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艳[1]2002年在《构建当代中国企业价值观的哲学思考》文中研究指明当今，有人曾说：国家的富强靠经济；经济的繁荣靠企业；企业的发展靠企业文化。这不是偏见之说。中国要真正成为一个世界性经济强国，使国家的综合实力得到增强，国家地位得到提高，必须依赖于现代最先进的生产力的承担者——企业；这个社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创造者的充分发展，必须依赖于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灵魂和精神支柱——企业文化。企业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它决定和影响着企业存在的意义和目的。因此，在深化改革的今天，构建当代中国企业文化价值观显得尤为重要。 企业价值观作为企业之核心，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本文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分为四个部分，对构建当代中国企业文化价值观与中西方文化的关系进行思考，提出必须从特定文化出发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价值观。 本文第一部分：历史回顾。旨在整体的把握企业价值观的同时，探其渊源，揭示出其文化基础是中西方文化的融合；第二部分：企业价值观内涵的哲学反思。对企业价值观中的中西方传统文化底蕴进行反思，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第叁部分：构建当代中国企业价值观的哲学思考。阐释当代中国企业价值观的构建；第四部分：结论，提出必须正确处理中西方文化关系，抓住机遇，培育和构建当代中国企业文化价值观。
包立峰[2]2012年在《以人为本企业文化的价值生态与建构》文中提出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四个“更加”和四个“越来越”,凸显了文化建设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战略地位和时代价值。企业文化作为社会价值体系的一个子系统,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企业文化占社会文化体系的比重不断加大,效用不断突出。如何正确理解和建构符合社会发展方向,培育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的企业文化显得愈发重要。这不仅是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企业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在现实生活中,“企业人”或“组织人”是人的重要存在方式。企业文化既是人的价值观的集体表达,也是构建人的价值观的主阵地。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的价值观,是一个企业对事物的价值排序。而价值是一个关系范畴,价值的前提是人的存在,人是价值的逻辑先在,否则价值无从谈起也毫无意义。因此,作为“企业公民”价值观综合表达的企业文化,其本身就是一个“以人为本”的概念,企业“文化”的过程就是企业“人化”的过程,这是以人为本企业文化建构的固有之意。一个问题是,是不是要求这些身份复杂的企业都要回答“为本”的问题；二是如何看待这些企业五花八门的答案、千差万别的价值追求和其外在的文化表现；叁是如何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从这五花八门、千差万别的企业文化的背后寻找、提炼出共性的价值,通过“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的扬弃,实现个性价值与共性价值的统一、价值多元向一元的转化,并以“治民如治水”的引导而非堵截的方式,培育“以人为本”企业文化进而引向人类最高的价值取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美好目标。这是时代对当前企业的人本问题的历史拷问和企业必要的关切。本文在第一章厘定文化的本质及其生成与发展。虽然文化的内容与表现形式纷繁复杂,形态各异,但文化的内涵及生成是一致的,都是对人的生命过程的解释系统,都是人对生存困境的努力超越进而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提升。同样,企业也是如此,文化之于人,企业文化之于企业,具有相同意义。企业文化是对企业的生命过程的解释系统,是企业对生存困境的努力超越进而提升了企业的本质力量。企业以生命形态存在,企业不仅要在法律上赋予企业独立的主体地位,同时也使企业在文化上获得独立意识,用人性视角赋予企业生命意义和社会价值。第二章探讨了企业文化界定与企业人化的过程,企业不仅仅是营利性的经济组织,而且是企业具有生命体的基本特征,企业和人一样,同样是有需要、有感情、有愿景、有追求、有原则、有信条、有理念。所以,企业“文化”的过程就是企业的“人化”过程。让企业“人化”起来,为企业回答“为什么以人为本和如何以人为本”这一系列问题建构一个人性的话语体系。通过对企业文化的产生背景、研究发展现状、发展脉络、历史演进的梳理,比较分析了当前国际上起主导作用的几种企业文化类型,突出了中国文化的典型特征、优长与不足,在持有价值尺度的情况下,对企业文化的类型分析与比较。这样的比较不是简单区分当下谁优谁劣、谁好谁坏,也不能简单持有现实的考量尺度,要持有一个未来的价值指向的尺度,不能仅凭经济考量的尺度,更要持有人性的考量尺度,以人的发展这一终极目的进行考量。并把以人为本,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终极价值指向。第叁章深入探讨了以人为本的哲学内涵与现实意义,以人为本企业文化的基本内涵、构架体系、作用机理以及兴起的背景并对中西方以人为本企业文化进行了综合比较。以价值尺度进行衡量,凸显出中国当前企业文化具有显着而深层的特征。基于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价值体系二重性的影响,企业文化必然同样具有双重取向。这就注定了中国当代企业的价值追求具有双重使命,既要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实现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又要创造精神财富的增长和积累,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基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现状,中国当代“以人为本”企业文化价值观的构建是现实的要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精神旨归,是时代的呼唤,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客观需要,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企业人本化管理的回归。第四章探讨了基于现实的经济基础、社会价值体系的双重属性等深层原因。以人为本企业文化的建构既有现实价值、现实必要和现实可能,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建构的现实误区、现实困境和非现实的价值指向性。主要是：目前在思想观念上往往把人视为“资本”而不是“根本”；简单地把“以人为本”等同于“人类中心主义”；过度强调公共价值而使企业丧失生机；片面强调“人”的外在形式,忽略“人”的内在本质。同时,现阶段对以人为本企业文化的理解上,不同程度地受传统旧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不仅如此,以人为本企业文化在现实建构上也面临着更多的实际困境。首先,以人为本企业文化建构的现实基础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与中国传统文化重农轻商思维有相悖之处；其次,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尚处于从旧有的落后的生产关系向高级的生产关系过渡时期,在这样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社会价值体系必然体现二重属性,作为社会价值体系的子系统,企业文化也必然表现为二重性,这就必须对以人为本企业文化建构的现实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道德考量,对以人为本企业文化建构的价值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体系的二重性进行分析。另外,对困扰构建以人为本企业文化的现代思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的义利观纷争、拜金主义文化、浪漫主义文化、个人主义文化进行批判。在此基础上必然会衍生出公平与效率、功利与道义、奉献与取酬、个人与集体、元与多元、局部与整体、目前与长远、道德人与经济人之间的人格分裂与价值紧张问题。基于这样的理论与现实困境,本文第五章提出建构以人为本企业文化的可能及其路径：一、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以人为本企业文化建构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人本观和科学发展观；二、奠定以人为本企业文化建设的价值基础——努力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价值多元与一元的和谐；叁、提供以人为本企业文化建构的路径；四、建构以人为本企业文化要树立社会主义义利观；五、以人为本企业文化建构的具体步骤,包括以人为本企业文化建设的原则、以人为本企业文化建设的社会生态环境、以人为本企业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以人为本企业文化构建的结构层次；六、构建中国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对传统文化人文精神的继承与发扬重点阐述以人为本企业文化建构主体培育——人的全面发展。即构建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要充分地重视人、正确地看待人、要有效地激励人、要全面地发展人。以人为本的价值指向,是企业追寻终极意义和安身立命的根本。“以人为本”企业文化价值观的构建是历史的选择,是现实的要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精神实质。总之,构建“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何以可能,如何可能?本文试图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和实现的路径。
何启刚[3]2016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以“叁个倡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提出了“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战略任务。这是中国共产党着眼于国际国内思想文化发展变化的新特点、新态势而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和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具有重大意义。在公开的宣传上,我们必须严格坚守以“叁个倡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务必取得实效。在学理上,我们则应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尽管我们当前所称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指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念,但从本真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指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坚守的核心价值观念,是社会主义制度同其他社会制度的本质区别所在,同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念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为了保证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和规范性,本文将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念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念”。论文第一章主要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念的本质意蕴。该章首先以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为基础,通过系统梳理中西价值哲学史关于价值本质的观点,揭示了价值、价值观念的本质,并认为价值、价值观念、价值观是叁个有紧密内在联系但又有明显差异的范畴,在学术研究中叁者不能等同使用,建议用“价值观念”这个范畴。在阐述了价值观念的内涵、结构与影响因素之后又进一步阐释了核心价值观念的本质,并从本真意义上阐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实质。最后论述了将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念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念”的原因、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念的实质和影响因素。论文第二章主要介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念的思想渊源。从思想来源方面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念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的价值理想、中华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西方文化近现代价值观念。因此,该章首先介绍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价值理想,然后介绍了中华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主要概况、基本内容和理论特征,最后介绍了西方文化近现代价值观念的总体概况、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该章旨在通过从总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价值理想、中华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西方文化近现代价值观念的文化特质,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念的凝练提供指导与借鉴。论文第叁章主要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念的主要内容。该章首先总体性地介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念的现实基础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所面临的重大挑战,然后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的价值理想阐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基本内容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公正,最后本着既体现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又立足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和反映民众现实价值诉求、既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吸收世界文明有益成果的基本原则,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念可以概括为“人本、公正、共富、民主、包容、和谐”。论文第四章主要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念的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念,体现社会主义制度本质要求又立足当代中国基本国情,体现共产主义价值理想又反映民众现实利益诉求,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又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因此,凝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念,对当代中国具有重要意义。它既为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也是当前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抓手,更是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着力点。
刘勇[4]2017年在《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思想溯源与现实建构》文中认为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它具有鲜明的层次结构,内具终极价值目标、核心价值观以及基本价值观叁大层次。终极价值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核心价值观是党的十八大所概括的"24"个字;基本价值观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具体领域的价值观。而话语权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可以从权利以及权力两个角度来对之加以理解。对于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而言,所谓的话语权更强调的是一种"权力"。话语权是由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方式、话语传播以及话语效果等诸多要素构成。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可以理解为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话语主体依据一定的原则,对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话语内容、话语方式、话语传播以及话语效果等方面加强体系建构,通过使话语得到有效传播,从而使主流价值观实现对国内社会舆论的进一步引领,并提高国际影响的一种权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显着的成就,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话语权正在逐渐显现。但是在意识形态、价值观领域,国际社会长期由西方主导的话语霸权格局并没有实质改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始终利用所掌控的话语霸权,向外输出它们所谓的"普世价值观",尤其是向中国的输出,对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构成巨大的威胁。为了能够维护、巩固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必须要努力提升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话语权。由于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反映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因此,要想对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必须要对之进行溯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概念,但是他们的着作、文献以及相关的论述中内蕴着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相关思想,能够给予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建设以很大启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统治阶级以及相关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应当是主流价值观话语权建设的主要主体。主流价值观话语权建设必须要重视传播问题,同时也要注重提升说服力。列宁、斯大林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思想。列宁认为"灌输"是实现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有效手段,对于主流价值观话语的传播来说,必须要注重通俗化的表达方式。此外,列宁还认为不断夯实物质基础是实现与提升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有力保障,并强调注重多样化载体的运用是实现与提升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重要途径。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成为了列宁的接班人,对于如何巩固和提升主流价值观话语权,他也有丰富的思想。他认为必须要高度重视党政干部话语主体的素质与能力提升问题;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创新、加强对青年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加快经济建设,积极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基本思想,使主流价值观话语权思想得到进一步丰富。重视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努力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高度重视大众传媒在传播主流价值观话语中的作用构成了毛泽东主流价值观话语权思想的基本内核;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坚持将"共同富裕"作为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重要话语主题、坚决反对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加强对主流价值观话语的有效宣传构成了邓小平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基本点;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巩固和扩大舆论阵地、使民众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信念构成了江泽民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基本思想;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及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构成了胡锦涛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主要内容。认为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提升与"中国梦"的实现密不可分、重视新兴媒体这一传播平台、通过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来提升主流价值观话语权构成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关于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基本思想。可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主流价值观话语权有十分丰富的思想,有利于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建构。而要想有效建构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我们也必须要理性分析当前主流价值观话语权建构所面临的挑战。主流价值观话语权建构所面临的挑战是较为严峻的,既有国际上的挑战,也有国内的挑战,还有自身所面临的困境。当前国际价值观领域呈现西方话语霸权格局、国际共运低潮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遭到质疑以及西方凭借网络主控优势强力传播、渗透西式价值观是主流价值观话语权建构所面临的国际挑战;社会转型期社会利益分化、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发展以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还未能实现根本性的现代转化是主流价值观话语权建构所面临的国内挑战;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话语主体未能充分养成、话语内容创新不足、话语言说方式亟待优化、话语传播亟待强化等是主流价值观话语权建构所面临的自身困境。建构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意义是极为重大的,既有利于提升我国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也有利于增强对价值观领域西方话语霸权的有效回击力、使民众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然而建构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必须要基于一定的原则。"坚持理论"与"立足实践"相结合、"传承弘扬"与"创新重塑"相结合、"吸收借鉴"与"批判超越"相结合是建构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必须要重视的原则。对于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建构而言,在明确了具体的原则之后,必须要有可行的建构路径。由于话语权是由诸多要素构成,因此,要想提高主流价值观话语权建构的有效性,必须要从要素入手来加以建构。其一,要注重话语主体的养成。话语主体养成的基础是主体价值观自信的养成;话语主体养成的关键是加强主体间良性互动,实现由价值观自信到价值观自觉的提升。其二,要加强话语内容的创新。既要力求创造更多新概念、新范畴与新表述,构建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体系;也要对话语内容进行合理阐释,巩固话语内容创新成果。其叁,要优化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话语方式。要从传统政治宣传式的言说方式转为注重政治、大众和学理相统一的言说方式;要从宏大叙事的言说方式转为也注重具体且感知的言说方式;要从权威式的言说方式转变为也注重平等对话交流的言说方式;要加强话语国际表达力建设,促进中国话语与世界话语相对接。其四,要强化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话语传播。要加强新兴媒体的传播与运用,新兴与传统媒体有机融合;要积极运用国际会议、相关的文化机构与组织以及对外援助计划等方式来推动话语传播。其五,要重视对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效果的评价与反馈。既要选择适宜的评价主体,将权威评价活动与民众评价活动相结合,也要建立客观的评价标准,科学评估话语效果。此外,还要建立相关的反馈体系并优化信息反馈平台。
周忠华[5]2015年在《论核心价值观自信》文中提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社会主义是一种历史运动、一个理论体系、一种社会制度,也是一种价值观念。承于对社会主义“总体性”的认识与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话语体系由“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价值观自信”四位一体构成。因此,在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后,还必须讲“价值观自信”,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自信话语体系。从一般性来看,所谓价值观自信,是指以主体的价值实践能力为标志的、关于自身利益所在和价值追求的积极肯定的态度和看法。因此,价值观自信的基本含义有叁重,一是基于主体的,即指向主体自我的自己相信与身体力行的心理状态;二是基于价值观特殊性的,即指沉浸在价值观基本内容的特殊性之中的自信;叁是基于价值观科学性的,即指因价值观科学性而使得主体践行产生强大自我效能。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言,它是特指以中国人民的价值实践能力为标志的关于自身利益所在和价值追求——“叁个倡导”——的积极肯定的态度和看法。其基本内涵就是“对价值追求的高度认同”,“是保持民族精神独立性的重要支撑”,“破除对‘普世价值’的盲从”。依据价值观的主体性、特殊性与科学性叁个方面来考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社会主义的总体性为依据,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为切入点,对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进行有价值地判断。但是,历史即为差异,那个在19世纪中叶开始在欧洲徘徊的马克思主义幽灵,内在地遭遇时空转换,因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出场语境、出场路径与出场形态都相应地呈现出差异性。今天,在面对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人们省思的焦点应该在坚定对“叁个倡导”的自信。作为倡导与培育的主体,中国共产党是高度认同“叁个倡导”的,并对多样性的“意识”、多元化的“价值观念”进行“形态化”的努力,谋求价值共识,以此既保持民族精神的独立性,不做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又破除对“普世价值”的盲从。而作为培育对象和践行主体的社会大众,则是耐人寻味的:第一,对“叁个倡导”的认同度高、知晓度一般而践行度不够;第二,道德行为纷繁复杂、自我管理水平不高;第叁,指向自我的信心指数较高,而指向他者的信心指数明显偏低;第四,对易于转化为个体道德行为的价值准则,在认同度上普遍低于难于转化为德行的价值目标与价值取向;第五,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价值观念虽获得较高的认同度,但社会民众对以自由、平等、民主、人权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却未有较高的宽容度。造成这个耐人寻味结果的症结就在于民众存在着价值纠结,而价值纠结又在于主体的迷失,以及实践上的不尽精微。因此,必须立足现有的认同度、践行度以及宽容度,进一步提升价值观自信。有效的做法就是:从客体来讲,则为巩固社会主义核心观的支撑根柢;从介体来讲,则为优化价值观自信的生成机制;从环体来讲,则为建构一个由传播机制、融入机制、认同机制、养成机制和保障机制构成的机制链条,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小、落实、落细;从主体来讲,则为重塑主体的时代立场。在人类主观意志强烈参与的历史进程中,尽管我们都力图把“未来”紧握于手,但那个不期而至的“例外”又可能随时降临在我们的面前。因此,我们思索“叁个倡导”的未来命运,即能否成为“中国版的共识价值”,最为科学的做法就是作方法论的估价,这就是只有不断“出场”才能永恒“在场”。
张永芝[6]2016年在《“中国问题”下的价值秩序重建——国内价值观研究状况综述(2016)》文中研究说明中国价值哲学的研究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秩序重建的关键时期,这一社会现实反映在国内价值哲学的理论探索中,具体地表现在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理论基础的研究中。国内价值哲学在价值观基础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当代中国价值观及价值秩序重建等领域已经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但还有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许彦华[7]2013年在《企业诚信文化基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我国企业诚信缺失问题突出，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健康发展，干扰了市场秩序，也给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尤其以食品企业的诚信问题令人堪忧。本文打破以往思想政治教育以静态分析和概念研究为主的局限，尝试将生命科学中的“基因”概念引入企业诚信文化研究中，运用文献、类比及实证等分析方法，将企业视为生命体，探索和揭示其诚信文化基因的生成渊源、衍变过程和变异选择，在深入分析当代中国企业诚信文化基因进化与病变的现状及根源的基础上，系统论证企业诚信文化基因对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及失信的危害，最后提出培育与重塑企业诚信文化基因的策略与方案，以期发展和完善目前企业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诚信文化建设。文化是一种在社会领域具有基因色彩的遗传因子。文化基因是长期历史发展中具有多维传承性、变异性和无形性等基本属性的文化表征与传承单位。位于企业惯习深层结构之中的诚信文化基因是决定企业生命体生成的根本内在要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生命体的基本性状及寿命，其同样具有多维传承性和变异性。我国现代许多企业重视诚信建设，使企业的诚信文化基因保持着健康状态，如海尔集团和联想集团等，但也有一些企业违背诚信，使得诚信文化基因出现了严重的病态，如地沟油事件、叁鹿奶粉事件等，就说明我国当代企业的诚信文化基因出现了弱化、矮化和癌化等病症。企业诚信文化基因进化包括基因传承复制和进化变异两种形式。价值观的认同决定着企业诚信文化基因的复制与传承，而传承中企业培训、连锁、加盟等内部变异或环境的改变也会影响企业伦理价值观的进化。从长寿企业北京同仁堂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以及长寿原因的考证中，可知企业诚信文化基因复制传承和正向变异的内容和路径。企业诚信文化基因退化即指基因病变，这主要包括基因结构缺陷化、基因绌养化以及基因病态化叁种表现。究其病变根源，主要有叁：其一，文化冲击与冲突致使社会道德危机；其二，企业单纯利益最大化观念致使价值观扭曲；其叁，制度缺失致使规范不力。企业诚信文化基因病变不仅仅危害企业自身生存，还危及他人安全，危害社会经济发展，破坏社会良好秩序，并有损国家形象和声誉。为此，我们急需培育和重塑企业诚信文化基因，这需要从资源攫取、制度建构和路径选择叁方面着手，具体包括：第一，传承中华儒家思想之精华，汲取晋商的商业诚信文化精髓和徽商的诚信文化营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借鉴西方文化和契约制度及法治机制；第二，健全企业外部诚信相关立法和企业内部诚信激励机制，这包括建立政府诚信制度，用公权来示范企业诚信建设，建立社会各相关机构诚信制度，用环境氛围来约束企业诚信建设，以及建立企业失信惩罚制度，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建立企业诚信管理监控机制和公开民主决策机制；第叁，要完善企业诚信思想建设，通过建立高层管理人员与一般员工之间的“共信圈”，在企业员工中营造自律自制的诚信文化氛围，以及完善诚信文化沟通的工作渠道，来积极塑造企业内部的诚信价值观。这样，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资源优势，营造诚信文化基因生存和发展的内外部制度环境和道德氛围，以从根本上修复我国企业诚信文化因子，使其健康、繁荣地传承下去。
张春楼[8]2017年在《新轴心时代视域下的中国哲学再创造》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轴心时代、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及中国哲学再创造等层面的哲学探讨都是当前新哲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这些研究事关中国哲学在"新哲学丛林期"的生存、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长期以来,这类讨论与研究的领域相对零散,需要进一步整合到新轴心时代视域下去关注中国哲学的传承与创新,也是国家层面关注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学界关于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研究不多,且倾向于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的分割研究,长期会通不力,平面化、静态化比较明显,缺乏对理论变革与大众实践融合的深度反思。而把中国哲学理论和大众实践体系再创造的路径探讨放在新轴心时代视域下指向人类核心问题来研究更不多见。哲学应该以会通的方式指向人类现实问题,这也是此研究的基本逻辑思路。论文沿着"背景←→实景←→愿景"的整体循环脉络,展示中国哲学再创造的动态性。即通过追溯哲学演进的历史,寻找人类核心问题的遗传和变异基因,以轴心时代以来的哲学变迁为背景,以"人类核心问题"为焦点,"再创造"为主线,落笔于科学技术辐射全球的新轴心时代前兆实景,围绕当代和未来人类核心问题,指向新轴心时代的中国哲学再创造,期盼再造中国新哲学的美好愿景得以实现。首先聚焦轴心时代的核心问题,考察其嬗变历程,反思其根源与变异成因,回溯中西方哲学通过批判作出的连锁反应。由此发现科技发展已经成为哲学再创造的强大动力,推动人类迈进新轴心时代。新轴心时代的人类核心问题不再孤单,而是形成核心问题圈。面对多重危机,人类全面觉醒,瞩望新轴心时代的开启。中国哲学对人类危机必须应战,做出准确判断,且在理论与实践两个领域进行有机再造。当然,这一永恒的人类主题并非一蹴而就,必须长期探索。该研究直面新轴心时代的人类核心问题,探索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理论与实践盲区和路径,试图推动中国在新轴心时代再现百家争鸣新局面,使中国哲学走出生存困境,让中华文明在新轴心时代焕然一新,惠及人类。全文竭力想说明和论证的主要观点有:一、人的"理性与欲望"居于人类问题核心位置,经过轴心时代持续嬗变,其根源与变异在哲学批判的脉络中清晰可见。哲学在指向人类核心问题的大众实践过程中发生批判性地变革,呈现出自身的内在规律。二、在科技时代,人类文明在冲突与对话中开启共生性呼吸,中心主义开始离散,部落主义泛滥,普遍主义与普世价值纠缠不清,科技异化日益挑战人类文明,引发批判升级,各种文明渐次跨域,加剧着哲学转向。学者的研究旨趣也从跨学科延伸到立体、动态的跨界或跨域,科技发展已经成为哲学再创造的强大动力,推动着人类新轴心时代的步伐。叁、多维度地审视新轴心时代的核心问题圈,反思不断升级、变异的矛盾与危机,倒逼人类全面觉醒。中国传统哲学很难应对新轴心时代的人类核心问题,特别是中国自身发展问题,表现为理论变革与大众实践的双双滞后,原因主要在于没有把问题置于新轴心时代的视域下进行批判与会通。四、中国哲学在新轴心时代的存废主要取决于是否进行恰当的理论再创造。通过考察张岱年综创论和成中英再创论的既有研究,可从中推及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盲区与困境,构筑中国哲学再创造的多阶路径。五、分析儒释道大众化实践的历史典范和现实楷模,宏观审视中国哲学世界化的战略构想与实践,多维度地透视中国哲学的大众化实践,分析其得与失,凝练出中国哲学大众化实践体系再创造的新构想。全文暗用"互联网+"思维模式,在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理论与实践两个方向都隐含着动态的"中国哲学+"立体再造脉络。根据具体章节内容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典型案例法、历史回跳法和总结归纳法等展开研究。该文是以中国哲学为基础的跨学科、跨界综合性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尝试性创新:一、在学术思想上,在新轴心时代视域下探索中国哲学理论再创造的多阶路径,再造中国哲学大众化实践新体系。这是学界交叉研究不足的领域,有一定的开拓性。二、在学术观点上,提出"中国哲学+"新概念,认为新轴心时代与"中国哲学再创造"之间可以实现历史与逻辑的双重会通,中国新哲学能够成为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次生问题,甚至新轴心时代人类核心问题圈的中国方案。叁、在研究方法上,采取跨学科、跨界、概念类比和"嫁接"等方法,既有对新轴心时代和中国哲学分析与再造的理论"务虚",也有对大众实践成果的总结和理论渗透的"务实",更有对新体系再创造理论与实践中次生问题的多维度关注。在整体上,该项研究最终的创新点是思想系统性、内容实践性、视角多样性和问题针对性,因而既具有理论深度,也具有解决现实问题的可操作性。概览全文,展望哲学发展前景,发现人类文明在新轴心时代是整体性再造,故步自封的文明必将成为人类文明化石,探讨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变革与大众实践体系再创造路径,有利于激发自由、平等、富强的中华大地再现百家争鸣。中国哲学再创造也必将加强中华文明与外域文明的优势互补,惠及全人类。
高博[9]2017年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嬗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到今年已经68年。在过去的68年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的一系列重大变迁过程,不仅给社会提出了“改革”和“创新”的历史任务,也让人们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追求、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相应地,价值观问题成为了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焦点问题。回顾人类发展历史,形成并在实践中践行全社会共同认可的价值观,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力量。同理,这样的价值观作为一种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必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丰润的思想滋养。但实际情况是,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特别是在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面临着很多现实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有些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迥然不同、甚至是相悖的。这不仅为当下人们的价值选择和判断带来困惑和疑虑,也无时无刻不在挑战着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威信力和凝聚力。因此,在研究中国社会价值观嬗变问题时,就必须要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西方价值哲学、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进行梳理和思考,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揭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价值观嬗变的历程、动因、规律及其启示,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包括绪论(第1章)、正文(第2-6章)和结语(第7章)叁大部分。具体如下:第1章,绪论。主要论述论文的选题缘起及意义、评述论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概述论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简述论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首先,在选题缘起及意义部分,论文不仅从理论层面指出价值观的理论研究在社会转型期的重要意义,同时也强调其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其次,在国内外研究综述部分,国外研究方面主要是对西方社会的价值理论发展和价值观演变进行回顾、归纳和总结,并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价值理论研究的科学性和发展性;国内研究方面侧重于对我国20世纪30年代开始接触西方哲学价值论后,学界关于社会价值观在不同时期所产生的研究成果进行评述,详细地梳理了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下,对社会价值观进行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再次,在研究思路及方法部分,强调论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作为本论文研究的活的灵魂和总的方法,并具体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历史和逻辑相结合、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等方法。最后,在论文创新和不足部分,指出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是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界对“价值”和“价值观”研究进行全面回顾和梳理的基础上,深入地分析与探讨中国社会价值观嬗变的历程与动因,并剖析了价值观嬗变对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产生的深刻影响,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提出和回答了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应如何回应和引导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嬗变问题;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研究过程中可能还存在深度不够、广度需要进一步拓展的地方,笔者力求通过后续研究加以弥补。第2章,相关概念与理论概述。对中国社会价值观嬗变问题进行研究,离不开国内外学术界对价值问题的研究和对价值观相关概念的厘定和解析。因此,在这一章里,先是对以“价值”概念为基点的价值问题进行多学科探究,进而梳理出国内学术界在哲学领域关于价值本质研究所形成的六种代表性观点,并以此为基础对价值的本质进行科学解读,再厘清国内外关于价值论研究的历史轨迹。然后,详细阐述价值观的涵义与分类、结构和功能,并进一步论述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价值变迁和价值观念变革在整个社会的改革和发展中的重要性。接下来,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理论、中国传统价值观理论和西方近现代社会价值观理论叁个方面对价值观理论进行概述,在此基础上,论述价值观研究所需要的重要理论支撑,即唯物史观基础、伦理学基础和人学基础。第3章,中国社会价值观嬗变的历程。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嬗变历程进行梳理和探讨,必须要对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到十八大以及十八大以来这叁个历史阶段中国社会价值观现状加以分析和总结。因此,在这一章里,首先对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这30年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基本情况进行回顾和分析。否则,会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研究缺乏起码的参照背景、历史渊源和逻辑前提。然后,再以改革开放后到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中国社会在经济体制、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变化所带来的社会价值观转变为基础,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后社会转型或社会变迁的历史背景,对人们的经济价值观、政治价值观和文化价值观进行分析和概括。接下来,通过对改革开放前与后价值观进行比较,概括、总结和归纳出改革开放前与后价值观变化的一般特点,并做出科学分析与合理解释。最后,根据中国共产党对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探索和形成的社会价值导向以及改革开放前与后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的总体镜像,阐述为什么党在十八大适时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进行了多层次和多角度的分析和论述。第4章,中国社会价值观嬗变的动因。价值观的嬗变总是有其深刻根源的。这一章将通过对改革前后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哲学方面所发生的变化来对中国社会价值观嬗变的主要动因进行分析和论述。首先,1978年中国拉开改革开放序幕所采取的是经济体制改革先行,这也是论文将经济体制改革放置本章第一节的原因所在。其次,通过对改革前后政治领域发生的变化,论述我国社会对政治的反思、转向及其带来的影响。然后,再对改革前后我国文化体制的改革进行论述,并从中归纳出文化体制改革对社会价值观变化的影响。最后,哲学对社会活动和价值观念的作用是巨大的,“马中西”哲学的相互融会贯通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价值观重大变化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思想先导和价值观新生两方面,发挥着其他动因难以代替的重要作用。所以,必然要对“马中西”交互贯通对价值观的影响进行分析和研究。第5章,中国社会价值观嬗变的规律。本章在前几章的基础上,归纳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嬗变所体现出来的规律性,亦即从精神主义到物质主义再到精神与物质的微妙平衡、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再到理想与现实的必要张力、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再到集体与个人的相互融合、从一元主导到多元共存再到一元与多元的辩证统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价值观变化的总体趋势。在具体论述过程中,论文以正反两方面及综合意义对其进行分析和阐述。首先,对于精神主义向物质主义再到精神与物质的微妙平衡转变的规律,先根据哲学领域对精神主义所做的诠释,指出精神主义在中国社会人们实践中的“得”与“失”,再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丰富物质成果的实际情况,论证物质主义的“胜”与“败”,从而得出精神与物质平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其次,对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再到理想与现实的必要张力转变的规律,运用哲学视角分析新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过程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构成了人们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的两个极端,分析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的历史轨迹,正确看待中国社会改革和建设中理想主义的失落与坚持,现实主义的凸显与发展问题,从而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形成对理想与现实间张力的科学认知,即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必要张力是符合唯物辩证法基本要求和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再次,对于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再到集体与个人的相互融合转变这一规律,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确看待集体主义的利与弊和个人主义的对与错问题,并系统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集体与个人相互融合之必要及可能。最后,对于价值观从一元主导到多元共存再到一元与多元的辩证统一转变的规律,根据对价值导向的一元化与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的分析与探讨,解决价值主体在价值选择过程中所面临的疑虑状况和艰难境遇,从而走向一元与多元的辩证统一。第6章,中国社会价值观嬗变的启示。通过对中国社会价值观嬗变历程、动因及规律的研究,可以获得如下四点重要启示,这也是在中国社会价值观嬗变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并做到的四个方面:第一,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为指导。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和指导意义两方面进行论证,并在此基础上结合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与时俱进品质总结出其基本要求。第二,必须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加以扬弃。通过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核心观点及其深远影响,认识到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华民族文化重心转移下的价值取向转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始终保持兼收并蓄的态度,同时也要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实现中国传统价值观精华的古为今用。第叁,必须对西方社会价值观予以反思。通过回顾和总结西方社会价值观主要观点的演变和发展,以及在我国社会滋生和蔓延的进程,深刻理解积极借鉴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对我国社会正在发生的价值观变革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第四,必须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我们国家和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和动力,从其表述看已非常全面、简洁,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工作已经完成。相反,对这一历史性的课题加以研究才刚刚“开题”。因此,我们必须要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与理解。在这一节里,论文分别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可能性叁个方面,指出培育、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必然选择。第7章,结语。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嬗变问题进行研究,本文得出了如下四点基本结论:一是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都有其社会价值观嬗变的过程及其规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对不同意识形态下的社会价值观嬗变问题进行科学研究,这是对新中国社会价值观研究的前置性条件。二是价值观是在人们社会实践中得以形成、发展和变化的。因此,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嬗变问题,我们要注意叁个维度,一个是“昨”,一个是“今”,一个是“明”。叁是对中国社会价值观嬗变问题研究与中国社会改革实践同步的理论思考。为此,在研究过程中要始终抓住与改革实践同发展、与民族复兴共命运的时代主题。四是当代世界性的价值观冲突和思想观念变革是一个新的时代课题。各国学者对价值观问题的研究处于同一起跑线上,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必将走在人类文明建设的前列。
祝大勇[10]2016年在《海外学者视野中的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以12个词语凝练和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凝练和概括。海外学者对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一直非常关注,他们的研究构成了我们值得认真思考以反观自身的镜像。其关注点主要有叁个方面:其一,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传统渊源。从对亚洲价值观的论争到对儒家文化价值的探讨中,可以发现海外学者主要从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上寻找价值根源,最为核心的问题是传统价值的现代化问题,这间接启示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应当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使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相通约,在凝练和概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尤其不要忽略了基于自身文化基因和底色的表达。其二,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与“普世价值”的论战。西方“普世价值”的渗透是当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临的的重大挑战。海外学者视野中对“普世价值”的来源、传播路径、实质等的分析,可以提供参照,启示我们以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为主线梳理西方学术视野中的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时代境遇,即:在西方“普世价值”强势话语压力下,既应旗帜鲜明的反对“普世价值”思潮,又要积极汲取世界文明的精华部分,大胆为我所用。其叁,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与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发展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海外学者学术倾向值得关注,比如:是否在意识形态高度上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何延用“合法性”这一西方的政治术语来分析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何以将爱国主义等同于民族主义等等,这些观点的出现一方面说明海外学者的价值立场先入为主的现象依然存在,价值偏见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也激励我们着力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海外传播能力,冲破海外尤其是来自西方的话语屏障。本文主要通过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海外学者关注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框架和视角,希望能够及时获得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启示,对海外学术误读加以澄清,从而加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参考文献：
[1]. 构建当代中国企业价值观的哲学思考[D]. 魏艳. 黑龙江大学. 2002
[2]. 以人为本企业文化的价值生态与建构[D]. 包立峰. 东北师范大学. 2012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念研究[D]. 何启刚. 中共中央党校. 2016
[4]. 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思想溯源与现实建构[D]. 刘勇. 安徽大学. 2017
[5]. 论核心价值观自信[D]. 周忠华. 上海师范大学. 2015
[6]. “中国问题”下的价值秩序重建——国内价值观研究状况综述(2016)[J]. 张永芝. 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 2016
[7]. 企业诚信文化基因研究[D]. 许彦华.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13
[8]. 新轴心时代视域下的中国哲学再创造[D]. 张春楼.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7
[9].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嬗变研究[D]. 高博. 吉林大学. 2017
[10]. 海外学者视野中的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研究[D]. 祝大勇. 清华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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