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晋洁[1]2002年在《论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形成及其与自由主义民主的相互影响》文中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是当今美国社会极为关注的问题之一。随着20世纪90年代国际政治格局的激烈变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思想界出现了一股“历史终结论”的思潮，以弗朗西斯·福山为代表，认为“人类的意识形态演变已到达终点，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普遍化成为人类政府的最后形式。”顿时，美国人对于自由主义民主理念更加笃信不已；但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多元化力量逐渐壮大，少数种族等弱势群体急欲走出“边缘化”的状态，正在向美国主流文化发出挑战。有的美国学者如J·D·亨特将这种情景称之为“文化战争”。从政府到学术界、从大学校园到社区、从华盛顿到旧金山，展开了—场跨世纪的大辩论。 目前，关于多元文化主义问题及相关问题，国内外学者多集中于教育、种族关系等社会现实问题上。相对而言，国外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而国内研究由于起步较晚，相关成果不多。其中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王希先生的《多元文化主义的起源、实践及局限性》一文和中国社科院朱世达先生主编的《当代美国文化与社会》一书对多元文化主义问题的论述，使笔者在宏观上受益匪浅。 同时，由于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对美国当今的社会文化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范围和领域十分广泛，其中尤其对美国社会传统的主流文化和自由主义民主发出了挑战，所以基于上述现实，本文试图从政治生活范畴和历史学的双重层面对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形成问题再加以理论和现实的论述，并且仅就多元文化主义与自由主义民主的相互影响进行简要分析。 本文分正文叁部分和总结。 正文。 第一部分，多元文化主义理念。本部分主要通过对多元文化主义特征及分类、用途的把握，来回答多元文化主义包含的现实内容和政治生活含义。 第二部分，多元文化主义的形成。本部分通过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理论渊源、促使多元文化主义形成的现实推动因素以及宗教多元化的探讨，综合分析多元文化主义的形成问题。 第叁部分，多元文化主义与自由主义民主的相互影响。本部分论述的有两个问题，一是回答什么是自由主义民主：二是探讨多元文化主义对自由主义民主的破坏 作用以及多元文化主义与自山主义民主之问的相互促进和支持作用，并认为－二者之 间的和谐互动关系应该是寻求一元与多元统一的关键所在。 总结。通过阐释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社会产生的积极影响以及局限性，得出当 代的多元文化主义本身也面临着巨大挑战。结论是促进政治认同、理解和关注弱势 群体对于增强美国的归属感是必要的。
杜永利[2]2016年在《当代美国大众传播史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试图厘清当代美国大众传播史学研究的基本脉络和主要史学观念,并基于美国大众传播史学观念演变的内在逻辑与思考框架,展开史学批评。在具体的研究路径方面,本文考察了内部与外部两类因素。从外部因素看,除了美国当代社会文化的影响,西方史学学科的演进和发展构成了美国大众传播史学观念的思想环境；从内部因素看,大众传播业的自身演变规律及其与文化、政治、经济等其他社会领域之间的思想观念和实践层面的互动,构建了当代大众传播史学的叁个代表性史学路径的观念和方法。本文从总体上呈现了美国当代大众传播史学的历史演进脉络,即从西方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认为从史学渊源上,美国传统新闻史学时期的史学观念主要侧重新闻专业主义的历史主题建构,包括描述性史学维度、解释性史学维度两个阶段,并分析了两个史学阶段的史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特点,以及历史价值和缺陷。二战后,当代西方史学“重新定向”,史学观念、史学方法呈现出多元化、不断拓宽和纵深挖掘的局面,新史学潮流的转向逐步影响着大众传播史学的演进。到1970年代,进入当代大众传播史学的新阶段,在总体的研究走向上,呈现出新文化史学、多元文化主义历史观、全球历史观这叁种主要的史学路径。本文展现了新文化史学路径转向的时代背景和基本特征,重点从文化史学潮流和美国的传播文化两个历时性因素进行了考察,以呈现影响美国当代文化史学路径的历史文化印迹。在文化史学潮流的考察方面,梳理了西方新文化史的知识谱系及主要特征,以及美国文化史学的历史脉络和当代特征；在美国传播文化的考察方面,回顾了美国构建文化共同体的历史传统。本文认为,美国史学在1893年进入独立的专业化发展之后,注重寻找美国文明、民族文化传统的文化思想史路径,这直接影响了传统美国新闻史学时期的文化史路径,即新闻自由的民族“神话”建构,也和前述的西方史学潮流和传播文化两个因素一起,影响着当代美国大众传播史学的文化建构,即知识生产、公共文化的文化意识形态建构,其中既有新文化史学的史学特点,也可以看到“我们人民”的美利坚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建构这个美国传播文化的传统思路。顺着史学观念的发展,本文考察了多元文化主义史观下的多元文化大众传播史学,揭示了多元文化主义历史观的背景和内涵,说明了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大众传播业带来的历史性变化,以及对大众传播史学的影响,从黑人史学和女性主义史学两个方面展示了多元文化大众传播史学的实践状态和特点。最后,本文考察了“全球历史观”史学路径的大众传播史学。新文化史学在取得进展的同时,也给美国大众传播史学带来了历史主题越来越碎片化、分散化的烦恼。如何在通史写作上进行史学思路的整合,对历史编撰的碎片化现象进行纠偏,重新走向综合的整体史(通史),是当代美国大众传播史学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全球历史观”史学路径提供了顺应时代发展的解决答案。本文通过对施拉姆《人类传播史》、埃杰顿《美国电视史》、大卫·斯隆《美国传媒史》等叁部着作的解读,评析了“全球历史观”路径的美国大众传播史学观念的演进和整体特色。本文进一步对以上发现进行了讨论,认为：对于美国的大众传播史编撰而言,如何在维护多元文化社会的均衡利益与文化批判之间做好辩证平衡,是美国文化史学者今后应面对的一个问题。同时,从各种不同史学观念角度出发,针对各种小众读者市场的多元化大众传播史书写将成为一种时代趋势。
刘训练[3]2006年在《公民与共和》文中提出共和主义在西方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政治文化传统，但自19世纪以后，它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就已经无可挽回地衰落了。然而，20世纪后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却兴起了一场共和主义的复兴运动。“共和主义的复兴”如今已经成为整个西方政治理论的一大景观，相关的探讨已经在历史、理论和实践诸层面全方位展开，其发展势头方兴未艾。在这场学术复兴运动中，共和主义传统中几乎所有的重要问题都以新的形式出现了。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当代西方的新共和主义，并分为共和主义的自由观、共和主义的民主观与共和主义的公民观这样叁个具体问题展开论述。本文虽然主要以共和主义的当代言说作为立论依据，但必要时也会援引古典共和主义作为思想资源。与这种“厚今薄古”的方式相一致的是，本文坚持理论分析与历史追溯相结合、但前者为主后者为辅的方法。 本文在总的指导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力求实事求是地分析古典共和主义分化、衰落与新共和主义兴起的社会政治背景。同时，对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各自的长短得失努力做出辨证、客观的评价。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采取比较分析的方法。也就是说，在介绍和分析共和主义及其相关议题时，始终将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加以对照，突出它们之间的异同。之所以坚持这种比较的方法，是因为对当代任何一种政治思想流派和潮流的介绍如果不放在自由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背景中加以认识，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弄清楚它在政治光谱中的位置，也就无法认清其本质。具体到共和主义，自由主义本身就是从古典共和主义中衍生出来的，但古典共和主义并没有在自由主义产生之后一下子消失于近代欧洲的政治话语，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共生互进的关系；当然，古典共和主义在19世纪的式微与自由主义的发展和演进也是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新共和主义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自由主义的某些缺失而产生的，或者说它是作为自由主义的补充或替代而出现的。因此，如果不通过两者的对照，我们根本就无法展开共和主义的诸多议题。 这样，本文以自由观、民主观和公民观这叁个具体议题为经线，以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包括历史和理论两个维度)为纬线，描绘了当代新共和主义
张爱民[4]2002年在《美国多元文化主义起源研究》文中指出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是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社会出现的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意识形态现象或者说是政治现象，其影响涉及到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份研究报告希望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起源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我们知道，多元文化主义首先发端于美国的高等院校。笔者试图将多元文化主义的根源追溯到美国早期出现的多元文化教育运动中。教育不平等现象在美国由来已久。直到50年代中期，非裔美国人才从法律上获得享有同等的接受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权利。但在实践中，非裔美国人在教育方面依然十分落后，且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而土着美国人到了60年代才有了接受平等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其他美国的少数族裔群体，如犹太人、德裔美国人和天主教徒也程度不等地受到这样、那样的限制与歧视。为此，这些少数族裔和种族群体为了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权利一直在进行着不懈的顽强斗争，并取得了一些胜利。这些少数族裔群体在争取上述权利的过程中，努力保持并发扬本族裔的文化和传统，并在60年代中期陆续在美国的高等教育机开设了关于本民族或者族裔群体的研究项目。这些项目在促进美国高等教育机构教学内容多样性和多元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美国国会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对其移民政策进了重大调整，出台了新的移民法，即《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该新移民法的重大影响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得以突出展现出来。亚裔和拉美裔移民成为这一时期来美移民的主体，并形成了美国移民史上的新的高潮。在整个90年代，每年都有100万移民进入美国。新的移民高潮对美国的族裔构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教育领域的突出反映是美国的学校，特别是高等院校学生的构成日益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在少数族裔群体集中的地区，如加州和纽约市更加明显。这些族裔群体随着数量的增加，其力量也日益壮大，并加入为争取族裔身份、族裔文化和传统的认同和保持的斗争行列中来，并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肯定性行动计划的出台，以及为执行该计划，美国联邦政府在不同时期所制定的原则和指导方针，加上美国最高法院和联邦各级法院就有关肯定性行动计划的宪政性和合法性问题所做出的裁决，共同构成了一整套关于少数族裔群体、妇女、残疾人等群体的政策和法律体系。这一体系所确立在最重要的原则是“优先待遇”原则和“配额制”。美国最高法院在巴基案中在就学和就业中考虑种族因素的合法性。这些裁决还涉及到奖学金和学生资助金的发放等其他问题。这些政策和裁决在美国高等院校的影响主要有叁个方面：一是高等院校教师构成的多元化；二是学生构成的多元化；叁是改变了美国的种族和族裔关系格局，高等教育机构中各族裔群体的关系有紧张化的趋向。而将多元文化主义放到美国种族和族裔群体关系变化的背景下进行考察，正是本报告的创新之点。 美国高等教育机构中族裔研究项目出现的时间远比多元文化主义要早。它们之间是一种互惠和竞争的矛盾关系。但毫无疑问，这些族裔研究项目的存在和发展对于美国高等院校核心课程的设置于内容的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而这恰恰是多元文化主义所追求的主要目标。多元文化主义作为一种教育思想，其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在实践方面远大于族裔研究项目。
汪舒明[5]2011年在《大屠杀记忆和美国外交》文中研究表明基于记忆的观念和情感,影响相关群体界定自身身份和利益,塑造社会政治行为的意愿,并为社会政治运动提供意义架构和动员的工具。因此,集体记忆在政治中存在战略性价值。在全球化和民主化的时代,集体记忆以话语政治的形式广泛渗入软权力的争夺之中。政治家和活动家也经常对集体记忆加以利用甚至滥用,以推进其自身的社会政治议程。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美国兴起的大屠杀记忆,以一种“忆恶(纳粹主义)颂善(美国信条)”的方式,成为宣扬美国优越论的重要工具,也成为美国犹太人以及更广泛的美国社会塑造和表达美国认同的重要途径。一方面,它塑造了一种关于犹太民族遭受“史无前例的”独特劫难的霸权性话语,并赋予其历史上最大受难者的角色。此种历史受难感,使美国犹太人的犹太民族认同极大增强,并形成一种以群体生存为内核的“公民犹太教”。另一方面,它界定了美国不同群体在大屠杀中的历史责任和权利：基督教因其历史上的“轻蔑教导”以及现实中大量基督徒在大屠杀中的协从,而须部分承担大屠杀的连带罪责；美国政府在犹太人遭受劫难时冷漠旁观,因此成为道义上须受谴责的“冷漠旁观者”。大屠杀及其留下的记忆,从根本上改变了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道义资本的分配,以及互动交往的方式。美国主流社会对犹太人充满愧疚和同情,决心与过去决裂而改过自新,他们对犹太人已经多少丧失了道义批判的勇气,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了补偿意愿。而力量已经变得强大的犹太人,则因为悲情记忆而充满恐惧,愤懑不平,并要求为历史上的冤屈获得补偿,而且时刻准备对来自任何地方的危险做出非常强烈且决绝的反应。由此,大屠杀记忆在美国造就了一个强大、内聚、富有战斗精神的亲以色列政治势力,而且还获得了许多基督徒的同情和支持。另外,大屠杀记忆还为亲以势力提供了意义架构和动员的象征及工具,提供了用以压制对以批判的强大舆论武器：“反犹主义”标签。大屠杀记忆,还因其善恶分明的特性,成为推动20世纪末期以来美国积极卷入人权外交,尤其反对“种族灭绝”的意义架构和动员工具。从90年代“人道主义干预”理念和实践的不断发展,再到21世纪初反种族灭绝倡议网络和草根运动在美国的初步形成,大屠杀记忆成为美国重新改造世界秩序和国际规范以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的重要动力之一。
林小聪[6]2004年在《多元文化激荡下的美国华人社区》文中研究指明华人社区是美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处境曲折多变。20世纪后半期，随着民权运动的兴起和社会改革运动的推行，多元文化主义思潮开始在美国社会流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多元文化的兴起越来越成为美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华人社区也深深地卷入了这场多元文化洪流中，借助有利的形势得到了发展，成为美国社会中具有影响力的一元，逐步赢得主流社会的认可。同时，主流社会也开始意识到华人社区的重要性，相应调整其对华人社区的态度和政策。双方形成互动。本文试图以多元文化为研究背景，着重通过对1965年后美国华人社区经济、政治、文化心理取向等各个层面变化的研究，考察多元文化背景下华人社区自身的变化和主流社会对其态度的转变，体现华人影响力的增强和主流社会对华人社区宽容和接纳度的拓展，并以此来探讨多元文化时代美国少数族裔社区的发展走向。 全文除前言外，共分五部分。 前言。论述从多元文化视角研究华人社区的原因，并对研究对象中“华人社区”、“华人”和将1965年作为研究时段上限的原因做逐一说明。 第一部分。分析华人社区发生变化的原因：首先是美国社会多元文化环境的形成；其次《1965年移民法》出台引发的移民潮导致华人社区人口结构发生很大的变化，为华人社区内部的变化奠定了基础；最后，华人社区自我定位逐渐明确，开始寻找在美国社会的适当位置，争取华人群体的利益。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美国华人社区日后的巨大变化。 第二、叁和四部分分别从经济、政治领域和文化心理取向层面的变化来探究华人社区的变迁及其与主流社会的互动。华人社区在美国经济、政治领域的进展和成绩是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得以完成的，这种进展和成绩又推动了主流社会对华人社区的认可，促成华人社区的进一步完善，彼此之间构成了良性的循环。华人社区在文化心理层面上的变化则要复杂得多。总体上，华人社区对美利坚文化持积极调适和融入态度，但在相当程度保留着中华文化传统。 第五部分即结论部分。在前面几部分的基础上，总结从多元文化角度观察当代美国华人社区的变迁。首先，多元文化时代推动了华人社区的转变，让华人社区的存在有了意义和价值，也使华人社区在差异中觉醒，树立鲜明的自我特征。其次，华人社区的成功无疑提供了各少数族裔社区与美国主流社会相互关系的模式。最后，美国多元文化历史阶段还在发展和变化之中，不可避免有许多不足的地方，但是毫无疑问，多元文化理论不仅有利于各族裔社区自尊和自信意识的兴起，从而不断改进自身谋求发展，也有利于促成美国整个社会多元文化的繁荣。
冯鑫[7]2018年在《中国村庄治理中的协商民主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前,我国农民人口数量依旧庞大,村庄是农民的主要生产生活聚居地,村庄治理状况的好坏会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在目前国家大力推动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大背景之下,完善和优化村级治理自然是题中之意。村民自治制度是我国村庄治理的重要制度依托,经过近叁十多年的落实和发展,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其治理目标还未完全实现,加之,农村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加快,农村社会多元化特征凸显,治理的复杂性增强,急需引入一种新的民主治理形式促进自治目标的落实和村庄治理的完善。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总结内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并逐步成长于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的协商民主实践基础上,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目标,大力促进我国协商民主从政治协商向社会其他领域扩展延伸。农村场域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扩展延伸的重要领域,国家层面也颁布了相关的指导意见推进农村协商民主的构建和发展。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指导下,各地村庄展开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依各地农村协商民主实践来看,主要有决策性协商民主、咨议质询性协商民主、协调性协商民主叁类。中国村庄治理中的协商民主还具有自己的特色。但目前的农村协商民主实践还存在平等性困境、持续性困境、主体性困境和共识性困境,困境的形成有经济、制度化、政治文化和主体自身等方面的原因。协商民主是一种具有强大治理功能并兼具灵活性的民主形式,可以有效地融入到民主的各个环节当中。村庄治理中的协商民主可以将村庄中的民主与治理有机地连接在一起,能够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改变了村庄中只有选举民主而治理缺位的状态,对村级治理起到了显着的优化作用,也起到了促进村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协调农村利益矛盾和提升农民治理主体地位等作用。目前农村中也具备了相应的发展协商民主的有利条件,各村庄也在积极探索建构适合自身发展的协商民主实践形式。要促使农村协商民主今后在农村的推广和良性发展,应坚持党的领导原则、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协同发展原则、法治原则和经验借鉴原则;并从夯实农村经济基础、提高农村协商民主制度化水平、促进协商民主大众化、培育合格协商主体、合理发挥政府作用和培育新型协商文化六个方面着手推进,实现协商民主在农村场域的发展壮大,提升村庄治理绩效。本文主要分为五部分,绪论部分介绍了选题背景和意义、研究方法、创新点以及对研究现状作了简要述评;第二部分对村庄治理中的协商民主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概述,对协商民主、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和村庄治理中的协商民主概念进行了分析界定,并对目前中国村庄治理中的协商民主实践类型和特色进行了总结和分析;第叁部分对农村发展协商民主的必要性、可行性和价值意义进行了分析;第四部分论述了协商民主在村庄治理场域面临的困境及其原因;第五部分针对目前农村协商民主的发展困境及其原因,提出了有益于其长效发展的原则和路径。
李晓霞[8]2019年在《全球经济治理的“替代性”选择还是“另一种”选择?——基于“中国道路”理解“一带一路”倡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关于“一带一路”倡议与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间关系的判断,要从弄清并理解“一带一路”治理创新“是什么”开始。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中国道路”自然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生成基础。“一带一路”倡议的包容性发展特征和“发展导向”的机制原则,都内生于对中国发展与治理的理论理解和开放、均衡、普惠、共赢的目标追求,正是基于对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经验的总结和中国“内嵌”于全球体系的发展,构建了“一带一路”倡议与传统治理结构之间的共生联系。无论是中国对多元价值的尊重,还是“一带一路”倡议本身的特征、原则,都决定了它并不寻求“替代”现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而是向世界提供“另一种”选择。
陈丽荣[9]2019年在《近年来意识形态认同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文中指出意识形态认同不仅是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国内学术界对意识形态认同的研究已经取得一些开创性成果,涉及意识形态认同的内涵、形成机制、影响因素、机遇与挑战、现状、对策等多个方面,今后应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意识形态认同的基础理论研究,系统研究和梳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理论,通过纵横对比进一步拓展不同群体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研究等。
吴军[10]2014年在《哈贝马斯论多元文化生活背景下的宗教宽容》文中指出宗教宽容最初作为对宗教信仰冲突和宗教战争的回应,其起源有着特殊的近代欧洲的历史背景。随着现代社会世俗化以及全球化进程,政治共同体内宗教信仰和世界观多元化的生活背景比宗教宽容起源时代的社会背景更为复杂。在宗教信仰和世界观多元化的政治共同体中,如何把来自不同信仰和世界观传统中的公民整合起来是一个持续的问题。哈贝马斯重新解释宗教宽容就是想为澄清和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一个基础。宗教宽容的背后是承认政治和话语伦理。
参考文献：
[1]. 论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形成及其与自由主义民主的相互影响[D]. 詹晋洁. 陕西师范大学. 2002
[2]. 当代美国大众传播史学研究[D]. 杜永利. 武汉大学. 2016
[3]. 公民与共和[D]. 刘训练. 天津师范大学. 2006
[4]. 美国多元文化主义起源研究[D]. 张爱民. 华东师范大学. 2002
[5]. 大屠杀记忆和美国外交[D]. 汪舒明. 复旦大学. 2011
[6]. 多元文化激荡下的美国华人社区[D]. 林小聪.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7]. 中国村庄治理中的协商民主发展研究[D]. 冯鑫. 陕西师范大学. 2018
[8]. 全球经济治理的“替代性”选择还是“另一种”选择?——基于“中国道路”理解“一带一路”倡议[J]. 李晓霞. 社会主义研究. 2019
[9]. 近年来意识形态认同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陈丽荣.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0]. 哈贝马斯论多元文化生活背景下的宗教宽容[J]. 吴军. 基督教学术.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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