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发展:非洲现代化的困境_非洲大陆论文

艰难发展:非洲现代化的困境_非洲大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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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非洲大陆既古老又年轻,既富饶又贫困。据历史考证,“南方猿人”比“爪哇人”和“北京人”还早50万年。说它年轻,是因为非洲绝大多数国家是二战后才获得独立的。非洲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战略资源极为丰富,世界上最重要的50多种矿产均可在非洲发现,但它却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大陆。非洲的独立正赶上人类现代化进程的“第三次高潮”〔1〕,然而在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 非洲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景观是:经济发展缓慢,政治发展失序,社会生活失范。非洲在现代化进程中艰难地发展着。

本文试图从三大层面来宏观地探析非洲现代化的困境。

非洲现代化困境之一:国家主权的侵蚀

纵览人类社会现代化的三次高潮,国家主权在各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变迁历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处在第三次高潮中的国家大多属于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样式,因而对主权的渴求是相当强烈的。只有独立、完整、强大的主权,才能对外以独立的状态推进社会的发展,对内得以积聚合法性的资源整合社会的进步。没有独立的主权就无以推动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虽然非洲大陆各国于本世纪下半叶以来纷纷走上独立的道路,但是国家主权的建构却面临多种挑战,致使政府权威衰朽,政治资源耗散,社会生活无序。

动荡和无序是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只能由那些强有力的政府通过坚定地建立对领土和人民的主权来消除;虽然政府的形式可以是君主制、贵族制或民主政体,但最基本的一点就是政府有能力通过行使主权来建立秩序和推进发展。主权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它并不是自然而先赋性的,它是随着近代民族国家一同诞生的,同时随着世界体系的演变而不断改变自己的作用形式。一般而论,主权源于三种观念:权威,或者说一个机构赢得人民尊重的程度;统治能力以及责任观念。比较一下主权内涵的建构,非洲的独立并没有完整地建构起自己的主权体系,主权的侵蚀是非洲现代化进程中政府权威衰朽、政治资源耗散、社会生活无序的重要根源。很难想象,作为后发外生型的大陆,主权衰弱能够成功地推动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主权衰弱源于:

民族与国家的不重合,导致政府权威的脆弱性。当代世界政治的一个必须予以正视的现实是:在许多地方,一个种族、部族或民族分布在几个而非一个国家,这类情况在非洲最为普遍。因为,在历史上,非洲是殖民地大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争夺和瓜分非洲时,根本不考虑河流、湖泊、山川等天然边界及部族、民族或种族的分布状况,而是按照各自的实力对比和利益需求,人为地划定势力范围,甚至用直线切豆腐块的方法划定边界。据统计,在非洲现有的边界中,44%是按经纬线划出的,30%是用直线或曲线的几何方法划出的,只有26%是由河流、湖泊或山脉构成的自然边界线。〔2〕民族与国家的不重合, 致使国家的合法性程度降低,民族认同能力降低,最终导致政府权威在种族冲突、边境争端中耗散,而丧失推进社会现代化的主体性动力。

统治能力和政府责任的不健全,导致国家主权的衰弱。非洲各国的独立并不自然意味着当代意义上国家主权的获得,原因就在于独立各国尚不具备足够的统治能力和政府责任感。在今天的非洲,人们对部落的忠诚要比对民族和国家的忠诚强烈。而后发现代化的道路要求政府有良好的治理国家的能力和真诚的服务社会的观念。由于部落忠诚代替国家的忠诚,致使在非洲大陆各国政府统治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普遍性贫乏。在索马里和非洲其他一些冲突地区,联合国或国际救援组织成为那儿人们生存的唯一希望。在那里,国家没有真正的政府,交战的敌对部落或势力需要靠外力强制隔离。所谓的政府官员,往往是众多部族或种族某一方的代表,或者干脆是势力最强大的某一派军阀,他们丝毫没有现代国家的统治能力和社会责任意识,唯一知道的似乎就是制造冲突以谋取私利。凭借这类政治力量何以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

国际干预的强化,导致国家主权的削弱。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曾说:“国家应是人权最佳保护人,国际社会应该主要委托国家来确保个人得到保护。但是,当事实证明国家不配完成这项任务的时候,当它们违反了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基本原则的时候,当它们不仅不是个人的保护者,反而成了他们的迫害者的时候,就必须提出采取国际行动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也就是国际组织,不管是世界性的还是地区性的,就必须对未完成其义务的国家实行接管。”〔3〕从加利的言论中和非洲的现实中我们可见,生存权都不能予以维护的国家哪能有能力、有权威去推行现代化进程呢?国际社会的干预成为动荡中非洲国家的人民生存的指望,这在1989年的苏丹和1992年的索马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个国家越是不能有效地维护生存权和推进社会发展,越是削弱已获得的主权这一现代化的政治资源。反过来说,主权越衰弱,一国自主推行现代化的进程就越艰难。

民族与国家的不重合,民族发展和国家现代化不能一致起来,再加上统治力量和责任意识的贫乏,国际干预的强化,主权越来越丧失其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资源。当今世界国家合法性的最深厚的资源存在于政府能否有效推动社会发展之中。对于非洲大陆来说,要真正赶上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第三次高潮,必须提高多民族的国家整合能力和政府的合法化能力。

非洲现代化困境之二:经济发展的缓慢

任何社会的现代化进程都是多层次、多层面的过程,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是现代化的基本内涵,而经济发展提供现代化的物质支持,它植根于人类改变自身生存条件的强烈愿望之中。非洲自独立以来,经济发展缓慢,贫困人口增多,被称为“第三世界中的第三世界”。非统秘书长曾疾呼:“到2000年,非洲可能将成为世界上唯一的仍在绝对贫困中挣扎的大陆”。占世界人口约1/10的非洲大陆依然在困难中艰难辗转。它不仅与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而且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也在日渐扩大,整个80年代是非洲“失落的十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从70年代的平均3.8%,下降到80年代的2.1%,而60年代非洲的增长率曾达到5.8%。进入90年代以来, 经济发展态势依然不容乐观。在1990年到1994年的5年中,非洲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为1.5%,其中1991年为1.6%,1992年为0.7%,1993年为1.4%,1994年和1995 年维持在3%上下。相比之下,整个发展中国家,90 年代经济发展速度则呈平稳上升态势,1990年经济平均增长率为3.4%,1991年为3.4%,1992年为4.9%,1993年为5.2%,1994年和1995年达5.8%。 非洲经济发展态势严重阻滞了非洲的现代化步伐。没有强大的物质支持,现代化难以迈开坚实的步履。究其原因:

1.自然生态的失调 人类社会只要存在,就必然处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脱离一定地理环境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自然环境是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经常的、必要的条件,自然环境的优劣对于劳动生产率、生产发展速度有重要的影响。

非洲是世界上自然生态环境遭受破坏最为严重的大陆, 大约有1/5的土地被沙漠化。30年来非洲森林减少一半,草地损失7亿多公顷, 人均可耕地减少一半以上。据统计,撒哈拉以南非洲已有6500万公顷耕地沙漠化,约有5000万非洲人生活在这片沙漠化的土地上。目前,撒哈拉大沙漠仍以每年6公里的速度向前推进,威胁着人们的生存。 毛里塔尼亚80%的土地面临变成不毛之地的危险,苏丹沙漠化地区又向南推进90公里。萨赫勒地区自1975年到1985年持续10年干旱加速了这一地区沙漠化进程。人口增加、过度垦荒、滥伐树木,每年有380 万公顷森林在非洲消失。昔日遍布热带雨林的科特迪瓦,如今荒地面积日益扩大,尼日利亚热带雨林面积已减少90%,加纳减少80%,埃塞俄比亚雨林面积已由占国土面积的30%下降到3%。〔4〕自然生态的失调使非洲经济发展的自然前提遭受严重的考验。

2.经济生态的失衡 经济发展不仅受制于自然生态的协调,关键更在于自身生态的平衡问题。非洲自独立走上现代化道路以来,经济生态一直失衡,主要表现:其一,各国国情与经济发展失衡。大多数非洲国家独立后不顾本国国情,盲目仿效他国经济发展模式,盲目追求发展速度,不注重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致使本国现代化过分依赖别国。经济结构的单一化不利于现代化的全面需要,粮食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从而使经济发展的基础相当脆弱。其二,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失衡。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社会生产都必须以一定的人口量为基础,“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5〕没有一定量的人口,物质生产便不能进行,社会也无法存在发展。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6〕。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口越多越好,而是意味着人口的增长必须与物质生活的生产保持合适的比例。非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非洲人口增长率居高不下,自独立以来一直保持在3%~3.2%,大大超过世界人口平均1.7% 的增长率,是当今唯一人口增长超过粮食增长的大陆。自80年代以来,非洲经济的微弱增长始终赶不上人口的急剧膨胀。其三,外债承担与经济发展的失衡。据联合国经济委员会1995年度报告统计,到1994年底,非洲国家(除南非)外债总额高达3122亿美元,相当于非洲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80%。人均负债450多美元,其中有20 多个国家的外债超过各自的国民生产总值。非洲每年需用50%以上的收入支付到期债务,根本没有资金发展本国经济。

3.政治生态的失范 “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7〕此话深刻点明了经济发展与政治生态之间的关系。 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政治生态的稳定,但政治生态的良性稳定却一定有利于经济发展,这是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在非洲,虽然二战后政治生态获得独立,但政治生态的严重失范致使现代化受阻。内战、部族冲突和边境争端几乎主导了非洲政治生态的运作。据不完全统计,自50年代以来,非洲有30多个国家发生了60多次政变和100多次未遂政变。 政府频繁更迭,使任何在位政府都无能也无暇去实现现代化。回顾1995年,索马里内战仍在继续,布隆迪的种族冲突仍未停止。政治生态的失范,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和政治资源的耗散。失序、失范的政治生态使非洲现代化难以实现。

非洲现代化困境之三:政治发展的失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大批非洲新兴国家相继独立。这些国家除了面临异常急迫的经济发展任务外,也面临着异常繁重的政治发展任务。政治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和要求,而且也是新兴独立国家重构现代政治体系的需求。“从总体上说,政治发展意味着建立适应一个特定社会的历史-社会-文化要求变化的稳定的政治体系”。〔8〕非洲这块在战后苏醒的大陆在政治体制和政治功能建设上遇到了重重困难。归纳起来有:

政治多元的困惑 自60年代后期,一些非洲国家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大都改原先独立时的多党制为一党制,有的则由军人直接掌权,禁止政党活动。由于部族、种族或民族间利益领域里的根深蒂固的矛盾再加上当时美国和苏联插手非洲事务,使非洲政治格局处于动荡之中。苏联解体后,西方利用黑非洲经济困难、民心思变之机,鼓吹政治多元化,推行多党政治。法国已故总统密特朗曾提出“援助与民主挂钩”,迫使非洲国家实行政治多元化的所谓民主道路。截至1994年底,实行或宣布要实行多党政治的非洲国家已达48个,约占非洲国家总数的90%。结果是:在过去一年中,安哥拉在多党大选后,出现反复,战火重燃;莱索托大选后,两派军队交火,导致政局危机;刚果执政党和反对党发生武装冲突;扎伊尔政府与反对派对抗,曾出现两个政府和两个议会并存的僵局。确实,从一般意义上讲,政党体制的存在便于政治整合和政治社会化,从而有利于政治发展。暴力、骚乱和其他形式的政治动荡在没有政党的政治体系中发生的概率要大得多。但是,在今天的非洲,由于种族利益的分野和文化的差异,政党成为种族利益的工具,政党没有党派忠诚和国家认同感,因而非洲国家大多数政党根本没有稳定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的政治体系的力量。至于不顾非洲特定的社会境遇、历史背景和文化景观的政治多元化更把非洲政治发展推入深渊。亨廷顿在考察第三世界政党政治与政治发展时曾深刻地揭示:“就政治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政党的数量而是政党制度的力量和适应性。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在于有一个能够同化现代化过程所产生出来的新兴社会势力的政党制度。从这个观点出发,政党的数量只有在它能够影响到该制度为政治稳定提供必需的制度化渠道的能力时,才具有重要性。”〔9〕

政治腐败的滋长 政治腐败作为公共权力的私人运用之结果,是与权力不可分的,权力范围越大,越容易滋生腐败。遗憾的是,现代化的确伴随着国家职能的扩大,而且越是在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就越需要运用政治力量去推动现代化,因此政治腐败就越容易在后发现代化国家中滋长。英国作家保罗·哈里森在《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一书中指出:“行贿受贿现象就像木材中大量存在的白蚁一样充斥公共生活的每一个部分”。“行贿受贿是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恶性肿瘤,它蚕食着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1966年,黑非洲第一个独立国家的第一位总统恩克鲁玛在政变中下台。推翻他的重要理由,就是他的政府腐败。政治腐败在贫穷的非洲国家俯拾皆是。正是政治腐败的滋长,导致政治合法性危机和政治功能紊乱,铸成政治不发展的局面。

政治文化的滞后 俄国著名思想家普列汉诺夫说,任何一个民族的国家制度是为这个民族的道德风尚所约束的,例如罗马人的共和国道德风习消失时,共和国就被帝国取而代之。〔10〕普列汉诺夫深刻揭示了政治文化的无形力量。政治文化在政治生活中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以致有些学者把政治文化称为“国家的非正式组织”。60年代以来非洲国家政治冲突频繁,国家观念淡漠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强劲有力的政治文化,并以此规范人民的政治行为,引导国家的政治运作,推动现代化的政治发展。政治文化的滞后制约了非洲政治发展的道路。首先是部落文化林立难以形成统一的政治文化,致使构建现代政治体制的认同和忠诚感贫乏。部落文化具有严格的排他性和封闭性,部落文化指导下的政治行为和政治运作只是对部落的忠诚,而非对国家的忠诚。这正是独立以来非洲许多国家政治动荡的缘由。其次是部落文化的神秘性排斥政治文化的现代性。在非洲绝大多数族体那里,部落文化都被纳入一定的宗教信仰体系中。在传统的非洲社会,即使技术文化也普遍地具有神圣或神秘色彩。而适应现代化政治发展的政治文化要求与宗教分离,世俗主义成为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总之,部落文化的排他性和神秘性制约了政治文化的一体化和现代化,最终导致种族间政治行为的失范,政治体系的失序。

注释:

〔1〕三次现代化高潮指18世纪后期到19 世纪上半叶的第一次高潮,19世纪中后期到本世纪初的第二次高潮,本世纪下半叶出现的第三次高潮。

〔2〕布特罗斯·加利:《非洲边界争端》,商务印书馆1979 年版,第5页。

〔3〕摘自新华社维也纳1993年6月14日英文电讯稿。

〔4〕摘引自1996年1月16日新华社《参考消息》。

〔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67、68页。

〔7〕同上,第4卷,第701页。

〔8〕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第235页。

〔9〕〔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83~389页。

〔10〕〔俄〕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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