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流程中的“中山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山狼论文,流程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深受世界人民喜爱的中山狼故事，以其独有的哲理思想和艺术魅力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民众，因而廓清其来龙去脉，把握其文化属性就显得十分必要。本文将我国中山狼故事置于世界民间故事的流程中加以研究，在比较中既探讨了该故事的共性，又分析了该故事的民族个性，并得出其文化之源。在大量的文本分析中，着重解剖了中山狼型故事交流的多重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 故事学；中山狼故事；文化流程；类型
在中华大地上，家喻户晓的“中山狼”故事，以其深刻的寓意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民众。在文学殿堂里，被许多作家吸收进创作素材之中，写出了耐人寻味、扣人心弦的千古绝唱。那么这则颇富文学色彩、哲学意味的“中山狼”故事在文化流程中是如何发展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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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狼”故事是一个世界型的民间故事，美国学者斯蒂斯·汤普森的《民间故事类型》将其归入155型中，名为“忘恩负义的蛇再度被监禁”（The ungrateful serpent Returned to coptivity）。该类型故事在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希腊、土耳其、俄国、斯洛文尼亚、印度尼西亚、阿拉伯、印度等国家广泛传播[①]。同型故事在中国不仅以寓言“东郭先生和狼”，小说、戏剧“中山狼传”等作家文学形式传承，而且还深受民众的普遍欢迎和接受。美籍华人学者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列举了26则AT155型故事在中国民间的流传，并将该类型故事情节剖析为：Ⅰ[追赶]（a）国王 （b）猎人或（c）凶恶的动物追赶 （d）狼 （e）或蛇 （f）或其它凶恶的动物。另一种开头：（g）一人或动物救出一凶恶动物。Ⅱ[恩人]（a）年轻学者 （b）马或（c）另外的人或动物起了怜悯之心 （d）说得追赶者再去追赶 （e）逃亡者被装在袋子或（f）箱子里。Ⅲ[以怨报德]（a）当狼（或别的动物）脱险后，要害恩人。（b）双方请动物、人等作裁判，他们站在凶兽一方，指责人们平日的残酷。Ⅳ[再度被擒]最后他们遇到（a）一个老人（b）一个猎人 （c）一只兔子 （d）别的动物或人，把凶兽重新装进袋子（箱子）里，弄死这忘恩负义的东西[②]。
除了丁先生列举的26例外，我在浩瀚的中国民间故事海洋中又搜罗了20余则，分别在汉族、藏族、蒙古族、苗族、回族、瑶族、壮族等几十个民族中流传，其中以汉和藏族同型故事最为典型。而根据斯蒂斯·汤普森所述，此型外国故事以印度故事最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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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中山狼”故事
早在公元5世纪，叙述佛陀生前故事的《佛本生故事》就已载录了“中山狼”故事的雏形文本。例如第七个故事《有德象王本生》讲道，有德象王在莽莽林海中搭救了一位迷失方向之人，并将其护送出森林。但此人忘恩负义，屡屡前来割取象牙牟得暴利，最终被裂开大地的火焰烧死[③]。
这个故事已具备被困、被救、恩将仇报、再次受罚等“中山狼”型故事的基本构架，因此属于AT155型故事早期形态是没有问题的。而这种记录的佛本生故事“绝大部分都是寓言、童话等小故事，是古代印度人民创造的，长期流行在民间”，“各教派利用它来宣传自己的教义”[④]。可见“中山狼”型故事在印度民间早有流传。今天它还以活态形式活跃在印度的乡村野里，其中以“聪明的仲裁者”最为生动。
该故事讲述一只老虎在森林里闯入铁笼之中，被一位好心的婆罗门所救。老虎出笼后根本不理会刚才所发之誓言，要吃掉婆罗门，婆罗门就去找栗树、水牛、小路评理，却得到应该被吃掉的裁决。在悲痛万分之时，一只豺充当裁决者。它故作不知二者所云之事，让其重新表演，再次将老虎送进了笼子[⑤]。该故事可视作典型的“中山狼”故事，故事里刻画了老虎忘恩负义，婆罗门的愚笨无知等性格，其对话生动逼真，在紧凑跌宕的情节之中，给人以深刻的警喻。
“中山狼”故事在汉族
汉族民间流传AT155型的“中山狼”故事，据目前所发现异文已达30余则。从明代开始，“中山狼”故事盛行于作家文坛，相继被康海、王九思改为杂剧，后来又将其改编，搬上舞台，至今不衰。而小说《中山狼传》更是受到民众的亲睐。据清代轶事小说集《觚剩》云：“《中山狼》为宋谢良所署。”故明人所编《宋人小说百种》、《古今说海》所录《中山狼传》均署谢良。而明代马中锡《东田集》卷五载有《中山狼传》，情节与文字大同小异，且以马中锡文字在后世传承最广，因此合理的推测是：“流传在民间的中山狼故事，后经过文人的加工、创作，最后由马中锡加以修改润色，收在自己的集子里。”[⑥]
马中锡将AT155型“中山狼”故事精心提炼，巧妙结构，在创作的《中山狼传》中，既有作家个性化的表现，又充分展示了民间文学清新、刚健的特点，堪称AT155型故事文人创作的典范佳作。其故事为：狼被猎人追杀，在逃跑中碰到墨家弟子东郭先生，并祈求帮助。东郭先生“以墨之道，兼爱为本，吾终当有以活汝”之理，“空囊橐，徐徐焉实狼其中”。狼被救之后，咆哮谓先生曰：“我馁甚，馁不得食，亦终必亡而已。与其饥死道路，为群兽食，毋宁毙于虞人，以俎豆于贵家。先生既墨者，摩顶放踵，思一利天下，又何吝一躯啖我而全微命乎？”二者各持己见，相持不下，熟知人情世理的东郭先生曰：“民俗，事疑必询三老，第行矣，求三老而问之，苟谓我当食即食，不可即已。”第一个被问的是老杏树，第二个被问的是老牛，第三个被问的是杖藜老人。老人以杖叩狼曰：“汝误矣！夫人有恩而背之，不祥莫大焉，儒谓受人恩而不忍背者，其为子必孝，又谓虎狼之父子。”狼不服，在杖藜老人面前辩解，丈人曰：“是皆不足以执信也。试再囊之，我观其状，果困苦否？”狼欣然应允。等狼再次进入囊中，丈人帮东郭先生将狼杀死，“弃道上而去”[⑦]。
《中山狼传》通过东郭先生救狼、护狼、释狼到求狼、斗狼、杀狼等一系列情节，成功地塑造了东郭先生、中山狼的丰满的艺术形象，揭示了富有教育意义的主题。
《觚剩》认为《中山狼传》“虽游戏之笔，当时必有所指，而不欲明言，托此记以抒愤耳。”马中锡正是利用这则寓意性极强的故事来抒发对社会现实的感受。而明代中叶戏曲作家康海的《读〈中山狼〉》诗“平生爱物未筹量，那计当年救此狼。笑我救狼狼噬我，物情人意各无妨。”则是对他生活经历的深刻总结。
汉族“中山狼”故事被作家改编后带有浓厚的个性及社会、政治色彩，但作家在运用此则故事时，仍然保留着鲜明的汉族民间故事的特点。故事中被问者为“老杏树”、“老牛”、“杖藜老人”等，均以“老”冠称，是民间故事中常见手法，而扭转故事之人却为“杖藜老人”，更属于中国民间文学中的“智慧老人”母题。故事中以“民俗，事疑必询三老”来推动故事情节发展，是中国民间故事中惯用的“三叠式”结构的沿用，因此从盛传于中国作家文坛的“中山狼”作品来看，它应是在民间广为传承的“中山狼”型故事基础之上发展成熟的。
“中山狼”故事在藏族
生活于青藏高原的藏族，对“中山狼”型故事表现出特有的热爱，仅我手头就有此型故事十几则，不妨摘引几例：
A：《兔子判官》讲述一只恶狼掉入猎人陷阱之中，大呼救命。一只山羊在狼的赌咒发誓、苦苦哀求下，将狼救出陷阱。出了陷阱的狼要吃掉羊，却在兔子的佯装不知中，愚笨的狼再次落入陷阱[⑧]。
B：一个徒步旅行的男子，来到一间无人居住的房屋，他隔窗看见一只躺着的老虎。饿得筋疲力尽的老虎请求旅行者把它从被关着的房子里救出来。行人在老虎发誓不吃他的情况下，救出了老虎。当他们涉过河之后，饥饿的老虎称河水冲走了它的诺言，要吃掉救命恩人。
不久来了一只小白兔，白兔假装不知刚才发生的一切；他们一起商定到那间屋子里，给兔子表演刚才老虎被救的经过，从而把旅行者从忘恩负义的虎口里解救出来[⑨]。
C：一位徒步旅行的男子越过一条河时，碰到了一只在桥墩上被困的熊。熊乞求他的解救，可人怕熊吃了他，但最终还是满足了它的乞求。解救熊后他们一直结伴而行。未过多久，熊再也无法控制饥饿的感觉，决定以怨报德，吃掉救命恩人。这时男子开始乞求，直到一只小白兔出现。兔子让他们叙述熊得救的经过并佯装没听明白，结果在桥上重作表演。于是男子把熊再次捆绑在桥墩而转危为安，和白兔一起赶路[⑩]。
藏族“中山狼”型故事中的动物形象被刻画得栩栩如生，既有动物本性的特点，又深藏着浓烈的人性色彩，是AT155型故事不可多得的佳品。
当我们对世界流行的AT155型故事介绍时，阿拉伯《一千零一夜》中所载述的“渔翁的故事”不能不提。这个被我国选进大学、中学教材中的故事，在中国几乎人人皆知。该故事叙述一个老渔翁靠打鱼养活妻子和三个女儿。一天他连撒三网，无所收获，第四网却捞上一个胆形的黄铜瓶。当他打开瓶盖时，从里面冒出了一股青烟，最后变成为魔鬼。魔鬼以过400年之后解救它为由，口口声声要杀死渔翁。渔翁苦苦哀求也不行。最后他推说不相信一个小小的胆瓶能容纳下魔鬼这么庞大的身躯，魔鬼未识破，老渔翁迅速将画有符咒的锡封重新盖上，这样才制服了魔鬼(11)。“渔翁的故事”描写了人类斗争的艰辛，寄托着劳动人民的智慧一定能压制妖气的美学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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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传于世界的AT155型故事，其异文之多难以数计。上文我们着重描述了印度、中国（汉族、藏族）、阿拉伯三国AT155型故事中最具典型性、代表性的“中山狼”故事。那么这一类型故事文化之源在哪里，它们又是如何流播的呢？为论述方便，兹列表如下（见下页）：
从表中列述AT155型故事母题分析，它应是一个复合型的民间故事；由行善故事、负义故事、受罚故事三个单纯故事重合而成。人有恩于它物的故事，为人类本性作用的结果，它体现了人类纯真的原始爱憎；负义行为在现实世界中屡见不鲜，故事以辛辣的语言给予尖锐的讽刺，表露出人类社会共有的伦理观。因此，我认为AT155型故事中的行善和负义母题应是每个民族都具有的，它是人类原始的伦理观、美学观的文学化表现。那么是否意味着AT155型故事为“文化平行雷同”呢？似乎还不能做出这样的结论。“中山狼”型故事之所以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重要的是它表现了人类用自己的智慧战胜了邪恶，而这个思想突出反映在人们利用智慧使愚笨的动物或魔鬼再次进入受困笼子（口袋、陷阱、胆瓶）内。它抓住了负义者的狂妄、愚蠢的性格特征，以奇巧的艺术构思使负义者再次受到惩罚。这个设计精致、充满智慧的“难题”，在AT155型故事中，几乎如出一辙，因此“中山狼”故事中的“受罚”母题不可能是各民族设计出一模一样的圈套让负义者去钻，合理的解释是某一个民族设计了这道“难题”后，在文化流程中被其它民族所吸收。这个首先设计出让负义者再次落入先前受困圈套之中的民族，目前没有掌握更多的资料，据我的推测，是古老的印度人民。
从上表故事情节单元看，印度AT155型故事与藏族该型式的故事是同宗异族。如果我们将藏族AT155型故事进行复合整理，故事构成的任何情节单元都可在印度故事中找到它的踪迹。换句话说，印度AT155型故事传播到西藏后，随地域、民族的不同而演化出多种异文。这些异文有的是吸收该故事某一情节，有的是某一原型等，因此藏族民众对进入青藏高原的文化都在作适合雪域文化性格的变化。同时从故事文本分析，藏族AT155型故事还具有汉文化特色，比如藏族故事的负义者狼与汉族“中山狼”可谓一脉相承，行善者被吃的理由同为“救人救到底”，此二项关键情节的契合绝非偶然，而是文化同源、文化交流的结果。
在进行藏族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中，我深感藏族故事的多民族、多地域特色，AT155型故事即闪烁着印度、汉文化的光辉，又深深根植于本土文化之中，比如“负义者”，印度是老虎，汉族是狼，藏族却为二者融合和本土固有的动物，即“老虎”、“狼”和“熊”。
藏族地处“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位于四大文明古国的中原文明与印度文明之间。自古以来，其邻近的中亚、西亚、东亚、南亚的文化源源不断地汇聚于此地，更为重要的是它充当着两大文明、两种古老文化交流的桥梁和跳板，因此AT155型藏族故事所显现出的印度文化、汉族文化特点是情理之中的事。它从一个侧面表明，藏族虽然生活于高山大峡、莽莽丛林草地之间，却从来不封闭、保守和固执，而是善于吸收、长于整合、融化外来文化的民族。他们在吸收外来文化时，并不盲目地吸取，而是有选择、有目的摄入。这些体现在外域文化涌进雪域大地之后，都作了适应雪域文化土壤、文化特色的改造，AT155型故事的藏族化即是例证。
体小、机警、灵敏的兔子，藏族民众特别喜爱，并在其民间文化中形成庞大的故事群。兔子在故事中一般都是以正面形象出现，其聪明智慧、勤劳憨厚、嫉恶如仇、不畏强暴、同情弱者，以及善于随机应变等性格特点，不正是藏族民众审美理想的反映吗？（12）赌咒盟誓使山羊、旅行者轻信于老虎和狼。溯源其文化之根，原来赌咒盟誓在藏民族的原始先民那里已十分盛行，这种习俗积淀了几千年而不断地丰富、发展，就连重大的国事外交也用赌咒盟誓来完成，如“唐蕃和同一家”，双方共盟誓上百次。藏民族赌咒盟誓、以神为证的风俗，在今天的农牧区仍有保留。因此AT155型故事中行善者深信负义者的赌咒盟誓也就不难理解了。
藏族AT155型故事并不像藏族其它民间故事带有浓厚的宗教文化色彩，在它身上散发出浓郁的泥土芳香和自然纯朴的酥油味，这是否意味着藏族和印度AT155型故事的交流渠道并非一味地由佛教文化完成，而是由民间渠道传承所致呢？
综上所述，藏族AT155型故事是藏汉、藏印文化交流的产物，是藏族民众立足本土对外域文化进行整合的范例。
“中山狼”故事大量出现于汉族文化是在明代。而明代正处于中印文化交流十分频繁的年代。许多传承于汉族的故事原原本本地缘于印度，如记录于明朝刘元卿《应谐录》里的“鼠猫”故事即来自印度《五卷书》第二卷的第十三个故事。那么汉族AT155型故事是否与“鼠猫”故事相似，在明代或明代以前受到印度同型故事的影响呢？我想这种可能性相当大，它不仅具备了民间故事交流的客观条件，其主观因素也是成熟的。
汉族AT155型故事的智者为人，印度、藏族却为动物，这一角色的差异包蕴着丰富的文化意义。人类社会的历史从动物开始。在远古的洪荒时代，人们依靠动物生息繁衍，同时动物又常常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安全，是人类的最大敌人，因此民众怀着敬仰之情感激它们，怀着恐惧之心畏怯它们。在恐惧、敬仰双重心理交织中产生了对动物的虔诚膜拜，随之就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神灵形象。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增强，逐渐萌生出以自身来控制自然的想法，随之诞生了“人定胜天”的思想。此时的人已经把注意力从动物投注到人的身上，也即是说，人从被动走向主动，因而在其文化中神性色彩已蜕化为人性的因素。“中山狼”故事中的智者为人，从一个侧面佐证了汉族AT155故事较印度同型故事要晚得多。
同时，汉族AT155型故事中的杖藜老人“须眉皓然，衣冠闲雅”，镇定机智，运用巧妙计法使狼自己钻进囊中，不正是中国民间文学中常见的“智慧老人”形象吗？作为中国汉民族民间文学的重要母题，他的出现为AT155型的汉族故事的民族化烙下了深深的印痕。
汉族“中山狼”故事的独特之处，还在于故事中闪烁着浓厚的墨家思想的光辉。“中山狼”故事中的行善者为虔诚的墨家信徒。墨家主张“兼爱”、“非攻”、“爱人若爱其身”的思想，正是东郭先生救狼之理由。当狼求救于东郭先生时，他深知狼“性贪而狠、党豺为虐”，“私汝狼以犯世卿、忤权贵、祸且不测”，“然墨之道，兼爱为本”的观念驱使着他。“吾终当有活汝，脱有福固所不辞也”。狼从囊中出来后，想吃掉东郭先生，狼就用墨家思想来诱导东郭先生：“先生既墨者，摩顶放踵，思一利天下，又何吝一躯啖我而全微命乎”；在杖藜老人帮助下，将狼“复缚囊中，肩举驴上”，“丈人目先生使引匕刺狼”时，先生又发出“不害狼乎”的哀叹，足见墨家信徒东郭先生的愚笨！作者通过杖藜老人之口嘲讽了“兼爱”的主张，“仁陷于愚，固君子所不与也”。
阿拉伯的AT155型故事的代表作为《渔翁的故事》，这则故事被记录在《一千零一夜》故事集之中。《一千零一夜》的初稿是由10世纪伊拉克文人哲海什雅里收集整理的。“他以一本古老的波斯故事《赫左尔·艾夫萨乃》（即《一千个故事》）为蓝本，并邀请民间说书艺人记录他们认为最优美的民间故事”（13）。《赫左尔·艾夫萨乃》源自于印度，最初由梵文写成，后译成波斯文和阿拉伯文。因此被誉为《一千零一夜》故事中优秀之作的“渔翁的故事”、“辛伯达航海故事”，在故事集中起着骨干的作用，极有可能“从同一印度古代传说而来”（14）。
《渔翁的故事》究竟是以何种形式传承到阿拉伯已不得而知，但故事中的善恶报应思想在同一故事集中有不少名篇。《第一个巴格达女人的故事》中那两个恩将仇报、谋财害命的姐姐被变成黑狗，每天注定要遭皮鞭毒打等，即其一例。并且在他们的“圣书”《古兰经》中充满着行善、负义、报恩等思想内容，因而这种行善报恩、负义必罚的美学理想早已存在于阿拉伯民众之中，这就为印度同型故事传入阿拉伯提供了民族心理基础。
当AT155型故事传入阿拉伯后，其文化背景和信仰已充满浓郁的阿拉伯伊斯兰教文化情调，比如《渔翁的故事》中的渔猎、大海、胆瓶、安拉等。因此阿拉伯《渔翁的故事》立足于世界流行的同型故事，但又在不断地伊斯兰民族化，从而使阿拉伯人民对它十分珍爱而长传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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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至此，我们已经梳理了印度、汉族、藏族、阿拉伯四个地区的“中山狼”型故事在文化流程中的种种表现。初步结论是“中山狼”型故事既有民族文化之根，又有外域文化的因子。故事中的行善、负义等母题为民族共同心理作用的结果；以设计精巧的计策使负义者再次进入受困物中，是由印度民众首创，而传播到其它民族和地区的。当然在世界流行的AT155型故事中，由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美学理想，全盘吸取印度同型故事也不是不可能的。正是由于传承“中山狼”型故事的国家民族既相似、又相异的文化、宗教信仰等特点，才使“中山狼”型故事呈现出绚丽多姿的色调，具有重要的文化史价值。
注释：
① Stith Thompson:《The types of the folktale》FFC NO741928.P56.
② 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8—29页。
③ 郭良鋆、黄宝生译：《佛本生故事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④ 季羡林：《佛本生故事选·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⑤ 刘安武选编：《印度民间故事集》（第一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85—287页
⑥ 侯忠义、刘世林：《中国文言小说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页。
⑦ 马中锡：《中山狼传》，见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下编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⑧ 《中国少数民族寓言故事选》，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4—55页。
⑨ ⑩ [匈]劳仁兹·拉斯罗：《藏族动物故事和DRE—MO故事》，载《民族文学研究》1989年第2期。
（11） 纳训译：《一千零一夜》（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12） 林继富：《藏族兔子故事论》，载《民族文学研究》1993年第1期。
（13） 温祖荫：《东方文学鉴赏》（上），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99页。
（14） 转引自刘守华《比较故事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页。