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主义的复兴与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的新发展_凯恩斯主义论文

凯恩斯主义的复兴与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的新发展_凯恩斯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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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从30年代凯恩斯革命开始,先后经历了战后50年代补偿性的财政货币政策、60年代增长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以及70年代以来对需求管理政策有效性的争论等几个不同的阶段。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失业和经济停滞再次成为西方各国政府所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在与各种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论战中一度处于劣势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出现了强劲的复兴势头。一方面,以萨缪尔森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一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卷土重来,以“现代主流经济学新综合”的面目重新活跃起来;另一方面,一批年轻的凯恩斯主义者,致力于为传统凯恩斯主义提供微观经济学基础,从而给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以新的理论支持。为了区别于萨谬尔森等人的理论,一般称之为新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的复兴,特别是新凯恩斯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推动了现代西方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的新发展。

一、重新认识菲利普斯曲线的作用

菲利普斯曲线是传统凯恩斯主义经常使用的一种分析工具。根据菲利普斯曲线,失业和通货膨胀虽然可以并存,但由于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着稳定的负相关或替代关系,政府仍然可以据此采取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当失业率超过社会临界点时,实行膨胀性政策,以一定的通货膨胀率为代价,换来较低的失业率;当通货膨胀率超过社会临界点时,则实行紧缩性政策,以一定的失业率为代价,换来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但是,现代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经济学家,从70年代西方各国普遍“滞涨并存”的现实出发,根据自然失业率和理性预期假说,认为菲利普斯曲线已由最初的负斜率曲线演变为一条垂直线,进而又发展为具有正斜率的曲线。由此出发,现代货币主义认为,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至多在短期内能起一定作用,在长期则必然是无效的。理性预期学派则认为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都必然是无效的,从而得出了著名的“政策无效性”结论。事实果真如此吗?菲利普斯曲线的形状究竟如何?这是凯恩斯主义复兴过程中必须回答的问题。

大多数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都接受了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假说,认为长期内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但在短期的确存在替代关系。不过,在新凯恩斯主义阵营内部,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归纳起来有以下三种看法:

1.基本稳定论。持这种看法的主要是布兰查德。他认为,第一,价格与工资可能取决于过去的政策和预期,只有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本期政策变化的影响才会反映到价格与工资水平之中,所以,通货膨胀对失业率的影响是逐渐消失的。第二,经济活动者可能并不同时确信政策的变化,而可能在观察到政策变化之后才缓慢地修改其原有的信念,由此菲利普斯曲线的形状仍和最初的形状相同。第三,在极端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不相信政策的变化,不改变形成预期的方式,结果菲利普斯曲线的预期质量与政策变化之前完全一样。所以,菲利普斯曲线基本上是一条稳定而有效的政策曲线。

2.修改后的稳定论。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戈登。戈登首先承认长期内菲利普斯曲线会显示出中性特征,因而事实上承认了长期内经济会回到自然失业率水平。但戈登又认为,如果允许短期总供给函数随原材料价格、税收、汇率等变化而变化,并且把这类供给冲击纳入原有的菲利普斯曲线之内,就会形成一个新的扩展了的菲利普斯曲线。至于供给冲击对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影响程度,取决于货币当局面对冲击时在货币供给量上所作出的反应程度。这些冲击主要包括:第一,外汇价格的上升;第二,实际工资的增长幅度超过了生产率的增长幅度;第三,消费价格指数的预期增长速度超过了产品价格的预期增长速度;第四,薪资税、个人所得税等的提高。依据这种扩展了的菲利普斯曲线,戈登对1954~1984年的美国经济作了模拟验证,结果表明菲利普斯曲线具有高度的稳定性。

3.特定条件下的稳定论。持这种看法的主要是鲍尔·曼克尤和罗默等人。他们认为,当通货膨胀率提高,名义总需求变化幅度较大时,菲利普斯曲线中失业和通货膨胀的替代关系会逐渐消失。只有在低通货膨胀率和小规模名义总需求变化的条件下,原有的菲利普斯曲线才是稳定的。这一看法是建立在如下假定上的:第一,不完全竞争经济,企业的利润取决于相对价格、企业特有的外部冲击以及经济的总支出;第二,菜单成本,企业不是连续地调整价格水平,而是间隔一段时间之后才调整一次价格;第三,企业的决策是非同步的,它们均匀地错开分布在各个时点上;第四,总体价格水平是各个企业的平均价格水平;第五,存在调整价格的固定成本。在上述假定条件下,一次名义冲击会逐渐地影响价格水平,最终完全反映到价格水平之中。价格变动之间的时间间隔越长,价格调整的速度也就越慢。而这种间隔的长短具体取决于通货膨胀率水平、总体冲击与企业特有冲击的变动规模。显然,通货膨胀率越高,企业不调整价格(致使实际价格偏离最优价格的幅度越大)的成本越高,于是企业必然要缩短价格调整的时间间隔。同样,外部冲击的变动规模与通货膨胀率有着相似的作用。总之,在上述三个变量中,任何一个变量值的增大,都会使菲利普斯曲线变得更陡。反过来说,只有在特定条件下,即上述变量值变得较小的时候,菲利普斯曲线中失业和通货膨胀的替代关系才会成立。

综上所述,新凯恩斯主义关于菲利普斯曲线的三种理论认识,都以价格的不完全调整为基础,得出了失业和通货膨胀的替代关系具有短期稳定性的结论。既然如此,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干预经济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有效的。

二、货币政策的微观基础及其传导机制

新凯恩斯主义从货币非中性出发,认为名义货币和名义总需求的变动会造成实际产量和就业量的变动。作为新凯恩斯主义的先驱,费希尔和泰勒早在1979年和1980年就通过计量经济模型把理性预期和名义工资、价格刚性结合起来,结果表明名义货币仍然对实际产出有明显的影响。不过,这一结论的成立,必须满足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实际工资相对于就业变化的弹性很小,即实际工资刚性;二是名义工资是事先确定的,即名义工资刚性。所以,要使货币非中性的命题得以成立,从而货币供给的变动能够影响实际产出,就必须首先对上述问题作出明确系统的回答。

劳动力市场上的实际工资刚性,主要是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在价格既定不变的条件下,为什么劳动力需求的变化主要影响就业量而不是工资?新凯恩斯主义对此大致有三种不同的解释:第一,工会垄断论;第二,隐性劳动合同论;第三,效率工资及内—外部者理论。至于劳动力市场上的名义工资刚性,他们是以长期劳动合同论和交错工资设定论来加以解释的。与此同时,新凯恩斯主义还论证了产品市场上的价格刚性形成的原因。产品市场上实际价格刚性问题主要是回答:在工资不变的条件下,企业对需求变化的反应为什么表现为数量调整而不是价格调整?大多数新凯恩斯主义者都求助于不完全竞争和企业成本加成定价理论来加以说明。至于产品市场上的名义工资刚性,他们则以菜单成本论和交错价格设定论作出回答。

但是,上述回答,特别是关于名义工资和名义价格刚性的理论,很容易受到价格和工资指数化理论的冲击。从理论上讲,价格和工资的指数化将消除名义价格和名义工资刚性的可能性。对此该作何种解释呢?新凯恩斯主义认为:第一,价格和工资指数化主要依据于需求变化引起的价格变化,但对经济的冲击既包括需求冲击,也包括供给冲击,当存在供给冲击时,完全指数化并非一种最优选择。第二,现实中指数化条款通常并非把名义价格与现行的价格水平挂钩,而是把名义价格与滞后的价格水平接钩,这样,实行指数化不仅无法消除所有的名义刚性,而且还有可能加剧通货紧缩对产出下降的影响。第三,在指数化谈判过程中,工人总是倾向于把工资和总体市场变量挂钩,从而使相对收入保持不变,厂商则希望把工资与企业特定的变量挂钩,从而使成本中的工资份额保持不变。

总之,新凯恩斯主义通过工资和价格刚性以及价格和工资指数化问题的分析,为货币非中性命题提供了一个微观基础。在此条件下,即使公众能够进行理性预期,但却无法根据预期的情况及时调整其工资和价格水平,从而货币政策依然有效。当然,新凯恩斯主义的分析并非无懈可击,至少还存在以下两个不足:第一,尽管关于工资和价格刚性成因的解释众多,但没有任何一种解释能够得到普遍认可;第二,各种解释仅仅是从理论到理论,本身还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由此可见,货币政策有效性结论的成立,还有待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完善。

除此之外,新凯恩斯主义还提出了既不同于传统凯恩斯主义,也不同于现代货币主义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在传统凯恩斯主义理论中,利率是货币政策的核心机制,货币当局增加货币供给量的结果使利率下降从而增加投资,并通过乘数效应引起总需求和国民收入的变动。现代货币主义强调货币供给量的变化是通过资产结构调整而影响经济活动的,其最终结果是引起一般物价水平的提高,所以,货币主义认为不宜以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而应该以货币供给量本身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新凯恩斯主义则从资本市场的不完善性出发,认为企业的投资、生产活动都受制于资金的可得性,由于股权配给限制了企业采用发行新股票融资的能力,企业主要只能采用举债的方式融通资金。但在信贷市场上,信贷配给又约束了企业举债融资的能力。所谓信贷配给是指在既定的利率水平上,当存在对信贷资金的超额需求时,银行并不用价格机制即提高利率来分配资金,而是通过配给的方式只向一部分贷款申请者发放贷款,而拒绝向其他贷款申请者发放贷款。所以,货币当局增加货币供给量影响实际经济活动的关键是,提高银行贷款意愿和能力,降低信贷配给的程度,增加企业的信贷可得性。换言之,在新凯恩斯主义那里,信贷规模而非利率成了货币政策的核心机制。

那么,怎样才能改变信贷规模呢?同样有这样一些传统措施。首先是改变准备金要求。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准备金通常是不支付利息的,这相当于对商业银行的存款课征了一种税。提高准备金要求就相当于增加了商业银行的赋税,从而减少其财富。依照躲避风险的银行理论,财富水平降低会使银行承担风险能力和意愿下降,于是银行就会减少贷款数量。反之,降低准备金要求则会使商业银行从中央银行获得资金的成本下降,于是银行就会增加贷款数量。调整再贴现率是改变信贷规模的另一种办法。降低再贴现率同样可以降低商业银行从中央银行得到资金的成本,从而提高银行净财富,使银行较为愿意承担风险而扩大信贷规模。第三种措施是公开市场业务。公开市场业务对商业银行的净财富有同样影响,但只有当支付给活期存款的利率低于竞争性利率水平时,同样的作用才能发挥出来。

三、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及其作用机制

新凯恩斯主义认为,使货币政策对产出有效的那些因素一般也会使财政政策有效,因为这些因素造成了工资和价格刚性,而工资和价格刚性会使任何影响总需求的政策变得有效。与货币政策不同的是,不完全竞争本身就足以使财政政策对产出起到明显的作用,原因在于:第一,需求弹性对不完全竞争市场上的工资和价格决定具有实质性的影响,从而政府影响需求弹性的政策就有潜力来改变相对价格;第二,不完全竞争影响了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配比例,在收入分配影响均衡的地方(如分配影响劳动供给),竞争程度会改变政府支出冲击的大小。

为了论证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新凯恩斯主义还对“李嘉图等价定理”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批判。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表述了这样的思想:政府无论是选择一次性总付税,还是发行公债来筹措资金,在逻辑上是相同的,因为用债务融资不过意味着赋税的延期征收,公债的还本付息最终还是要落在纳税人头上。(注:《李嘉图著作通信集》,中文版,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08页。)70年代初, 李嘉图的上述思想被现代经济学家重新发现,并被命名为“李嘉图等价定理”。很显然,如果这一定理是成立的,那么财政政策特别是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政策就是根本无效的。因为在这一定理成立的条件下,当政府采用增税的办法来弥补因财政支出扩大而造成的财政赤字时,它会排挤私人消费和投资;当政府采用发行公债的办法来弥补财政赤字时,它同样会排挤私人消费和投资。这样,整个社会的投资和储蓄就不会发生任何变化,从而财政政策自然就变得无效了。新凯恩斯主义不赞同“李嘉图等价定理”,认为据此得出的结论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和经验事实也是相悖的。具体说:第一,“李嘉图等价定理”所基于的阿罗——德布鲁市场是虚幻的,一个人不可能在其生命周期的不同时点之间,或者在不同时点上自己与他人之间进行交换,政府有能力分担私人市场所无法分担的风险。第二,政府财政政策通常能够导致代际间的收入再分配,因为私人对未来收入进行贴现所采取的是实际利率加上死亡概率,而政府只以实际利率对税收贴现。第三,大量证据表明,相当一部分人在特定的时点上存在流动性约束,由于暂时的赋税改变,流动性约束会改变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第四,“李嘉图等价定理”所暗含的个人效用最大化、个人理性、富有远见以及计算能力等都是脱离现实的。此外,新凯恩斯主义还借助于经验研究来证明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虽然验证的结果低于传统凯恩斯主义的估计值,但远不是完全无效的。

尽管大多数新凯恩斯主义者都承认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但在对具体的财政政策措施(如增税与减税、赤字预算与平衡预算)的看法上,分歧很大。下面简要介绍曼克尤的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财政政策和布兰查德的名义工资刚性条件下的财政政策。曼克尤对财政政策分析的基本思路是,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价格高于边际成本存在超额利润,因此企业总是希望销售更多的产品。正是这种超额利润的存在为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发挥作用创造了前提条件,因为扩张性财政政策能够增加总支出,而总支出增加会提高利润。反过来,利润的提高又会增加支出。也就是说,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是通过“支出—利润—支出”的渠道发挥作用的。就政府购买、税收及平衡预算对个人福利的影响而言,曼克尤的基本结论是,平衡预算型的财政刺激一般会降低福利,而政府购买增加和减税都会提高福利水平。

布兰查德考察了名义工资刚性条件下财政政策特别是减税的作用。他认为,由于名义工资刚性的存在,工资在政策实施之前就已经确定,这就为财政政策发挥作用提供了余地。在短期内,税率的降低通过扩大财政赤字提高了总需求,通过降低企业所负担的实际工资水平提高了总供给水平。但如果减税表现为向工人征收的直接税即个人所得税税率的降低,短期总供给曲线将不会因此而改变,结果是总需求水平上升,就业水平提高,存在较高的财政赤字。当减税表现为向企业征收的间接税即薪资税税率降低时,总需求和总供给水平同时上升。这就是说,通过前者,就业与财政赤字扩大;通过后者,价格下降,实际货币余额增加,在新的高就业水平上财政赤字减少。基于这种逻辑,布兰查德认为,降低向企业征收的薪资税比降低个人所得税是一种更可取的财政扩张政策,同时,为了缓解税率降低在短期内所造成的财政赤字增加,使总供给变动的收益得以充分发挥,政府还需要辅之以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四、简要评议

从3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产生,宏观经济政策理论正式形成以来,尽管经历了一系列演变过程,但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一直是需求管理。综观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理论,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十分强调政策对增加供给的影响,纯粹地刺激消费的政策(如收入政策)已为多数新凯恩斯主义者所摒弃,这恐怕要算新凯恩斯主义在经济政策理论方面最突出的一个特色了。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新凯恩斯主义已经放弃了需求管理政策,而是表明其政策目标发生了变化,需求和各个政策开始受到同样的重视。事实上,在新凯恩斯主义内部,已有不少人公开倡导应该从有效需求不足出发研究市场缺陷,高消费低储蓄已不再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保证。

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的另一大特色是,与传统凯恩斯主义相比,新凯恩斯主义更强调货币政策的作用。就具体的货币政策选择来说,新凯恩斯主义并没有超越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其主要贡献是为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新凯恩斯主义与传统凯恩斯主义在货币政策上的区别还在于,前者由于把利率作为货币政策影响经济的核心机制,因此把分析的重点放在了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货币”方,以及在严重的经济衰退阶段居民对货币的需求是如何变得富有弹性的;后者则把分析的重点放在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信贷”方,尽管货币与信贷是高度相关的两个指标,但这种分析重点的改变对货币政策理论有着重要的意义。第一,在经济衰退时期,银行贷款的能力和意愿而不是居民对货币需求的较高弹性限制了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第二,在金融创新迅速发展时期,中央银行通过改变交易中介(即M[,1]) 数量影响实际经济的能力大大削弱,只有通过改变银行的贷款意愿和能力影响信贷可得性,才能影响实际经济活动。正因为新凯恩斯主义相信货币供给量变动是总需求变动的主要根源,认为货币数量比利率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所以,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有时也被人们称为新货币主义经济学。

此外,新凯恩斯主义还对政策干预的有效性和局限性给予了同样的重视。一方面,他们认为,政府在克服市场失败上有下列优势:课税权、惩罚权、限制权和节省交易成本。所谓课税权和惩罚权是一种对外部性的干预,比如造成环境污染的经济活动使私人成本降低,却提高了社会成本,二者之间的差额形成租金,只有通过国家立法(环境法)和税收(对污染环境的生产和经营活动课税)才能消灭这种租金。所谓限制权是指国家可以通过产业政策以及对金融、保险市场的干预重建经济结构,它可以实现那些对社会有益但对私人资本来说却有巨大风险的项目建设,它还能够在发展规模经济的同时,把追求经济效益作为根本目标,防止垄断的出现。所谓交易成本的节省,是指通过国家干预来保持和促进具有正外部性的积累形式的发展,比如促进正外部性受益人之间的合作,建立使正外部性产生的收益归私人占有的机制,设置专利权和各种知识产权保护等。另一方面,新凯恩斯主义又指出政府干预也是有局限性的,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并非是无限的。斯蒂格利茨罗列了公共部门的四大失败:存在于公共部门的不完全信息和不完整市场;潜在的政府的不良寻租行为和不公平;较大的国家行政机构的运行成本;公共部门的缺乏竞争和缺乏效率。正因为如此,新凯恩斯主义虽然坚持短期内宏观经济政策仍然有效的观点,但却放弃提出一种有力的长期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的努力。这实际上是一个重大的让步,因为最重要的宏观经济问题正是存在于这个领域,包括增长率、要素平均利用率以及收入和财富的分配等等。

总之,新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理论虽然没有多少独到的见解,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所认可的国家干预形式,与70年代以前的国家干预的确有着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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