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机还是认知：验证性信息搜寻的心理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机论文,认知论文,机制论文,心理论文,信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验证性信息搜寻(confirmatory information search)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经常表现出来的一种心理现象，同时是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验证性信息搜寻又称为选择性接触信息(selective exposure to information)，主要指人们倾向于系统性偏好与自己态度、观点、信念和决定等相一致的信息(即一致性信息)以及系统性忽视不相一致的信息(即不一致性信息)，也就是表现出验证性信息偏差(confirmatory information bias)。“社会心理学研究广泛接受这样的观点：人们往往偏好与他们的观点、决策和态度相一致的信息。”①尽管验证性信息搜寻、选择性接触信息、验证性信息偏差等术语表面语义存在差别，但在学术界这些术语有着大体一致的所指意义，很多时候学者们替换使用它们。如Schwind等人认为，“当人们对争议问题了解相关事实、论点和解释时，人们经常没有考虑异议信息。这种现象称为选择性接触、适意性偏差或验证性偏差。”②Jonas等人认为，“与反对性(不一致)信息相比，人们偏好支持性(一致)信息以避免或减少决策后冲突。这种现象称为选择性接触信息。但是，因为主导搜寻不一致信息也是一种选择性，所以选择性接触信息这个术语多少有些误导。我们将偏好支持性而非冲突性信息称为验证性偏差。”③Kastenmüller等人认为，“相比不一致性信息人们更加搜寻一致性信息的程度称作验证性偏差，是选择性接触的一种典型表现。近几十年研究确定了增加或减少选择性信息搜寻的许多条件。”④我国学者吴修良等人使用“证实性偏差”术语，细致地从肯定检验策略、认知失调理论以及错误规避三个方面解释证实性偏差的心理机制，并系统性从条件性参考框架、任务的抽象性、个体经验以及认知闭合的需要等方面阐述对证实性偏差的影响⑤。本文试从动机与认知的角度(传统动机、认知、动机和认知相结合等三方面)补充窥探验证性信息搜寻的心理机制，以期学界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深化研究。 一、传统动机取向的解释机制 验证性信息偏差传统动机取向的解释机制主要围绕防御性动机(defense motives)展开。防御性动机是指力求维护现有的态度、观点、信念和决定等，保持认识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受防御性动机驱动的信息搜寻者会主动搜寻支持性信息，回避冲突性信息，并且对支持性信息进行更加深入和积极的阐释。“哲学家很久以来就相信动机驱动的验证性偏差是思想和行为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心理学家也有一个古老概念：如果主题对于人们重要的话，人们会倾向于以偏差的方式应对证据。”⑥学术界普遍认为，传统动机取向的解释机制依托于费斯汀格的认知失调理论。“失调理论认为，当人们发现对于自己所做的没有充分的外在辩护或弥补时，人们将为自己行为找到内在的理由或辩护。”⑦这种情况下，导致偏差性信息搜寻的驱动力是维持个体认知系统稳定性的内心目标。努力维护自己的已有立场观点即防御性动机是导致验证性信息偏差的主要原因。 首先，卷入(involvement)能够影响防御性动机。“影响个体动机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卷入。”⑧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心理学家就提出“主题卷入”、“自我卷入”和“个体关联”等概念术语来表达某一信息主题对个体的意义和重要后果。但是学术界对于卷入如何影响信息接受和态度转变存在争议。社会判断理论认为，个体对于一个特定主题的态度是一个连续体，可以分为三个维度：接受，拒绝和无立场⑨。态度连续体上的这些维度反映个体的立场，影响个体判断信息，接受信息以及态度改变。如果信息基本上是适宜的，那么信息就处于接受的维度范围内。信息若是令人反感，则信息就处于拒绝的维度范围内。无立场维度范围内的信息既无适宜性也不令人反感。个体更愿意搜寻处于可接受维度范围内的信息，排斥处于拒绝维度范围内的信息。上述三种维度范围的具体程度大小随着个体和主题差异而不同。个体如果对某一主题接受范围相对较宽，拒绝范围相对较窄，态度改变相对容易。而个体如果对某一主题接受范围相对较窄，拒绝范围相对较宽，那么态度改变相对困难。自我卷入是决定维度范围的重要因素。随着卷入增加，接受和无立场维度范围缩小，而拒绝维度范围扩张，由此态度改变逐渐变得困难。高卷入与扩展的“拒绝维度”相关联，个体展现出对沟通更多负面的评估。也就是说，增加卷入提升了对说服的抗拒。个体卷入某个主题越深，越易回避冲突性信息，越难实现改变态度，即高卷入会抑制接受冲突性信息。而双加工模型理论认为，卷入是影响信息加工类型的基本因素，决定信息接受的程度以及被说服程度。⑩高卷入会促使个体更为平衡性地关注相关信息，积极加工信息内容。与个人相关的事务，个体会中心加工相关信息。如果信息论据质量强到能够产生对信息主题积极的想法，高卷入个体会评估信息的优点以及被说服改变态度。相反，如果信息论据质量差，高卷入个体会看到信息的缺陷，对信息产生消极看法，最终拒绝接受信息内容。与个人无关的事务，个体会边缘加工相关信息，较少受到信息论据质量和强度的影响，在启发式的基础上做出相关信息判断。Johnson等人提出了影响态度改变及说服效应的三种卷入类型即相关价值卷入、相关结果卷入和相关印象卷入(11)。相关价值卷入也称作自我卷入，指由与个体价值观相联系的态度所引发的特定心理状态。价值观是个体持久和核心的自我组成部分，是个体行为方式和生活体验的评估标准。当卷入能够实现预期结果时，出现相关结果卷入。相关印象卷入指给他人造成的印象。这三种卷入各自表现出自己的特点，反映出自我概念的不同方面，以不同方式影响信息搜寻、加工和判断。在相关价值卷入研究中，高卷入被试比低卷入被试更不容易被说服。然而在相关结果卷入研究中，高卷入被试比低卷入被试更容易被强论据说服，更不容易被弱论据说服。高卷入的个体发挥认知努力去评估相关主题的论据，并由此导致相应态度。 其次，基础概率判断影响防御性动机。一般而言，人们评估支持性信息的功用比冲突性信息的功用更高，从作用和可信性角度讲，人们更积极偏向支持性信息而非冲突性信息。但是，当先有信念和新信息发生冲突时，更有可能出现的是先有信念作用的衰减还是新信息作用的衰减呢？已有研究文献对此存在争议。一方面，验证性偏差是常见现象，人们经常倾向于接受证实他们的先验信念的证据，拒绝、折扣或重新诠释反面证据。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认为，如果新的信息是有意义的和可靠的，人们一般更可能把重点放在新的证据而忽视了先有信息，即使那些通过改变信息形式提高贝叶斯推理的个体也被研究发现会忽视先有信息。考察基础概率的权重是解决上述研究冲突的一种途径。“在信息获取时惯例可能产生验证性偏差……强惯例能够导致复发性决策中延迟适应以及引发低估或忽视不支持惯例的新信息。”(12)强惯例型被试由于对成功率的先有信念，作出决策的一种方式是折扣新证据，随后决定维持惯例。这需要一定数量的惯例重复以及负面经验，保守决策者最终才会偏离其反适应性的惯例行为。强惯例型被试不会立刻适应现实变化，表现出延迟适应的选择模式，也就是说，他们会倾向于维持惯例式决策思维。相反，弱惯例型被试对基础概率不敏感，在决策时人们也可能聚焦新证据，弱化甚至忽略基础概率信息，较快适应新的形势，从而表现出即时适应的选择模式，能够较快摆脱惯例或放弃惯例，选择备选的行为方案。 第三，态度、信念和行为的转变能力影响防御性动机。完成不可逆决策后比完成可逆决策后，个体表现出更为明显的验证性信息偏差。因为不可逆决策结果确定，约束力明确，出现决策后认知失调的可能性和水平相对较高，个体为了对已作出决策进行辩护，维持对已作出选项吸引力的适当水平，往往通过搜寻一致性信息来支撑最初的选择。当个体需要对事情后果特别是负面后果承担责任时，容易出现认知失调，导致对心理和行为的不适感。对特定观点或决策选项高承诺与验证性信息搜索水平增加相关。当然，如果个体对不可逆决策有充分信心，决策后没有认知失调或失调水平较低，个体也就无需表现出明显地通过搜寻一致性信息来支撑选择。“在可逆情形下，特别当新信息出现时功用性考虑会非常强烈并抵消失调效应。因此可以预测当决策可逆时会出现对新信息(一致和不一致)的强偏好，导致非选择性接触效应。”(13)完成可逆决策时，由于还存在选择的机会，之前确定的选项可能是暂时性的，选项承诺度(commitment)偏低，引发认知失调的可能性和水平也会偏低，进而导致降低防御性动机。对选项信息功用性考虑占据主导，与选项不一致的信息此时比一致性信息更为有用，验证性信息偏差相应减弱。 最后，人格特质影响防御性动机。对辩护自己立场的能力持有信心的个体能够积极应对未来挑战，更愿意接受支持性和冲突性信息。相反，对辩护自己立场的能力没有信心的个体经常使用“否定”(denial)这种基本的防御机制来回避冲突性信息，偏好支持性信息。需要注意的是，防御动机与防御能力信心呈现出灵活的关系。相比于防御能力信心低的个体固守防御动机而言，防御能力信心高的个体因为能够以更加开放的心态面对正反两方面的信息，其单纯的防御动机能够随情境而变化。防御能力信心高的个体比能力低的个体能够更加主动有效地辩论冲突性信息，并且通过辩论冲突性信息希冀有更高程度的自我提升。“防御能力感知是个体解决挑战态度新信息和支持态度新信息之间冲突的核心。”(14)防御能力信心低的个体对于冲突性信息非常警觉，排斥接受。相比之下，防御能力信心高的个体愿意面对和接受冲突性信息。同样是防范一般意义信息对自己原有立场造成的冲击，防御能力信心低的个体比信心高的个体表现出更加明显的验证性偏差。高防御信心的个体比怀疑自身防御能力的个体更少偏向于支持亲态度信息。高防御能力信心减少验证性偏差的可能原因是，随着防御能力信心的增加，对支持性信息所发挥的自我提升、有效辩护以及态度自信等作用的感知会降低，而对冲突性信息可能发挥的自我提升、有效辩护以及态度自信等作用更加警觉，相应感知会升高，从而表现出对支持性信息和冲突性信息平衡型搜寻、接受和判断。防御能力信心高的个体更愿意在不确定性或者说风险情形下选择和评估信息，更愿意接受改变立场。 二、认知取向的解释机制 “不要把动机力量看做判断过程中的唯一效应”(15)，可以区分动机型验证性偏差和非动机型验证性偏差。“当受到希望防卫维护自己信念驱动时，人们可能以某种偏差的方式应对证据。但是人们在没有物质目的或明显个人利益的情形时也可能表现出偏差……充分理解验证性偏差必须包含两者，因为很好地观察到它们都存在。”(16)认知取向的心理学解释认为人们通常都是理性的，在信息搜寻和选择时会试图找到性质上最佳的并与决策相关的信息。然而，许多因素(如主观愿望、情感、信息呈现方式、可获得信息量等)会导致人们对选择、决策和判断产生一个先有的偏好。同不一致性信息相比，个体往往认为一致性信息更加有效，通常比较容易接受此类信息。问题是：为什么出现差异性接受信息的现象？人们在搜寻、选择以及加工一致性信息和不一致性信息上是否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又体现在哪些方面？ 针对上述问题认知取向的心理学解释以Ditto等人提出的“加工数量”(quantity of processing，QOP)观点影响最大。学术界最初在昆达(Kunda)提出的动机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框架下展开研究，“尽管人们依靠一些认知加工和表征实现预想的结论，但动机有助于确定在特定场合中使用何种加工和表征，并且通过对偏差认知加工的依赖可能会影响到推理。”(17)昆达认为动机性推理现象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情况是准确性动机驱使下力求得到一个精确的结论，另一类情况是方向性动机驱使下力求得到一个特定的结论。两种情况下动机都表现为目标驱动力，准确性目标往往会导致使用信息加工策略去考虑最合适的结论，而定向目标则导致使用策略考虑最有可能产生期望的结论。动机性推理框架下研究更多的是方向性动机对决策与判断的影响。人们对于一致性信息和不一致性信息有着不同加工目标，并且会主动采取偏差性认知操作去实现这些目标。偏差性记忆搜寻激发和启动一致性信息有效性的目标，而抑制和破坏不一致性信息有效性的目标。通过偏差性记忆搜寻优先接纳和采取支持预期结果的过去行为经验、推理规则和观念假设，实现完成特定的判断结论。当然在判断和应对信息时人们也会试图保持“客观性幻觉”，即人们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他们希望相信的，判断会受到合理性解释的约束，以试图避免明显的过度偏向，进而有利于向自己或向他人进行决策辩护。“人们似乎不会武断地推论他们想推论的仅仅是因为他们所想。相反，人们受到实现特定结果驱动，会力求表现得理性以及为自己预想的结果建构一种辩护，从而可以说服一个冷静的观察者。”(18) Ditto等人将动机性推理理论的不同加工目标观点与认知加工类型观点整合起来，提出“加工数量”观点，其核心是强调不一致性信息比一致性信息引发更强烈的认知分析，达到与偏好不一致的判断结论比与偏好一致的判断结论需要更多的信息，这种认知加工上的不对称性数量导致个体对不一致性信息比一致性信息更加批判性地对待。“一致性信息和不一致性信息所激发的不同加工数量，通过影响需要达到效价结论的信息量会更微妙使判断发生偏差。”(19)“加工数量”观同以往动机性推理理论的重要区别体现在三个方面：(1)前者把认知加工的数量或强度，而后者把认知加工的方向或目标看做个体区分对待一致性信息和不一致性信息的重要因素。(2)前者把个体看做是信息的适应性加工者，而后者更加强调个体力求达到期望结论的目标。(3)前者坚持对信息质量的不对称性敏感，而后者坚持对信息质量的对称性敏感。“加工数量”观将信息与偏好判断结论的一致性程度看做影响对信息进行认知分析的主要因素，认为不一致性信息比一致性信息产生更加系统化、细节化的认知加工，这种认知加工的不对称具有生存的适应性价值。因为与一致性信息相比，为了避免危险和减少损失，人们对于不一致性信息更可能做出即时的行为反应，较为快速地唤起“动员”反应，包括缩小和集中注意力以及增加细节性认知分析。 认知分析一致性信息比不一致性信息所需要的资源和精力更少。所需要的资源和精力更少是因为人们往往对于一致性信息不需要提供更多的理由辩护，而是较为直接地从情感上接受这些具有“表面价值”的信息。但是，对于不一致性信息不仅进行认知分析所需要的资源和精力更多，而且更容易对这些信息产生一些替代性解释，导致对这些信息有效性的更大怀疑，增加这些信息的不确定性。个体对于不一致性信息更加敏感。如何理解人们在情感上排斥不一致性信息，但却又对不一致性信息更为敏感呢？个体倾向于适应性信息加工，因为不一致性信息具有强的适应性价值，促进个体进行更为投入的细节性认知分析。虽然这种更加耗费资源和精力的细节性认知分析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对不一致性信息有效性的怀疑，但是这种怀疑并非完全拒绝接受不一致性信息，而是相比一致性信息，对于接受不一致性信息的门槛阈值有所提升，也就是表现出对不一致性信息质量的更高敏感。 值得注意的是，Jonas等人在顺序性信息搜寻(sequential information seeking)情形下否定了Ditto等人提出的“加工数量”观。“无法从认知负荷引起的结构需要角度或由于偏差评估引起的信念极化角度解释顺序性信息搜寻中验证性偏差加强的现象。”(20)在以往研究中一直比较稳定地发现，人们偏好支持性信息而不偏好冲突性信息。然而，在这些研究的实验中主要呈现给被试全部可得信息的概样，使得被试可以同时性选择它们，而且不要求被试在选择阶段加工所要求的信息。但是，现实生活中的决策信息搜寻很多都是顺序进行的，在以往决策信息搜寻偏差的实证研究中往往没有注意到这种顺序信息搜寻，更多注意到的是同时性信息搜寻(simultaneous information search)。现实生活中，由于有用的新信息总是层出不穷的，因而人们无法在对全部信息有基本概观后才开始进行具体的信息搜寻。实际情况往往是，人们搜寻完一部分信息就会对它们进行读取和加工，然后进行下一阶段的信息搜寻。整个这样的过程会多次重复，直到信息搜寻的需要满足或者完成了决策。这种分阶段的信息搜寻的特点是，在整个信息搜寻结束之前个体无法事先确切知道会获取多少一致性信息和/或不一致性信息，并且在信息搜寻各个阶段之间也无法延迟加工信息。因为如果延迟加工信息，实际上就阻碍了下一阶段的信息搜寻。因此在信息搜寻的各个阶段，个体都会注意到搜寻到的所有信息，并对这些信息做出取舍的决定，然后再开始下一阶段的信息搜寻。这种信息搜寻方式，学者们称之为顺序性信息搜寻。在同时性信息搜寻或同时性信息呈现研究中发现的信息评估偏差现象在顺序性呈现信息时也同样存在。 在顺序性信息搜寻和同时性信息搜寻中不同的信息加工模式不会影响验证性偏差，顺序性信息加工情形下并不比同时性信息加工表现出更强的验证性偏差。也就是说，与信息加工模式无关，只要是顺序性呈现信息而不是同时性呈现信息，验证性偏差就表现得更明显。Jonas等人认为这种验证性偏差是由于信息顺序呈现的原因，而不是信息顺序加工的原因。在信息顺序呈现时，由于被试增加关注他们决策所带来的强化承诺导致验证性偏差的增强。Jonas等人提出决策聚焦假设(decision focus hypothesis)来解释上述现象。该假设认为，顺序性面临新信息使得个体先有的决策突显，因为每一种新信息的主题都要与这个决定比较。因此，作为顺序呈现的一个结果，先有的决策在脑海里重复出现。已有研究表明，个体重复思考某一假设会增加个体对假设正确性的信心以及对假设的坚持。“被要求对支持某一假设列出理由或者提出假设的个体会倾向于表现出对假设真实的更大信心。”(21)相比信息同时性呈现时，上述聚焦决策增加了个体对自己先有立场的承诺。在信息同时性呈现时，人们会专注于比较、评价和结合新的信息，只有经过这样的过程之后才评估先有决策的意义。因此，重点更多是放在信息而非先有决策上。信息顺序性呈现使得个体重复思考之前的决策，这种决策聚焦增加了验证性偏差。 三、动机与认知结合取向的解释机制 哈特等人(Hart)较为系统地指出防御性动机与验证性偏差的关系以及防御性动机的影响因素，“当被试态度、信念或行为先于信息选择得到支持时；当被试态度、信念或行为与他们价值观不相关或者与他们信仰不冲突时；当被试的闭合心理程度低时；当被试对态度、信念或行为的信心高时，表现出支持防御性动机的作用。”(22)除了研究防御动机效应，关于准确性动机(accuracy motives)如何影响选择性接触也有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在验证性信息搜寻研究中，准确性动机并非像传统防御性动机那样表现出较为独立的因素，而总是与认知因素结合在一起。准确性动机是指力求持有客观、无偏见的立场观点，实现准确有效的决策，得到最希望的结果。准确性动机能够以客观、心理开放的方式加工信息，有利于发现事实真相。受准确性动机驱动的信息搜寻者会主动搜寻支持性和冲突性两方面信息，并对它们进行彻底地阐释，通过强证据或论辩来取得最佳的决策选项，因而在面对相关决策信息时努力表现出无偏差的搜寻和加工。由此从理论逻辑上能够推断准确性动机将抑制或阻止验证性信息偏差。“但事实上，有一些研究表明，当加工决策信息时准确性动机能够减少选择性接触现象。有一些研究却表明，准确性动机能够支持和实际上促进对证实性信息的选择性接触。”(23) 这个看起来矛盾的现象可以通过验证性信息评估加工来进行解释。当准确性线索指称决策情境，也就是要求决策者作出最佳选择时，准确性动机减少验证性信息加工水平。当准确性线索仅仅为了信息搜寻任务时，准确性动机的增加能够发挥作用，进而导致信息搜寻时更加明显的证实性偏差。尽管准确性动机决策者极力找到决策相关信息中质量最好的信息，但是他们无法摆脱自己已有的观点去评估这些信息的性质，以及比决策一致性信息更加系统性地检验决策不一致信息。因此，决策一致性信息主观上被认为具有性质上的优势，在搜寻过程中更加系统性地偏好一致性信息。Fischer等人较早注意到这些问题(24)，针对决策信息可用性的限制效应(the effects of a restriction)进行了系统探索。 在决策和信息搜寻中存在相关条件的限制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可获得信息量的限制是其中之一。以往在信息搜寻偏差研究中对于相关条件的限制有所忽视，特别是对可获得信息量的限制对于信息搜寻偏差的影响及其相应心理机制的探究还比较缺乏。信息搜寻时的验证性偏差是相对稳健的心理现象，那么可获得信息总量的限制是否会导致增加信息搜寻时的验证性偏差？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进一步在没有实际客观限制，但引发感受到相关决策信息缺乏的主观状态下是否也会导致增加信息搜寻时的验证性偏差？这种效应如果依然出现，随之而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限制型信息搜寻导致验证性偏差是动机过程还是认知过程(或者两者共同)所造成的？如果导致验证性偏差的增加主要是认知过程，那么在有认知负荷任务情形下，进行限制型信息搜寻时由于认知资源供给和分配的局限，严格检验和评估不同信息预期质量的能力会下降，信息搜寻的验证性偏差将减少。相反，如果导致验证性偏差的增加主要是动机过程，那么认知负荷任务就不会影响验证性偏差效应。 限制型信息搜索导致明显的信息搜索偏差或者是增加已有的信息搜索偏差，即信息选择限制的增加会强化验证性偏差。当信息搜索受到限制时，相比于冲突性信息人们表现出明显偏好支持性信息。有意思的是，只是在要求搜寻者在所有信息中选择一半或少于一半的信息时，才出现上述现象。当限制减少，搜寻者可以选择一半或者多于一半的信息时，没有出现上述现象。并且不仅在客观上信息量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信息搜寻者表现出验证性偏差。与此类似，以特定方式使得信息搜寻者主观上知晓信息是一种稀缺资源，从而引发其产生信息稀缺的主观感觉，也会导致出现验证性偏差。并且在人们只能选择一定数量的信息(信息上限)的情形下比可以至少选择特定最低数量的信息(信息下限)或没有限制的情形下，信息搜寻时的验证性偏差会更为显著。一般来说，可以从传统动机过程和动机与认知结合过程两个方面来解释上述现象。从传统动机过程来进行解释首先需要明确信息搜寻者的两个基本动机目标：一个动机目标是试图减少失调，另一个动机目标是在信息搜寻时尽可能表现出无偏见姿态，实际上就是一种印象动机。通常情况下信息搜寻者为了减少失调主要选择支持性信息，表现出验证性偏差。因此，在信息选择数量不存在上限，即信息选择数量存在下限或没有限制的情形下，因为信息选择空间和资源的存在，人们还会选择一些冲突性信息来“丰富”他们的信息选择，以表现或修饰没有偏见的客观中立姿态，一定程度上起到抵消因减少失调而引发的验证性偏差的作用。当然如果人们认为决策具有一定的合理基础，仍然会表现出验证性偏差这样的倾向。但是，在信息选择数量存在上限的情形下，因为信息选择的限制使得信息搜寻者同时要实现减少失调和表现出无偏见这两个动机目标产生冲突，人们可能优先满足实现减少失调的动机目标，而放弃表现出无偏见的动机目标。也就是在减少失调和表现出无偏见之间更注重前者，仅兼顾后者。 从认知过程来进行解释首先需要明确信息搜寻者的两个基本认知目标：一个认知目标是获得最佳决策信息，另一个认知目标是预期信息质量评估比较。从理性认知的角度来讲，为了最有效地进行决策，提供决策质量，人们会搜寻最佳的相关信息。因而信息质量是信息搜寻和选择的最根本标准。支持性信息具有先在的评估优势，即与冲突性信息相比，支持性信息具有更高的预期信息质量评估。并且，冲突性信息比支持性信息会受到更严格的检验和质量评估。在信息上限的情形下比在信息下限或没有限制的情形下，信息搜寻时验证性偏差会更为显著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信息上限强化了认知阐述，使得预期信息质量成为信息搜寻和选择标准的突显性增加。由于支持性信息具有更高的预期信息质量评估优势，信息质量作为选择标准的突显性的增加，使得搜寻和选择表现出偏好于支持性信息即验证性偏差。另一方面，认知阐述的强化增加了对冲突性信息更普遍严格的检验和评估，从而偏好于系统性发现冲突性信息而非支持性信息的质量弱点。因此，在信息上限情形下进行信息搜寻，预期信息质量作为信息选择标准的突显性增加，支持性信息的“预期质量优势”也提升，从而导致验证性偏差更加明显。 如何确定到底是动机过程还是认知过程导致了在信息上限情形下验证性偏差的增加呢？如果认知过程导致了在信息上限情形下验证性偏差的增加，是因为以规定可选择信息量的手段进行信息限制促使认知阐述增加，进而强化了支持性信息的预期质量优势评估，最终出现验证性偏差的增加。那么，可以考察在信息上限情形下引入认知负荷任务，抑制认知阐述的增加，消除支持性信息与冲突性信息的预期质量评估的不对称性，通过验证性偏差的变化情况来判断是认知过程还是动机过程对其产生了影响。如果引入认知负荷任务，验证性偏差增加效应消失，表明阻止了可能发生的认知过程，原本认知过程发挥的作用受到瓦解，所以增加效应消失，也因而可以接受认知取向的解释。相反，如果验证性偏差增加效应没有变化，表明是认知过程没有发挥出作用，那么就难以接受认知取向的解释，这样动机取向的解释就成为好的备选项。Fischer等人的实验结果表明：信息搜寻受到限制的被试比没有受到限制的被试表现出更多的选择性倾向。相反，认知负荷情形下被试进行平衡型的信息搜索，与他们信息搜寻是否受到限制没有关系。限制效应的认知解释最适合于这些研究结果：如果信息搜寻受到限制，人们增加认知活动，通过更严谨地检验信息或者更强烈地指向信息质量，以实现寻找最佳信息的目标。与实际上限制型信息搜索导致验证性偏差的增加相一致，仅仅感受到信息缺乏也会导致验证性偏差的增加。这种因信息选择的限制导致出现验证性偏差或已有验证性偏差的增加建立在更多认知过程而非动机过程的基础上。 四、未来趋势和展望 首先，以往研究要么在认知失调理论框架下主要关注防御性动机，要么结合认知评估因素考察准确性动机，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印象动机(impression motives)的关注。哈特(Hart)等人在2009年发表了针对验证性信息搜寻中的防御性动机和准确性动机的元分析论文，没有将印象动机纳入其中，“虽然理论家们提出了第三种动机，印象动机即渴望形成和维持积极的人际关系，但选择性接触信息的这方面研究无法提供充足的研究证据进行元分析。”(25)印象动机的相关研究缺乏，但其研究意义却日趋明显。一方面从理论上看，引起验证性偏差的原因不仅仅是消除认知失调，追求最佳信息的主观愿望或与自我相关的特质，增加印象动机有助于涵盖社会交往情形下各种角色个体的信息搜寻与加工，特别是在社会活动和人际交往互动条件下融入进个体责任感因素，可以更真实反映现实的心理现象。另一方面从现实上讲，现代社会知识快速产生，数量和内容大量增长，知识广度和深度不断提升，知识理解日益复杂，远超出个体能够全面应对的范围，劳动及专业分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求助或者雇佣专业人士提供信息建议或承担任务是社会生活中非常普遍的常见现象。当代社会信息咨询方与信息建议方之间的有偿服务和交易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重要。印象动机主要关注的是人际目标，以取得积极人际关系后果为目的进行信息搜寻和加工。印象动机能够激活信息建议方试图完成两方面的目的：一是促进建议方给咨询方留下积极印象；二是促进建议方投入更多精力，为咨询方搜寻全面且平衡的信息，做出尽可能准确的决策。责任感作为建构积极人际关系的中介与保障，是影响积极人际关系后果的关键因素。信息咨询方作为主体的权益意识日益增强，理想的社会活动效果是希望激活信息建议方实现上述两方面目的，“结果问责”成为保护信息咨询方主体利益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但问题是通过“结果问责”创造的激励往往不会自动促进这两方面目的同时实现，解决此种困境的一个策略是从“结果问责”过渡到“过程问责”。此外，应当考虑在相关结果卷入与信息效用交互作用中考察准确性动机。信息效用是指信息能够用来促进好决策的程度，准确性动机使个体指向效用最高的信息，而不考虑信息的一致性。准确性动机因此可能削弱一致性偏差。之前研究发现价值相关卷入强化了防御动机，结果相关卷入促进关注准确性和现有证据的客观加工。现实情形中，信息搜寻往往是结果卷入与信息效用共同存在，考察交互作用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次，在态度、决策、沟通、刻板印象等领域各种类型验证性信息搜寻研究的实证研究较多，从多种角度探索验证性偏差的影响因素已经成为研究热点，如关注影响人们搜寻海量信息的因素，对于在信息情感内容基础上人们搜寻和避免信息的加工过程，建立人际关系时搜寻信息类型的个体差异，同伴互动行为如何影响人们搜寻关于同伴的信息类型，以及搜寻不同新闻类型人们社会人口学特征的差异程度。这些研究已经总结出较多影响验证性偏差的因素，如投入兴趣、个体卷入、易得性、结构一致性、模糊性、功能基础、情感认知基础等。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这些研究相对比较孤立，只集中于探索各自领域中的核心主题和研究发现，呈现研究局部精细化，边界意识过于清晰，研究问题相互间借鉴和融合有待提升。认知失调理论虽然可以对许多观察到的效应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但不能够完全解释所有的效应，虽然现有的一些理论观点都有一定的理论解释力和理论预测力，有各自的优点，但是却缺乏宏观性的理论框架，未能对诸多影响因素有整体性考察，因而较多是针对具体的过程而不是从更一般的机制上来考察和概括验证性偏差。很难本质澄清这些影响因素的独特性与普遍性，以及这些影响因素是否可能相互结合在一起。“尽管选择性接触领域取得了宝贵的进展，我们对选择性接触现象的理解仍然有限。很显然，研究者们已经看到能够容纳不同选择性接触过程的良好理论框架还没有取得。”(26)验证性信息搜寻研究已经发现并较为系统地认识到一些影响因素，随着研究的深入，新的影响因素也将逐步进入研究视野。为了提升验证性信息搜寻研究层次，发挥相应研究的辐射力，需要有一个普遍的理论框架理解和组织这些影响因素。理论框架的必要性还体现在，现有研究一方面作为研究基础的理论观点存在差异；另一方面作为具体内容的实证研究也存在差异。研究争议的结果不是一方取代另一方，而是相互借鉴，不仅有助于组织已有的调节变量，对它们做出新的预测，而且可以作为指导识别新的调节变量，开辟新的模式深化未来研究。近几年有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些尝试，提出理论框架将已有研究得出的诸多关于验证性信息搜寻的调节变量(moderators)有机组织和整合起来。如Fischer提出在感知决策不确定性和认知节俭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模型(27)，整合各种关于验证性信息搜寻以及它们不同的基本心理过程的研究发现。 最后，尽管验证性信息搜寻在研究情境、内容、主题和方法等方面均有扩展，实现了从个体水平到群体水平的过渡，许多研究集中关注可能影响人们进行验证性信息搜寻的影响因素及其所发挥的具体方向性作用。研究者在信息总量有限、信息呈现形式、认知负荷任务、时间限制、主观感知信息稀缺、不同情绪状况、为他人提供决策建议、主观规范、控制力、防御信心等方面完成了大量实证研究，取得了丰厚的学术积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研究大多数采取的是经典研究范式，在实验室研究环境中要求被试在各种形式条件下搜寻与决策相关的信息。虽然这种研究可以取得较为普遍性甚至稳健的研究现象，但还是不能够真实完全反映实际生活中的决策信息搜索。现实中个体或群体具备多样化的选择可能以及应对这种约束条件的对策手段，因而未来的研究有必要以提升生态效度为目的，将实验概括的普遍性原则在具体生活情境和真实环境中得以修正完善，探讨理论模型检验、预测和解释现实生活中决策和信息搜索的复杂社会表现(28)，解决好这些问题有利于学术繁荣，有利于建立更加面向生活世界的心理学。 ①(24)Fischer,P.,Jonas,E.,Frey,D.,and Schulz-Hardt,S."Selective Exposure to Information: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Limit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5,no.4(2005):488,482. ②Schwind,C.,Buder,J.,Cress,U.,and Hesse,F.W."Preference-inconsistent Recommendations:An Effective Approach for Reducing Confirmation Bias and Stimulating Divergent Thinking?" Computers & Education 58,no.2(2012):787. ③(20)Jonas,E.,Schulz-Hardt,S.,Frey,D.,and Thelen,N."Confirmation Bias in Sequential Information Search after Preliminary Decisions:An Expansion of Dissonanc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Selective Exposure to Inform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80(2001):557. ④Kastenmüller,A.,Fischer,P..Jonas,E.,Greitemeyer,T.,Frey,D.,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