西方经济伦理学理论和实践,而且对于我国经济伦理研究和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基于所罗门1992年所出版的《伦理与卓越——商业中的合作与诚信》一书,探讨所罗门的经济伦理思想及其对当代经济伦理和我国经济伦理的理论和现实价值,主要分四个部分来论述:首先,在绪论中介绍和评论所罗门经济伦理思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其次,探讨所罗门经济伦理思想的理论渊源;然后,用叁章来分析和论述所罗门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最后,从国际和中国经济伦理方面,对所罗门经济伦理思想的理论价值及其现实意义,提出自己的看法。
李绍伟[9]2014年在《社会教育的德育功能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学校德育的实效性遭遇着严峻的外部冲击，而社会教育的德育功能却长期受到忽视，这是现代德育面临的客观现实境况。社会教育是人类教育的基本形态和永恒存在，与学校教育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其内在的德育功能对于和谐社会秩序建设具有不可或缺性。因此，必须摒弃德育即为学校德育的固化理念，在创新学校德育的同时，加强社会教育的德育功能理论研究，确立社会教育德育功能的德育地位，探寻社会教育德育功能的实现规律，这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具有基础性和长远性意义。社会教育的德育功能是人们在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中所受到来自于社会制度、社会组织、大众媒介、社会活动、社区文化以及人际交往等各种德育影响的总和效应，其根本特征在于实施主体的多元化和受教主体的全民性。在实践特性上，社会教育的德育功能具有自主性、创造性、交往性以及情境性，体现了人追求生命意义和精神价值的主体性文化自觉，是社会道德秩序自我调整和完善的内在机制。对社会教育德育功能理论演变的研究，不仅能够确证社会教育德育功能的客观存在，更在于对社会教育德育功能的认知发展逻辑的深入探寻。本文探索性地将社会教育的德育功能理论划分为混合共生、相对分离和趋向统合叁个发展阶段，研究发现社会教育德育思想经历了从关注社会生活德行伦理，到倡导人道主义帮助伦理，再到追求完整社会人格伦理的理论致思进程。这一辩证性思想进程不仅反映出社会教育的德育功能内涵逐渐变得丰富全面，而且更加关注对全体社会成员的德育功能实现，折射出社会教育德育功能向人的类本性的复归趋势。社会教育的德育功能具有客观自在性，关键在于如何得到真正实现，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实现程度存在明显差异。依据马克思的人类社会发展“叁阶段”理论，社会教育德育功能实现随着人类交往关系的阶段性演变而呈现出强势主导、整体式微和全面实现的历史发展动态，表明社会教育德育功能的实现与人的社会交往关系结构存在着内在因果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在对中国社会教育德育实践的历史考察之中得到了进一步确证，从而尝试探索出社会教育德育功能的实现规律，即不同的社会交往关系结构决定和制约着社会教育德育功能的实现程度。在人的依赖性社会交往关系中，社会教育的德育功能只能在生活伦理秩序上得到实现；在物的依赖性社会交往关系中，由于人的原子化生存社会教育德育功能的实现受到抑制；在人的平等自由社会交往关系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社会教育的德育功能才能得到全面实现。在现代社会中，正是由于以人为中心的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整体性社会交往关系结构遭遇了工具理性和物质主义的侵蚀和消解，使得社会教育德育功能因主体缺失而陷入现代性困境。而在当代中国人的社会交往关系结构同样由于急剧社会转型过程中主体利益观念、主体正义行为、主体意义关怀、主体价值取向的深刻变化而出现现代性异变。基于现代公共领域的不断扩张和传统共同体的日渐消逝，西方学者们提出了在公共理性基础上建立具有伦理精神的普遍性制度规范，以及以共同体化的现代社会生活培育人的德性品格的学理性致思努力，对构建现代社会交往关系结构具有重要的借鉴参考价值，但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互为前提，才能形成突破社会教育德育困境的现实逻辑理路。当代中国社会教育德育功能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应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扬弃与超越中国传统社会教化和民国时期社会教育，积极借鉴西方社会教育德育实践的有益经验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教育的成功经验，着眼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新社会德育主体的生成和新型社会交往关系的型构。在社会教育德育功能实现的路径选择上，关键在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加强各个社会教育德育主体的良性互动，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行动准则；坚持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开展社会德育活动，不断扩大社会德育活动的参与主体，充分彰显社会德育活动的人民性；全面建构现代社会生活共同体，积极建设人们的精神文化家园，在现代化社会生活的和谐互动中陶冶和培育人的德性人格。
王兴尚[10]2001年在《周秦文化传统与现代企业文化建构》文中认为从文化类型上看，周文化是信念文化，重视彼岸性天命、德性精神、礼乐象征体系；秦文化是责任文化，重视此岸性“公利”、理性精神、法术势管理体系。周秦文化的类型特点为现代企业文化建构提供了借鉴。企业信念文化的建构，关键在于确立以经济使命为宗旨的共同目标、确立以人为本的经济德性、确立企业文化象征体系；企业责任文化建构，关键在于确立物质利益机制、确立理性化管理机制、确立法术势结合的规范体系。信念文化为企业提供精神导向。责任文化为企业提供发展动力，二者是互补关系。
参考文献：
[1]. 企业文化的德性机制研究[D]. 胡铁英.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2]. 论企业家的德性品质[D]. 张舜. 湖北大学. 2013
[3]. 企业道德实践研究[D]. 聂增民. 河北师范大学. 2016
[4]. 企业员工幸福观及其培育研究[D]. 王美君. 湖南大学. 2016
[5]. 基于思想教育的民营煤矿安全文化建设研究[D]. 李霞. 中国矿业大学. 2016
[6]. 以人为本——当代企业管理的伦理原则及内化路径[D]. 成坤.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 2010
[7]. 马克思幸福观视野下的中国现代幸福企业建设研究[D]. 乌兰哈斯. 中央民族大学. 2017
[8]. 所罗门经济伦理思想研究[D]. 李靖.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7
[9]. 社会教育的德育功能研究[D]. 李绍伟. 中国矿业大学. 2014
[10]. 周秦文化传统与现代企业文化建构[J]. 王兴尚.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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