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90年代实现充分就业的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策论文,年代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关90年代实现充分就业的战略对策，我们不能陷入应急性的技术性对策，而应重点考虑带有根本性的战略大对策。
一
国际社会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实施充分就业的公平战略中有两个致命威胁：人口的过高增长率和农村大量劳动力对城市的冲击。就第一点人口爆炸而言，这是产生大量无限供给劳动力的根本原因。我国正处于高出生率——进入劳动年龄的劳动力增加——就业压力增大这一轨迹。我国过去人口超常规增长，1988年起的第三次生育高峰，促成90年代面临平均增长2000万人的威胁，据预测，到2000年总人口将突破13亿大关，即使从现在起采取严厉措施并生效的话，也只能勉强将总人口控制在13亿左右。故长期解决就业的关键是要减少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而减少劳动力供给的根本是降低人口自然增长率。
发达国家和城市等发达地区，经济竞争迫使父母对子女智力投资增大，增加父母的直接成本支出；妇女教育水平高，就业机会多，增加了在家抚养子女的机会成本；同时富裕国家和地区父母退休后有退休金不需子女赡养。另外子女上学期间均有收入保证而不需为家庭挣钱，使子女为父母带来的预期收入下降，加之发达国家营养条件好，卫生医疗发达，婴儿存活率高，这些都有力地促使生育率下降。
而像我国这类的发展中国家，养育子女成本很低，教育落后、人力资本投资少；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接受教育和参加工作的机会少；同时子女为家庭挣取收入的机会多，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欠缺，父母老年的赡养完全依赖于子女，加之农村经济落后，营养差，卫生医疗条件落后，婴儿死亡率较高，这些都成为人口生育率上升的因素。
更现实的问题在于，经济发展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中国人口控制如果现在不采取紧急措施，听任经济发展自然解决，那么现存人口基数巨大的惯性将使人口压力不堪承受。因此，当前要采取综合治理，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并用，特别是要运用法律手段，将人口增长率在90年代控制在12.5‰以内。当然，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与劳动力供给的减少之间有一个时差，一般要15—20年，故减少劳动力供给是一个长期对策思路。
这里要指出，在人口增长和人口控制上，中国将面临一个更严峻的两难选择。由于过去人口基数太大，即使采取多数家庭一胎化政策，人口在最近几十年内也无法停止增长；而当人口一旦停止增长、或还未停止增长之前，中国又将过早地在人均1000美元左右的小康阶段进入老年化社会，到那时长期困扰我们的就业压力将骤然转化为劳动力严重短缺，恶化全社会的宏观资源配置，使社会背上老龄化包袱。从这一点再回过头看现在严厉的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政策，在基本国策方向已定的前提下，还需进行哪些长远性调整呢？
二
对中国就业产生强烈冲击波之二，是农村巨量劳动力对城市和社会的撞击。现在城市对自身的就业自顾不暇，根本无法接纳来自农村的冲击；同时随着市场体制的逐渐建立，再像过去那样利用行政手段构筑城乡壁垒、阻止农村劳动力流动已为市场经济所不容。近年来，农村劳动力外流的势头已呈加强趋势， 尤其是春节期间民工冲击大城市已超过1000万人，预计到本世纪末，还需转移出2亿多劳动力。 这充分反映出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强烈反差下人口流动特点，属发展中国家所共同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孪生灾难”，盲目照搬西方传统理论和对策是无济于事的。
促使中国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的经济原因，是城乡无论现期收入还是预期收入的巨大差异。
80年代中期之前这个矛盾还不突出，主要是就地消化。关键在于农村改革正处于全盛时期，非农产业大发展，致使1979—1984年我国城乡差距在建国以来第一次呈缩小趋势。但是，随着改革重心向城市转移及城市改革的加快，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反弹，1984年以后城乡收入差距又惊人地拉大了。根据国家信息中心提供的资料，“六五”农民纯收入增长率为15.75%，而“七五”只增长1.3%。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1989年为1.6%、1991年为2%，而城市收入增长相对较快，城乡人均收入比，1978年为2.36:1、1984年为1.86:1、1988年为2.91:1、1992年为2.51:1，已经远远超过刘易斯提出的30%的收入差距。城乡收入悬殊的价位差，成为80年代中期以后农村大量劳动力（不少地区已不仅仅是过剩劳动力了）向大城市流量增大、流速加快的主要原因。
由此引出的政策含义是：基于城乡收入存在的较大差异，降低城市收入是不现实的，出路只能是将农村收入拉起，以缩小城乡差别。提高农村收入水平的根本途径是国家必须改变偏重城市发展的倾向，给予农村更多的经济发展机会，产业政策应更多地向农村倾斜，使城市和农村相对平衡发展。只有农村经济发展上去了，无论农业或非农产业的收入水平接近城市收入水平，才会消除农村人口冲击城市的经济诱因，减缓对城市的冲击，减轻城市就业压力；同时农村才可能创造出大量就业机会，做到离土不离乡，就地消化，抚平这一社会经济矛盾。
三
为解决就业压力，特别是解决农村的就地消化问题，一个极重要的战略对策是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小型工业和乡镇企业。改革以来，我国成功地安置近1 亿过剩劳动力靠的正是农村非农产业中的乡镇企业。从人口众多的国情出发，小型乡镇企业的公平就业效应可能更甚于其经济效应，它直接起到稳定农村、稳定全国的重要作用。今后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小型农村工业必须配套地做到两点：①鉴于农村劳动力丰富、价格低廉、资本稀缺的现状，乡镇企业资本有机构成不宜过高，为从经济上保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继续完成和巩固劳动对资本的替代，一方面要完善资金市场，由资金供求决定资金利率，不能再像计划体制下那么便宜了；另一方面适当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保持廉价劳动力的优势。②国际上发展中国家农村小型工业在技术选择上，多以中间技术为主，因为中间技术价格便宜，基本上可以人人享有；适合小规模运用；适应人类的创造需要，它特别有利于就业，最符合广大农村的需要。因此，农村小型工业应成为中间技术的载体，对广大农村而言，现实合理的选择是，技术结构上以中间技术为主，企业规模上以小型企业为主，二者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要紧密协调。
需要指出的是，在农村实施以小企业为载体的中间技术，客观上要求一定的教育结构与之相适应。在现阶段，无论从教育的经济收益率还是从公平性考虑，应纠正80年代教育结构的失衡，将教育资源重点投到农村基础教育，特别是中等技术职业教育中去，以适应广大中小企业现有技术构成的需要。
以上不难看出，我国就业对策也是一个综合性对策群，它在结构选择上要求：企业规模结构中的小型企业，技术结构中的中间技术，教育结构中在普及基础教育基础上的中等技术职业教育，它们之间只有互相配套，协调一致，方能产生综合性就业效应，偏颇哪一方都将事倍功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