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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中“异域情调”的多样浓重，多民族跨区域交流的多样化，成为他小说创作一大特征，这是举世公认的。而这其中，西域雪山的奇异景观表现及其与人物性格和情节营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武侠小说中描绘的冰天雪地酷寒世界里，作者营构了一些内地中原尤其是温润的南国所难于想象的诸般物象，其中一个被充分延展夸大了的奇虫，便是“冰蚕”。
一 金庸小说中的冰蚕意象及朱眼冰蟾描写
首先引人注目的是小说《天龙八部》中的冰蚕描写。其写游坦之这一人物的前前后后，已经把冰蚕的制冷功能，夸大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该书第二十八回写阿紫和游坦之在南京城西，遇到一两丈长的一条大蟒蛇，但随之突然赶来的冰蚕威力更大：“这蚕虫纯白如玉，微带青色，比寻常蚕儿大了一倍有余，便似一条蚯蚓，身子透明直如水晶。那蟒蛇本来气势汹汹，这时却似乎怕得要命，尽力将一颗三角大头缩到身子下面藏了起来。那水晶蚕儿迅速异常地爬上蟒蛇身子，一路向上爬行，便如一条炽热的炭火一般，在蟒蛇的脊梁上烧出了一条焦线，爬到蛇头之时，蟒蛇的长身从中裂而为二。那蚕儿钻入蟒蛇头旁的毒囊，吮吸毒液，顷刻间身子便胀大了不少，远远瞧去，就像一个水晶瓶中装满了青紫色的汁液。”游坦之追踪蚕儿来到悯忠寺旁的菜地，听到胖和尚训斥这蚕儿，才知道这是那和尚从昆仑山巅带来的，乘和尚离开，游坦之就用葫芦把冰蚕带走。
《天龙八部》第二十九回“虫豸凝寒掌作冰”写阿紫将冰蚕养在瓦瓮之中，虽七月盛暑，殿中的茶壶、茶碗中的茶水等都跟着结了冰，而一些毒蛇毒虫都被冻僵并吸干了汁液。游坦之的手指被冰蚕咬了之后，这剧毒无比的冰蚕精华被吸入体内，从此他竟然变得百毒不侵。身有剧毒的星宿老怪丁春秋毒死了众丐，而游坦之屡屡触摸众丐之尸却居然无事，“冰蚕的奇毒已与他体质融合无间”，就连丁春秋本人以带有剧毒的化功大法相击，也无大碍。后来他陡施毒手击了风波恶一掌，后者中了寒毒竟然极难化解。故事充满了传奇性和惊险性，还巧妙地表明，即使像游坦之这样的恶人，也可能因为偶然的机遇，因得奇物，而获得上乘的奇特功力。而倘若没有获得这般功力，游坦之就没有条件去寻萧峰报仇，就不会有第四十一回的与慕容复合斗萧峰，下面的这类众多情节也就难于进行。
由冰蚕还派生出另一类似的奇物——朱眼冰蟾，于是冰蚕与冰蟾两者构成了互证互补之效。金庸《碧血剑》第十二回则写胡桂南展示他所得到的宝物——两只死白蟾蜍，“这对蟾蜍通体雪白，眼珠却血也殷红，模样甚是可爱”，他介绍说：“这是产在西域雪山上的朱眼冰蟾，任他多厉害的内伤、刀伤，只要当场不死，一服冰蟾，药到伤愈，真是灵丹妙药，无比神奇。要是中了剧毒，这冰蟾更有去毒之功。”其中一只冰蟾给身受重伤垂垂将死的孟铮和酒服用之后，使其迅即转危为安，还能呻吟呼痛。
下面，在小说《碧血剑》第十五回中，作者又两次写到另外一只冰蟾的解毒奇效：一次是乞丐左掌被小蛇咬伤，呈现黑色，肿得大了几乎一倍，朱眼冰蟾之口对准伤处，“不到片刻，伤口中的黑血汩汩流下，都滴在雪上，有如泼墨一般。掌上黑气渐退，肿胀已消，再过一阵，黑血变成红血”。不久，老英雄程青竹被毒掌伤了右肩，也幸亏能有冰蟾吸出毒气，而冰蟾变黑后，浸在烧酒里，缕缕黑水从其口中吐出，烧酒变黑，而冰蟾又恢复为纯净雪白，这样前后浸换了四碗烧酒，才使程青竹身上黑气褪尽。金庸小说的冰蚕——冰蟾母题，不是在救火的威力巨大上扩张，而是在解毒的奇效上渲染，这更具有可信性。而冰蟾的制冷驱毒能量，几乎是不需补充并且源源不尽的。
该小说第十八回还写道，这剩下的一个冰蟾，给奄奄一息的何铁手服用了，尽管袁承志在下决心前还在踌躇：“除非把那冰蟾给她服了，或许还可有救……不过我们靠此至宝解毒，要是再受五毒教的伤害，只有束手待毙了。”可是还是不忍眼睁睁看着她送命，终于决定给她服用。明史学家王春瑜先生在此处评点：“义薄云天。再宝贵，也不及生命宝贵。”[1]可以说，借助于冰蟾至宝的意象母题，小说把袁承志的侠义形象顺理成章而且有说服力、有特色的凸现出来。
武侠小说写出了人类历史上经久重复的母题，就是人类在前进的历程中需要不断地“挑战”和“应战”，显然，有下毒用毒，就有驱毒消毒。金庸小说所营构的驱毒宝物——冰蟾，有说服力地表现出那些令人畏惧的剧毒，是如何在驱毒宝物面前瞬时间被化解的。倘若没有冰蟾，这一切精彩的情节真是不知如何再继续延续发展。而事实上，冰蟾并非是金庸先生独创，而是渊源有自的。
二 民国旧派武侠小说对于冰蚕描写的开创之功
如果我们仔细回味，可知金庸笔下的冰蚕描写，较为重视冰蚕的药用功能。这不是孤立存在的，而与作者重视“用毒”在武侠小说中的叙事作用这一总体倾向有关。
像《侠客行》就极为重视酒的药用尤其是毒药的功能。该书第十一回写胖瘦二人携带着药酒：“朱红葫芦中是大燥大热的烈性药酒，以‘烈火丹’投入烈酒而化成；蓝色葫芦中是大凉大寒的凉性药酒，以‘九九丸’混入酒中而成。那烈火丹与九九丸中各含有不少灵丹妙药，九九丸内有九九八十一种毒草，烈火丹中毒物较少，却有鹤顶红、孔雀胆等剧毒，乃两人累年采集炼制而成。药性奇猛，常人只需舌尖上舐得数滴，便能致命。”而石破天的腹中却因这毒酒同时喝进，阴阳二毒互相克制，中和融化，被他强大的内力逼到手掌上，成为克敌制胜的利器。
“药用”的深层情结构成了金庸小说重要的母题动机，其也不可避免地制约了冰蚕与冰蟾二物小异大同的药用之功，主要就体现在“以毒攻毒”上。而如果我们不是停留在此，进而追溯早些时候的冰蚕描写，就可以发现其功能上的差异：实际上并非为驱毒之用，而主要是一种“制冷”的作用。于是，冰蚕意象在此具有的母题效用，不是一种化学、医药上的母题功能，而成为一种物理意义上的母题功能。
还珠楼主《青城十九侠》第七十五回写火山口崩裂，熔岩涌出，这火势已经不是五行之水可以浇灭的。齐灵云奉妙一真人之命，特由东海取来冰蚕和天一真水来此救火，这冰蚕的威力可真是被充分地夸张扩展了，其作为一种灭火的神物：
灵云随将大葫芦盖揭开，右肩微侧，手朝前一指，内中飞出一物，形如春蚕，通体雪白，初出长约尺馀，迎风便自暴长丈许，周身银光闪闪，隔老远便寒气侵人，适才酷热立即消灭。冰蚕出现以后，在空中略一盘旋，飞向前去，晶幕上立现一洞。蚕口张处，飞出两股尺许粗细的白气，由洞口直射火中，所到之处，宛如滚汤泼雪，狂涛之卷微烬。蚕口白气兀自喷发不已，转瞬弥漫全幕，不见火影。约有顿饭光景，灵云一声清叱，冰蚕离幕飞回，自行缩小，钻入葫芦以内。那座晶幕依旧冰辉清莹，罩在火场之上。内中火势全都熄灭，火中浆汁已自凝为一片五色斑驳的石地，白气也早被冰蚕退时收转。灵云重又将小葫芦口对准冰幕行法，将手一招，幕上忽飞起一根极细雨丝，往葫芦口内投去。……[2]
原来，这种具有负面“超能量”的冰蚕，在使用上也不是没有讲究的，它还要与“真水”同时运用，先以真水化为冷云压住火焰，使其不聚于一处，再放冰蚕，让冰蚕喷出那“数千年玄冰精英凝结的奇寒之气”，便可更加集中有效地灭火。这一使用方法，体现了中国古代宝物不可滥用的观念。
三 冰蚕崇拜的叙事文本来源
推究冰蚕崇拜的叙事文本来源，与金庸小说中一向重视民族之间异质文化交流的趋向，是极为合拍的。在中国古人记载珍奇异物的名单中，占有相当大比重的是周边偏远地区的宝物。在这其中，中原的西部——西域，是一个闪烁着迷人的异域风光的宝藏聚集之地；至于东部，因为有海市蜃楼和海上神山的仙话召唤，也充满了仙幻想像的吸引力，冰蚕意象在古代文献中的产地，经历了一个由东部神物到西部神物的变换过程。因此，冰蚕意象可以说是小中见大，印证了前辈学者关于昆仑神话与蓬莱神话(这里的“神话”当为“仙话”)融合的论断[3]，只不过在年代上晚至唐宋时代。
清人陈元龙辑录的《历代赋汇》“玉帛”类里，玉、白环、荆山璞、金、明珠、玛瑙、珊瑚、捣练、回文锦、冰蚕；冰蚕只不过是作为殊方异域珍奇宝贝的一种而已。该书卷九十八收入唐人王起《冰蚕赋》、张良器《海人献冰蚕赋》等，那么，冰蚕何以能引起唐人的兴趣？王起《冰蚕赋》注意揭示冰蚕的北寒地缘性质：
懿北极之寒劲，有珍蚕之处冰。匪柔桑之是食，匪幽室之是凭。……海人见影，尧帝斯呈。伊蠢蠢之繁委，实生生之殊诡。鼠游冰下，我亦来思。龟生火中，吾乃异彼。况乎雪霜是履，鳞角多奇；若解以东风，或泉鱼以共跃，藏诸北陆，幸凌人之见知。宜乎含章勿改，牵丝有待。倘来献于九重，必相宣于五彩。
张良器《海人献冰蚕赋》则着力渲染冰蚕神秘来历的仙气，从而把这神物的出现提升到王道清平体现的高度：
圆峤之山兮，回踊遐壤，旁临穷海，嘉冰蚕之底贡，彰远人之无怠。原其禀气斯异，含灵有待麟角，是带育七寸之殊形；雪霜载加，发五彩之异色。……懿乎生乃因地育，乃非时，四气平分，届严冬而成止，五方异俗，在中国之莫见。自尧年而效美，暨今日而来思。足以彰德风之普洽，表王道之清夷。
与此相关联的还有唐人韦执中的《海人献冰纨赋》，以其冰纨是冰蚕之丝织成的，因而被称之为“冰纨”[4]。
不难看出，唐人心目中的冰蚕，带有那种与关中地区相对较远的海洋文化的仙道气息，似乎，处于中外交流鼎盛时期的唐人，仅仅是出自殊域，并不能说明其神奇，而非要说成是遥远东方海上仙洲的出产，是海人的供奉，更加接近六朝时代博物志怪的载录。可是到了宋代笔记中，则大为异趣，出现了关于冰蚕实质性的明确记载，相对区域化而非国际化的宋代，版图狭小到仅限于中原和东南沿海的区域，因而仅仅提到是出自西域、云南，就足以显得遥远而新奇了。只不过，这一奇物当时还被称之为“冰蛆”，这当是理解金庸小说中的冰蚕文献来源的重要史料：
西域雪山有万古不消之雪，冬夏皆然。中有虫如蚕，其冷如冰，名曰“冰蛆”，能治积热。(郭佑之云：冰蛆今杭州路达鲁花赤乐连木尝为使臣至其处，亲见之。又赛尚书尝宦于云南，亦有。毛曾带得数条来，亦尝见之，其大如指。)又有飞骆驼。又有马高一丈馀，人皆行于马腹下，往来无碍。[5]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的冰蚕载录，力图说明其确确实实是现实中的实存之物，有人亲眼见到和收藏，还进一步把这一奇物的出产地，置放到更让人易于切身体会的西域雪山，而且不限于一地的雪山，我们知道云南有梅里雪山、玉龙雪山，上述载录中的冰蚕出处虽未确指，其实说的也是出自云南的雪山。此外，关于冰蚕的叙述是与其他殊方异物的载录并置，可知都属于一种博物视野中的珍奇异物，带有某种新奇的异域情调。因为西域的雪山最具有与中原中心地区对应的代表性，可以说很自然地成为金庸武侠小说最为认同的冰蚕出产区域。
冰蚕冰蛆，还见于明人笔下的载录：“江邻几《杂志》云：蛾眉雪蛆大，治内热。曹方湖为御史，尝刷卷四川，言彼处万山深雪中出雪蛆。官府遣军士四山高处悬望，雪中蠕蠕而动者，则往取之。浑如小猪，无口足眼鼻，俨然蛆形也。其身全脂，切片而食，不易得也。《癸辛杂识》云：西域雪山中有虫如蚕，其味甘如蜜，其味冷如冰，名曰‘冰蛆’，能治积热。此恐又是一种。”[6]无疑，这一载录更加确认了冰蚕的区域性，不过也是从中药药物的角度着眼的。
明人笔下的相关异文还可证，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个传播面狭窄的信奉，有的载录又称：
江邻几《杂志》：蛾眉雪蛆大，治内热。曹方湖言，彼处官府遣军士四山高处悬望雪中蠕蠕而动，则往取之。浑如小猪，无口足手眼，俨然蛆形也。其身全脂，切片而食之，不易得也。《癸辛杂志》云，西域雪山中有虫如蚕，其甘如蜜，其冷如冰，名曰冰蛆，能消积热。此恐又是一种。又《拾遗记》：员峤有冰蚕，长七寸，黑色，有角，有鳞，以霜雪覆之，然后作茧，长一尺，其色五彩，织为花锦，入水不濡，投火不燎。[7]
的确，西晋王嘉《拾遗记》卷十记载，员峤山一名环丘，上有方湖，州回千里，上面有许多珍禽异物，而就在这仙山之中：“有冰蚕长七寸，黑色，有角有鳞，以霜雪覆之，然后作茧，长一尺，其色五彩，织为文锦，入水不濡，以之投火，经宿不燎。唐尧之世，海人献之，尧以为黼黻(礼服上的绣饰之纹)。”按，“员峤”就是著名的渤海之东五座仙山之一，《列子·汤问》称：“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古壑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与，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于是，冰蚕来自海洋文化的原生态意旨明矣。因此，冰蚕的出现，与魏晋时代人们的博物视野大开有关，许多先前人们觉得不可思议、无法理解的奇闻异事，在此时都变得不是那么神秘了。
直到清代，这一冰蚕传说还没有失传，居然有人还利用其行骗。据裘毓麐《清代轶闻》卷七《梼杌近志·好奇售伪》称，南昌商人钱子明好收藏古董，一客携一古锦匣至，“内有物，其形似茧，而大如瓢，长尺许，色白，微见青斑”，说是某宦家的传世奇珍，请君鉴别。过几天有个同好某来访，某说：“尝观《异物志》，载员峤山有冰蚕，长七寸，色黑，有鳞角，以霜雪覆之，然后作茧，茧长一尺，织为文锦，入水不濡，投火不燎。唐尧时海人献之，尧以为黼黻。此其是乎？若然，真无价物也。”钱检书审阅果然，入水一试真的不濡于水，就买下了。这当然是造伪。但何以造伪能够成功，能使较为内行的钱某相信，不也是冰蚕传说的早有载录使然吗？
可是，金庸小说中的冰蚕意象，还不能被视为完全来自古代的冰蚕崇拜。金庸笔下的冰蚕具有奇毒以及解毒的功效，这当来自古代的金蚕传说。宛委山堂本《说郛》卷一百一十六所收宋代鲁应龙《括地志》称：“金蚕，蚕金色，食以蜀锦，取其遗粪置饮食中，毒人必死。喜能致他财，使人暴富。遣之极难，虽水火兵刃不能害。多以金银藏匿，置蚕其中，投之路隅，人或收之以去，谓之嫁金蚕。”这种毒虫，是形状上与蚕近似的一种毛虫。此与古代持久流传的毒蛊信奉相关。《本草纲目》卷四十二有“金蚕”条，其又名“食锦虫”。到了清代更加被添枝加叶，如张泓《滇南新语》讲述：
滇之东西两迤无金蚕，其鼠蛇蛤蟆等蛊害较烈。每夜静云密，有物熠熠如流星低度，掠屋脊而飞，尾修烁寒焰，摇动心目，余甚咤之。询于同官，始知民家有放蛊事。并述，蛊所止，善食小儿脑，为鬼盗如金蚕。然豢蛊之家，其妇女咸为蛊所淫，稍拂欲，即转食蛊家小儿女。千计莫遣，必蛊家贫绝始自去。
当然，金庸在借用金蚕意象并且将其与冰蚕信奉结合时，加进了自己的理解和夸张，还根据物极必反的哲理，创造性地为其生发出了解毒这一功能。
四 冰蚕描写的形象学创作方法及成因
一如上述，如果我们把金庸先生笔下的冰蚕(包括冰蟾)描写，与先前的相关载录作一统观，可知，虽然未必都能作等量齐观，金庸小说中的相关描写却的确自有特色，似乎也不无成因。
西方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学理论认为：“形象就是对一个文化现实的描述，通过这种描述，制造了(或赞同，宣传)这个形象的个人或群体，显示或表达他们乐于置身其间的那个社会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虚构的空间。……毫无疑义，异国形象事实上同样能够说出对本土文化(审视者文化)有时难于感受、表述、想像到的某些东西。因而异国形象(被审视者文化)就能将未被明确说出、定义的，因而也就隶属于‘意识形态’的各个‘国别’的现实，置换为一种隐喻的形式。”[8]如果我们仔细推究冰蚕描写在金庸小说文本中的功能，可知其实际上既是一种南方人对于北国风光的想像，也是今人对于历史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图景的一种形象生动的描述，以此突现出古代中原与西域地区交流的史实，从而迹近真切地描绘武侠小说虚构前提下的某些历史真实。因此，“冰蚕”暗示出了中原民族与西北游牧民族交往的一种历史过程。
首先，借助于冰蚕(冰蟾)的神物崇拜，金庸小说赋予了这一带有鲜明区域文化色彩的奇宝，以凌驾万物之上的消毒解毒功能，从而设立了武侠在一般性的武功之外的驱毒能力。这样，就借助这一神秘的“道具”把传统的侠义崇拜同中医、神幻想像结合起来。于是，人与冰蚕的关系，不是像古代如西晋、唐、宋、明清人们所理解的那样，是一般性的人与珍奇异物的单方面索取关系；也不像民国武侠小说家所创造性生发的那样，是拥有巨大负能量的灭火神物，而是身有剧毒、不畏剧毒、能解剧毒的特殊疗毒之物。于是，神奇之物的神奇作用，有效地营构出游坦之这样的奇人；而正因有了这一解毒奇物，不论如何剧毒攻心的危险都有了解除的可能，那些具有传奇性的情节变得能够顺畅地发展，而且还令人不由得信服而神往。
其次，上述大胆改造加工旧有材料的成功，颇为得力于作者金庸先生对于冰蚕产地的渲染和暗示，这与他笔下屡屡出现的异域人物、异域情调，是若合符契的。于是殊方异域之物，就这样堂而皇之地进入到华夏中原人的视野中，而且，像冰蚕这样的严寒地区传说之物的出现，还有力地说明了作者广博的知识面，证实了其他奇物似乎也并非空穴来风，其拓展了武侠小说虚幻世界的表现空间和接受联想视阈，是水到渠成绝非孤立偶然的。
其三，出生于浙江沿海，又久居处于南国海滨的金庸先生，与他那些香港、海外和大陆南方的众多读者一样，对于北国的雪地风光，有着一种好奇与迷恋，倾心的向往。这在审美上构成了一种难得的“陌生感”、“距离感”。因此，冰蚕与冰蟾，作为属于作者有意构设的一种“意识形态形象”，并非西域严寒地带的实物，而且，其更加衬托出北国冰雪严寒地带及其“异域风情”作为“意识形态形象”的可信度，以及南国人们对其想像联想。如果联系到金庸小说创作的时期，基本上是大陆与港台海外隔绝的时期，那么，这种陌生感、距离感从审美发生、营构的角度看就尤其不可忽视。许多小小不然的室内假景可以在电影电视制作中仿造出，但是难于模拟、领略那种气魄宏大的雪山、雪地风光，因此，与雪景酷寒相联系的物象，无疑便于构筑奇绝诡异的“异域风光”，为作品的形象和情节构设出较大的审美张力，这，恐怕是“冰蚕”得到如此青睐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