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6]01～0026～06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命题，据称最初是1938年4月由艾思奇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中提出来的。在艾思奇看来，哲学不是神秘的思想，也不是学院里的运动，哲学研究必须走出学院，和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形成理论，并且在指导实践活动过程中不断地向前发展。他认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当然，艾思奇当时的这种说法，也只能说是在某种意义上蕴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命题。我们认为，毛泽东同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可理解为较明确地蕴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命题。毛泽东指出：“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教条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①毛泽东在这里主要是针对教条主义错误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去谈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他要求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去创造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形态。显然，在毛泽东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中，明确地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意蕴。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疑应包括对作为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不可能有作为完整意义的、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人们提出和言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命题(或话题)，也不仅仅是像当年毛泽东那样主要是针对教条主义(也包括狭隘经验主义)而言的。改革开放以来，学界曾针对改革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提出要创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理论形态。显然，由于这个命题在历史行进中所针对的问题及其侧重点是不同的，故对这个命题的理解所蕴含的内容也必然是会有所不同的。 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维度来说，我们认为，这个命题的内在逻辑包含着三个主要的问题域：即“谁去化”、“化什么”和“怎么化”。“谁去化”思考和回答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体问题；“化什么”思考和回答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对象与内容问题；“怎么化”思考和回答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方法与路径问题。本文侧重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的内在逻辑，从方法论维度去探究和澄明它的这三个主要问题域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谁去化”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中的“谁去化”的问题，是事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化中“谁化谁”的一个重大问题。长期以来，由于人们采用传统的思维方式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中“谁去化”问题的一些错误理解，因此，我们首先有必要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中的“谁去化”这个重要问题。 (一)以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中“谁去化”问题的误解 以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中“谁去化”问题的理解，有的是采用传统的“体用关系”思维模式去进行解读，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以中国哲学为“体”，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用”，简称“中体马用”；或者相反，认为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体”，以中国哲学为“用”，简称“马体中用”。我们认为，实际上，这两种观点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中“谁去化”问题的错误理解。 我们知道，“体用关系”的思维模式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就“救亡图存”中如何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所持的思维模式。所谓“中体西用”是指以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为根本，以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和价值体系尤其是民主政治和科学技术为功用；“西体中用”则相反，主张“以西为体、以中为用”。显然，如果我们用“体用关系”的思维方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中的“谁去化”问题，就会导致或者丢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根本、本质和精神实质)，如“中体马用”的观点；或者丢掉经改造可以利用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因为，整体意义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是不能“为用”的，如“马体中用”的观点。所以，采用传统的“体用关系”思维模式，是不可能科学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中“谁去化”的问题的。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中“谁去化”的问题，还有人采用传统的“主客体关系”思维模式去理解。必须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中“谁去化”的问题，也是不能从传统的“主客体关系”思维模式去理解的。因为在这种思维模式中，不仅把中国预设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体，而且把中国看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具有能动性的主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被动性的客体。我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命题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的重大实际问题等等，它们都是一种实存的实际，它们都是主体(实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人)要去“化”的一种客体。必须指出，这种传统的“主客体关系”思维模式，实际上正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批判的、旧唯物主义的“客体的或直观的”思维方式。所以，采用传统的“主客体关系”思维模式，是不可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中“谁去化”的问题作出合理解释的。 (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中“谁去化”问题的合理理解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中“谁去化”的问题，应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倡导的从实践理解问题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去进行理解，即从实践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内在的主客体关系。我们认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中“谁去化”的问题，需要澄明这样两种形态的主体：(1)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种理论创新活动的实际行动主体，即实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种理论创新活动的行为主体是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本质上是一种理论创新活动，如果不澄清这种理论创新活动的实际行动主体，就会因对这种理论创新活动的实际行动主体的虚置，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活动落不到实处。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际行动主体”，只能是“实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人”。这个“人”，既包括个体的人(如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工作的人)，又包括群体的人(如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2)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种理论创新活动的理论导向主体，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活动中的理论主导是谁，即确认这种中国化活动中“谁化谁”的问题。如果不澄清这种活动中理论导向的主体，我们就会因理论导向主体的虚置，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活动中“谁化谁”的问题缺乏明确的规定性。 我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中“谁化谁”的问题，是指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化中国的重大实际问题、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等，而不是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的重大实际问题去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如果以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的重大实际问题等去化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么“化出来”的就不仅不可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反而只能“化”出各式各样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去化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的重大实际问题等，才合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中“谁化谁”问题的本质规定性，由之，才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种理论形态。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化什么”的问题 (一)目前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化什么”问题的理解 在目前我国的学术界，有人在自己的研究中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中的“化什么”的问题。例如，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遗产；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华与中国革命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多数学者更倾向一致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以上两种“化”的含义兼而有之，即在内容上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加充实、丰富和完善，在形式上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我们认为，这些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观点，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中“化什么”的问题上，虽然都有自己所秉持的一定道理，但从总体上说，它们都是不够全面、具体和深刻的，甚至可以说，它们中没有一种观点能够说是对该问题给予了真正科学的阐释与澄明。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化什么”问题的合理理解 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化什么”的问题，实际上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同中国的“什么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因而，这个“化什么”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的内在逻辑中所应澄明的又一个重要问题。那么应同中国的“什么实际”相结合呢?这个问题域的涵盖尽管很广泛，但具体地说，可以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应与中国的以下三个主要方面的实际相结合：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要求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重大实际问题相结合。马克思曾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②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③这说明，是解决中国的重大实际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产生了客观需要，是认识和解决中国的重大实际问题要求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首要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重大实际问题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分析、研究和解决中国的重大实际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建构出合乎中国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早在上世纪40年代，艾思奇就曾指出：“在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或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上，用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了的辩证唯物论的和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来具体地客观地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关系，来决定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民族革命斗争中的具体任务及战略策略；中国化决不是丢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意思。”④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重大实际问题相结合，我们认为应注意以下两点：(1)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命题中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是从实践理解问题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而不是从物本主义理解问题的像艾思奇所说的辩证唯物论(或主义)哲学。这个问题尽管到现在学界中的争议仍然很大，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合理性说，人们只有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才能合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地去分析、研究和解决中国的重大实际问题，从而把握这些问题的实践的对立面统一。(2)面对中国不同时期的众多问题，要找出每一历史时期中那些由客观现实规定的、具有哲学意义的重大问题，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实践理解问题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去分析、研究和解决这些中国的重大实际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实际问题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取得实质性进展，从而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种理论形态。例如，在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我国的重大实际是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问题，毛泽东在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形成了一种革命的实践思维方式和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的重大实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在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形成了建设的实践思维方式和邓小平理论的哲学思想。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要求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中国是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在其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其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一方面，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也必须批判继承，就是说“即便对其所谓的精华的东西，在继承中也不能搞所谓兼收并蓄，需要批判它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思维方式、意蕴，升华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对其作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诠释”⑤；另一方面，对中国传统的落后文化，也不能搞全盘否定，可以进行所谓的抽象继承，就是说“即便是对所谓糟粕的东西，在批判中也不能搞全盘否定，要注重发掘其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成分，以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炼、升华的资源和借鉴”⑥。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中，在方法论上，我们应把这种批判继承和抽象继承很好地结合起来。同时，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还必须指出：(1)它不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化”，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演变为“儒家式的”或“道家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指要用马克思思主义哲学从实践理解问题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来分析、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使其中的优秀文化成果(具有合理性的成分、因素和智慧)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吸收，从而使其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得到继承和发扬。(2)前述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在内容方面的继承发扬关系)，同时也就是通过一种所谓吸取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形式来增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在表现形式方面具有为中国人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容和形式是一种内在结合、密不可分的关系，即形式是表达内容的形式，内容是形式所表达的内容。 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要求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实的时代特征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里所说的时代，既指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所处的大时代，即人类社会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时代，我们现在仍处在这个大时代之中；也指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所处的小时代，如中国的革命时代、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和改革开放新时代等小时代；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代，也还可以分为一些更小的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实的时代特征相结合，在方法论上就是要在关注大时代时代特征的基础上，把着眼点放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分析、研究和反思中国的重大实际问题所处的时代环境和时代条件，结合各个时期的时代特征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凸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伴随时代并引领时代前进的性质和价值。这就告诉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要把大时代和小时代结合起来，不能只看大时代，从而秉持“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可以直接指导中国具体实践的见解，所以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无须中国化；也不能只看小时代，秉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不适用于中国具体实践的见解，所以认为无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关于“化什么”的问题，毛泽东哲学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哲学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四个全面”等所体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取得的代表性成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同中国现实的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问题上，为我们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了典范。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怎么化”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转化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各种形态的理论的问题；又是一个在这种结合和转化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即理论创新的问题。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个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这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⑦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命题来说，就是要求把“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与中国的重大实际问题、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和中国现实的时代特征的结合中，去创造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理论形态。这样，就有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中的“怎么化”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活动的一般路径和方法的问题。探究这个方法论的问题，就是要寻求由“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之间的中介，从而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活动能够遵循正确的路径和方法去行进。 自上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就开始了。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既产生了作为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结晶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种形态，也产生了作为传统教科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种形态，还产生了作为学术研究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种形态。这些各式各样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所遵循的一般的途径和方法，其中有具有合理性的，也有不具合理性的，值得我们去作认真的分析研究和具体性的概括总结。但从一般意义说，不能抽象地谈论诸如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关于“怎么化”的一些原则和方法，而应在具体地贯彻这些原则和方法中，能够在整体上体现出“既‘回到马克思’、又‘走出马克思’”这个更为根本的原则和方法。 所谓“回到马克思”，不是指回到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也不是指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的相关话语，而是指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研读，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考问题的“道”和“理”——亦即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实践理解问题的思维方式，以便用这种新的思维方式去分析、研究中国的重大实际问题、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现实的时代特征等。就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情形来说，我们对作为“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几乎都是独白式的：或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的“文本”去解读“文本”；或者以俄国人的或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翻译式、寻章摘句式地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的“文本”。显然，这些都是一种难以“回到马克思”也根本“回不到马克思”的做法。而一旦“回到马克思”成为一种学术研究的时尚时，有的人又机械地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话语，导致了在这种学术研究中教条主义、文本主义大行其道，这就根本谈不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了。在“回到马克思”的问题上，我们应牢记恩格斯的教导：“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⑧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回到马克思”，就是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的“文本”中，去理解、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考相关哲学问题的“真精神”，即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实践理解问题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这种从实践理解问题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才是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所使用的根本方法。 所谓“走出马克思”，就是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活动中，不能拘泥于或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话语，而是根据中国的重大实际问题、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现实的时代特征等实际情况，像马克思那样从实践角度去分析、研究这些相关哲学问题，从而进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造。关于“走出马克思”，必须澄明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我们为何要“走出马克思”?对于教条主义者来说，“走出马克思”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不敬，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离经叛道!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只可以照抄照搬地固守经典文本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可以“走出马克思”。对于历史上的修正主义者来说，他们认为经典文本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了、“不适用”了，所以必须“走出马克思”。这些都是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错误态度和方法。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在其经典文本中，只是提出了一些具有根本性和决定性意义的命题、观点、论断及相关思想，在许多相关哲学问题上并没有把它们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尽管马克思当年曾设想用8～10个印张的篇幅来做这件事，但因其他更为紧迫的任务，尤其是后来对《资本论》的研究和写作，马克思这一宏愿并未能够实现)。由于我们所致力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不能局限于马克思对相关问题思考的话语，又不能仅局限于马克思所思考的那些问题，更不能局限于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因囿于当时的时代条件所达到的水准。所以我们不“走出马克思”，就只能局限于马克思而不能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诚如梅林在《保卫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所指出：马克思“是一个从根本上扩大了人类的认识限度的思想家，我们也就是珍视这一向前的步伐，但并不是把它看作是人类认识的终点……”⑨所以，我们才主张不仅要“回到马克思”，而且要“走出马克思”。因为，不“走出马克思”，我们就找不到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好途径! 第二，我们依据什么“走出马克思”?“走出马克思”的依据，既不能是马克思关于相关哲学问题思考的那些话语，又不能是马克思所思考的那些哲学问题及其现成的答案，而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实践理解问题”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针对当时有人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恩格斯曾告诫道：“不要生搬硬套马克思和我的话，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像马克思哪样去思考，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才有存在的理由。”⑩显然，恩格斯在这里强调的“走出马克思”的依据，不是教条主义所强调的“马克思或恩格斯的话语”，而是“马克思的思考”。列宁也曾指出：“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11)列宁在这里强调的“走出马克思”的依据，也不是“马克思的话语或理论”，而是“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所谓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就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思考相关问题的路径，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实践理解问题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533～53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2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5页。 ④《艾思奇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80～481页。 ⑤倪志安：《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方法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1页。 ⑥倪志安：《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方法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1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0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2、743页。 ⑨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1页。 ⑩转自《智慧的明灯》，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 (11)《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第103～104页。标签：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命题的否定论文; 命题逻辑论文; 毛泽东选集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思考方法论文; 形态理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