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彩缤纷的花园--谈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拉丁美洲文学_文学论文

五彩缤纷的花园--谈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拉丁美洲文学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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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文学在本世纪60年代的“爆炸”引起了世界文坛的普遍关注。这本是一起由巴塞罗那一位女文学代理人为导演、四位拉美作家为先导的商业举措获得的成功,它将直至那时还不十分引人注目的拉美文学推向了世界文学的顶峰。然而,由于这块广袤的新大陆拥有好几代对自己民族的本体意识有着清醒认识的颇有作为的作家,拉美文学的兴盛并未昙花一现,而是以其特有的魅力继续赢得世界文坛的青睐,并在“爆炸”以后二三十年的今天仍然绚丽多彩,佳作不断,显示出强大的生螟力。

不久前,笔者对西班牙、智利进行了一年多的学术访问,对拉美文学的现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下面拟对进入八九十年代的拉美文学作一简单的综述。

进入80年代后,几位具有世界声誉的拉美文学大师相继去世。但他们的作品仍然放射出夺目的光辉,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在书市占有重要的位置。

1980年,反映加勒比地区的神奇现实的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谢世,他的夫人成立了卡彭铁尔文学基金会。他的长篇小说《启蒙世纪》在1991年由古巴、前苏联和法国合拍成电影。他的有关“神奇的现实”的主张仍是文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

以结构奇特、有多种阅读方法的长篇小说《掷钱游戏》[①a]闻名于世蹦阿根廷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于1984年2月在巴黎去世。十多年来,他的作品在文坛的影响从未间断。1992年《科塔萨尔未发表的书信》出版,这本书包括科塔萨尔在1929年至1945年期间给一位英文教师的信、三首十四行诗和一篇散文。1994年为纪念他去世10周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卡洛斯·富恩特斯用1993年墨西哥文化委员会授予他们两人的奖金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大学建立了“胡利奥·科塔萨尔拉丁美洲讲坛”,专门介绍和研究科塔萨尔及其作品。

同年,欧美文坛也举行了许多纪念活动:出版了由巴尔加斯·略萨题写前言的《科塔萨尔短篇小说全集》上下两大卷;3月在阿根廷上演了根据《掷钱游戏》改编的戏剧;7月,记录了科塔萨尔生活的纪录片在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上放映。这是由阿根廷著名导演特里斯坦·巴乌埃尔制作的纪录片,共80分钟,除百分之三十的部分由演员配音外,其余均为作者的原声带;拉美各国的许多作家为纪念科塔萨尔去世十周年也纷纷写文章,发表谈话,讲评科塔萨尔的短篇小说对拉美文学或对自己的创作的影响。这一切都足以说明这位神奇小说的作者对拉美当代作家的影响。1995年,科塔萨尔生前未发表的小说《安德雷斯·伐瓦的日记》出版。安德雷斯·伐瓦是作家写于1950年而发表于1986年的遗作《审查》中的人物,《安德雷斯·伐瓦的日记》本是《审查》中的一章,后被作者摘出,独立成篇。这部作品对研究科塔萨尔的后期作品和他的生平有一定的帮助。安德雷斯·伐瓦还是《掷钱游戏》中所具有的象征意义的出发点。在这一年,意大利改变了多年来对科塔萨尔的歧视态度,决定出版他的全部作品。1996年3月科塔萨尔的另一部遗作《约翰·凯茨的形象》在马德里与读者见面。据参加新书发布会的科塔萨尔的遗孀阿乌罗拉·贝尔南德斯说,这部600页的书是科塔萨尔在1944年和1945年期间写成的。写的是英格兰作家凯茨,但有许多自传成分,被认为是他遗作中最重要的作品。

1986年6月,现代文学大师、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因患肝癌去世。博尔赫斯希望人们在他死后将他完全遗忘,然而,在他去世后的1988年,美、英、法、德、意、西等国的专家学者在西班牙纪念博尔赫斯时,一致认为他是20世纪给予世界文学以最大影响的西班牙语作家,也是继塞万提斯之后最杰出的西语作家。由于博尔赫斯在世时的一些令人难以理解的言行举止,以及他的作品中所蕴含的多层次的深意,博尔赫斯的名字几乎成了魔幻的字眼,人们极力重现他留下的现实与虚构。1993年,在112期《亨博尔德》杂志上刊登了维克多·伐里亚斯写的一篇有关博尔赫斯的文章。文章说,所有的人都知道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是个谜,但很少的人知道在这谜的后面藏着一个秘密。博尔赫斯在世时在许多问题上的偏激态度令人不解,如1982年他访问德国期间仅对主人为他安排的一次会见感兴趣;又如1976年智利发生军事政变后他赴智利接受皮诺切特将军授予的最高荣誉勋章,并赞扬智利军队是“悬在美洲腰间的一把剑”。他的这一态度遭到舆论的普遍非议,但他解释说,他访智只是为了气气阿根廷的军人,因为他们是那么地恨智利军人。这篇文章的作者想从博尔赫斯早年的作品中寻找答案。当他得知博尔赫斯已将他写于20年代的三部散文集《探索》、《我的希望的大小》和《阿根廷人的语言》从他的作品中清除出去后,便以为看到这些书就能破译出博尔赫斯的谜。经过好几年的查找,他终于在意大利的一个档案馆、柏林的一座图书馆和斯坦福的一个私人图书馆里找到了这三本书。然而,与这位学者的预料完全相反,他发现博尔赫斯力图掩盖的“并不是一具尸体,而是在后现代墓地上的一个美丽的婴儿”。1994年,博尔赫斯的遗孀、日裔阿根廷人玛丽娅·儿玉决定重新出版《我的希望的大小》。在为这部作品所写的序言中,儿玉叙述了一件往事:“在博尔赫斯接受剑桥大学名誉教授之后的1971年的一天傍晚,当我们和他的一群崇拜者谈话的时候,有人谈起了《我的希望的大小》。博尔赫斯立即对他说,那本书并不存在,并劝他不要再去寻找。接着他便改换了话题,让我给那些朋友讲些有趣的事情,比如我们去冰岛旅行。一切似乎到此为止。然而,翌日,一位大学生给他打来了电话,告诉他那本书在波特雷纳。他们打完电话以后,博尔赫斯笑着对我说:‘玛丽娅,我们该怎么办!我算完了。’”儿玉还解释了再版这本书的原因:“根据博尔赫斯曾同意将该书的部分内容译为法文,登载在拉普莱德丛书中的情况,我想,从某种意义上讲,禁止出版此书对他来说并不那么重要,而他的西班牙语的读者,特别是研究他的学者们,有必要读一读这本书,了解一下这本书究竟写了些什么。”翻一翻这本最初发表于1926年的书的目录,就会发现书中的25篇散文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都是博尔赫斯以后不断扩展的内容。倘若再翻看一下全书,我们便会欣赏到博尔赫斯对本民族文化的高度评价,以及他作为文学评论家所表现出的智慧。同时我们也会了解到博尔赫斯禁止此书出版的部分原因。照儿玉看来,书中出现的许多土著词语和新造的词语,以及作者过多地采用从一部阿根廷地方词语字典中寻找出来的短语是禁令产生的主要原因。不过,依笔者之见,书中流露出的对本民族文化的过分执着的情绪才是博尔赫斯将这三部书从他的作品中清除出去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年长后的博尔赫斯是坚决反对民族主义的。正如博尔赫斯多次指出的那样,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年轻时代的博尔赫斯的一些主张、看法已为年长的博尔赫斯所不能接受。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博尔赫斯的作品,近几年来,好些回忆博尔赫斯的生活,以及通过他的生活分析他的作品的文章、专著相继问世。其中以玛丽娅·埃斯特尔·巴斯科斯的《博尔赫斯,辉煌与失败》最引人注目。这部回忆录获得1994年巴塞罗那的“科米亚斯传记奖(含回忆录)”。作者是位女作家,她在16岁时便崇拜博尔赫斯,50年代中期博尔赫斯任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的时候,她曾在博尔赫斯领导下工作。60年代她曾是博的恋人,他们一起合著过《英国文学导论》和《中世纪日耳曼文学》两部书。在这部回忆录中,埃斯特尔描述了博尔赫斯的幽默感,以及博尔赫斯1934年曾萌发过自杀的念头等个人生活上的细节。另外,这些年来,不少学者对博尔赫斯的性格特征还进行了调查与分析,认为博尔赫斯在60年代婚姻的挫折、他的恋母情结以及在他的作品中透映出的有关性与理想爱情的描写,都与他少年时期他父亲带他去妓院时他所受到的惊吓的那段经历有关。

1995年6月英国继续翻译出版了博尔赫斯的一系列作品,英国文坛的有识之士指出,与音乐上的莫扎特一样,博尔赫斯是位文学天才,他在8页纸上写的短篇小说,别的作家要写上30页。而他的作品中所蕴涵的对现实的复杂多样的看法,以及他在文学创作中以自我反思代替文学独创性的理论与实践给现代文学以巨大的影响,现在已经没有哪一位英美作家没有读过博尔赫斯的作品了。

另外一位阿根廷著名作家、从1975年起便在西班牙定居并卧床十年的胡安·卡洛斯·奥内蒂于1994年5月在巴塞罗那去世。这位在病床上也不停地抽烟、喝威士忌的作家因杜撰出圣马利亚城而饮誉文坛。巴尔加斯·略萨认为他是拉美新小说的创始人之一。奥内蒂1974年因反对乌拉圭独裁政权而流亡国外,1985年乌拉圭恢复民主政治后,他被准许回国,并获得乌拉圭国家文学奖。1990年因他作品中所具有的全球精神,他被授予罗曼司文学拉丁协会奖。1993年他的最后一部小说《当一切己无关紧要的时候》发表。他塑造的圣马利亚中的“反英雄”们,那些世上最懒散、最无用、喜欢躺在床上抽烟、编故事、爱性感女人、爱在酒吧喝酒的涂脂抹粉的女人的小人物将与奥内蒂一起永远活在读者们的心中。

被誉为拉美四大短篇小说家之一的秘鲁作家胡利奥·拉蒙·利贝依罗在世时曾默默无闻地活跃在拉美文坛,尽管在1983年获得了秘鲁国家文学奖,但他仍不愿抛头露面,拉美文坛也未给予他应有的地位。1994年正当他获得胡安·鲁尔弗文学奖,并在阔别祖国30多年之后回到利马定居,拉美文坛开始高度评价这位小说家的时候,他因病去世,终年65岁。这位在秘鲁与巴尔加斯·略萨齐名,并被巴尔加斯·略萨等人视为前辈的小说家一生中创作了三部小说、九本短篇小说集、七个剧本和一部散文集。此外,1992年他还将个人日记(1950至1974)汇集成《失败的愿望》出版。他的早期作品大多反映利马和秘鲁其他城市下层社会的人物的生活,如渔民、女仆、小罪犯、拾拉圾的小孩、破产的小商贩,等等。这些作品基本上是批判社会现实主义,以自然主义的手法写成。在后期作品中,他更加注重小说的结构、含义和技巧,着重叙述利马城中具有代表性的、紧张的、阴郁的、有趣的人性方面的普遍事件。

60年代因拉美文学“爆炸”而驰名世界文坛的许多作家仍活跃在文坛。优秀作品不断涌现,作品的题材广泛,创作风格各异,即使是同一位作家的几部作品也呈现各不相同的特点,作品题材与风格的多样性仍然是拉美文学的基本特点。

八九十年代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两位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奥克塔维奥·帕斯在获奖后尽管社会活动繁忙,但他们仍坚持写作,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热情。

奥克塔维奥·帕斯自199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开始出版他的全集,全集共14卷,1991年6月在巴塞罗那出版了前两卷,到1994年出到了第9卷。此外,1989年他还发表了《最初的文字》(写于1949—1950期间的散文)。1994年发表的一部很厚的诗集《双重的火焰——爱情和情爱》无疑是他的一部力作。这是一部心灵与肉体的对话,是从性出发探索人的深层情感的诗集。1994年5月帕斯度过了他的80诞辰,在墨西哥城和纽约都举行了庆祝活动。一部含有9篇评述帕斯作品的纪念集《帕斯八十诞辰》也在这一年发表。1995年1月,由四大洲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切斯瓦夫·米沃什和德里克·沃尔科特在内的107位诗人为纪念帕斯诞辰而写的散文集《话语是桥梁》共印了2000册,不公开出售,仅随由帕斯任主编的《回归》杂志赠送订户。1995年6月帕斯发表散文诗集《印度之光》。这是作者畅述他与印度文化刚接触时的感受,以及他对印度社会两种宗教遗产、等级制度和多种语言进行的评述。在这本书中,作者还独具匠心地附上了诗歌《白色》的朗诵、音乐录相带,试图从立体角度反映多彩的印度文化,因为依作者之见,诗歌需要去听、去看、去感受。1993年帕斯获得德国的大十字勋章,1995年又获西班牙的马里亚诺·卡瓦文学奖。由他自1977年起担任主编的《回归》杂志获1993年西班牙的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

198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直是文坛关注的热点。在获奖后,他连续发表了四部力作。1989年他的长篇小说《迷宫里的将军》获得由墨西哥总统颁发的“拉丁美洲一体化”奖。进入90年代后,他于1992年7月发表了短篇小说集《十二篇异邦小说》。这是作者在近18年中写的12个故事。他曾解释说,“其中的五篇曾是新闻注释和电影脚本,一篇是电视连续剧剧本,还有一个是15年前在被采访中曾讲过的故事。那位朋友将故事记下后发表了。这次我在那个故事的基础上又重新进行了创作。这是一次很少见的创作经验。那是我在巴塞罗那生活了五年后的一个梦:我梦见我参加了自己的葬礼,我走在身着丧服的朋友中间,周围洋溢着欢乐的节日气氛,我们在一起都很快乐,而我特别高兴,因为我能和我最爱的、却很久未见面的老朋友在一起。当仪式结束人们都要离开时,我准备陪他们一起离去,但他们中的一个人严肃地对我说,‘你是唯一一个不能离开这里的人。’只到这时我才明白了,人死了便永远不能再与朋友们在一起了。”

1994年5月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了中篇小说《爱情和其他的魔鬼》。这部小说出版后受到文坛的一致好评,不少评论家甚至认为它在某些方面超过了《百年孤独》。作者本人认为在写作时对这本书最没有把握,他写了11稿,改了6次清样,每次看了后都想修改,最后决定出了第一版后便不再作改动。作者认为书中人物的名字对他十分重要,与《佩得罗·帕拉莫》的作者胡安·鲁尔弗在墓地里找名字的方法不同,他在电话簿里找名字。在写这部小说的过程中,当他找到了照顾小女主角的美丽的女黑奴的名字时,她的戏就多了起来,成了一个重要人物。早年担任新闻记者的经历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创作这部小说的缘由:1949年10月26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工作的报社编辑部主任在接到埋在圣克拉拉古修道院的遗骨需要搬迁的消息时,让这位刚参加工作的记者去现场看看。于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去看了迁坟的整个过程。在一个世纪前已经变成了医院的第二圣方济各会修道院这块旧址上要造一座五星级宾馆。殖民时期的政教要员及其家属曾埋葬在这块墓地里。工人们用原始的方法清理尸骨,当清理到大祭坛的第三个壁龛的时候,看到一缕深铜色的有生命的头发露在墓穴外,工人师傅将头发拉了出来,发根仍紧贴着头颅。富有光泽的头发共有21.11米长。这是一个小姑娘的墓,墓里仅存一些骨头。墓碑上写着女孩子的名字:希尔瓦·玛丽娅·德·托多斯·洛斯·安赫莱斯。在场的工人向加西亚·马尔克斯解释说,人死后头发仍会每月长一厘米,21米正好是200年期间头发长的平均数。此外,加西亚·马尔克斯小的时候还听他祖母讲过一个侯爵12岁的女儿被狗咬后死于狂犬病的传说,那个小女孩12岁时长发便像新娘的婚纱一样拖在地上。马尔克斯正是以拉美人观察事物的独特的方法,巧妙地将现实与想象编织在一起,以冷峻、讥讽的笔调描述了一个12岁的女孩被疯狗咬伤后的种种经历,以及与此事相关的那个时代的人情风貌,抨击了教会的虚伪与凶残,赞颂了真挚纯朴温馨的爱,反映了拉美独特的混血文化的源头。

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新闻事业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1994年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下创办了“新闻实验学校”。这是世界上第一家新型的新闻学校,它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结业后不发文凭,让实践去检验学生学习的优劣。1995年底、1996年初他的长篇报告文学《绑架案的消息》问世。这是马尔克斯对哥伦比亚卡迪贩毒集团的前毒枭埃斯科瓦尔进行的几桩绑架案进行了长时间的追踪采访后写出的。这部小说并不以案情为重点,而是以揭示这一系列人间悲剧的社会、政治、人性、心理等方面深层次的原因为目的。

1994年3月他的剧作《对一个坐着的男人的爱的谩骂》发表,并于1994年第四届拉美戏剧节时在波哥大和南美一些国家上演。这是一个女人的长篇独白剧,谴责负心的丈夫,叙述自己的饱受欺骗与痛苦、偶有幸福的生活。该剧写于1987年,作者曾不允许发表。90年代初他的一些小说或改编成电影或改写成剧本,在不少地方上演。1991年8月他在纽约拉丁电影节上获奖。1995年5月他又参加巴西里约电影节。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弃政后重返文坛,无疑是90年代拉美文坛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1987年7月巴尔加斯·略萨开始卷入沸沸扬扬的秘鲁总统竞选运动。1990年6月他竞选失败。这时,他怀着巨大的政治失落感,同时也感到精神上的巨大解脱,离开了秘鲁,移居他曾在1970年至1974年居住过的西班牙。1993年7月他申请加入西班牙籍获准,成为西班牙公民。1994年3月他又被选为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院士。从那时起,他常住英国伦敦专心从事文学创作。

巴尔加斯·略萨是位执着的文学家,即使在他从政期间他的文学活动也未完全停止。1988年他发表了《继母颂》,同年还获得美洲金质奖章和瑞士一基金会颁发的自由奖。1990年初他的《风浪集》的第三卷出版。这部散文集收集了他的文论和政论文章及自传片断。文论包括对卡夫卡、海明威、博尔赫斯等作家作品的独到的评析;政论包括对秘鲁政治形势的分析,以及他反对当时的秘鲁总统阿兰·加西亚的立场。1990年他还发表了散文集《谎言的真理》。这本书以他在马德里孔普鲁登塞大学组织的暑期短训班里的发言为先导,收集了他为20世纪的25部小说写的前言。这本集子反映了巴尔加斯·略萨对文学创作的看法,他认为文学创作即虚构、谎言,是个独立的世界,不附属于任何现实,却与现实一样真实。他用法国作家让·科克托的一句话来概括他对文学创作的看法,即“一个永远说真话的谎言”。

1993年是巴尔加斯·略萨重返文坛后收获颇丰的一年。4月,长篇回忆录《水中之鱼》发表。作品记述了作者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生活,他与父亲的关系,最初涉足新闻业的情景,以及他与胡利娅姨妈的恋情,与第二个妻子、表妹帕特里西娅的真挚的爱。这部回忆录还突出了作者在秘鲁总统竞选中的经历和感受。作品发表后在秘鲁国内引起了震动,特别遭到昔日政敌的猛烈抨击。这本书因披露了这位著名作家鲜为人知的生活往事也引起文坛的注意。略萨这位富有才华的文学家弃文从政,就像一条离开了水的鱼,难以生存下去。为此,在评论界有人戏谑地称这部书应改名为《离开了水的鱼》。

这一年10月巴尔加斯·略萨发表了他的第十部小说《利图马在安第斯山》,小说获西班牙奖额最丰的“行星”文学奖。小说以下士利图马及其助手托马斯调查安第斯山山区神秘的山民失踪案为主线,揭示了秘鲁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腐败、暴力和军人的凶残。在小说中,作者塑造了迪奥尼西奥和阿德里亚娜两个颇具寓意的人物。迪奥尼西奥意为酒神,代表了原始的丧失理性的野性,作者不仅以此喻比发生在秘鲁的惨案,而且暗指欧洲前南斯拉夫地区发生的令人忧虑的战争。此外,小说中穿插着对话、独白和追忆,以及托马斯与利马妓女梅尔塞德斯的恋情,这样,小说便具有更加震撼人心的悲剧效果。

巴尔加斯·略萨重返文坛后,几部写他的书也相继问世。其中有他竞选班子的发言人、他的儿子、23岁的阿尔瓦罗·巴尔加斯·略萨写的《竞选中的魔鬼》(1991年3月)和胡安·何塞·阿尔马斯·马尔塞洛的《巴尔加斯·略萨:写作的恶癖》(1991)。此外,他还获得了诸多荣誉:1993年获危地马拉弗朗西斯科·马洛金大学名誉博士称号;1994年被拉美新闻界评为该年度新闻人物,同年获塞万提斯文学奖;1995年1月以色列又授予他耶路撒冷奖。

近十年来,以《最明净的地区》等小说饮誉世界文坛的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80年代以来新作迭出,其中有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和散文。1988年发表的《老美国佬》是部雅俗共赏的佳作。这部小说以美国一位著名的黑色幽默作家在墨西哥革命时期去墨西哥的经历,描写了他与一位可以当他的女儿的纽约女子之间的恋情,以及这位女子与墨西哥革命中的一位可以当她儿子的年轻的革命将领之间的罗曼史。小说描写了三个人在感情上、性上的纠葛,反映了墨西哥文化与美国文化之间复杂的关系,剖析了墨西哥人对美国人的报复心理。这部小说于1988年由阿根廷导演路易斯·普恩索拍成电影,受到普遍好评。

富恩特斯继1987年发表了通过一位未出生便有惊人记忆力、会说话的主人公的生活,讥讽了由墨西哥北部和美国南部合并成“墨西哥美洲”的长篇小说《克里斯托巴尔·诺纳托》之后,于1990年又发表长篇小说《战役》。这是一部历史小说,讲述19世纪一位法律大学生把卢梭视为他的精神英雄,与同样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却更加冷静的朋友一起,想把理想变为现实,参加秘鲁革命军的故事。1990年10月,富恩特斯发表了含有四个短篇(《康斯坦西娅》、《不幸的女人》、《拉斯洛马斯的囚犯》和《我的名誉与理智的人们》)的短篇小说集《康斯坦西娅和其他几篇处女小说》。1992年发表《被埋葬的镜子》。1993年和1994年分别发表短篇小说集《桔橙树》和长篇小说《狄安娜或孤独的女狩猎人》。

《桔橙树》由五个故事(两岸、征服者的孩子们、两个努曼西亚、阿波罗和妓女们、两个美洲)组成。桔橙树不仅是联系五个独立成篇的故事的纽带,而且也是整部作品所表达的深意的象征。作者讲述的是与西班牙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有关的故事,力图用产地为地中海地区的桔橙树揭示墨西哥的混血文化。小说的文字优美,寓意丰富,酷似行文流畅的散文。

《狄安娜或孤独的女狩猎人》是一部有关情爱与理想主义的自传体小说。作者大胆地将自己隐秘的情感用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让生活的一部分经受文学的检验。狄安娜·索伦是美国女演员琼·塞贝格的化名,富恩特斯在60年代与她有过激情似蜜似暴风骤雨的浪漫经历。作者以60年代的越南战争和1968年墨西哥政府对学生进行的大屠杀为背景,通过对狄安娜这位孤独美貌的强女子在生与死等问题上的心态的剖析,展现出那个时代人们的理想与情操,并试图从狄安娜之死探索死亡在人们生活中深层次的含义。这本小说是作者准备写的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他计划写的第二部小说题为《阿喀琉斯,游击队员》,讲的是哥伦比亚19运动游击队的事情。第三部名为《普罗米修斯,自由的代价》,这将是作者对自己在智利度过的童年生活的回忆。通过寻找在皮诺切特独裁时期失踪的童年伙伴,表达自己对政治对人生的看法。

富恩特斯不仅积极从事文学创作,而且还写评论文章。1990年出版的散文集《勇敢的新大陆》对西班牙美洲文化,即印第安古文化、非洲文化和西班牙文化的交融进行了反思,并对拉美当代主要作家,如卡彭铁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科塔萨尔、莱萨马·利马的作品进行了分析。在1993年发表的散文集《小说的地域》中作者进一步评述了博尔赫斯、巴斯托斯和胡安·戈伊蒂索洛等西语作家的作品。从1993年7月起,他为哥伦比亚的《时间日报》的周日专栏撰稿,同时他还为美、英、法、意、德、西、墨、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等国的一些报刊撰稿。

近十年来,富恩特斯在文坛获得更多的荣誉:1988年获得尼加拉瓜总统授予的鲁文·达里奥文化独立勋章;1992年获西班牙梅嫩德斯·佩拉约国际奖;1993年获智利优质勋章与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颁发的奖章;1994年获得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

进入90年代后才在文坛格外引人注目、获得世界声誉的作家当属阿根廷的比奥伊·卡萨雷斯。这位出生于1914年、与博尔赫斯一起写过多部作品、专门从事神奇小说创作的作家在1990年荣膺塞万提斯文学奖,这一事实确定了他在拉美文坛的重要地位。1991年他发表短篇小说集《一个俄罗斯玩具娃娃》。这个集子的九个故事虽然内容不尽相同,但酷似侦探小说的扣人心弦的情节既引人入胜又耐人寻味。这正是卡萨雷斯自《莫雷尔的发明》(1940)以来的作品的基本特征。1993年他的短篇小说《一个不同寻常的冠军》发表,它描述了一个出租汽车司机的奇遇。1994年他生活中两位最亲密的女性,妻子和女儿相继去世。他以顽强的毅力完成了《回忆录》的撰写,并使之出版。1990年他还编撰出版了《高雅的阿根廷语词典》。1996年他又将他写给妻子和女儿的信汇集成《在旅行中》出版。

近些年来,他的作品不仅受到读者的喜爱,而且也不断获得世界文坛的认可。继1984年获得多种国际文学奖以来,1986年获罗马意大利拉丁美洲学院奖;1988年被授予佩斯卡拉的切蒂大学博士称号和意大利的伊索拉·蒂·卡普利奖;1991年获得墨西哥的阿方索·雷耶斯国际奖;1995年又获得以法国作家罗歇·卡约瓦的名字命名的文学奖。

智利作家何塞·多诺索于1995年发表长篇小说《大象们去死的地方》。这是作者在美国生活经历的写照。小说中塑造的女主人公鲁比是作者最为满意、给读者留下最深印象的人物。

十四五年便会有一部大作品问世、使人们大吃一惊的巴拉圭的奥古斯托·罗亚·巴斯托斯是一位少产作家,继《人子》(1960)和《我,至高无上者》(1974)两部巨著之后,在90年代又有新作问世。叙述探险家哥伦布的梦的长篇小说《远征军司令的不眠之夜》于1992年出版。1993年,他把写于80年代、后因政治原因将手稿销毁、在90年代又重新写出的《检察官》交出版社付印出版。这部小说以第一人称写成,含遗嘱、回忆、长信等内容,通过现实的具体的直接的和虚幻的两个侧面,揭示出叙述者在流亡期间心灵深处悬在恐惧与爱之间的情感。这位于1947年因反对巴拉圭独裁政权被迫流亡国外的作家,1982年与妻子回国时,又被军政府驱逐。1983年10月他加入西班牙国籍。1989年巴拉圭政府发给他护照,准他回国。1989年他获塞万提斯文学奖。

以《三只忧伤的老虎》闻名文坛、接着又沉默多年的古巴作家吉列尔莫·卡夫雷拉·因方特于90年代初发表散文集《梅阿,古巴》。这位持不同政见流亡在外的作家1995年又发表短篇小说集《跳恰恰舞的罪过》。集子中的三个短篇讲述的都是发生在古巴的故事,小说以苦涩的幽默,表现出作者对祖国的思念之情。1995年6月因方特获意大利拉丁美洲学院颁发的文学奖。

1984年获得塞万提斯文学奖的阿根廷作家埃内斯托·萨瓦托尽管从1979年因视力原因医生不让他写作,但他仍活跃在文艺界。1994年,他在巴西举办画展,并被授予圣保罗大学的名誉博士称号。这位《地道》和《英雄与坟墓》的作者在1995年6月表示,他正在写回忆录《结束之前》。这本书不仅对他的一生进行了总结,也表达了他对人类前途的忧虑。

在拉美文坛有一位涉足一切文学体裁,但几乎没有获得过任何文学奖的多产作家。他就是乌拉圭的马里奥·贝内德蒂。他1973年开始过流亡生活,先后侨居阿根廷、秘鲁、古巴、西班牙。独裁结束后,他不定期地居住在西班牙和蒙得维的亚。他的作品深受读者的欢迎。他的中篇小说《休战》[①b](1960)已经出了100版,被译成了20多种文字,并被搬上了银幕、荧屏和话剧舞台。他的小说《感谢火焰》也再版了50次。其他小说,如《破碎街角的春天》、《财产的清单》各40版;《胡安·安赫尔的生日》、《死亡和其他意外》和《蒙得维的亚居民》各30版;甚至剧本《彼得罗与上尉》也出了25版。

进入90年代,这位70多岁的作家更加活跃,或参加图书博览会,或发表谈话。1990年他出了一本包含有短篇小说、自传片断、幽默故事、侦探谜语、诗歌等多种文学体裁的书,书名为《急转弯和坦诚》。1993年,他发表了中篇小说《咖啡馆杂议》,这是他的第65部作品。小说的主人公克拉乌迪奥出身卑微,年少时随家不断搬迁,因而了解了不同的城市。小说富有情趣地描写了主人公童年的生活,主人公对母亲的死所怀有的深厚的感情和少年时的性心理,以及在二次大战中德国和英国之间的海战。小说并不长,却竟有48个章节,因此,时间跳跃快,想象成分与人物性格的发展并行不悖,相辅相成。

1994年贝内德蒂的《短篇小说全集》出版,1995年又发表诗集《石灰和歌》。

八九十年代拉美文学“爆炸”以后才在文坛崭露头角的一代作家已经成熟。他们创作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他们像老一代作家那样不断地深入认识拉美的本体文化,根据自身的特点,创作出了风格不同、绚丽多彩的作品,赢得了文坛的一致好评。

智利作家豪尔赫·埃德华兹、伊萨贝尔·阿连德,秘鲁作家阿尔弗雷多·布里塞·埃切尼克,墨西哥作家费尔南多·德尔·帕索、埃米利奥·帕切科、古斯塔沃·萨恩斯,古巴作家雷纳尔多·阿雷纳斯,危地马拉作家阿乌古斯托·蒙特洛索,阿根廷作家马努埃尔·普伊格、奥斯瓦尔多·索里亚诺等都是“爆炸”后最早一批显露其才华的作家,是承上启上的人物。他们不仅年龄与老一代的相近,而且亲身体验了文学“爆炸”的辉煌。然而,他们之中有的作家已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如阿雷纳斯和普伊格都因患艾滋病去世。埃切尼克、伊萨贝尔·阿连德、埃德华兹和索里亚诺是近些年来作品颇多、影响较大的作家。索里亚诺和伊萨贝尔·阿连德的小说融文学性与通俗性为一体,读者面较宽,后者的作品在我国的介绍较多,而前者的作品却鲜为人知。

奥斯瓦尔多·索里亚诺于1943年1月出生在阿根廷,1973年在文坛崭露头角,发表小说《凄凉,孤独和结束》。1976年阿根廷军事政变后,索里亚诺移居比利时和巴黎,1984年回国。在流亡期间,他于1979年发表小说《再也没有悲伤和遗忘》。这部小说于1983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被导演埃克多·奥利维拉搬上银幕,该片获柏林电影节银熊奖。他的小说《冬天的兵营》在1981年被意大利评为最佳外国小说,被两次搬上银幕。1984和1988年他又发表散文故事集《艺术家、疯子和罪犯》和《叛逆者、幻想家和逃亡者》。1986年发表的他的第四部小说《跪倒在他脚下的一头狮子》被认为是近些年来出版界最成功的作品之一,被译成15种语言,在20多个国家发行。小说的故事在两个不同的空间同时展开,作者杜撰了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非洲国家博布兹,以阿根廷和英国之间发生的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战事为历史背景,描写了驻在该国的阿根廷冒牌领事与英国大使之间发生的一系列奇情轶事;与此同时,在欧洲,一位寻求欧洲国家保护的阿根廷革命者与一位一心只想恢复其在博布兹的权力、法力无边的酋长果摩相遇。果摩以降服了的大猩猩组成的军队,在博布兹建立了社会主义共和国。小说诙谐幽默,揭示了痛苦的现实。1990年,索里亚诺创作的以一首探戈曲词为题目的小说《很快你就是一个影子》在阿根廷、西班牙和意、法、德等国同时出版。同年获《分析》杂志社和埃密松出版社颁发的何塞·卡拉斯科国际奖。另一部讲述一位失落的侦探的故事的小说《祖国的眼睛》于1992年发表,该书在连续两年多时间里列畅销书榜首,并被译成23种语言出版。1993年发表散文和故事集《幸福岁月的故事》,全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以父亲的名义”是对童年的回忆;第二部分“另外的故事”描写了阿根廷显贵们的恶习;第三部分“用脚来思考”讲述了足球裁判的生活。

伊萨贝尔·阿连德是中国读者十分熟悉的智利女作家。继《幽灵之家》、《爱情与阴影》、《埃娃·鲁娜》和《埃娃·鲁娜的故事》等小说之后,她又于1994年发表《巴乌拉》。这是一本文字清新、感情真挚,像小说那样悬念迭起的散文。1991年12月伊萨贝尔的女儿巴乌拉生了重病,不久便昏迷不醒。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作者在马德里医院的走廊里、病床边、旅馆内和加利福尼亚的家中写出了家庭的富有情趣的往事。作品是以作者对女儿说话的口吻写成的,把自己曾想对女儿说、却没有来得及说的话,以娓娓动听的话语说了出来,以使沉睡的女儿苏醒过来。这本书一发表便成了畅销书,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1994年3月伊萨贝尔获得智利优质文化勋章和卡布列拉·米斯特拉尔奖。

秘鲁作家布里塞·埃切尼克是当今欧美文坛比较活跃的拉美作家。这位曾是利马大学文学博士、当过律师的作家于1968年发表第一部短篇小说《封闭的园子》,1970年又发表长篇小说《胡琉斯的世界》。他从1964年起先后生活在希腊、意大利、德国、法国和西班牙,1985年起定居西班牙。八九十年代他连续发表小说《马丁·罗玛尼亚的夸张的生活》(1981)、《谈论奥克塔维奥·德加迪斯的男人》(1985)、《秘鲁的玛格达雷娜和其他的故事》(1986)、《菲利佩·加利略的最后的迁徙》(1988)、《两位太太在交谈》(1990)、《请别在四月份等我》(1995)。他的散文集有《个人逸事》(1988)和被他称为反回忆录的《生活的许可证》(1993)。他于1993年底获得西班牙国王颁发的天主教王后伊萨贝尔勋章,1995年又获法国的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另一位比较年轻、却已饮誉欧美文坛的智利作家是路易斯·塞普尔维达。他1949年出生在智利的奥瓦利,从小就幻想当一名旅行家,16岁时便到一条船上当帮厨的伙计,几乎跑遍了整个智利。后来,他又去学习,毕业于智利大学戏剧学校。在70年代初他积极参加前总统阿连德领导的人民团结党的活动。1973年,皮诺切特将军发动的军事政变推翻了阿连德民主政府,他被捕入狱。被监禁了两年后,他以八年流亡代替了余下的28年监禁,于1977年乘飞机离开智利。他去厄瓜多尔的亚马逊地区与土著印第安人一起生活了六个月,学会了狩猎、摘野果等谋生的手段,还学会了他们的语言。热带雨林的艰苦奇幻的生活大大丰富了他的文化知识,拓展了他的视野。他的第一部小说《一位读爱情小说的老人》就是以亚马逊的这段生活为素材的。这部以简洁清新的笔调反映印第安人生活的短中篇小说于1988年在西班牙发表,获得奥维耶多市基金会颁发的“蒂格雷·胡安”奖。1992年,这本书被译成法文,很快成了一部畅销书。1994年作者又接连发表了《世界末日的世界》和《斗牛士的名字》两部小说。塞普尔维达很快便成了欧洲书市上看好的仅次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拉美作家。这部被作者称为黑色小说的《斗牛士的名字》是一个以争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丢失的63枚金币为主要线索的具有侦探色彩的故事。古代苏丹在著名的旅行家伊普恩·巴图塔去世时下令铸造100枚每枚10盎司的金币,并将它们埋在旅行家曾经路过的100个交叉路口下,但他的旨意未能完全实施。金币无数次易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后一位主人死在德国法西斯的集中营里,金币落到了柏林警察局局长的手中。二次大战后,为了找寻并争夺这些金币,一场殊死的斗争在欧美两大陆之间展开。作者着意描写的并不是故事本身,而是力图通过主要人物的生活经历反映近半个世纪来时代发生的变迁。1996年他发表的新作《帕塔哥尼亚快车》同样获得了读者的欢迎。

近些年来,在拉美经常谈到拉美女作家文学“爆炸”。这场“爆炸”虽然没有60年代拉美文学爆炸那样强烈,却也说明了拉美女作家的崛起。在拉美这块大男子主义盛行的大陆,女作家的兴起是需要付出比男作家多出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勇气和才智的。1994年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的第20届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拉美女作家们的作品受到热烈欢迎。这届博览会有37个国家参加,2.3万平方米的展厅里布置了498个展台。书展期间举办了各种活动,参观者可看哑剧、话剧和电影,听有关文学、教育和科学等方面内容的讲座,参加圆桌会议,与受读者喜爱的作家见面和交谈,还可学跳探戈,下象棋。可以说这是一次真正的图书狂欢节。在这届有14万人参加的书展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三位女作家:智利作家伊萨贝尔·阿连德与读者广泛交谈,签名售书,出席电影《幽灵之家》的放映式;墨西哥作家劳拉·埃斯基韦尔的处女作《恰似水于巧克力》一出版就得到意想不到的成功;墨西哥作家埃莱娜·波尼亚托夫斯卡这位资深记者和作家有根有据地分析了拉美女作家的处境与成就,在这届博览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

其实,拉美女作家的崛起并不是近几年的事情。在拉美文学繁荣发展的时期女作家一直是一支十分活跃的生力军。从17世纪的索尔·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到20世纪50年代的罗莎里奥·卡斯特亚诺,卓越的才华,赏心悦目的作品,未能引起文坛应有的重视。但是随着时代的前进,社会的发展,以及女作家自己的努力,她们的成绩也日益受到读者们的重视,文坛的关注。到了90年代,女作家的呐喊更加引起人们的注意。波多黎各女作家罗莎里奥·菲雷于1991年发表的《母狗的对话》最具代表性。这篇模仿塞万提斯《训诫小说集》中的名篇《狗的对话》写成的小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可说是一篇散文),讲的是母狗间针对当今拉美文坛中的几位巨擘(如巴尔加斯·略萨、加西亚·巴尔克斯等作家)对女性的歧视,进行的猛烈抨击,文笔犀利泼辣,毫不留情。言辞未免有些过激,这可能像沉寂多年的火山,一旦爆发,蕴蓄的巨大的能量便喷泻而出。罗莎里奥出生于1938年,是位大器晚成的作家,她最初涉足文坛是在杂志《地区》(1970—1975)上发表短篇小说、诗歌、散文和儿童文学,其作品具有科塔萨尔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中所特有的神奇魔幻色彩。她的第一部作品为短篇小说集《潘多拉的纸张》(1976)。这些作品大多反映波多黎各妇女在社会中受歧视的地位,特别是50年代在波多黎各建立了附属于美国的自由州后波多黎各在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妇女所遭受的贫困与欺辱。短篇小说《小布娃娃》是其中最成功的一篇。小说描写了出生于寡头家庭的单身的姨婆和她的外甥女在经济和感情上受医生父子的束缚,最后外甥女变成了一个小布娃娃的故事。总的来说,她的小说揭示了波多黎各妇女被人利用被人欺负后所表现出的反抗精神,以及她们因采取报复行动而遭到自我毁灭的经历。她的其他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半只小鸡》(1978)、《胡安·波博的故事》(1981)、《该死的爱情》(1986),儿童文学《被踩了尾巴的母猴子》(1981),散文集《包围爱神》(1980),诗歌集《流血的草莺的寓言故事》,短篇小说和诗歌合集《两位女邻居》(1992)。

阿根廷女作家玛尔塔·特拉巴于1930年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自幼爱好文学,爱读19世纪作家,如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的作品。1946年在智利大学暑期班学习,后又攻读美学和艺术史,曾去巴黎学习艺术史,并访问布达佩斯和罗马。但她最喜爱的还是文学,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国立大学的哲学文学系任文学教师。1950年她在巴黎与哥伦比亚记者阿尔贝托·萨拉梅阿结婚,后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居住,但不久又去罗马继续学习艺术史。1954年起定居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成为美洲大学艺术史教授。她从1952年发表第一部诗歌集《欢愉的篇章》起,不仅著有有关艺术史的文章、著作,还创作了散文集《四个魔鬼》(1965),小说《夏天的仪式》、《日照的迷宫》(1967)、《第六天的赌博》(1969)和短篇小说集《这样发生的事》(1968)。其中第一部小说获得1966年美洲之家文学奖。1979年她出席在智利召开的拉美作家聚会,并与著名评论家安赫尔·拉玛结婚。从那时起,她的居住地经常变化:蒙得维的亚、圣胡安、加拉加斯、华盛顿,都是他们居住过的城市。1979年她发表小说《拉丁荷马国》、《没有止境的房子》。1982年开始住在巴黎,发表小说《在任何地方》。1983年11月他们夫妇俩应哥伦比亚总统的邀请出席第一届拉美文化节,但因飞机失事不幸去世。同机去世的还有墨西哥作家豪尔赫·依巴昆格伊的亚。

另一位阿根廷女作家希尔维娜·奥坎波于本世纪初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富裕的家庭,姐妹六个。她自幼喜爱音乐和绘画,曾希望毕加索收她为弟子,但未能如愿。30年代她认识了比奥伊·卡萨雷斯,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37年发表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遗忘的旅行》。1940年她与卡萨雷斯结婚,他们共同生活达半个多世纪,直至她于1993年12月去世。在40年代她与卡萨雷斯、博尔赫斯一起创作了《神幻文学作品选》(1940)和《阿根廷诗歌选》(1941)。她除了母语西班牙语外,还精通英语和法语,翻译了龙萨的作品。

她一生中曾获20种不同的荣誉和文学奖,然而她却一直默默无闻,不愿抛头露面。她的作品突出了日常生活中事物的神奇的一面,凶残与抒情并存,反映了事物的不确定性与两重性。从《伊雷内的自传》(1948)开始,她逐渐摆脱博尔赫斯的影响。在短篇小说《被爱的男人与被爱的女人》中,作者以讽刺幽默的口吻,以情人们结合的最初愿望变成了痛苦的故事,鞭挞了“占有”的神话,阐述了妇女获得自由的新观念。她在80年代的作品有《简短的圣徒列传》(1984)、《就这样连续不断》(1987)和《镜子前的科尔内利亚》(1988)等。

伏拉迪·科项西齐是博尔赫斯60年代的弟子,生于1941年。她曾跟随博尔赫斯学习和研究盎格鲁—撒克逊古老文学。在博尔赫斯的指导下她反复修改了她的第一部小说《第八奇迹》,并由比奥伊·卡萨雷斯作序。小说发表后获得成功。接着又陆续发表《威廉·莎士比亚的最后的日子》(1984)、《阿比西尼亚》(1985)、《所有的道路》(1990,获1991年托伦特·巴列斯特尔小说奖)和《恐惧的衬裙》(1992)。她还为西班牙、阿根廷的报刊撰稿,并进行翻译工作。

埃莱娜·加洛(1920—)是墨西哥著名作家。1936年认识帕斯,两年后两人结婚。1962年帕斯被任命为墨西哥驻印度大使,她留在巴黎,1967年两人离异。她从1953年开始写作,1963年发表农村题材的小说《对未来的回忆》。她的作品还有短篇小说集《五颜六色的星期》(1964)、《玛利亚娜纪实》(1981,获胡安·格里哈尔博文学奖)、《人物的重逢》(1982)、《河边的房子》(1983)等。1980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集《我们躲着洛拉》几乎反映了她的全部作品的总特点,即生活的困难,人际关系的不稳定,风俗习惯的细致入微的叙述,以及笼罩在小说中的神秘气氛。她与许多作家的深厚友谊使她成为许多作品中的人物,如在何塞·比安科的《失去的王国》,比奥伊·卡萨雷斯的《英雄梦》,帕斯的《我和浪的生活》、《太阳石》、《清晰的过去》中。有人认为卡洛斯·富恩特斯的短篇小说集《盲人的赞歌》中的《两个埃莱娜》讲的是她和她的女儿。加洛不仅是小说家,还是剧作家。作品有《菲利佩·安赫莱斯》和《坚实的家》。

另一位墨西哥作家是埃莱娜·波尼亚托夫斯卡。她出生在法国。父亲是祖籍波兰的法国人,是波兰最后一位国王的后裔,母亲是具有法国血统的墨西哥人,出身于一个反对1910年革命的家庭。她九岁时移居墨西哥,开始时只会说英语和法语,后来学会了西班牙语。1954年开始当记者,为日后从事纪实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1971年发表的记述墨西哥政府镇压1968年学生运动的长篇报告文学《特拉特尔洛尔科之夜》在墨西哥和世界许多地方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进入80年代后,她创作了《沉默的力量》(1980)、追述墨西哥大地震的《一片废墟》(1988)、《莉丝的花》(1988)和反映意大利摄影家、艺术家蒂娜·莫多迪的生活道路的长篇小说《蒂娜》(1992)。

除了以上几位女作家外,一大批年轻的女作家正在辛勤地耕耘,可以说,拉美女作家的崛起方兴未艾,她们是拉美文坛中的一支不可忽视的生力军。随着时代的进步,妇女地位的提高,会有更多的有才华的女作家涌现出来,也会有更多的佳作问世,拉美文学会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光辉。

结束语

综上所述,90年代以后拉美文学虽然没有60、70年代的轰轰烈烈,却更加扎实,更加成熟了,在60年代闻名文坛的一流作家仍活跃在创作第一线上,仍有佳作问世,他们仍是拉美文坛的主力军。与此同时,一批对拉美民族的本体文化有着独特见解的较年轻一些的作家也在辛勤地耕耘着,创作出许多不同风格不同题材的作品,正在引起世界文坛的关注。而女作家们的创作又似天女散花,把本已繁花似锦的百花园点缀得更加灿烂辉煌,并给拉美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可以预料,在新旧两个世纪交接期间和下一个世纪拉美文学还会放射出新的更加灿烂的光芒。

注释:

①a又译《跳房子》。

①b又译《情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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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彩缤纷的花园--谈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拉丁美洲文学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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