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朝富察家族与涉藏事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乾隆论文,家族论文,事务论文,朝富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朝历来重视涉藏事务的处理。在此过程中，驻藏大臣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选任受到清朝统治者的特别重视。据《清史稿》、《清史列传》等史料记载，驻藏大臣多出自满蒙贵族，有些出于同一家族，如瓜尔佳氏、伊尔根觉罗氏、费莫氏等。本文所要探讨的富察家族也位列其中，该家族中先后有三人担任过驻藏大臣，并有多人参与处理过涉藏事宜，足见其非同寻常的地位与作用。富察氏，“满洲”八大姓之一。起源于古靺鞨族黑水部。金朝时即为显族，并与皇室通婚。该氏族支系繁多，散处于沙济、叶赫、额宜湖、扎库塔、蜚悠城、讷殷、额赫库伦、讷殷江、吉林乌喇及长白山等地。①后金时期，各支来归，参与女真各部的统一战争，并多有战绩，被正史立传者多达十数人。清朝建立后，也有多人在朝中任职，掌控机要，并与皇室结有婚姻。
乾隆一朝，是有清一代治藏方略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处理涉藏事务多有反复且日趋成熟。其间，富察家族成员受到特别重用并发挥了特殊作用：傅恒、明亮、奎林参与平定1747年、1777年的大小金川叛乱，其后清裁撤两金川土司，改设为更易管理的土屯守备。傅清在担任驻藏大臣期间，于1750年诛杀西藏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以防其与准噶尔部勾结生变，不幸以身殉职，清因此废除西藏郡王体制，设立噶厦政府，将政教大权合归达赖喇嘛掌握。福隆安主持1778年六世班禅朝觐的接待事宜，此间蒙古王公贵族云集热河，极大增强了蒙古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博清额于1780年主持护送班禅灵塔顺利返藏，稳定了班禅圆寂引发的不安局面，并留藏担任驻藏大臣之职。福康安于1791年廓尔喀第二次侵藏期间，作为主将率军驱逐入侵者，而后参与议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驻藏大臣制度自此臻于完备。奎林于廓尔喀第二次侵藏期间，受命先后担任驻藏大臣、成都将军、参赞大臣等职，病故于赴藏途中而未能到任。以上7人，除博清额外，均与乾隆有着姻亲关系。其中，傅清、傅恒为乾隆帝孝贤皇后的兄弟，福隆安、福康安为傅恒之子，明亮、奎林则是孝贤皇后之侄。
一、富察家族与涉藏战争
富察氏家族有多人在乾隆朝主持或参与多起涉藏战事，在平息叛乱、驱除外敌、安定地方方面扮演着特殊的角色，此就要者分述如下。
（一）傅恒与大金川战役
傅恒(?-1770)，字春和，镶黄旗人，一等公李荣保之子，乾隆孝贤皇后之弟。初为蓝翎侍卫，后历任总管内务府大臣、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户部尚书、兵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等多项要职。他在朝为官23载，入能辅佐政务，出可经略营伍，功绩尤多，所以受到乾隆宠信，被封为一等忠勇公。然其未及五十而猝逝，乾隆惋惜不已，亲临其第酹酒，令用宗室镇国公丧仪，赐谥号文忠，命入宗祠，许为“社稷臣”。嘉庆元年(1796)，其子福康安平苗有功，受赠贝子；福康安卒，又推恩受赠郡王衔，并命配享太庙。②
乾隆初年，清廷发兵征讨侵扰邻近部落的大金川土司，却出师不利。乾隆十三年(1748)九月，傅恒临危受命，暂管川陕总督印务，以经略身份前往军营，接替张广泗、讷亲二人，统领进兵事宜。战争伊始，傅恒便曾请缨前往。但是，乾隆考虑到孝贤皇后新亡不久，傅恒负责筹办丧仪，不便统兵临战，而老练程度也不及讷亲，所以未允准。此时，眼见清军败绩，乾隆才启用年方壮盛、处事练达且系勋旧姻亲的傅恒担此重任。
傅恒自京师启程，仅用22天便进入川境，③因其行军迅速，而被加授太子太傅、太保等项职衔。根据实际情况，傅恒削减增派士兵人数，使清军在补充兵源的同时节省了开支。其后，督办粮务、查劾劣员、厘定章程，使之前混乱的局面得以肃清；协调各方、严肃军纪、加强防范，使行军的迅速畅顺得到保障；集思广益、争取支援，使川省马匹短缺问题得到及时解决。乾隆因此赞称：“此次大兵进剿金川，一切催趱官兵、稽查驿站马匹等事，所有钦差大员”，“皆因经略大学士傅恒公忠体国、勤劳任事，举能感动奋勉，星速驰驱，调度得宜，于军行甚有裨益”。④傅恒重视驿站建设，并采取切实措施，使信息收发有章有度，往来递送不至迟滞。他查奸除匿，将至军营，即把通敌、泄密且民怨颇深的小金川土舍良尔吉等人逮捕正法，使营伍清肃、军心稳定。乾隆因此赞称：“今经略大学士傅恒甫至军营即不动声色取两年逋寇，如榄豚豕，以快人心而警番众。非谋猷明断，识力坚定，曷克臻此”。⑤并命拜前赐双眼孔雀翎羽。他对待藏人恩威并举，藏人反叛时慑以军威，顺从时服以恩信，使大金川首领莎罗奔、郎卡等人心生敬畏，呈现甘结，顶经立誓。在傅恒的努力下，大金川地区终于获得了安宁。
大金川战役以清军的胜利而告终。主帅傅恒在其间所起到的作用，并完全不重在攻碉夺堡、歼敌制胜上。大金川易守难攻之势，清廷投入甚巨，却收效甚微，万般无奈决计撤兵收局，不料却在傅恒主持之下“时未七旬，兵不血刃”，⑥金川土司“洗心革面，永矢勿谖”，⑦收获了意外的战果。傅恒忠公体国、勤劳任举，成为将士官兵争相效仿的楷模，乾隆赞其：“不惟将士人人感发，凡内外大小臣工孰不欣动，孰不钦服。”⑧傅恒识见高远、处事周详，军营一切事务为之清肃，乾隆赞其：“实乃超出等伦”，“随朕办事数年，平日深知其明敏练达，初不意竟能至此。即朕自为筹划，亦恐尚有未周”。⑨傅恒据实奏闻、秉公办理，使乾隆得以洞悉千里以外的军情，为决策提供了翔实精准的依据，乾隆赞其：“功在社稷者甚大。”⑩为表彰傅恒的功绩，乾隆封其一等忠勇公，并且给予赐宅第、建宗祠等恩荣。
（二）明亮与大小金川战役
明亮(1736-1822)，字寅斋，镶黄旗人，都统广成之子，乾隆孝贤皇后之侄，以诸生尚履亲王允祹女为多罗额驸。初为蓝翎侍卫，后因擅长用兵，除入朝担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左都御史、领侍卫内大臣、武英殿大学士等职以外，多受命为都统、将军，或驻守地方，或领兵征伐，曾参与平定乌什、缅甸及大小金川叛乱，镇压西北回民、湘鄂黔苗民以及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由于屡立战功，获封最高至三等襄勇侯爵。明亮卒年87岁，道光皇帝亲临祭奠，赐陀罗经被，赐谥号文襄，祀贤良祠。(11)
乾隆三十六年(1771)六月，清廷发动大小金川战役。次年二月，明亮受命为护军统领，佐助四川总督桂林出征。自此，他先后以领队大臣、参赞大臣、定边右副将军的身份，筹划指挥、督军作战，在不同阶段均尽守职责，为战争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之后，他又受命与阿桂、文绶、桂林等共商善后，并先后担任成都将军、(12)四川提督，(13)留驻川省设立营镇，统辖当地事宜，直至四十五年(1780)。
明亮能够在战争中取胜，不仅因其不畏艰辛、抒诚励勇，更是因其在带兵及作战方面的专长。就带兵而言，他讲求统一思想、坚定信念。面对敌人欲借乞降之名探听虚实、懈怠军心的伎俩，他告诫官兵勿入其图；面对敌人欲借“达扎”之术呼风唤雨、蛊惑军心的把戏，他便以毒攻毒，令喇嘛来营诵经。此外，他还注重操练演习。闲时，他“令［士兵］各将器械比试，并令虚座鸟枪连环进步，既使习劳以健其筋骨，复坚其同仇敌忾之心”，并欲“将［新兵］俱令在大营前后分驻，使与旧兵相处，俾上山打仗情形先为熟习”。(14)就作战而言，他机动灵活，自有心得。每次攻伐，战前保证军需储备的充足无虞，战时保障后路的畅通安全。在实际攻战时，他针对山高碉坚、仰攻难进的情况，采取以正面直攻为主，辅以绕道断后、分路夹击、设伏偷袭的方法。同时，他还擅长“借力发力”，除借助夜色、雾气等天时作为掩护之外，还使用将计就计之法。譬如木果木惨败之后，阿桂便是在其辅助之下，利用敌人欲乘胜讲和的心理，将南路军成功地撤至安全地带，从而拯救了整个战局。此外，他还经常用当地人来侦察路径、充当先锋、临阵劝降以及建筑碉堡等。明亮在大小金川战役中的卓越表现，得到了乾隆的认可：“将军明亮等抒诚殚力，董率有方”，“勇略并着，国家又多一得力之人，伊与奎林皆孝贤皇后亲侄，不意竟如此出息，甚为可喜”。(15)因此，封其为一等襄勇伯，并赐双眼花翎。
（三）奎林与大小金川战役及第二次驱廓战争
奎林(?-1792)，字直方，谥武毅，镶黄旗人。承恩公傅文之子，乾隆孝贤皇后之侄。初拜唐阿袭云骑尉，擢云麾使，袭父爵授御前侍卫，后任理藩院尚书、议政大臣，又任乌鲁木齐都统、乌里雅苏台将军、伊犁将军、成都将军及驻藏大臣等职。
奎林善于统兵打仗，曾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参与征讨大小金川叛乱。最初，他以领队大臣身份，辅助副将军阿桂统兵。后来，便一直在副将军明亮麾下行军攻战。他不畏艰险，亲赴阵前督军作战，虽屡陷危境仍恪尽职守。为此，乾隆曾颁谕予以嘉勉。大小金川事平，他因功加一等男，由其子崇伦承袭，并图形紫光阁，列居前五十功臣之内。
乾隆五十六年(1791)，廓尔喀滋扰卫藏，驻藏大臣保泰、雅满泰昏聩无能，不能胜任。九月二十日，奎林被授予正红旗蒙古都统衔，前往接任驻藏大臣一职。后来，四川总督鄂辉、成都将军成德督军不力，坐失战机。乾隆认为奎林“向来领兵打仗不辞劳瘁”，“系军营得力之人，足当一面”，(16)遂于十一月十日改授其为成都将军并参赞大臣，领兵进讨。五十七年(1792)三月，奎林行至江卡，疽发于顶而逝，“弥留之际，唯以军务未蒇为忧，语不及他”。(17)乾隆闻知，甚为痛惜，称其“秉性肫诚，持躬端谨，久经行阵，为国宣劳，实为奋勇出力”，“著加恩赏给银二千两，办理丧事”，并“入祀贤良祠”。(18)此外，《清史稿》本传称其“亦孝贤皇后诸侄，刚而不挠，勋名与群从并。乾隆中多将材，此尤其魁杰也”。(19)
（四）福康安与第二次驱廓战争
福康安(?-1796)，字瑶林，号敬斋，镶黄旗人。大学士傅恒之子，乾隆孝贤皇后之侄。初以云骑尉世职，授三等侍卫，尔后在朝中担任军机大臣、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工部尚书、兵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右都御史以及武英殿大学士等要职。在外历任云贵总督、四川总督、陕甘总督、闽浙总督、两广总督以及广东巡抚等大员。此外，还曾受命都统、将军等职，跟随阿桂讨伐大金川、甘肃回民，主持平定台湾林爽文叛乱，降抚安南内乱，驱逐侵藏的廓尔喀军等。他一生身居多职、官至高位，但也不负盛名，军旅政务均属娴熟，故获乾隆殊宠，而屡获封爵至忠锐嘉勇贝子。嘉庆元年(1796)五月，他感染瘴病，犹督兵进讨苗人叛乱，而卒于军中。仁宗制诗以诔，命加郡王衔，从傅恒配享太庙，赐谥号“文襄”。(20)
乾隆五十六年(1791)六月，廓尔喀再次进扰西藏，与前次相隔未及两年。另外，以前经办之人侍卫巴忠，听闻此讯竟投河自尽。乾隆感觉其中另有隐情，决计于来春发大军征讨，一则深入廓境予以重创，一则要查明真相。是年，时任两广总督的福康安受调来京，并于十一月被任命为将军，(21)前往藏地督办军务。
福康安自西宁出发，一路克服初春草贫、马瘠、粮少等困难，并站兼行，仅用50天即抵达拉萨，(22)因此受到乾隆赞许。福康安共在拉萨停留27天。期间，他详细询问廓尔喀两次滋事缘由。促成僧俗上层积极协办军需劳役。上奏廓尔喀等部详情，打消朝廷驱逐拉萨巴勒布商人的念头。之后，便率兵前往后藏，(23)并停留两个多月。期间，察看了扎什伦布寺的受损情况，并督运军粮，勘查地形。(24)
乾隆五十七年(1792)五月初六日，福康安指挥清军向廓军发动进攻。其后，七战七捷，收复失地，并深入廓境七八百里。然而在进军廓首府阳布途中，清军遭遇惨败。同时，考虑到气候、地形等因素，福康安于八月八日正式接受廓尔喀投降。(25)至此，第二次廓藏战争结束。
此役是由清廷发动的自卫战争。藏地廓境地势高险、气候恶劣，敌人据险设卡。福康安率领军队一路攻来，“督率将弁兵丁摧坚破险，屡战屡捷，无不鼓勇争先，于调度布置一切机宜悉中窾要。且经越艰险，冒雨步战，手足胼胝，用兵之难为从来未有，实属奋勇出力”。(26)廓尔喀因慑于清朝军威而降附，缴出“廓藏密约”，退还扎寺财物，称臣纳贡、立誓永不进犯边境。双方划定边界，藏地安宁得以保障。
二、富察家族与涉藏政务
在藏务治理方面，富察氏家族成员临危受命处置重大历史事件，平息内乱与外患，直接促成了乾隆朝治藏政策的重大转变，功绩卓著。
（一）傅清与剪除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乱
傅清(?-1750)，镶黄旗人，一等公李荣保之子，乾隆孝贤皇后之兄。初为蓝翎侍卫，乾隆初年累迁至正黄旗副都统、直隶天津镇总兵，后曾两次受命担任驻藏大臣之职。(27)
乾隆九年(1744)六月初七日，驻藏大臣索拜期满，傅清受命以副都统衔前往西藏替换。任职期间，傅清奏请更定驻藏人员换班旧例，节省了成本，减轻了朝廷的负担。同时，傅清奏请恢复自打箭炉至藏地之间的塘汛，畅通了讯息，威慑了准部。他协调新任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与达赖喇嘛、前任郡王颇罗鼐旧属之间的关系，维护了藏内的稳定，同时采取严密措施，防范准部借熬茶之机可能进行的滋扰。乾隆十三年(1748)三月，准部熬茶将毕，傅清奉命返京。
后因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叛迹显露，乾隆欲恢复二员驻藏旧制以备不测。同时，考虑到傅清“从前曾经在藏，彼此事体谅属稔知”，(28)且素为藏人信服，于是在乾隆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傅清被授予都统衔，再次受命前往西藏，与纪山公同办事，并执掌钦差大臣关防。傅清到任后，眼见郡王叛迹愈彰，认为“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且叛，徒为其所屠。乱既成，吾军不得即进，是弃两藏地也。不如先发，虽亦死，乱仍易定”，(29)决计不待谕旨而见机翦除，以绝后患。乾隆十五年(1750)十月十三日，傅清等将郡王诱杀于通司冈驻藏大臣衙内，旋即惨遭其党羽所害。乾隆闻称“傅清、拉布敦之先几筹画，歼厥渠魁，实属可嘉”，二人“揆几审势，决计定谋，其心较苦，而其功为尤大”，(30)于是亲临祭奠，赐白金万两，追赠一等伯，赠谥号“襄烈”，命立祠于通司冈，建双忠祠于京师，著入贤良祠、昭忠祠，并入家祠从祀。
傅清两次驻藏，勤勉奋进、实心为国，特别是在紧要关头，能够不顾个人安危，果敢作为，最后以身殉职，确保了西藏局势的稳定。
（二）福隆安与六世班禅入觐
福隆安(?-1784)，字珊林，谥勤恪，镶黄旗人。大学士傅恒之子，乾隆孝贤皇后之侄，尚乾隆女和嘉公主为和硕额驸。初为御前侍卫，后曾担任管理光禄寺寺事大臣、管理奉宸苑大臣、銮仪卫掌卫事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兵部尚书、工部尚书、吏部尚书、理藩院尚书等职，袭一等忠勇公。乾隆三十六年(1771)，曾前赴金川军营查办案件。金川事平，图像紫光阁。(31)四十三年(1778)至四十五年(1780)负责主持六世班禅朝觐事宜。
乾隆四十三年(1778)，六世班禅请国师章嘉·若必多吉代其转达欲于两年后赴京恭祝乾隆七十寿诞的愿望。乾隆听闻大喜应允，并于十二月任命理藩院尚书福隆安主持此事。在福隆安主持下，朝廷以理藩院及礼部所存五世达赖朝觐档案为据，并充分征询国师及相关官员的意见，制定出完备的接待方案。譬如行进路线的划定，交通工具的准备，沿途食宿的安排，衣物配饰的备办，接待官员的选派，赏赐物品及范围的厘定，宴请时间、次数及规格的确定，接见礼仪的排演，热河、京城寺庙的装缮，各项活动的组织等，并逐一落实至专人负责执行。(32)
清朝素以兴黄教作为安众蒙古之策。与黄教关系的好坏远近，不仅关乎藏地稳定，也影响蒙古的向背。而六世班禅此行，是自顺治九年(1652)五世达赖进京朝觐之后，西藏宗教领袖与清朝皇帝的再次晤面。乾隆对此极为重视，选派福隆安全权负责此事，一则因其时任理藩院尚书，此乃分内之事；二则因其曾经执掌光禄寺、奉宸苑及銮仪卫事务，娴熟宫廷及番族礼仪，足以应对事项繁琐、人员复杂的朝觐事务。福隆安不负圣望，圆满完成任务。六世班禅顺利抵达之后，曾多次上言，感戴途中所受到的周到安排。其间，觐见、宴请及佛事活动也被安排得适当紧凑。
（三）博清额与班禅灵塔回藏
博清额(?-1785)，又写作“博卿额”。翻译进士出身，初任兵部主事，后曾随傅恒前赴缅甸军营，偕索琳赶赴土默特查案，作为钦差内阁学士前赴四川军营，担任领队大臣征讨大小金川，作为办事大臣前往库伦理事。后来，官至理藩院尚书兼署左都御史，又作为钦差大臣护送班禅灵塔入藏，并担任驻藏大臣之职。
乾隆四十五年(1780)十月，六世班禅在京圆寂。十一月，理藩院尚书博清额受命护送班禅灵塔前往扎什伦布寺。同时，乾隆命其于事竣之后，更换恒瑞驻藏办事。因其办事干练，而受命统掌印务。博清额一行护送班禅灵塔由京师启程前往藏地，途经直隶、山西、鄂尔多斯、宁夏、甘肃、青海等地。途中，博清额约束班禅随员的行为，避开回民起义的干扰，并积极协调与沿途官员及蒙古贵族的关系。次年九月，顺利行抵扎寺，并将班禅灵塔妥为安奉。达赖喇嘛及扎寺众僧，上书感恩称是。(33)
在驻藏大臣任内，博清额恪尽职守、勤勉任事。他曾奏改笔贴式选派办法，监督噶伦拣任过程，负责班禅灵童的选定及坐床事宜。先后被授予镶黄旗汉军副都统、正白旗蒙古都统。乾隆四十九年(1785)十一月二十九日，博清额已驻藏三年有余，受命回京供职，但未及就任便于次年故去。诏赐祭葬，并谥号恭勤。
（四）福康安与《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
1756年廓尔喀事起之后，乾隆鉴于藏务所暴露的诸多弊端，欲在发兵平定后大力整顿。福康安受命以大将军身份，统兵前往西藏。行前，乾隆授意事平之后订立新的治藏章程。福康安抵达藏地后，广泛接触僧俗人等以了解情况，同时向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噶伦等政教上层通报另立“章程”的打算，并进行细致的沟通协商。(34)战争结束之后，福康安在拉萨停留了四个多月，会同惠龄、孙士毅、和琳等人，商量善后事宜，并着手订立章程。其间，他将所拟章程条款逐项奏报朝廷，并根据乾隆的旨意和朝臣的意见，最终形成《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35)
《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在驻藏大臣的地位与职权、边疆防御和对外交涉、活佛转世、财政税收等方面，较为完善地体现了清朝对于西藏的管理制度。该章程规定，驻藏大臣督办西藏政务，地位与达赖、班禅平等；噶伦以下官员及活佛，隶属于驻藏大臣；藏内官员的拣选升迁，必须呈报驻藏大臣奏请或批准处理。此外，驻藏军官由驻藏大臣和达赖选用，涉外事务统归驻藏大臣处理，活佛转世需经驻藏大臣掣签以定，藏内财税统归驻藏大臣审核安排。章程在形式和实质上，巩固了清廷在西藏的统治权力，是西藏地方政教分离的开始，将清廷在西藏地方的施政发展至最高阶段。福康安虽未担任驻藏大臣之职，却为驻藏大臣制度的完备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福康安因在处理藏务上的卓越表现而备受褒誉，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及领侍卫内大臣等职，受封一等忠锐嘉勇公爵，并图形紫光阁列居首位。
三、从重用富察家族看乾隆帝选择藏务大臣的标准
从朝廷对于富察家族成员的任用，以及上述7人在涉藏事务中的表现，可以看出乾隆皇帝任用边臣的标准和考量。乾隆选用边臣“重视家世”、“仰副血亲”。除上述七人外，尚有富察家族成员文绶（？-1784，镶白旗人）、福长安（？-1817，镶黄旗人。大学士傅恒之子，乾隆孝贤皇后之侄）分别参与了1772年的大小金川战役和1791年的第二次驱廓战争。二人虽未担任主要职务，但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此外，雍正五年(1727)，西藏噶伦内乱。富察家族成员副都统马喇（？-1733，正黄旗人。济席哈曾孙，贝和诺之子）亦受雍正皇帝之命，与内阁学士僧格一同赴藏驻扎，成为清廷首任驻藏大臣。这表明乾隆皇帝选用边臣，有继承前朝的倾向。其根本原因在于：勋旧姻亲较之他人更加忠诚，并因其多由侍卫初仕，派出任事更易深察圣意、秉承办理。值得注意的是，沙济富察家族尤其受到乾隆重用，上述7人中除博清额外，余下6人均出自这一支系。这与乾隆宠爱孝贤皇后，欲提拔其兄弟子侄，似不无关系。
以上7人在涉藏事务中各有所长、各有建树，体现出乾隆选用边臣“重德任能”、“因材施用”的特点。譬如傅恒、福康安深识大体、谋略高远且骁勇善战，乾隆用其主持大局平定叛乱；傅清、博清额任职勤勉、遇事谨慎，乾隆用其驻留藏地，安定一方；而福隆安精通礼仪、虑事周详，乾隆则用其接待外番，主典朝觐事宜。同时，乾隆选用边臣亦非求全责备，而是择大体、宽小过，使其在实践中反复历练。譬如明亮初至军营时，曾隐瞒圣听、私自撤兵。再如傅清驻藏之初，亦曾未识大体，将达赖等人替瞻对头人求情的奏折转达朝廷。乾隆对此严加惩处，又悉心训导，并留任效力，容其自新。另外，在以上7人中，奎林、福隆安、博清额及福康安即不止一次参与藏务，并在此过程中提升能力、发挥优长。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有两人及两人以上担任清廷驻藏大臣的家族共有12个。这些家族，或为宗亲，或与皇族联姻，正体现出清代历任皇帝任用边臣的一贯特点。其成员所为，或精干练达、或平庸无能、或遇事昏聩，除关涉自身品行、能力之外，亦多受时代背景、具体事况的制约，因而无法简单比较、等同衡量。综而观之，他们大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根据史书记载，乾隆朝的驻藏大臣，主要出自宗室（爱新觉罗）、瓜尔佳氏、博尔济吉特氏、完颜氏、富察氏、钮祜禄氏、吴（乌）雅氏等7个家族，其中出自宗室者5人、富察氏者3人。与其他各朝相比，驻藏大臣出自同一家族的比例最大。这说明在治藏问题上，乾隆皇帝尤为看中家世、倚重血亲和涉藏事务的家族传统。而富察家族成员担任驻藏大臣的人数仅次于宗室，则表明其在乾隆一朝举足轻重的地位。
有清一代对藏的历次用兵和施政，特别是驻藏大臣制度的完备，是藏地政教实际、朝廷治藏方略、藏汉交往关系等因素共同作用的体现。而富察家族成员在这一过程中，与出自其他满蒙家族的边臣一道，发挥了具体而实际的作用。乾隆选用边臣的政策是成功的，富察家族成员在清朝涉藏事务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当然，参与处理涉藏事务的富察家族成员也有其局限性。譬如明亮每逢攻战，总将藏兵置于队前，汉满官兵则紧随其后，乾隆亦称“明亮未尝不知此地之危险，而令降番土兵前往尝试”，(36)此等偏私也应加以指出。这种局限性，不仅取决于满人在清朝职官体系中的地位，而且反映出一种微妙的文化心态。
注释：
①参见（清）弘昼等：《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辽海出版社2002年版（影印本），第325页。
②参见赵尔巽等：《清史稿》卷301《傅恒传》。
③参见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5页。
④《清高宗实录》卷332，乾隆十四年正月癸丑。
⑤《清高宗实录》卷332，乾隆十四年正月丙辰。
⑥据《平定金川方略》卷24载：乾隆十四年二月初六日，傅恒班师。
⑦《清高宗实录》卷336，乾隆十四年三月癸丑。
⑧《清高宗实录》卷331，乾隆十三年十二月癸卯。
⑨《清高宗实录》卷330，乾隆十三年十二月甲午。
⑩《清高宗实录》卷333，乾隆十四年正月壬申。
(11)参见赵尔巽等：《清史稿》卷330《明亮传》。
(12)据《清高宗实录》卷1004载：乾隆四十一年三月初八，明亮被授为成都将军。
(13)据清方略馆纂：《平定两金川方略》卷136载：乾隆四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明亮改授为四川提督。
(14)《清高宗实录》卷943，乾隆三十八年九月甲申。
(15)《清高宗实录》卷963，乾隆三十九年七月己巳。
(16)《清高宗实录》卷1398，乾隆五十七年三月庚辰。
(17)李恒：《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292《奎林传》；吴丰培、曾国庆：《清代驻藏大臣传略》，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9页。
(18)《清高宗实录》卷1399，乾隆五十七年三月壬辰。
(19)赵尔巽等：《清史稿》卷331《奎林传》。
(20)参见赵尔巽等：《清史稿》卷330《福康安传》。
(21)据《清高宗实录》卷1398载：乾隆五十七年三月十五日福康安被授为大将军。
(22)据《钦定廓尔喀纪略》卷20载：福康安等于乾隆五十七年正月二十日抵达拉萨。
(23)据《钦定廓尔喀纪略》卷26载：福康安等于乾隆五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抵达日喀则。
(24)(25)参见邓锐龄：《乾隆朝第二次廓尔喀之役(1791-1792)》，《中国藏学》2007年第4期。
(26)《清高宗实录》卷1410，乾隆五十七年11月癸酉。
(27)参见赵尔巽等：《清史稿》卷312《傅清传》。
(28)《清高宗实录》卷351，乾隆十四年十月丙申。
(29)赵尔巽等：《清史稿》卷312《傅清传》。
(30)《清高宗实录》卷377，乾隆十五年十一月乙卯。
(31)参见赵尔巽等：《清史稿》卷301《福隆安传》。
(32)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合编：《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相关条目，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版。
(33)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合编：《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相关条目。
(34)参见邓锐龄：《乾隆朝第二次廓尔喀之役(1791-1792)》，《中国藏学》2007年第4期。
(35)参见谷岚(Fabienne Jagou)：《满洲将军福康安：1792至1793年西藏政务改革的先驱》，《边臣与疆吏》，《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法国汉学》第12辑，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56-158页。
(36)《清高宗实录》卷988，《清实录》第21册，第1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