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大有可为的研究项目——中国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课题报告研究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有可为论文,研究会论文,中国论文,两级论文,课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年8月28、29日， “中国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课题组在河南省新密市召开了课题报告的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李其庆、民政部救灾司副司长王振耀、河南省人大副主任侯志英、省人大秘书长王银忠、省政协常务副主席胡悌云、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世民、省社科院原副院长杨承训、郑州市人大常务副主任牛甲辰、新密市委书记兼人大主任何健生、市长陈新贵、市人大副主任王拴正、无锡市体改委副主任蒲文昌、陕西省委政研室郑梦熊、宝鸡市人大主任李均、原副主任王景文、咸阳市秦都区委宣传部长李显武、新乡市经研中心吕先声、课题组负责人荣敬本和崔之元以及新密市有关部门和有关乡镇的负责人等50余人。
首先，李其庆同志发言。他对河南省和新密市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对这项课题研究的帮助和支持以及福特基金会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认为，这个课题研究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课题反映了时代和历史的要求，江总书记在5月29 日的讲话中特别指出，我们当前所做的一切工作都要以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为中心，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课题组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原理、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深入调查和研究了我国基层社会政治生活的新事物，是符合中央精神的；2.课题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要求，今天中国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10亿农民在想什么做什么，应当作为我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课题组深入乡村调查农民的社会生活以及对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要求，贯彻了我们党的群众路线；3.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有生命力，课题组正是在了解了生动活泼的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的。因此，中央编译局非常重视这个课题，并全力支持这项研究。他进一步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极其复杂和艰难的工作，是一个大题目，已经完成的研究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他鼓励课题组继续研究下去，并取得丰硕成果，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接着，课题组负责人荣敬本对课题报告作了一些介绍。
他说，课题报告力求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改革的实际结合起来。因此，在报告开始引用了马克思“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文化”这一著名论断。马克思提出这一论断，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带有里程碑性质，他区分了共产主义的两个阶段，在初级阶段上必须注意对本国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权利结构的分析。
《资本论》的中译者之一王亚南教授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对中国秦汉体制下的权利作了具体的分析。他认为，官员可以凭借其权力，取得土地和来自土地的收益，成为资源的主要支配者，从而同自由的农民发生了矛盾。从这对矛盾出发，可以了解秦汉体制下中央、地方官员和农民之间的均衡和非均衡关系。这种分析完全符合密县从秦汉体制形成一直到明、清的历史情况。
他说，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找到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避免锁定在旧体制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就是因为它使农民能取得对土地资源的支配权，从而推翻了国民党的官僚统治。但是，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后，受前苏联模式的影响，实行计划经济，实际上把资源支配权集中在各级行政系统中，束缚了农民的自由，从而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最大变化的是农村，农民又重新取得了土地这一资源的支配权，并且获得了市场交换的权利。近十年来，新密市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的源头就在于此。
目前，我们正处于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过渡时期。课题报告以较大的篇幅分析了压力型体制，这种体制运作的特点靠上级对下级规定的各种任务和指标，并以对这种任务和指标完成情况的考核，以一票否决的方式对下级施加压力。这种方式还是脱胎于计划行政命令体制，并且有其历史根源。留美多年的黄仁宇教授指出，中国社会的下层机构由上层机构指定，这种设计原则不仅妨碍民权及地方性质之组织制度的发展，也是将技术上的不尽不实之处，压至下端，这是中国和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在管理体制上的巨大差异，也是造成中国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
最近，我们课题组到美国剑桥市访问，对此有深刻的感受。剑桥市政府的市长是民选的，市政经理是招聘的，没有任何成员是由上级任命的，市政府的工作和预算，是由市议会决定的，每个市民在议会开会时可以去旁听，也可以发表意见，没有上级下达的任务。钱也分得很清楚，联邦政府要办事，设立机构，由联邦政府付钱，州政府和市政府联合修水利设施，由各自分担，或者靠财政转移支付，这里并不存在上下级关系。国家的统一是靠民主和法制维护的。其实，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早已经注意到了美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是值得我们比较和借鉴的。
从调查报告中可以看出，这种压力型体制虽然对经济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它往往造成资源配置的误导，重复建设屡禁不止，经济结构不合理，而且造成农民负担加重，使腐败蔓延。因为这些现象是在上级的压力下发生的，所以很难纠正。
他强调指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向民主合作型体制过渡，这种体制的构思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已经提出，而邓小平在文革结束时，作过详细的阐述。在新密市的调查中我们看到了农民的许多创造。其实通过发展村民自治，完善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些是可以实现的。这里的关键是两条，一是财务公开，民主监督；二是干部真正由民主选举产生。这两条在我们的现行制度中都是明文规定的，问题在于落实。
他认为，由于中国的历史特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从基层开始较为稳妥，从家庭、村、乡、镇、县逐级向上推行，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依赖”。
最后，他讲述了自己近40年前在山东下放时的经历，当时在农村讲民主，选了一位好当家人，在生产上立竿见影，农民当时就已经在酝酿包产到户，分户经营，可惜，在理论上没有认识，走了20年的弯路。实际上，农民是最懂得民主的，最珍惜民主的权利的，在农村和基层推行民主合作，无论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是有利于我们的稳定、改革和发展的。如果我们在理论上有了明确的认识，至少可以少走弯路。
接着，崔之元博士发言。他说，课题报告使用了三分法分析问题。政治学流行“二分法”，即用专制与民主、国家与社会等非此即彼的概念体系分析问题，这种方法有一定的片面性。理论界发展出了三分法，即用中央、地方、民众等三分法的概念体系分析社会政治的运行状况。课题报告中引用的黄炎培与毛泽东的对话，实际上指的是中央、地方、老百姓三者之间的关系，课题报告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使三者的关系达到良性循环的状态。
他指出，对于监督地方政府工作的问题，美国政治学者在研究各国实践的基础上概括出了两种方式，一种是警察控制（police control）的方式，即由上面监督下面，中央监督地方，这种方式往往造成中央财政不能保障，中央政府力不从心；另一种叫做救火报警（fire alarm）的方式，即由民众监督政府，出现问题时，提出批评，中央政府再采取行动，这样可以减轻中央政府的超载运转，提高工作效率，加强中央的政治领导。
随后，大家对课题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讨论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三分法”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依赖问题
大家认为，“三分法”给人以巨大的思想启迪，也就是指出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依赖。黄炎培在延安同毛主席谈到如何摆脱周期率时早就涉及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至今不能说已经跳出了这个周期率。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调查报告虽然讲的是一个县，但所涉及的是带有全局性的问题，值得重视研究。
2、关于压力型体制的问题
这是调查报告中比较新颖的提法。在一开始，觉得压力无处不在，把压力变动力，也是人们经常说的。但是，仔细想想，所谓压力型体制，一级对一级施加压力，以此对干部进行考核，作为一种现象，也决不是一个县所特有的，在各地方恐怕都存在，大家在讨论会上普遍反映，这种体制运作方式造成了许多弊端，一些基层组织在征地、集资、摊派上同农民关系紧张，在一些地方上访告状的多了。一些乡镇干部说，现在农民走向市场了，而我们的上层建筑的改革滞后，通常还是老办法，动员加压力，在计划体制年代能收到一些效果，在市场体制下已经失灵了，因此，基层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刻不容缓了。这种压力型体制实际上是指令性计划经济的产物。
3、民主合作制
方山村支部书记刘民权详细介绍了在课题报告中提到的实行民主合作的经验引起了与会者的巨大兴趣，各地人大的领导同志都觉得他们的经验很有代表性，可以推广。多年从事村民自治研究的民政部王振耀副司长说，中央完全肯定村民自治的经验，而且在国际上有良好的反映。许多人都从自己亲身的体会谈到在基层实行民主好处多，不仅在农村，而且在一些国营企业或股份合作制的企业，用竞选民主的方法选举当家人，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河南省人大的领导同志认为，根据河南省的情况，村一级可以大胆放手地搞，乡一级可以试验搞，县一级可以看看准备搞。大家认为，明确民主合作制这种目标模式很有意义，但在推行的方式方法上不要一哄而起，而要稳扎稳打地进行，必须以有利于稳定、改革和发展为标准。
在讨论中，大家还集中地提出了以下两个问题，希望能继续研究：
1、大家普遍赞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从基层着手，但是， 又认为这种改革必须得到中央和省、市有关部门的支持。过去有过痛苦的教训，“下改上不改，一改就被动”，上面希望下面改，下面希望上面改，如何摆脱这种循环圈呢？
2、大家觉得，要真正推进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 还要研究党和人大的关系。现在地方照搬中央的做法，例如搞四套班子，地方上本来没有民主党派，硬要找一个某一民主党派的成员的后代去当政协委员，纯属形式，弄得机构愈来愈雍肿，能否因地制宜找到实现民主合作的形式，再如党管干部和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具体形式也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最后，课题负责人王拴正副主任作了总结性发言，他除了充分肯定研究报告外，还强调比较研究的重要性。他随课题组到美国剑桥市访问，开拓了视野。他强调指出，通过比较研究，我们明确要搞市场经济，又通过比较研究，我们明确要搞民主合作制，这个目标一定会实现的。中国农民在改革开放以后懂得了比较研究的重要性，对《比较》杂志无疑是巨大的鼓舞。
（赖海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