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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9）05-0126-13
明代晚期参考类书与日用类书的出版利用了早期的书籍汇编，之前，中国的文人曾将这些汇编视为应付科举考试的课本，或是官场执行公务所必需的参考资料。在宋代（960—1279），这些传统的汇编传布着一种特殊的认识论途径，以认识事物、事件和现象的本质。从元代（1280—1367）开始，新的类书类型发展起来，并影响到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广泛的读者群，这在某种程度上应归功于印刷术与读写能力的稳步扩展，以及注重书籍的印刷文化之相应扩张。①
这些为有不同教养的阶层所生产的汇编，主要依靠重新利用先前的木刻版来印刷书籍。一方面，这些新型的类书涵盖了宽广的知识范围；另一方面，他们代表了一种在文本上处理事物／事件／现象的经典模式，比如经由编撰学和语言学的途径。利用类书形式，编者日益在经典文本之外实践“格物致知”的理念。他们从《大学》（“四书”之一）与《礼记》（“五经”之一）这样的科举考试规范文本中吸收术语。着眼于自然研究与实践知识的这种文本形式，在类似“文本博物馆”（textual museums）的类书及丛书典藏的生产中发展至高峰。②
在南宋期间（1127—1279），作为中华帝国晚期道学（可理解为“学问之道”，常被称为“新儒家”）核心阐释者的哲学家朱熹（1130—1200），认为“格物致知”（investigating things and extending knowledge）预示着万物皆有其理。南宋后的类书从朱熹那里汲取了学术资源，“格物致知”成了一个流行术语，为文人借用，成为讨论认识事物多样性的合适方法。③ 朱熹概括道：“三四分去外面理会方可。”然而，在另外六到七分的情形里，道德原则应该在一个人的道德教养内部来寻求。④
朱熹提出了一套统一的方法论来积累文化／道德与自然／政治领域里的知识和智慧。他并未描述出精确的知识分类体系，而在这样的体系里面，“格致”体现了特殊的知识种类，例如历法或数学、社会或政治，以及文化或宗教方面的。对朱熹而言，“格致”与“博物”是彼此相对的，因为前者是被道德目标所指引，相对而言，后者则是无目的的博学。
不同于格致，博物经常带有一种关涉到好奇心与逸事的通俗观念，这使之成为更合适的指称现代博物馆的术语。但我们在下面将看到，尽管有朱熹的影响，博物与格致并不互相排斥。
朱熹和他的追随者相信由于广泛使用“笔谈”这种写作形式，文人们的一般性知识经常遭到肢解。以道德目标为依归的知识的再统一，仅会在一种统一的方法被遵循后才有可能，此种方法就是寻求万物原理的“格物穷理”。朱熹的老师陈颐曾担忧如果没有格致所提供的方法上的一致性，博物将仅流于琐碎的知识形式。其后，格致成为精通典籍的文人们打开知识之门的钥匙。然而，在明代的类书里，格致与博物往往成为经常的伴侣。
尽管逐渐呈现出一致性，但围绕朱熹在《大学》中试图为格物途径区分优先次序，以便为文人学士确立认识论边界的做法，仍引起了许多学者的争议。⑤ 作为一个道学大师，朱熹通过诉诸于孔子的嫡系门生——曾子，在《大学》里拔高了他给格物途径所作的注释的权威性。因此，通过文字游戏，朱熹将自己的注解也加入到了经典注疏里面，这一行为自南宋以后引起了许多争议，但那些直到近代在类书的知识搜集上仍然维持着正统观点的人除外。⑥ 在蒙古人统治之下，陈颐与朱熹关于“四书五经”的见解在1313—1314年恢复的科举考试中被赋予了正统性。自此以后，宋代的经典诠释成为1400—1900年间士人们接受知识的框架。利用这个框架，明代学者与印刷商们一起生产了大量分门别类的汇编书籍，数量上日益超越被文人们用来应付科举考试的经典、文学与历史方面的类书。⑦
例如，在明代中叶，关于《大学》里格物之途的经典争论，使像王阳明（1472—1529）这样的持修正主义态度的文人学者们有勇气去挑战前辈们关于知识与道德之间关系的见解。大体上，在王学更加激进的晚明追随者那里，对“格致”的关注点，开始从成圣之途，转向更严谨地扩充所有知识（包括道德的、文本的，或是世界的）的方法论之路径，这一点也延续至晚明的类书里。对古代经典作为文人学识基础的不断强调，刺激了类书与手册的复兴，以重新体验可信的古典与史书中所描绘的事物、事件与现象。
对书本知识与正确学识的回归能够恢复文本自身的精确含义，而不应浪费时间在单纯的思辨上面。士人们认为，通过严格的研究与分析，经典传统的古代含义可以得到恢复。通过那个时代的类书，士人们得以进入那些历经辛苦方获得的知识。这样的研究依赖于可以利用的经典资源，为了文职候补官员、有抱负的学者、科考失败者以及急于仿效文化先贤的低功名阶层，这些经典在中心城市不断再版，且被作为自古以来的经典、历史、制度、医药与技术等知识的总汇而出版，这是可以描述为什么元明时期类书与汇编丰富多样的缘由之一。
一、元明类书与汇编
在元代期间，更新与更大众化的知识形态在广阔的蒙古帝国内流传，这迫使中国的编辑们不断添加更多的材料到南宋的编辑品里，但1350—1450年期间的军事混乱令这些出版品在数量上呈现戏剧性的低迷，而同时中国人口也显著下降。例如，《史林广记》是一部元代学人出版者不断加增内容的南宋出版物。到1330—1332年间，此书的版本已有43门分类了，除了为最近恢复的科举考试加进来的主题外，还包括符咒、历法、风水、稼穑、林木、音乐与声学、道教、禅宗、数学、茶叶、酒类、溶剂等等。相对而言，宋朝原初的版本仅包含17门分类，主要关注于政治以及来自于科举考试中的题目。⑧ 这些引人注目的扩充出现在科举考试的角色被蒙古武士阶层剧烈削弱的时候，此时汉族官员仅作为一个次要集团服务于元朝。⑨
（一）元明时期低层次印刷业的兴起
相对于先前宋代的约39000名与随后明代的约25000名，整个元代仅仅只有1100名中国士子通过了殿试，可没有多少文人抱怨。伴随着1313年之后蒙古治下可怜的科考机会所导致的经典学习的次要地位，元代的新型类书亦出现了。例如，元代类书《居家必用事类全集》，相对于晚明聚焦于文人习惯、实践知识、家庭仪式、养蚕术、健康养生等领域的实用类书来说算是先驱了。在这本《全集》中有作于1301年的序言，其自称是为那些在家乡社会服务的人的“地方事物知识指导者”。晚明日用类书为那些在城市与乡村从事世袭职业的没有科举功名的人延续着类似的主题。因为阅读阶层现在扩展到一般从业人员与地方平民了，《事类全集》因此编成，以提供家庭中需要的实践知识与普通常识——尽管其仍然被当作类书。⑩
随着15世纪晚明经济的复兴，便宜的书籍版本在福建省与长江三角洲等地出版。明代为大众读者生产的出版品集中在福建，特别是建阳这个内地县城。日用类书的生产也随之更广泛地从华东南扩展到内地。它们也跨越了不同的社会结构。这些新的汇编主要不再作为学习经典技巧的类书，供一心参加科考的文人使用。在出版的作品中，关于农业、健康、医疗与数学方面的内容明显增加，其主要针对的是传统中国社会群体中那些传统上或是在社会学意义上有文化的人，换句话说，即是文人、工匠与商人们。从15世纪晚期到16世纪的出版业高潮，应参照南宋期间类似的扩张进程来认识。换句话说，从宋代到晚明，大众类书的出版增加了，尽管其在明代早期因经济原因有严重的衰退。(11)
家族贸易在福建出版业中占据统治地位，特别在西部山区更是如此，当地宗族通过书店与行商的错综复杂的网络成功地建立了低成本的商业体系。就生产与销售书籍而言，当地出版者、发行人与销售商间的血族关系支撑起一种鸟巢状的地理层级关系，为本地与区域性的精英或大众读者服务。作为一种家族生意，通过迎合当地科考市场对经典书籍与蒙学读物的需求，当地的印刷作坊承担起他们家族世代的文化梦想。这样，得益于书籍贸易的商业家族，亦投资于本宗族的教育事业，以之建立起和书籍及精英的古典学识之间的联系，希望借此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西南部森林茂密的四川省，也被证明是一个明代类似的中下档次的印刷业繁盛的地方。(12)
自1550年始，来自新大陆与日本的白银渗入明代经济领域后，高档次的印刷业再度出现，其主要针对的是范围扩大后的明代科考中再度参与竞争的文人精英们，其目标也包括在所有1350个县城当地举行的两年一次的笔试。结果，便宜的书籍——例如那些在福建建阳印刷的，在万历朝（1573—1619）广受批评，因为它们使用了低劣的纸张，还有为了尽快销售书籍而用来制作木版的松软的木材。但它们仍然受欢迎，并作为扩大了的印刷文化之一部分而存在着，因为其利用了印刷与书籍出版费用低廉这样的优势。这样的结果要部分归因于它们在生产书籍木版方面更有效率的劳动分工，而且对建阳版本来说，从福建出发有海路通到其他区域，特别是繁荣的扬子江流域，而这显然是更加经济的途径。杭州与南京的高档次的印刷商们此时掌管了高品质的书籍与类书市场，以迎合省级首府与南北二京科考市场的高层次需要。(13)
日用类书的分级体系在晚明出现，其在内容上代表性地列举出了从二十到超过四十个的主要范畴。简短的目录通常暗示着更为有限与精英类型的诉求对象，如科举候考者；同时，冗长的目录则预示着对于日常生活与实践知识的广泛关注。在晚明实践性类书里呈现得最为频繁的主题——比如那些诉诸于平民、职业人士与有抱负的当地学生的，是占星术、风水学、医药、数学、解梦术、养生法、养蚕法、作文技巧、律法实例与种植，等等。在建阳出版的廉价类书包含了各种各样类别的书籍，如家庭手册、语录词典和逸事文集；但是它们的一般特征在于像“居家类书”与日常生活手册这样的主题安排，例如，在出生、婚礼与葬礼中应遵守什么样的仪式。
我们能鉴别出七种晚明日用汇编的类型：（1）综合的；（2）适应于行政事务的；（3）参考类的（如辞典、尺牍作品等）；（4）文学汇编；（5）人名录；（6）故事轶闻汇编；（7）童蒙读物。这些分类反映了日益扩展的读者层——包括不同层次的精英以及普通民众的需求，他们是出版类书的文人与商人印刷者的目标群体。私人出版的类书亦扩充类别，以便于迎合广泛的读者群体，而同时官方赞助的类书则倾向于关注更为正统的知识信息形式，如经典教义、行政事物以及治国之策等等。(14)
晚明兼具学者与商人身份的书商胡文焕，出版了一部大部头且较流行的私人汇编，因其在18世纪80年代被涵括进了乾隆皇帝（1736—1795）那著名的帝国图书库——《四库全书》中，而受到编辑评论。虽然其本身并不是一部类书，但编辑批评性地提到胡的汇编包含了181部作品（包括类书），胡文焕将之分为12类。因为胡的许多分类是非正统性的，所以帝国编辑拒绝将其丛书照搬进《四库全书》里面。这部汇编分类如下：
（1）经翼：15种
（2）史外：21种
（3）居官：12种
（4）法家：12种
（5）训诫：14种
（6）子余：8种
（7）尊生：18种
（8）时令农事：8种
（9）艺术：10种
（10）清赏：17种
（11）说类：11种
（12）艺苑：35种。(15)
同样地，帝国编辑们也绝未考虑将晚明的大众类书收入，在《四库全书》里甚至提都没有提到。像许多明代的学者型印刷商一样，胡文焕不断重新编辑搭配他的汇编以销售更多副本。有时，他也改变几部原初的作品以使之符合他自己的印刷版式。
（二）晚明的精英印刷
随着明代经济逐步发展，木版印刷也发展成为一种较成熟的艺术形式。尽管儒家经典学识在宋代的复兴，部分地即受益于印刷业扩张导致的书籍流通与经典文本传播的加强，但这个高速发展的趋势在晚明已被全面超越了。到此时，木版已包括了彩色印刷、艺术性插图、铜活字的使用与早期版本的木刻摹写。宋代官营印刷业促进了纸张（公元2世纪时被发明）的生产与印刷术的进步，1500年后印刷业爆炸性的发展则推动了博物与实践知识在帝国范围内更广泛的循环流通。在华南为文人精英们印刷高档次的古典作品的同时，为更广阔的读者阶层所印刷的大众文学作品、白话小说、历书、类书与童蒙读物在长江三角洲、东南的福建、西南的四川等地也不断涌现。印刷业在地理上的扩展同时也伴随着印刷文化对生活在中国数以万计的城镇与无数乡村中的中下层民众生活的渗透。(16)
随着长江三角洲学者型印刷商的兴起，木版印刷在技术上的成熟性于16世纪中叶达到了高峰，但印刷业的等级网络与市场机会仍然被控制在更为商业化的福建与四川印刷商手中。晚明时期，南京——明代的南方首都，以及附近的杭州与苏州（都位于“江南”，即长江以南）成为高品质印刷的中心，并且有优秀的刻版师在印刷作坊里供职。但是建阳——这个福建的商业出版中心，则与别处不同，它生产了大量的小说、戏剧与大众指南（包括医药手册）。来自安徽徽州的商人——他们能在家乡地区获得更便宜的木版所需的木材，以及来自其他地区的书商们齐聚南京与杭州，后者曾是南宋的首都。南京印刷商们以彩版书籍相标榜。在1600—1800年间，这些印刷文化的中坚阶层从各个方面向内省腹地扩展，在那里当地的家族参与到纸张生产、木版雕刻与墨水加工中来，帮助出版商们生产出比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多的印刷物料。
中国的印刷商们试用过活字，但木版印刷一般来讲（并不总是）更加经济，尤其是当要大批量印刷一部作品时必须具备的。以活字排版的书籍更容易校正印刷错误；相反地，当一个木版被校对后，就绝不能出错了。在印刷后打乱排好的活字方阵会使以后的版本非常昂贵。另一方面，一副先前的木版能在以后的印刷中廉价使用。当需要相关的少数几册书的话（比如皇帝的方案是限制发行），使用活字则是可行的。在福建与四川的低档次印刷作坊的书籍、手册生产中，使用木版尤其经济。但在被要求生产家谱这种固定又俗套的产品时，业务广泛的印刷商们发现木活字更为经济。
木版容易储藏，并且维护得宜的话，可以保存起来反复使用。事实上，印刷商经常使用相同的木版来印刷包含许多不同题目或不同编者编辑的丛书。重复利用木版印刷出来的更多精良书籍的广泛流传，使得这些版本可以从杭州与南京的印刷作坊流布到日本与朝鲜，也包括越南。在这样的环境下，大众类书成为非常有影响力与代表性的产品，其在一个属于明代鉴赏家的时代成功地将经典知识日用化了。此外，当这些汇编抵达一个广阔的读者层后，它们还提供给我们一扇唯一的窗口，去观察在一般平民中更为普及的知识分类。
晚明印刷业的发展使得大量为科考市场准备的类书出版物，以及同时为一般民众与暴发户准备的更为细分化的摘要，有了出现的可能。尽管这些书按照差不多的式样被编制，但它们根据使用环境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功能，换句话说，是针对有意于科考者还是一般居家者。因而，在晚明，它们作为公认的仪式与实践活动的指导手册起作用，另外，也作为学术性汇编，为准备参加科考的学生服务。
一种“书籍导向”（book-oriented）的氛围有益于学问的进步与实践技艺的出现，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中，参考书籍、实践手册与大众知识指南等都易于获得，每一类书籍都针对尽管重叠但并不完全相同的读者群，如学生、居家者、有文化的工匠与商人。进一步讲，自16世纪90年代后日用类书的印刷是一个不断扩展的出版世界的象征，这个世界诉诸于明清（1644—1911）社会的中下层民众，也就是商人、工匠与那些仅有权参与更高层级考试的人们。
例如胡文焕，当他编辑与出版他那套流传广泛的丛书时，就预示着格致与欧洲“科学”（scientia）在17世纪早期的中西对话。胡将其作为包含从古代到当代的古典、历史、制度、医药与技艺作品的明代知识库（repository）出版；来自胡文焕在杭州与南京的印刷作坊生产的许多个版本，在中国与日本广泛流传，这标志着此书成为非常有影响力与代表性的作品。它并不具有与古典类书在学术上的血缘关系，但胡文焕的印刷作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更为普遍的知识分类的独特窗口。(17)
作为一个容纳日常生活有用信息的知识库而呈现，大众类书与丛书为非精英阶层提供了广阔的可选择性主题，比如医家药方、算命套路、传统知识、占星术、堪舆历书、书法等等。不像服务于精英阶层的主要聚焦于科举考试、上层家庭礼仪与古典学识的参考书，许多类书包含有对商人有用的旅行与寄宿方面的信息。对非精英阶层实际需要的关注在像福建省这样的地方意味着编者与印刷者不再受制于正统的主题。他们可以为众多新的读者将平常生活中的仪式与实践方面的丰富细节呈现出来。除了努力搜集书籍，长江三角洲的藏书家们也承担了主要的印刷事业，并超越了对低档次出版的广泛注意。出版业是晚明家族生意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印刷商不仅成为长江三角洲高水准学术社团的重要成员，在各处的地方市镇中亦是如此。(18)
事实上，明代类书的范围变得如此开阔，以致基于不同类书中使用的分类法，经典学者为通历史、技术或文学方面的信息找出合适的目录位置存在困难。尽管“四部”在中世纪以后的帝国图书馆里通常有效，我们并不能明确定义一个单一且一元化的可以包含明与明以后官方与私人类书的领域。官方的四部体系经常被宋元明不同档次的类书置之不顾。(19)
尽管存在类似困难，可对古典与实践知识的积累而言，“博物”与“格致”在晚明清初的精英中间均成为了一种普遍的认识论结构。到了18世纪晚期，乾隆皇帝的《四库全书》的编者承认一种新类别的综合型类书在明代出现，它挑战了传统的知识分类体系。编者承认，这些新的多样化的汇编，最好放置在子部里，而不是放置在集部里，某些收藏家已经这样做了。因为它们包含了更为专业化的信息，通常与子部技术性的作品存在联系。(20)
但是四库的编者警告了那些更为低档次的编辑。像许多明代的学者印刷商一样，胡文焕不断重新匹配版本的内容，以扩大其印刷品的销量。乾隆朝的编者发现胡文焕的出版品数量惊人，遂以胡露骨的利益目的而严惩了他。《四库全书》的编者在18世纪80年代对胡的大部头丛编进行的批评，表明他们并不认可其内容中包含的由虚构的叙述所构成的“博物”方面的作品。皇家编辑们没有授予胡文焕的丛编以类书的地位，而是将其归入杂家（杂项谱系作家）。(21)
二、明代汇编：经由名称对事物分类
到1600年，知识、书籍生产与图书馆均已处于中国文化构造的中心位置。新型的手工艺品被容纳于既有的知识架构内，然而，这样的架构现在被扩展，以包含比之前更为多样的信息与知识。晚明新类书与传统格致认识论模式的联系日益被阐释成一种“释名物”的方式。
印刷贸易商胡文焕，将他对《诗经》的阐释也包含在自己的丛编中。在这里，他不断重复提到，鸟类、动物、药草与树木的名字对于理解《诗经》很重要。在其1593年的“序言”里，胡回应了别人认为他的研究既无用又太琐碎的批评：“假如一个人说朱子聚拢了关于《诗经》的所有知识——在他的‘注疏汇编’里，而我将它分割开，那么博学有什么好处呢？”胡有效地恢复了对《诗经》中提到的“事情—现象—事件”的关注，这样就替代了朱熹审视这部经典中更有美感的爱情诗的努力。
然而，认为胡文焕是在割裂知识的质疑是一个迹象，即他的涉及事情、事件与现象的印刷品，不再能维持一种整体方法论上的一致性，这表明，在宋代，其是诉诸于一般性知识的。在他关于《诗经》的学识上，胡搜集资料条目，可并不是在追求一种普遍原则。(22) 胡的观点反映了晚明有关“博物”的科考策论中的一般看法。例如，在1597年的一场考试中，北京顺天府的主考者，让数以千计的文职官员候选人讲出，为什么孔子让学生集中于“名与物”，而不只是“天道与性”。(23)
（一）丛书的角色
包含了明代类书的胡文焕式的丛编，为中国的学者出版商提供了一个可以重印善本的媒介，包括出版学术短篇与先前已出版文本的近期校勘本。通过这种方式，这些作品对于其他学者与收藏家来说就变得易于获取了。一般来说，丛书是不同时期单独出版的作品的一个汇集。它们是对因为战争与社会剧变导致文献流失的一种应对方法，尤其是针对那些太短小以至于不适合独立流通的专论。明清时期包含善本的丛书，示范了在各自的汇集里保存古代著述的方式。(24)
此类丛编发源于宋代，在晚明时期特别流行。毛晋（1599—1659）发起了私立藏书楼出版丛书的实践活动。胡文焕的《格致丛书》，成为从中国古代到当下的有关经典的、历史的、制度的、民俗的、医药的与技艺作品的晚明知识仓库。在它里面，胡呈现了乡土文本知识在各个领域的累积性叙述，这些知识对于17世纪文人阶层的读者来说是重要的。
在明初，首都南京的印刷已经超越了曾作为出版中心的南宋杭州，来自徽州与其他地方的商人齐聚这里。彩版图书成为南京版本的一个显著特征。到了晚明，如胡文焕这样的杭州印刷商，同时在两个城市经营店铺，以传播他们的出版品。胡以如此之多的合编体印刷他的《格致丛书》，以致没有几个版本在卷册数量或标题上具有可比性。然而，合计起来，他印刷的作品在中国与日本，都很容易找到。胡也印刷了许多标题声名狼藉的丛书，它们以《百家名书》而闻名。
到了18世纪，一部丛书就类似于一个微型图书馆。根据恒慕义（Arthur Hummel）的研究，丛书通常依据五个标准被编成：（1）作者的共同身份，比如《颜李丛书》（颜元［1635—1704］与李塨［1659—1733］的丛书）；（2）类似的主题，如地理、历史、道学、语言学、佛教、道教等，像《道藏》（道教的经典）；（3）相同的地域；（4）相同的时期，例如《唐宋丛书》（唐与宋王朝的丛书）；（5）被学派与社团刊布的特别收藏品。通过包含许多古代的词汇著作与一些明代的类书，胡文焕的丛书增加了新的标准，这些在下面将要讨论到。
这些丛书在传统中国是用来保存相应的周期性文献的首要媒介。在这当中，编者可以将短文、文件或是专论包含进来，而今天这些东西在最终被制作成书籍的形式之前，可以在杂志与期刊里看到。聚焦于某一个主题种类的丛书也很普遍。在没有系统的图书工具之前，丛书（例如《佛藏》）也作为补充现有图书目录的主题参考书目而起作用。
（二）安置古物与新发现
自1200年后，格物的概念除了在经典知识系统中处于核心认识论的地位，以及在医学话语中被偶尔使用外，亦被应用于文集、研究与古物分类中。例如曹昭（约1387—1399）的《格古要论》，这是一部明初出版的类书，之后被扩增了数倍。(25) 这部作品最初在1387—1388年间出版，其中有关于制陶术与漆器的重要记述，也包括如书法、绘画、古筝、金石、铜器与砚台等传统主题。王佐（1427年的国子监毕业生）筹划的1462年版本有相当的扩充，并包括了郑和（1371—1433）下西洋后的新发现。王佐对古代铜器、书法范本与奇珍异宝特别感兴趣，他在书中也增添了玉玺、铁制符木、官方装束与宫殿建筑等主题。
然而，15世纪，郑和的船队从亚洲其他地区带回明朝的新信息，并未挑战文人中间正统知识体系的既存框架，因为郑和的发现被当作传统的对古物的研究。这种调适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16世纪所谓的地理大发现对近代早期欧洲的广泛影响。例如，在耶稣会士到达中国一个世纪以前，明代中国与其基于格物致知的知识范例所拥有的充分认识论权威，让《格物要论》的编辑将来自于印度洋的新材料，置放在类书式知识与它已然确立的分类范畴的传统关注领域之内。(26)
明代文人对事情、古物、器玩与偶然现象的热情，被充分记录在像强调格物的《格物要论》这样的文集中。此外，大众类书很清晰地说明了，明代类书编纂者绝不会刻板地理解王阳明那著名的（尽管可能是伪造的）依靠孤思以求得竹子的原则，不会借此反驳朱熹的“外王之学”。通过否认王阳明的内省式理想主义，书籍编者持续关注事物、事件与现象，这最终导致16世纪90年代“日用”汇编暴增的结果。(27)
（三）以名称为药理学分类
医学知识直接被晚明转向药理学的“文本博物馆”中当代知识的汇集趋势所影响。例如，李时珍（1518—1593）的传记作者，已经注意到这位未来伟大的药理学家在十四岁时（约1532—1533）通过了在长江中游的家乡县城中举行的科考初试。在他参加湖广省级科考三次均失败后，李再没前进一步，然而这只是16世纪早期，明代后期帝国内参与角逐每三年一次的省级考试功名的五万名应试者中95％的人都是失败的命运之一例而已。因为16世纪早期，仅有省级会试与殿试通过者方能获得竞争性的官职委派，所以当无法取得官方的出路时，李时珍转而投身于医学，因为他来自于一个已经数代投身于药理学的从医世家。(28)
假如我们将李时珍放置在他的社会与文化语境中，我们会发现在1535年的传统文人体系中——比如掌握了经典儒学精义与朝代历史的，李仅仅是35820个生员中的一个，在大约一亿人口中，差不多2800个人中就有一个生员。生员通过能使他们获得文职的更高层次考试之可能性，变得愈形艰难。15世纪开始，明代文职官员选拔过程的每一步，都会淘汰多数的候选者，其中大多数在当地与省级层次的竞争中就被淘汰掉了。(29)
帝国范围内的科举考试体系的一个未预期效果即是：作为著述主体的大量文人，也构成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读者群体。设想一下，晚明时每个县城约有1000名参与当地两年一度科举初试的应试者，李时珍是约120万本地候选人中的一个。在“考试生涯”中尚有许多随着时间流逝不断遗留下来的失败者，算上他们，可能更会有几倍多的学习经典的文人，这还不包括精英家族里的才女。换句话说，这些数量庞大的文人、才女意味着存在一个如实用类书、药典或是通俗小说等明代大众作品的作者群，在潜在意义上可以影响到超过500万个个体以及他们的家庭。一大批像李时珍这样的“失败者”，试着寻求不同的出路，如教书、从医、做讼师等，这样他们作为潜在的学者与作者所具有的古典技巧就能够得到最好的利用。(30)
当像李时珍这样的科考失败者转向如医学与药理学等自然探索领域时，他们有趣地采用了一种过去用做其他目的的古典著述方式。他们使格物转向了新的知识领域。李时珍的鸿篇巨制《本草纲目》，与自16世纪60年代以来流传的晚明类书都是相连续的、间接类似的明代汇编。这与许多学习经典且入仕机会很渺茫的文人结合——他们生产的实用指南、丛编与通俗小说有潜在的大量读者，为16世纪后期的晚明华南印刷商提供了出版的素材，他们发行了有利可图的如李时珍等人的高度分类化的作品。为了科考目的的知识准备，除了形塑文人外，也对他们组织与生产知识的模式有导向作用。对明清书籍来说，我们还应该将朝鲜王国、德川日本、李氏越南以及在东南亚的中国人社团等看作是另外的重要市场。(31)
比如李时珍，在1587年就完成了《本草纲目》的最终定本，但直到1590年他才为整个出版计划联系上了南京的一个印刷商。到1593年，第一个印刷版本出现了，1596年又出版了作者死后的一版。其后，这部煌煌巨制卖得相当好，以至于仅在17世纪里就八次再版。《本草纲目》在约1607年就经由欧洲贸易商传入德川日本。当地的第一个版本约在1637年诞生。后来，欧洲学者在17世纪中叶注意到了李时珍的作品，法国耶稣会士学者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在他1735年的关于满洲帝国地理与历史的描述中，大量引证了这部作品。在其后的18世纪晚期，帝国编辑们将《本草纲目》的1655年版本收进了清代《四库全书》子部的医学类下，与类书放在一起。(32)
相对于更为著名的王阳明来说，在明代知识史上，李时珍应被当作一个更可仿效的例子，而前者的道德理想主义强烈影响了明代的经典学者们。涉及特定的知识领域，李时珍怎样依靠先前的经典文本来形塑自己的研究，还有他怎样处理作为药材的物名，这些都很有启发意义。我们发现1552—1578年间，李时珍不知疲倦地工作，以撰写修订版的药典类书，其中有改订宋代药典类书里存在的药材辨别、分类与评估方面的错误。从1556年开始，李时珍游历了一些主要的盛产药材的省份，这使他能够充分获得《本草纲目》里除了药材以外，有关矿物学、冶金术、植物学与动物学方面的信息。
李时珍广泛的阅读使他可以补充叙述自宋以来新增加的药物与疾病方面的信息。例如，他具体描述了玉米与甘薯这些16世纪中叶从新大陆传入的粮食作物的药物用处，并报告了一些新出现的疾病，如最早可以追溯到15世纪晚期的广东省的梅毒。李时珍在他《本草纲目》的“凡例”中提到，在早期的经典作品中，关于药品的旧标题已经非常混乱了，并且它们的真实意义也已不为人知了。(33)
到李时珍致力于药物学问题时，“过去的药典分类有问题”这个观念，自1550年以来已经变得很明确了，这既是因为过去历史记录的架构混乱，也因为大量的新信息不得不被增添进药典传统中。在李的“凡例”中，他进一步宣称有必要改造既存的药品知识。李的分类法取决于不同的因素：（1）习惯；（2）形态；（3）野生的或是培植的；（4）药理学；（5）烹饪与药物的外表；（6）他对谷物的分类。他的分类法常常基于个人的主观判断，因此他的分类标准也并不是绝对自然主义的。(34)
因曾受过经典训练，李时珍试着根据道德哲学与类书式著作间的关系来思考知识。此外，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根据新的框架对所有药材重新分类，这显示出他关注于“格物”。他在药理学中对“格物”方法的独特运用，将朱熹的宋代认识论转用于医学问题。因而，李时珍在药物学上的规划也是一种学术性的事业：“尽管这是医生对药品的称谓，但通过检测与说明他们的范式／原理，我实际进行的是我们文人学者所称之为‘格物’的工作。”李时珍对医学与药典的明晰的工作，也属于明代格物传统的一部分，这个传统在实践上反对王阳明的理论宣称，即细密地探索外部世界是无用的。(35)
像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一样，其他晚明类书也包含了各种各样的书籍、手册、词典和文选。它们有同样日益复杂的主题排列，同时伴随着新知识与更多关于“事物”的信息积累。这些作品在华南被印刷商大量印刷。这是一个幸运的时代，此时较低的印刷成本使得廉价版本的书籍较易被古典文学精英以外的人所得到。李时珍科举考试的失败，某种程度上被他通过出版《本草纲目》所带来的身后影响力所弥补了。
三、汇聚收藏家
我们已经回顾了明代绅商与杭州书商胡文焕的类似成就，他的《格致丛书》在18世纪80年代被《四库全书》的编者提到。然而，因为他们对它有重要的疑虑，因此没有将其收进文选。我们也将重申，包含了几部重要的明代类书的《格致丛书》，呈现了汇集而成的各个领域的文本知识的累积性目录，这对于17世纪早期的文人读者来说是重要的，此时，1611年后耶稣会士到来的影响尚未被杭州与中国别处的明代文人圈所感受到。(36)
随着时间流逝，胡文焕对名物不知疲倦地强调，导致了胡所印刷的不同版本的内容的戏剧性变化。因为胡也对医药、佛教与道教等具有广泛的兴趣，丛书的一些版本也常常包含相关阐释性文本与深奥著述的低层次内容。但是在高层次版本里，胡排列知识的详细目录，揭示了他怎样为不同的用处与不同的读者呈现类别不一的版本。例如，最早的《格致丛书》包含46部古典作品，他将之定位于最有教养的文人读者群。其后，胡又编辑了包含180部到200部或超过340部乃至更多部作品的增补本，以销售更多部书牟利。当他印刷的目录增加后，胡在其核心的经典丛书外，再增加以大量较杂乱的主题，而他那些文化层次最高的观众经常嘲笑这一点。
在他初期最好的版本里是从天到地无所不包，如鸟类、动物、昆虫、鱼类、草本类、粮食、建筑与工具等。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诗经》怎样服务于胡文焕定义事物而不是阐明经典教条的努力。这些事物的知识提示了，从丰富多样的本地资源中进行数据的体系化搜集的中国式理论结构，存在有关于中国自然资源、艺术品与手工制品的名称。为了高层次的经典主题所选择的部分，揭示了胡文焕努力再版那些关注自然现象、名物与事物的前人作品。
从宋代与明代的字典开始，胡文焕最初包含了46部作品的版本强调对语言学与词语定义的全面描述，这将与远古的黄金时代及其模范治理一同熠熠生辉；这些字词典建基于中国最早的字词典编纂作品——即《尔雅》（约公元前3世纪）与《释名》（约公元200年）之上，并对之作出诠释。胡的综合性说明是稳重的——其来自于作为系列词典看法的文本视点，他全盘考察了古代的知识世界。其中的一部，例如宋代陆佃的《埤雅》，即是一部依靠《尔雅》提出关于像雷声与闪电等现象诠释的经典汇集。陆佃引证了关于雨水如何生出雷电的古代与中世纪的材料，他依据阴阳的相反相成来解释雷电：“阴阳相薄，感而为雷。”然后他举证中世纪一部叫做《物理论》的作品，以证明“积风成雷”。从此观点来看，发生闪电的基本原因是雷，这在近代的解释里并不是反之亦然。至于闪电，陆佃提出，当“阴阳激耀，与雷同气，发而为光也”。
基于传统，雷从沉重的气中发出，同时闪电来自于地气，陆佃的记录提到雷在五行中属火，并且明亮的光是闪电，与此同时的声音则是雷。总之，陆佃警告说，尽管依据阴阳与“火”两者间有关系，但仍应将雷与电看做不同的现象。陆进一步说，当统治者裁决宫廷案件时，这些案件被视为“天人感应”，假如在一次审判中发生了雷电现象，这些应该被写进说明中。(37)
通过将所有这些可用到的词典一起搜罗进他的丛书，胡文焕将孔子的“正名”理念引入所有事物积极分类的过程中，这会使得知识逐步聚集。全面地说，《格致丛书》强调博物，这包括在一种人文主义的、深奥的与制度性的过程之内，进行自然的与文本的学习。胡在收录进他的系列中的许多作品的“序言”中，满足在没有任何综合或分析的指导方针下于同一处将词典编撰者们一起介绍，而不是寻求他自己的解释。
尽管只是一部辑录，《格致丛书》也回应了相似的晚明出版气候（publishing climate），这种气候亦推动着大量日用类书的生产。它们的定位是到达精英与大众读者的手中。它们的目录将对现象（如上面提到的雷电）的历史性叙述融为一炉，以形成一种表象的系谱与一种文本化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胡文焕也实际地将明代类书收入他的丛书中，以填补自宋以来已体现在经典知识上的物与名之间的意义割裂。像李时珍这样致力于药典与医学的学者，也关注被用来命名“事物／现象／事件”（物）的语言，自1500年后这些语言已日益混淆，因为作为一种表象系谱，其对现象的叙述的无秩序性不断地增长。在类书中依据种类、物种、属性与用处对动植物的命名需要重新安排，也即是校正。现在需要一种直接对“物”谨慎重审的新类书来规范文本叙述，也就是恢复所有自古代以来即被遗忘或混淆的“言”。
以一种主要针对精英的但对普通人来说也容易理解的文言书写，类书的形式使胡文焕与他收录的丛书可以创造一种描述与规范事物／现象／事件的新空间。经典注释的谱系是记录经典语言的第一步，事物／现象／事件在这些语言中被历史地呈现出来。晚明类书中的语言，是编者用来尽可能原貌地复原过去的圣人、名人、学者、术士、僧侣、大师与普通人的敏锐观察的手段。类书通过文本与图表让自古以来的物／现象／事件与秘事的知识谱系变得明白可见。(38)
（一）《格致丛书》中的早期博物学
正如李时珍投身于观察、分析、鉴别与命名药用植物的修补过程一样，其他人亦重新审视经典以探求事物之所以然。自上古以来，圣贤们即通过“事物之名”来描述事物可见之结构。当耶稣会士以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概念术语，提出另一种可供选择的“博物学”系谱时，其在中国的合作者如李之藻（1565—1630），以晚明知识认识论的术语翻译了他们对可见世界结构的描述性著作，即《格物穷理》。
例如，王丰肃（后改名高一志，Alfonso Vagnoni,1566—1640）的著作《宇宙成分论》（《空际格致》，1633）其部分是亚里士多德作品中四种元素理论的间接介绍。在他的翻译中，王丰肃试着让中国人意识到，他们在世界万物的构成成分上包含木与金但排除气的观点是错误的。他的成就建立在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阐释四元素理论的前期努力上。(39) 王丰肃将亚里士多德的元素概念传播进古典中国，并给中国人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传统阴阳五行观念的对雷电的替代性解释：“什么是纯粹的物质？它是自然界的单一的不含其他合成元素的物质。因此，世界上无数的事物都可以通过物质的单一或合成的存在而被识别。纯粹的元素是土、水、气、火这四种。合成的事物具有五种存在形式，即雨、露、雷、电的类别，金属与石头的类别，植物、树木与五谷的类别，飞禽走兽的类别与人的类别。所有这五种形式都是被四种元素所构成。”(40)
中国的博物学者也通过有关事物／现象／事件（博物）的初步历史性排列来呈现物质的世界。胡文焕的丛书包含了几部类似于西方古典时期博物学的作品，而这个时期，无机物与有机物间的界限也还不是那么确定。尽管我们可以将明清医学话语中的“气”与“养生”和生机说的某些方面看成是一样的，但生物学的概念在中国人或耶稣会士间都还不存在。(41)
与他们在欧洲的古典学同行一样，中国博物学者也试着通过术语，对自然现象进行定义与分类，他们的作品被收入胡文焕所编丛书的第一版里。这些被收入《格致丛书》第一版的博物学著作的作者，企图定义与分类自然现象——但并不是“自然”（Nature）这个中国人避免使用的概念，因为它支持即时自发性与人间现世的观念。(42)
胡文焕收入《格致丛书》的第一部博物学著作，是年代久远的由郭璞（268—324）注释的《山海经》，郭是一个因注解几部涉及奇闻逸事与自然现象的古代文本而知名的中世纪注释家。郭的正史传记提到他是一个经术研究者，他的博学还包括对五行、天文占星术、预测术与趋吉避凶法的研究。
《山海经》是自公元前3世纪以来被编纂了几个世纪的作品汇编，里卡尔多·弗拉卡索（Riccardo Fracasso）称之为“手稿时代”（descriptio mundi）。一些人认为此书乃圣人大禹所作，它将大地描绘为有着中央版图的三个同心矩形，四海环绕着中央陆地以及一片巨大的荒野。因为它也包含着有关山川之灵以及民众医药、预言与预言技艺的有用信息——这些东西在以后的文本里被统称之为“志怪”，除了被视为可靠的历史地理学著作之外，它还不时被简单地归类为奇闻便览之类的东西。
这些天方夜谭在明代类书里也成了条目之一，通常是在长期延续不变的经典项目后附录这些非正统的类别。在西汉王朝（公元前206—220）的最后十年里，朝臣把它看作一个了解古代轶事与外方习俗的窗口。明代藏书家胡应麟（1551—1602）——一个与胡文焕同时代的浙江人，将它描述为中国志怪文艺作品的鼻祖，这预示着在18世纪晚期的四库全书里，它将会被收入说部。(43)
在胡文焕的文丛里，张华的《博物志》及其名为《续博物志》的宋代续集，出现在一般的“格致”主题下，标志着胡将博物看做格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44) 大体上，这些作品皆着重于每一种人类活动、器具对象或自然现象的相互关联，其依据的是这些事物对人类是否实用的目的论观点；它们还提出一种探究事物的系谱，可以将每一个条目回溯到合适的古代圣贤、统治者或学者那里去。
胡文焕在他的丛书里依次介绍了博物学著作。例如，在给宋代《事物纪原》写的“序言”里——所署日期是1448年（里面日期是1444年），胡开篇即将所有事物与实物和它们的原则／范式联系起来，通过研究它们的起源，能够探索这些原则／范式。(45)《事物纪原》这个书名的意义就预设了自然事物／现象与人类事务之间的重叠，并强调“对事物／现象／事件的研究”与“格物穷理”之义。它覆盖的范围大到天、地、山、川，小到鸟、兽、草、树，从阴阳之微妙到仪式、音乐与制度的罗列。它有效地从自然现象（物）跨到社会政治领域（实）。从总体上看，《事物纪原》分为55个类别与1764个条目，每个条目下都安排有引文，并常包含有原始资料。《事物纪原》与早期明代类书的关键不同是它的每个条目都引证了原始材料，没有任何附加分析。(46)
《古今事物考》也包含了广泛的材料，包括对历史地理制度的描述，也有在“著作材料”项下正统文人所需要的一般信息的辑录。另外，它还描述了数学的简明历史，明代文人将其起源归因于圣王伏羲。人们还常将伏羲跟《易经》以及基于阴阳与气的事物构成的自然进程联系起来。编辑王三聘在1538年记录到，他基于早期的资料而增添素材，有意识地依赖于不断累积的早期作品。
例如，王三聘根据阴阳与气对风与电的现象提出了自然主义的解释，对上面所说的陆佃在宋代早期所作的分析有更精确的补充。陆佃引证资料断言说“风积成电”；而另一方面，王三聘的解释却主张，“阴气凝聚，阳在内者不得出，则奋击而为雷霆”，他继续解释道，“阳在外者不得入，则周旋不舍而为风”。(47)
（二）在文本中汇集事物
晚明日用类书的不断增多，反映了关于各种事物的新旧信息有着广泛的受众。尽管古典辞书与博物学著作是其起点，类书中的知识已不再能被包含在一系列属于古代的规范文本与它们的程式化注释之内，这些注释常常概括了它们的内容。在16、17世纪明代学者中不断积累的有关事物／实物的知识，仍被包涵在道德与哲学的架构之内，这一架构令正统文人知晓了自然世界的分类，并吸收了古典的知识项目。这些项目特别包括了中世纪的炼丹士，他们对于晚期中华帝国关于事情／事务的累积性知识的定义非常重要。
通过年代排序或过去关于它们的注释与术语的主旨介绍，“事物”在这些丛书里被展开。似乎在事物、事件与异事的重要性可以被充分了解之前，它们不得不经由文本加以展示。结果就是，对于沉迷于用来涵盖现象词汇的语源学的中国文本学者，自然研究就成为一个聚合之地。不同于早期欧洲的科学文化——在那儿博物学能不断地在博物馆中被具体地展示出来，晚明类书里包含的历史门类排列，体现了对自然现象的远距离叙述，这种叙述作为文本术语，首先需要通过语言分析来解码。
“收集”（collecting）的社会学与它的文化逻辑，可以相对地让我们观察到，明清时期相关事物的知识收集与分类，是在类书的编纂过程中发生的。正如博物馆稳固地建立在前现代欧洲的采集目录与词汇表的百科全书传统中，晚明日用类书——以及包含它们的丛书亦如此，其均是来源于经典的知识汇聚之地，在这里，仅仅那些有特权与学识的个人，有权力对世界进行收集与分类。(48)
在晚明，收集事物的知识并不是在博物馆里展示，或是在实验室里对自然本身进行操作的前奏。李时珍的努力的确与近代欧洲早期博物学者的进程在某些方面有些异曲同工，但李时珍收集药材与草药的旅程主要是通过探究文本而进行的。对自然研究而言，李时珍在知识上的落脚点，首先是在语言学意义上对现存物品之语源的强烈兴趣，这些物品经由格物可以被应用到合适的分类药物中。在语言学与分类物品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使我们记起科学时代欧洲的博物学者。然而，尽管工艺性炼金术士的炉火，持续地为传统中国的医疗养生法生产大量过剩的药品与材料，明代的类书编撰者也很少表现出对在实验室里获得纯粹经验知识的兴趣。(49)
晚明类书为它们那令人惊叹的大量读者创造出了文本里的博物馆，而不是自然的微观世界。胡文焕努力印刷丛书，并因此将收藏家聚集在一种独特的类书式话语之内，这在16世纪90年代并不是唯一的实践。但是他的物质财富使他可以在一部出版品里容纳数套包含了几百部作品的丛书，他认为将它们放置在“格物致知”的一般性主题下是合适的。胡文焕一开始就在丛书中重塑了古典风格，这样他就可以利用高层次的知识奠定以后增补本的正统根基，他以后的版本里包含了远远超过官方经典范围的众多领域的知识。在博物学的百科全书式的世界里，新与旧、玄虚与实证的共存，在早期近代欧洲与在晚明一样普遍。(50)
［编者注：此文特别邀请刘宗灵翻译；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艾尔曼教授的悉心指导与帮助，特此致谢！］
注释：
① 例如，可以参考林駉编辑的《古今源流至论》（台北，新星书店重印本，1970），也可参考艾尔曼：《中华帝国后期的科举制度》，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亦可进一步参照Lucille Chia(贾晋珠),Printing for Profit:The Commercial Publishing of Jianyang,Fujian(11th-17th centurie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Aisa Center,2002).
② 上面提到的“类书”（Encyclopedias）指的是编辑而成的作品，包含有基于相关用途的分类目录而收集的资料。“汇编”（Compendia），也可称为丛书（Collectanea），指的是单本作品的汇编成书或大量按照主题组织起来的著述，但它们都没有按照相关用途制作的索引或分类目录。一些丛书会将类书包含在它们的内容里。
③ Yung Sik Kim(金永植),The Natural Philosophy of Chu Hsi 1130-1200(Philadelphia: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2000),pp.19-27,105-146.
④ 参见《朱子语类》，第18卷，第14页上—15页下，1473年版本，台北，中正书局重印，1973。
⑤ Daniel Gardner,Chu His and the Ta-hsueh:Neo-Confucian Reflection on the Confucian Can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1986),pp.27-59；也可参考朱彝尊：《经义考》（四部备要版），第156卷。第1页上—8页下，第157卷，第1页上—10页下。
⑥ 参见余英时：“Some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the Rise of Ch'ing Confucian Intellectualism”，（新竹）《清华学报》新11卷第1、2期合刊，第125页。该文批评性地讨论了朱熹对《大学》的阐释在16世纪所导致的文本性危机。
⑦ Elman,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pp.29-38,56-61.
⑧ Chia,Printing for Profit,pp.138,144.可对照Stephen West,“Leishu (Encyclopedias)& the Textualization of Quotidian Life in the 12th Century”,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Print,Anthologies,& the Shape of Knowled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sponsored by the UCLA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Southern California China Colloquium,Los Angeles,October 19,2002.
⑨ Elman,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pp.29-38,646-647.
⑩ Elman,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p.223,pp.226-227.
(11) Sekai Tadao(酒井忠夫),“Mindai no nichiyō ruisho to shomin kyōiku”,in Hayashi Tomoharu,ed.,Kinsei Chūgoku kyōikushi kenkyū_(Tokyo:Kokutosha,1958),pp.27-154.
(12) Cynthia Brokaw(包筠雅),Commerce in Culture:The Sibao Book Trade 1663-1946(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East Asian Monograph Series,2006).
(13) Chia,Printing for Profit,pp.234-239.See also Cynthia Brokaw,“Commercial Publish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The Zou and Ma Family Businesses of Sibao,Fujian”,Late Imperial China 17,1(June 1996):49-92.
(14) Sakade Yoshinobu(坂出祥伸),“Kaisetsu-Mindai nichiyō_ruisho ni tsuite”,in Chūgoku nichiyō_ruisho shūsei,edited by Sakai Tadao and Sakade Yoshinobu(14 vols.Tokyo:Kyuko shoin,1999-2003),Vol.1,pp.15-27.
(15) 纪昀等编：《四库全书总目》，第134卷，第14页下—15页上，台北，艺文出版社，1974。
(16) Cynthia Brokaw,“O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China”,in Brokaw and Kai-wing Chow,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pp.3-54.
(17) Elman,On Their Own Terms:Science in China,1550-1900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34-53.
(18) 参照Shang Wei(商伟),“Jin Ping Mei Cihua and Late Ming Print Culture”,in Judith Zeitlin and Lydia Liu,eds.,Writing and Materiality in China:Essays in Honor of Patrick Hanan(Cambridge:Harvard Asian Monograph Series,2003),pp.187-231,and Shang,“The Making of the Everyday World,Jin Ping Mei and Encyclopedias for Daily Use”,in David Wang and Shang Wei,eds.,Dynastic Decline and Cultural Innovation:From the Late Ming to the Late Qing and Beyond(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6).
(19) 参见Robert F.Campany,Strange Writing:Anomaly Accounts in Early Medieval China(Albany:SUNY Press,1996),pp.49-52.
(20) 《四库全书总目》，第135卷，第1页。
(21) 《四库全书总目》，第134卷，第14页下—15页上。
(22) Yves Hervouet,ed.,A Sung Bibliography (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78),p.24.See also Jianhua Chen(陈建华),“The‘Licentious Poems’:Poetic Hermeneutics and Problems of Autonomy in Chu Hsi's Confucianism”,Papers on China(Harvard)7 (Spring 1998):19-39.
(23) 参见茅维编：《皇明策衡》，第15卷，第7页上，吴兴，1605。
(24) 关于中国的丛书，参见Elman,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Social and Intellectu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Second edition.Los Angeles:UCLA Asian Pacific Monograph Series,2001),pp.190-191.
(25) Sir David Percival,trans.,Chinese Connoisseurship,the Ko Ku Yao Lun:The Essential Criteria of Antiquity(London:Faber,1971).
(26) Michael Ryan,“Assimilating New Worlds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 Centuries”,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3(1981):519-527.也可参考D.E.Mungello,Curious Land: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9),p.145.
(27) Elman,On Their Own Terms,pp.5-12.
(28) Nathan Sivin,“Li Shih-chen”,in Charles Gillispie,ed.,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 (N.Y.:Charles Scribners and Sons,1973),VIII,p.390,and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hereafter DMB),L.C.Goodrich,et al.,eds.(2 vol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p.859.也可参考Elman,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pp.125-142.
(29) Elman,A Cultural History,pp.125-142.
(30) Elman,A Cultural History,pp.133-142.John Dardess,A Ming Society:T'ai-ho County,Kiangsi,in the Fourteenth to Seventeenth Centurie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p.161.文中给出了16世纪的数据：5244个官方的教学岗位，包括1564个教师和3680个助理教师。
(31) 在16世纪90年代日本入侵朝鲜期间，明代书籍要到达朝鲜或日本并不是很容易，许多书籍在朝鲜散佚了。
(32) DMB,p.861,and Sivin,“Li Shih-chen”,pp.394-395.
(33) 李时珍：《本草纲目》“凡例”（1603年版本），第1卷，第7页下—9页下，这个版本现存国会图书馆。See also DMB,p.862.
(34) Nathan Sivin,“Li Shih-chen,”pp.390-398,and Georges Metailie,“The Bencaogangmu(Classified Materia Medica) of Li Shizhen-An Innovation for Natura History?”,in Elisabeth Hsu,ed.,Innovation in Chinese Medicin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p.221-261.
(35) Willard Peterson,“Confucian Learning in Late Ming Thought”,in Denis Twitche and Frederick W.Mote,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ume 8:The Ming Dynasty,1368-1644,Part 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782-784.
(36) David E.Mungello,The Forgotten Christians of Hangzhou(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4),pp.3,15-18.
(37) 陆佃：《埤雅》，第20卷，第1页上—3页上，“雷声”条，以及第3页上—4页上，“闪电”条，见胡文焕编：《格致丛书》（台北：“国家”图书馆稀有书籍汇编本46册，1592—1597）。可比较Charles Hammond,“The Interpretation of Thunder”,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3,2(May 1994):487-503.现代对雷电的叙述见下：“当闪电穿过天空，它将空气加热到华氏55000度之高（摄氏30500度），超过太阳表面热度的5倍，空气以超音速的速度膨胀，发出强烈冲击波，最后减弱成为声波，最后使我们感知到的就是隆隆雷声。”See“Ask Us”,National Geographic 199,1(January 2001),p.1.17、18世纪对雷电的解释，参见J E.L.Heilbron,Electricity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y:A Study of Early Modern Physic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pp.339-340.
(38) Compare Michel,Foucault,The Order of Things: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New York:Vintage Books,1970),pp.130-132.
(39) See the critique of Vagnoni by eighteenth century Chinese literati in SKQSZM,125.34a-b.Compare the account in Qiong Zhang,“Demystifying Qi”,pp.74-106.
(40) 王丰肃（Vagnoni），《空际格致》，上卷，第1页下—2页下，见《天主教东传文献三编》，台北，文津出版社，1979。
(41) Foucault,The Order of Things,pp.153-162.Compare Fa-ti Fan,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Science,Empire,and Cultural Encounter(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91-121.后者提出中国文人直到19世纪晚期才拥有和欧美博物学、植物学与动物学概念相似的学术传统。
(42) 中华帝国一直到近代之前都没有产生“自然话语”（discourse of Nature）。
(43) See Campany,Strange Writing,pp.34-36,Riccardo Fracasso,“Shan hai ching” in Loewe,Early Chinese Texts,pp.357-367.
(44) Campany,Strange Writing,pp.49-52,and Roger Greatrex,trans.,“Bowu Zhi:An Annotated Translation”(Stockholm University Ph.D.dissertation in Oriental Studies,1987).
(45) Elman,On Their Own Terms,pp.44-45.See also Campany,Strange Writing,pp.51-52.
(46) 《四库全书总目》，第135卷，第23页下—24页下，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multi-vol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4),Vol.6,p.213.
(47) 见王三聘：《古今事物考》，第1卷，第1页下—2页下，第4页下—11页上；第2卷，第3页下—17页下，收入胡文焕编《格致丛书》，卷19。
(48) 可参照Paula Findlen,Possessing Nature:Museums,Collecting,and Scientific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
(49) Anthony Grafton,Defenders of the Text:The Traditions of Scholarship in an Age of Science,1450-1800(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pp.1-5.
(50) Findlen,Possessing Nature,pp.10,18-27,32,46,398-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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