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国际旅游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洲论文,旅游业论文,金融危机论文,对策研究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年下半年起，始发于泰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蔓延到东北亚的韩国，波及日本、香港、台湾以及俄罗斯和乌克兰等中欧国家，影响到全球主要股市、汇市和期市。危机发生以后，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韩国等亚洲国家的货币纷纷贬值，经济增长停滞，债台高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有关国家提供的紧急援助对事态的进一步恶化起到了扼制作用，但据这些受援国家的政府宣称，救援行动并未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经济困难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将困扰这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先生预计，这些国家的经济复苏尚需2～3年。可以肯定，上述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在近2～3年内，一方面经济增长将放慢，经济结构的调整将导致较高的失业率，某些部门将停滞甚至倒退，国民收入的可比数量将大幅减少；而另一方面货币贬值却可能导致出口贸易、国际旅游业等部门的国际竞争力得到极大地增强。
受上述国家金融危机的影响，香港、台湾、新加坡和日本经济也出现了波动，香港期市、股市、楼市大幅下挫；台湾新台币、新加坡元分别贬值达20%；俄罗斯最近半年多来遭受了3次金融危机的冲击， 特别是1998年5月发生的金融风波迫使俄中央银行将贴现率飙升到150%，美元兑卢布比价冲破俄中央银行限定的“外汇走廊”上限，从1997年7 月的5.78卢布兑1美元贬至1998年9月底的15.22卢布兑1美元，贬值近63%。金融风波引发了经济动荡和政府危机，日本在东南亚和韩国的投资被套牢，加上连续数年的不景气及巨额不良资产，导致许多大型银行和证券公司倒闭（注：《日本破产企业创14年来最高纪录》，1998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1998年5、6月份，日元对美元的汇价连创新低，至6月15日跌破1美元兑145日元的“心理防线”，直逼150元大关，“多米诺骨牌”效应顷刻显现，亚洲各国货币再受重创，并对南亚、南美有关国家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进入10月以来，这种影响已经波及美国本土。
旅游业是我国主要的出口创汇产业之一。1995年，我国国际旅游业创汇87.33亿美元，同比增长19.3%。1996年， 我国国际旅游业提前实现创汇100亿美元的跨世纪目标。1997年，创汇达120.74亿美元， 同比增长18.37%，增长势头良好。与有形产品的出口创汇形式相比， 旅游业是以人的溯流而非物的顺流运行的，因此，受国际贸易壁垒的限制比较少；而且由于旅游业有关联度大、带动性强、辐射面广、乘数效应明显的特点，体现了“朝阳产业”的成长前景和产业优势。但另一方面，旅游产品的无形性也决定了这种产品不可储存、不可转运的特殊性质，进而决定了旅游业是一个受国际或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尤其是各类突发事件影响较大的产业。
亚洲金融危机是目前地区经济波动的一个重大事件，其波动目前虽已止跌回稳，但国际社会对本次金融危机是否已到底部尚不敢轻易乐观，其对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仍在不断显现。我国在以对世界经济稳定持负责的态度而严守人民币不贬值承诺的情况下，外向型经济产业经受了越来越严峻的考验，其中国际旅游业至少在以下三个层面已经受到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一、受需求的收入弹性（注：需求的收入弹性是指某产品或服务的需求量受消费者收入的影响的程度。旅游服务产品非生活必需品，因此其需求的收入弹性Ei〉0。）作用影响， 洲内国际市场客源锐减已成为左右今后2～3年市场大势的不争事实
旅游产品非基本生活必需品，而是属于满足较高层次精神与物质需求的无形产品，其需求的收入弹性较高。这个特性决定了当消费者的有效收入大幅减少时，旅游消费将首先被消费者从消费计划中削减或取消。这个规律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已被多次验证。1980年，日本由于国内经济不景气，通胀率上升，国民有效收入减少而导致战后出境旅游人数首次出现3.19%的负增长；1991年，英国经济波动和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导致两国出境旅游人数分别出现2%和3%的负增长；1992年，里拉的大幅贬值引发意大利金融危机，意政府被迫宣布里拉退出欧洲固定汇率机制，致使第二年意旅华人数负增长14.4%。
由于本次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范围大、程度深，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对上述国家的出境旅游产生重大影响。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印度尼西亚发生了抢购生活日用品的风潮和市民骚乱，并进一步演变为政治危机，反过来又导致经济的进一步动荡。为削减政府开支，韩国政府宣布，1998年将削减政府开支7万亿韩元（按宣布当日1998年1月9 日的汇率约为38.7亿美元），并已从1997年底开始冻结公务员的薪酬。据韩国大宇经济研究所发表的最新报告，韩国1998年上半年的国内消费比去年同期下滑28%，这是全球最严重的一次下滑，高于美国1931年大萧条时国内消费下滑数（13.4%）。为增加国家的外汇储备，韩国、泰国国民纷纷响应号召，向国家捐献、捐售美元和黄金；为减少外汇流失，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政府已停止政府公务人员出国度假和参加非关紧要的活动；马来西亚和泰国则已提高国民护照费和机场税，并开征公民出境税。其中泰国的护照手续费已从1000泰铢涨至10000泰铢， 机场出境税从250泰铢涨至500泰铢，出境税为2000泰铢。各国政府纷纷要求国民在国内旅游并严格限制出境旅游。
亚洲市场是我国重要的国际客源市场，其中东南亚和日、韩市场尤其重要。1995年，日、韩、马、新、菲、 泰、 印尼七国旅华游客总计287.5万人次，占当年旅华外国人总数的49%，同比增长20%；1996年，东南亚五国旅华游客总计115.96万人次，日、韩之和约逾200万； 七国之和约占当年旅华外国人总数的50%，除印尼外（为我国第十三大客源国），均进入我国前十位客源国行列。1997年1～6月，东南亚五国旅华游客总计65.66万人次，同比增长17.77%，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上述国家近年旅华客源的高速增长，一方面是该地区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促进了国民收入大幅度提高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我国把该地区作为重点市场坚持开拓数年的结果。
金融危机对旅游业的影响从1997年下半年起在上述国家陆续反映出来。1997年5月，泰国旅华客源同比增长16.3%，自6月开始首次出现负增长，跌幅逐月加大，10、11二个月高达30～40%，下半年月均跌幅25%；印尼市场从1997年10月开始滑坡，10、11二个月跌幅均在10%左右；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旅华市场也开始滑坡，11月的跌幅分别为0.04%和3.8%。由于旅游产品先购买后消费的特性，受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意外事件影响相对滞后，若非事先预订的基础，上述遭受危机国家的旅华客源滑坡的时间将提前，幅度将更大。据国家旅游局最新统计资料，1998年1～6月旅华外国人次数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44%，来自该市场的外汇收入也同比下降了8.88%（注：国家旅游局：《1998年1～6月全国入境人数和国际旅游外汇收入》，1998年9月《旅游调研》。）。另据以东南亚和东亚游客为主要市场的杭州市旅游局提供的资料，1998年1～8月，旅杭海外游客数下降了5.8%，创汇数下降了15.6%， 且八月份的下降幅度更甚，分别为10.1%和16.6%。（注：1998年9月23 日《江南游报》。）
另据来自香港旅游协会的统计资料，受日本经济不景气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1997年香港旅游接待人次持续下降；1997年1 ～10月，游客数同比下降8.1%，11月份跌幅达9.4%。亚洲地区部分国家的经济波动对本地区国际旅游业的影响已见端倪。
根据上述国家目前的经济形势和发展趋势，在需求的收入弹性作用下，出境旅游市场的有效需求必将减少，尤其是韩、马、菲、泰、印尼五国，在未来2～3年内，出境旅游人数将大幅减少，乐观的估计，负增长至少在30%～50%（视各国情况，韩、泰、印尼的负增长幅度将相对偏高）。因此，未来2～3年内，我国国际旅游业中来自上述地区的客源市场滑坡已成定势。而由此而导致的我国国内入境旅游接待市场的恶性削价竞争将会更趋激烈，上述地区有关国家旅行社倒闭将导致我国国际旅行社遭受大量海外拖欠款的坏帐损失。
二、受需求的交叉价格弹性（注：需求的交叉价格弹性指一种产品的需求量对另一种相关产品价格变化的反应程序。在欧美旅游市场，我国与东南亚诸国的旅游产品被视为具有较大相关性的可替代产品，其需求的交叉价格弹性Ep〉0，表示当一方价格下降时， 价格不变的另一方的需求量将减少。）作用影响，国际旅游市场竞争更趋激烈，旅华客源市场部分被分流在所难免
上述遭受金融危机的亚洲国家，也是近年新兴的旅游国家，近年来旅游外汇收入的年增长率均超过10%。旅游业在东南亚国家国民经济中均占有重要的地位，过去十年中，旅游收入已占这一地区国民生产总值的8%左右，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在菲律宾， 旅游业为社会提供了230万个就业机会，占就业人口的8.7%，而这个数字在泰国还要高，约为11%。东南亚国家凭借美丽的自然风光、悠久的历史文化、良好的旅游设施和服务质量，是我国国际旅游业在东南亚、欧美和日、韩客源市场上的主要竞争对手。这些国家的货币贬值，使得该地区各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可比价格下降，反而增强了出口创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旅游业也如此。今年年初，东南亚国家旅游产品在欧美市场的销售呈良好势头，据1998年3月在德国举办的’98 柏林旅游交易会传出的信息，东南亚各国在欧美市场展开了强大的削价促销攻势，削价幅度少则40%，多则60%，如泰国海滨度假10日游的价格已从去年同期的1299马克下降到599马克，还实行一对夫妇可免费携带一名11 岁以下儿童的优惠措施，其实际降价幅度已超过60%；印尼著名的旅游胜地巴厘岛用别出心裁的T 恤衫在展台上打出了“我们的损失就是你的所得”的促销口号。极具竞争力的东南亚旅游产品在欧美市场异常热销，欧美游客一改以往在本国预订回程机票的习惯，携美元游东南亚诸国，并在目的地国家用所在国货币购回程机票，这样一次旅游可比以往至少节省约50%的费用（韩国航空公司1998年9月份推出的廉价机票，以500美元的低价可以从美国13个城市中的任何一个双程往返曼谷、新加坡、吉隆坡、雅加达，这个价格还不到美国航空公司打折扣后机票价格的一半）。而东南亚国家也把加强国际旅游业作为增加外汇，走出经济困境的一个重要途径。尽管政府大力削减财政支出，取消或暂停了国内许多重要的投资项目，但马来西亚政府还是拨出3000万林吉特用于在国际市场开展旅游促销活动；泰国政府则决定在旅游业上再下一番功夫，争取1998年旅游业创汇140亿美元（1996年为86.64亿美元）。由于东南亚国家的入境国际游客中约50%来自东南亚本地区，受金融危机影响，本地区出境旅游人数肯定会大幅减少。因此，欧美、日本等客源市场必定会成为未来2～3年各国主攻的焦点。
在过去的十余年中，世界旅游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市场变化更多地表现在流向而非流量。即在没有意外事件影响的情况下，当某一目标市场来访的客源减少时，其原因并非该客源市场的出游数下降，而是客源流向了其它目的地。1992年至1994年，当法国旅华客源连续出现年2%的滑坡时（同期法国出游人数年均增幅为7%）， 正步入经济高速增长的越南恰处于旅游业起步阶段的高速增长期（1994年国际旅游业创汇同比增长75%），以年接待25万法国游客的纪录居接待法国游客的亚洲国家之首；1993年台湾赴大陆游客在数年持续快速增长后，增幅锐减至23.4%（1992年增39.3%），1994年负增长9%，而同期， 台湾游客赴法国人数却以15%的年增长速度上升。上述市场流向的变化，实质上是国际竞争加剧后从相关市场分流的结果。在需求的交叉价格弹性作用下，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的世界旅游市场竞争更趋激烈的局势无疑将对我国在国际市场的客源招徕增加难度。若无良策应对，我客源市场的分流在所难免。据对有关国际旅行社的调查，1998年一季度以来，我国际旅游市场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动向，许多经营中国旅游的外国旅行商纷纷改变其线路设计，在中国中长线旅游项目中缩短在中国的逗留时间以加挂东南亚旅游项目，并从东南亚国家启程回国，使得国际游客在华的人天数（逗留时间）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并对我国民航的客座率造成了负面影响。这最终将影响我国际旅游业的创汇水平。
三、受需求的价格弹性（注：需求的价格弹性反映需求量对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由于旅游服务产品的固有特性，其需求的价格弹性│Ep│〉1， 表明当某旅游服务产品的价格发生一个价格单位的变动后其需求量将反方向发生大于一个数量单位的变动。）作用影响，我国出境旅游市场需求激增也是大势所趋
自1990年7月国务院批准开办中国公民自费赴新（新加坡）、 马（马来西亚）、泰（泰国）三国旅游，1994年7 月增开中国公民自费赴菲律宾旅游，以及此前分别于1983年、1984年已开放的港澳二地游以来，中国公民自费出境旅游的市场需求不断增加，1995年通过我国国际旅行社组织的自费出境游客达125.99万人次，同比增长14.7%；1996年，自费出境游客达160万人次，同比增长30.2%，约占当年总出境人次（506.07万人次）的三分之一。潜力巨大的中国出境旅游市场， 已成为外国旅游业的目标，尤其是东南亚诸国在下个世纪竞相争取的重要旅游客源市场。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由于各有关国家的本国货币大幅贬值，而人民币汇率相对坚挺，使得中国公民赴上述地区的旅游费用大幅下降。受需求的价格弹性作用影响，我国出境旅游市场需求将会激增。据泰国旅游局驻香港办事处发布的消息，1998年1～4月，中国公民旅泰人次比去年同期激增8.98%，目前泰国当局已计划赴北京与中国国家旅游局商讨对中国公民旅泰实行落地签证的相关事宜（注：1998年8月1日《旅报》。）。据我国有关国际旅行社介绍，1998年1～2月，新马泰港澳三国二地11日游（标准等）的费用已从去年同期的15000元人民币下降至9000元人民币，降幅达40%。旅游费用的大幅回落，极大地刺激了我国公民自费出境旅游的市场需求。据对上海、浙江、广东等省市经营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的有关国际旅行社的调查显示，自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旅游市场出境旅游的有效需求急剧增加，仅上海一地就有近万人赴东南亚过春节；1998年1月赴泰国8日游（标准等）的报名者逾2000人，是去年同期的两倍。东方航空公司不得不连夜加班加机运送我国赴东南亚的游客。由于国家对公民自费出境旅游实行“有计划、有步骤、有控制”的管理政策，出境旅游规模受到指标额度的制约，因而市场实际的有效需求还会更多。
入境旅游是我国创汇的主要渠道，而出境旅游要花费大量外汇，导致来之不易的外汇的流失。因此，若不加控制地迎合出境旅游市场急剧增长的有效需求，就会违背国家发展我国国际旅游业的初衷和旅游产业政策。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如何有效地化解出境旅游市场不断突出的供需矛盾，引导出境旅游市场的部分回流，应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国际旅游业产生的上述三个层面的负面影响，是今后2～3年内我国国际旅游业发展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根据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应根据有关遭受金融危机国家的不同经济形势和不同时期局势的不同发展状况，有针对性地研究制定对策；既要有短期的应急性对策和中期的过渡性对策，也要有远期的战略性对策。现拟从以下七个方面提出笔者的浅见：
1.制度创新——实施国际旅游业创汇退税制度 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由于各有关国家的本国货币大幅贬值，而人民币汇率相对坚挺，对我国的国际贸易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为增加我国外贸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国家实施了对外贸商品的出口退税制度，从而降低了我国出口商品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因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国际贸易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与有形产品在国际贸易中实行出口退税制度相比，国际旅游业实行创汇退税制度的运行成本相对较低。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对外汇的有效管制，政府各级外汇主管部门可在实际收到旅游企业创收的外汇后，按政策给予创汇企业一定比例的退税奖励。该制度在运行中可以避免“假出口、真骗税”的弊病，从而提高我国旅游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2.市场促销策略的调整 一方面，要调整近2～3年促销的重点市场，加强对欧美市场的深入促销和中东、非洲市场的开拓性促销，重点放在德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对东南亚诸国则要观察研究其事态变化，及时掌握发展动向和趋势，同时积极保持良好的关系，适当推出价廉物美的短线产品。另一方面，要挖掘现有重点市场的潜力。港澳台市场是我国国际旅游业目前的主要市场，虽然1996年该市场入境数约占总入境数的86.5%，但该市场的潜力还很大。尤其是台湾市场，由于政治因素导致交通不便，制约了该市场的快速增长。随着祖国两岸统一大业的推进，两岸旅游界人士更应奔走努力，早日实现两岸直航，增加直航航线和航班（1998年10月，台湾海基会辜振甫先生来大陆参观访问，“汪辜会谈”推动了海峡两岸经澳门飞机准直航的实现），这样台湾游客访大陆的比例将会有很大提高。反过来，两岸旅游界的合作也必将成为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一股重要力量。
3.有关部门加强合作，为旅游业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旅游经营管理部门应与民航通力合作，联合促销，在增强价格竞争力的同时，提高整体服务质量，增强非价格竞争实力；海关和边检部门应进一步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和服务质量水平，简化通关检查手续，提高工作效率；旅游签证管理部门应进一步加强旅游促销意识，适时实施限时免签证制度（东南亚各国对外国游客的免签证限时，最少72小时，多者15天），扩大落地签证试行的地区范围。
4.适时改革航空管理体制 近几年的海外旅游者抽样调查表明，国际游客旅华费用中国际交通所占比重一直居高不下，平均约为总旅华费的25%，而在旅游发达国家时该比重约为15%。导致该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民航的国际航班成本过高，使得我国国际旅游的直观价格相对较高，进而影响了我国在国际旅游市场的竞争力。目前要较快地解决该问题，似可以适度引进外航作某些热点航线的非对等飞行，以便尽快改变旅华国际交通的价格、尤其是中日航线价格偏高的现状。
5.继续控制出境游发展的速度 一方面应设法将对国际旅行社的出境游控制指标与这些旅行社的实际招徕接待入境客的创汇数进行挂钩（目前采用的出境游控制指标与入境招徕接待人次指标挂钩的做法，并不能反映旅行社的创汇效益，且中央的这一鼓励政策到了地方均有不同程度的走样）；另一方面应着力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尤其是原定位在吸引国际游客而实际无度假资源优势的部分国家旅游度假区，应及时作产品市场定位的转向，适时开发面向国内度假旅游市场的产品，引导国内旅游市场流向，从价格、服务、内容下功夫，规范国内旅游市场。
6.加强旅游市场管理和行业服务 各级旅游管理部门应进一步加强旅游市场管理，整顿旅游市场秩序，从根本上扭转旅游市场恶性削价竞争的局面，并进一步规范国际旅游业务的结算行为，减少直至杜绝外国旅行商的拖欠款现象；同时应强化行业服务，及时掌握世界旅游业的发展趋势、国际游客的需求变化以及国外旅行商的资信和经营概况，近期尤其应关注并及时掌握上述遭受金融危机国家旅行商的资信情况，及时向国内旅游企业通报信息，以免因外国旅行商破产而导致我旅行社海外拖欠款的债权损失。
7.强化自我保护意识，预防转嫁危机损失 旅游企业应以大局为重，以质量和产品差异作为竞争的主要手段，共同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切不可为蝇头小利而不顾国家和行业整体利益，自相残杀，恶性削价竞争。同时还应强化自我保护意识，充分了解外国旅行商的资信和经营概况，争取“一团一清”和“现团现清”，防止外国旅行商通过拖欠款转嫁危机而造成损失。
（本文为浙江大学旅游学院陈纲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规划“九五”重点项目《我国旅游市场竞争规制》的中期研究成果之一）
（本文所用资料除特别注明出处外，均引自1997年5月～1998年 10月《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