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众小说：新旧小说的流变与整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说论文,大众论文,新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提出中国现代大众小说的概念。它是在系统思想的指导下，根据三四十年代中国小说的现代大众特征，追溯本世纪小说在中西传统交汇的背景上，新旧两派小说对峙、交融、衍生，最终整合成现代大众小说的过程。进而阐释“现代”与“大众”的特质与结合方式，以期获得现代小说史的新的建构模式。
依我看，中国小说系统在20世纪上半叶应包涵三个子系统：旧派小说系统、新文学小说系统、现代大众小说系统。后者是前二者流变、整合的自然结果，它是中国小说几十年在外来传统与本土传统的对峙、交融中所取的必然的会通之路。
20世纪前50年的中国政治急剧震荡、精神意识激烈变动，它相当程度地构成了小说的系统环境，并影响着小说的系统编码。三个子系统因不同的宗旨、时代意识内容、文化价值标准和审美风貌相区别，并在不同时期占据主流地位，大致为：一，世纪初到“五四”前是“旧派小说主流时期”；二，“五四”到30年代中，“旧派小说和新文学小说对峙、衍生时期”；三，前期对峙中的交融与会通，衍生出抗战前到40年代末的“现代大众小说主流时期”。按现代传统理论，传统在现实中的延续与演变形式大致为：“增添”、“冲突——融合”、在一个普泛性新中心主题下形成新的范型。中国古代小说传统，在本世纪延续的表现形式就是“旧派小说”，西方小说的传统在中国表现为“新文学小说”，两个传统之间的关系正印证着这样的发展规律。这一演变形式也恰与三个主流时期相吻合。
一
旧派小说在一定历史阶段的主流地位是无法否认的。
旧派小说（或称旧派通俗小说）的系统概念大于“鸳鸯蝴蝶派”的流派概念。它的外延包括50年里所有以传统方法为主的作家及其写出的具有一定文学性的小说作品。它具有复杂而又丰富的内涵：直承传统文化与小说余绪，又受清末改良维新的文化影响，在非自主性选择中接触到西方以二三流作品为主的小说，于是对传统作法进行点点滴滴的改良；小说的主体特征是，在参差不齐的“经史”基础上的“才子型”人格，并随时代发展而由诗酒风流式才子向洋场才子过渡，作品内容也以现代都市为主，一边风流自赏又自伤，一边绘世又愤世、骂世，一边自命脱俗又媚俗；作者的价值标准以世俗描述性价值标准为主，又因为作者世界观的多元认同而间以封建士大夫与新文化价值的一些杂糅；审美方式以表象化、风俗性、模式化为主要特征；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既是宣诫式的，又提供消遣娱乐，读者与作品的关系是直接沟通，不需要或很少要进行艺术的译解，因上述几个特点而决定其通俗倾向。
旧派小说主流时期，是小说史上“繁荣”、“全盛”时期。它直承古代传统的小说类型，又根据清末民初的系统环境的需求而有所改良丰富，有着良好的读者基础。其和缓的政治、道德意识的改良与市民的精神发展基本和谐，客观上成为下一阶段的文学革命的先导；到新文化运动前，它的改良主义色彩已被消遣游戏所掩，部分作品的娱乐特征与刊物的商业气息都带上了浓厚的通俗色彩。无论怎样，它延续50年的生命在这一阶段最具独立的系统特征，“增添”所赋予它的外部系统环境与内在的艺术编码的变化也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
民国前后的两个十年里，旧派小说作者群起，报刊作品有声有色。从而，形成了颇有声势的通俗文学的潮流。这期间京津与沪苏各聚集着一群小说作家，而又以后者的阵容蔚为壮观，来自苏州、扬州、南部沿海及湖南等地，名家济济一堂。李伯元、吴趼人、林纾与“五虎将”（徐枕亚、李涵秋、包天笑、周瘦鹃、张恨水）们在小说史上留下抹不去的成绩。林纾的小说创作也许不足以在历史上占据地位，但他对整个旧派小说起了不可忽略的影响。〔1 〕刊物有清末的四大小说杂志《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其后著名的有《小说时报》、《小说月报》、《小说大观》、《民权素》、《礼拜六》，这时的杂志仍以同人刊物为主，只有个别的体现一些商业色彩。新文化运动前的刊物上登载的几乎都是旧派小说。报纸连载小说虽有更久的历史，但成为风气还是在民初，《玉梨魂》、《广陵潮》及稍后的《人间地狱》、《歇浦潮》都是通过报纸形成巨大影响的。旧派小说家们虽然常常又是报人，但还是迈开了小说专业化的进程的步子。专门刊物与娱乐兼载小说的杂志形式一直是此后30年中国都市小说传播的媒体方式。不可否认，这是小说生态现代化的标志之一，也是古典小说传统步入现代在系统环境上的“增添”方式。
旧派小说无论长短篇都在这一阶段进行着改良，是“增添”的另一种方式。
短篇的意识内容与形式改良是不应轻忽的成就。包天笑的民前小说《秋星阁笔记》文体虽是笔记，但还是通过人生的失误与愧悔表现了破除迷信与探讨婚姻问题的现代主题；民国以后的小说白话短篇《在夹层里》、《沧州道中》便是典型的现代技法了。徐卓呆的《入场券》、《买路钱》称得上是“人生有意义的片断”。他的文明剧式的滑稽是一贯的特色，场面描写也能代表吴趼人、陈景韩们的努力。周瘦鹃偏擅“中西合掺”。应该承认，民元前后的短篇小说是很可喜的开端，所增添的艺术成分使它一定程度地脱离着古典的传统形式。
“五四”前确有许多短篇小说够得上是现代的结构、富于人道主义的同情心。鲁迅的《旧怀》、叶圣陶文言小说中的许多篇、刘半农的几个短篇，都是这样的作品。若没有这一基础，他们的新文学创作恐怕难以有那么高的起点。而当时他们的作法、意图并未超出恽铁樵《工人小史》、俞天愤《卖菜儿》多少。苏曼殊“自哀”与“流浪”双重主题的言情体，不仅在旧派中独标一格，而且是“五四”身边小说的先兆。他已将“灵的成分灌注到了自己的作品中。这一切都是十几年来西方思想、翻译小说逐渐渗透的结果。毕倚虹的《北里婴儿》结尾的人道精神的震撼力在一般新文学作家那里也是少见的。后来包天笑的《烟篷》所表达的欲说还休的情结，个中深味不是一般人能以白描出之的。旧派小说有资格列入现代小说系统，在“五四”新文学以前体现出一些现代特征，一定程度在于短篇小说。
长篇小说普遍关注社会现实与一般人的婚恋问题也是小说系统内在的一种新的态度。社会小说《广陵潮》不同于谴责小说，也不象后来都市社会相集览的长篇作品。李涵秋不离丰富细腻的世俗人生，又有把握社会历史大局的气魄。民元前后的长篇言情小说为数甚多，吴趼人的《恨海》为始作俑者，徐枕亚的《玉梨魂》代表着最高成就。《玉梨魂》文体走极端，不用章回而用诗骚，暗里却把西方小说的手法用得不露痕迹，但终究不是小说的坦途。它的故事可概括为“恋爱+革命”，它当时的风靡不在一般大众而在青年读书人。它与旧派“俗”的总体倾向很不类似，才子佳人的俗套而外，新进的时代意识与古雅的文笔取得了奇妙的平衡！它创造了一代读小说的知识青年，并散布着久久不散的感伤氛围，要等创造社的小说来取代。
借科学之由，循公案之绪，程小青成功地移植了侦探小说。侦探小说是外来的通俗小说形式，技术是现代的，目的却是娱乐。形式虽新，由于与“人生”的关涉有限，一直未被纳入新文学。
旧派小说的种种“增添”方式，性质只是改良，而且限于点点滴滴，但客观上已在两个传统之间建立了联系。虽然它接着就与新文学产生了对峙，然而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才能在对峙中有会通，衍生出新的系统特质。
二
新文学运动完整地引进了西方小说传统，也揭开了现代史上小说的两个传统冲突——融合的一页，可称之为“对立衍生”的过程。在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中，“对立衍生”不仅是个过程，而且具有中国小说发展的基本模式的意义。它能代表世界格局中的中国小说的发展方向。
“对立衍生”的模式包孕着丰富的原理与事实。新文学小说在与世界的交流中引进了先锋探索的意识、文体，和本土的旧有小说的缓慢的应变特征构成两极对立。新旧小说各持不同价值标准，难以沟通对话。旧派小说主流时期，林纾曾老大自居地将外国小说纳入我国的文史规范，以“娱读”达到了消解对立的效果，可那是一种自欺行为。新旧派对峙在小说系统内部创造了一个亟待填补的空间，就是这个空间为现代大众小说系统的衍生、变化、发展提供了可能。在这个空间里，现代小说家掌握着两个传统，可以自由地将它们以各种方式进行融合，不同程度地创造出自己理想的现代大众小说来。中国现代小说之所以在世界文学引进后有异样的成就，并非单纯地由哪个传统派生出来，而是在两个并存、对立、冲突、融合的传统间衍生的。所以，我们要客观评价20年代新旧派小说的对峙双方的历史作用和对峙产生的影响。首先，不该简单地把旧派小说当做文学发展的障碍加以抨击，它是当时文学的客观实在与本土基础，没有它对新文学外来传统小说的抵触，无从形成小说大众化的反思。其次，认为中国小说仅仅在“五四”基础上发展到后来的模样，只是一种受意识形态支配的一厢情愿与力求简单化的文学史思路。“五四”时期，虽有鲁迅的小说空前绝后的思想，郁达夫震惊世俗的情感表达方式，但由他们的新文学传统无法派生出张爱玲的小说。第三，对峙会引起双方攻击对方弱点，也会让置身阵外的人在比较中更为看清双方的优点，让后起之秀分别汲取，获得更丰富的营养。40年代出现的现代大众小说家中有不少这样的人。第四，新文学小说的思想艺术的强大生机与旧派小说的广泛基础是各自的强项，对峙暗示那些不闹阵营意气的作家去汇合双方的优点，扬长避短。第五，没有新旧两派的先锋与世俗层次的鲜明对照，就不会激发现代大众化小说的雅俗共赏的整合。总而言之，对峙提供了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良机，“衍生”意味着对中国小说历史的丰富、变化。“对立衍生”的历史发展模式是个自然合理、无法否认的模式。
对这个模式，我们还须证之以历史阶段的发展史实。这一时期的新旧对峙与现代大众因素的衍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五四”到20年代末的完全的对峙，特点是泾渭分明，这是第一阶段；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是对峙中有衍生，两个系统复杂化交融，是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对峙”期
新文学小说在对峙阶段呈现出这样一些与旧派小说的对照特点：
一，意识上的对立与目的、价值的不相容。从《狂人日记》开始的新文学小说系统的激进的民主意识与旧派系统的一半改良、一半残留的封建意识无法相容，理想的“人的文学”的价值规范与旧派小说的以生活元素构成的描述性价值标准又是对立的，周作人直接称之为“非人的文学”。鲁迅将精神界战士的意识、品质深深地烙印在新文学小说的系统密码里。文学研究会强调“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完全否定了旧派小说的娱乐功能，意味着要终止以这一功能为主的大多数旧派小说的生命。新文学小说系统的诞生，标志着旧派小说一统天下的局面结束了。
二，刊物阵地的对立。改组后的《小说月报》成了新文学小说的主阵地，它体现了前此任何旧派小说杂志没有的宏阔视野、开拓性的学术气息和翻译世界名著的典范性。而商务为维持旧读者办的《小说世界》、复刊的《礼拜六》、 新创刊的《红杂志》及一批其它刊物与小报〔2〕仍自发表着为一般大众接受的旧派小说。《小说月报》上的作品则体现着清醒的文学的自我意识，小说有明确的社会人生目的，不再是游戏，也不再是历史的附庸。20年代中期以后，鲁迅以外的小说大家都在《小说月报》上亮了相，老舍、茅盾、丁玲、沈从文和巴金的成名作都发表于此。
三，艺术参照体系的不可对话性，系统编码无法通译。新文学小说的作者所操的话语系统只属知识分子，无法为大众接纳。上述《小说月报》发展的小说风貌与旧派小说相去甚远，意识内容之外，选取题材、叙述方式、语言表达和艺术趣味也是判然两样，艺术形式的隔膜与作者们对人生的意义的发掘都足以让当时的一般读者望而却步。这就决定了它的接受者大都是知识阶层的人，而不包括世俗大众。新、旧小说的作者阵营、读者对象都不一样，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壁垒。它的消除必有几个前提：一有待于新文学在创造自身时创造读者大众，一有待于教育相对普及、大众文化素质有所提高，也有待于新文学走出先锋文体的狭窄领域，有待于旧派小说在新文艺思潮的影响下继续其点滴地改良。这个过程延续了近20年。完全消除则是不可能的，小说创作中总是有探索的先锋。
四，生活审美内容的异向归趋。即使是同样的材料，新文学要发掘人生价值、社会意义，旧派小说却看重趣味及风俗人情；旧派小说家同俗，甚至媚俗，新文学作者常常有自恋倾向；旧派小说家写婚恋题材风流才子式的多愁善感，创造社的才子们却是浪漫主义、表现主义的个性解放与苦闷。
五，作品量与精神地位的反差。20年代新文学小说在数量上没法与旧派小说比，但却占据着精神界的主导地位和代表了当时的艺术成就。造成这样反差的原因，首先是新文学小说对当代社会发展有影响。旧派小说一般的以游戏消遣为主，严肃点的以短篇响应一下时代，长篇只当做野史来写。其次，旧派作者提供给社会的作品即使写当代生活也缺乏“当代性”，他们总是用过去的眼光看当代的生活，没法传达出时代精神。
旧派小说在对峙中的应对策略是通过传播与时尚来吸引大众，做法为：
一，利用传播优势与文化消费的生产机制，助成流行。20年代的旧派小说因与新闻出版业的密切配合而愈加通俗化。〔3 〕小说的连载在各种报刊上普遍出现。出版商随时窥测阅读消费的动向，不失时机地制造与顺应潮流。作者与报刊、出版商之间于友情捧场、助成局面外，形成了供给与生产互惠的关系，稿费制度已建立。连台本戏、电影改编，将文字的读本变成了可视的动作与影象，造成了通俗流行的时代潮流。西方工业化社会的大众传播方式、文化生产与消费机制已在现代中国生根，此后由“海派”与其他文化力量培育成长。
二，调整、调和类型结构和内容，增强吸引力。这一时期“言情”开始与“社会”小说合流，多采用语体。张恨水取代了徐枕亚们的地位。《春明外史》是社会言情合二而一，《金粉世家》则在大家族生活中描写言情内容。两部言情小说在报上连载了好几年，均引起轰动。20年代末《啼笑姻缘》在《快活林》上连载轰动了上海滩，张恨水驰誉南北，成了作品最畅销的作家。这时的言情已可用“恋爱”二字代替了，张恨水的女主人公的身分多有了一定的解放、社交自由，以表示追随时代。梨云式的青楼情已让位于李冬青式的知书识礼的女学生恋爱，冷清秋以女中学生的身分唱起了与世家公子恋爱婚姻戏的主角，沈凤喜由鼓姬变成女学生去演那打破阶级观念的几角恋爱。毕倚虹《人间地狱》中的妓女利用法律，为脱离老鸨、获得自由而努力。
三，以社会、侦探小说紧跟现代都市生活节奏，揭露黑幕，投合都市大众口味。20年代的社会小说仍然很有声势，并树立了都市通俗社会长篇的典范。《歇浦潮》的影响不下于《广陵潮》，虽然没有后者的庞大布局，但都市生活的独特内容，在上海及其经济、文化辐射区域内的市民中形成了极大的吸引力。作者能够将市民们了解不全、看不清楚的身边生活活灵活现地展示眼前，这也可以说是“黑幕”，但它被形象地有机组织到复杂的长篇结构中。黑幕的价值，或许主要不在文学，而在社会学、风俗文化史，象朱瘦菊那样组织得有匠心的很少见。相似作品有《上海春秋》、《人海潮》，这些社会小说几乎可以改称“世相小说”。
侦探小说的地位因一系列“中国的福尔摩斯”的走俏而得到巩固。“程小青以霍桑探案驰誉，陆澹安却以李飞探案著名，孙了红更有东方亚森罗苹……”形成了侦探小说热。〔4 〕读者中除了着迷于福尔摩斯，也着迷于霍桑。侦探小说是舶来品，在欧洲也属通俗文学。程小青的成功说明，中国旧派小说也善于从环境中吸收现代营养，但面临价值系统的差异时，则裹足不前了。侦探小说较少面对人的价值的问题，因而在旧派中最近于欧美小说的写法。通俗作品门类的世界沟通比代表文化价值方面的作品容易得多，后来孙了红在写作技巧上几乎与新文学小说没有什么差别。
四，最奏效的竞争是发展现代武侠小说。向恺然《江湖奇侠传》一出，群起效尤，武侠小说红透了半边天。北方武侠小说最有成就的是赵焕亭，他与平江不肖生并称“南向北赵”，《奇侠精忠传》、《英雄走国记》都负盛名。武侠小说以“侠”而言，它有超凡脱俗的品质；就“武”而论，又拘泥于技；小说中的武侠英雄又都是世俗化的。如果说阅读言情小说寻求共鸣是爱情生活高度压抑的国人的替代行为，那么读武侠小说恰是积弱国民的另一种发泄。这都是弗洛依德所强调的人的两种基本本能。为什么40年代在日本侵略者统治的华北出现那么多武侠小说家，这应该是答案之一。
姚民哀开创了空前绝后的“会党小说”。《四海群龙记》等给人们创造了一个由血腥、强悍、特殊的道义、势力构成的奇异世界。江湖上的种种帮规、切口、道义，真人真事为原型，叙述语气信实、真切、栩栩如生，加上各篇之间的连环格局，让你不得不信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他把水浒寨搬到人们的身边，写出了一种奇异而动人心魄的人生。
冲突提醒双方保持清醒的自我意识，谋求发展，巩固自己的营垒。新文学小说在知识阶层获得了成功，旧派小说在点滴的改良的过程中更好地满足了大众的文化消费需求，鲁迅给母亲寄张恨水、程瞻庐的小说能说明这一点。
三
第二阶段：“衍生”期
“衍生”是两个传统冲突——融合的过程，在交互变化中产生新质。20年代末、30年代初，对峙仍在延续，但双方的态度都有了变化，很快就转入了现代大众小说的衍生期。随着小说作品中衍生出来的各种现代大众表征愈益明显，到抗战前，一个现代大众化小说系统整合的趋势已非常明朗了。这一过程是很复杂的，包括理论、创作两方面的多种动因。理论上主要是“大众化”的讨论；创作则有新旧雅俗双方向过去对垒时的空阔地带的挺进，随之出现的复杂融合的现象，表现为雅俗“双向位移”的种种迹象、小说家群体的盛衰、第三种力量的楔入、小说大家在融合（包括冲突）中的独特方式。
首先，“大众化”讨论成了新的系统衍生的理论动因。此时，新文学小说家已由对峙中的“高蹈”、雄视的态度变为积极去争取森严壁垒间的空阔地带。1930年始，新文学阵营有了持续四年的“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与多数的讨论一样，大家并没有共同的理论规范。而就“大众语”发表的意见，实际上掩藏着“知识分子叙述话语”与“大众叙述话语”的分歧，至今人们很少给予注意。左翼的瞿秋白则发现，旧派善于改良旧式大众文艺的体裁，易为大众接受，新文学小说家必须向“大众化”方向努力。讨论也刺激着圈外的旧派小说家向“现代”靠拢。
其次，新旧系统的对垒中，个别力量在向中间地带的扩张中接纳了对方的特点，出现了“双向位移”的迹象。迹象之一是刊物的壁垒森严局面被打破了。20年代的新文学人物是不屑在旧派刊物上发表作品的。30年代，老舍的一些短篇小说就发表在《良友》上。叶灵凤是新文学小说在现代派以前的先锋作家，可也有大众化的中篇《时代姑娘》、《未完的忏悔录》连载于旧派的《时事新报·青光》副刊。迹象之二是两个对立系统内的有影响的作家写出了体现对方特色的作品，这就是“二张现象”。20年代中期开始，张资平逐渐滑离新文学的价值体系，《苔莉》、《最后的幸福》等显示出一条渐趋世俗化的轨迹。30年代初，他已成为通俗的三角恋爱模式专家，《北极圈里的王国》则以世俗的态度去致力于性爱表现，一些作品发表在旧派的专门期刊上。他的小说成了西方文学的技巧，言情的内容情节，冲决道德约束的本能的三位一体。他和张恨水是学生时代张爱玲们的流行读物。张恨水是旧派小说30年代的中坚，《啼笑姻缘》表明他是旧派中最讲究长篇结构的，已基本摆脱了旧派传统中的《儒林外史》式结构与新闻“编辑”式体制。在他最为走红的时候，旧派的骨架里已经有了不少的新的血肉。表现一二·八题材的小说集《弯弓集》开始了他抗战小说的历程，在追随时代方面、结构技术上他都不逊于新文学小说家。
第三，在对峙系统的复杂融合中，作家群体的态度与盛衰发生着变化。
新旧系统的融合的特点是此长彼消。新文学小说家的队伍日益壮大，无论京派、海派都发生了重大影响。旧派小说家在一二·八国难中也曾振作过，程瞻庐、顾明道、汪仲贤、徐卓呆都写了小说来反映这一事变。但整个旧派小说从30年代走下坡路，作家与刊物的影响都今非昔比。主要有下述原因：一是民初作家搁笔，象包天笑那样写到40年代的极少，北方的后起之秀还刚刚露头。二是通俗时尚难以持续，民初的哀情、20年代的武侠的潮涌已退下滩去，张恨水的新式言情到《啼笑咽缘》也高潮难继。三是都市商业性文学生产机制破坏旧派作家的责任感，粗制滥造、影射谩骂。四是出版阵地减少。标志是黎烈文替代周瘦鹃主持《申报·自由谈》。虽然周又办了《春秋》，影响却差多了。旧派期刊30年代初到抗战只有数种。五是旧派小说家在改良过程中向新文学靠拢。张恨水、徐卓呆、汪仲贤一直处在新旧边缘上，他们与张资平在双向运动中会了面。
与旧派阵营的萎缩相反，30年代新文学小说系统开始全面占领对峙时的空阔地带。他们已逐渐深入大众。显著的标志是审美思维结构开始了立体的变化。小说家思路大为开拓，不再执着于20年代的“身边”、“问题”、与相对狭窄的乡土题材。都市的、乡村的，现代的、历史的，知识阶层的、世俗的，个人的、家族的，林林总总无不进入小说家的审美观照。30年代新文学小说对旧派小说显示了审美的包容性，凡旧派涉及的题材我无不能写，而且在处理的角度与技巧上显出优越。
第四，小说坛“第三种力量”的楔入，使系统衍生趋于复杂。文学当流派纷争的时候，与对立双方没有关系的“第三种力量”往往是最有价值的。李劼人就是当时小说坛上的“第三种力量”。他的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曾使郭沫若“陶醉”。李劼人究竟是旧派小说家，还是新文学小说家？在“五四”前，他就是川中有影响的小说家，后留学法国。以价值观念论，他是个高度内在化的新文化人：两段创作生涯留下的作品却不带一点“洋”文字与意识的气息。郭沫若不平：“李劼人这样写实的大众文学家，用着大众语写着相当伟大的作品的作家，却好象很受着一般的冷落。”〔5〕曹聚仁近30年后说：“到今天为止， 我认为当代还没有比他更成功的作家。”〔6〕两年后的林语堂的英文小说《瞬息京华》也是旧式，因语言隔膜，至今也冷落。真正的大众文艺时期还没有到来，理论家多少有点叶公好龙。李劼人是从旧派中走出来的，中西学养与翻译使他知道本民族语言的叙述的优点，作了第一个寂寞、成功的大众小说家。
第五，茅盾、巴金、老舍这样的小说大家对“大众化”的介入方式使得对立系统间的冲突、融合、衍生得以强化，也更为复杂化。茅盾的《子夜》以科学的社会分析使得旧派“社会相”集览黯然，他在大众化问题上的贡献是确立了明白晓畅的小说书面叙述语言。巴金以爱恨交织的感情去发掘中国文化的——核心家族文化，并开创了大众化的“家族母题”。《家》的成功昭示：新文学小说在创造自身时，也创造了自己的读者。它在传统与现代的鸿沟上搭上了跳板。老舍小说的大众题材与旧派小说有相似处，但问题不在写什么。老舍似乎有意矫治旧派小说中的一些弊端，把旧派的描写对象重新置于新的伦理价值标准下进行观照。他又充分照顾传统叙事的风格，把人的文学的宗旨与世俗欣赏习惯有机融合，让作品真正可以雅俗共赏。
此外，一个复杂而更有说服力的现象值得注意：对峙隐存于许多现代作家的创作发展中。只是那些带有先锋性的新文学小说家们，在创造小说的现代特质时，暂时将大众传统放在了一边。这在一系列作家那儿可以得到印证。把精神界战士“狂人”气质与《阿Q 正传》开头的“开心话”大众趣味作个比较，明显地可以看出鲁迅是怎样撇开大众方式，转而严肃地发掘“精神胜利法”的国民劣根性。鲁迅以后的那些带先锋性的小说家常常有两副笔墨，探索与大众化并存。叶灵凤是中国心理分析小说的先驱，他有性心理分析的作品，有新感觉派的现代文体，也有意在“吸引一般刚从旧小说转向新文艺的读者”的“大众小说”《时代姑娘》〔7〕。穆时英的《南北极》用大众口语， 与读者交谈式的叙述和评话风格很接近，而《公墓》则是另一种风格。“同时会写两种完全不同的情绪，写完全不同的文章。”〔8〕实际上， 他是同时在大众化与先锋派两个方面上进行探索，并体现着新文学小说系统内的张力。人们记住了先锋派的穆时英，而忘记了大众化的穆时英。新浪漫派作家徐訏、无名氏，一边探索现代人生哲学、表达现代感觉，一边讲述着都市大众喜爱的故事《鬼恋》、《塔里的女人》。对这些先锋作家而言，“大众”始终是个缠腿的幽灵，让他们迈不开步去，让“海派”小说总是从先锋向世俗蜕变、转移。
“衍生期”的两派小说以融合、会通为主要活动方式，新文学小说系统回瞻传统、注意大众化，旧派小说的代表人物向新文学靠拢，带来了整个小说系统的变化，亦即构成了“对立衍生”模式。抗战前，衍生出来的“现代大众小说”系统已略见轮廓了。
四
我愿继续对30年代小说上述“衍生”的内在根据略作几点分析，并推知其整合的可能。
一，将中国小说作为一个自在的有机生命，我认为冲突——融合乃至整合是中国小说此一阶段历史的固有情结。20世纪的中国小说是个“浪子”，它具有“漫游情结”和“故园情结”。自由的个性与对奇异的兴趣，驱使它在精神、感觉的各个向度上出外漫游、探索，这是“漫游情结”。所谓漫游，乃是因为20世纪的历史文化环境给中国小说提供了目迷五色的域外景观，使它不能自禁地要去作目的性并不一致的探索。探索者的主体能力的差异令多数不能见着险远之观，浅尝辄止。50年里，小说两番被提到“新民”、“改造国民性”的精神高度，还是为世俗人生内容取代的原因即在此。本民族文化的根深蒂固的影响，世俗大众的生活方式、情感方式、价值标准中的传统因素存在一天，小说总要反映这种内容，这是它的“故园情结”。回到故园的浪子已不复是离家时的样子。既是浪子，总是不安于室，仍得再次“漫游”与回到“故园”。正因为这种情结，中国小说才会不时地把某种传统暂时放在一边；正因为这种情结，才有“现代大众小说系统”；这两个情结的不可分离，就是整合的基础。
回想林纾当年的漫游经历，只是走马看花，匆匆译过，立即回到了自家传统。译完《块肉余生述》，他大为感叹迭更司的文章笔法，如《水浒》、《石头记》，如史班。只有回到自己的故园，他才心安理得，所以不惜妄将异族的精神产品当做自家的土宜。包天笑、周瘦鹃的翻译根本没走出林纾的暗影，他们的创作自然也与林一路，仅是以语体超出了林的古文限制。鲁迅的漫游可谓到达了奇伟瑰怪、非常之观。他的探索方向也明确一定，重塑国民灵魂，借鉴被压迫民族文学。然而，他终于从果戈理、安特莱夫回到了《理水》、《铸剑》的民族脊梁。距《小说月报》的翻译专号近十年后，《现代》作了次《美国文学专号》的漫游。我们有了现代派，并有了精神分析小说。可是，施蛰存最著名的实验却是借《水浒》中的市井英雄石秀完成的。什么时候，这两个情结合为一个、熔为无形，就到达了中国小说至大光明的境界。我们看到一次次的漫游、回到故园，看到那些衍生的特点，离那个光明境界——现代大众小说——越来越近了。
二，理性的民族文化的自觉、自信是衍生的催生力、是整合的凝聚力，这股力量随着民族抗战而达于最强点。现代大众小说这时只是个前景，而大众在现代化的历史命题前所表现的态度是不一致的，大众与小说现代化的内心理距离也不一致。他们有三种成分：都市大众、乡村大众、一般市民大众。都市大众以上海人为代表。他们生活在东亚的工商都会、金融中心，适应现代特点，是有相当文化且具欣赏力的现代小说读者。他们感觉生活丰富。与上海都市现代化的过程并行，大众的情感方式里的“鸳鸯蝴蝶”的“情”逐渐让位给对现代物质文化的“感”。上海大众对声色香味的敏感是异地的人无法比的。他们适应了小说商品化、时尚流行、文化消费等一系列都市文化景观。乡村大众，所谓“乡土文学”是用知识分子的叙述话语表达的，与乡村大众没有主观联系。他们经验中的艺术，是民间方式，是“板话”、传奇式的章回小说。他们满足于“文摊”上供给的读物，求自然而不求精致。“乡村大众”心目中的现代，是一种导致他们生活变化的文明力量。一般市民大众，现代都市与乡村外，北京及许多被拂着现代文明风气的中小城市里，大量的老舍笔下的“新派市民”式的人物，与极少量的“老派市民”都是小说的读者公众。从内心到行为，他们都能在新旧之间进行调和，在精英与大众之间取得平衡。他们没有都市大众的移民品格，对地缘结构有深刻的认同，与传统文化有较深的血缘关系，不好时尚而习惯特定地区的风俗文化，在相对固定的人伦关系中表现人的性格与冲突。
抗战前，救亡主旋律与新启蒙运动的呼声是双重变奏，后者的文化任务是综合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知识分子意识到“所要造的文化不应该只是毁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接受外来西洋文化，当然更不应该是固守中国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乃应该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一种真正新的文化的产生，照例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结合……”在启蒙的普及任务外，“新启蒙运动的文化运动却应该不只是大众的，还应该带些民族性。”〔9 〕知识界要造就一种现代理性的民族自觉、自信的有高度凝聚力的大众文化。所以，廓清乡村大众眼前的蒙昧，破除一般市民大众的保守性，涤除都市大众的“租界文明”的殖民色彩，使之全面认同现代民族文化，也是小说家们的任务。为此，小说实现着由知识分子叙述话语向大众叙述话语的转移，整合西洋小说中的有鲜明理性色彩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而不吸纳非理性的现代主义，这些都从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两方面促成了现代大众小说系统的诞生。
三，在上述的文化背景上进行反思，一二十年来的新文学小说忽略了传统中的哪些成分，而这些成分是“综合”的文化不可缺少的？1， 首要的是“家族”。中华民族以伦理立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每一个传统的中国人都在涟漪般的人伦关系中才有生存的价值。中国每一阶段的改革，其最深刻的标志是对人伦关系的影响。它的基本结构“家”是小说展示社会人生变革的最重要的结构方式，李劼人的三部曲就是这样结撰的。“五四”文学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新文学小说到30年代初，个性解放的情境一般都设置在脱离家庭的生活境遇中，一半置身于传统之外来反传统，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缺憾。看不到代表中国文化核心的家族整体的生存状态，看不到个体生命对这个整体的既依恋又冲突的复杂关系，要去表达反传统的主题，总有点隔膜。巴金的“家族母题”的衍生是现代大众小说系统整合的一个重要契机。2， 与家族相关联，中国小说中的人不以表现“神性与人性”、“灵与肉”对立为要旨，而是以人伦关系中的性格表现为重心。觉新、瑞宣乃至蒋纯祖，其深刻性全在于个人性格与家族人伦背景的关系。3，自然。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说元曲的佳处在“自然”，这种论述可以完全移诸同时的白话小说。《水浒》、《红楼梦》的好处在自然，目前及往后，老舍、巴金（后期）、赵树理、张爱玲、苏青妙处都在自然。二三十年代的新文学小说则常有种种的不自然。4，情理与常识。 林语堂曾把中国人的心灵特点概括为“庸见”，也就是根据情理与常识来把握人生与世界。〔10〕中国小说习惯以人情物理来把握叙述，并以常识来展示。具体的方式有：说故事、剖析风俗民情、将人生的重大的阶段（婚嫁、功名、生死）与琐屑生活熔为一炉。这是中国小说独特而重要的审美特征。林语堂的《瞬息京华》是典型的体现。上述的这四种成分已逐步地被结合到小说创作中来并正在发展。
四，“五四”的意识内容与文体形式，部分地被旧派认同着，到抗战时期，已成为新旧两方都能承受的传统，对峙消失了。对旧派小说家来说，“承受”当然不是全盘接受，但张恨水是明显地向新文学小说靠拢着。他的意义是，一个有影响的、拥有读者大众的作家的转向会带来读者、阅读趣味的转移，从而逐渐模糊新旧之间的楚河汉界。旧派小说家从文艺思想上承受新文艺，以《万象》综合新旧，提倡现代大众小说为代表。他们以曹聚仁战前的预言为思想根据：“‘新的文艺之花’将和过去的纯文艺或带政治宣传作用的文艺不同，它是综合新旧文艺，兼采新旧文艺之长，而为一般大众所喜爱的。”〔11〕《万象》的通俗文艺观与平襟亚（秋翁）的历史小说，有力地说明着旧派小说整合到现代大众小说系统里来的历史动向。对峙消失后，文坛力量多极化：战时的军事、政治力量的区域占领，导致相对独（孤）立的地区内的有相近特色的小说作家与作品，仅沦陷区就有东北、华北、“孤岛”各个中心；旧派小说重心转移，力量分化；新文学小说出现了根据地等新生力量。在新启蒙综合的民族大众文化的凝聚力作用下，“现代大众”的普泛性中心主题由各个方面汇成了：在重庆，“文协”号召“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在延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工农兵方向；在上海，旧派小说家陈蝶衣主持《万象》的通俗文学运动；在华东，《国民杂志》、《中国文艺》讨论文艺大众化，是“文学革命的更进一步的发展”。现代大众小说成了势所必然。
概而言之，现代大众小说的系统概念的内涵是：以中西文化的综合为背景，在战前的大众讨论与创作实践的基础上，形成融合传统与现代的普泛性主题，由作家沿着这个方向持续努力产生的作品整合而成。现代大众小说由于对民族历史文化有很强的适应性，成功地填补了新文学小说系统与旧派小说系统间的很大范围的空白。它拥有中华民族的人伦特点和充满人道情味的普通人叙述主体；来自大众的语言表达，叙述语言摆脱欧化的语法结构，有谈话风，人物对话乡土化、高度个性化；选材切近普通人生活，在世俗人生中寻求民族文化的底蕴；叙事结构在自然中求变化，既不作旧派式平铺直叙，也不作先锋式时空交错，情绪宣泄；不作抽象的人性的哲理剖析，又不让密不通风的事件潮流淹没掉“人”；透视民间的风土人情美，重人文意蕴，而不为民俗学异化；没有确定的意识形态中心，又不失对民族、文化的责任感；将世界和传统小说作为两个平等的对话者，较少偏废；和读者的交流在大众文化层面展开，俗中寓雅，雅俗共赏。
五
了解了现代大众小说由衍生到整合的内在机理，了解了系统特质，我们更易于把握系统现象。对作品概貌的论述，可以从许多角度切入，我仍采取按现代程度划分区域大众的依据。
同时必须说明，现代大众小说系统的整合并非是统合新旧两派。它们各自仍有一脉发展，与现代大众小说并存。这一时期有先锋意味的新文学小说的代表是主观精神扩张的现实主义小说与新浪漫派小说，但无论是路翎还是徐訏、无名氏，其作品中总有与本土传统相呼应的一点。南方的旧派小说已是强弩之末，北方刘云若的言情小说在技巧上逐步接近新文学，心理描写、戏剧性（发现、转变）的情节很有吸引力。武侠小说大行其道。王度庐、宫白羽、郑正因、李寿民都有很大影响，王的侠情、宫的反讽、郑的技击、李的奇幻与神韵，各有成就，影响及于60年代港台武侠小说。
下面以点面结合的方式对现代大众小说系统的作品现象作一些分析。
都市现代大众小说以上海为代表。由于读者的文化素质较高，感觉敏于变化，与出版媒体形成了较固定的需求与供给关系，“五四”新文学小说通俗化的工作早就有所成就。予且是一个代表。《如意珠》、《伞》戏剧性地表现物质力量对世俗男女关系的播弄。男女都对这种力量平静地认可，是都市人婚恋观念最有价值的体现。《戒烟》、《酒》一类小说的长处是把最琐屑的俗事在人的精神上的小小震颤表现出来。他对上海知识市民的心态与价值的把握细致而又准确。张爱玲是《万象》推出的，她对韩邦庆、朱瘦菊、老舍、张恨水一视同仁，不在受西方文学影响的新文学小说与中国的旧派小说中分轩轾，昭示着一种健康宽容的态度。《传奇》的叙述，不作审视众生的超人，写人生的苍凉，平凡得几乎融入世俗大众。苏青的《结婚十年》写一个知识女性度过的平凡世俗的婚姻生活及离异。张爱玲说：“踏实地把握住生活情趣的，苏青是第一个。她的特点是‘伟大的单纯’”。〔12〕苏青是以本色演员的特点说故事；张爱玲不动声色地熔铸中西文体，创造出带有悲凉美感的、境界不大的、日渐逝去的世俗人生，给现代小说增添着大众化的新质。“秦瘦鸥的《秋海棠》，有人认为其内容和形式都是旧派小说的‘异军突起’之作”。〔13〕秦瘦鸥之为异军，正与苏青、张爱玲同。在上海这个先锋探索与通俗并存的文化基地上，面对现代化，传统失去了控制；沦陷为孤岛，主流文化失去了影响；眷恋本土化的人生方式，先锋吸引不了他们。由这种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他们这支异军适时地“突起”了。这就是现代大众小说。
现代大众小说里的乡村内容当然以延安为主。这是一个研究得比较充分的作家群体，我只说与系统质有关的一点。这里的大众化小说的最高成就体现在语言上，赵树理的叙述、描写、对话，无不明白如话。 1946年， 老舍在美国演讲《现代中国小说》，他总结说：“第二次世界大战间以至战后，出现了丢开本世纪初以来创作上最突出的使用欧化语法结构的趋向，转而使用地道的普通民众的日常口语。”“今天的作家在他们的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和剧本中越来越多地使用了简单明了、直截了当的人民语言。他们正在努力创造一种‘纯’汉语，它大体上不受外国语法结构、外国词语和西方写作技巧的影响”。〔14〕无疑，赵树理有典型意义。《新儿女英雄传》等新英雄传奇采取拟旧标题，改造利用旧派小说的章回体形式。延安以外，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写乡村大众转变为战士，信实可爱；长篇《长夜》写河南“杆子”，让人想起了20年代的姚民哀。吴组缃的《山洪》写皖南山乡农民投身抗战的生活，正体现着老舍上述的特点，去《菉竹山房》的哥特式氛围很远。
表现一般市民的现代大众小说范围既广，内涵又丰富，这里只作两个抽样，逐个剖析则超出了这篇概念建构的文章的使命。老舍代表着表现一般市民的现代大众小说的文化品格。抗战促使他作出更深入的文化反思与建设的构想，也强化其自觉责任：“作一个现代的中国人须担当得起使这历史延续下去的责任。……你必须知道古的，也必须知道新的；然后，你才能把过去的光荣从新使世界看清，教世界上晓得你是千年的巨柏，枝叶仍茂，而不是一个死尸啊！”〔15〕作为人伦文化延续的象征，老舍选取了一个市民家族形象《四世同堂》。他以世俗化的胡同显示中国的地缘文化结构，以现代市民知识分子所承担的家族责任与公民责任的冲突表示历史文化的冲突。他把巴金开辟的家族文化母题拓展到了世俗大众的范围。按照他提出“灵的文学”的目标，世俗生命的表层下处处能触摸到人的灵魂。小说一百段，每段匀调齐整，恰象旧式章回小说。这才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在雅俗之间体现着巨大张力的，除了老舍，唯有张爱玲。
黄谷柳的《虾球传》的典型意义在于它的现代大众品格是由作者、编辑、评论家共同操作，三位一体地确定的。小说描写广东下层市民生活，香港黑社会及游击队生活，主人公虾球的经历曲折、惊险，有传奇性。夏衍让作者“按照报刊上连载小说的方式进行修改”，作者也愿意“向香港的那些章回小说家学习”，茅盾则肯定他在风格上“打破了‘五四’传统形式的限制而力求向民族形式与大众化方向发展”〔16〕。关于“五四”的“限制”与“打破”的说法证实着现代大众化小说的合理性与历史必然性。
三四十年代的其它一些代表性作家的作品都体现着明显的现代大众倾向。张天翼的《包氏父子》讽刺世俗，沙汀《在其香居茶馆里》的“吃讲茶”的世俗风习的故事骨架，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的日常语言与传统结构都是有力的例证。张恨水这样的由旧派脱胎的作家，则以现代价值观念指导的世情批判来体现这个方向。40年代的小说家与“大众化”无涉的真不多。关于现代大众小说系统现象轮廓的论述就到这里。
我之所以努力构建现代大众小说的概念，并试图证明它，有对中西文化在20世纪中国共生态的关注作背景，有小说史的构想，更有对当今小说发展思考的现实原因。我发现了前后50年的相似的“对立衍生”格局。冲突——交融是文化生命的标志，失去对立势力，可以保持立于一尊的地位，然而也最易造成发展生机的萎缩。因为在单一传统下，只会有简单的派生，而不可能有增加异质因素的丰富发展的机会。历史给过我们惩戒。50年代开始，现代大众化小说中的延安传统迅速蔓延，成了现代唯一的传统。现代派、后现代思潮的涌入促生了八九十年代的新潮小说，形成了第二次的外来与本土的对立格局。我看新潮小说无法一统天下，本土小说也不能固步自封，新的衍生系统必然形成，当代性、先锋性、大众性如何有机融合，创造出世纪转折期的现代大众化小说，形成新的系统，值得人们拭目以待。“对立衍生”模式仍适合于本世纪后50年的小说。只要中国小说与世界交流的格局不变，不同系统间的冲突、融合、衍生总会继续下去。
注释：
〔1〕旧派小说家中一批人是他的弟子，如“云间二雏”等； 其翻译作品给“婚恋”言情小说既增添了异质又起着导向作用：其混同西方小说与中国经史的小说观念规定了相当数量的旧派社会小说、历史小说的创作。
〔2〕据郑逸梅《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统计，民国初及20 年代的旧派刊物有80多种。
〔3〕期刊影响较大的有：《半月》、《紫萝兰》、《良友》、 《星期》、《红杂志》、《红玫瑰》、《小说世界》；报纸副刊影响大的有《申报·自由谈》、《新闻报·快活林》；小报则有《晶报》、《金刚钻报》。
〔4〕郑逸梅《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第59《侦探世界》。
〔5〕《中国左拉之期待》1937年《中国文艺》1卷2期。
〔6〕曹聚仁《小说新语》，香港，1964年。 《写实的与理想的——写实主义作家李劼人》。
〔7〕叶灵凤《未完的忏悔录·前记》。
〔8〕穆时英1933年《公墓·自序》。
〔9〕张申府《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1937年5月2 日《北平新报》。
〔10〕林语堂《中国人》（旧译《吾国吾民》）学林出版社， 1994年。未见过原文，不知“庸见”的英文对译。
〔11〕 转引自陈蝶衣《通俗文学运动》，原载1942年10 月《万象》第二卷第二期。
〔12〕《女作家座谈会》，载1944年4月号《杂志》。
〔13〕范烟桥《民国旧派小说史》，《尾声》。
〔14〕该文原载英文《学术建国丛刊》第七卷第一期，译文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年第三期。
〔15〕《参加郭沫若先生创作二十五年纪念会有感》，原载1941年《时事新报》，见《老舍文集》。
〔16〕夏衍《忆谷柳——重印〈虾球传〉代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